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1月9日（周四）晚7：00

　　地點：沙坪壩校區(qū)學術報告廳

　　點評嘉賓：張永和教授（博士） 朱學平副教授（博士） 陸幸福博士

　　主持：趙樹坤博士

　　致謝

　　前幾天接到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碩士生張培先生來電，說我在西南政法大學的講演稿已根據錄音整理出來了，希望我作些修改。沒想到接到張培君發(fā)來的稿子竟有近五萬字的規(guī)模。因為我講話的語速較快，而且許多字咬得不準，心想這些天可真難為了根據錄音整理文字的同學們。雖然我事先有一個稿子，但在演講中隨時隨地多有發(fā)揮，所以保留了一些口語的行文方式。這些都是同學們的整理之功。于是忙問張培君有哪些同學費心地參與了我的錄音整理，得到的答復是如下同學：李毅昕、尹疏雨、李婷、陳薇薇、彭莉、李珊、程滿華、朱玓、李暉、何博、康博、楊黎、趙璽、薛煒。我要在此對諸位同學高效而勤勉的工作深表謝意！當然，文中所有觀點概由本人負責。

　　魏敦友

　　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法理教研室

　　2006-11-22

　　一、主持人的開場白

　　趙樹坤博士：

　　今晚很榮幸地請到來自廣西大學的魏敦友教授給我們作講座。大家歡迎�。ㄕ坡暎┱埼覀兊耐瑢W獻花。（掌聲）相信在座的各位對魏老師都有所了解，但我還是要用簡短的幾句話把魏老師學術的華章給大家簡要的說一下。魏老師早年求學于北京師范大學，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后來輾轉到武漢大學求學于我國著名西方哲學研究方面的兩個專家，也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楊祖陶教授和鄧曉芒教授。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后，魏老師又到上海復旦大學跟隨我國著名哲學家俞吾金教授進行博士后研究，主攻西方自然法思想。雖然我這樣幾句話的描述非常地簡單，但是我們知道，前面所提的武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相信在我們各位同學們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個評價。另外，魏老師對我們來講，與其說是非常地熟悉，更確切地說是非常地親近。因為大家知道以前有鄧曉芒老師兩次來西政講學，最近有趙林老師來作演講，他們都和魏老師有著非常親密的師承關系。前者是魏老師尊敬的老師，后者是魏老師的師兄。另外，西政的學生對于我們的趙明老師和我們的朱學平老師更加懷有我們無法言說的一種情感，但是他們同樣都和魏老師有著這樣一種師承關系。所以我們說，前有鄧老師、趙林老師、趙明老師、朱學平老師為我們西政法學法理學的發(fā)展已經涂抹了非常絢麗的色彩，我相信今天晚上魏敦友教授將繼續(xù)進行這一項偉大的工程。好，以上是對魏老師的一個十分簡要的說明。另外，我們非常有幸地請到了出席今晚講座的我們的幾位嘉賓，我也作一個介紹。第一位，我們的朱學平博士！（掌聲）第二位，我們的張永和教授�。ㄕ坡暎┑谌�，我們的路幸福博士�。ㄕ坡暎┡_下還有一位，我們的新生代，周力博士�。ㄕ坡暎┖茫F在我們就把講臺讓給魏敦友教授，讓我們聆聽他的精彩演講！謝謝！（掌聲）

　　二、主題演講

　　魏敦友教授：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謝剛才樹坤博士對我的一番介紹，她的這番介紹對我既是有利的又是不利的。有利的方面好象是我自己的頭上有那么一些所謂的“光環(huán)”，實際上這些光環(huán)可能對我來說也是不利的。因為在這些光環(huán)之下，我講的這些東西可能大家不一定感覺到有意義。好，今天晚上非常高興有機會再一次來到歌樂山下，一來可以拜見各位好朋友，更重要的是得以觀瞻歌樂氣象。最近這幾年我東游西逛，一會到山東去，看看山東的學子們在干嘛，一會跑到長春去，看鄧正來他們那幫家伙在干嘛。今天晚上又很榮幸地來到了歌樂山下。其實上次桑本謙教授來此作講座的時候，我參加了，我就看到歌樂山下正如許多朋友們所說的的確是有股仙氣呢。（笑聲）所以今天能夠來到這里，而且在好朋友的幫助之下作一個講座，我感到非常高興！我首先要對樹坤博士、幸福博士，還有宸舸、海琴、張培諸位悉心的安排表示深深地謝意！其實認真說來，我并不是一個喜歡四處講演的人，我對作學術講座的興趣并不是很大，因為我個人認為自己的學術思想還沒有完全成型，當然最終能不能產生自己的學術思想也還很難說。我自己認為我不是很喜歡作所謂的學術講座，因為在一個沒有思想的時代講這些東西不是特別好，更何況我自己的思想正處在一個激烈動蕩的發(fā)展過程之中。而且，不久前我還在貴校的法之理論壇上看到一個朋友這樣寫到，他說自己不喜歡聽的講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其中有一項是說不喜歡講大話的人，因為所謂的宏大敘事多半是騙人的。我不幸地發(fā)現自己就是一個講大話的人。所以猶豫再三，到底來還是不來講呢，最后還是決定了來，還是來講講大話吧。畢竟會有一個交流。因為最近我發(fā)現，其實作講座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利用講座這個壓力將自己沸騰著的所思所想加以整理，整理到一個語言結構里，我可以從這個語言結構里清楚地看到自己思想的邏輯結構體。最近一年來，我應朋友們的邀請在各種不同場合下作過一些講座。我很驚訝地發(fā)現，每次我事先寫出一個提綱，講座之后對提綱略加整理發(fā)現還很像一篇文章，后來竟可以陸陸續(xù)續(xù)地發(fā)表在全國各地一些雜志上。這樣的體驗使我對今天的講座也有了一些信心，并利用下午三個多小時的時間寫了四五千字的東西，今晚我就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來和大家交流討論一下。有時候我發(fā)現自己的思想像巖漿一樣迸涌出來，但是該怎樣去把握住它，卻是一個問題，現在我意識到，講座正好是使我的思想得以成型的一個途徑。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是《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和中國法學的自主性》。在一些朋友看來，這個題目當然是一個宏大的敘事，但它卻是一個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宏大敘事。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題目，跟我們當下的時代有著密切地關系，而且，跟我們在座的每一位西政學子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在后面將向大家展示這樣一個基本的意思，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與當代中國法學的自主性這樣一個主題是當下我們每一個學者每一個學子無可逃遁的命運，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題目。我們或者意識到這個問題，或者沒有意識到它，我今天的任務就是把這個問題充分地展示出來。我在這里講這個題目或者說作演講，還因為最近這一兩年跟樹坤、幸福、宸舸、張培、海琴、大亮這些好朋友的交往，使我對西政有了特別親切地感情，所以雖然我在遙遠的南寧，其實我很關心西政的發(fā)展，也關心西政的前途，關心西政的命運，關心這一塊曾經貢獻過比如說象賀衛(wèi)方、梁治平、夏勇、范中信、許章潤等等這樣一些第一流的法學頭腦的熱土。當我們在討論這些人的時候，大家也有一個想象，就是未來的西政將給這個世界貢獻出什么樣的人物。最近我讀過一篇關于西政的文章，叫著《西政風雨五十年》，我看到了滲透在這篇文章背后的是西政人對自己前途的一種深深的憂思。在今晚這樣一個主題里面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揭示出西政將向何處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未來的西政將產生出什么樣的人物，他們將在何種意義上來產生自己的偉大人物，我將會在這里有所揭示。我將向各位展示的是，西政未來的前途在根本上是通過對以賀衛(wèi)方教授為代表的一代西政學子的知識譜系學意義上的深刻批判從而超越他們的時代開創(chuàng)一個新的法學時代。我們知道，一個時代造就一代學子，一代學子也造就一個時代。事物的必然性呈現在邏輯的必然性里。所以當我在這里試圖展開當代中國學術成長的邏輯時，大家將會發(fā)現我實際上是試圖來展現當代中國成長的邏輯。在當下我認為沒有一個問題象“中國問題”這樣令中國人憂心如焚，因為“中國問題”在最深處可以說支配我們所有的思考和行動。當下中國處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良知特別需要我們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沉潛反思，如何從如焚的憂思之中超拔出來，冷眼看一下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因為在我看來，只有這樣一種靜觀深思，我們才有可能擺脫我們所知道的一代霸王項羽的命運。讀過史記的朋友們都知道，項羽是怎么淪落到一個毀滅的命運的，他主要是被人錯誤地指引而深入迷津，雖然他迷途知返，但到底是兵敗垓下，自我毀滅。我們今天的中國就處在項羽這樣一個困境里面，因此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問題在我看來首先是要明白，我們今天的中國到底是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結構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今晚我在這里將會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當代中國學術的基本處境。當代中國學術必然是關于當代中國的一套話語理論建構，因此我們首先要明白當代中國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環(huán)境里。我想在這里揭示出這么一個問題，即，中國為什么在晚清以來失去了說大話的權利？為什么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有非常大的自信心來創(chuàng)造我們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就是說，我們曾經有說大話的權利，可是為什么今天我們喪失了說大話的權利呢？我認為，當代中國的學者或者說我們中國當代的學術，也只有對我們中國當代所處的形勢進行深入地研判，才有可能獲得我們當代中國學術成長的機遇和空間。當然，對中國形勢的研判實際上并不是今天開始的，但是今天顯得特別地急迫。從晚清以來中國的知識史在我看來實際上在根基之處就是對中國形勢的研判。我們知道晚清有一些偉大人物，比如說有些政治家，例如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等等這些人；
思想家，比如說我的本家魏源、康有為、梁啟超這些思想巨人就對中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但是這樣一些思考從今天來看他們都有自己時代的局限性。比如說我們都熟悉梁啟超先生對中國的一個判詞，他說中國將走過三個階段：第一個是中國之中國，第二個是亞洲之中國，然后再走向世界之中國。梁先生這樣一個判斷，從表面上看起來跟我們今天講的所謂全球化這樣一些理論好象有暗合的地方。但實際上梁先生的理論建構在根本上講其知識的資源來自于西方的知識體系，即一種立足于民族國家的知識立場。我們今天所處的這樣一個時代從今天的研究來看，我也綜合了很多人的研究，就是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失“天下”之后的這樣一個中國。從晚清以來我們中國人面對的是一個構建民族國家的時代，也是從知識論上完全接受西方所謂現代化的時代。比如像孫中山先生講過的，我們中華民族要屹立于民族之林。像這樣一些生存論的沖動，使得中國人在知識論上完全屈服于西方。生存論的沖動轉化為一種知識論上對西方的屈服，這是我們今天中國人所面對的命運，中國的知識論隨著政治上龐大的天下帝國的崩潰而衰落，而被人棄之如敝屣。中國知識人完全成了西方知識的俘虜，在我看來，形成了一種黑格爾意義上，我在這里要特別強調的一種知識論上的主奴關系。我下面會對主奴關系進行一些說明。中國在知識的戰(zhàn)場上從晚清以來完全失勢，一敗涂地，在知識的話語上被迫認西方知識論作為一個主人這樣的地位，而西方的知識論也將中國的知識論傳統(tǒng)僅僅看成是一種預備性的知識，比如黑格爾就是一個典型。鄧曉芒教授給大家講黑格爾，我看到他的講稿里面基本上是認同黑格爾的，那么我的任務就是要全面摧毀這樣一種知識觀，就是要徹底地摧毀黑格爾對中國知識的判詞。楊祖陶老師有個學生叫卿文光，也就是我的師弟，現在在黑龍江大學哲學系工作，他作過這樣一個研究。我認為，鄧曉芒老師在根本上是認同西方的知識的話語體系的，鄧老師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研究西方來批判中國。這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他告訴人們，那種試圖回到古典中國的做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寫《當代中國法哲學的使命》時候，我提出了當代中國文化中的“兩個律令”：一個是鄧正來律令；
一個是鄧曉芒律令。鄧曉芒律令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國。我認為，今天中國真正的西化論者只有一個人，就是鄧曉芒。只有他是大骨子里要將西方的尺度強加于中國的。所以我和鄧老師多次發(fā)生嚴厲的爭論，以后在學術戰(zhàn)場上會將這些話語體系、話語結構充分地展開。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知識體系，成為我們中國人的知識標準之后，導致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是：中華民族走向了知識論上的漫漫長夜。在這種背景下，結果是：中國沉默了，中國不再思想了，中國根本不能思想也不準中國思想，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基本困境。所以在中國當代的知識話語里面，我非常認同鄧正來的一個評論：西方不僅僅是中國的一個可以參照的體系，西方完全成為一個標準，一個尺度，一個中國必須和它符合的原型。所以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看到在晚清以后大規(guī)模的知識引進。那么大規(guī)模的知識引進運動，它的邏輯在哪里呢？它的邏輯就在于中國本身的合法性、正當性問題不能從自身得到論證，必須從西方的知識體系才能得到證成。比如說：我們在座的每一位，你們之所以在這個地方，并不是靠我們自己中國的知識論來論證的，我們今天的知識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完全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也就是說，必須求之于西方的知識論，來論證我們的生存。我認為這是這樣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鄧正來將這個問題通過他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文揭示出來了，從而向人們展示出超出西方知識論的可能性。我將鄧正來的思想中所隱含的我們中國人實際上不能屈從于西方而必須有我們自己的文化創(chuàng)造這樣的思想命名為鄧正來律令，以與鄧曉芒律令相應合。

　　我最近寫了一篇《“知識引進運動”的終結》，本來是評論鄧正來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文的，但我在這篇文章里面概述了從梁啟超、李澤厚、鄧正來的知識史，以他們?yōu)槔樱蚁脒_到這樣一種認識，中國從西方引進知識的運動發(fā)展到今天，實際上已經到了最后的關頭。我想展示出，我們即將走出中國知識論上漫漫長夜，而現在則處在一個最黑暗的黎明時分。我認為，知識引進運動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它完全遮蔽、掩蓋了中國問題的本質。它將中國問題簡單的歸結為現代化，西化了事。我們現在很多學者在辯，西化和現代化是兩回事情，西化不等于現代化。試圖開辟出現代化的中國之路來。我的老師鄧曉芒教授說，這種說法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西化根本上就是現代化。我基本上認同鄧曉芒老師的看法：西化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西化。但我跟鄧老師的立場不同，甚至于相反。這是一種認識；
也有一些人將中國問題歸結為法治問題了事的，以為只要法治中國了就萬事大吉了，我認為這也是過于簡單化了；
還有一種將中國問題簡單地歸結為人權問題，以為憲法里面寫進了“國家保障人權”就了事了，就開始歡欣鼓舞，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思路。因為這樣一些做法使得“中國問題”完全被掩蓋住了。根據我最近十年來的研究，“中國問題”在本質上到底是個什么問題呢？我認為，“中國問題”既不是現代化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也不是法治的問題，也不是憲政的問題，當然法治、人權、民主、憲政這樣一些詞語，它們從西方引進到中國來的時候，它們在沒有找到自己在中國的生存土壤之前，它們是不能當然地成為中國問題的。中國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從晚期以來引發(fā)的這個中國問題在本質上在我看來，它就是中國人之生存秩序與意義秩序的重構問題。我們可以認為，作為中國問題的這樣一個中國人之生存秩序與意義秩序的重構問題可以內含比如像民主，比如像自由、人權、法治等等這樣一些觀念，包括憲政這樣一些說法都可以將它融入到中國問題里面去，但是中國問題在本質上并不能等同于這些問題，中國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的秩序重構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為什么活著，什么樣的生活對我們是好的？我們希望生活在一種什么樣的秩序結構之中？這些一些問題。這是在一個“家天下”的時代過去之后，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個生存秩序的重構的問題，只有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我們才能理解什么“德先生”、“賽先生”，什么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憲政等等這樣一些從西方泊來的理念。我們不能想當然的將中國問題化解為一個人權問題，簡單的化解為一個憲政問題、法治問題等等這些。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很大的毛病是：比如我們對法治問題還沒有什么深入研究的時候，就將法治問題作為一個當然的前提接受下來，然后對法治問題進行本質主義研究，比如象夏勇那樣研究法治的淵源、規(guī)誡、價值等等，（參見夏勇：《法治是什么？——淵源、規(guī)誡、價值》）這樣一種非批判非反思性的研究到今天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批判。因為法治、人權、民主、自由這些問題，當它不和中國自身的內在結構性的問題加以勾連的時候，它基本上沒有什么意思，因此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所以中國問題在我看來比剛才我們講的這些問題實際上更加深刻，也更加復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也更加迷人。我非常贊賞復旦大學的一個老師叫周振鶴的教授的一個觀點。這個周老師寫過一本書叫《隨無涯之旅》，《隨無涯之旅》中有一段話，我非常喜歡，印象非常深刻，也經常引用，在這里也正好引用一下。周老師說，“中國沒有西化的可能，只有化西的前景”。我認為周老師這段話講的非常好啊。的確，中國沒有西化的可能，中國只有化西的前景。當然，周老師的這個話看起來還只不過是一種盲目自大的樂觀主義，還需要理論上來加以證成。我的講演在很大意義上講就是要論證周老師的這句話是正確的，就是說中國如何來化這些憲政、民主、人權、自由這樣一些理念，要化到中國里面去了，它才能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而不是跟我們相互矛盾著的一種存在。當代中國學術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來成長，所以我對中國有一個總的判斷，這個判斷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不知道大家看過這樣一本書沒有，題目叫做《佛教征服中國》，是一個荷蘭人叫許理和的先生寫的，這本書主要講佛教從中國東漢以來慢慢傳到中國，在漫長的時間里，中國的古典文化與之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但是最后，它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佛教文化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構成部分。而在我看來，佛教的思想最后化在了朱熹先生的理學里面。我把這個過程概括為佛教征服中國和中國征服佛教的這樣一個雙重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離我們今天已經很久遠了，我們如果不將深思，我們根本感覺不到佛教文化在我們生活中的意義了。因為它已經化成我們的一個部分了。如果說我們中國文化第一次遭遇外來文化佛教文化從而完成了對它的“化”的任務，那么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第二次文化沖突在根本上是中國文化和耶教（基督教）的一個強烈的沖突。我認為當下中國所面對的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全面沖突。我可以這樣來概括，可以做一個展望，今天的基督教，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都是基督教這樣一個背景下之下產生出來的，這個我們可以討論的啊，我基本上也是這樣看，也就是說我們將會看到的是這樣一種可能，這樣一種圖景，我們當代中國文化，它所經歷的一個過程，是耶教征服中國的一個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征服耶教的一個過程。從目前的情形來看，我們更多的看的的一面是，基督教對中國的這樣一種征服，全面的一種征服和滲透。當然，它打著科學、民主、自由、憲政、法治這樣一些幌子，但它的骨子里面是基督教的東西。那么，也許我們從現在開始，我們要進行一種新的文化反攻勢，我們可能會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面要經歷一個中國文化征服基督教或者耶教的這么一個過程，所以我們今天中國人，我們在內心深處感到不安，感到焦慮，那么在本質上我認為就是在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全面的沖突之下所導致的。當代中國的學術，也必然要在這樣一種土壤之上產生出來。我們今天中國所處的歷史猶如唐德剛先生所說的，正在歷史轉型的三峽，因此極為險峻，險象環(huán)生。我應鄧正來的要求寫了一篇文章，還沒發(fā)表，可能在貴校的《現代法學》上面用一下，題目是《思維在急流險灘處》。說的就是今天中國的思維都是在非常急流險灘之處，我們正是在此來思考我們自身的生存、知識、我們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是我講的一個大的背景，也就是說我們當代中國學術在一種什么樣的狀況之下生長出來，當代中國學術它的一個社會的背景是什么？當代中國的學術如何來應對這樣一個背景？鄧正來說我們今天中國的這個學術是因為全球化的發(fā)生，中國由此而進入到一個世界結構里面，世界的結構就成為一個關鍵詞，我們今天進入到世界結構里面，那么在此之前，中國在世界之上但是并不在世界之內，全球化將中國卷入到一個一體化的世界結構之中，使得我們中國的身份發(fā)生了非常急劇的變化，我們今天的中國不可能遺棄世界也不可能被世界所遺棄，我們已經進入到了這樣一個世界結構之中。在這樣一個世界結構之中，關鍵就在于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了。全球化的問題是當代中國學術成長的一個背景，它可以是說我們這樣一個時代的命運，就像這個古羅馬的斯多葛學派的一個哲學家塞涅卡說的：愿意聽從命運的人，跟著命運走，不聽從命運的人，被命運拖著走。全球化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運，但是我們不管是跟著命運走還是被命運拖著走，我們總與之有生存論與知識論上的關系。但全球化并不當然是一種事實，它需要我們參與其中并作出自己的抉擇，所以鄧正來講得好，全球化是需要建構的。當代中國學術就是生長這樣一個社會的基礎或者說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之上，這是當代中國學術所面對的一個基本的問題。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我講第二個問題是當代中國學術成長的內在邏輯。當代中國學術要獲得自己的成長空間，只有對當下中國的處境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我們才有可能開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新的境界，而在我看來，其中的根本就是要深入地思考當下世界結構以及馴服耶教背景下的西方學術。這還是從外在的基礎上來看的，現在我要將當代中國學術自身的成長邏輯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描述，我們或可從這樣一個簡單的描述里面看到當代中國學術正處在什么樣的方位。前面的敘述實際上使我們看到了這樣一點，即，當代中國學術成長最直接的、最直觀的一個背景就是中西文化的沖突，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談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離開了中西文化的沖突這樣一個大的背景，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正如談朱熹的理學離開了佛教的傳入這樣一個背景是沒有意義的一樣。所以我們對當代中國學術成長的邏輯的描述，就只能從中西文化的沖突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來進行。必須承認的是，西方學術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是當代中國學術生長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我在這里必須迅速地加以指出的是，西方學術在中國的傳播并不是在當代中國學術獲得成長的一個充分條件。這意味著什么呢？在我看來，這意味著，一方面，如果沒有西方學術的引進，當代中國的學術是不可能出場的。這是一個基本的學術立場，這一立場在我看來是要充分的肯定西方學術對于我們當代中國學術成長的意義，這一點呢就像當年佛教的引入對宋明理學之建構的意義是一樣的。如果說我們回顧八百多年前，朱熹是1200年去世的，也就是806年啊，八百多年前，我認為沒有佛教的引進，那么也就沒有宋明理學的這樣一個建構。我曾經看到鄧曉芒老師在《思辯的張力》一書里面批評過這樣一種觀點，一些人認為玄奘到西天取經完全是多此一舉。鄧老師說這是一個很荒唐的說法，西天取經實際上引進的唯識論對構造我們中國古典的學術思想、構造中國的理學體系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由此我也來做這樣一個推斷，我認為對于我們今天的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而言，那種認為我們完全可以不必理睬西方的想法是極其錯誤的一種觀念，當代中國學術要獲得長足的發(fā)展，必須深入了解西方，借鑒西方的學術。我這樣一個判斷主要是要回應那些對西方學術采取一種拒絕的立場。鄧曉芒老師也好、鄧正來老師也好，他們都反復強調了，我們要發(fā)展當代中國學術就不可能不學習西方的學術，不可能游離于西方的學術之外來進行我們的思考。那么，西方學術對我們到底有什么意義呢？這個問題我也進行了一點思考，一個非常簡單的思考。我認為，西方學術有兩個非常大的特點，這是我一個非常簡單的概括啊。我認為西方學術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它特別強調邏輯分析，強調邏輯分析就是立足于語言的邏輯而揭示出事物的層次。我們都知道，西方的邏輯是非常發(fā)達的，從亞里士多德以來，邏輯經過了幾千年的發(fā)展，應該說從形式邏輯、普通邏輯發(fā)展到康德的先驗邏輯，到黑格爾的辨證邏輯，一直到數理邏輯。西方的邏輯思想的這種繁榮是一個觸目即見的事實，這和我們中國的思想幾乎完全相反。我最近看到鄧曉芒教授在他剛出版的一本書《康德哲學諸問題》的“前言”里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國人談哲學喜歡走捷徑，講頓悟，憑感覺，重體驗，最不愿意去清理哲學中的邏輯思路，認為那樣太煩難而無成效。我覺得鄧老師講得好。的確，在中國，我們很少看到象西方這樣一個邏輯的著述傳統(tǒng)，連綿不斷。雖然說中國的墨子、墨家有一些邏輯的思想，但是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并沒有形成一個代不乏人的傳統(tǒng)，而是很快就中斷了。其中的原因當然值得深入探討。我指出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政治方面的，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是政治哲學，人們?yōu)榱水斍暗恼螤奚诉壿嫷乃伎�。因此強調邏輯分析是西方學術的第一個特點。我覺得西方學術的第二個特點是有著非常明晰的學術分工，這是一個我們只要對西方學術稍有了解就能夠看得到的一個事實。我們都知道，亞里士多德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寫出了一大堆著作，這些著作我們今天能夠看到了就有物理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工具論，等等。我們從這里就可以看到一種學術的分工吧，思想是分門別類進行研究的。這樣一個學術的分工被制度化在大學的體制里面了。比如說我們都學過外國法制史，我們知道波倫亞大學是西方最早的大學之一，這所大學最早的三個系在我看來實際上是學術分工在大學建制得到了一個實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它有神學系、醫(yī)學系、法學系。這樣三個系的設置是為了解決三個問題。人的身體有病了找醫(yī)生嘛對不對？身體有病找醫(yī)生，精神有病呢？那就找牧師了是不是？社會有病了那就找律師了是吧？所以我們就是社會的醫(yī)生了是吧？這個可以看作最早的學術分工的一個體制化的一個實現，但是我們中國的學術在這方面是很缺乏的，我們中國的古典學術基本上是沒有分工的，學術思想沒有按照題域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有人也許反對我這個說法，理由是我們古典中國學術也有類型啊，比如說經史子集不就是一種分類嗎？按照今天的學術標準來看，經史子集不能算作是一種學術分類，至少不是一種現代學術的分類。我認為，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過程除了大力引進邏輯分析之外，引進西方的這樣一個學術的分工也是非常重要的。關于這個方面的詳細情況，我建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北師大有個校友啊，現在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個博士叫左玉河先生的一部專著《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tǒng)之創(chuàng)建》。左玉河博士在這部著作中概述了從晚清以來，中國的學術體制是怎么在西方學術體制的沖擊之下，從一種四部之學，然后步入到七科之學的。什么叫四部之學啊，我們都知道是吧？就是經、史、子、集一套學術體制，它就是一種綜合性的、直觀性的。中國古典的這一套學術體制就是在西方的學術分工體制沖擊的背景下崩潰的。左玉河先生詳細地考證了晚清學術流變的這樣一個過程。他指出了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體系如何由經史子集逐步地在西方知識引進之下然后變成了我們今天人人都能夠感受到的大學體制。比如，我們在綜合性大學可以看得很清楚，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等等。我們今天的學術分工基本上就這樣形成了。比如，我們諸位所從事的法學這門學科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體制里面是沒有的，對不對？法學這樣一個學科體制實際上是我們近代以來、晚清以來一個知識的建構。實際上，它是中國在引進西方知識運動的一個結果，從今天來看，它也是學術分工的一個結果。而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的一點是這樣，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是缺乏邏輯論證的，它不進行邏輯論證，比較喜歡“就近取譬”，就是不論證而打比方。隨便舉個例子，我們就能發(fā)現中國思維里面喜歡隱喻這樣一種論證方式。比方說，大家如果讀過《史記》，就從里面知道有個楚王不好好治理國家，在那里喝酒，玩女人，別人就對他說，“有一個鳥，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楚王說，“我就是這一只鳥！”所以就大干一番，把楚國搞得很好。很奇怪，它不是從國王的概念出發(fā)，來論證領導這個國家的楚王你應該把國家治理好，為什么應該治理好呢？你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應該愛你的人民，應該把經濟發(fā)展上去，搞和諧社會，這樣你才像一個王，對不對呀？你既不代表人民，又不代表先進文化，還把國家搞得亂糟糟，那你像啥子呀！那你干脆下臺算了。但它不這樣論證，它的論證方式就是——一只鳥，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楚王一聽，就說：“好！我就是那只鳥！”所以說，它是就近取譬。它不是從事物的概念中得出結論，它沒有那種所謂的論證，它的論證跟亞里士多德是完全不一樣的，亞里士多德不這樣談論事情。所以，我們中國的哲學是蠻有意思的，它主要是用類比、隱喻的方式來進行論證，它更多的是從“情”上來打動對方，它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強調“情”的感染力，不是通過道理來使對方獲得一個行動的正當性或者說所謂的合法性，它不講這個，它的“情”和“理”是混淆的。另外，我覺得中國還有一個問題，這是我今天想到的，中國哲學還有一個缺點是它將“事”和“情”混淆起來。我們經常講“事情”，實際上，“事”和“情”是兩回事�！笆隆笔且换厥拢嬖谝粋�事實；
“情”則是人的情緒上的一種反應，是對事物的一種評價�！笆虑椤睂嶋H上包含著兩個方面，一個是“事實”，一個是“規(guī)范”。所以，我覺得中國的語言是很值得研究的。當我感覺到“事情”、“事理”、“ 情理”的時候呀，中國人對“事情”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說中國的哲學在邏輯方面是處于混為一談的狀況，而沒有嚴密的邏輯分析。所以說，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對西方學術的引進，就是在邏輯分析方面，應該說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也知道，今天的中國人依然還是不喜歡邏輯分析，因為邏輯分析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大家看了鄧曉芒老師的書之后，一定會有這種感覺。鄧老師我覺得他是中國最努力地開掘語言的邏輯層次的這樣一位哲學家，當然，他主要依憑康德、黑格爾，當然也包括胡塞爾，他是要開辟出語言內在的結構層次，這就是要通過邏輯來分析。我們今天在這個方面做的還是不夠的。所以，我覺得西方學術在邏輯分析、學術分工方面對我們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是這樣，我認為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也不能完全依賴于西方學術，西方學術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邏輯分析、學術分工的體制，但是，我們在發(fā)展中國今天學術的時候，我們還應該有我們自己的當代中國學術。我認為那種將中國當代學術完全西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如果說是這樣的話，當代中國學術是不可能對人類做出貢獻的。不僅不能對人類的知識做出貢獻，而且它對解決中國的問題是無濟于事的，這是我們的要害問題，因為我們所有的知識都是為了解決我們自己的中國問題的，這個是很要命的！所以，當我意識到中國問題在根本上是中國人自己的生存秩序與意義秩序問題的時候，而當代中國學術從根本上只能是對這一主題的表達，我就意識到西方知識引進運動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走到了盡頭，也應該走到自己的盡頭了。否則，就象一個長不大的孩子只知道整天吸母親的奶水而不想長大成人了。我認為，當代中國學術已經到了長大成人的時刻了。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我認為當代中國學術要獲得成熟必須有三個方面的要素，必須在這三個方面進行努力。第一個方面是質料的方面，第二個方面是形式的方面，第三個方面是靈魂的方面。如果檢點百年來的中國學術成果，我認為中國人在引進西方學術方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的，我們可以欣喜地看到，當代中國學術在質料方面和形式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什么叫質料呢？主要是指語詞、概念這些方面。比如我們今天很會用一些詞了，我們不加反思的運用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憲政、法制、人權等等這些詞，但是這些詞還只不過停留在質料方面。這是我們引進西方知識的第一個方面的成績。第二，在形式方面，我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講的形式主要是指語法方面的規(guī)則。我們知道，古中國人喜歡講之乎者也之類，今天我們會發(fā)現很少有人講之乎者也了，我們看到西方人沒有之乎者也，所以我們也不用了，甚至有人說我們之所以落后，就因為我們講之乎者也！其實這個說法是很荒唐的！是不是呀？我現在寫文章也經常用之乎者也。當然了，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我們中國的語法規(guī)則的確是需要更新的。我們知道去年去世的啟功教授，他是一個偉大人物，是北師大校友會的總會長，所以我特別懷念他，我現在幾乎每天都在研究他的著作，他的著作有一二十本我都買來了，放在教研室里面，整天在研究。我覺得啟功先生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漢字的理解是最深的一位學者。這是我對啟功先生的一個評判。我經常懷念他，還寫了幾首小詩來悼念他。啟功先生認識到漢字是流動著的，靈活性很大。靈活當然好，不過缺乏確定性則難于表達思想。這樣的語言的確要加以重構。在經典學術轉向現代學術的時候，我們中國的語法要加以重構。我在這里要簡單講一下鄧曉芒教授的一個貢獻。鄧老師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他跟其他人，比如說包括中國人民大學的李秋零教授翻譯的《三大批判》是不一樣的，不一樣在哪里呢？可能李秋零教授僅僅將《三大批判》的德文本轉換成了漢語罷了，他沒有一種內在的學術的追求。我認為鄧曉芒老師他在這個地方是有非常執(zhí)著的這樣一種學術追求的。鄧曉芒教授在翻譯《三大批判》的時候，他其實想做一個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他想做的事情在我看來相當于當年馬丁·路德啊，馬丁·路德用德語翻譯圣經，從此重構了德語的語法規(guī)則，給德語以語法規(guī)則，這是了不起的偉大貢獻。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最近鄧老師出了一本書《康德哲學諸問題》沒有，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讓哲學說漢語》。讓哲學來說漢語，這是什么意思呢？這意味著，哲學是無法說漢語的，漢語也是無法說哲學的，但經過改造，哲學可以說漢語了，漢語也可以說哲學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貢獻。當年黑格爾讓哲學說德語使哲學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我想說，鄧老師讓哲學說漢語會使哲學發(fā)展到一個更新的階段！所以鄧老師在介紹他翻譯的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的時候，他說他是嚴格地按照這個德語句子的結構來進行翻譯的，而不采取所謂的意譯的這樣的一種方式。他實際上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學術追求，就是說，要將中國的語法得到改造。因為按照啟功先生的想法，我們中國的語法，就像磚塊一樣是流動的。就像小孩子搬積木一樣，可以這樣搬，可以那樣搬。比如說我們讀詩詞啊，有時候很難讀懂，是什么呢？主要是因為我們語言的邏輯結構所使然，它有時候不清楚。比如有人分析賈島的一首詩，“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云深不知處（笑聲），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蹦敲淳蛦�，誰在松下問童子��？誰說他的師傅采藥去��？他到底是個什么身份��？就是說我們中國的語言呢，它是流動的。啟功先生說，我們中國的語言是流動的。就像我們中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一樣，并不是固定的。有人經常講到，我是一塊磚，黨需要往哪里搬，就往哪里搬。你隨便搬，是不是？（笑聲）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流動的，那也就是我們的語法規(guī)則啊，這跟我們的語法規(guī)則是對應的，這個是很有意思的問題。這意味著，我們生存的結構，跟語法的結構啊，跟語言的結構啊，有種內在的一一對應的關系。我們學者的任務，當代中國學術的任務呢，就是將這樣一套內在的結構把它充分地展示出來。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生存的這樣一種基礎。我們是運用這樣一種語法，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生活。大致是一種先驗的分析了，因為本來我們是這樣生活，我們才有這樣的語法�？墒呛髞砦覀儠l(fā)現，我們因為有這樣的語法結構，我們才會有這樣的生活。世界發(fā)生顛倒了。這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文化現象，比如說錢穆先生講，道統(tǒng)本來是從政統(tǒng)里面演化出來的。但是演化出來之后呢，反過來，道統(tǒng)卻對政統(tǒng)有非常強烈的規(guī)范的作用。那么我們學者的任務呢，就是要為道統(tǒng)辯護，來制約這個政統(tǒng)，于是就形成了學統(tǒng)。所以呢，我在前面也講到，我現在的一個志向是，在中國秩序原理這樣一個背景之下，復活“三統(tǒng)論”，然后重構中國這樣的一種所謂的這種憲政體系。蘇力有個似是而非的名言：一個民族創(chuàng)造法制的生活，法學家只不過創(chuàng)造關于法制的理論。蘇力很瞧不起知識分子的工作。我說他這個話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我覺得，首先，法學家本來就在他/她的民族生活之中，法學家不可能游離在自己的民族生活之外，怎么可能游離于自己的民族生活之外？所以，法學家必然參與民族生活的法制的創(chuàng)造。另外，法學家作為自己民族生活的理論家，他/她必然會在理論上建構起自己生活的時代的秩序的結構，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法學家不僅僅創(chuàng)造關于法制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他/她創(chuàng)造出自己民族的生活樣式，這才是重要的。所以這就是我們當代中國學術的使命。這是講語法規(guī)則的方面。

　　我認為西方知識引進運動，在質料方面和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但是，它在靈魂方面基本上是缺席的。我這樣講，是基于我的這樣一個判斷，實際上這個判斷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也就是說西方知識引進運動，它使得我們中國的問題完全被掩蓋住了，被遮蔽住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今天的知識體系是沒有靈魂的。當代中國法學從根本上并不思考中國問題，它甚至拒絕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它拒絕思考中國人為什么生活，中國人應該生活在什么樣的秩序里面以及什么樣的的社會秩序才是正當的這樣一些內在的意義。不思考這些的問題，回避這些問題。而且還誤導人們，不要想這樣的問題，想這些玩意干嗎？就像蘇力說的，法律主要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你思考法律的性質問題干嗎？前些天張培告訴我，許章潤在西政講演，說到鄧正來關于“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提法是一個愚蠢的問題。我覺得，鄧正來教授的那個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因為什么��？因為這樣的問題甚至于還沒有進入到象許章潤教授的視野。這個問題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因為許章潤教授也是，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學者，結果你還沒意識到他的問題，我可以說這個問題才是真正重要的。沒有比中國問題，沒有比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更重要的問題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在我這個地方，我這個講座里面，就是指的我們中國民族的靈魂。所以，這個西方知識引進運動，它到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在形式和質料方面，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但是，因為它的這樣一個無靈魂的性質，使得我們整個當代中國學術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我們今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是什么呢？我們今天的這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賦予這個僵尸以生動的靈魂，就是使它活起來，使得取自于西方的知識體系在中國獲得一種生氣，獲得一種靈氣，就像我們歌樂山下的靈氣一樣，是吧？那么這樣一來呢，我們中國人就可以從沉沉的睡夢中醒來，度過知識論上的漫漫長夜，成為中國人。這是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重大的使命。但是我也要在這里強調的。我在研究過程中，我意識到，這個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的空間其實是非常窄的，也是非常艱難的。它艱難在哪里呢？我從中國秩序原理里面，看到道統(tǒng)、學統(tǒng)和政統(tǒng)三者的關系的時候，我發(fā)現，在我們古典的社會里面，我們中國是有道統(tǒng)的，有道統(tǒng)就有學統(tǒng)，那么就會對政統(tǒng)進行強有力的制約。比如說，如果我們到了曲阜，我們就會發(fā)現，“三孔”就是孔廟孔府孔林屹立在那個地方，二千多年不倒，它可以看著中國天下的王朝治亂循環(huán)，王朝都象花兒一樣凋落去。但是作為道統(tǒng)之象征的孔孟之道，也就是三綱五常卻始終屹立不倒。而一些學者，前仆后繼的，為這樣一個社會的基本秩序結構，代不乏人地進行辯護。那么，我們今天的情況如何呢？剛好是相反的。我們今天的學術為什么難以得到發(fā)展？今天我們直觀上看，我們中國學術對政治權力有著強烈的依附，我們今天中國的學者，都在那里申報課題啊，對不對？申報課題干嗎？想多拿幾個錢哪，是不是？當然想評個教授什么的，是不是？那么這樣一來呢，就是說中國的政治權力嚴格地控制了當代中國學術。這就是鄧正來講的規(guī)劃學術的時代。按照我的理論來講，就是我們今天中國知識分子處的困境是什么呢？困境是，政統(tǒng)完全吞噬了道統(tǒng)和學統(tǒng)，而且要命的是，政統(tǒng)冒充著道統(tǒng)。所以我們整個的學者就處在這樣一個惶惶不可終日，不知所歸的困境里面。有些學者到處演講，今天講科學發(fā)展觀，明天和諧世界，后天講以人為本的法律觀，說來說去，其實政府說什么他就跟著后面跑。那么在這么一種背景之下，當代中國的學術的成長就是永遠不可能的了。所以我覺得當代中國學者有個很大的使命，而且這個使命是雙重的。第一方面，要重構我們這樣一個就是在家天下之后的這樣一個道，同時呢，又要為這個道而辯護，這樣形成學統(tǒng)。這樣一來，才會對政治家的活動具有非常強烈的這種制約作用。這是我講的這個當代中國學術，就是學統(tǒng)建立不起來的原因，關鍵就在于道統(tǒng)的缺失。所以我在講當代中國學術的靈魂的時候，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當然有人可能問我：“什么叫靈魂呢？”我在這個地方講，靈魂就是，我意識到我，就是我等于我，對不對？我在吸收西方知識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比如說我們今天依然在西方知識的結構里面意識不到我們自己的存在，所以我們就沒有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沒有自我意識的覺醒也就沒有自主性，所以自主性跟自我意識跟對自身的意識是一樣的。許章潤教授講文化自覺，文化自覺到底包括什么內容我還不是很清楚。不過我覺得他的思路是對的。按照我這個地方的講法，就是說知識的靈魂被重新獲得，被重新贏回來。那么從總的情況下來看，我認為當代中國學術獲得了很大的成長。如果我們將今天的知識體系與古代的知識體系進行比較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非常明顯事實，但是我同時也認識到當代中國學術固然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但是總的來說它是沒有靈魂的，是一具僵尸，它沒有自主性，還處在自我意識的喪失狀態(tài)。那么我們今天當下每位學者的任務就是賦予它生命，按照我的總的構架就是在中國秩序結構里面重新使“三統(tǒng)”學說得到復活，重新來構造我們自己的這種生存的意義。當然我這個地方不是講的“世道人心”，我覺得許章潤教授講“世道人心”的時候講的太柔弱了，沒有力量，就象蘇力溫柔地想起校園一樣。我覺得當代中國學術必須要發(fā)展出強硬的法哲學來，才能面對我們這樣一個混亂的世界，才有可能來應對這樣一個叢林式的政治社會。按照趙汀陽先生的說法，西方知識因為缺乏天下的維度，它不可能為當下我們所置身的這個世界而謀劃，果真如此，那么，我們中國學者的用武之地可以說是不期而至了。當中國學術重新贏得了自己的內在靈魂的時候，當代中國學術也就超越了西方學術的局限而獲得了自己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最后，我講第三個問題，也就是中國法學的自主性問題。中國法學作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構成部分，與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一樣，當代中國法學也有一個自己靈魂或者一個自主性的問題，所以我現在來講一講當代中國法學怎么來贏得自己自主性的問題。當代中國法學作為中國學術的一個構成部分，并非是本土的產物，它也是在西方知識引進運動的過程之中開始去建構的，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但是中國法學必須是中國的。我們知道梁啟超先生說過，中國非發(fā)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我認為中國法學的使命就是，它的基本的任務就是要對中國秩序及其內在意義進行深入思考，因而它必然是中國的，否則就不是中國法學了，就像有人說的西方法學在中國，沒有中國法學，它是西方法學在中國。那么我們要發(fā)展中國的法學，我們就必須要對我們中國的秩序結構和它的內在意義進行研究。由于近代以來中國在知識論上對西方的臣服，當代中國法學的品格在性質上是西方的。我們可以檢點一下當代中國幾代法學家們的工作，比如說老一代的法學家，（我這里主要指的是法理學家，因為法理學家是法學世界的哲學家，所以對法理學家的考察根本上就是在考察法學本身）比如說象大家尊敬的沈宗靈教授、孫國華教授，當然也包括前不久來到貴校講演的李龍教授在內，他們的學術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只是開啟了西方法學在中國的先河。中年一代的法理學家們，比如說我在開頭特別提到的賀衛(wèi)方、夏勇、許章潤、范中信等西政學人，當然也包括78級11班的班長鄧正來，鄧正來他自稱是11班的班長，我覺得這一些人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將沈宗靈教授包括孫國華教授一代人所開啟的那樣一個引進西方知識體系的工作在當代中國進一步得到了弘揚。比如說你仔細去看一下賀衛(wèi)方講了些什么，不管他講司法審查、違憲審查制度等等，試圖在中國想干嘛啊，就是想將西方的制度在中國得到復制，總的來說就是這個問題，這是我對他們的一個基本看法，包括許章潤也是這樣，他講“世道人心”，什么是“世道人心”，講的很柔弱，他沒有一種很強硬的中國氣派在里面，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在法哲學上面要發(fā)展出一套強硬的中國法哲學，中國法哲學，這是中國法學的使命，我認為就是包括我在內的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學子的使命。這就是說包括鄧正來在內的這樣一些西政的著名的學人，第一流的思想家吧，應該說當下的，他們共同建構起來了中國法學的這樣一種知識體系，那么這樣的一個知識體系它們在性質上是西方的，正像鄧正來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里面所指出的，正是因為它在性質上的西方性，所以它沒有辦法來引領我們中國在進入世界結構進入全球化結構之后我們當代中國法學法制的發(fā)展。當然可能鄧正來是一個例外，我剛才點到了西政的老師，鄧正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西政的學生，他是處在川外和西政之間的，所以說我覺得鄧正來本身的身份也有一種象征意義。鄧正來有可能是個例外，他很可能是中國法學從一個舊時代走向新時代的領航員。至于象賀衛(wèi)方、夏勇、范忠信、許章潤幾位，則很難做時代的領航員，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比如說夏勇講的中國民本哲學，我覺得是無根的。最近我還寫了一篇文章《范忠信迷津》的長文，我在那里指出，在知識譜系上，因為它的西方性質它不可能關心中國問題。前面提到，許章潤認為提出中國理想圖景是一個胡扯的問題，是一個stupid的問題，是個foolish的問題，愚蠢的問題，這樣講的話那就是說你根本就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比如說像蘇力講，不要緊問這些問題，法院主要就是為了解決這些糾紛吧。所以我就說蘇力的法學思想很有可能塞壬的歌聲，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講的，就是說如果我們過于相信蘇力的話，我們中國的法學和法治可能會完全走向迷途，這個是我對蘇力的總的判斷。我對蘇力有過認真的研究，我認為蘇力的法學總的來講它是庸俗的唯物主義，但是蘇力的法學表達因為他的文詞很美麗，所以他是美麗的庸俗唯物主義，比很多當下盛行的一些法學家的市儈的唯物主義要好，所以我對蘇力的評價是很高的。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應該說到了這樣一個時代，隨著我們自我意識的覺醒，自主性的追求，我們靈魂的這樣一種呼吁，我認為當代中國法學的一個新的時代正在來臨。因為這也應和了西方知識引進運動的終結，也應和了我們必將要從我們中國知識論上的漫漫長夜里面走出來，這是我在這樣一個問題上的判斷，所以大家一定要關注知識論的研究。我們?yōu)槭裁催@樣考慮問題？這是一個邏輯問題。如果說我們僅僅承認法治，僅僅承認憲政，我覺得是不夠的，我們要對它進行反思。我覺得一個新的時代正在來臨，但是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必須要我們付出艱苦的勞動。我們必須要做出一些艱苦的踏實的工作，所以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講一下我們怎么來迎接這樣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第一，我認為就是要端正態(tài)度，端正態(tài)度就是說，因為我在前面講到了我們隨著西方知識引進運動形成了中國知識和西方知識在知識論上的一種主奴關系，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要樹立的一個基本的態(tài)度就是要強烈地挑戰(zhàn)這種學術上知識上的主奴關系。去年鄧老師給你們講過黑格爾的主奴關系，我把這樣一個結構化的分析引入到中西知識論的關系的分析上來。這是我今天早上想到的，我為我這個想法而高興，我認為我這個想法挺好。我們要有這樣一種基本的態(tài)度，就是試圖挑戰(zhàn)中西在學術知識論上的一種“主奴關系”。主人和奴隸，我們都知道，這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自我意識部分里面所講到的，是最為著名的篇章了。隨著霍布斯的叢林原則起作用，于是你打我，我打你，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有些人勝利了，有些人失敗了——失敗者就承認勝利者是主人；
勝利者也承認失敗者是奴隸——所以奴隸和主人之間，有一個承認關系！我們中國人在知識上面，我很驚訝的發(fā)現，中國知識跟西方知識也有這樣一種主奴關系！也就是說，在知識的這個戰(zhàn)場上面，中國人近代以來失敗了！所以承認西方知識的主人地位！那么，西方人呢？包括黑格爾在內，他也認為，中國的知識是淺薄的，只是一個初級階段的知識！比如說：他認為孔子的說法，（僅僅是）一些乏味的教條，是沒有任何邏輯聯系的！當然，他（指黑格爾）這樣想也有一些道理，鄧（曉芒）老師也在論證（確實是這樣子），但是我認為不是這樣子！就是說（我認為）有一種內在的中國秩序結構�。ㄖ挥校┊斘覀儼阎刃蚪Y構打開的時候，我們才會看到一個新的情景！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學生，包括我自己在內，首先要挑戰(zhàn)這種學術上的主奴關系——我們不僅要向西方宣戰(zhàn)，我們也要向我們的前一輩人宣戰(zhàn)！比如說，向李龍教授宣戰(zhàn)，是不是？（眾笑~~）當然，我們要更進一步的，要向賀衛(wèi)方教授宣戰(zhàn)，是不是？要向張文顯、鄧正來、徐顯明、夏勇宣戰(zhàn)！我們要向許章潤教授宣戰(zhàn)！我們宣戰(zhàn)不是簡單地說他說得不好；
我們宣戰(zhàn)要說，他說話的根據是有問題的！我們不是簡單地說，你這句話說得不對，不是這樣來說，（而是）我們要找出他說話的知識論的譜系是什么。只有當我們找到他知識論的譜系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正的來制服他！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我們要挑戰(zhàn)學術上的這樣一個主奴關系！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第二點，這是走出知識論上的主奴關系的核心環(huán)節(jié)，沒有這樣一個環(huán)節(jié)，我們要走出學術上知識上的主奴關系可以說只不過是夢想而已。我認為，一個新的時代來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們要重新開啟想象力之門！重新開啟想象力之門——我認為——是我們徹底地走出學術上的主奴關系的重中之重！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學術，基本上沒有想象力！我們要么屈服于西方；
要么像蔣慶那樣回到孔子；
基本上（都）沒有想象力！我們講法治，為什么要搞法治？因為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搞法治（嗎）？一點想象力沒有！（眾笑）我最近在研究一本書——趙汀陽先生的《天下體系》，我認為趙汀陽的這本書很好，其中就講到：中國跟西方有不同的想象力，文化就是一種可能性！我們的出發(fā)點是一樣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如說，怎么來應對人類秩序？霍布斯認為人類社會是叢林原則，自然狀態(tài)，于是，你打我，我打你，那么怎么辦呢？于是要制定規(guī)則！要按照市場規(guī)則來游戲！這一點是肯定叢林規(guī)則的，就是競爭是絕對的！但是，我們中國人不這么想。實際上，我們中國的古代文化不這么想。中國人想的是要對這樣的一個事實進行修正。這體現在荀子的思想里面——荀子講，爭而亂，——就是我們人生下來，就爭獎項、教授什么的，按照西方人的想法，就是加以權利和義務，用這樣的方式來規(guī)范，但是，我們中國人不這么想，中國人是在事實層面加以規(guī)定——用諸如禮治、德治的辦法使人的身份加以確定。你擁有什么樣的身份，你就享有什么樣的權利。這樣一來，實際上，就完全走出了跟霍布斯的“叢林原則”不一樣的一條道路。所以我們今天，比如說權利和義務的規(guī)定實際上是西方的這樣一套知識體系！那么，我們中國人，為什么不能想出新的原則出來呢？至少，我們可以深化對權利話語的批判，可惜的是，今天權利話語完全主宰了我們。我們今天，有人說我們沒有規(guī)則，所以我們秩序亂！有了規(guī)則能不能行�。坑辛艘�(guī)則，但是，規(guī)則之外還有規(guī)則——那是潛規(guī)則！為什么會有潛規(guī)則呢？那也就是說，你制定那個規(guī)則是無效的！比如說，我們今天講，哎呀，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和尚都念歪了！怎么會呀？這個中央的政策好得不得了，怎么下面的就念歪了呢？我看肯定是政策有問題！而不是下面的人念歪了！這實際上就是說，我們怎么來重新開啟我們對我們生活的想象？從邏輯上來討論，我們的生活應該是怎樣的。所以，我建議大家讀一下趙汀陽的書！趙汀陽的《論可能生活》、《天下體系》我覺得都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它是開啟我們想象力之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只有開啟了想象力之門，我們才能真正徹底地走出學術上的主奴關系！這是我講的第二點，就是說，開啟一個新的時代，其核心是要使我們的想象力得到開發(fā)，而不是當然的去接受！我覺得我們教育的一個大失敗是什么？一切都教科書化了，標準化了，使我們的想象力根本沒有！想象中國怎么想象�。啃〉臅r候，中國好得不得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墒巧狭舜髮W之后覺得，中國差得很！就這樣想象中國，小時候就覺得中國好得不得了，讀了大學中國壞得要命！你這個想象力何在��？一點想象力都沒有！所以呢，我覺得開啟想象之門是非常重要的！想象力的極度缺乏，我們這樣一個時代的典型特征！我們只有走出這種想象力的枯竭，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有真正可能開啟我們法學的新時代！中國學術的新時代！好，這是我講的核心的方面！

　　第三個方面，真要突破知識論上的主奴關系最關鍵的還是寫作實踐！這是我覺得我自己能感覺到的！我們知道黑格爾在論述主奴關系的時候呢，他蠻有意思的！我認為他分了三個階段：主奴關系的形成；
主奴關系的發(fā)展及其基本結構；
主奴關系的真正的被突破！那么，主奴關系是怎樣被突破呢？這個主要是從奴隸方面來講的：奴隸通過自己的勞動，創(chuàng)造出產品，他從自己的產品中看到了自己的本質力量！看到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在這樣的一個物質產品的上面，于是看到了自己的自由的這樣一方面，所以自由意識萌發(fā)出來了！于是主奴關系就崩潰了！主奴關系，就被一種新的意識——自由意識所取代了！那么我覺得在今天的中國，我們要突破學術上的主奴關系啊，我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我在實踐的——就是我們每天要奮力的寫作！寫作是很重要的！有的人說寫作是制造垃圾！我看要不斷的制造垃圾！因為人難免先制造垃圾然后再制造出精品的。我覺得只有我們通過不斷的寫作，在寫作的過程之中來確證我們學術的自信心！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正像奴隸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之中，看到自己真正的自由意志體現出來！同樣，我們只有通過不斷的創(chuàng)造我們的學術產品，來不斷的意識到我們學術的這樣一種自主性！所以，當我們的良知，看到我們真正的學術創(chuàng)作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看到我們的自由；
當然我們也知道，我們生產的到底是垃圾還是真正的學術產品！所以呢，在這一點上，我呼吁大家要堅持寫作！所以呢，我最近在廣西南寧反正沒事干，天天寫作！見了誰，不高興，就批評人家！我就通過這樣的一種寫作，意識到我自己的這樣一種主動性和主體性！我認為這樣一種寫作的實踐是突破學術上的主奴關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號召每一個西政學人不斷地寫作，不斷地生產知識的精品！只有當我們的學術精品被生產出來的時候，那么我們就形成了我們的學術傳統(tǒng)！我們中國法學的新時代、我們中國的新時代，才會真正的來臨！

　　好，今天呢，我就胡說八道一通，先講到這里！非常感謝諸位的光臨�。ㄩL時間掌聲~~~）非常期待各位朋友們猛烈的、有效的批判！謝謝！（掌聲）

　　魏敦友

　　2006-11-9，匆草于重慶市南方君臨大酒店1107房

　　2006-11-19，修改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法理教研室

　　三、點評

　　趙樹坤博士：

　　我們有些同學可能知道，魏老師一直自稱自己是從哲學魚塘轉到法學魚塘或者說是法學叢林里的一個游擊戰(zhàn)士！我們知道游擊戰(zhàn)士就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ū娦Γ┝私馕豪蠋煹木椭浪呀泴芏嗳税l(fā)出了冷槍�。ū娦Γ┧越裉�，我本來覺得是可以有一場遭遇戰(zhàn)的，許章潤教授剛剛從我們這兒離開！很遺憾，他（魏）又用他的游擊戰(zhàn)術，躲避了這樣一場遭遇戰(zhàn)的來臨�。ū娦Α┎贿^呢，遺憾歸遺憾！我還是覺得呢，今天這個游擊戰(zhàn)，確實進入到我們這個包圍圈兒里邊兒來了！

　　魏老師以寫詩和寫學術論文雙重并進。從詩歌，我們可以看到或者說我們認為的這個人是充滿了這樣一種柔軟的，灑脫的這樣一些屬性的！但是今天呢，魏老師通過語言以及肢體的配合，給出我們一個強勢的，強有力的這樣一種形象！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這么強有力呢？（眾大笑～～～）我們現在就等待著我們點評嘉賓的炮轟！

　　有請，朱學平老師！（掌聲）

　　順便提醒一下哦，不許吹捧！

　　朱學平博士：

　　魏敦友老師，我一直叫他師兄，但是他昨天正式糾正我，應該叫他師叔。（眾大笑～～～）無論是師兄也好，師叔也罷，我們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對吧？（眾笑～～）但是呢，師生關系是師生關系，學術討論是學術討論，對不對？柏拉圖說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也是我的立場！

　　首先我要指明的一點是，自從我到西南政法大學以來，這是我聽到的，有限的幾場非常精彩的講座之一�。ū娦Α┓浅Ｓ邢�！我們在西南政法大學，前面我們都知道，李龍教授的講座，我沒有聽；
然后，許章潤的我是聽了的，這個講座有點浪費時間（眾笑）；
還有其他的，我也聽過的。這里面我終于感覺到了我和魏老師之間的一種親近性——這種親近性，不僅僅是我和魏老師之間的——是真正從事一個學術思考的人之間的親近性。我們在讀柏拉圖的時候，傳統(tǒng)的中國人總是把柏拉圖的《理想國》當做一個法哲學，一個政治哲學的著作！所以，我一開始（給研究生２００６級的同學上課的時候）就講了，它既不是一個法哲學的著作，也不是一個政治哲學的著作，而是一個關注人的生存問題的著作！所以他從討論人的靈魂開始，亦從探討人的靈魂結束！那么，我們今天從魏老師這里也看到了對于中國人的生存的關注——這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最深層次的探討！我為中國能夠聽到這樣的聲音，中國的法學界能聽到這樣的聲音，而歡欣鼓舞！這是非常值得慶賀的一件事情！鄧曉芒老師沒有說出這個話。當然，鄧老師是從哲學的角度而言，而不是從法學這個角度而言。（就法學而言）我也是兩個魚塘里面的，我今天終于聽到了一個知音吶�。ū娦Α┻@個是首先必須肯定的！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的探討，觸及到了當代中國的問題之所在！所以我們看到，魏老師講話，他不像許章潤。許章潤講的是漢語法學，鄧正來講的是中國法學向何處去，魏師兄和我一直思考的是一樣的——中國人，到底你要向何處去？這才是中國人的真正問題，而不是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最終，法學問題不是解決一個什么制度問題，剛才魏老師也講了！中國人的生存問題，這是最關鍵、最要命的問題！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法理學家應該說一個絕響！這個是非常值得慶賀的！這是我的第一個評價！

　　但是，他的論證，我可以說是，非常之不充分的！（眾大笑～～～）

　　第一，他把中國人和西方人的關系，單純的從知識論的角度來論證，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ū娦Α┰趺蠢斫庵袊撕臀鞣饺说年P系？是不是單純通過知識論就夠了？我覺得這個絕對不夠！真正的理解中國人和西方人，要進到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心靈當中去。它絕對不是個知識問題！知識問題只是精神的一個表達！后面魏老師論到邏輯問題，邏輯問題也是一樣，它只是精神的一個表達。而中國人所以呢，沒有傳統(tǒng)的，沒有很好的邏輯，這個是無所謂的。沒有很好的邏輯我只要能夠把話說清楚就行了，你說西方人邏輯好，黑格爾的邏輯服從邏輯嗎？黑格爾的邏輯你是用中國傳統(tǒng)邏輯，不，西方的傳統(tǒng)邏輯你能行嗎？你再看一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你怎么從有推到無，從無推到有��？推不出來的。對不對，你怎么推出來啊。你沒有體會到黑格爾背后的生存體驗，你怎么知道他想說什么？可以說你讀到死也讀不出來。（笑聲）所以這個絕對不是個邏輯問題，是邏輯背后的生命問題，所以生命問題怎么能夠用邏輯表達出來？所以，鄧曉芒老師講黑格爾時講這是個生存體驗，是人的生存體驗。而生存體驗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辦法體驗的，所以大家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往往你就看，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怎么回事呢？黑格爾他明明是從邏輯推斷推導出來的，我怎么就看不懂呢？對不對？一個學習過邏輯的人就可以從A推到B嘛，對不對？但是黑格爾的你就推不出來。所以，重要的，大家注意，不是一個邏輯問題，也不是個知識的問題，你必須要了解西方人的心靈世界，這才是真正問題之所在。所以，魏老師總是站在知識論的角度，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夠的。西方人也不是全部都重邏輯，我們知道有帕斯卡爾，他雖然非常講邏輯，但是你們大家看看他的敏感精神，對不對？這個是邏輯能導的出來的？有個維柯，對不對？有叔本華，對不對？還有其他人。它不是，并不僅僅是邏輯可以論證，還有甚至像尼采這樣的人物，你怎么用邏輯去框定他，對不對？不可能的。所以這是一個。所以從知識和邏輯的角度，我覺得是無論如何講不通的。這是我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這個魏老師，魏師兄，或者魏師叔，（笑聲）提出來一個非�？裢闹鲝�，（笑聲）什么主張？中國文化征服耶教，基督教，中國文化征服基督教。那么我們講耶教本身，如果是他講的實際上我們前后就沒有邏輯性了，前后沒有邏輯性，我給他提一下。為什么前面是個知識論的問題，知識論問題是從哪里來的？從希臘來的，對不對？而耶教，基督教它本身是不是講知識的？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宗教問題它是個生命的沉思，基督教，你去看《新約》，它里面有邏輯嗎？它是推論出來的嗎？不是的，對不對？所以這里面還有一個問題，你用一個知識的角度你沒辦法去推導這個基督教。

　　那么這里面還有一個問題，你既然要講中國文化征服耶教，那么你首先給我指明，到底是何種意義上的中國文化。是傳統(tǒng)的？是我們當代的？還是未來的？對不對？我想可能不是傳統(tǒng)的。是當代的嗎？當代是屈服于什么，屈服于西方的，你想中國和西方是一種主流關系嘛。那是未來的嗎？未來還沒有，（笑聲）還沒有的，子虛烏有的，你怎么知道它會征服耶穌教，基督教？那大家可以仔細想一下，你是不是在，你自己說夢話？（笑聲加掌聲）所以我就想，魏老師現在講邏輯，所以我就請問魏老師，你到底這個命題是個理性的推導，還是你信念的表達？如果是理性的推導，我就請你理性的回答；
如果是信念的表達，那我們就聽之，姑且聽之，你姑且言之我就姑且聽之。（笑聲）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么這里，第三個問題實際上我其實差不多也講完了，就是一個重構道統(tǒng)的問題，這是魏老師的核心問題。那么這個道統(tǒng)，魏老師實際上講的這個核心的問題，也就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我就很想聽他，怎么是重構中國的道統(tǒng)？首先魏老師說，我就是我�！拔揖褪俏摇边@個只是，在邏輯上只是一個什么啊，只是一個同義反復，完全沒有說出來嘛，對不對？但是魏老師這里我就只看到一個“我等于我”，對不對？這個“我”到底是什么？還是剛才講的這個問題。你這個中國，那么“我”當然是指中國，那么中國的你這個“我”到底是過去的我，現在的我，還是未來的我？這個“我”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界定？“我”是誰？你首先給我說清楚。（笑聲）那么由于魏老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他的“我”指代不明，所以他覺得要建立起一個強硬的中國法哲學，我覺得它是完全是軟弱的，甚至比許章潤的“世道人心”更加軟弱。（笑聲）為什么呢？因為我不知道，對不對？許章潤至少還有一個“世道人心”在那里擺著，你連“世道人心”都沒有就說“我”，對不對？“我”是個什么東西，對不對？（笑聲加掌聲）

　　最后我還要提出一點，魏老師試圖通過奮力寫作（笑聲）來開啟想象之門，他用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那么我們知道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那個奴隸可不是寫作寫出來的，是通過死亡和艱苦的勞動而爭得自由的。如果沒有這個死亡和艱苦的勞動，奴隸永遠也不會變成主人。那我想魏老師如果是你這么輕松寫作的話，你的中國的未來的生活方式，一個非常良好的生活方式，我按照我的想法，是永遠也建立不起來。

　　這是我的一點意見，請望師叔見笑了。（笑聲加掌聲）

　　趙樹坤博士：

　�。ㄎ憾赜岩詾槭且粚σ坏慕诱校闫鹕頊蕚浠卮鹬鞂W平博士，被主持人趙樹坤博士阻攔）（笑聲）呵呵，看來是按捺不住了。確實有點過于激烈，但是壇規(guī)事先好像已經交代了，要所有點評嘉賓點評完全部記下來，然后逐一回答，不得以說“三個腦袋對我一個腦袋”作為托詞，先要嚴厲的要把這個規(guī)矩樹起來。好，回到我這兒來。昨天魏老師就已經到了西政，并且親臨我和陸幸福老師的課堂做了一些指導，但是下來以后，據說他當著我們陸幸福老師的全班學生說，“我上講臺就想踹你兩腳”。但是，陸幸福馬上在今晚獲得了一個反踹我們魏老師兩腳的機會。（笑聲）現在有請陸幸福博士。（掌聲）

　　陸幸福博士：

　　其實非常高興的就是魏老師今天講的比我想象的要更有邏輯一些。（笑聲）當然了，剛才老朱他一直稱魏老師是師叔或者師兄，我一般都稱他是“老魏”。那么魏老師，他的很多想法實際上是非常有創(chuàng)意的，這一點我們會發(fā)現在他的演講里面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說他沒有那種很一般的，那種隨大流的那樣的一種樣子。因此從這一點來講的話，我們聽慣了那些重復的東西，聽一下這樣的一種挑戰(zhàn)書，或者說是宣言書的話，可能也有一種收獲。但是從他整個的演講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他有幾個問題是非常之要命的，就是他沒有把它展開來說，或者作為一個前提進行一個稍微的論證。比如說他把中西對立起來了，就是這種對立的話，它的正當性是在哪里的？然后他把學術放到國度之下，也就是說這個學術是給規(guī)定了邊界的。學術的邊界，能夠隨意的就規(guī)定一個中國的法學這樣一個邊界的東西嗎？這樣的一些體悟的來源，他的這樣的問題的提出呢，和這樣一種從自我出發(fā)去理解這個世界、從自我出發(fā)去構建這個世界這樣一種初級的判斷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說當我們一開始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或者在一個比較淺的層次上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會是一個從“我”這個視角出發(fā)而不是從他者從全民的視角來考慮，因此從這個起點來說，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起點，恰恰它是一個比較小的起點。而且大家也可以去驗證啟蒙時代的那些非常偉大的啟蒙思想家?guī)缀醵际鞘澜缰髁x者，我倒并不是說世界主義者就一定偉大，而是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你的出發(fā)點真的是考慮人的生活意義還是考慮你的生活意義，這就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在這里面。那么魏老師這里，他的起點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后面的很多論證實際上很多問題無法回避。剛才老朱評得非常好，很多問題已經點出來了。我對魏老師的一個基本的批判立場呢，跟老朱有些相近之處，就是感性化的東西太多了，也就是說你那些斷言，下了很多的論斷，論斷的理由是何在的，也就是說如果是經過理性的論證過程的東西的話，那么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恰恰在很多論據里面提了一些在你整個的演講，或者說有些是在你整個的思考里面，有些東西它是沒有進行一個基本的論證的，或者說沒有一種基本的真實的立場，就是剛才老朱說的虛的無的東西。因為我們清楚的知道，并不是因為我今天晚上重復了一百個中國我就關系了中國，這是兩回事情，也并不因為今天晚上我重復了一萬個知識，我就談的是知識，因此在這個里面的話，他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一種思考的路向的問題，當然我不是說水準問題，我相信魏老師還是有著很優(yōu)秀的水準的。

　　那么因此接下來我給他提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呢，好像沒有老朱那么具有顛覆性，但是是一個需要細化需要深化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剛才談到了中國人的生存秩序和意義秩序的這樣一種重構，就是說你要關心中國本身關心自然的東西，那么我的問題是，你如何來重構中國人的生存秩序和意義秩序，你是回到一個什么立場去重構它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么第二個問題呢，你有一種論斷，對西方學說的一種貶低，不是一種拒斥，但是是一種貶低，那么這種貶低呢，你認為完全西化是不切實際意義的也無貢獻，對中國實際問題也無濟于事，這個話就是說從絕對意義上來講的話，可能是對的一句話，但是我們稍微折衷一點，完全西化改成學習西方的話，稍微變一變，其實跟你的意思是一樣的，這種東西你認為也是不切實際、沒有什么貢獻或者說是對解決中國問題是無濟于事的，那么你這個評判的來源又在哪里？你為什么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出來？中國近百年以來的這個流向，這個改革，我們都可以看出來它的確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當然其中的曲折的確有很多很多，而且很多時候讓人很悲觀，直至到現在為止，讓我們當代的人非常之悲觀，但是一直在走這樣的道路，在這個道路上面我們是不是也曾經取得過成就或者說有成功的這樣一種可能，你為什么說這樣一個東西本身是無濟于事的呢？而且你也會清楚的知道，我們?yōu)槭裁匆W習西方的時候，實際上肯定是基于我們自身的意義的，因為意義本身就是通過比較來的，如果你是一個單個的個人，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話，你絕對不會去追問我有什么意義，不會去追問這樣的問題。意義是通過比較來的，那么通過比較來的意義馬上就會出現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從東西方文明的比較里面獲得我們的意義，如果模仿是最好的途徑的話，我們?yōu)槭裁床蝗ツ７履�？你的立論何在，也就是說你剛才所提的這個立論有什么樣的立場？

　　第三個問題呢，你說這是引進運動遮蔽了中國問題，我們也知道，我們近代的一些大的思想家或者說思想者，他們很多是中西合璧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很多人，是采用了西方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你在這個里面你說，知識運動遮蔽了中國問題，這個立論又是從哪里來的，就是說你這樣的一些立場它的支撐點不能找一個例子。

　　第四個就是剛才老朱已經提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你說要發(fā)展一個強硬的學說，這里老朱已經分析了我就不再分析了，你的強硬的學說是什么？你的強硬之處又是在什么地方？

　　第五個問題，你最后提到了要重新開啟想象力之門，我覺得非常之重要，但是鑒于我們現在你所分析的狀態(tài)的話，這個想象力它是從何而來的？看趙定楊的一本書我就有想象力了嗎？想象力是從何而來的？那么里面還有一個問題。

　　第六個問題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你在其中提到過，你說中國人是不講邏輯的，這一點呢，好像目前是一個定論一樣的，但是實際上就我自己看的《管子》包括《韓非子》，包括《荀子》這樣的東西的話呢，我發(fā)現他們的邏輯講得非常好，包括我看那個黃宗羲寫的《明夷待訪錄》也有這種感覺，邏輯非常好，只不過邏輯這個詞，這種等同性可能不一樣，但是它那種基本的理性的思考模式的話還是有相近之處的，就是你這個例子的話可能會有不妥當的地方，好，謝謝大家�。ㄕ坡暎�

　　趙樹坤博士：

　　感謝幸福博士！據我所知，我們的張老師和魏老師今天是第一次見面，但是我觀察到的他們之間可能有一些心意相通的地方，因為我們注意到，關于法律信仰問題，這兩位老師好像至少在結論上是持同一個論點的，就是法律不可能被信仰，兩篇文章，在最近的人大復印資料上，第一篇，第二篇。另外，我也了解到鄧正來老師是兩位的共同的朋友，所以我說有心意相通的地方，但是這種心意相通會不會阻礙我們的張老師對魏老師的炮轟的火藥的程度呢？讓我們拭目以待！有請我們的張老師。（掌聲）

　　張永和教授：

　　實在對不起觀眾。2001年11月2號，那天是程燎原老師在這個地方做講座，在那之前，因為我們的法學論壇就是西南法學論壇，我認為那個時候的法學論壇沒有現在的官氣，當時我們就很隨便的幾個朋友，就經常在一塊兒的，就是程燎原，王人博，邱興隆，汪太賢，就大概這一撥人，還有盧云豹，就這一大幫的狐朋狗友，就折騰折騰，也沒有到科研處去登記啊這些程序統(tǒng)統(tǒng)都沒有，就很自由的。“燎原，你來搞一個吧”，“好吧，我來搞一個”，他是從來不搞的，他說不愿意搞，為什么啊？因為不愿意被別人批判，結果那天他搞下來之后的確沒辦法批判，為什么啊？因為他借的全是別人的，你沒辦法批評他。由于那段時間我們不斷折騰，所以做了很多，大概就是這學期的這個時候吧，11月2號，做了之后，那天我上來我就說了這樣一句話，那天是王人博主持，我就說我剛前兩天聽一個笑話，說一個人學外語，另外一個人就考他說你學外語學到啥程度。甲：“你說How are you?是什么意思嗎？”乙說：“我知道，是——你好嗎？”甲感到很驚奇，沒想到乙會知道，他又問：“你知道How old are you?是什么意思嗎？”乙說：“怎么老是你�！保ㄈ珗龃笮Γ。┧越裉鞂嵲谑菍Σ黄鹩^眾，我這學期出場已經十一次了。本來在這個星期，準備金盆洗手。后來陳忠林老師搞講座，叫我去渝北給他點評，當然陳忠林老師可是我的老大哥呀，他說：“去點評�！蔽揖椭缓酶c評了。而且那天差點就魂歸故里了！今天能夠見到大家確實不容易，要不然，你們就見不到我了，因為那天發(fā)生了車禍。那天陳老師只找了三個人去點評，就是我、趙明老師、和盧云豹老師，因為他知道我們三個人是從來都跟他過不去，所以他就叫我們三人去。結果回來的時候差點就報應了，要不然那天我的點評生涯就終結了，要那樣的話今天我就見不到我仰慕已久的魏敦友老師。當然他的聲音、他的名字至今聽在我耳里還是讓我發(fā)抖，然而今天得以一見，非常榮幸。當然我覺得今天作為思想者的魏敦友老師，顯得非常的痛苦。如同我們看見他一臉痛苦的汗水。（嘿嘿）當然他今天的整個講座，就讓我想起了——剛才在座的幾位朋友可能就沒資格像我這樣說，可能我還是虛長幾歲吧？（魏老師說：“你是大哥！”）那就虛長了，這樣我就放心了。而且這是終身制的，不像你和學平之間的關系還有糾紛，我們倆在這方面就不存在糾紛——讓我看到了一個風華少年，在指點江山，激揚的文采，而且極具使命感。讓我感到像我這種長江的前浪，隨時都可以死在沙灘上。當然我更感謝魏敦友老師對我們學校的關心，他也感受到我們學校這邊有一股仙氣。

　　我覺得今天的講座，魏老師整個都是在大話連篇，全都是在大而化之，都是在講故事給我們聽。當然這些故事，割斷了我們都知道，而他把它們連起來了，這是很不容易的。讓我感覺，是不是我們被忽悠了。但我總的感覺是：這種話語讓我講，準確地說，我說不出來。于是就讓我感到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區(qū)別：大人物說大話，小人物說“小話”。然而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它記下的都是這些大人物的大話，而不是像我們這些小人物的“小話”。所以就這種情況，我準備嘗試著，壯著膽子以后要說兩句大話，不過我估計這個是學不來的。

　　借著這種情況，我還覺得魏老師很像個革命家，很有那種氣質。當然他是一個很有理論的革命家，甚至比孫中山那種革命家的理論水平還要高出一個層次。所以我覺得魏老師要是生在另一個時代，可能更具意思，你比方說：革命的時代，那是不得了的。當然我虛長魏老師很多歲，所以（魏）可能有些時代，你沒有經歷。比如：八六年或八九年，我想在那個時候你若是像今天這樣風華正茂的話，我想你應該是有些“故事”的。

　　當然這前邊都是一點鋪墊。今天整個魏老師所談的問題，他對中國問題、歷史的這種憂心和痛苦，我們可以從魏老師的汗水里看的出來，他想樹起一個中國的問題意識。當然他實際上又告訴我們，我們沒有邏輯，我就發(fā)現，沒有邏輯的人都是在亂整的。（哈哈）的確我們沒有邏輯，就像鄧小平同志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我又覺得，有時候我們還是有邏輯吧，這是一種實踐的邏輯。但是無論怎樣,就今天而言，魏老師……你那篇文章我還沒看，因為鄧老師還沒給我發(fā)過來，他是一期一期給我發(fā)的。你的那期是第幾次？（魏：好像是第五期。）當然這次我們有幸，承蒙魏老師支持，在《現代法學》上賜給我們一篇“美”文。就是批評鄧正來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他參加了。在第一期里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我們趙樹坤老師的一篇文章。

　　在這個問題上，就是關于中國問題意識，在中國的學法界已經提出了。鄧正來老師他提出了，今天我也感覺到另一個人，他也有中國問題意識。當然，包括剛才魏老師所提及的中國法學界的很多人，自己標榜的問題意識，可能是“假問題”或者是“偽問題”。我在想，魏老師今天所說的西方的學術之于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問題之一就是一種問題的意識，這個問題是西方人給我們的。但是，西方人的問題意識——包括康德、黑格爾這些讓我們讀不懂的書里邊，實際也包含了一種問題意識——當然肯定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問題意識，而是德國人的問題意識，但是通過德國人，他們展現了一種更深層次的人類的問題意識。這點我是比較贊同的，我們現在的確缺少這樣一種問題意識。因為我在《現代法學》做編輯，雖然中間出國了一段時間，但回來后我仍然覺得，包括法理學在內，中國人投來的稿子實際上經常是沒有這種問題的東西。我為什么要搞“中國法學向何處去”這個筆談，是因為我覺得它實際上是一個問題。我在編者按中就談到：這是中國近年來，整個學術中間的一個重要的學術事件。我是這樣定位的。當然什么才是中國的問題，我就發(fā)現實際上我們都沒有提出來�；蛘邠Q句話說，我們是朦朦朧朧的知道，但是我們都沒有去做。我們還是在大而化之，在說我們要怎么樣，這樣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所以現在到底什么是我們的問題，這個我覺得……就比如剛才魏老師說的：中國的生存秩序與意義秩序，這個的確是很大的問題，但是這個我們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就如同天上的月亮，我們是摸不著的。我們必須要找一個路徑進去才行。我們在座的都是博士生、碩士生，我覺得如果我們寫這種東西出來，起碼法理是不能答辯過的。這個太空了，它總得要有個什么東西，得落到一個地方去，這才是問題。而不是像（陸）幸福剛才說的：‘你講問題就是問題了，講中國就是中國了’，不是那回事兒，總得落到一個地方去，探討一個問題，實質是在拎出來。所以從這點來講，我的確同意他（魏）——中國人沒有問題（意識），我也經常感受到這一點。就好像，前兩天北大的一個博士生寄了篇文章給我，后又打電話讓我?guī)退匆幌�，我說：“你這個水平好像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吧�！苯裉�，某個學校的一位副教授問我他的一篇論文怎么樣，我說：“你的這篇文章只是告訴我們一些我們已經知道的知識，又把它羅列了一遍。我覺得講課可以，但是做為論文，不具任何意義，因為沒有解決中國的任何問題。”所以在這里，我作為一名編輯，業(yè)余的，我勸告大家：如果你們要文章，特別是投稿等，一定要有問題，有問題你才能夠響亮。我特別討厭那些：什么若干問題研究。剛才魏老師所談的，我意識到，看起來很小，其實還是大話。這樣對我們的學術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覺得是無益的。

　　剛才魏老師提出的中國學術的三個方面。第一個：端正態(tài)度；
第二個：重新開啟想像之門；
第三個：實踐，就是不斷的寫。我覺得這些，除了后面的有可操作性，在實實在在得做一些事情之外，前面的是沒用的。這個和我們黨中央經常所說的：只要我們怎樣、怎樣，我們只要……。就和我經常對大家開玩笑所說的，有個師弟當“最低”人民法院院長，讓我給他出個招，我就給他說：“只要苦干五年，為把我院辦成最高人民法院而奮斗�！睂嶋H上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像中國的一些，只要我們怎么樣，我們就怎么樣，團結起來一心，我們就會怎么樣……，這些話，我們開始發(fā)現，是沒有意義的。以至于這種話到一定的時候，你們注意到：中國的標語學，只要某一個標語說到深入……的時候，就表示差不多了，沒有了。如“深入的端正態(tài)度”、“深入的開啟想象之門”，我覺得這個從大面上講，聽起來是很美妙的，但是還是沒有實際解決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有時候我真的覺得，真理和大話在某種意義上是在一個層面上的，是可以互換的，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我有時跟大家講，為什么我們老是找不到真理呢？就是它太虛了，就如同大話，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你說他說錯了嗎？沒錯啊，今天魏老師講的都對啊，但是我們就覺得我們把握不著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我們還是該回歸到真正的問題上，當然，由于魏老師今天這種大話，給我們西政勾勒出來的這種前景實際上也是大話，剛才我想，今天其他不是收獲，最重要的是解決西政問題——西政向何處去，好像剛說了，你們聽到如何解決沒有？沒有解決。為什么呢？太大了。我們才發(fā)現，當落到西政的時候，這個大話解決不了的，對不對？然后我們說我們只要怎么怎么樣，我們團結一心、以情動人，然后我們就能阻止、保證每年外流的那一個兩個具代表性的優(yōu)秀人才，我們能阻止他嗎？以至于把我們這些不優(yōu)秀的就留在學校，讓優(yōu)秀的走掉了。這個問題，從這一點上講，實際是不能解決的。我覺得這個時代或許需要大話，但是我倒覺得還是需要真正實際解決問題和發(fā)現問題，找一個問題，所以我還是喜歡胡適那句話：“少講主義，多談問題”。當然，我想，我不好提問題。你那么空洞，現在還讓我提問題。我不是考你，我們探討一下，你能不能把你那個中國問題意識，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生存秩序和意義秩序，這個表述你把它簡單一下，簡單得讓我們聽得懂、抓得著，就像施明德在“倒扁”的時候，他就很優(yōu)秀啊，他就不要搞這些，四個字，一個手勢，“阿扁下臺”，很簡單。特別像這種煽動者啊，我們這種煽動，他這種是啟蒙式的，我覺得一定要這樣做，而不是拿很多……當然你今天跟我們講，我們好像迷迷糊糊，我估計，我告訴在座的各位，多數人你們不要抓，這句話實際我們是把握不了的，我們要怎么把握的就是阿扁、下臺，我下臺。（笑聲，掌聲）

　　趙樹坤博士：

　　非常感謝張老師！下面有請魏老師作回應！

　　四、回應

　　魏敦友教授：

　　非常感謝幸福、學平以及永和老師對我嚴厲的批評！下面我嘗試性地試著做一些回應。這些回應不一定有效，但是我會做出很強硬的表示。首先回應一下學平博士的問題。學平一上來就說錯了，他說柏拉圖說“我愛我?guī)熚腋鼝壅胬怼�，他改成“我愛我�(guī)熚腋鼝蹘熓濉保遣皇沁@意思��？（笑聲）所以我要從柏拉圖開始批評起，這實際上是亞里士多德的一句話，“我愛我?guī)�，我更愛真理”。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老師、學生與真理》，在這篇文章里，我嚴厲批評了亞里士多德，我說亞里士多德這句話是胡說八道。如果說柏拉圖有問題，柏拉圖唯老師的馬首是瞻，老師說什么他就記錄下來，這是不好的話，那么，亞里士多德就更是胡扯，我愛我?guī)熚腋鼝壅胬�，這句話就把老師和真理擺到對立面上來了。實際上老師和學生是一起的，你怎么能把老師跟真理對立起來呢？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嚴厲批評了亞里士多德，我在那里面講到了老師和學生可能的三種關系，一個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關系，一個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關系，一個是我的老師楊祖陶和鄧曉芒之間的關系。簡單的講一下就是，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之間的關系，就是學生唯老師的馬首是瞻，老師說啥就是啥，你說得好，你說得好，空話也是好的，是不是？亞里士多德正好相反，他把老師跟真理對立起來，他實際上用真理的這樣一個巨石來打老師，把老師打死了，就像剛才永和老師用空話來指責我一樣。永和老師可能沒意識到，在空話的背后，可能隱藏著生命的真正的經驗，比如說永和老師說你魏敦友沒經過86、89年的事吧，實際上我是89真正的見證人，我所有的寫作都是以89為背景而展開的。（笑聲、掌聲）我曾經在追溯我們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的時候，我把知識分子分成三類，分成具有象征意義的三類人，這三類人在各自的背景之下從事自己的寫作活動。第一，五四一代人，這就是魯迅、毛澤東這幫人；
第二代人就是四五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就是像李澤厚、劉小楓、鄧曉芒這幫人；
我是哪一代人呢？我是六四一代人。六三的晚上六四的早上，我在離天安門很近的一個地方，我看到了熊熊的烈火在燃燒，我看到了我周圍的同學倒在血泊之中。沒有比六四事件更令我直觀到中國問題了，六四是我們六十年代中葉出生的一代人的永遠的痛，所以我是六四一代人，這正是我從事寫作的一個背景，我從事所有的研究、思考與寫作，就是說我們的一個使命就是讓我們的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好的中國，建設成為一個人民能夠安居樂業(yè)的生活，建立一個好的制度，所以我所有的學術，我拼命的努力，包括寫出垃圾文章，也是為了這樣一個目標。（掌聲）在這里要講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別要強調，抽象的語詞背后，隱藏的是人的痛苦，來重慶之前，我寫了一篇小文章，中間說，心中有痛，筆下才有文。看起來是大話，但實際上是痛苦的凝聚。（掌聲）

　　學平講了半天，我發(fā)現他沒有把問題提得很清楚，我來說一下吧，學平講到的第一個方面就是批評我過多的從知識論上面來論證生存的問題，合不合法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值得考慮的，知識和生存之間的關系是值得研究的，實際上也就是語言和生活的關系問題。我們在生活著，我們要表達我們的生活，這是兩回事情，我們每個人都在生活，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覺，但是我們把它升華到語言的層面的時候它就成為邏輯了，可能我們后人去看邏輯的時候是空洞的，但是正像鄧曉芒老師在《思辨的張力》一書里面所揭示出來的，在這種空洞詞語的背后，其實是有著鮮活的經驗的，當我們指責它空洞的時候，是我們眼睛瞎了，沒有看到在這空洞的背后活躍著的痛苦的靈魂。（掌聲）所以知識的問題也好，生存的問題也好，是內在的，勾連在一起的。從知識論上，它是兩個問題，但是在人生的意義和秩序上面，它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知識是使我們的經驗得以秩序化得以結構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只有人才會做這件事情，上帝不做這件事情，自然也不做這件事情，只有人有自我意識，他把他自己和他的世界分開的時候產生的痛苦他才會去描述，他才會去講，人生是不斷的期待以及人生不過是一連串的告別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只有人才會從知識上來討論我們自己的問題，只有人才會將我們的問題拿到知識的祭壇上面來加以空洞的抽象的討論，只有人才做這個事情。所以當有人在指責邏輯空洞抽象的時候，說邏輯的合法性怎么來論證生存的合法性的時候，實際上這種指責我認為它本身是缺乏合法性的，也就是說，這是人的命運。我研究了現象學，當我們把很多的問題放到括號里面去的時候，那么真實的生命呈現出來了，比如說當我把西政放到括號里去的時候，大學的體制問題就出現了，大學就出現了。當我把大學放進去的時候，國家的這個層面就出現了。它是一步一步地這樣一個呈現出來的這樣內在的一個結構。那么我們的工作，我們知識分子的工作就是將我們的生活放在知識的前面加以語言化、結構化。而我們后人呢就是通過語言的考古，通過知識的考古，使得知識背后的生命、秩序、意義得以呈現出來。這就是講一個邏輯的問題。所以學平講，生存的問題跟知識的問題之間好像沒有什么關系，是不是這個意思。（眾笑聲）或者是說嘛，你過于談知識的問題了，但是我要到這里強調的這是我們人類的一件事情，他必須要這樣做。必須要上升到知識的！也就是說生存的經驗。我們今天講法治為什么講得暈頭轉向��？本來講法治，按照西方的講法，應該是干嗎呢，西方的這個是保護公民的權利，這個控制國家的權力啊，是不是，為什么到中國講來講去，講來講去，講法治講什么呢，哦，依法治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廣西大學、依法治西南政法大學，依法治我們每個人了。法治法治變成啥了你？你這一套法治我們中國人本來就有啊，這是統(tǒng)治人民的這樣一種策略啊，對不對？西方它這個控制這個國家，但是我們僅僅這樣論證是不夠的，對不對？這幾天我在法之理上看到一個朋友給我留了言，對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位朋友認為我講得那一套東西啊，總的來說都是西方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東西，這個到我們國家，人民受到欺侮的時候啊，我們國家肯定軟弱無力。大概就這個意思吧，其實這個問題我是有思考的。我們中國的確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困境是政府過于強大的時候欺負老百姓，過于弱小的時候呢沒有辦法呢保護老百姓。后來有朋友們跟我說，國家弱小的時候，它更加欺負老百姓。的確是這樣。這要比做西政的話，它是一個很厲害的體制，是不是？我們普通的一個老師，一個學生，在它面前的話，僅是一只蒼蠅，被他隨便踩走的，所以啊，在我的討論問題，就是我們的生存問題啊，它最終，作為一個學術知識者來講，我們必須要從知識上來討論這個問題，于是生存問題就轉化成知識問題了，轉化為邏輯問題了，它是這個問題。所以呢，十年前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體會最深的一點，就是在抽象的語詞下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者在大話的下面隱藏的是我們深層的經驗之根。這個是我要加以說明的。學平博士批評我說只注重邏輯，只注重知識這個問題，沒有強調邏輯背后的生存問題。這種批評我是不能接受的，當然可能是因為我們看問題的視角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另外一個問題學平、幸福都提到了，就是說中國人也是講邏輯的，批評我只說西方人講邏輯。這個觀點呢，我是不同意的。我認為中國有邏輯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理解，我不是說過了嗎，中國人運用類比，隱喻地來論證事情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也是有邏輯的，不是說沒有，永和老師說，中國人有實踐的邏輯啊，不錯，中國的確有實踐邏輯，但是跟西方不同。西方的邏輯主要是語言的邏輯，西方的邏輯是強硬的，它是通過語言內在的結構呈現出事物的這個邏輯來。所以我就講到，事物的必然性，它呈現在邏輯的必然性里面。所以我們后來看到的都是語言啊，都是邏輯啊。但是我們別忘了，你這個邏輯的必然性，它的合法性是在事物的這樣一個必然性里面。但是我們看到的只是現象啊，對不對�？档轮v，我們只能看到事物的現象，事物的背后我們看不見的。中國人是講邏輯，中國人有自己的邏輯。但是中國人有一點，就是在語言層面是有問題的。所以在西方知識引進運動的時候，一個非常大的貢獻就在于哪里呢？就在于將西方人的這樣一個比較規(guī)范的這種語言的規(guī)則引入了我們中國。所以今天我們說話都是主謂賓啊，對不對？比如說“我來到西南政法大學作一個講座�！蹦憧�，又有主語又有謂語又有賓語，對不對？都有。你看那個“松下問童子”，主語在哪里？沒有主語。我們現在要使它變成主語，對不對啊，這就是說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法律，特別需要這樣一種語言的規(guī)則。中國人也是講邏輯的，中國有中國的邏輯，但是問題是我們今天在這樣一個陌生人的社會里面，中國的邏輯可能會有問題。我們要運用想象力來修正這個問題是吧。

　　提到了想象力，所以呢下面就我簡單地回應一下關于想象力這個問題。這個想象力問題，剛才永和教授也是批評我，說我這個想象力是空的，說這個想象力呢，它空，它實在太空啦。（眾人笑）為什么呢，我在講演的時候，我也舉了個例子。我舉了個什么例子呀，就是說西方人認為，人類社會最初是一個自然秩序，服從于叢林規(guī)則。什么叫叢林規(guī)則啊，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強的把弱的給吃掉。就是這樣一個規(guī)則。那么為了使我們人類不至于毀滅，怎么辦呢，制定規(guī)則，將一種這種無序的競爭消失在有序的競爭里面。于是就產生了權利、義務啊這樣一些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語詞。今天我想在這里說，這是西方人的想象。趙汀陽說這種想象力而建構起來的政治哲學一開始就錯了，但我跟趙汀陽不同的是，我不認為西方人錯了，我認為那是一種想象力的成果，然而它不是唯一的。我們中國人就不這么想象啊。我們中國人也承認叢林規(guī)則，比如說，荀子講，爭而亂。比如說有一只兔子，我們都想吃兔子肉，爭啊爭啊，對不對，一個兔子沒有主人的時候大家都跑去爭。張培搶了就是張培的，樹坤搶到了就是樹坤的，我搶到了就是我的。對不對啊，大亮搶的就是大亮的，對不對。但是后來已經規(guī)定了如果是魏敦友在超市上賣一兔子，你們會不會搶啊，不會，因為它已經規(guī)定下來了。那么怎么規(guī)定下來了，我們中國人不象霍布斯那么想象問題的，我們是采取另外一種辦法。我們承認這個前提，但是，他同時對這個事實規(guī)則進行了修正。這個不是我的觀點，這個是那個趙汀陽的觀點。剛才幸福也說了，讀趙汀陽的書就可以想象了？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舉個例子而已，是不是啊。（眾人笑）那么趙汀陽認為，這一點我是同意他的，我們中國人不象西方人說把一個無序的這樣一個競爭化為一個有序的競爭。因為這樣一種競爭啊，依然還是競爭啊，對不對。我們中國人呢，是通過修改這個事實的這樣一個規(guī)則，通過修改爭而亂這個基本事實假定，你爭不爭，我要在這個前提上面把你去掉。大家如果讀過《史記》的話，我們就知道，司馬遷說他讀孟子書的一段，就是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讀到這個地方啊“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這么大的大話使太史公流涕，我感到很奇怪啊。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大話的背后，蘊涵著非常實際的經驗的事實。講的太好了。在太史公看來，“利誠亂之始也！”那么按照這種邏輯，中國人不是采取用權利和義務來規(guī)定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讓我們進行一個有規(guī)則的競爭。中國人的想象是什么呢，就是我們可以通過修改事實來然后達到，通過禮治、德治這樣一種辦法來規(guī)定我們生活的秩序。這是講的就是說，我這地方舉個例子，只是說中國人的想象跟西方人的想象是不一樣的。我們今天搞法治建設，我們應該有新的想象。比如說權利本位說有一定道理，但是在中國場域并不充分。按照我的考慮，權利如果不與身分相結合，人的生活秩序是無法建構起來的。當下中國的法制不令人滿意，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過于相信西方已有的經驗，沒有認識到這種經驗對于中國來講還遠遠不夠！所以要開啟想象之門啊，是什么呢，不能認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定要把理由揭示出來。這是一個學術的要求，所以呢，它不是一個空話和大話。這是關于這一個想象力的問題啊。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于道統(tǒng)的問題。學平指責我道統(tǒng)空洞，無聊。（眾人笑）哦，道統(tǒng)的問題呢，我這里首先指出他指責的很對。因為今年五月份的時候吧，我去廣州參加珠江三角洲的法律博客大會，應邀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作了個演講，專門講道統(tǒng)，專門講三統(tǒng)說。所以今晚就沒有將重點放在這上面。這當然是一個自我辯護了。現在我的使命啊就是要在中國秩序這個基本的框架之下重新復活牟宗三和錢穆先生的三統(tǒng)說，我要使它成為我們中國的秩序的一個基本的構成原理。這是我的學術使命。后來這個講演稿整理出來后跟在座的周力博士的一篇文章一起刊在山東的一個雜志《山東警察學院學報》是最近一期上面。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看看。在那個地方呢我在講道統(tǒng)的時候是跟著學統(tǒng)和政統(tǒng)這兩個方面一起來講的。我主要是想在錢穆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基礎上，推進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那么在我推進我的這個問題之前，我找它的基礎，包括這個中國人的生存秩序和意義問題。剛才張老師說你這個太空了，你怎么界定一下，這是個語言規(guī)則的問題。我們討論問題只能這么討論。我們從這里開始，要讓我這個界定呢，我只能說我把所有的話說完了以后，就象黑格爾講，存在，你問存在是什么，只有我把存在、本質、概念講完了之后，才知道存在，存在最早是個非�？斩春统橄蟮�。只有我把事情講完了之后，那么它的豐富性，它的規(guī)定性，真理性，才展現出來。對不對啊？道統(tǒng)問題呢，我今晚講得可能比較弱。我這里就簡單說說。在我們的古典社會，我們的道統(tǒng)呢主要指的是“三綱五常”，這個是孔子、儒家所發(fā)揮出來的。所以牟宗三就認為，我們不能夠叫孔子是思想家，我們也不能夠叫孔子是教育家。為什么呀？牟宗三先生認為，孔子就是道統(tǒng)本身，你怎么能叫他“家”呢？你叫他“家”是什么呀？“家”就是學派嘛，學派就是把某些原則給片面地發(fā)展了，這就叫學派。而孔子呢，他的思想和學說是什么呀？是普遍的、絕對的，正當合法的。而不能夠像……比如說我們要搞個歌樂學派，比如說我在廣西要搞一個廣西學派，對不對？我這么搞的時候實際上把某些原則極端地發(fā)揮開來。所以“學派”這個概念在我們的古代語里面并不是一個好東西，相當于莊子講的方術，而不是道術。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它實際上是不好的，它只是說發(fā)揮了那些片面的方面。這就是我們古典中國的道統(tǒng)。而現代中國是“家天下”崩潰之后。我們現在進入到什么時候？現在進入的是“黨天下”階段，就是共產黨統(tǒng)治我們中國，我們中國是處在這么一個特定的階段，你沒有辦法的。我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村的孩子，從在鄉(xiāng)下抓青蛙，然后讀書，到北京讀書，后來加入了民進，看到了中國許許多多的現象，又經歷過了“六四”，所以其實我不是永和教授講的是一個革命家，我剛好是一個反革命家。（大笑、掌聲、喝彩聲）。我要通過我的論說、我的言說以及我的理論開啟我們中國的想象力，我們中國人怎么樣成為一個中國人？所以剛才永和老師講，“德國問題”、“中國問題”，很好！這個講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最近在寫一篇批評孫國華老師的一篇文章，——反正我是游擊戰(zhàn)士。（笑聲）你看，最近孫國華教授在馮玉軍教授編的一本書《中國法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序言里面講到，我們要創(chuàng)立法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江平也在那里附和。我看到這句話以后感到很驚訝，你孫老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家知名于世的人，你怎么可能去搞什么法律經濟學啊？法律經濟學是什么東西？自由主義的東西��！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你怎么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呢？我后來研究發(fā)現，哦，孫國華先生實際上只是一個盤子，沒有立場的，我是指的中國立場。所以，馬克思主義可以，法律經濟學也可以了，什么都可以。因為他沒有中國意識，他什么都可以，對不對��？（笑聲）他沒有意識到我們中國的內在的問題。包括沈宗靈，沈宗靈接受西方人的思想是很好的，可是他一編《法理學》的時候，就不忍卒讀。很多人教《法理學》是吧？我沒看過貴校的《法理學》，但是我也上過《法理學》，比如沈宗靈的、徐顯明的，——你說這些寫的是什么玩意兒？（大笑聲，掌聲）簡直很難讀下去！寫的比我的空話大話都難聽。（笑）至少我的空話大話可以顯示出了我的豪情！是不是嘛？（大笑，鼓掌）那么道統(tǒng)的問題呢，就是說，在現代中國的道統(tǒng)，我認為呢，首先是今天我們中國的一個追求，——在社會基本秩序結構方面。第二，應該是一個憲政民主制的。這是我對“新道統(tǒng)”的一種界定。因為我們今天還不是一個憲政民主制的國家嘛，我們現在還處在“黨天下”階段嘛。所以我們一切都要聽黨的，一切都要交給黨。所以也要承認黨的領導。但是黨把我們帶向何處呢？他要把我們帶向一個好的地方去，——這是我們經常要跟黨說的。（笑聲）當然黨肯定會把我們帶到好的地方去，但是有時候想象跟事實不一樣啊。我們作為學者，是要把當代中國發(fā)展的內在邏輯解釋出來，這是我們的任務。我們不再屈從于政治權力，這個是關于道統(tǒng)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朱）學平認為，“一個強硬的中國法理學？你強硬嗎，我看你比許章潤的‘世道人心’還要軟弱�！标P于強硬不強硬的那只能自己體會得到，是不是？（笑）我認為我這個是很強硬的�。ù笮β�，大聲鼓掌）當然，我這里沒有加以論證。我這里借鑒一些人的思想，比如趙汀陽，鄧正來，包括鄧曉芒啊，顧準啊，借用這些人的思想加以論證：一個強硬的中國法哲學是可能的。我簡單復述一下趙汀陽的觀點吧。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依然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這樣一個時代。雖然說全球化的浪潮已經將所有的民族卷到一起了，但是這樣一個全球結構如何建構起來的問題，是西方人建立在民族國家觀念的基礎之上所解決不了的，可能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論》里邊露出了一點曙光，但是康德不可能超越他的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時代。他試圖用理性建構起來的一個所謂永久和平的世界，實際上，在他那個時代是很好的，今天我們看來，我們已經可以超越他了。剛才永和老師說，康德的書太難讀了，黑格爾的書太難讀了，實際上這些人的書太簡單了，我覺得。（笑聲）他是對我們的生活事實一個非常簡單的描述，只是他們的語言顯得很空洞、很大，——就像我這樣，（大笑，掌聲）所以就顯得很難懂。一旦我們進入到他的思想邏輯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在講德國問題。康德的哲學、黑格爾的哲學、韋伯的哲學，都是在講，我們作為一個德國人，怎么做一個德國人！我們今天的任務與他們類似，怎么樣做一個中國人？所以我在這里的一個工作就是（思考）怎么做一個中國人，怎么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讓我們的人民過上安定富裕的生活？這就是一個強硬的中國法哲學如何可能的問題。也就是說可能只有我們中國的哲學，建立在中國根基之上的法哲學才可能真正思考我們今天的世界問題，而不是所謂的“世道人心”這樣一些軟綿綿的想法所能夠完成的。（笑）也不是象蘇力他們講到的，哎呀，只要能辦個事就得了，管那么多干嗎？你討論性質干嗎？這是一個很愚蠢的問題嘛。好，這是關于一個強硬的法哲學如何可能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問題不是關于中國的問題，實際上是關于世界的問題。這是我們要明白的。

　　另外講到“奴隸”的問題，學平博士批判我。我認為，我們只有拼死努力，才可能獲得我們的尊嚴的存在；
我們作為一個知識人，我們就要創(chuàng)造知識�？赡苡械娜藮|扯西拉，但是我們的良知會知道自己是在東扯西拉。你寫一篇文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覺得自己寫得到底好不好，像（張）永和老師作為編輯，是沒有辦法評價的，我覺得文章寫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笑聲、掌聲)你抄了人家的東西，你還不知道是抄的嗎，對不對？（笑聲）奇怪！還要人家去揭你的傷疤，有什么好揭的?你抄就抄了嘛，對不對？肯定是抄的。自己做了壞事情只有自己知道。（笑）所以我特別強調，“奮力的努力”而不是說去寫垃圾文章，因為你自己的文章寫得好不好，只有你自己的良心知道，“得失寸心知”嘛！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要特別強調，確立這樣一種，——被永和老師批判的，——正確態(tài)度。這種正確態(tài)度不是政治正確所教我們的那個意思，我這里所講的是一個知識人的，——在某種程度上講的話的確是一個空洞的——宣言。我讀書不是為了寫文章，寫文章不是為了發(fā)表，發(fā)表不是為了名和利。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我現在還活著，我的朋友死了一大堆了，我怕這些�。浚。ㄐβ暎┝瞬黄鹚懒说昧恕Ｋ詫W平講奴隸要獲得自由是靠死亡，是靠艱苦的勞動，我告訴學平，我正在通過艱苦的勞動以及對死亡的領悟（笑聲）來走出自己的道路 。而且我們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死是不一樣的。西方人的死是回到上帝的懷抱，我們中國人呢，“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彼谰退懒死�，隨便埋在哪個地方得了，是不是�。浚ㄐβ暎┐蠹易x過《莊子》就知道：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說你們干嘛呀，你們想把我埋在什么地方啊？學生就說埋在深一點的地方，就像你們到時候埋我和永和老師一樣，埋得深一點的地方好。（笑聲）為什么埋在是深一點的地方呢？因為隨便丟在什么地方呢，烏鴉呢就會吃你，啃你、啃你、啃你！（笑聲）莊子就說了，在上被烏鴉食，就是被烏鴉咬，在下被螻蟻食，在下面就有那個螞蟻把你吃掉了，那你們奪彼與此？為什么只給螻蟻不給烏鴉？你們幾個于心何忍呢？你們還要付出勞動，不經濟嘛是不是？所以你們還是隨便把我扔在哪個地方得了。（笑聲）所以我們中國人對死亡的態(tài)度是詩化的、超越的，死了就死了嘛，死了是更好的存在。莊子是這么說的，生就像一個人身上的腫瘤，死了之后就把腫瘤解掉了，對不對？（笑聲）我心里想有什么了不起�。∷晕覐膩聿粻幦∈裁椽勴�、課題，我覺得那些都是腫瘤。（笑聲、掌聲）上一次在吉林大學的，張文顯老師請我們喝咖啡的時候，有一個老師提了一個問題。他說，我又要吃喝玩樂，又要養(yǎng)活老婆孩子，我怎么樣成為大家？（笑聲）我聽了這個話之后，我當時恨不得上去踢他兩腳。你既然要吃喝玩樂，養(yǎng)活老婆孩子，你就去吃喝玩樂養(yǎng)活老婆孩子得了唄，你還要成為大家干嘛呢？簡直荒唐嘛~�。ㄐβ暎]有艱苦的勞動，沒有對死亡的正視，你怎么能寫出震撼千古的文章來？！

　　這里我還要簡單說一下“說大話”的問題。（笑聲）永和老師用胡適作自己的擋箭牌，我想胡適真沒什么了不起！而且，我認為胡適在源頭上敗壞了我們整個中國學人的形象。大家如果讀過唐德剛的書的話，就知道有這么一個細節(jié)，當時杜威來華的時候，按照德剛教授的想法，胡適你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祭酒啊，杜威是美國人，美國文化的祭酒啊，他來到我們中國，你胡適應該以禮相待，平等相待。結果胡適帶了一幫學生，對杜威點頭哈腰，說什么“多談問題，少談主義”。這簡直是中國學術的恥辱！我們因此而放棄了“說大話”的權利，說大話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本底線。（笑聲、掌聲）我的老朋友、海南大學的張志揚教授說過，我們如果說沒有對我們問題真正的意識的話，那我們只能放棄“說大話”的權利。問題是我們今天已經意識到了我們的問題，我們就要“說大話”了。當一個民族放棄了“說大話”的權利，這個民族實際上已經完了。這個是說大話的問題。所以西政的同學，你們可能跟我的背景不一樣，學術背景與人生體驗都不一樣，我主要是研究哲學，這本來就是要“說大話”的，“說大話”就是你的使命啊~�。ㄐβ暎┌凑仗K力的說法，我們法學能做出什么貢獻呢？法學主要就是要“說小話”，實際上問題是如果你是搞民法，說小話可以，但是如果你搞法哲學、法理學的話跟哲學就比較相近了，那就是要“說大話”。所以我有個判斷：當代中國法哲學的使命，就是通過對道統(tǒng)的闡明并維持這個道統(tǒng)來規(guī)范我們的政治生活，使得近世以來亂象叢生的政治生活得以徹底的解決。從“黨國”過渡到“民國”這樣一個真正的時代。所以說“說大話”的權利是我一個基本的判斷，當然這個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是不是象永和教授所說的那樣，“說大話”的人就名垂青史，“說小話”的人就一點影響力都沒有，就會默默無聞，我覺得可能并不是這樣�？赡芸茨憷斫馐裁词恰按笤挕�，什么是“小話”。比如說你研究爪哇，爪哇是一個很小的事情吧，但是如果對爪哇的研究形成了一個學術傳統(tǒng)，在一定的知識譜系上研究它，這種研究你怎么可以說它是“小話”呢？比如你對西政現象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學術傳統(tǒng)，怎么能說是“小話”呢？所以在我看來，話無所謂小和大，只有事物才可以說有小和大，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觀點？話無所謂小大，只有事物的存在有大小之分。比如說西政大還是中國大，那當然是西政大了是不是？（笑聲）噢對，西政大？對不起我錯了，我有時候難免“開水不怕死豬燙”、 “紅刀子進白刀子出”，呵呵。所以呢，話無所謂大小，話只有高低，只有對事物揭示的深度和廣度。只有事物才有大小之分。這是我對永和教授的回答。

　　趙樹坤博士：

　　還有一些學生的提問。

　　張培同學：

　　中國文化征服基督教是什么意義上的征服？這是一種理性的推導還是一種信念的表現？

　　魏敦友教授：

　　關于這個問題呢，是這樣的。它既是對未來的期待，是一個信念，同時也是一種理性的論證。首先說它是一種信念。嚴格來說，未來的世界是我們都不知道的，我現在只知道225萬年人類徹底退出地球，那時碩鼠將接管地球。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我到重慶的路上，偶然發(fā)現了一張報紙，上面說到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考古學家發(fā)現哺乳動物滅亡是怎么一回事。原來地球從圓形變成橢圓形之后，地球氣候劇變，寒冷來到，人類受不了了，于是滅亡。人類共可以生存250萬年，現在人類已經生存了25萬年，所以再過225萬年，我們人類就完蛋了。（笑聲）什么三統(tǒng)說、大話、小話、魏敦友啊，225萬年后全部完蛋了，這個是要預告的，呵呵。（笑聲）但是我們既然生活著，而且還有225萬年的時間，我們就要好好生活，對不對，所以呢，這就是一個信念，但是未來呢？未來取決于我們今天的努力，未來是不確定的，就像風險社會來到之后，我們今天對未來的設計，影響著未來，也就是說，未來并不是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一個信念，那么我說，中國文化，所謂征服基督教，聽起來可能像一個很宏大的敘事，但實際上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就是說文化的這樣一個沖突，以致于文化沖突的一個結果，實際上我們說，包括講自我意識，最后還是構成一個中介，也就是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己的這樣一種生命啊，通過和基督教這樣一種生命呢，如果我們的文化發(fā)展下去的話，就是說經過邏輯的和辯證的這樣一種關系吧，我個人認為啊，當然這個也有歷史的經驗，當然過去也不能推斷未來吧，所以就是說，基督教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這樣一個分裂的世界，我們中國的文化要素，是一個綜合的世界，這兩個世界的沖突啊，我覺得可以在理論上通過想象，可以想象一個新的世界，所以我說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征服，對基督教的征服啊，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定基礎上的，耶教征服了中國文化，那么我們中國文化呢，通過這樣一個自我靈魂的尋找，達到了一種新的理性認識，這樣的一個中國文化跟以前的中國文化是不一樣的，不是說我把你打死，而是在搏斗的過程中，我長高了，你也長高了，對不對？當然，這個長高是心智的長高。有的人長得很高大，但實際上很弱小，有的人長得很小，但實際上很強大，舉個例子，比如說李白，大家都知道，李白大概只有齊我的鼻子這么高，大家一說起李白，可能覺得李白很高，很帥，對吧？李白啊，我估計可能一米六四的樣子（笑聲），這是可以推定的，大家如果讀過李白的東西，就知道李白有一句話叫做：“白不滿五尺，而心雄萬夫！”說我雖然長得很矮，但是我很厲害，是不是，我會寫“飛流直下三千尺”，誰寫的出來？沒有一個人，是吧，我是盛唐之音的表達！對不對，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討論，這個是一個以后才能見證的問題。我們中國人，最高的一個智慧，是“化”，中國人講：“至大無外”，中國人是不講對立的，中國人不講主體和客體，中國人也不講人和世界，中國人講的是：“至大無外”，我們中國人沒有敵人，實際上我這里講的也是沒有敵人，只是西方人把我們當作敵人，毛主席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在這個意義上講，毛主席有點小家子氣（笑聲），對不對，就像施密特講，敵我問題是政治的根本問題，這個東西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血與火的戰(zhàn)爭，有它的道理。

　　這里有個問題非常好，“當你見證血與火的洗練之后，地獄對生命的宣戰(zhàn)，取得了勝利帶來的悲痛，使你勇敢地在學術上創(chuàng)造一種制度�！蔽覜]有創(chuàng)造制度，而是創(chuàng)造學說，我怎么可能創(chuàng)造制度呢，對不對，創(chuàng)造制度，是胡錦濤的事情（笑聲），但是他要根據我們的思想去創(chuàng)造，這是最重要的（大笑），我覺得這是中國知識人的一個最起碼的要求，怎么可能政治家要求學者做這個，做那個，政治家給你學者一個課題去做，我看那個學者做了是有毛病，學者是闡發(fā)這樣一個“道統(tǒng)”啊，對不對？他在闡發(fā)道統(tǒng)的過程中產生學統(tǒng)啊，對不對。他怎么可能做政治家要求他做的這個事情呢？像狗一樣呼來喚去的，那怎么可以，它就不是學者啦，對不對？有一次我看一個人寫了一篇炮打什么什么的文章，他說他寫這篇文章的第十三條理由是“我不想活了”，是吧？（笑聲）后來我女兒看到之后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好久，后來我發(fā)現他講的很有道理，很嚴肅，大話里面透露出對生命的這樣一種理念，也就是說，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活再長也沒有用。劉曉波說：“烏龜活一萬年，還是烏龜�！保ㄐβ暎┧v的太好了�。ㄐβ�、掌聲）

　　還有個問題說：“你認為這種生的自信應該是怎么樣的，退一萬步說，你找到的這種制度，不過是一種學術建議，能不能實現�！边@個學者啊，不要考慮這些事情，老考慮有沒有用，什么能不能實現？不要考慮這種事情，學者的任務是在邏輯的可能性之下，來論證一件事，不要老考慮有沒有用，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普遍問題。所以鄧曉芒老師反復講，中國人老考慮什么“經世致用”，如果老是考慮這個的話，就沒有學術了，那就為現實的這樣一種偶然性所主宰了，我們一定要在理論上面，邏輯上面來論證，怎么樣的生活是好的，它就成為一個尺度，來對我們的現實生活進行評價，所以（朱）學平講，《理想國》所說得是人的生存的哲學，就是說《理想國》是不能實現的，對不對？但他可以用來評價我們的現實生活，我們的學者就是應該建構一個邏輯上自洽的一個世界，用這個作為尺度，評價我們骯臟的生活，讓我們的政治家知道，你應該怎么做事情，你不能說我是鳥，要一鳴驚人！這樣怎么能夠說服政治家呢？有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被建構在那個地方的時候，就像我們的良心一樣，干了壞事情，它會受到指責的，這是良心，這是元規(guī)則，就是講這個意思。

　　最后一個問題，“怎么建立中國自己的主人文化？中國的民族精神，以前又是怎樣前進？我們?yōu)楹尾粷M足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我們的民族精神怎樣既超過中國古代的三統(tǒng)生活秩序和天下主義，又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秩序，中國人想象力的基礎和來源是什么？”關于中國人的想象力，永和老師也談到，中國人的想象力是空的，但是空的才可能成就實在。想象力就是開放出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囿于現實性。一種可能性的生活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比如說象康德說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做的一個事業(yè)才是可以普遍化的，而不像小偷小摸這樣的行為不具有普遍化的可能性，你總不能把小偷小摸這樣一個行為說成一種普遍化吧，因為如果說張老師也小偷小摸，我也小偷小摸，樹坤也小偷小摸，那么這個社會能夠支撐下去呀？我看過幾天我們就都餓死了，因為沒有辦法生存了，但是，我們都按照規(guī)則來進行，那是可以的，是不是？提到這個中西的問題，這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幸福也批評我了，但中西問題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西方的自由民主，你說我不滿，對不對？但其實我不是不滿，而是象孔子說過的，猶未也。就是說，還不夠。自由、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是自由、民主就像樹坤的手在我的身上一樣，他沒有成為我的手，但是樹坤的血液如果流到我的身上之后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么它成為我的血液啦，也就是說，自由與民主，對我們中國來講，還沒有被我們所“化”掉，于是，自由民主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生硬的，夾生的東西，在這個地方，這個民主好不好��？不能這樣提問題，我們只能說，自由民主在何種意義上是好的，那我說在哪個地方是好的呀？“化”入了中國的民主靈魂，自由民主就是好的，因為自由民主在中國秩序里面可以帶給我們自由和安定，富足有尊嚴的人的生活，這個是好的，是講這個意思，我并不是說反對憲政，反對民主自由，我是說，憲政、民主自由的背后，還有更可以想象的空間，當我們把這個想象的空間打出來之后，我們就會發(fā)現，這個自由民主啊，只是漂浮在河流上的一些浮萍罷了，我們今天的中國，不能夠一般地參考（陸）幸福，我老是批評他的，老是踹他兩腳，他有個缺點是什么呢？他拒絕想象（笑聲），他拒絕想象，他怎么拒絕想象呢？在吉林大學參加西方法哲學講習班的時候，他提意見說我們不要討論了，我們水平太低，要老師講，我們來聽。這個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怎么能放棄我們的想象力呢。想象啊，不是一個空的想象，要我們去做的！我想象一種好生活，這是可以想象的吧？想象要成為我們的一種原則，可以定下來吧？我們每個人都要想象自己的生活，我們可以想象在自由民主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生活，或者想象自由民主的條件是什么？對不對，想象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一個傳統(tǒng)，我就在想，胡適啊，你就在杜威的腳下，你這算什么事啊，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呢，即使我比你差一點，我也不能就這樣向你低頭下跪吧？自由精神，那自由是不能屈的嘛，對不對，人格是不能屈的嘛，是不是，這個就是說，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來論證中華文化，可以作為一個主體性的文化，作為一個強勢的這樣一種態(tài)度，比方說我們“天下”的這樣一個情結，像趙汀陽所作的論證，論證西方的東西，很好，不錯，但是象孔子所說的，猶未也。為什么呢？因為西方人比如說美國吧，它是從以“國家”作為基本的思想框架的，而中國人的觀念里面有天下，這是美國所沒有的，而且按照趙汀陽的說法很難有，如果不是永遠不可能有的話。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不錯，考了90分，很好，對不對，但是還有100分呢，對不對，那中國文化是100分咧，對不對？像這樣的情況，對不對，是這個意思，呵呵。好，謝謝大家�。ㄕ坡暎�

　　五、主持人的結束語

　　趙樹坤博士：

　　好，感謝魏敦友老師啊。一場講座，不管它多么的精彩，也沒辦法去抗拒結束這樣一個結局，但是我們知道還有很多渠道可以和魏老師交流。大家都知道，魏老師是法律博客之星，還有，我們的“法之理”論壇也是魏老師經常光顧的一個小小的空間，所以在此我們也誠摯地邀請魏老師始終做我們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以及整個法學專業(yè)的朋友，我做這樣的一個倡議，大家同意嗎？（熱烈的掌聲）好，那么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里。感謝我們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們，祝各位晚安�。崃业恼坡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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