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盡管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存在著認識論的斷裂,但本文卻認為,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思想連續(xù)性。這種連續(xù)性涉及到歷史性、市民社會、生產(chǎn)模式和方法等方面。而就方法論來說,馬克思把黑格爾方法論中的許多范疇都運用到了對社會形式的分析之中。本文以1837 —1843 年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發(fā)展為線索,就主體—客體、形式—內容和有機體理論這三種方法論形態(tài)來探討馬克思與黑格爾思想的連續(xù)性。

　　[關鍵詞] 馬克思；
黑格爾；
主體—客體；
形式—內容；
有機體理論

　　對馬克思和黑格爾關系的解釋通常分為兩個思想派別,也就是關于中斷性與連續(xù)性的爭論。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中斷論的代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路易·阿爾都塞。阿爾都塞聲稱,1844 —1845 年是馬克思擺脫黑格爾的“認識論斷裂”之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這一文本中,馬克思斷絕了與黑格爾的所有思想關聯(lián)。①我則主張馬克思與黑格爾思想的連續(xù)性,我認為,馬克思把黑格爾方法論中的許多范疇都移入到了有關社會形式的分析之中。

　　我的新作《不同的道路》對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它的第三章給出了一個內容頗廣的綜覽表, 其中列舉了馬克思在1836 —1850 年的成熟時期所借用的黑格爾邏輯學的各個確定形式。在青年馬克思1836 年所作的一篇詩文中,他評價黑格爾美學是愚鈍的,但是在本文中,我將以馬克思1837 年致父親的信為起點來展開我的分析,這封信就馬克思采用黑格爾主義提供了更為深刻的洞見。本文并不想重復《不同的道路》所作的研究,而是要探查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連續(xù)性的新領域,特別是考察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對黑格爾法哲學的解讀。本文也將表明,從1837 年到1843 年,馬克思一直都把黑格爾視為黑格爾中間派的一員、自由的立憲君主制者；
而且直至1843 年,馬克思本人也是黑格爾中間派的倡導者；
盡管馬克思在1843 年所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標志著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某些思想方式的決裂,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仍然繼續(xù)使用著黑格爾方法論的多種形式。

　　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中斷性可以延伸到以下領域: (1) 黑格爾唯心主義；

(2) 黑格爾關于哲學與宗教的定義；

(3) 黑格爾關于國家的定義以及他的具體政治觀點。1843 年,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原則、主客體同一的理論、理念從潛能向現(xiàn)實運動等思想決裂。他也擺脫了對哲學的黑格爾式理解,即堅信理念是主體,是塑造現(xiàn)實的能動力量。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把黑格爾的思想貶斥為“邏輯泛神論”。②以上述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駁斥為基礎,馬克思也拋棄了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國家的解釋,即國家是理念的謂詞的解釋。在1842 年10月到1843 年3 月?lián)巍度R茵報》主編期間,馬克思仍然對黑格爾立憲君主制的一般原則深信不疑,或者說,在這幾個月里,馬克思既把黑格爾視為黑格爾式中間派的一員,又把自己置于黑格爾式中間派之中。

　　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連續(xù)性包括以下幾個領域: (1) 歷史性；

(2) 市民社會；

(3) 生產(chǎn)模式；
(4) 方法。在黑格爾那里,歷史性概念、時間之前進對于他描述理念的運作過程是不可或缺的,而馬克思卻把歷史性從理念領域移植到了社會形式之中。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區(qū)分了市民社會和國家,馬克思接受了這一區(qū)分,并且此后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有關社會形式之政治經(jīng)濟學前提的研究中。在《精神現(xiàn)象學》一書中,黑格爾把人類生產(chǎn)力理論概括為四個階段:占用、對象化、異化和再占用。馬克思采用了這種生產(chǎn)范式,并使之成為其勞動理論的基礎。在《法哲學原理》序言和《邏輯學》的“絕對理念”一章中,黑格爾把邏輯學方法、思維所采用的諸多形式描述成是自我發(fā)展的,而馬克思亦采用了這些方法論的絕大部分表述。在黑格爾那里,這些方法論對于思維活動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馬克思卻用它們來描述社會—經(jīng)濟建制的有效運作。

　　本文的篇幅決定了它不可能對這四個領域詳加探討,因此,下面的分析將集中在方法論領域,并且表明,馬克思是如何繼續(xù)使用卻重新配置了黑格爾方法論的這些形式的。在本文所及范圍之內,我將把關于馬克思與黑格爾連續(xù)性的討論限定在主體—客體、形式—內容和有機體理論這三種形態(tài)上。然而,在我著手進行這一闡述活動之前,我必須首先探討1837 —1843 年間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關系,探討馬克思擺脫黑格爾的起始年代,因為只有當馬克思與黑格爾開始決裂時,他與黑格爾之間的連續(xù)性才能清晰可見。在《不同的道路》中,我把1836 —1850 年稱作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初次借用期,1850 —1883 年稱作馬克思對黑格爾的二次借用期。③

　　馬克思初涉黑格爾研究是在1836 年,當時他從波恩大學——在那里他與父親一樣學習法學——轉入柏林大學,開始了哲學的研習。在1837 年致父親的一封信中,19 歲的馬克思談到,他加入了柏林的黑格爾研究俱樂部,而且“從頭到尾”④閱讀了黑格爾的著作。馬克思這里所謂的“從頭到尾”,是指他閱讀了愛德華·甘斯( Ed2uard Gans) 所編輯的第一版《黑格爾全集》的全部卷冊。馬克思還寫道,他嘗試著去尋找“現(xiàn)實的觀念”⑤ ,這就涉及到了黑格爾的“現(xiàn)實是主觀理念的謂詞”這一理論。1837 年的這封信是馬克思轉向黑格爾主義的宣言書,但這里的黑格爾主義還不是左派黑格爾主義,因為左派黑格爾運動直到1841 年才出現(xiàn)。⑥1837 年馬克思對黑格爾主義的采用,也是他否定歷史法學派的明證。歷史法學派的主要倡導者是弗里德里�！た枴に_維尼( Friedrich Karl Savigny) 。黑格爾與薩維尼是水火不容的。黑格爾在1820 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馬克思也曾拜讀過——就包含著對歷史法學派長篇累牘的貶斥。

　　黑格爾與薩維尼之所以針鋒相對,就在于二者對法的源起這一根本問題的見解不同。黑格爾把形式—內容的方法論運用到了法的源起中。法的內容始終是法的理念,或者說,由于內容始終是理念,而理念又是恒久的,因此,法的內容也恒常不變。不過,黑格爾認為,法的形式是變化的。他認識到,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社會都具有不同的法的形式。但是,他仍然主張,這些法的內容即法的理念是永存不變的。

　　另一方面,薩維尼卻主張,法律是徹頭徹尾的歷史產(chǎn)物。人類社會面臨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條件,因此,法只是這些不同的環(huán)境的反映。法之所以演進和更改,僅僅是因為社會的政治社會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fā)生了變化。薩維尼認為,根本不存在什么內容,存在的只是形式。

　　在1837 年致父親的信中,馬克思表明了他對黑格爾哲學的篤誠,因為他采取了黑格爾的全盤取消薩維尼的立場。馬克思對父親寫道,他讀了薩維尼的著作,但卻不敢茍同。馬克思聲稱:“概念也是形式和內容之間的中介環(huán)節(jié)。”在信中,馬克思也寫道:“我則認為形式是概念形成的必要結構, 而實體是觀念形成的必要品質�！雹�1837 年的信向我們展現(xiàn)了作為黑格爾方法論之信徒的馬克思。對于馬克思以及黑格爾來說,內容就是理念,而形式則是歷史性,或者說,前者是隱秘的,后者是公開的。馬克思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擁護者,因為他堅持認為,理念是現(xiàn)實的決定力量。

　　1841 年,馬克思完成了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shù)淖匀徽軐W的差別》。與此同時,黑格爾的遺產(chǎn)也被分割成了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在概括《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shù)淖匀徽軐W的差別》一文中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闡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左派、右派、中間派的主要特征進行診析,從而準確判定馬克思與黑格爾在這些派別中的歸屬。

　　黑格爾左派的三位主要倡導者是費爾巴哈、鮑威爾和盧格。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左派有兩大貢獻:他拋棄了黑格爾對哲學的定義,因為他相信,哲學把人的本質從人自身中異化出來,或者說,哲學是把人類的諸多本質屬性歸結為抽象的宗教理念的結果；
他斷言,人類生來就是社會性的,或者說,他贊成關于社會人的本體論。

　　鮑威爾并沒有追隨費爾巴哈的自然主義傾向,而是信奉自我意識的自由。他接受了哲學的宇宙,但卻堅信,哲學的至高活動在于主觀精神。他以康德為基礎吸收了批判的概念,卻把批判運用到了自我意識的建構中。費爾巴哈與鮑威爾在本質上都是非政治的,因為這二者并不為普魯士政府的任何結構性改變而抗爭,從而以此來改善德國人的自由。盧格是黑格爾左派的一員,他號召實踐的政治改革。盧格是黑格爾左派的政治良心,正是他教導馬克思必須通過實踐活動來謀求政治改革。

　　黑格爾右派,特別是菲利普·康華特·馬海奈克( Philipp Konrad Marheinecke) ——他曾主編了《黑格爾全集》第一版的《宗教哲學》一書——強調黑格爾思想的宗教維度,或者說,他把黑格爾解讀為路德派神學作家。黑格爾右派支持王權與新教的統(tǒng)一。但是,作為強硬的君主制者,黑格爾右派并不傾向于自由的立憲君主制,他們主張王權與祭壇結盟,以此來強化世襲君主制和公共秩序。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記憶對黑格爾右派來說是場夢魘。

　　在1841 年,黑格爾中間派的代表人物是愛德華·甘斯和卡爾·路德維�！っ紫＠�(Karl Ludwig Michelet)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就曾多次提到“偉大的米希勒”。⑧黑格爾中間派把黑格爾視為一名支持立憲君主制的德意志政治自由主義者。黑格爾中間派堅信,黑格爾把歷史看作自由之發(fā)展⑨ ,他們把黑格爾所信奉的歷史進步觀視為終結新聞審查制度的呼喚,視為對普魯士地產(chǎn)貴族所擁有的中世紀特權的拒斥,視為選舉權的擴大——盡管不是民主制,視為王權與祭壇的分離,恰如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所倡導的。⑩中間派區(qū)分了法國自由主義和德國自由主義,而馬克思承認,他所致力的德國自由主義是與法國自由主義相對立的。黑格爾中間派把黑格爾奉為中間派的開山鼻祖。

　　為了正確地評估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連續(xù)性,我們有必要就黑格爾中間派提出兩個問題:馬克思對黑格爾中間派的立場是怎樣的? 馬克思是如何把黑格爾本人定位于黑格爾中間派的?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直到1843 年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馬克思一直是黑格爾中間派的一員,盡管馬克思在1843 年拋棄了黑格爾中間派,但他從未改變自己關于“黑格爾是中間派一員”的觀點。

　　通過對黑格爾主義各派別的分類,我們現(xiàn)在就可以正確地評估《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shù)淖匀徽軐W的差別》了。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比德謨克利特更為高明,因為伊壁鳩魯是自由的自我意識的典范。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同為希臘原子論的倡導者,但是,德謨克利特主張,原子在宇宙虛空中直線下落,而伊壁鳩魯卻主張,原子以曲線的形式下落,而正是這一點導致了原子的碰撞與聯(lián)系。顯然,希臘人是看不到原子的,而馬克思卻把伊壁鳩魯?shù)募俣ㄒ暈樽杂傻淖晕乙庾R的范例。鮑威爾是黑格爾左派關于自由的自我意識的預言者,馬克思也對伊壁鳩魯做出了鮑威爾式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和鮑威爾在1839 年是有通信往來的。在當年12 月的通信中,鮑威爾還對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提出了幾點建議。[11]

　　在《哲學史講演錄》中,黑格爾描述了希臘哲學的伊壁鳩魯派、斯多亞派和懷疑派,并以之作為希臘思辨淪落的序曲。希臘哲學的偉大時代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但是,伊壁鳩魯卻通過其唯物主義預示了古人思想的衰朽。希臘哲學瓦解的征兆不僅僅在于伊壁鳩魯?shù)奈ㄎ镏髁x,而且還在于他對主體性的倡導以及對公共生活的遠離。黑格爾反對極端的主體性,他把伊壁鳩魯對“智者”——退出公共事務的私人——的倫理上的信奉,判定為極端個人主義的典型,而這正是希臘城邦衰落的原因之一。[12]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并不關涉伊壁鳩魯主義者對政治活動的自我疏離,并不關涉伊壁鳩魯?shù)膫惱韺W,而是關注于自由的自我意識的活動。從這一立場出發(fā),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體現(xiàn)了哲學復興所必需的哲學手段。雖然黑格爾把伊壁鳩魯視作古代思想衰落的標志,但是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shù)乃枷朐瓌t在伊壁鳩魯哲學中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創(chuàng)造性的時代。雖然黑格爾視伊壁鳩魯為衰朽,而馬克思卻視之為重生。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為黑格爾左派有關西方思想的歷史編纂學奠定了基礎。它是對黑格爾《哲學史》的全盤否定,它表明,西方哲學能夠在關于自然、唯物主義和自由的自我意識的研究基礎之上得以光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完全專注于哲學問題,它對黑格爾就普魯士君主制下的德國事務所持的政治立場只字未提。

　　《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shù)淖匀徽軐W的差別》是對黑格爾關于哲學的歷史編纂學的修正,但是,它并不是對黑格爾本人的根本性批判。即使馬克思的哲學史重新書寫了黑格爾的哲學史,這也不意味著馬克思拋棄了黑格爾哲學。馬克思對鮑威爾的偏向并不意味著他與黑格爾思想的中斷。

　　相反,在《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shù)淖匀徽軐W的差別》中,馬克思也為黑格爾進行了辯護,以反擊他的那些誹謗者。馬克思把黑格爾稱為“老師”,并且對那些指責黑格爾順應普魯士王權的誹謗者加以譏諷奚落。他指出,黑格爾并沒有通過順應霍亨索倫的君主制來換取職業(yè)上的實惠與升遷,他譴責那些中傷“老師”的人對黑格爾的不忠,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是“老師”的忠實弟子。[13]

　　即使馬克思就黑格爾表達了鮑威爾式的觀點,這也不意味著馬克思拋棄了他所認為的“黑格爾是黑格爾中間派的一員”的觀點。馬克思為黑格爾所作的辯護表明了馬克思在思想上對黑格爾的忠誠。馬克思知道,黑格爾并不是左派,而他對黑格爾的辯護表明,他認識到黑格爾也不是右派,對左派與右派的排除意味著馬克思把“老師”定位于中間派。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證明,在1841 年,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連續(xù)性得以保留。我們不應該認為,馬克思的鮑威爾式黑格爾主義意味著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分裂。它僅僅意味著馬克思更為看重主體性的自我意識的作用,但是單單這種背離并不是根本決裂的明證。馬克思是一個批判的黑格爾主義者,但也是黑格爾式的中間派。

　　我們必須牢記,馬克思是在1841 年才知道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的。馬克思在1843 年所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針對黑格爾政治哲學的一篇激情洋溢的檄文。正是這篇手稿標志著馬克思開始脫離黑格爾。然而,在1841 年,即使馬克思已經(jīng)知曉了《法哲學原理》,他也沒有對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做出任何批判。馬克思在1843 年所發(fā)起的攻擊并沒有在1841 年發(fā)動,即使他在1841 年也可以像在1843 年那樣通達這同一部著作。我只能斷定,馬克思在1841 年時還不是特別地反對黑格爾的政治哲學或其一般哲學,因此,他仍然與黑格爾的體系密切相聯(lián),并且認為,黑格爾是德意志的自由立憲君主制者。

　　在1841 年獲得耶拿大學的博士學位后,馬克思曾希望在一所大學任教,但是他的這些雄心遭到了普魯士政府的重挫。普魯士專制政府視馬克思批判黑格爾主義為一種威脅,因而禁止他在大學任教。鮑威爾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出于對工作的需要,馬克思開始為一份在科隆出版的自由主義的德國報紙工作,這就是《萊茵報》。

　　在當時的《德國科學和藝術年鑒》主編盧格的影響下,馬克思在加入《萊茵報》之前一個月首次譴責了黑格爾。這一譴責集中于黑格爾的政治學,但不是黑格爾哲學。在1842 年3 月致盧格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寫道:“我為《德法年鑒》寫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內部的國家制度問題上對黑格爾自然法的批判。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同立憲君主制這個徹頭徹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毀滅的混合物作斗爭。Respublica 一詞根本無法譯成德文。”[14]

　　對于馬克思的這段評論,有三點需要說明:(1) 馬克思運用鮑威爾的批判的哲學武器來反對黑格爾的政治學。(2) 1842 年3 月的這封信標志著馬克思對黑格爾政治學的首次公開批判。這封信關注立憲君主制與自然法學說的內在矛盾,它斷言,德國還沒有為共和制政府形式作好準備。我們必須謹記,馬克思對普魯士政府是非常痛恨的,因為就是它斷然否定了馬克思的學術工作與學術事業(yè)。(3) 雖然在1842 年3 月,馬克思確實表達了他對黑格爾政治哲學的反對之聲,但是,當馬克思從1842 年4 月開始為《萊茵報》撰稿以后,他對黑格爾的這些抨擊就戛然而止了。從這時起直到1843 年3 月與《萊茵報》斷絕一切關系,在將近12 個月的時間里,馬克思的新聞工作對黑格爾沒有半句指摘之詞。

　　必須指出的是《, 萊茵報》是一份處在普魯士政府書報檢查的長期監(jiān)督與威脅之下的自由派報紙,因此,馬克思在表達其觀點立場時也備受束縛�！度R茵報》的出版人聘請馬克思把報紙的基調轉向中間派。馬克思便取代了莫澤斯·赫斯(Moses Hess) 而成為了主編。因為赫斯表現(xiàn)得過于激進,所以推出馬克思的目的就是緩和報紙的基調。在成為主編之后,馬克思也把阿道夫·魯滕堡(Adolf Rutenberg) 調離工作隊伍,因為后者是柏林“自由人”團體的倡導者,并且與左派的距離也實在太遠。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消除了左派的一切影響。另外,他在這份報紙上發(fā)表的所有文章不僅是連貫一致的,而且把黑格爾政治方針的主要前提都加以永恒化。撇開1842 年3月致盧格的信不談,我認為,馬克思在這12 個月中對黑格爾不加批判、毫無指責,正是馬克思與黑格爾一致的訊號。這場爭論的缺失也表明,馬克思把黑格爾視為中間派的一員。

　　馬克思在1842 年4 月開始了與《萊茵報》的合作,同年10 月成為該報主編,次年3 月辭職離開,以抗議普魯士政府沉重壓抑的書報檢查制度。對馬克思來說《, 萊茵報》時期是具有重大教育意義的一段經(jīng)歷,因為正是這一時期引領馬克思踏入了政治世界。由于與一份自由派報紙的隸屬關系,馬克思不再處于大學的境遇之下,而是迫使自己熟悉日常的政治事件,在社論中表達政治見解。被驅逐出大學講壇,與政治性報紙相關的首份工作,是改變馬克思生活方向的兩大事件。

　　在《萊茵報》時期的新聞工作為馬克思自己的政治立場以及對黑格爾政治觀點的闡述提供了遠見卓識。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仍是一位自由派的立憲君主制者,他也依舊把黑格爾視為自由派的立憲君主制者。馬克思與黑格爾都是黑格爾中間派的一員。就對黑格爾的看法而言,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立場與他在博士論文時的立場也是前后一致的。

　　《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也仍然忠實于鮑威爾及其批判理論。1842 年11 月,時任《萊茵報》主編的馬克思還在盧格主編的《德國科學和藝術年鑒》上發(fā)表文章,就他所認為的那些不公正抨擊而為鮑威爾進行辯護。[15]當馬克思就“如法律準則一樣的德國建制的集權”這一問題批駁赫斯時,他也運用了鮑威爾的批判策略。[16]同樣在1842 年11 月,馬克思在《萊茵報》發(fā)表文章,為黑格爾也曾辯護過的離婚權進行辯護,而其文章的小標題就是“批判的批判”。[17]馬克思在1842 年就運用了鮑威爾的批判策略,而這至少是在他寫作極具影響力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一年之前。

　　馬克思證明了他與黑格爾政治哲學的一致性,因為他的新聞工作對黑格爾的政治學沒有絲毫的指責批判。馬克思在其新聞工作中把黑格爾歸類為德國自由派的立憲君主制者,而這恰恰是馬克思本人的立場。馬克思的新聞工作沒有對魯普士君主制的根本的結構性改變發(fā)出半點吶喊呼號,這就意味著馬克思對世襲君主制是堅定不移的,而這恰恰也是黑格爾的立場。1843 年2 月,馬克思為《萊茵報》的政策寫了一封辯護信函,以反對普魯士政府所謂該報是激進報紙的責難。在這封信中,馬克思指出,盡管《萊茵報》是自由派的,但它完全效忠于霍亨索倫王朝。信中還羅列了《萊茵報》所支持的諸條普魯士政策。[18]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提倡教會與國家的分離、處于普魯士影響下的德國集權、離婚的合法化、世襲君主制、德國法律原則的集權,以及更大的新聞出版自由。這些都是黑格爾本人所支持的政治方針。在隸屬于《萊茵報》期間,馬克思對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所倡導的政策方針是基本贊成的。馬克思還明確否定了《萊茵報》能夠接受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思想。在1842年10 月發(fā)表的《共產(chǎn)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中,馬克思斷絕了他本人和《萊茵報》對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的一切興趣。[19]

　　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連續(xù)性的明顯證據(jù),就是馬克思于1842 年8 月在《萊茵報》所發(fā)表的《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一文。[20]早在1837 年致父親的信中,馬克思就首次抨擊了歷史法學派,其矛頭所向是薩維尼,但是《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卻是對該學派的最初創(chuàng)始人之一——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 的斥責。

　　《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馬克思在1837 年致父親的信中用來質疑歷史法學派的黑格爾主義原則與他在1842 年的文章中用來反對歷史法學派的原則是完全相同的。其方法論正是黑格爾的形式—內容模式。在《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中,馬克思一再聲稱,法的內容就是理念。隨著理念在歷史領域中不斷運動,它的形式也不斷地發(fā)生變化,但是內容或者說本質,仍然是永恒的:內容就是法的理念。胡果的“法律是歷史的純粹反映,它僅僅是歷史條件之確定性的投影”這一理論是錯誤的。馬克思的《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不過是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所首次提出的論辯的重復。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所展現(xiàn)的哲學意識表現(xiàn)出兩種傾向: 馬克思是黑格爾中間派的一員,并且他把黑格爾也判定為黑格爾中間派的一員；
馬克思既借用了黑格爾的政治學,也借用了具有鮑威爾傾向的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的主要原則。馬克思把黑格爾哲學當作鮑威爾式的武器,因為對現(xiàn)實的批判正是源于黑格爾的方法論。

　　馬克思從《萊茵報》辭職后,又陷入到失業(yè)的狀態(tài)中。普魯士政府的專制主義再次剝奪了他的職業(yè)。他離開科隆去了克羅茨納赫,在那里,他與燕妮·馮·威斯特華倫結婚,居住在他的姻親家中。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的停留是他一生中的另一個轉折點。正是在克羅茨納赫時期,即1843 年3 月到9 月,他開始了對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研究,而正是這一研究顛覆了他與黑格爾的關系。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寫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這部手稿中,他重新界定了與黑格爾的關系。馬克思以批判為武器反對黑格爾,或者說,馬克思借用了鮑威爾的策略并以之來反對黑格爾。

　　為了對這種分裂進行分類說明,我們有必要把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劃分為三個部分: (1)政治學；

(2) 黑格爾中間派；

(3) 哲學。

　　(1) 在政治議程領域,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分裂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斷絕了與黑格爾的具體政治方案的所有聯(lián)系。

　　(2)《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標志著馬克思轉向了左派。不過,他還不是一名共產(chǎn)主義者,而是一名激進民主主義者。他轉向左派意味著他不再是黑格爾中間派的忠實信徒。然而,馬克思脫離黑格爾中間派,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改變了他關于黑格爾是中間派一員的解釋。正如我先前所指出的,黑格爾中間派與自由立憲君主制是同義的。當馬克思成為一名激進民主主義者時,他更加反對立憲君主制。馬克思的激進民主制使他越發(fā)聲張地斥責自由立憲君主制,但他并沒有把黑格爾從中間派的隊伍中剔除出去。

　　(3)《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標志著馬克思與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的決裂。正如我先前所指出的,從1837 年到1843 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黑格爾的“理念是現(xiàn)實的內容”這一信念一直是馬克思思想的組成部分,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不僅否定了黑格爾的國家哲學,而且否定了推動黑格爾走向形而上學的思辨唯心主義體系。

　　但是,取消思辨哲學并不意味著放棄黑格爾的方法論。馬克思的事業(yè)恰恰建立在這一信念上,即我們有可能在否定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的同時卻堅持黑格爾的方法論。在哲學的領域內,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中斷性體現(xiàn)在思辨唯心主義領域,而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連續(xù)性則體現(xiàn)在方法論領域。

　　1843 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表明,馬克思是一名雅各賓派式的民主主義者,而馬克思向共產(chǎn)主義的轉變卻是在后來的1844 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完成的�！丁春诟駹柗ㄕ軐W批判〉導言》不僅記錄了馬克思作為一名共產(chǎn)主義者的誕生過程,而且也是馬克思與費爾巴哈決裂的宣言書。

　　馬克思拒斥黑格爾國家理論的核心在于,他堅信《, 法哲學原理》是“邏輯泛神論”的典型。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的這部著作是思辨唯心主義的公開聲明,它堅信,現(xiàn)實是謂詞,是理念的對象,而理念是主詞,它決定了現(xiàn)實的每一個方面。馬克思認為, 法哲學不過是“邏輯學的形而上學”。[21]

　　然而《,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妨礙了馬克思正確認識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的闡述所具有的唯物主義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馬克思是懷著偏見來接近黑格爾的這本著作的,而這種偏見使馬克思對黑格爾關于家庭和市民社會的社會學演進知識視若無睹。在探討馬克思與黑格爾在方法論領域的連續(xù)性之前,我們不妨簡單描述一下為馬克思所忽略的黑格爾的社會學唯物主義的某些方面,由此,有關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視野將得到深化。

　　當馬克思考察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時,他傾向于把這部著作看作是一種國家理論,而不是對法的理論性考察。馬克思把《法哲學原理》看作是國家學說的傾向,被書中他決定加以評論的部分所強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僅僅分析了書中關于國家的那些部分,因此,他的評價是有失公允的,因為他僅僅闡釋了黑格爾的國家概念,卻避開了黑格爾對法的演進的描述。而當他確實要觸碰黑格爾的法的概念時,他卻從國家的立足點來入手,或者說,從黑格爾的法的觀念如何成為國家的功用來入手。

　　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理念的探討是以市民社會和國家間的沖突排斥為基礎的。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區(qū)別是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得到的最大惠贈之一。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是社會經(jīng)濟生活,它先于國家,屬于政治經(jīng)濟領域。雖然黑格爾認識到國家是從市民社會演變而來的,國家作為政治結構亦是由市民社會決定的,但是,他也意識到了這兩個領域的區(qū)別。市民社會是社會經(jīng)濟性的,而國家卻是倫理性的。市民社會之為法,表現(xiàn)在社會經(jīng)濟之中,而國家之為法,則表現(xiàn)在立法活動與行政活動中。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所表現(xiàn)出的知識主張,源于他堅信國家是私有財產(chǎn)的工具,或者說,國家是通過私有財產(chǎn)而得到表述的。在《萊茵報》時期的新聞工作中,馬克思號召人們注意私有財產(chǎn)在統(tǒng)治中的重要份量,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則走得更遠。他聲稱,國家的一切政治組織都不是獨立的,而僅僅是私有財產(chǎn)的不同規(guī)定。

　　從這一視角出發(fā),馬克思聲稱,黑格爾把市民社會與國家隔絕開來,沒有什么連續(xù)的發(fā)展可以把市民社會與國家聯(lián)系起來。[22]馬克思的這個斷言是一種自己的觀點,因為在黑格爾看來,國家是從市民社會演化而來的,或者說,市民社會是國家依建于其上的組織結構。

　　1843 年手稿中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費爾巴哈的《哲學改革綱要》和《未來哲學》。馬克思在《1844 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序言中承認了這種影響,他在其中談到了費爾巴哈這些文章的重要性。[23]費爾巴哈強烈反對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他用社會本體論取代了黑格爾的理性本體論。費爾巴哈認為,在黑格爾那里,理念具有本體論的地位,而費爾巴哈卻用人的類存在取代了理念。費爾巴哈所謂的類存在是指人類的自然本質。費爾巴哈相信,人類展現(xiàn)了各種固有的性質,而這些性質就等于人類的存在。

　　人類的本體論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合群性。固有的合群性說明了人的社會性存在。當費爾巴哈使用社會存在這一短語時,他是指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諧,或者說,建立在愛的基礎之上的社會交往。1843 年,馬克思借用了費爾巴哈的社會存在這個觀念,并把社會存在與市民社會結合了起來。費爾巴哈的本體論幫助馬克思轉向了雅各賓民主制。因為社會存在從本質上說是合作性的,所以,市民社會自然就傾向于民主制。費爾巴哈的本體論是馬克思轉向民主制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提倡消滅國家,因為這樣就會使市民社會得以存在,而市民社會的作用就是民主制的普遍化。馬克思號召廢除國家,就意味著賦予市民社會以權力,或者說,市民社會從國家、從私有財產(chǎn)的控制中解放出來。

　　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社會本體論的分裂,在1844 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首次得到明確闡發(fā)。在這篇發(fā)表于馬克思與盧格共同主編的《德法年鑒》上的文章中,馬克思不再把社會視為類存在的表現(xiàn),而是視為為無產(chǎn)階級解放而斗爭的舞臺。市民社會不是社會和諧的天堂,而是階級斗爭的戰(zhàn)場。只有當馬克思從費爾巴哈的社會本體論中解放出來時,他才能夠談論革命,而革命同樣違背了費爾巴哈社會合作的理想。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同時也標志著馬克思轉向了共產(chǎn)主義,因為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把國家的消亡等同于私有財產(chǎn)的消亡。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首次號召消滅私有財產(chǎn)。馬克思寫道:“無產(chǎn)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chǎn),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jīng)提升為無產(chǎn)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jīng)無產(chǎn)階級的協(xié)助就已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xiàn)在它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24]在1843 年,馬克思把私有財產(chǎn)視為國家的本質,而在1844 年,他認識到,只有從私有財產(chǎn)中解放出來,無產(chǎn)階級的解放才能真正實現(xiàn)。

　　馬克思的觀點源于他認為黑格爾否定了市民社會。拘于這個觀點,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在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劃了一條分界線。《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副主題之一就是,黑格爾始終對市民社會的重要性茫然無知,國家則是自生的而不是派生的。對于這個問題,我不同意馬克思的觀點。黑格爾并沒有把市民社會與國家割裂開來,而是認為國家是從市民社會演化而來的。對于黑格爾來說,市民社會與國家是相互依存的,馬克思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截然二分的斷言是可以商榷的。

　　馬克思想說的是,國家滅絕了市民社會的民主潛能。他聲稱,國家抹殺了市民社會的民主進程。但是,這與國家與市民社會截然二分的斷言是完全不同的。說國家壓制了市民社會,這是正確的,但是,這并不等同于說,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沒有任何連續(xù)性紐帶。

　　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一名雅各賓主義者對黑格爾立憲君主制的譴責,在這篇文章中,1793 年憲法對黑格爾的政治哲學予以了報復,但是那時,馬克思是知道黑格爾對羅伯斯庇爾的厭惡的。我并不認為,馬克思完全忽略了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市民社會的存在。不過,我的確認為,馬克思并沒有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觀念給予充分的重視,而且,我也認為,馬克思并沒有對市民社會部分進行詳細的闡釋,正因如此,馬克思為自己的忽視行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馬克思所遭受的懲罰之一就是他忽略了政治經(jīng)濟學在黑格爾那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馬克思對黑格爾之為思辨唯心論者的專斷解釋,使他產(chǎn)生了避開黑格爾對政治經(jīng)濟學的大量闡述及運用的心態(tài),而馬克思的這種觀點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在1843 年沒有注意到,黑格爾把歷史性觀念既運用于市民社會之中,又運用于國家之中。

　　在《1844 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的確借用了黑格爾有關歷史性的方法論。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二次借用期,他對社會哲學的貢獻就是以他把歷史性概念運用于社會形式為基礎的。馬克思把歷史性概念從對精神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經(jīng)濟形式的研究,而這正是他的政治經(jīng)濟學新方法的核心原則。

　　然而,1843 年由于馬克思專注于給黑格爾《法哲學原理》釘上“邏輯泛神論”之典范的標簽,使得他沒能看到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歷史性和國家歷史性的認識。馬克思的偏見妨礙了他去認識黑格爾的唯物主義,或者說,黑格爾的政治經(jīng)濟學。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寫道:“政治經(jīng)濟學就是從上述需要和勞動的觀點出發(fā)、然后按照群眾關系和群眾運動的質和量的規(guī)定性以及它們的復雜性來闡明這些關系和運動的一門科學。這是在現(xiàn)代世界基礎上所產(chǎn)生的科學之一。它的發(fā)展是很有趣的,可以從中見到思想(見斯密、薩伊和李嘉圖) 是怎樣從最初擺在它面前的無數(shù)個別事實中,找出事物簡單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發(fā)生作用并調節(jié)著事物的理智。”[25]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把歷史性概念運用于家庭和市民社會。家庭先于市民社會,它主要基于財產(chǎn)繼承法而發(fā)生了歷史性的改變。在第180 節(jié)的附釋中,黑格爾描述了繼承法如何塑造了羅馬的家庭結構,但是,他也意識到家庭本身經(jīng)歷了歷史性的改變。他注意到,單個家庭擴大成為氏族這種部落性的社會形式。[26]黑格爾在1820 年就對社會組織的最早形式之一——氏族如此熟悉,這就表明,他知道,不論多么原始的社會形式都經(jīng)歷著歷史的嬗變。

　　當黑格爾提到氏族時,他也就表明了自己在人類學研究方面的學識。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并沒有注意到黑格爾思想的這一維度,他的手稿對氏族沒有絲毫提及。直到19世紀70 年代,在馬克思閱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后,他才嘗試使用氏族來證實社會形式的歷史性,或者說,他用氏族來證明他的政治經(jīng)濟學方法的可行性。

　　在《法哲學原理》第181 節(jié)的附釋中,黑格爾概括了自己對家庭和市民社會歷史性的認識。他寫到了家庭向市民社會的變遷�！凹彝サ臄U大,作為它向另一個原則的過渡,在實存中,有時是家庭的平靜擴大而成為民眾,即民族,所以民族是出于共同的自然淵源的,有時分散的家庭團體通過霸道者的暴力或出于自愿而集合一起,自愿結合是由于相互鉤系的需要和相互滿足這些需要所引起的。”[27]

　　能夠最好地描述黑格爾關于家庭與市民社會歷史性的詞就是形式。當黑格爾對家庭、氏族和早期的工業(yè)市民社會進行區(qū)別時,他就描繪了諸多社會經(jīng)濟形式。這恰恰是后來馬克思所追求的思想探險。黑格爾則起步更早,他是把馬克思帶到闡釋并擴大這種社會形式歷史化方法的道路上的馬克思的諸多師長之一。

　　在黑格爾寫下市民社會歷史性的同時,他也寫下了國家的歷史性。在《法哲學原理》和《歷史哲學》中,黑格爾描繪了幾種國家形式。青年馬克思閱讀了《歷史哲學》,并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引用了《歷史哲學》。

　　黑格爾所描繪的第一種國家形式就是古代中國的家庭父權制模式。在中國的市民社會中,家庭是中樞性的、備受尊崇的社會建制。中國的儒學頌揚家庭,而在家庭的范圍內,父親享有不可挑戰(zhàn)的權威。由于宗教和哲學的強化,中國的市民社會又為父親在家庭中的專制提供了支持。通過對市民社會的反思,可以說,古代中國的國家是“父權制的專制主義”。古代中國的國家反映了市民社會的結構,而皇帝被看作是擁有無限權力的家長。“家庭基礎亦是憲法的基礎�！焙诟駹栆沧⒁獾搅斯倭烹A級的官僚政治效率。[28]

　　黑格爾所析取出來的第二種國家形式就是古代印度。與中國不同,印度次大陸的市民社會組織是對印度宗教的佃農(nóng)發(fā)生作用的。遵循著印度教神學教義的古代印度市民社會被劃分成四個階級體系:婆羅門、武士、商人和賤民。[29]印度教所支持的社會結構建立在階級劃分的基礎上。在黑格爾看來,印度國家是按照階級分層來進行統(tǒng)治的。

　　雅典是民主制的典范,但又與現(xiàn)存的民主制不盡相同。在雅典形式的國家中,沒有父權專制主義,沒有階級專制主義,個人主體性才是最高的原則。但是,城邦的主體性是在政治習俗的諸因素,或者說,是在社會的范圍內展開的。雅典人的主體性不是無限的,而是由對雅典社會的忠誠、責任所限定的。沒有這種限定,民主制是不可能的。[30]

　　主體性不受任何約束的民主制形式就是恐怖統(tǒng)治。瘋狂的主體性是雅各賓派統(tǒng)治暴行的原因所在,而黑格爾對這種民主制形式亦深惡痛絕。正是由于黑格爾對瘋狂主體性的厭惡《法哲學原理》所概括的國家形式才把個體性歸入到團體和社會等級中。個體性必須同團體的普遍性結合在一起。

　　正如階級劃分是古代印度的顯著特征一樣,階級斗爭亦是晚期羅馬共和國的顯著特征。在對羅馬歷史的敘述中,黑格爾描繪了為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階級斗爭所困擾的晚期共和國時代。[31]在對羅馬的共和制政府形式的探討中,黑格爾描繪了在帝國成立時達到頂點的階級斗爭的演進過程。

　　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歐洲引入了一種不同的國家形式,這就是封建制。封建制是個體性的另外一種表達。在封建制這種統(tǒng)治形式下,個體性既被賦予了財產(chǎn),又被賦予了頭銜,如男爵、君王和領主等。正是由于其財產(chǎn)和政治封號,封建主們不僅是自治的個人,而且統(tǒng)治著獨立的封邑和行省,這就是說,地方分權是封建制國家的顯著特征。[32]

　　黑格爾的國家歷史性終結于君主制形式�！斗ㄕ軐W原理》明確指出,君主制形式是歷史的產(chǎn)物。在第273 節(jié)的附釋中,黑格爾寫道:“國家發(fā)展為立憲君主制是現(xiàn)代世界的成就,在這個世界中,實體性的理念贏得了無限的形式�！�[33]

　　黑格爾的國家歷史性思想使他拋棄了亞里士多德對國家形式的三重劃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黑格爾摒棄了這些固定類型而選擇把所有的國家形式都視為歷史的產(chǎn)物。黑格爾分析國家形式的原則可以歸納為第273 節(jié)附釋中的這一句話:“我們只能從歷史觀點來談這些形式�！�[34]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雖然馬克思采用了黑格爾的方法論,但是,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卻逃出了他的視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沒有看到黑格爾歸結于市民社會和國家的歷史性,結果,他沒有完全理解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馬克思通過責難黑格爾的國家理論而對思辨唯心主義提出質疑。馬克思的主張采取了如下形式:“邏輯泛神論”的方法和思辨唯心主義總是源于“國家具有永恒本質”這一假定。歷史性在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中沒有任何作用,或者說,馬克思用《法哲學原理》取消了“邏輯泛神論”和思辨唯心主義的效用,批判了黑格爾哲學。

　　費爾巴哈的本體論仍然出現(xiàn)在了1843 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在這部手稿中,馬克思反復提及人的社會存在,并且運用社會存在本體論來確證其廢除國家政治的主張。國家政治的瓦解并不意味著混亂的開始,而是意味著社會存在或市民社會將承擔社會決策制定的任務。國家的消亡僅僅是決策制定向其最初存在之處——市民社會的回歸。社會本體論的主題在馬克思的另外兩篇文章《論猶太人問題》和《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中也得到了表達。在這兩篇文章中,馬克思提出了他的兩步假說:國家的消亡留下了市民社會的社會本體論,而民主是市民社會固有的立法表現(xiàn)。

　　由于黑格爾并不信奉費爾巴哈的本體論,因此,他對市民社會的理解是建立在截然不同的前提之上的。人的個體性源于意志,而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是個人意志向社會前進發(fā)展的結果。對于黑格爾來說,市民社會是歷史的產(chǎn)物。黑格爾的人類學以個人尤其是意志作為起點,而這一意志經(jīng)過演化過程而達到了市民社會。在主觀的意志實現(xiàn)于市民社會之前,它必須經(jīng)歷道德、財產(chǎn)和家庭三個階段。主觀意志向市民社會的發(fā)展就是一段歷史進程。

　　黑格爾主張人類學的歷史主義,而1843 年仍處于費爾巴哈影響之下的馬克思則贊成人類學本體論。[35]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帶有個性的解讀,亦使他對黑格爾的社會福利政策或者說黑格爾的福利國家視而不見。由于馬克思傾向于把國家解釋為私有財產(chǎn)本身,因此,他沒能考慮到黑格爾所提出的改善貧窮剝奪或確保所有公民基本的生活水準的詳細措施。

　　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廣泛地評論了財產(chǎn)、階級、團體和等級等概念以及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諸多觀點。在這一方面,他認識到了黑格爾對這些社會政治結構的重視。然而,馬克思對這些社會政治結構的討論卻是否定性的,或者說,他把它們闡述為破壞市民社會的社會政治手段。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社會福利或者說君主制社會主義只字未提,而這種王權制社會主義的一個方面就是“警察”。當黑格爾寫作《法哲學原理》時“, 警察”一詞承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在黑格爾時代“, 警察”意味著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的一個方面就是拘捕那些違法者,而它的另一個要素就是公共福利的供給。

　　在《法哲學原理》第239 節(jié),黑格爾把公共權力描繪為“普遍家庭”。在第238 節(jié)中,黑格爾進一步引申了他的家庭類比,他說“, 個人就成為市民社會的子女�！�[36]正如我先前所闡述的,家庭是先于市民社會的機構。家庭的主要責任就是維持所有人的生命。營養(yǎng)與維生是家庭的運作原則。

　　公共權力把家庭的運作原則延伸到了市民社會。正如家庭必須供養(yǎng)孩子并維持其生命一樣,公共權力也必須供養(yǎng)市民社會的所有成員并且維持他們的生命。在描述公共權力的具體方案時,黑格爾對哪些人有資格獲得供養(yǎng)與維生的惠利進行了明確的劃分。他區(qū)分了“賤民”和窮人,即暫時殘疾或失業(yè)的人。“賤民”是指那些不想工作的人,他們沒有個人的尊嚴或任何程度的主觀獨立性。因此“, 賤民”沒有資格得到供養(yǎng)和維生。窮人是指那些盡管失業(yè)卻仍然積極尋找工作的人、那些暫時殘疾的人。他們有資格獲得公共權力——也可以被稱為公共援助部——的資助。

　　在第236 節(jié)中,黑格爾在附釋中列出了公共援助部面向窮人所實施的一些項目。[37]這個社會家庭的項目包括:穩(wěn)定食品價格,這樣窮人就能夠獲得食物供給；
防止欺詐；
監(jiān)查市場上所售物品,從而確保窮人所購商品的質量；
對大的工業(yè)部門的監(jiān)督力,從而使單個人在面對集體貪婪時不會孤立無援。總的說來,黑格爾是亞當·斯密的學生,他贊成自由市場。但是,他也確實看到讓公共援助部具有干涉市場之權力的必要性,從而捍衛(wèi)窮人的權利。在第239 節(jié)中,黑格爾把普遍教育的權力賦予了公共援助部。在第240 節(jié),他看到了公共援助部的家庭責任,即它可以成為作為破碎家庭之受害者的孩子的托管人。在第241 節(jié)中,他亦把為窮人提供通達公正體系、公共衛(wèi)生設施及教育機構等的權力歸結為公共援助部的家庭責任。黑格爾通曉商業(yè)的循環(huán),在第243 節(jié)中,他知道經(jīng)濟蕭條是頻繁發(fā)生的。在第244 節(jié)中,他注意到,如果利潤不均衡地流向已經(jīng)富有的人,那么就會產(chǎn)生社會分化和階級分裂問題。由于對斯密和李嘉圖著作的熟稔,黑格爾認識到了由工業(yè)革命所導致的社會的變革,封建主義和地權均分主義的終結。作為改善社會分化、改善由于蕭條所造成的貧困的手段,第245節(jié)號召國家來資助民生,或者工作崗位項目。[38]即使有必要讓國家來資助民生,資助直接的福利項目,但它們也不是黑格爾所偏愛的,因為它們違反了個人獨立的原則。即使政府創(chuàng)造了工作崗位,不幸的個人仍然要通過自己的勞動來賺取工資,也就是說,工作和自給自足的道德原則應該得到維護。

　　撇開馬克思淡化了黑格爾唯物主義的重要領域這一事實不談,可以說,馬克思始終都是忠誠于黑格爾的方法論的。為了準確地追溯黑格爾與馬克思在方法論領域的連續(xù)性,我們首先需要洞悉黑格爾方法論的意義。

　　在《哲學全書》第一卷《小邏輯》中,黑格爾簡要勾勒了哲學的歷史,但是,他在這本書中所追溯的歷史把哲學大業(yè)劃分成了三種不同的形態(tài):形而上學、經(jīng)驗主義和始于康德的批判學派。對于每一種哲學形態(tài)來說,都有三種邏輯形態(tài)與之相對應,也就是說,每種獨立的哲學體系都伴隨著與之相應的邏輯體系。黑格爾所概括的三種哲學有機體和三種邏輯有機體證明了邏輯的歷史性。黑格爾認為,邏輯并不是形而上學,而是描述思維進程的方法論。特定的方法支持特定的哲學形態(tài)。認識論并不是一套永恒的規(guī)則。[39]

　　因為邏輯是支持某種哲學見解的思維方式,所以,邏輯的同義詞就是方法。方法一詞可以更準確地把握黑格爾對邏輯的再界定。正是由于黑格爾重新定義了哲學,所以,他把邏輯也重新定義為方法。黑格爾《邏輯學》的最后一章“絕對理念”,包含著對黑格爾所理解的方法的明確闡述。

　　所以這里所要考察的作為方法的東西,只是概念本身的運動,對于這種運動的本性,已經(jīng)認識過了,但是第一,現(xiàn)在卻具有以下的重要性,即,全部概念及其運動是普遍的、絕對的活動,是自身規(guī)定和本身實在化的運動。所以應該承認方法是沒有限制的、普遍的、內在的和外在的方式,并且是絕對無限的力；
假如客體呈現(xiàn)為外在的、遠隔理性而又不依存理性的客體,那么,就沒有任何客體能夠對抗上述的力,以一種特殊的本性來與它對立,并且不被它穿透。所以它是靈魂和實體；
任何事物都只有在完全受方法支配時,才被理解,其真理才被知道；
它是每一事情自己的方法,因為它的活動就是概念。[40]

　　為了確立其思辨哲學的有效性,黑格爾就必須重新構建邏輯的本質,而“邏輯學概念的初步規(guī)定”就是服務于這一計劃的。第19 節(jié)的附釋中有這樣一句話:“認思維為邏輯學的對象這一點,是人人所贊同的�！盵41] 黑格爾對邏輯學體系的歷史的介入,是以他使邏輯學成為關于思維本身之學問為基礎的,或者說,邏輯學致力于發(fā)現(xiàn)思維的功用,而方法正是功用的同名物。

　　因為這一點極為關鍵,所以我想再次以《小邏輯》中的一段引文為例證。這段引文出自第24 節(jié)的附釋,它確證了上面的闡釋,而且就邏輯的重新構建提出了黑格爾的方案。

　　據(jù)前面所說,邏輯的原則一般必須在思想范疇的體系中去尋求。在這個思想范疇的體系里,普通意義下的主觀與客觀的對立是消除了的。這里所說的思想和思想范疇的意義,可以較確切地用古代哲學家所謂“Nous (理性) 統(tǒng)治世界”一語來表示�！蛘哂梦覀兊恼f法,理性是在世界中,我們所了解的意思是說,理性是世界的靈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構成世界的內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說,理性是世界的共性......任何事物莫不有一長住的內在的本性和一外在的定在。[42]

　　按照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方法就是邏輯學。方法并不致力于在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創(chuàng)造對稱的關系,而是展現(xiàn)思維的“內在”形式。為了把握黑格爾的理念方法論的全部內涵,我們必須牢記,在黑格爾那里,思維處于恒常的外化過程中。黑格爾思辨哲學的主要原則——主客體的同一,就是建立在思維的不斷噴涌外泄基礎之上的。從潛能向現(xiàn)實的運動是思維主要的現(xiàn)象學活動。潛能就是思維、理念。現(xiàn)實則指思維在外在世界自我實現(xiàn)的過程中而完成的客體化。《邏輯學》即《大邏輯》關于“生命”的一章很好地描述了理念向現(xiàn)實領域的噴涌傾瀉。“生命”章所探討的是生命理念,因此在討論生命的過程中,黑格爾也描繪了思想是如何在生命中發(fā)生作用的。

　　現(xiàn)在若在其理念中更切近地考察生命,它就是自在自為的絕對普遍性......這樣,靈魂便無所不在地灌注于這個多樣性之中,同時又仍然絕對是具體概念與自身單純合一。......但單純的生命還不僅是無所不在,而且絕對是其客觀性的持續(xù)存在和內在實體,但卻是作為主觀實體那樣的動力,并且誠然是特殊區(qū)別的特有動力,而在本質上又同樣是特有物一個和普遍的沖動,這沖動使它的這種特殊化重新返回到統(tǒng)一中并在其中仍然保持著。[43]

　　《邏輯學》和《哲學全書》中的《小邏輯》都描述了觀念的發(fā)生學。它們是觀念的履歷,是理念出現(xiàn)之前必定要被跨越的各階段的示意圖。發(fā)生學的動力就是從潛能向現(xiàn)實的運動,因為這種力量說明了從理念到現(xiàn)實的生成。

　　在“本質論”中,形式的分類是最為切題的,因為在《小邏輯》和《大邏輯》的這一章中,黑格爾都描繪了現(xiàn)實的生成。在“本質論”的結尾部分,實存(reality) 生成了,潛能與現(xiàn)實間的連續(xù)性實現(xiàn)了,世界屹立于主體性之前。“本質論”提供了實存由以產(chǎn)生的方法論。“本質論”考察的是思維本身及其所有的排列組合,而它們正是實存的DNA。

　　黑格爾與馬克思之間的連續(xù)性最為明顯地體現(xiàn)在方法論領域。雖然黑格爾把實存看作是思維的產(chǎn)物,但是馬克思采用了黑格爾的方法形式,并把它們運用到社會經(jīng)濟形式中。

　　就黑格爾的《大邏輯》和《小邏輯》而言,馬克思所尤為關注的是“本質論”。馬克思并不關注“存在論”,因為他認為沒有必要對實存進行說明,他的唯物主義已經(jīng)承認了自然界的存在。相反,馬克思對社會存在的進化本質,或者說,對必須從物質層面來維持人類生活這一需要十分關注。人類并不是形而上學的現(xiàn)象,而是在生產(chǎn)自己的食物過程中所形成的人類活動。存在是社會的生產(chǎn)力。

　　同樣,馬克思也不關注“概念論”。在《大邏輯》和《小邏輯》的這一部分中,黑格爾集中闡釋了理念的辯證發(fā)展,或者說,理念是如何從思維方法論中構造出來的。作為一名唯物主義者,馬克思對觀念的經(jīng)驗性源起頗為重視。黑格爾把經(jīng)驗主義還原到人類理性的最低水平,而馬克思盡管采用了黑格爾的現(xiàn)實性方法論,但他卻賦予理性的唯物主義起源以更大的意義。

　　馬克思所關注的黑格爾方法論領域就是“本質論”《, 大邏輯》和《小邏輯》中的這一部分都追溯了從潛能向現(xiàn)實的運動過程。它提供了實存的傳記。馬克思借用了黑格爾的大量方法,而他對這些形態(tài)的探求又使他對《邏輯學》最為倚重,因為這部著作提供了關于這些形態(tài)的更多的、更為明確的界定。

　　從“本質論”出發(fā),馬克思采用了諸多方法論形式來幫助自己闡發(fā)社會形式的變遷史。馬克思重新配置了黑格爾的方法論。雖然黑格爾運用“本質論”的方法論來闡釋實存的發(fā)生學,但是,馬克思卻用這同一種方法論來解釋社會經(jīng)濟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逗诟駹柗ㄕ軐W批判》中的兩段引文可以清楚地表達馬克思的方案:

　　(1) 因此,家庭和市民社會到政治國家的過渡在于:本身就是國家精神的這兩個領域的精神,現(xiàn)在也是作為這種國家精神來對待自身的,而且作為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內在東西本身,是現(xiàn)實的�？梢�,過渡不是從家庭等等的特殊本質以及從國家的特殊本質中引申出來的,而是從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關系中引申出來的。這完全是在邏輯學中所實現(xiàn)的那種從本質領域到概念領域的過渡。這種過渡在自然哲學中是從無機界到生命。[44]

　　(2) 因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那些最抽象的、還完全沒有成熟到進入真正的社會現(xiàn)實的規(guī)定,國家的那些自然基礎如出生(君王的) 或私有財產(chǎn)(長子繼承權中的) ,都是最高的、直接人化了的觀念,那么這必然是最深奧的、最思辨的。

　　這也是不言而喻的。正確的方法被顛倒了。最簡單的東西被描繪成最復雜的東西,而最復雜的東西又被描繪成最簡單的東西。應當成為出發(fā)點的東西變成了神秘的結果,而應當成為合乎理性的結果的東西卻成了神秘的出發(fā)點。[45]

　　馬克思對社會學理論的變革將徹底推翻黑格爾的方法論。當馬克思把黑格爾的方法論運用到生活的“自然基礎”——市民社會的經(jīng)濟社會的生產(chǎn)建制時,他也開始了對黑格爾方法論的重新配置。這就等于黑格爾方法論的延續(xù),因為馬克思留存了其形式卻改變了其內容。形式就是黑格爾方法論的原則,而內容不再是“思維”,而是社會存在的“自然基礎”。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不僅是對黑格爾的國家和政治學理論的駁斥,而且也是馬克思對黑格爾手稿的模仿。馬克思試圖盡可能地運用黑格爾方法論的更多范疇來譏諷《法哲學原理》。通過夸張地運用《法哲學原理》中的這些方法論步驟,馬克思試圖展現(xiàn)黑格爾的內容如何曲解了國家的“自然基礎”,而通過證明由之所造成的曲解,馬克思亦嘲諷了黑格爾方法論的內容。

　　就本文的論述范圍來說,我們不可能考察馬克思所借用的黑格爾的所有方法。我的著作《不同的道路》的第三章對理性的這些功用給予了詳細的界定,并且還提供了馬克思如何運用它們的例證。

　　就上下文而言,本文只允許我花時間分析黑格爾的三種方法論:主體—客體、形式—內容以及有機體理論。

　　(1) 主體—客體

　　當馬克思說《法哲學原理》是“邏輯泛神論”的典型時,他是指,在黑格爾那里,理念是主體,或者說,理念為實存提供形式�？陀^性僅僅是理念的一個謂詞。理念是從潛能向現(xiàn)實運動的內在動力。在《法哲學原理》中,實在的國家、存在于客觀世界的國家僅僅是國家理念的投影。

　　黑格爾關于理念運動的理解是模仿亞里士多德的心靈哲學的。在《哲學史》中,黑格爾承認自己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受益良多,特別是亞氏的思維目的論理論。亞里士多德首先提出,思維的發(fā)展分為三個階段,即從潛能出發(fā),經(jīng)過實現(xiàn)化過程最終在現(xiàn)實世界中達到外化。思維包含著向終極運動的內在目的,而這條道路始于內在的精神,最終達到外在的實存。[46]

　　馬克思借用了亞里士多德—黑格爾模式。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經(jīng)由黑格爾的傳遞,在馬克思那里獲得新生。只不過,馬克思用勞動代替了思維。從潛能向現(xiàn)實的運動成為了勞動的力量。勞動實現(xiàn)過程的結果就是價值。

　　馬克思對黑格爾方法論的批判源于一種顛倒策略,或者說,馬克思顛倒了主體—客體的角色。馬克思借用了主體曾經(jīng)產(chǎn)生客體的功用,但卻顛倒了主體的內容。對馬克思來說,主體變成了人類勞動,或者說,人類活動的內容就是人類勞動,而客體成為了人類勞動的對象,或者說形式。馬克思改變了原因或者說力量的位置。在馬克思那里,勞動是最初的原因,是力量之源,而這一原因現(xiàn)實化的結果就是經(jīng)濟對象。《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證明了馬克思的顛倒策略,因為這些筆記致力于建立人類勞動的力量。它們就是人類勞動力量的證明。勞動成為潛能,成為內容,它向現(xiàn)實性的形式運動。

　　(2) 形式—內容

　　如果說主體—客體這種形態(tài)與現(xiàn)實化過程的關系更為密切,那么形式—內容這種形態(tài)則更多地是描述歷史性的。對于黑格爾來說,內容總是理念,但是,內容在其中得以現(xiàn)實化的形式卻隨著理念所寓居的歷史環(huán)境的變化而不斷地變化著。

　　黑格爾用另外幾個術語來描述理念的實現(xiàn)過程,即從思維到現(xiàn)實的發(fā)展過程。他所使用的與形式—內容等價的術語就是內在—外在、自在到自為以及隱秘—公開。內容總是源起之點,總是內在的、自在的和隱秘的,而形式卻總是外在的、自為的和公開的。內在與外在、自在到自為、隱秘到公開的連結點就是歷史。只有歷史能夠保證:內容以多種形式保持永恒。

　　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汲取了形式—內容形態(tài),并且使之經(jīng)歷了一個置換過程。在理念的位置,馬克思用社會形式取而代之。馬克思形式—內容方法論的采用,使得他能夠展現(xiàn)自在的勞動,進而描述這種永恒性是如何在社會形式的歷史進化中獲得不同的現(xiàn)實性的。

　　(3) 有機體理論

　　在“邏輯泛神論”的范圍之內,真理只能作為系統(tǒng)整體的一部分而得以實現(xiàn)。黑格爾認為,要使特殊性具有真理性,就必須把它置于普遍性的背景中。黑格爾使用了另外幾個與有機體同義的術語,它們是普遍—特殊、整體—部分以及全體性、整體論和系統(tǒng)。在黑格爾的著作中,這些術語是可以互換的,因為這些方法論所指的是同一個過程。我把它們統(tǒng)稱為有機體理論。

　　黑格爾對知識的定義是建構在解剖學模式之上的。特殊性僅僅是經(jīng)驗的、孤立的,沒有任何意義。只有當特殊性被置于普遍性之中時,才有可能獲得意義或知識。

　　在黑格爾看來,有機體總是理念。正是理念提供了全體性,從而賦予特殊性以意義。全體性就是思維。在對黑格爾的有機體理論這一概念進行批判時,馬克思再次運用了顛倒法的策略。馬克思借用了黑格爾方法論的形式,并且顛倒了它們的內容。在馬克思那里,并不是理念提供了全體性,而是社會提供了全體性。

　　馬克思對社會形式的定義可以證明黑格爾方法論的唯物主義化,即這種方法論從理念領域出發(fā),進而轉入社會經(jīng)濟領域。在馬克思那里,社會形式總是作為決定特殊性的全體性而出現(xiàn)的。

　　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的導言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馬克思的最明確表白,即他整合了黑格爾的解剖學方法。在這段敘述中,馬克思把“猴體解剖”當作把握黑格爾的解剖學意義的一種類比。盡管這段引文出自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第二次借用期的一篇文章中,我仍然愿意在這里使用它,因為它承認了上述關于社會全體性討論的一般主題。

　　資產(chǎn)階級社會是最發(fā)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chǎn)組織。因此,那些表現(xiàn)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讓我們透視一切已經(jīng)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chǎn)關系。資產(chǎn)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xù)在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征兆的東西,發(fā)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47]

　　在馬克思對社會形式的分析中,他總是表明,普遍性是如何決定特殊性的。決定資本主義性質的本質、普遍性就是加強對勞動力價格的限定,資本主義形式的每一方面都在重復著這一價格限定過程。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初次借用為《資本論》提供了大量的方法論。馬克思分析社會形式的新的方法論也為他的新的政治經(jīng)濟學奠定了基礎。

　　注釋:

　　①[法]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版。

　�、凇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 卷第10 頁。

　�、跱orman Levine , Divergent Paths ,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2006 , pp. IX- X.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47 卷第15 頁。

　�、萃蠒�,第13 頁。

　�、轏ohn Toews , Hegelianis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2versity Press , 1979.

　�、摺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47 卷第9 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3 卷第197 —198 頁。

　�、醄德]黑格爾:《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450 頁。

　�、鈁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 年版第269 —274 頁。

　　[11] Bruno Bauer an Karl Marx , Dec. 11 , 1839 , in Die Hegelsche Linke , ed. Pepperle , Heinzund Ingrid ,Leipzig : Verlag Philipp Reclam , 1985 , pp. 793 - 795.

　　[12][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3 卷,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第47 —85 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1 卷第74 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47 卷第23 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1 卷第300 —304 頁。

　　[16]同上書,第203 —205 頁。

　　[17]同上書,第315 —317 頁。

　　[18]同上書,第429 頁。

　　[19]同上書,第291 —296 頁。

　　[20]同上書,第229 —239 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 卷第22 頁。

　　[22]同上書,第77 —81 頁。

　　[23]同上書,第220 頁。

　　[24]同上書,第213 頁。

　　[25][德]黑格爾《: 法哲學原理》,第204頁。

　　[26][27]同上書,第195 —196 頁。

　　[28][德]黑格爾:《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121 —131 頁。

　　[29]同上書,第143 —144 頁。

　　[30]同上書,第257 —260 頁。

　　[31]同上書,第293 —302 頁。

　　[32]同上書,第363 —370 頁。

　　[33][德]黑格爾《: 法哲學原理》,第287頁。

　　[34]同上書,第288 —289 頁。

　　[35]感謝中國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研究員魯克儉博士,是他使我注意到了赫斯在使馬克思擺脫、批判費爾巴哈方面所產(chǎn)生的影響。

　　[36][德]黑格爾《: 法哲學原理》,第242、241頁。

　　[37]同上書,第239 —240 頁。

　　[38]同上書,第242 —245 頁。

　　[39][德] 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 年版第94 —151 頁。

　　[40][德]黑格爾:《邏輯學》下卷,商務印書館1966 年版第531 —532 頁。

　　[41][德]黑格爾《: 小邏輯》,第66頁。

　　[42]同上書,第80 頁。

　　[43][德]黑格爾《: 邏輯學》下卷,第458—459頁。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 卷第13 頁。

　　[45]同上書,第52 頁。

　　[46][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第269 —365 頁。

　　[4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0 卷第46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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