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東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國立場的正當性。當務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確立，即在重視經濟發(fā)展的同時重視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發(fā)展。如果中國經濟日益發(fā)達，而文化卻不斷萎縮，必然會因經濟和文化發(fā)展不平衡而導致結構性內耗。因此，今天不僅需要全面振興傳統(tǒng)文化和創(chuàng)化新文化，而且為了減少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誤讀”，需要堅持文化的可持續(xù)“輸出”，從而形成文化和經濟均衡發(fā)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體化神話，彰顯東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國文化立場。

　　法國當代思想家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將整個社會資本分成三個資本域，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1]就“經濟資本”而言，每個國家都可以用GDP來量化。今天中國的經濟資本日益雄強。1972年中日邦交正�；�，當時中國GDP總量大抵僅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然而2005年中國外匯儲備第一次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一，按照現(xiàn)在的發(fā)展速度在未來十年中中國GDP總量將名列世界前茅。換言之，中國只用了30年時間就同日本成為了1比1的對手。難怪日本在東海油田和釣魚島等諸多問題上會跟我們不斷摩擦，因為面對中國的崛起他們沒有調整好心態(tài)，還不能接受一個龐大經濟強國重振輝煌。但中國經濟資本的強大提升是任何國家都擋不住的。在科技一體化和制度并軌化中，中國的和平崛起將對人類的發(fā)展有重要的平衡意義。

　　然而，當代中國的“文化資本”卻不容樂觀，20世紀過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國文化身份出現(xiàn)了辨認上的危機，文化象征資本嚴重滯后于經濟資本的提升�！跋笳髻Y本”建立在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之上，它是一個國家是否是強國形象的辨認標記。經濟崛起而文化象征資本下滑，必然出現(xiàn)一手硬一手軟的現(xiàn)象：經濟雄強，所以國際上“中國威脅論”、“中國分裂論”、“中國崩潰論”頻頻出現(xiàn)；
而由于缺乏文化對中國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觀念軟著陸，缺乏用文化對這個大國崛起以后動向的加以清晰說明，而出現(xiàn)種種文化誤讀。為避免諸種情況之發(fā)生，應該下大力氣抓文化象征資本的積累和創(chuàng)新，使經濟崛起和文化創(chuàng)新的雙翼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強國形象，在新世紀強調東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國和平崛起與重鑄輝煌具有立場的正當性。當務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確立，即在重視經濟發(fā)展的同時重視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發(fā)展。如果中國經濟日益發(fā)達，而文化卻不斷萎縮，必然會因經濟和文化發(fā)展不平衡而導致結構性內耗。讓世界逐漸消除對抗中國崛起的敵對情緒，使得中國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強國一道引領世界未來的新文化走向。

　　一 大陸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時代的身份改寫

　　“文化身份”意味著某種文化只有通過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書寫，才能確認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這種與它種文化相區(qū)別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權主義前提條件。

　　文化身份是在與“他者”文化鏡像中對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異性的某種認同。[2]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潛在地存在于國內外各種權力抗衡中，其性別、種族、階級、年齡、語言、圈層、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構成形成斑駁陸離的色彩，意味著個體存在價值與其文化身份不可須臾剝離，相反總是受到整體社會和族群的深刻影響。在后殖民主義風靡之時，文化身份又與話語相關聯(lián)。在賽義德的話語譜系中，身份成為一個重要范疇，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權力話語中的“身份認同”、后殖民的“身份體系”等。如今，人們熱衷于談論“身份危機”、“身份沖突”“身份認同”、“身份建構”、“身份重建”等話題，[3]表明身份立場在當今世界實際上成為一個繞不開的重大話題，同時說明全球化正在使人們逐漸失去身份認同的基本特征，人們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價值共同體，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機的虛無主義話語。[4]可以說，身份危機表征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的總體危機。

　　從另一個角度看，獲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為第三世界爭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認同積極取向。文化身份不同與一般意義上的身份之處在于，它不僅僅是個體的血緣家族辨識，而是群體、民族或國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國人民”相區(qū)別，成為一個具有價值向心力文化共同體。在對自我身份闡釋和對當今世界文化闡釋的“雙重焦慮”中，國人難以正確書寫自我身份。同時，中國文化的“自我鏡像”聚焦頗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使自己獲得正確的闡釋角度、健康的闡釋心理，以及對對象（西方）和自我（東方）的正確定位，才可能真正進入“確認身份”時期。

　　大體上說，現(xiàn)代中國“確認身份”時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打破舊文化、舊觀念和舊體系的時期，也可稱之為“破舊形象”的時期�！拔逅摹币越�，中國學人一直在進行這種初級階段的身份清理工作。這一工作的艱巨性在于，如何正確地認識真正的自我歷史、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以及自我的未來。喪失這種真正認識自我的前提，舊文化的魂隨時都將重新附在新文化的肌體上。

　　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寫時期，即去除舊秩序、舊形象的前現(xiàn)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寫過程中確定真正的現(xiàn)代中國形象。現(xiàn)代中國形象，當然不是那種長辮、納妾、束胸、裹腳、抽大煙等西方傳教士剛進入中國時所津津樂道的形象，而是中國文化身份重新書寫的新形象和新品格。如果今天仍以那種文化歧視眼光看待當代中國，將是一種中國文化的身份誤置或身份強加�，F(xiàn)代中國形象已獲得了自己的超越性價值立場、多元開放的文化眼光和寬容的文化精神，這為當代中國文化身份的重新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三是新文化身份確認時期，自我身份確認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權的實質，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時期與西方對話的權力，建立從沖突到對話，從差異到和諧，從敵對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從邊緣化逐漸走向非邊緣化，并重建自己已喪失的地位。[5]

　　盡管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過去，但是在近代以來，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卻遭遇到諸多危機。這些危機的可以表述為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國文化已經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這種從中心到邊緣的歷史，使中國文化精神遭遇到內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續(xù)，使中國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幾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話語權力中，中國文化被不斷地邊緣化。這種文化處境的尷尬，使中國文化在一個多世紀以來不斷尋求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之路，并且使得文化論戰(zhàn)成為整個民族命運的大會診。[6]

　　只有稟有了這種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觀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張力結構中正確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為西方文化霸權的附屬品，也不成為中國威脅論的認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當?shù)奈幕�身份。雅�?#8226;布羅斯說：“未來有賴于重要人物的正確決定。也就是說，有賴于中國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以及歐洲、美國、日本和亞洲如何看待中國�！比绻�這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化想象的話，那么中國文化輸出將使世界重新正確認識中國，而非誤讀中國的前提條件。中國的未來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富強，而且是生態(tài)文化學意義上的文化輸出和文化對話，從而有可能為世界提供更為重要的文化參照系。這種和平而非冷戰(zhàn)的人類生存模式，其生存質量有賴于彼此的理解和對差異的尊重的程度。

　　就個體而言，往往是從文化集體無意識中獲得自己的身份記憶的。他在家庭、學校、社會中，逐漸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覺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審美方式、終極關懷方式，當其成長起來成為民族話語的擔當者時，其民族身份則上升成為顯意識而指導其行為。在民族文化共同體和參與社會物質精神生產的過程中，形成了統(tǒng)一的具有中華性的文化意識。這樣，無論他在全球化時代到了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qū)，都完全無法放棄自己的集體無意識和母語經驗。就群體而言，文化身份包括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兩個方面。從事思想創(chuàng)新和文化批判的人，大抵能從思想表達中透出該民族對世界進程的看法，其中必然包含著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梢哉f，據此而形成的倫理觀、世界觀、人生觀、幸福觀、終極信仰等都成為其價值體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喪失了這個核心層面，文化身份的辨識就出現(xiàn)困難。

　　古代中國人也曾經有過身份危機，大抵如元清兩朝等，但沒有像近代中國這樣在面對西方強權時整體上對身份失落的危機感。讀讀晚清士人關于“師夷制夷”、“中體西用”的爭論，就不難看到這種在強國夢中潛在對抗西方的苦澀之心。而當代中國學術界的前沿學者大都關注西方，并且在“追新而逐后”、“激進與保守”中去獲得盡可能全面地“西方鏡像”，這種對西方的研究性仰慕成為20世紀末西化風潮的基本癥候，對中國當代文化身份的影響不可忽視。事實上，百年來國人深刻體認到：沒有西方這個“他者”形象，一個世紀的中西文化對話互動就是不可思議的。20世紀西學研究在中國占據獨特地位，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的GDP在新世紀達到新的高度，關注東方文化身份和中國立場的東方話語入思角度受到新的重視�？梢钥吹皆诓痪玫膶�來，中國文化問題將不再成為世界的邊緣性問題，而會受到國際話語更廣泛更深刻地研究。那種堅持西方中心主義立場，堅持全球化就是世界一體化的說法，將在中國現(xiàn)代經驗中成為一種過時的另類性言說。因此，今天不僅需要全面振興傳統(tǒng)文化和創(chuàng)化新文化，而且為了減少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誤讀”，需要堅持文化的可持續(xù)“輸出”，從而形成文化和經濟均衡發(fā)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體化神話，彰顯東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國文化立場。

　　西方有人認為，沒有東方的現(xiàn)代化，沒有中國現(xiàn)代化或印度現(xiàn)代化，只有西方現(xiàn)代化模式才會成為人類的未來。這種觀點進一步導致邊緣化的東方貶損和忽視自身傳統(tǒng)價值，無視中國對整過西方早期現(xiàn)代化作出的重要貢獻而一味走向全盤西化。[7]將現(xiàn)代化觀念置換成西化話語，西化則意味著東方無可挽回地成為弱勢文化，東方價值的確被掩蓋了，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東方并闡釋東方”，[8] 就是說在近兩個世紀西方不斷在誤讀東方，或無視東方，或俯視東方，使整個人類文化發(fā)展失衡。西方中心主義權力正成為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話語。如何通過多元世界和多極世界發(fā)現(xiàn)被忽略的東方文化，成為當今世界性課題。但是全盤西化之聲仍然不絕于耳，有人一聽說弘揚傳統(tǒng)文化就認為是張揚那些已經僵死的東西，是在走回頭路。其實，弘揚不等于優(yōu)劣不分地照單全收，批評是弘揚的前奏。經過五四批判運動之后，再沒有人可以“弘揚”裹小腳、纏胸、“一個茶壺四個杯子”納妾理論（辜鴻銘），更沒有人去弘揚那些抽鴉片的劣根。作為四大文明古國的中國生生不已，沒有隨歷史的延續(xù)而博物館化，那是因其仍然秉承存在大道之故。

　　在我看來，人類文明的歷史可以分為陸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個時代。在全球陸地文明形態(tài)中，中國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成為最強大的國家。在西方處于奴隸制度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封建社會，比西方要先進得多，從而在兩種文明相遇的時候進行了中國領先式的對話。作為東方大國，中國不僅發(fā)明了紙、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等，并在哲學、天文、工業(yè)、農業(yè)、醫(yī)藥、瓷器、園林、航海、茶葉、冶金、制度等遠遠領先并影響了西方�？梢哉f，如果沒有紙，西方的文藝復興就是不可思議的；
沒有指南針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就不可能實現(xiàn)；
如果沒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貴族閱讀的沉重的圣經》，西方的大學也不會成為平民的知識圣殿。

　　然而，在海洋明文崛起的時代，中國成為“停滯的帝國”而被拋在身后。[9]中國不僅在整體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國滅種的災難。在啟蒙與救亡中中國開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尋求，并整體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現(xiàn)代化”文化價值趨向。[10]西方成為了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實體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的場所，成為傲視群雄的經濟文化帝國主義中心。當然，現(xiàn)代化不是美國化，現(xiàn)代化是各個國家自身的現(xiàn)代化�，F(xiàn)代化也不是全盤西化，而是全世界脫離物質貧窮，脫離思想困境，脫離低下的生產力，是整個人類從陸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進程。[11]

　　人類文明沒有停滯。如果說，以東方為代表的“陸地文明”成為人類文明最初的強盛的話，[12]以西方為中心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人類文明中級階段的全球化強盛，那么，東西方互相促進并曾給對方以新文化種子——東方文明曾經在很大程度上啟蒙、影響、推進了西方文明，西方現(xiàn)在反過來傳給東方以生命科學、納米技術、電子技術等高端文明，使東方文明走向現(xiàn)代。進入現(xiàn)代化之后的人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有停止探索，于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tài)出現(xiàn)了——“太空文明”。[13]從500多年前的明朝一個叫萬戶的中國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嘗試著飛天，到50年前西方人進入太空，到新世紀中國載人飛船上天，使得中國迅速成為“太空俱樂部”第三人。中國作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領域做出了艱苦的努力。緊接著中國開始了登陸月球計劃及其實施，計劃實現(xiàn)三次月球探測后進行載人登月，推動了太空文明的全新發(fā)展，為人類文明創(chuàng)新和向未知的新領域挺進邁出了堅實的一步。[14]

　　可以說，在大陸文明時代，中國是領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
在海洋文明時代，西方是領先者，中國是落后者；
在太空文明時代，中國與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向外層空間浩瀚宇宙的廣度和深度飛升，為人類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說，中國錯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時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難，那么，中國沒有錯失“太空文明”時代。中西方將在太空文明時代重新審視對方，明白任何一種文明形態(tài)都不可能長盛不衰一統(tǒng)天下。只有不斷的本體創(chuàng)新、探索發(fā)現(xiàn)、消除誤讀，才能使中國和平崛起并重振輝煌，[15]才能使大陸文明的優(yōu)勝者和海洋文明的優(yōu)勝者在太空文明這一新的文明形態(tài)下互體互用，互補互動，獲得雙贏。

　　中國在太空時代必將改寫自己的身份。我們在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的重要性時，也要注意其弊端，應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闊”的精神誤區(qū)。[16]同時也不能虛無主義到將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團漆黑或一無是處。一個世紀以來，全球沒有哪個民族像國人那樣對自己的祖先罵得這么慘。哪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沒有嗎?日本沒有嗎? 美國沒有嗎? 國人什么時候能把“審父”變成“審己”呢？說到底，中國的文化對手不是西方，重新認識差異性的東方不是針對西方，而是針對整個人類的文化盲點。我主張歷史性－民族性－人類性，我反對過激的民族主義，我申張寬博的“世界主義”，堅持人類之“體”，世界之“用”。

　　二 后霸權時代的中國文化身份與話語

　　要獲得新的文化身份，除了向未來無限之維展開以外，還必須回到歷史重新獲得自己的文化本源和批判精神。

　　中國文化在歷史長河和當代境遇中，經歷了并仍然在經歷著身份重塑和自身新傳統(tǒng)的創(chuàng)新。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中，中國文化不斷揚棄自身的負面效應并獲得全新的精神命脈。文化精神興衰依仗于的“周行不殆”的道之動。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國文化總體精神考察中，直觀體認“人”與“道”的內在聯(lián)系。文化具有三個重要維度，即思想文化、藝術文化和實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體現(xiàn)在儒道釋三家。藝術文化主要是蘊含在各種藝術形態(tài)中的精神超越維度。實用文化則包括飲食、服裝、民俗、節(jié)日等各個方面的文化范式。應該說，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脈是思想文化。[17]中國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別形成中國思想文化的三個維度。儒家強調的是“和諧之境”，道家強調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強調的是“圓融之境”。和諧、妙道、圓融之境成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關涉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中國人的行為模式，關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未來走向。[18]

　　中國文化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化形態(tài)。早在商朝時中國文化就已經發(fā)展成亞洲諸文化形態(tài)中最輝煌的文明形態(tài)，而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地基則出現(xiàn)了深刻的裂縫：在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人在承傳蘇美爾文化遺產的同時，卻被迫臣服于部落民族而使得文化產生了斷裂；
克里特島上曾空前繁榮的米諾文化，竟然迅速地銷聲匿跡；
尼羅河兩岸，法老們的威儀僅僅延續(xù)了幾個世紀，就在內憂外患中使文明拓展功虧一簣。在世界最初的幾大文明中，只有中國在歷史的消長起伏中，以其薪火相傳的綿長文化傳統(tǒng)，成為整個世界文明史中僅存的碩果。[19]

　　然而近代以來，中國形象和身份在不斷變換。18世紀，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亦不為過；
到19世紀末，中國失去了現(xiàn)代型轉型的機遇而綜合國力大幅下滑，淪為半殖民的國家；
20世紀中葉，中國在戰(zhàn)亂中衰落為第三世界國家。來自海外貿易和不斷殖民的想象以及對大陸拓居開發(fā)的欲望，使西方成為一個充滿野心的殖民征服者。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中有一條很重要的統(tǒng)計信息：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一直處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這一千年間，中國的經濟總量遠遠領先于世界其它國際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25％左右，也就是說中國這么小的當時的一個地盤，但是占人類的四分之一的經濟總量。而1000年到1500年占23％。這一千五百年當中，中國不僅是世界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而且是綜合國力最強盛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都處于領先地位。但從什么時候開始落后的呢？從1500到1800這三百年間，中國經濟的制度性障礙，使得中國成為“停滯的帝國”。這時候西方的工業(yè)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國達平并且超過。換言之，我們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著我們要落后一輩子，或者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國和西方的這種差異當中，出現(xiàn)了一個特征，就是1820到1850年中國是第一次最大限度拉開和西方的距離，可以說歐洲的人均GDP當時和中國人相比，就是在1820年是2.1，也就是說比中國高了兩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達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國比中國人均GDP高達15.6，就是短短30年中國人一下就拉開了距離。

　　經濟上的成功使西方看中國的眼光發(fā)生了變化。16世紀到18世紀末，西方人看中國人的眼光都高看一眼，伏爾泰對中國極盡贊美。為什么短短幾十年，西方人眼中的仰視的中國，中國園林、中國建筑、中國絲綢、中國藝術，在他們心中突然就失效了呢？[20]除了他們發(fā)現(xiàn)了印度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國變成一個自然資源的原產國。他不能夠進入到中國漢字文化的靈魂里去體會中國思想文化、藝術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妙處，所以他們往往只聽傳教士的說法。到了19世紀中西關系發(fā)生了根本性的移轉，中西雙方都是由一種理解到了仇視，到了敵視、憎恨。20世紀上半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戰(zhàn)時代開始，雙方的對峙加劇，一直持續(xù)到1972年。其后到1989以后同樣又出現(xiàn)了諸多反復，包括是“中國威脅論”、“人民幣升值”的提法等，都意在“遏制中國”。[21]

　　進一步看，在浩如煙海的西方圖書館，中國的書籍如此之少。當務之急，是應該結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單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現(xiàn)象。有關材料表明：在近年第九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國內出版社輸出和引進版權的比例大約是1：8，第54屆書展20余萬平方米的展出面積中，中國圖書只占786平方米，不足百分之零點四；
參展的34萬種圖書中，國內圖書只有4610種，僅百分之一點三七。我們在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單向透支”，已經出現(xiàn)了巨大的文化赤字。國際交流中的經濟赤字往往會引起國家間的爭端，但文化赤字卻沒有引起注意。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步步進逼，中國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許會敗在“文化戰(zhàn)爭”上。[22]

　　西方一直在全球進行文化輸出，而且愈演愈烈，這是不爭的事實。[23]任何既定的話語結構和權力中心都是權力和話語合作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西方人自覺的文化輸出獲得的結果。至于第三世界國家能否有效地文化輸出，涉及到經濟實力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文化輸出與國家的經濟實力之間聯(lián)系緊密，后者并不是文化輸出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甚至在西方國家的綜合國力趕超中國之前，他們的文化輸出就開始了。[24]

　　百余年來，中國走的是一條被西方不斷文化誤讀與妖魔化之路。今天中國應重新向世界展示自己新的文化形象。當代中國已經真正走向了與其他文明對話的世界性開放之路，這意味著她更加理性地對“他者”文明，同時更清醒地面對自身文明，在質疑文化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中尋求著真正平等對話的文化新秩序。[25]與經濟發(fā)展的高速度相比，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發(fā)展仍步履蹣跚，與一個文化大國的身份很不相符。國家應把相當一部分精力轉移到文化上，制定高瞻遠矚的整體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

　　中國文化的當代身份仍然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而絕非一個自明的問題。在這個強調文化身份的時代，民族指紋和血脈的保存意義何在？東方文化精神的發(fā)現(xiàn)與中西文化互動在全球化時代真的可能？知識分子在消費主義時代究竟應該有怎樣的價值擔當？有怎樣的文化精神生態(tài)平衡藍圖？難道歷史上有價值的精神之思，都將被時間逝水漸推漸遠而終歸于無。

　　我注意到，國人正在消費主義的溫情掩蓋下遭受到西方“洋消費文化”的侵蝕。消費社會中文化消費主義成為時尚，甚至消費本身就成為幸福生活的現(xiàn)世寫照。社會物質不再是匱乏的而是過剩的，思想不再是珍貴的而是老生常談的，節(jié)約不再是美德而是過時的陳詞，社會財富這塊大蛋糕等著人們分而割之，“據為己有”成為“豐盛社會”的個體原則。如今，準中產階級或中產階級們一味追求高價物品，強調消費的中心化和政治化，使得消費成為個人身份的表征，購買力成為地位、品位以及時尚的語義所指。不難看到，消費社會運作結構善于將人們漫無邊際的欲望投射到具體產品消費上去，使社會身份同消費品結合起來，消費構成一個欲望滿足的對象系統(tǒng)，成為獲得身份的商品符碼體系和符號信仰的過程。由此使得大眾彼此之間模仿攀比，進入一個高消費的跟潮的消費主義狀態(tài)。大眾在模仿他者偶像之中“挪用”他者的形象，這種消費式的模仿將權力視覺化，或者將話語權力的表征表面化和消費化。[26]

　　亞洲經濟的飛速增長使之迅速縮小與第一世界的差距，使消費中心主義成為一種炙手可熱的現(xiàn)象。正如社會學家所說的那樣，“洋消費”漸成一種文化價值傾向，即取名要取洋名，說話要帶洋文，過生日要吃蛋糕，大中學生要過圣誕節(jié)、情人節(jié)，出國移民成為顯要的事情。而且在所謂“與世界接軌”和“全球化大趨勢”的名義下，消費政治通過消費主義的示范作用，使大眾具有了模仿和普及的藍本。于是，承載消費主義的商品符號后面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態(tài)度，使中產階級的趣味逐步喪失自我意識，更多地認同與跨國公司的消費邏輯和全球化的西方秩序，而無暇顧及中國本土的社會狀況、精神生態(tài)和文化潰敗，幻想一葉障目地“忘卻”西方意識形態(tài)、種族性別和文化擴張中的文化霸權和意識偏見，成為全球化中的消費主義的實踐者。[27]

　　就其終極原因而言，近代而來的“科學”和“自由”的兩個輪子的高歌猛進，使科學之輪壓死了“上帝之神”，自由之輪壓死了“主體之人”。于是，在“上帝之死”（尼采）與“主體之死”（�？拢┑奈�機中，德里達的審美主義和博德里亞的審美主義，都試圖逃避尼采式對理性的批判的固有難題。其后的眾聲喧嘩的后現(xiàn)代之聲，使大眾文化終于消解掉知識分子的聲音。當知識分子在傳媒的“塞壬之歌”中失去方向時，社會消費文化強調享樂主義、追求及時行樂、培養(yǎng)外露的生活方式和發(fā)展自戀的個性必然成為時代的寵兒。于是，消費主義文化在強調大眾的參與時，卻不說明是否是所有公眾或是某一“新富階層”在從事享樂性的消費。西方福特主義在大批量的生產中促進大眾的消費，為把傳統(tǒng)社區(qū)的公民培養(yǎng)成現(xiàn)代意義上的消費者而不遺余力。而轉型期的中國的消費主義事實上卻是有閑階層為炫耀身份而進行的不平等的中心話語消費。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這樣一種說法：消費文化的核心是對消費者身份界定的引導和操縱，以便使他們淹沒于通過媒體特別是電視創(chuàng)造的“符號”和“形象”之中，其目的是使大眾生活于脫離現(xiàn)實的“模擬”世界。具體的做法是通過媒體使消費者養(yǎng)成消極和順從的態(tài)度。其結果是“沉默的多數(shù)”的產生。

　　文化身份的重新確立有賴于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和公正者應為弱勢群體發(fā)言，即使面對國際重大的話語權力和政治勢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場。面對后殖民時代，批判是學術發(fā)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僅僅是將知識消解為零散的碎片，僅僅不斷復制自身的“批判話語”，而無視問題本身的深度和廣度，就難以出現(xiàn)人類知識的新增長，致使話語批判變成時代知識主流的泡沫。知識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為知識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躋身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我想，痛之所以為痛，不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知識分子必須是對現(xiàn)實問題的先行見到和預先警示者，這種清醒的責任意識和所懷有的德性操持，決定了知識分子必定是負重獨行的精神行者。[28]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身份和立場已然成為經濟崛起后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知識分子價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三 文學性話語與中國文學身份地確立

　　 “文學性”問題，在中國古代并沒有今天這樣突出，因為在嚴格意義上說“文學性”一詞，最初的含義是文獻性。隨著文學的逐漸精英化而使文獻資料性受到某種程度上的忽略，僅僅突出其精英色彩。其實，中國古代文論從來就不是單一的詩論，詩書畫論一體而古今皆然，所以沒有必要由于文學是藝術的一部分而將它從藝術中分離出來變成為獨立于藝術的一個門類。真正的問題，倒是在文學性背后的中國當代文學詩意失落及精神身份失落的問題。

　　文學性討論不是空洞的文論問題，而是社會變遷中的文學身份定位問題。我想以具體是的實例來談談“中國文學的地緣處境”問題。我們知道，“地緣處境”、“地緣政治”具有其重要性。試想，如果離開了“安史之亂”的痛徹肺腑，離開了晚年杜甫在成都幾年的生命感受和詩意書寫，杜甫詩歌還剩下什么。在文學專業(yè)范圍內，文學和文學理論共分成了四個方面，而今天在這四個方面爭論不休，顯示出文學身份認同的危機。

　　一，文學的對象。文學對象可以說無所不包無所不有而難以限制，無論是天地花鳥還是民生佛禪，都可以成為文學的一部分，大眾文化當然也是其一部分。作家寫的文學文本成為自己的身份證明，如果要寫成一個雜揉的后現(xiàn)代文本，甚至新聞、圖片、影像資料和插科打諢等也無不可，只是它們要進入精英的行列很難。文學批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文學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學經濟學的合謀，批評立場消失，身份模糊、言辭浮躁、價值飄逝。

　　于是，我們是否可以轉換思路，關注“中國文學的地緣處境”：今天人們是否清楚周邊國家的利害沖突問題？是否清楚人類的生物鏈基本構成以及在生物鏈中我們處在哪個維度？是否清楚“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的涵義？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力上升，而且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還將維持上升。統(tǒng)計表明：2004年GDP排名前十位的國家分別為：第一位美國116675 (單位：億美元)，第二位 日本 46234 ，第三位德國 27144，第四位英國21409，第五位法國20026，第六位中國19317，第七位意大利16723，第八位西班牙 9914，第九位加拿大9798，第十位印度6919。

　　事實上，2004年中國的GDP已經達到全球第6位，而2005年飚升到全球第4位。[29]據一些經濟學家的樂觀估計，20年之后中國將成為美國之后的第二大國。但是與此同時問題也出現(xiàn)了：中國在逐步提升軍力的時候，美國已經制造出了子彈大的原子彈（蘇聯(lián)還是手提原子彈），而且美國全球霸權的軍事活動加劇，在關島的三艘航空母艦的“盾牌行動”針對性十分明顯。[30]在我們還在談論某些文學內部問題時，其實外部環(huán)境正在醞釀著關鍵性的變化。這個變化在于，在當下的文化討論中應該引入“地緣”、“處境”等問題，因為中國今天的周邊地緣關系要關注李登輝宣稱的“七國論”——強迫中國分裂成七個國家；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沖突已經出現(xiàn)，戰(zhàn)火紛飛、血腥傷亡的中東與基督教文明的沖突已經被西方傳媒談論成了種族和宗教問題；
被亨廷頓強調的21世紀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沖突難道一定不會出現(xiàn)？難道我們就可以完全掉以輕心？這難道不是文學要思考的對象？不是文學賴以存生的整個社會文化氛圍和它的大關系網絡嗎？如果喪失了這些重大問題，而僅僅談論那些所謂的風花雪月的所謂文學性問題究竟有多大意義？

　　在我看來，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地緣文化問題非常多。正如《帝國殘夢——美利堅霸權主義的終結》一書所說的那樣：“美國200余年的歷史，走過的是一條爭取獨立、大陸西進、海外擴張、國勢崛起、與蘇對峙、稱霸全球的軌跡。然而，自從19世紀末美西戰(zhàn)爭以后，經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縱橫，美國終于接替英國獲得霸權國地位，成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強勢地位絕不可能來自武力的脅迫和經濟的牽制，先進的價值觀和充滿活力的文化再生體系，才是征服他國家的最終力量。”[31]

　　臺海局勢關系到中國的未來，臺獨一日不止，戰(zhàn)爭可能性就依然存在。如何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這是很高的戰(zhàn)爭藝術。[32]臺海戰(zhàn)爭將使得文學地基、文化身份、社會空間發(fā)生重大的變化。在這種氛圍當中，我認為我們應該思考中國文學的深度問題。如果不思考，還像1980年代的現(xiàn)代性西化、1990年代的后現(xiàn)代性西化那樣，將在徹底西化以后出現(xiàn)“本土文學真空”，其結果只能是自己扼殺了文學精神。

　　1998年韓國出臺了一個文化國策：“文化立國”。成立了多個相關基金會，要大力推出“韓流”。所以電視劇《大長今》絕非一個電視劇推向海外而已，而是事關韓國的文化輸出戰(zhàn)略。隨著“韓流”的成功，要進一步把“韓流”變成“亞流”甚至“世流”。僅僅5千萬人的韓國遠遠地走在中國前列，中國的思想家、理論家該做什么呢？

　　另外，關于中日“東海油田”問題。日本在內的國家對中國心存疑慮和嫉恨，日本的軍事武裝明顯想壓制中國，日美聯(lián)合的趨勢值得充分注意。我注意到，詩人、小說家、戲劇家，以及我們的所謂書法家，音樂家或畫家?guī)缀醵紱]有思考或觸及這個問題。這已然說明國內的思想界諸多差異性，導致了中國大抵只能繼續(xù)強調韜光養(yǎng)晦。這些，使得新世紀中國文化身份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文化交流產生和平祥和的氣氛，是文化在當代多極世界的重要意義所在。文化不僅僅是教化，它也表征出著國家安全和人類和平的意識。如中日間摩擦較多，除了其它多種原因以外，還因為中國經濟崛起的同時，沒有注意到文化尚未深入世界人民的內心。這意味著，我們在發(fā)展科技和軍事“硬實力”的同時，文化的“軟實力”需要加大力度發(fā)展。

　　二，文化知識建構應該走出封閉而重新闡釋世界。當代知識性出現(xiàn)了很大困惑：經典知識正在失效，高雅文化已經喪失了“修為”的時代氛圍。如陳凱歌的電影《無極》被人們稱為“無聊至極”，于是胡戈就有《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使得陳凱歌變得更加無聊。過去的陳導代表著一種電影的權威和大制作的精英的身份，“饅頭事件”引發(fā)后，人們對大導演的權威身份認同感消失了；
博客上關于白燁和韓寒的爭論，“所有的圈都是花圈，所有的壇都是祭壇”不脛而走，使文壇甚至是任何壇都變得可疑起來；
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有幾個逆反式闡釋的例子：自從有學者提出屈原究竟為什么而投江而死這一“天問”后，歷代士人都在尋找著最合邏輯的答案，今天有人似乎終于找到了：屈原是因為愛楚王之妻妾而死的；
有人說，陶淵明曾經不為五斗米折腰，但陶淵明晚年流浪多年討飯，盡管他為五斗米沒折腰，但日后為了一碗飯而盡折腰；
對于李白之狂，有人卻言之鑿鑿說他是媚俗之狂；
而杜甫憂國憂民，也有人說他是一心想做官。戲說風還未過去，虛無風又來，那么我們不得不問：究竟是什么東西可以使我們的讀者以及我們一般人對文學還能產生一種脫帽的崇敬感？還會認為文學具有精神的魅力呢？還有什么東西可以使得今天的知識建構能夠具有專業(yè)精神而不讓別人說三道四呢？今天的詩人不少進入了世俗化平民化，今天的電影進入了大眾狂歡的平臺，今天的博客使得批評家的尊嚴權威喪失殆盡，文化究竟在喪失文化生態(tài)之維中降解著怎樣的精神價值呢？

　　三，文化誤讀和文學誤讀應該成為一個國際性關注的話題。整個世界都知道中國經濟起飛了，中國的國際影響正在增大。今天在美國人的餐桌上在課堂上或在任何地方人們都談論中國。今天在美國不談論中國，就像在中國不談論美國一樣是落伍。然而，西方人對中國的誤讀很多。有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子值得一說：近期我被聘為首席專家，出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個各國電臺臺長和漢語主播的研討會。我想知道的是，這些金發(fā)碧眼用漢語播音的外國人怎么理解中國文化？了解到了何種程度？在研討會上，我吃驚于文化誤讀無處不在。以下例子可以窺豹一斑。題目：列出四位中國名人（孔子、蘇東坡、魯迅、李小龍），請按照自己的喜好站隊，包括美英法德意，還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共18個主持人和臺長中，竟然有16人站到了李小龍一邊！文化身份出現(xiàn)了，他們是看李小龍的電影長大的，他們只知道李小龍而不知道孔子。一個美國人站到了蘇東坡名下，她說因為永遠喜愛“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所以記住了蘇東坡�？鬃忧懊嬲玖艘粋�韓國人，為什么站在孔子面前呢，他說孔子成了韓國的精神之父！第二題：請選出中國四部經典，《老子》，《論語》，《紅樓夢》，金庸小說，幾乎全部站在金庸的門下，這難道不引起我們的重視？西方在整體性的對中國文化產生誤解。第三題：請你在中國四大美女（西施、楊貴妃、林黛玉、鞏俐）下邊站隊，結果16人站在了鞏俐面前，2人站在西施一邊�？梢姶蟊娒襟w影響之大，使得當代精英文化正在喪失文化輻射力。當然，重要的不是去批評媒體、批評網絡、批評電視、批評廣播，而是要在這個中性平臺上去運行我們的思想，把真正文學和文學知識建構的東西貫穿進去。只有如此才會盡可能地減少文化身份錯位和誤讀。

　　四，中國文化“身份”模糊。這十幾年里，一大批學者確實是在做西學或者說西方文藝理論，但是最近一段時間，一些學者研究對象在逐漸開始轉向。在轉的過程中并不意味著在回歸什么，而是強調自己的身份立場。我在課堂上用《大學》《中庸》兩篇經典試了試博士班的學生。朱自清教授說，在中國古代，《大學》是人們在十五歲讀完小學以后進入大學（那時沒有middle school）時的讀物。我請兩位文學博士生解釋被朱熹稱為“三大綱領”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結果回答得不行。在過去十五歲學生的讀物，今天大學的博士生居然也難以解釋清楚！然后我將《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書寫出來清他們解釋：為什么開篇這么強調“性”“道”“教”？結果仍然沒人能解釋清楚。這表明在知識結構的建構上，當代教育嚴重西化已經使學生成為了嚴重的“文化偏西者”和“文化厭中者”。大學生乃至博士生的知識結構已經變得很不文化生態(tài)了；
人們在談論自然生態(tài)時，精神生態(tài)已經出了相當?shù)膯栴}。這個問題往深處說，是過去的“現(xiàn)代性”命題對儒家和道家思想過分批評或疑古所致。我又問為什么孔子要說“吾從周”？很多人從“吾從周”字面上認為孔子是克己復禮，要回到周代而不要當代。其實是這沒有讀孔子這句話的前后文。“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談到夏太遠，文獻不足證；
殷商盡管還有殘留的遺民，但是已經衰微，所以只有當代，不管是西周還是東周，是可以認同隨從的�？鬃邮谴呵锬┢�，所以“吾從周”翻譯成今天的白話文，是說古代（夏商）的禮，再也不要去堅守它了，我們要與時俱進，根據當前的情況來定。誰說孔子的克己復禮是回到古代？誰說西方只是往前面發(fā)展而不往后返觀？隨著中國的崛起，只有三“和”可以讓天下人心服。和，就是東西方的大融合。重新認識《大學》《中庸》，復興儒學，不僅僅是恢復一些禮儀，更重要的是恢復其精神。一般的儀式都可以刪改簡化甚至廢除，而真正的中國精神則應該發(fā)揚創(chuàng)新�！抖Y記·中庸》說“道不遠人”，道就存在生活當中。但為什么一變?yōu)椤皩W”就離人們遠了呢？一變成了高頭講章就與我們疏離了呢？因為它中斷了道與生活的聯(lián)系，中斷了道與人心的聯(lián)系。

　　上例說明，文學界文論界對古人思想了解太少，對西方知之甚少，對整個世界的軍事、政治漠不關心從而被世界所疏離。真正的詩人應該關心的一些大的動向，關注風云突變的時局。一些術語之爭范疇之爭和世俗之爭太多，放棄了對重大問題的思考和爭論，長此下去將使中國與諾貝爾獎、與重大理論的提出、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建樹越來越遠。喪失了問題意識和身份意識的文學和及其理論，就會不知所云或離題萬里。文學性是文學之為文學的根本屬性，但文學（literature）這個詞的本意不是純文學，任何文學一旦絕對純了，同樣會出現(xiàn)文化生態(tài)失衡。我們也不能對抗純文學，它是我們文學中的高峰尺度，代表從事文學業(yè)務者精神沖刺的高桿。如果一定要把這高桿掃平，使?jié)M地都是精神侏儒，那文學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同樣，如果只要這個高桿而其他形式都不具有合法性，生活還有何多元斑斕的色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文學理論的知識建構，應該加強中國的文學身份性建構，看看我們還剩下什么還剩下多少！如果以東方的智慧避免了核戰(zhàn)爭，未來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國，那時我們當以何種文化形象面對西方？用什么樣精神產品讓西人認識并欣賞東方文化魅力？西人來到中國聽中國人在唱著卡拉OK，只好說那是日本的；
看玩的是波普藝術或者流行藝術行為藝術，只能說那是美國的。那么，中國文藝理論界究竟還能拿出什么來作為西方人辨識我們身份的標志？如果沒有這一根本標志，當代文化和文學又談何體系創(chuàng)新？！

　　在傳媒時代，文化興盛除了一定要有制度性調整以外，還需要文化氛圍和媒體平臺的良性調整。在文化氛圍中傳媒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傳媒系統(tǒng)平臺上，西方強勢文化顯得相當突出，而東方文化則被“非中心化”。隨著世界格局的微妙變化，中國新文化傳播到西方而出現(xiàn)“新東方”熱時，西方當會認識到新的東方大國崛起的意義。文化精神的播撒重在傳播和宣傳，當代傳媒不是西方單邊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張本之地，而是應該營造出東西方互動的文化趨勢。[33]這需要傳媒對文化保持公正心態(tài)，充分重視對東方文化價值的宣傳，使文化播撒不是片面的，而是東西方平衡的，才能真正走向生態(tài)文化的新境界。[34]

　　四 當代中國文論身份與流派原創(chuàng)性考量

　　當代中國在文論邊界擴大化上面爭論不休。中國文論身份出現(xiàn)了辯識上的危機。文化嚴重滯后于經濟崛起。文論家的集團沒有形成，甚至可以說在長達20年之內，學者在一個一個地細讀、消化、評論西方文論家，但是沒有看到整體性地對中國當代20年以來的文論家加以研究的著作。[35]中國當代文論的前沿話語是同整個世界前沿話語相連的，其重要語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構成的一種特殊的張力場。在這一張力場中，文論的創(chuàng)新與中國立場緊密相關。

　　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經濟一體化和熱核戰(zhàn)爭的威脅使整個人類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不同的價值立場使得在全球范圍內出現(xiàn)了文化宗教層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潮流。多元文化伴隨著人類歷史而發(fā)展：中國文化傳統(tǒng)、希臘文化傳統(tǒng)、希伯萊文化傳統(tǒng)、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tǒng)、非洲文化傳統(tǒng)等多種文化不斷消長、此起彼伏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的進程。今日世界種族間的沖突層出不窮，黑人民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同性戀運動、女權運動、反文化運動等此起彼伏，整體性現(xiàn)代社會正在發(fā)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樣化。

　　多元文化主義強調尊重差異性文化。多元文化理論和實踐的健康發(fā)展，取決于一種健康的文化心態(tài)，即既不以一種冷戰(zhàn)式的二元對立思維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無元的心態(tài)對所有價值加以解構而走向絕對的個體差異，而是在全球文化轉型的語境中，重視民族文化中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的同時，又超越這一層面而透視到人類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適性和共通性，重新闡釋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確立被西方中心話語壓抑的國家文化形象。中國的現(xiàn)代性應該向人類體現(xiàn)出“東方智慧”，使得東方智慧在整個世界文化發(fā)展中成為新世紀社會文化的有效資源，由此展開東西方文化的真正對話。[36]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學理論將建構多元多樣性詩學為己任，這種多元文化觀將使?jié)h語學界突破西方文論的單一知識框架，重新審視東方文學傳統(tǒng)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學觀念，關注中國文學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現(xiàn)代性詩學特征，并通過對差異性文化精神的體認，獲得更為寬松多元的文化差異性結論。

　　在網絡傳播時代，文化從經典進入非經典和反經典，使口語寫作超過了書面語寫作的價值，日常生活感成為這個時代的合法性標志。從“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驚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斷生產又不斷被覆蓋。從珍惜語言到濫用語言，語言成為隨波逐流的無思平臺；
從人的神話到神死了，大寫的人死了，知識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寫的人和消費的人；
從烏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為幸福的別名；
從理性中心主義到感覺中心主義，整個世界和文學知識分子心態(tài)發(fā)生了整體傾斜，藝術肉身化擠壓精神性成為時代的標識。

　　當代中國文化藝術中的世俗化傾向越來越占主導地位，而精英文化卻在日常理性中日漸衰頹。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中為中國文化藝術和人的精神發(fā)展定位，成為知識分子的迫切工作。人們已經從前現(xiàn)代的線性時間觀中走出來，進入現(xiàn)代性的當下時間，更進一步進入后現(xiàn)代的時間的空間化——無時間。于是文化遠離了高層化和壟斷化，遠離了權威性和啟蒙性，進入到肉身化、獨白化、自戀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貶化、消費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綠色生態(tài)化，使人在“紅色寫作”之后不墜入“白色寫作”的怪圈，而是進入“綠色寫作”的良性氛圍，需要文學知識分子認真地思考。因為知識分子是問題的提出者，他需要對時代不斷提出問題、反省問題，把懷疑和追問放到優(yōu)先地位。

　　研究文藝學離不開中國傳統(tǒng)文論和西方現(xiàn)代文論，這是塑造新世紀中國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個相互交織并消解冷戰(zhàn)思維模式的共存時代，如果沒有西方“他者”的“鏡像”，我們就無法清晰地審視中國文化的“自我”。通過文化鏡像深度的自我審視，將有助于把東西方文化的對抗轉化為不同文化體制的創(chuàng)造性互動。我們只有在東西方有效對話的前提下，進行現(xiàn)代性反思和價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與全球性獲得整合，從而冷靜清醒堅實地進行自身的現(xiàn)代化建設。在這個意義上，傳統(tǒng)中國文化與當代“中國文論”研究，對新世紀“中國形象”的呈現(xiàn)有著重要意義：把握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對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影響，清醒地認識新世紀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國威脅論”的國際文化話語域中，強調文化文論創(chuàng)新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意義——在社會轉軌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藝話語空間，使中國文論創(chuàng)新在不斷明晰豐富和深度拓展中，推進的“中國形象”的立場定位。

　　中國文論經驗的世界化。歷史文獻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記錄”，相反，文獻中體現(xiàn)的文化，是歷史的“人化”與“化人”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只有不斷成為新的文化傳統(tǒng)，才能使文化傳承流布。文化價值主要功能是表達心靈境界和精神價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時代本質特性和走向未來之境的可能性。傳統(tǒng)思想對當代思想是一種規(guī)范和砥礪，而當代文化思想定位則是對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審視和選擇的一種深化。文化正是在選擇和再生中不斷提高選擇主體——現(xiàn)代人的文化素質。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則是為了人和人自身的價值重建。作為文化精神核心的藝術，是對主體生命意義的持存，對人類自由精神的感悟，對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

　　當代中國文論流派原創(chuàng)之可能性。首先是體系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的體系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圍和它的哲學含金量。不妨說，“20世紀西方文論”從新批評開始，現(xiàn)象學、解釋學，包括后殖民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無一不是哲學登先。20世紀的哲學和詩學具有精神互通性，其表征為：所有詩學的重大命題無一不是哲學家提出的，而哲學的反思也首先成為人性的詩意反思。20世紀哲人和詩人顯示哲學和詩的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將本體詩化或將詩本體化，從而使關于人生價值存在的哲學成為詩性哲學，使富于詩人氣質的哲人成為詩性哲人。詩與哲學同一，詩人與哲人一體。20世紀重大的詩學問題與哲學命題緊密相關，意味著哲學與詩學在二十世紀哲學危機中的相遇并面對同一問題，同時還說明那種單一地將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進行封閉研究的時代已經結束，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人類“現(xiàn)代性感性本體論”問題——審美個體主義問題和詩意棲居問題已然成為世紀性課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當代哲學原創(chuàng)性正在喪失，由于哲學原創(chuàng)性的滯后，不能為文藝理論提供哲學的高臺，所以當前的中國文論才顯得如此混亂和迷茫。當務之急，是走出全盤追隨西方哲學方法論和本體論的模式，從譯介和克隆西方哲學和文學理論中走出來，告別中國當代哲學和文論的無根性狀態(tài)，開始中國現(xiàn)代性和范式創(chuàng)新性的獨立思考。

　　其次是范疇創(chuàng)新。范疇是對經驗的提升，對概念的濃縮。但中國的文學經驗卻跟著西方走得太遠。相當一些前衛(wèi)作家經常把翻譯的二手西方文學作品仔細琢磨，傾力模仿其語式、開場和結尾。作家已經遠離個體體驗的生命血性，正在背離中國經驗的當下行和本土性。當文學的價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時，中國文論家文學批評家不再讀這類克隆西方的文學作品，而只讀西方理論進而克隆西方文藝理論，這使得文論在批評和文論建設方面走向雙重失落。當代文學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獨特性——中華性。中國每年生產的長篇小說1000余部，當時寫小說的人比讀小說的人更多。人們已經不再讀作品而轉向讀“身體”，開始和作家共同合謀發(fā)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體”。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體開始。作為個體的生命是物質的非物質形式，是隨著對生與死的思考并抵達存在之根而展開的。只有領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領悟到心性轉折對人的意義，才能實實在在而樸素自然地體味到自己作為詩人或哲人的使命。每個思想者都處在天地俯仰之間，而稟有一種傾聽真實的焦迫，他只有在這種焦迫中才能剝離社會強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實的內在聲音。但是，這種關乎人存在意義的基本本體論今天仍然成為被遺忘的對象。本體論從神、從人的理性、從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說的人的欲望�！跋滦斜倔w論”表明人類“上行本體論”的終結，于是人類的精神痼疾正在成為死癥。我感興趣的是，人類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彈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創(chuàng)建精神生態(tài)平衡的世界呢？

　　三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價值無定感。可以說，人類在“語言學轉向”和“文化研究轉向”之后，加速了“文化價值觀”的失落，因而應該有一次“價值論轉向”“價值論復歸”。20世紀美國pop文化的強力推進，使整個世界文化發(fā)展從過去的形而上學、終極價值、根本原理、方法意義、本質規(guī)律問題，進入到文本、語言、敘事、結構、張力、語言批判層面，但這并不意味著語言學轉向就成為本世紀哲學或詩學“終點”，相反，它僅僅是成為一個轉向之后的“新轉向”——“文化研究轉向”，即由“語言”轉向了歷史意識、文化、社會、階級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文化霸權研究、社會關系分析、知識權力考察，甚至文化傳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換言之，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走出了“語言的牢房”，而進入了一種所謂的人文科學“大理論”之中。于是，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等在新的層面上成為語言學轉向之后的新話題，不斷出現(xiàn)在女權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以及文化研究領域中。但是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因為中國現(xiàn)代性經驗沒有進入國際大循環(huán)，沒有成為人類經驗的一部分，沒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關注。中國文化的價值特征，應該成為“價值論轉向”的重要元素，為人類的明天做出自己的價值闡釋和遠景規(guī)劃。[37]

　　這一價值闡釋和遠景規(guī)劃有這么幾方面，一是文化價值身份認同的多元化。創(chuàng)新必須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認同多元化意味著理論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不再變成“大眾理論”而變成“小眾理論”“圈子理論”，甚至變成孤獨的“守望者的理論”，其普適性合法性出現(xiàn)了問題。二是學科身份泛化。這一點在書法界同樣存在，今天書法界出現(xiàn)了不寫漢字的書法。墨子就有“書于竹帛”之說。當書家不再寫漢字時，大抵不能稱自己是書法家而應該叫抽象畫家，大可不必躋身于書法專業(yè)圈子之內而應進入畫家的行列當中。同理，那些不再研究文學的應該叫做泛文化家，而不應稱為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三，文學創(chuàng)作和讀者興趣的位移。創(chuàng)作和讀者興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學研究很難把握。文學研究需要一個相對集中的話語平臺，而蕩下卻是一個散慢無根的“超話語”平臺，這是因為讀者的興趣和創(chuàng)作者的興趣發(fā)生了錯位，讀者的興趣經常左右著理論家的興趣。超級女生出現(xiàn)了引起了媒體界的大辯論，現(xiàn)在超級男生很快要出臺了，這種大眾化的興趣不斷引導文學理論批評家，理論家再也不可能引導大眾的精神走向，而僅僅成為大眾興趣地跟隨著。文論的頹敗由此開始。

　　新世紀中國文論的重要工作是，切實地回到文論流派原創(chuàng)性上來。既然文論體系創(chuàng)新尚無哲學根基，文論范疇創(chuàng)新尚無文學的豐厚土壤，文化創(chuàng)新又變成學科的身份無定，那么回到流派創(chuàng)新是最切實有效的方式。流派創(chuàng)新意味著百家爭鳴百舸爭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個圈子一個學派。西方的文論的流派，人們很少談及體系創(chuàng)新，因為后現(xiàn)代以降“體系”這個詞已經變得很可疑了，是否合法還值得討論。古文論專家提出的先秦無“風骨”范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魏晉無“妙悟”范疇，唐宋無“神韻”范疇。中國歷史是推進性的，比如中國書法是漢代尚“氣”，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韻”，清代尚“樸”，當代尚什么呢？尚“俗”。每個時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進。一個朝代幾百年，產生過多少流派，但用一個字對其精神氣質加以概括，達到本質界定。

　　在我看來，強調流派性可以有傳統(tǒng)派、感悟派、評點派、境界派；
也可以有比較標準的現(xiàn)代派、體驗派、精神生態(tài)派、價值學派、文學消費學派、甚至文學媒介學派、文學身份學派、文學公共領域學派以及本體學派等。通過若干流派的創(chuàng)建，使文學界能夠更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并通過流派創(chuàng)立使其聲音通過媒體放大，多種流派形成當代的差異性的文化聲音。

　　當然，現(xiàn)存流派終歸要自生自滅，但探索精神卻方死方生。

　　五 在母語與英語的天平上看文化自卑

　　近二十年來，在強烈的西化情緒中，在國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語的重要性被空前夸大，而且在體制中被日益固化。加之，輿論的播撒和留學熱的持續(xù)升溫，使得英語成為中國當代教育中的高桿，左右著知識界和教育界的視線：無論是考大學讀碩讀博，還是評職稱晉級都需考英語，校園里各科專業(yè)課堂上，學生們埋頭背英文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因為本科生英語四級碩士英語六級的洋高桿必須跳過去，否則學位證書就會失之交臂。所有不同專業(yè)的學生都將外語看成頭等大事，大學四年將近有三分之一時間花費在英語的應試學習上。而碩士博士花在英文上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本專業(yè)學習的時間，使得近十年中國研究生水平滑坡成為一種既定事實。

　　同時，一大批術有專精的優(yōu)秀人才被英語考試的高門檻堵在門外。正如有人所說：“英語已然成為第一階級語言，漢語似乎已淪落為第二階級語言了。從90年代后期到今天，普及英語似乎已超過了強化漢語的趨勢，成為多少中國人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陰霾：學前班學英語、升學考英語，求職、考研、評職稱要英語，公交車服務員講英語，一些名牌大學倡導中文課上用英語，當公務員入門時要考，企業(yè)招聘要考，評定工程師、政工師、高工等各類專業(yè)技術職稱還得考英語，以致一些社會精英為了評職稱、為了加薪、為了實現(xiàn)自我價值，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惡補英語，最后卻仍然因英語成績不合格而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梢哉f，中國的多種晉級考試中，都將英語而不是漢語的語言水平作為篩選的重要尺度來衡量人才，英文考試似乎成為當代中國的考場中的“新八股”，擔當著“新科舉”的重任。

　　不僅如此，不少學生在學外語或在外語學校中給自己英文名字以示高雅，而日本學生、韓國學生、印度學生卻鮮有如此做法。換一個洋名字的背后隱含著國人無意識中一種怎樣的文化自卑主義！

　　這種明顯的“英語壓倒?jié)h語”的狀況仍在被人炒作固化，英語仍在進一步被神化，使大中學生仍成為它的信徒。英語成為了時髦，專業(yè)成為陪襯，母語不再重要。一般而言，全世界大約只有歐美沒有過分強調外語教學，而中國學生為了學好英語不得不花十幾年時間。試想一下，一個人不將外語作為第一學習要旨，而可以集中精力思考前沿的學術思想，其創(chuàng)新的能力當然有目共睹；
而另一個人長期在背單詞中討生活，在思考些詞語語法和課文，他能記住什么，其思考又有多少深度呢？所以，美國才出現(xiàn)群星燦爛、思想不斷推進，成了全世界的“理論輸出國”。盡管這兩年，美國教育界開始要求全國的大學生學一門外語，但是仍沒有過分強調外語學習花費太多的時間。

　　其實，中國大學對英語的過分強調，表達了一種對母語的不自信，對專業(yè)素質的考試性歧視，同時還表現(xiàn)出當下教育制度的嚴重西化。這種按西方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方法來要求人文科學和藝術科學的做法，其危害程度在未來歲月中將會顯現(xiàn)為人才斷根、專業(yè)深度消逝、母語自卑主義等。因此，大學英語獨霸現(xiàn)象必須改變。

　　就深刻意義而言，漢語危機是東方文化危機的表征。大致有超過三億的國人都在英語的海洋里浸沒泅游，而最終在三億多花了大量的血本去學習英語的人中又有幾個人是真正有意的精通英文的人呢？作為一種教育制度，實在值得好好反省。我不反對學英語，而認為如果多一門語言肯定有好處。但是有個母語和外語的學習尺度問題，如果是以英語為重來作為我們的高考、碩考、博考惟一的衡量標準——其他專業(yè)或母語再好，只要英語沒過就都算不合格的話，那將是遺害無窮的。在我看來，英語至多能作為一國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標準，母語和專業(yè)才是真正第一位的。這是問題的關鍵。

　　漢字以及漢字思維或漢語思想，鑄成了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顯意識，這使得漢字與漢語具有一致性，漢字與中國文化具有一致性。千百年來，我們的先人用它表征自己心靈的每一絲啟示和精神的每一點覺醒，記錄民族歷史的鐵與火、榮耀與災難，銘刻自己對宇宙人生的感悟和困惑。漢字的“強大陣容”表明了中華民族思想的廣闊度以及“詞與物”(�？�)對應的寬廣度。

　　今天的教育制度制定者必須明白的是：漢語文化圈在張揚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時，并不以自己的文字和文化為卑，并不拜倒在拼音文字的強勢之下，而是在轉型性創(chuàng)造的健康心態(tài)中，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交流”和“對話”，以破除民族虛無主義心態(tài)和狹隘民族主義的仇外排外心態(tài)。在批判西方誤讀東方的“東方主義”思潮中，在后殖民文化語境中，堅持中國本位立場，調動知識和心性來擴充智能和精神，用普遍的中國文化知識和理性方法，來表達現(xiàn)代人的文化胸襟和生命價值觀，弘揚以漢字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所蘊涵的生命原動力和超越精神。

　　我注意到，西方近年來出現(xiàn)了持續(xù)不斷的“漢語熱”，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生在選擇“外語”專業(yè)方向時，相當多的學生選擇了“漢語”，漢語正改變世界大腦的構成。而中國各大學的對外漢語中心的外國留學生也人滿為患，蔚為大觀。[38]這對中國文化輸出無疑是一個有價值的現(xiàn)實回應。漢語危機本質上是東方文化的危機，漢語危機的消除，是東方文化振興的前提。只有當21世紀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成為真正的“人類文化”，才能是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態(tài)平衡之途。

　　語言連著思想。當諾貝爾文學獎頒發(fā)給美國的海明威時，或給法國的薩特時，頒獎辭總是說其作品表現(xiàn)了人類的智慧和對人類苦難的承擔。其關鍵詞是：“人類”。但是當他在頒獎給東方人或別的一些獎項在授獎給中國作品時，卻僅僅談到作品中所表達的一種中國情緒，以及中國區(qū)域性的經驗。問題出現(xiàn)了：就是說在整個世界上，中國經驗，中國文學，不代表人類的經驗，他只代表了區(qū)域性的、本土性的一個經驗，誰可以代表人類？誰可以使人類精神的體現(xiàn)者？

　　六 文化創(chuàng)新中的世界主義者立場

　　人類進入太空時代的意義在未來歲月中會更明顯地顯示出來。進入太空時代意味著創(chuàng)新成為最高的智慧，同時還意味著和平成為最重要的戰(zhàn)略。西方現(xiàn)代性固然好，但它不能代替13億中國人的思考，它也不能中斷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全球文化單一化是文化的頹敗。民主社會是的任何人的思想都有表達的空間，個體如此國家也如此。我堅持自己的“世界主義”者立場，而不是一個“部落主義”者。但從文化身份的層面看，我只能從中國立場為人類說話。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面臨的周邊危險也越來越大。如何讓中國在崛起中更加和平和諧親善，對長治久安意義重大。我堅持提倡東方三“和”文明（國際和平、國內和諧、家族和睦）。如果中國的崛起沒有文化形象的軟著陸，雙邊乃至多邊摩擦就很可能導致戰(zhàn)爭。只有通過文化的潤滑作用，才可能和周邊的國家化解矛盾增進互動。與中國強調三“和”文明不同，西方強調三“爭”文明——即國與國之間的戰(zhàn)爭，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斗爭，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競爭。西方人由于強調個人自由，但自由極易導致極端的個人主義，最后膨脹并導致人與人，階層與階層，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斗爭、戰(zhàn)爭。這種惡性的三“爭”，已經并將要給人類帶更多核大戰(zhàn)災難。[39]因此，東方三“和”應該取代西方三“爭”。但現(xiàn)代社會運行法則是強調競爭斗爭甚至戰(zhàn)爭，而寬容寬恕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東方思想的被收編或者邊緣化將使得核大戰(zhàn)的可能性成倍增加，人類走在集體自殺的邊緣。

　　當今世界文化不應該是單一文化同質化文化，應該是多元文化多極文化�！鞍l(fā)現(xiàn)東方”的精神訴求是：讓習慣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人學會謙虛并開始尊重東方，讓世界的每一個邊緣人都有資格開圓桌會議，成為邊緣或者多元中的一元�！鞍l(fā)現(xiàn)東方”是一種謙和的文化呼求，希望西方來看看已經被邊緣化為垃圾集散地、廉價勞動力、環(huán)保污染地、生態(tài)危機的邊緣地。同時“發(fā)現(xiàn)東方”也尊重天賦人權，每個人不因為人種、色彩，不因文化背景、歷史種族而有親疏。這才是人類未來具有公信力的公正之聲。[40]

　　如果說，中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業(yè)已失效，那么，今天的西方中心主義恰恰變成了凌駕于他國之上的中心主義之“君”，第三世界成為西方中心之外的次等邊緣之“臣”。西方在殺死了我們的“文化之父”以后強行成為了我們的“繼父”。我們經過一個世紀的“全盤西化”變成了準西方的“香蕉人”。這在國際大家庭當中越來越顯示出不合法性。事實上，完全聽西方的不行，完全聽古代中國的也不行，應該保持某種“互體互用”的話語，在中西兩種話語之間尋覓到一種和合的中介形式。

　　人類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茫然四顧而不知所終。需要回想走過的路，清理哪些可以整理而對未來有所警示有所滋養(yǎng)？能否提升文化的優(yōu)秀元素作為人類共同思考和前進的動力？古希臘提出的民主，古羅馬提出的法制，中世紀提出的信仰，中國思想中的“仁者愛人”、“立己達人”、“淡然無極”等，如果去掉那種專制和僵化的因子，能否為今后的人類留下一些中西優(yōu)秀文化整合的可能性？應張揚多元文化整合主義，需要文化中心主義驕傲者虛心一些，使邊緣話語聲音更大一些�！斑^猶不及”——西方發(fā)展的是“過”，而中國長期是“不及”，兩者都不是中庸，而兩者加以整合的結果，將會使人類找到一條更好的道路。我們應努力讓別人明白和傾聽，并認識到這種珍貴的價值。這是中國人主動發(fā)現(xiàn)自我詮釋自我，讓世界理解和傾聽的重要方式。

　　堅持用中國自己的語言和聲音來表達中國文化價值訴求，因為中國文化的正確被理解不僅是中國整體外在形象和宣傳所帶來，最終它還是在文字的不朽上被落實，并靠真正理解中國文化之偉大的中西方學者的共同努力來傳達。我相信，有價值擔當?shù)乃枷胝邥�繼續(xù)以堅實的工作和深沉的文字建立和搭筑這座橋梁。終有一天人們會看到文化輸出事業(yè)上的價值和深廣的意義。中國仁性寬厚放達的文化精髓與平和心態(tài)，表征在用一腔熱血傳承其文化價值的真正的學者身上。有了這樣的“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知識分子，終將會有“止于至善”的大境界出現(xiàn)。

　　可喜的是，中國經濟崛起之后，民族凝聚力增強了。如今的大學生中有人穿漢服和唐裝感受文化的重量；
北京有讀經班把捉塵封已久的經典；
山東祭孔活動于莊嚴肅穆引得海外尋根大潮；
陜西高中生的成人禮儀在爭論中出場；
也有人也感受到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抬頭；
還有人感到知識分子分化中堅持“學術者天下之公器”者日見稀少。面對全球化西化的狀態(tài)，國學在相當長時間內已經被邊緣化，現(xiàn)在有一部分開始修復，有一部分傳統(tǒng)和傳統(tǒng)禮儀在重新評價其歷史功過中加以重新闡釋。復興也罷，振興也罷，其實都說明一個道理，事物遇到了危機，出現(xiàn)了危險的征兆，需要迷途知返。復興文化不一定特別拘泥于過去的形式。禪宗和法相宗相比就不太拘泥于文字和形式，而強調佛教的靈魂和精神。如果過多的還原古代形式，可能對現(xiàn)在的社會秩序和現(xiàn)代的科學自由民主產生隔閡。畢竟，任何新型話語都要往前拓展，有些舊儀式可能失去，但其精神和行為綱領會存在下去。應該把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髓——哲學智慧，生活智慧，藝術智慧，生存智慧加以重新發(fā)掘，成為活生生的流淌在中國人血脈中的稟賦氣質，成為自我和他者文化辨識的生命指紋。究極而言，無論是模仿西方還是克隆古代，都說明我們的想象力創(chuàng)新力在滑坡。[41]今天，中國藝術家模仿西方走到了絕境，應大力提倡“文化創(chuàng)新論”，創(chuàng)造出新文化形態(tài)并可持續(xù)地加以文化輸出。創(chuàng)新代表了文化的內部的提升，輸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的擴展。如果文化創(chuàng)新成為民族的顯在意識，那么讓天下人平和地感受東方文化鐵樹開花的魅力，就不是不可能的。

　　新世紀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是超越個我而與人類性連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個人小我悲歡而思考人類終結性問題的一類人。13億人的大國如果不產生世紀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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