近日，關(guān)于蔣慶的消息傳聞日漸多了起來，人們發(fā)現(xiàn)深圳似乎一夜之之間就冒出了一位儒學家。其實前年，北京大學和天則經(jīng)濟學研究所特別邀請深圳的蔣慶前去講學，就對其評價甚高，稱之為當今中國的大儒。我與蔣慶在一起共事已經(jīng)整整十年了。十年來，我們是摯友，是諍友，論道談事，雖不乏爭執(zhí)，但心卻是時常相互掛記的。

　　記得是1994年，我從山東社會科學院調(diào)來深圳市委黨校，被分配到社會發(fā)展研究所工作。說心里話，當時我并沒有想到在深圳，尤其是在這個單位會遇到什么學者。初到所里便聽說這里有一位大儒，名叫蔣慶，對中國傳統(tǒng)儒學極有研究。我們終于見面了：他中等個子，很隨便地穿一件夾克衫，整齊干凈，不見刻意修飾，一切都顯得很平常，唯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上唇那一撇濃濃的小胡子，略顯港臺之風。這就是那位“大儒”，我心中泛起無數(shù)問號。

　　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在開會時見到了我的老師，復旦大學的朱維錚教授。說到深圳，朱老師突然脫口說出：深圳有個蔣慶，那是個怪人。他說有次參加香港國際儒學大會，有一人穿著奇特，全身老式中裝，在與會者中格外醒目，給大家一個辜鴻銘再現(xiàn)的感覺。據(jù)說那人叫蔣慶，在深圳工作。后來，我就此事曾專門問過蔣慶。他說在80年代是買不到唐裝的，那件對襟的中式夾襖是他妻子和岳母在開會前連夜趕制的。蔣慶說，開儒學的大會，一個個油頭粉面，西裝筆挺，成什麼體統(tǒng)。研究儒學，先從正衣冠開始，別人不穿，我穿。蔣慶是個怪人被學界所傳，便由此始。

　　和怪人接觸，常會激發(fā)人的好奇感，這促使我總想去接近蔣慶，了解他的學術(shù)理念，探求他的內(nèi)心世界。一次茶余飯后，我們聊起了當今文人無行、世風日下的狀況，蔣慶不無感慨。他說應該復興儒學，用理念去填充那些蒼白空洞的心靈，用道德來拯救這世風的日趨沒落。我說這個辦不到，不管是不是知識分子，只要是人，首先得解決生存的問題，要先有飯吃，才能談得上學問。另外，讀書人還需要名聲和地位，要評教授，要有頭有臉地做人，你說的儒學，恐不切實用。蔣慶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古代的先賢大儒沒有什么教授身份，依然可以發(fā)揮對社會的影響。人是靠自己的學問、人品和信念來立足社會的，而不是靠那些外在的虛名。說著他突然把話題扯到自己身上，說：我不想再申報正高了，職稱除了與工資待遇掛鉤，可以多得點福利外，并不能說明什么！當時，我深感震驚，一介書生，終生奔波，不就是為了顯示你存在的價值嗎？這個價值是何物？專家，教授，學者是也。不要教授，不當學者，不做專家，那還追求什么呢？我突然感到眼前這人有些不凡了。當時評教授是要過外語關(guān)的，而蔣慶的外語很好，已經(jīng)有幾本譯著了，可以免試。再說他的學術(shù)專著《公羊?qū)W引論》已經(jīng)出版，成果是實實在在的，評正高毫無問題。但他不去申請，放棄教授頭銜，要實實在在地做一點有益的學問。這種靠信仰支撐起來的信念，讓我好感動。有段時間，學校領(lǐng)導考慮到蔣慶在學術(shù)上的影響，曾提議由他出任教研部主任。蔣慶得知后婉言回絕，但態(tài)度極為堅決。他這些做法在世人眼里定是迂不可及。人們會想一個好端端的學子，不小心讀了點孔老二的書，中毒太深，不諳世事，變成了一個迂闊的腐儒。不能小瞧這些事情，由于它涉及一個人的名聲、地位和實際利益，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遇事就會患得患失，是不可能堅持下去的。我也曾想學習蔣慶，嘗試放棄一些身外的東西，但終究是在世俗的幻海中漂浮，沒有蔣慶那般堅毅的定力。

　　在黨校社會發(fā)展研究所工作期間，我和蔣慶共處一室，辦公室除了是我和蔣慶的工作間外，還是我當時的居所。初到深圳，沒有房子倒也罷了，沒有親朋好友和同道知音者打發(fā)時間，卻令我時感孤獨。于是周末到蔣慶家混飯吃，便成了我的常事。我去他家，往往不坐客廳，徑闖書房，和蔣慶盤腿聊天，聽他論道。他會邊說邊動手，查找材料來證實其論斷，好在材料很熟，不會間斷思路。遇到意見不合時，我們之間的爭論是避免不了的。蔣慶很固執(zhí)，這不是脾氣的執(zhí)拗，而是學理和信念使然。這種由堅定信念鑄就的學術(shù)品格，使他要堅持自己的理念，就如同戰(zhàn)士在堅守陣地一樣，絕不讓步分毫。一次我們談到康有為，蔣慶突然情緒高漲，嚴譴康、梁為亂臣賊子，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衰落即肇始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他說是這兩部書動搖了孔學在士大夫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從而有了五四的反孔運動，導致了今天的道德淪喪和信念缺失。他說得太嚴重了，我反駁了他。我說康有為的這兩部書在那個年代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打破了人們頭腦中的禁錮，對于推動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有很好的催化作用。蔣慶堅決不同意我的看法，反復舉例說明康有為所起的不良作用。當時，我們各執(zhí)一端：一從近代化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社會的進步，一是站在傳統(tǒng)思潮的角度去惋惜文化的“禮崩樂壞”。由于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我們誰也不可能說服誰。至于說到對五四運動的看法，蔣慶的認識并非無可取之處，只是略顯偏激而已。爭執(zhí)使我感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符號保存于我們的遺傳基因中，我們在清理這些寶貴財富的同時，要本著一種向前看的姿態(tài)，才能使傳統(tǒng)文化擁有現(xiàn)實的時代風貌。

　　蔣慶是按照他自己的體認來研讀六經(jīng)的。他對先秦諸子和宋明理學極為熟諳，談到其中任何一人，均如數(shù)家珍，其中最讓蔣慶折服的，除了孔子，就是王陽明。這位明代的著名思想家，無論學理還是做人，都讓蔣慶著迷，對他極為崇拜，進而模仿之。退休以后，蔣慶去了當年王陽明所在的貴陽龍洞，用自己幾十年的積蓄，在當年王陽明居住的山洞附近買了塊地，蓋了幾間磚瓦房，取名曰“陽明精舍”。這成了蔣慶安排自己晚年生活和讀書的去處。據(jù)說那兒地處深山，風景優(yōu)美，山清水秀。房前還有個小水庫，邊上種了一片蔬菜，房后是大山�！瓣柮骶�舍”的小小院落白墻紅瓦，隱于綠郁蔥蔥的深山之中，宛如一幅傅抱石筆下的高士隱居圖。我曾經(jīng)勸過蔣慶，去那么遠的地方干什么！生活無人照應，信息也不靈通，離貴陽還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山上又不通公路，這不等于出家嗎？別和自己過不去了。蔣慶不聽，執(zhí)意如此。他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學在民間，在民間傳播學問，讓學問形成信念，使信念改變現(xiàn)實中的一切不合理狀況，可以使中國社會逐步恢復理性和秩序。他認為中國總是要有人去做這件事，與其等待別人去做，不如自己現(xiàn)在就做，身體力行。蔣慶從讀經(jīng)開始發(fā)癡，由書癡、理癡到對宋明理學大儒的頂禮膜拜，最后走進深山隱居起來，可以說是一個活脫脫的癡呆子。他現(xiàn)在每年絕大多數(shù)的時間蜇伏于深山之中，讀書講學。國內(nèi)外一些人慕名而至，好奇參觀者有，觀摩仿習者亦有，更多的則是前來論道問學，相與辯詰，行者絡(luò)繹不絕。我曾戲言蔣慶：古人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王陽明故于1528年，現(xiàn)在只剩二十多年就夠五百年了，你只要努力活著，就會有出頭的日子。

　　蔣慶并非問學初始就癡迷儒學的。他畢業(yè)于西南政法大學，原本可以做一個很不錯的法官或律師。但是對文化的執(zhí)著，使他開始追求人類的終極關(guān)懷。他研究過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禪宗的教義理念，翻譯過《基督的人生觀》等許多西方學人的著作，但這都未能使他尋找到可以使自己信服的理論。彼岸的東西畢竟過于虛無飄渺了，他需要在俗世中尋找自己的理念。由是，他開始關(guān)注孔子，了解儒學。待到真正讀經(jīng)讀進去了，便一發(fā)不可收了，他終于體悟到，在今天這個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要想保持社會的平衡發(fā)展，必須用孔子的學說來洗滌人們的頭腦，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來拯救這世間道德理念無可奈何的沒落。我曾問過他，其主張是否與海外近年來炒得沸沸揚揚的新儒家學派相一致。蔣慶說：“我主張反對和批判新儒學，我堅持的是中國純粹正統(tǒng)的儒家學說，而新儒家學派則是用西學的方法對儒學進行了改造的產(chǎn)物，他們堅持的是西方中心論，而我則立足于中國文化本位�？梢哉f我是老儒學，我是儒學的原教旨主義者�！�

　　由于堅持這樣的一種認識，蔣慶常常會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有時會很守舊，有時也會很新穎。記得有一次我和蔣慶共同接待歐洲的一個代表團，因團員皆歐洲一些知名大學的學者，故交談中多了一些學理的探究。對方在談到社會發(fā)展時，無意中提出了一個原則，即進步是衡量社會發(fā)展的唯一尺度。蔣慶立刻表示反對。他說進步不是唯一的尺度，把進步做為社會發(fā)展尺度的認識，是社會科學受了達爾文學說影響的結(jié)果。人類社會發(fā)展最重要的標準，是幸福。如果舍棄了對幸福的追求，進步的意義又何在？如果我們以幸福做為衡量社會發(fā)展的尺度，就不會去做那些開山毀林、破壞環(huán)境的事情。社會的發(fā)展若僅以進步為唯一尺度，則往往犧牲的便是幸福。這在十多年前科學發(fā)展觀尚未被人們認識的時候，蔣慶表達出這種理論見解，很是讓那些西方學者開眼界，大感興趣。

　　蔣慶醉心于自己的學問，對學理的深入研究，使他產(chǎn)生了許多想法，將這些想法結(jié)集，蔣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公羊?qū)W引論》、《政治儒學》都是蔣慶的代表作。這些著作表達了蔣慶對儒學的根本看法，以及他研讀經(jīng)學的心路歷程。在商潮如海的深圳，能有人不炒股票，心無旁騖，鉆進故紙堆，去鉆研這些不討人喜歡，又費心費力的事情，這就難免讓人有些驚詫了。于是海內(nèi)外就有人前來拜訪，來看看蔣慶。日本著名企業(yè)家稻盛和夫先生十多年前曾來深圳專程看望蔣慶；
北京著名經(jīng)濟學家盛洪先生，也時常在周末飛來，住上一天，然后飛走。盛洪和蔣慶談天論地，雖然二人所熟悉的領(lǐng)域各不相同，但學理的鉆研達到一定高度時，表達的則是一種終極關(guān)懷，這是對中國文化的關(guān)懷，是對人類文明的關(guān)懷。

　　在這個世界上，表達關(guān)懷的人有，居心叵測的人也有。蔣慶由于堅持自己的學術(shù)觀點，與人爭論辯解是常有的事，甚至連他的一位在學術(shù)界頗有知名度的好友也因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日漸疏遠。蔣慶因為學術(shù)觀點的不同而與人爭執(zhí)，寫文發(fā)難，由此也得罪了不少人。記得有一次，領(lǐng)導找我，告知北方學界的一位“大人物”，給深圳寫了封信，講了蔣慶的錯誤觀點，并說深圳怎么能讓這樣的人在黨校工作？他能把我們的領(lǐng)導干部教育好嗎？要求將蔣慶調(diào)離現(xiàn)職工作崗位。學術(shù)上有不同看法或觀點，本是極正常的事情，可以商榷、辯解，甚至爭執(zhí)，皆無不可，采取組織手段來解決學術(shù)問題妥當嗎？在社會發(fā)展中，文化本是多元的，如同大自然的五光十色、多彩多姿一樣，真要九九歸一成為一色，那只能是濃濃的黑暗了。好在領(lǐng)導比較開明，了解情況后未再做追究。這件事之后一段時間蔣慶潛心準備，開出了一門新課：《中國古代治國方略研究》，這是結(jié)合歷史，總結(jié)經(jīng)驗，服務(wù)現(xiàn)實的新課，可以說沒有一定的史學功底，是講不了的。這課經(jīng)蔣慶推出，立即受到了學員的歡迎。實踐證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確有許多精華，它是先人聰明才智的結(jié)晶，是歷史智慧的體現(xiàn)，對于今天的改革大業(yè)仍有現(xiàn)實的借鑒意義。所以，不能客觀認識儒家文化的歷史價值，不是不懂文化，就是沒有文化。

　　1999年，一本名叫《呼喊》的書風靡一時。書中將改革20多年來的中國思潮概括為五種聲音，而蔣慶則被列為封建主義聲音的代表，是替早已死亡的文化招魂。這一看法雖然代表了國內(nèi)一部分人的認識，但仍是可以商榷的。歷史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文化也是一樣。發(fā)展是文化的時代品格，傳統(tǒng)是文化的內(nèi)在素質(zhì)。文化不同于其它的物質(zhì)文明，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的產(chǎn)物，同時又是精神生活的依托。如同宗教一樣，不能因為它停留在虛幻的彼岸世界而否定它存在的價值。儒家文化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存在了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時段，如此長的生命力，自有其永恒的魅力所在，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一個早上把它消滅得干干凈凈。宋人張載有言：士大夫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彼�把宏大的抱負寄托于世代的讀書人，希望讀書的仕子能夠?qū)崿F(xiàn)心中的理想社會。蔣慶所做即“為往圣繼絕學”，是要把已經(jīng)斷了的文化香火續(xù)上，難度之大可以想見。近幾年間，蔣慶感到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必須要從孩童抓起，又主動承擔了國家教委主持的幼童讀經(jīng)啟蒙教材的編纂，所有這些均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一位留美學者在報刊和網(wǎng)上對此事大加攻擊；
也有人說這是裹腳布再來。讓人不解的是，你們可以去美國學西洋文化并沒有人反對和攻擊，為什么對于蔣慶研究自己國家的傳統(tǒng)文化卻如此大動肝火呢？那些總以為只有自己掌握了終極真理，別人所說皆是無稽之談的人，其實是不見陽光的盲瞽。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乃裹腳布，是想表現(xiàn)一下西學風度，殊不知自己正是小腳女人下的仔。自以為穿上了洋裝，就變成了紳士，其實芋頭再怎麼包裝，終究不是朱古力。

　　在一次市政府召開的全市文化工作研討會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會代表多嘆息深圳無文化，沒有高品味的文化人，要實現(xiàn)文化立市戰(zhàn)略實有難度。難怪，他們并不知曉蔣慶其人：出版過多部譯著、專著，并在海外有多種版本，影響要比國內(nèi)大得多。日本和北京的許多知名學者常常會悄然而至來深圳與蔣慶會會面，前些年蔣慶還應邀赴臺灣訪問講學。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在海內(nèi)外儒學界聲譽雀起的人物，在我們深圳卻無人知曉。至于深圳究竟有多少潛在水下的文化人，有多少個王慶、張慶、李慶，就更不可能清楚了。你以為在風口浪尖上漂浮的泡沫才是高品味、高素質(zhì)的文化人麼？錯了。古人云：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人們總喜歡說深圳太年輕，林子小，招不來什么好鳥，殊不知大蟲就臥在你的腳下卻蒙然不覺。只有待自己有了文化，能夠潛入水中，才會發(fā)覺身邊哪條魚大，哪只蝦小。

　　有時我想，為什么深圳這個地方會出現(xiàn)蔣慶這樣一個人呢？蔣慶是80年代特區(qū)初建時舉家遷來深圳的，算得上是這座城市文化建設(shè)上的拓荒牛。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是國內(nèi)市場經(jīng)濟發(fā)育最為成熟的城市。在這兒生活的人，不知做生意，不會賺錢，等同傻子。蔣慶和他的妻子都是工薪階層，維持生存夠了，但要過得寬裕些卻極為艱難。都說深圳人浮躁，難得沉下心來去做事。誰不想過得舒服些，要享福就得多掙錢，想掙錢就得出去跑事。蔣慶就是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中，潛心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學術(shù)著作。他的書房是這座城市最安靜的去處。中國的對外開放使蔣慶借助深圳便利的資訊優(yōu)勢，較早接觸香港和海外新儒家學派的思想理念，啟發(fā)了他由向西方探求真理而皈依中國儒家文化。在商潮如海的深圳，蔣慶“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轉(zhuǎn)眼之間20年的時光過去了，蔣慶在他那獨立的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由學法走向崇儒的人生轉(zhuǎn)變。作為一個文化人，蔣慶多年的苦讀修煉，成功地塑造了自己；
但是作為一個“大儒”，他教化社會，濟世安民的愿望還遠沒有實現(xiàn)。

　　蔣慶研究的是古人的文化理念，與今日已相去遠矣。我并不認為在今天的社會，照搬古人的一套做法會有什么成效。然而政治與文化是不同層面的東西。政治更多考慮的是現(xiàn)實的利益，而文化則是要有積淀，有傳承的。中國文化的香火不能自燃自熄，總要有人把這文化的火炬點燃，高舉起來，照亮那些在迷茫中漫漫長行的世人。佛家有言：晨鐘暮鼓喚回苦海夢迷人。世人能否被喚回是一回事，司鐘敲鼓人的苦心救世又是一回事。在世界和中國，毫無治世作用的宗教可以有它存在的價值、理由和空間，為什么代表中國數(shù)千年文明之久的儒學不可以研究和傳承呢？改革開放以來，除了主流思想以外，社會還能有多種思潮出現(xiàn)，并不是一件壞事，它體現(xiàn)了今日社會的極大包容度，可以讓國人在比較中認識真理，接近真理。寬容對于國人來說終究是稀缺的東西，多一些寬容是福祉而不是災難。蔣慶把做學問與做人統(tǒng)一了起來，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看社會上那些終日為名權(quán)利所奔波忙碌的人們，蔣慶雖為布衣草民，卻有一番浩然大氣！這正是大儒不同于常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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