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東盟峰會流產一周之后，泰國總理阿披實宣布了修憲建議，期望通過各方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泰國面臨的政治危機。至此，歷時三年的泰國政治運動終于觸及了泰國政治最為隱秘的核心，不僅關乎泰國憲法237條，而是泰國的民主體制在普密蓬國王的威權統治下到底還有多少合法性的問題。由此延伸，可以看到，幾乎整個大東亞地區(qū)的政權，都因此面臨這同樣的考驗，一個表面的民主到底還能維持多久。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不容易，三年來泰國的街頭政治也具相當的迷惑性。首先，必須厘清泰國政治體制的基本現狀，有關普通泰國國民與政治的關系，這是他們輪番走上街頭的背景。

　　凌駕民主的普密蓬

　　今年1月19日，一名曾經生活在泰國的澳大利亞人Harry Nicolaides，被泰國法庭以“冒犯國王”的罪名判處三年徒刑。Nicolaides是一名原希臘裔塞浦路斯人，2003到2005年期間生活在泰國的清萊。2005年曾經出版了一本小說，其中有一段103個字的段落被泰國法庭認定“使用了對國王粗魯無禮的詞句”。而這本小說只印刷了50本，賣出了7本，且在2005年出版前，Nicolaides還曾向泰國的大學和審查機構寄出了樣書。按照泰國法律，Nicolaides所觸犯的“不敬罪”可面臨最高達15年的監(jiān)禁。他在2008年8月31日被泰警方逮捕，庭審時，Nicolaides主動認罪獲得三年的從輕處罰，最后在國際輿論和澳大利亞政府的壓力下，于2月17日獲“國王特赦”得以離開泰國的噩夢之地。

　　但是，Nicolaides并非獨立個案，只是為媒體廣泛報道而獲致國際社會關注的一樁。同樣在去年4月，一位年輕的社會活動分子因拒絕在電影屏幕前播放王室歌曲(國歌)時起立被起訴；
11月，SulakSivaraksa，一位75歲的學者，在半夜被警方逮捕并帶往450公里之遙的警局，被控他曾在前一年的大學課堂上發(fā)表了對王室以及“不敬罪”的批評。

　　這些案件表明，泰國的君主立憲體制下，公民的基本權利并未得到保障，民眾對國王的普遍擁戴和尊敬掩蓋了人權問題背后的民主體制缺陷和社會分裂，過去三年的街頭政治正是這一問題的充分暴露。一個不受民主體制約束的國王，只能使用恐怖對付異議分子、用民粹主義統治大眾、依靠傳統利益集團間的平衡來鞏固其威權地位。這一特征不僅代表泰國民主政治的缺陷和癥結，也暗合大東亞地區(qū)諸多政權的本質。

　　如果說過去半個多世紀里每隔兩年多便來一次政變的歷史尚不足以說明這一問題，“黃衫軍”上街反對他信及其頌猜內閣也只停留在社會運動的層次，那么，此次反獨聯“紅衫軍”沖進帕塔亞東盟峰會會場以及隨后的政治發(fā)展，就已經直指泰國的國王統治合法性。這在泰國歷史上空前的，其中的民主意義非比尋常。

　　他信對泰式資本主義的挑戰(zhàn)

　　透析執(zhí)政的阿披實政府，不難發(fā)現，親他信的頌差內閣倒臺后，他的執(zhí)政基礎是泰國的軍方、官僚集團和華人資本所代表的傳統泰式資本主義，這同時正是泰國國王在泰國扎根已久的基礎所在。

　　這一傳統的泰式資本主義受益于越南戰(zhàn)爭期間的美軍駐扎所帶來的國際化，在成功孕育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騰飛的同時，保持著最低限度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和平行的官僚腐敗、屢屢干預政局的軍閥勢力和停留在中世紀的監(jiān)獄制度。而阿披實所在的民主黨，1992年那場大規(guī)模抗議導致終結軍事統治的受益者，在泰國政治體制內長期扮演軍方力量的反對者，與新加坡政權內的反對黨幾乎如出一轍，恰如其分地表演著泰國有限民主的角色，其合法性來自普密蓬國王，即最高威權本身，而不是民主選舉。

　　正因為此，流亡在外的他信始終提醒著國際社會，他是一名民選總理，具有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正當性。但是，他的失敗卻在于對傳統利益集團政治的挑戰(zhàn)，一個新興電信產業(yè)大亨對泰式資本主義的顛覆，而且，最致命的，他同樣運用了民粹主義手段建立起牢固的選民基礎，即廣大貧困農村的農民。

　　散居在農村中的泰國農民，似乎與繁榮的自由經濟脫節(jié)，陷入長期貧困中，只能通過子女賣淫等方式來紓緩，造成亞洲最大的賣春市場之一，以及泰國嚴重的社會分裂。這一分裂，當三年前市民為主體的黃衫軍發(fā)起反對他信-頌猜政權的社會運動以來，演成了城市中產階級與農村貧民的對立和沖突。而這一沖突的嚴重程度，恰恰暴露了泰國現有民主政治的有限性，已經無法容納或者滿足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利益表達，特別是2006年泰國憲法修訂后的237條，排除了他信短期內重返政治競技場的可能，也迫使他信所在的人民力量黨除了訴諸社會運動或街頭政治別無他途。

　　然后，外界觀察到，泰國的窮苦農民們組織良好，學習著城市中產階級擅長的社會運動方式，重演沖擊政府機構。但是，與兩、三年前泰國軍方的消極應對不同，當時，詩琳通公主甚至親臨黃衫軍的一名女死難者的葬禮，表明了王室立場；
此次泰國軍方的反應卻是強烈的，為避免失控，“紅衫軍”及時組織了撤退。

　　1976：沖突的根源

　　作為亞洲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最為發(fā)達地區(qū)之一的泰國，議會政治凋敝，代之以街頭政治并形成常態(tài)，固然表明其民主的欠發(fā)育和脆弱，就像拉美的經驗，威權政權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民社會為伴生，共同維持一個形式民主的存在；
但是，對泰國來說，軍方與國王的聯合威權形態(tài)太過強大，已經阻礙著第三波民主運動以來的民主發(fā)展和鞏固。

　　從中，外界甚至可以發(fā)現泰國社會運動的根源，就在威權政權內部——如同韓國1980年光州事變的意義，1976年，泰國軍方粗暴鎮(zhèn)壓了國立法政大學的學生運動。出身泰國精英階層的法政大學學生們，發(fā)起和組織了1970年代泰國激進的左翼學生運動，在鎮(zhèn)壓后有的進入叢林，有的轉入商界，還有的，則成為后來社會運動的主力。只是，進入21世紀后，這批運動的精英早已分裂為反對他信和支持他信的兩派力量，并且輪流主導著過去三年的泰國街頭政治。

　　在這意義上，只要泰國軍方不徹底退出政治，“junta”不受到真正約束，泰國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運作——將國王納入民主政治，實現虛君或者共和——那么，泰國的街頭運動就不會結束，每隔兩三年就來一次的政變、兵變也會繼續(xù)重演。

　　“4.12”行動前后，他信在海外第一次向普密蓬國王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國際社會再一次關注起泰國的共和前景。一個新興產業(yè)大亨有意無意間為泰國的民主進步做出了一次實質性貢獻，這不能不說是新興市場國家密集的東南亞地區(qū)的一個極為可喜的先例，為該地區(qū)的民主轉型走出了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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