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歷史問題”是許多人慘遭迫害的原因，此時二十八歲的青年中學(xué)老師劉心武，當(dāng)然沒有“歷史問題”，所以不必?fù)?dān)心被當(dāng)作“歷史反革命”被揪出來。不過，他卻十分害怕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因為當(dāng)時稍有不慎，說錯一句話、甚至沒有說錯話也會被人“上綱上線”，而日記、書信之類，更是“危險品”，許多人只因日記、書信中的一句話便成了“反革命”、“階級敵人”。此時，他只能謹(jǐn)言慎行“過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時他還單身。一天，一位比他年長的同事夫婦兩人請他到家里吃飯，在同事家的書架上，他發(fā)現(xiàn)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說《日子》。同事兩口子老家是云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舊”時沒等紅衛(wèi)兵上門抄家，主動處理了許多圖書，可能由于家中前輩好幾位都曾在埃及愛資哈爾大學(xué)留過學(xué)，而《日子》描寫的恰是愛資哈爾大學(xué)的生活，所以還是冒險將此書悄悄留下。他與同事夫婦是彼此“信得過”的朋友，就從他們家借回此書。那時候，只有“信得過”才能彼此借書。

　　回到宿舍，當(dāng)他打開這本書時，突然從中掉出一張折疊得很薄的紙，未加考慮，便展讀起來。原來是云南老家一位親戚寄給同事兩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注明的時間是那一年的春節(jié)。但是，“我讀完不禁從床上驚跳下地，把信湊攏電燈正下方又讀了一遍，心里馬上亂了�！币驗椤澳鞘且环鈭髥实男�。告訴他們家鄉(xiāng)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發(fā)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幾乎都塌光了，壓死了很多人。信中還一并列出了與我那位同事及愛人有關(guān)的一個名單。”名單很長，前面開列的是類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樣的至親，后面則是一些鄰里同窗，最后說還有許多受傷者，“茲不詳贅”。

　　“那晚，在昏暗的燈光下，我捏著一封別人的信，呆立了很久，驚詫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發(fā)生嗎？報紙上沒那么報道過，廣播里沒那廣播過�！比绻�真的發(fā)生了地震，“光與他們倆位有關(guān)的親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區(qū)一共該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時期，像我這樣的普通的中國人，被一種‘革命思維’所訓(xùn)練，那思維邏輯里，不要說人禍一定是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就是天災(zāi)，也應(yīng)該是資本主義國家首當(dāng)其沖。我們這邊即使偶有天災(zāi)，也終究是人定勝天，怎么會死掉那么多人？而且，報上沒那么說、廣播里沒那么播，那事情就應(yīng)該是沒有。散布、傳播報紙上廣播里沒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謠。造謠不僅可恥，而且有罪。再說，革命者應(yīng)該懂得：死人的事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應(yīng)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這封信竟只是純客觀地報道死訊，寫法也成問題�！�

　　該怎樣處理這封信，使劉心武非常為難，以至輾轉(zhuǎn)反側(cè)，徹夜失眠。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很難理解一封信何至于此，把信還給人家、說明無意中看了私信，道個歉順便問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個“非�！蹦甏�，“正�！毙袨橥�往會鑄成大錯。他與這位同事彼此“信得過”，但在交談中他們從未對劉提起過家鄉(xiāng)的地震、親人的死亡，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說出這些，“現(xiàn)反”無疑，他們和寫信者都將被“專政”�，F(xiàn)在，同事、朋友中交談這類事太正常不過，但那時就是“犯罪”。劉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還給同事，同事夫婦一定會緊張萬分，因為這種內(nèi)容的信已被別人知道，若再擴散，他們的結(jié)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會為有他人知道這封信、自己是否應(yīng)向“組織”上交這封信而左右為難，如果上交，自己可能沒事，但肯定會連累寫信的親戚。

　　他們是否記得這封信夾在書里？劉心武也沒有把握。隨后的幾天，他注意觀察，同事的眼光并未和他對接，也未主動接近他。他主動湊到同事身邊幾次，甚至小聲說：“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卻完全不接這一茬兒，眼神木然，并無探詢成分。他斷定，同事完全不記得把信夾在書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會想起此信，沒準(zhǔn)會向他問及。但過了一周，他們夫妻二人均未提過此信，于是，他決定不提此事，把信夾在書中不動聲色到同事家里，徑直把書插到書架。但臨到行動時，又猶豫起來，因為搞不好會弄巧成拙，問題反而復(fù)雜化。思來想去，他最后把書還給他們，卻把信悄悄燒掉了事。“這樣他們就永遠(yuǎn)不會因為我看到了他們的私信而產(chǎn)生任何一種心理反應(yīng)。我將永遠(yuǎn)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過《日子》，而沒看到，也不曉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發(fā)生過那樣可怕的地震。”（劉心武：《我是劉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頁）

　　劉心武沒有提到或者根本沒有想到，其實他當(dāng)時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把這封信上交“組織”，這樣他“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別天真、單純，就會這樣做，因為完全“相信組織”、“相信革命”，當(dāng)時這樣單純天真的人確實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詐，也會這樣做，因為自己會因此得某些好處，當(dāng)時這樣自私狡詐的人也委實不少。但不論是天真單純還是自私狡詐，結(jié)果卻都一樣，收信人和寫信者將大倒其霉。而他未將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燒掉，說明他既不那樣天真單純，也不那樣自私狡詐。不過，只要想起曾經(jīng)悄悄燒掉別人私信，他總還是感到自己做了“虧心事”。

　　其實，他大可不必為此感到內(nèi)疚。在那個畸形年代，這確實是“最佳選擇”，不然，那兩口子將長期惶惶不可終日。劉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學(xué)老師，并無“異端”思想，更無“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們與其他千千萬萬普通人一樣，只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然而，在“全面專政”的年代，“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領(lǐng)域，就是要干預(yù)尋常百姓的尋常日子，讓平民百姓都沒法正常過日子。古往今來，堅決鎮(zhèn)壓“反對者”的時代、朝代多得是，不足為奇。然而，干預(yù)并無政治思想、野心的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到如此程度，如同事鄰里之間不敢談年景收成，要談，不論豐年災(zāi)年，只能說“大豐收”，否則就是“惡毒攻擊”，更不敢談自己家鄉(xiāng)的天災(zāi)和親人的不幸……這樣的時代、朝代還真不多見。《日子》中的一封普通家信就讓劉心武如此焦慮不安的日子，確是最荒誕、畸形、難過、可怕的“日子”。所以，劉心武祈盼：“真實情況不再被封鎖為秘密，日子不要再讓它特殊而應(yīng)使其永處正常狀態(tài)，而像我曾做過的那種虧心事，越離得久的后輩們，越必須經(jīng)過多層詮釋，才能費勁地懂得，那究竟是為了什么……”

　　原文發(fā)表于：《銳思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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