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07年歐盟對華貿易政策轉向強硬，中歐經貿摩擦突增。近期頻發(fā)的中歐經貿摩擦有其復雜的政治經濟背景，既有長期的因素也有短期的考慮在內。本文借助三層次博弈分析框架，分別從歐盟層次政治、成員國政治、國際層次政治三個層次，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問題背后的各種因素。

　　[關鍵詞]中歐經貿摩擦 國際政治經濟 三層次博弈

　　2007年，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同時，中歐經貿摩擦增多，歐盟對中國的態(tài)度逐漸轉向強硬。7月10日，在歐洲議會的辯論中，歐委會貿易委員曼德爾森警告說，中歐經貿關系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矛頭直指貿易不平衡問題。2007年10月8日，歐元區(qū)13國財長發(fā)布聲明，首次把人民幣匯率認定為比美元或日元匯率更讓歐洲關注的問題。2007年10月，曼德爾森在致歐委會主席巴羅佐的公開信中，認為“對華的對話戰(zhàn)略是失敗的”。11月22日，曼德爾森警告，如果中國不能幫助減少“不可持續(xù)的”貿易逆差，歐盟可能將被迫采取反傾銷措施。同時，歐盟對貿易救濟措施的“反思”也不了了之。在經歷了2007年1—8月沒有任何貿易救濟措施立案之后，從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歐盟共對中國發(fā)起了10起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高達41147億美元，超過了過去20多年來的涉案金額總和。對此態(tài)勢，2007年12月14日《，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歐洲針對中國的論調正趨向美國化：針鋒相對、尖利刺耳。貿易逆差和匯率是最引人注意的問題。歐盟越來越頻繁地威脅要進行報復。”[1]

　　從歐盟的角度來看，與華貿易摩擦大多與貿易不平衡問題緊密相關。盡管歐盟已經認識到了中國是“代人受過”，中國的順差部分地是其他國家的順差，但歐盟認為：第一，不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強化了中國的競爭優(yōu)勢，抑制了進口需求，從而加劇了貿易不平衡。第二，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反映了中國對歐盟企業(yè)嚴重的市場準入問題，從而要求中國提高貨物、服務及投資的市場準入。第三，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則更加關注歐盟對中國的市場準入問題：第一，中國紡織品依然受限。2005年本是全球紡織品配額完全取消的最后時限，但歐盟以中國出口激增引發(fā)其大量失業(yè)為由，啟動“特�！背绦颉Ｗ罱K雙方達成了類似“自動出口限制”協(xié)議。在該協(xié)議到期后，歐盟又啟動“雙重監(jiān)控制度”，嚴格監(jiān)控中國輸歐產品，并隨時準備啟動貿易救濟措施。第二，不斷加強對華貿易救濟措施。歐盟對華貿易救濟措施絕大多數為反傾銷措施，但保障措施和“特�！贝胧┑膶嵤╅_始增多，沒有實施反補貼措施。第三，歐盟技術性貿易壁壘門檻高。歐盟是世界上運用技術性貿易保護措施最頻繁和嚴格的地區(qū)之一，形形色色的措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隱蔽性。同時，歐盟建有完善的進口監(jiān)督機制，如非食品消費品快速預警體系(RAPEX)等，中國則是重點的監(jiān)控對象。第四，知識產權貿易爭端逐漸增多。歐盟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加強了打擊侵權的力度，尤其是加強在邊境的海關措施。同時還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并威脅使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另外，歐盟企業(yè)還利用搶注商標等形式打擊中國企業(yè)。

　　事實上，歐盟對華貿易政策漸趨強硬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大勢所趨。2006年10月4日，歐委會公布了題為《全球的歐洲：在世界中的競爭》報告。該報告闡述了歐盟全球貿易新戰(zhàn)略，其目的就是通過貿易政策的實施來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yè)增加，其手段則是通過談判打開第三國市場，尤其是中國等新興市場。由此可知，“貿易不平衡”實質上是歐盟要求中國提高其市場準入水平并保障其利益的談判籌碼。同時，歐盟還修訂了市場準入戰(zhàn)略，加大了在中國經商處的人力和財力，以求擴大在中國的市場準入。2006年10月24日，歐委會公布了第六份對華政策文件《歐盟-中國：更緊密的伙伴，擴大的責任》。前五份文件均著重闡述如何與中國加強溝通與合作，深入發(fā)展雙方伙伴關系，而第六份文件則同時公布了一份題為《競爭與伙伴關系：歐盟—中國貿易與投資政策》，將“競爭”置于“伙伴關系”之前，顯示出歐盟在經貿領域已充分意識到來自中國的強大競爭與挑戰(zhàn)，以及面對這些挑戰(zhàn)采取應對措施的必要性與緊迫性。[2]該文件詳細分析了貿易不平衡的現狀及原因，并將人民幣匯率政策視為妨礙平等競爭的因素之一。該文件認為貿易保護措施依然是保證中國與歐盟之間公平貿易的一種方式，歐盟將在理由充分時謹慎而有力地運用這些手段。

　　總之，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雙方彼此產生了某種失望情緒，中歐關系“蜜月期”已經結束，挑戰(zhàn)和困難開始增多。[3]鑒于中歐經貿摩擦的未來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盟對華政策調整的方向與力度，本文即從歐盟的視角，借助三層次博弈分析框架，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問題背后的各種因素。

　　歐盟貿易政策決策的三層次模式

　　由于歐盟體制的特殊性，對其決策的分析需要三層次博弈分析框架。該分析框架源自雙層次博弈理論，而后者始自1988年羅伯特·帕特南發(fā)表的《外交和國內政治：雙層次博弈的邏輯》一文。本部分勾勒出了分析歐盟貿易政策決策的三層次模式。第一層次是歐盟層次政治，由于在貿易政策領域具有排他性的權力，是決策的核心。第二層次是成員國政治，對貿易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第三個層次是國際層次政治，包括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革、國際經濟環(huán)境、他國的影響等等。歐盟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將這三個層次有機聯系起來，規(guī)定了決策參與者或影響者進行利益表達和尋求利益的渠道和機制是什么；
利益集團則通過游說活動對三個層次均起到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三個不同層次之間的關系是復雜、不確定的，也沒有統(tǒng)一的模式。

　　1.第一層次：歐盟層次政治

　　在貿易政策領域，部長理事會是決策的核心，歐委會作為具體的執(zhí)行者在決策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歐洲議會的權力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則有限。

　　部長理事會由各成員國政府部長級代表組成，代表各自的政府行事。一般認為，部長理事會是歐盟政治中最主要的立法機構，是歐盟的“決策中心”�；�于貿易決議日益增長的技術復雜性，更多的事項由“133委員會”中的貿易官員解決�！�133委員會”的職能及其特點主要包括：第一，對于歐盟立場的提案，它是唯一參與咨詢的機構，歐洲議會并不參與咨詢程序；
第二，它就不公開的歐委會提案進行討論；
第三，它受專家和極富經驗的歐委會官員的影響極深，用一位專家的話說就是，“在那里，十分積極且暢所欲言的歐委會官員起決定性作用，而非各國政府”。甚至有人稱，“133委員會是由歐委會推動并主導的。在未事先與歐委會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成員國的努力僅僅是在浪費時間”[4]。第四，它具有實際上的決策權，因為各國貿易部長很少參與技術性的細節(jié)問題。

　　歐委會是歐盟的常設執(zhí)行機構，它具有明顯的超國家性質。歐委會是一個復雜的、多元化的、具有政治和行政雙重色彩的機構，大量截然不同的行政傳統(tǒng)和政策模式共存，也是一個復雜而周密的協(xié)調機構，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夠得到伸張。[5]在貿易政策的動議及談判方面，歐委會(實質上是貿易總司)的影響是最重要的。歐委會具有提案的動議權，對于貿易政策，歐委會具有排他性權力，是單獨的談判者。實際上，歐委會在提交提案之后的決策階段也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理事會內部從工作小組會議到部長會議各階段都有歐委會的代表參加，他們有權在任何階段修改或撤回其提案。如果理事會想違背委員會的意愿做出決議，必須以一致同意才能生效。因此，理事會很少做出與委員會意志相左的決策。而且，歐洲法院的判例也使得部長理事會很難推翻歐委會的提案。[6]

　　2.第二層次：成員國政治

　　歐盟作為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區(qū)域性組織的基本性質決定了其成員國在歐盟的政策決策中仍會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與成員國的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緊密相關�！俺蓡T國至上”的觀念至今在許多國家仍是根深蒂固的。

　　成員國影響決策的渠道主要包括：第一，對部長理事會的影響與控制。第二，影響歐委會。包括：通過專家組對歐委會提出意見；
參與歐委會下屬的各種咨詢委員會、條例委員會的活動；
對歐委會委員的任命；
某些非正式的影響渠道。第三，成員國地方政府對歐盟政策決策的影響。第四，成員國在歐盟政策的具體執(zhí)行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尤其是當成員國故意抵抗歐盟機構的裁決時。第五，在歐盟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的談判中，除了歐委會的代表之外，各成員國也往往會參加，并締結各項“混和協(xié)定”。

　　影響成員國政治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主權意識、國內限制和多樣化。第二，成員國國內政治情況。政府間主義認為歐共體政治不過是國內政策的一種延續(xù)。對事關國家利益或至少贏得了國內有力支持的政策問題，處于大選的考慮和國內的壓力，都會成為成員國在理事會中所追求的政策目標。而當某一政策問題不與國家利益得失攸關以及公共輿論沒有形成明確的分界時，成員國政府的立場會更多地反映國內黨派的分野。第三，成員國的國內政治結構。政治制度越分散和分權，社會利益團體表現得越強大，國家政府在歐盟層次上推行獨立和自主的政策的能力就越小。其結果是德國和荷蘭政府不會像英國和法國那樣在歐盟中推行自主的策略。第四，成員國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不同的成員國由于其經濟基礎的不同，在貿易政策方面的優(yōu)先選擇也不同。第五，政黨的立場和態(tài)度。目前歐洲的主流政黨是中左和中右派的政黨，但近年來極右派的勢力發(fā)展很快。政黨對歐盟政策的影響：一是政黨要員進入成員國政府或者歐盟機構，二是引導公眾輿論。

　　3.第三層次：國際層次政治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歐洲的利益遍布全球。歐盟貿易政策的決策不僅是與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地緣政治和經濟潮流密切相連，國際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與經貿伙伴尤其是大國的競爭地位的變化也會對其產生影響。例如，20世紀70—80年代，歐洲在競爭中落后于美日的變化雖不能夠直接產生“1992年計劃”，但“引起了歐洲人的重新思考”。[7]

　　基于三層次博弈框架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

　　1.歐盟層次

　　作為歐盟對華貿易政策的具體執(zhí)行者，歐委會是對華“強硬”政策的代言人。因此，分析歐盟層次政治的核心是歐委會。對歐盟政治的研究，一直存在著超國家主義和政府間主義、一體化與反一體化之間的爭執(zhí)。作為超國家機構代表和一體化執(zhí)行者的歐委會，自然有動力和意愿證明自身的能力和存在的價值。當前歐盟在經濟上困難重重，面臨著“里斯本戰(zhàn)略”受挫、整體競爭力落后于美日、經濟社會改革困難重重、一體化建設進展緩慢等問題“，次貸危機”更是惡化了歐盟的整體經濟形勢。在政治上，則面臨著擴大后成員國離心力增強、極右勢力及反一體化聲音增強等問題。2009年5月歐委會面臨改組也使得其會受到成員國保護主義壓力的影響。為此歐委會委員們加強了對貿易政策決策的控制。以2008年的幾起對華反傾銷措施案為例，在決策中甚至新創(chuàng)造出了“27個委員投票”的臨時程序，以加強政治層面的控制。歸根結底，政策的強硬是源于經濟發(fā)展不力。為此，歐委會一方面利用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自動出口限制協(xié)議”等形式保護內部市場；
另一方面在多邊貿易自由化進展緩慢的情況下實施全球貿易新戰(zhàn)略，通過簽訂雙邊P區(qū)域自由貿易協(xié)議，擴大第三國市場準入，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yè)增加的目標�？傊�，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場”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既要完善內部市場也要開拓外部市場。因此，歐委會對華的強硬政策并非簡單的為了減少貿易不平衡或使人民幣升值，這些都是談判的籌碼，其最終目的是要求中國擴大和保障歐盟企業(yè)的市場準入。

　　在歐委會中，作為貿易委員的曼德爾森發(fā)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曼德爾森一向以“自由貿易者”著稱，對于中國他也更多的宣傳自己是一位“中國樂觀主義者”，而非“中國威脅傳播者”。在針對中歐經貿關系的多次講話中，他認為互相開放對雙方都有利，歐洲企業(yè)并非撞到了“中國墻”，而是開啟了“中國門”。但他也承認，中國的崛起對許多歐洲產業(yè)帶來強大的壓力，歐洲企業(yè)被迫調整，調整過程是痛苦的并產生了政治壓力。總體而言，他主張對中國采取對話的策略。然而，一方面，他認為對中國的對話策略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歐盟在中國仍然面臨貿易和投資障礙，知識產權問題也沒有太大的改觀；
另一方面，曼德爾森在2009年歐委會改組后難以續(xù)任，有討好產業(yè)界從而為自己留后路的傾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此背景下，由曼德爾森主導的貿易救濟措施反思最終不了了之，并開始加強對華反傾銷力度，不給與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加強對中國產品的質量監(jiān)督，從而帶來了一系列的貿易爭端。例如，2008年4月24日發(fā)動的鋼鐵反傾銷調查即是在曼德爾森的授意下立案。

　　2.成員國層次

　　經濟基礎決定政治。成員國政治的變化源于經濟發(fā)展情況。2001—2006年，歐盟經濟增長乏力，大大落后于美國。自2006年以來，歐盟經濟保持著不錯的增長勢頭，2006年和2007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3.1%和2.9%，高于美國和日本。然而“，次貸危機”惡化了歐盟的經濟增長形勢，預計2008年和2009年歐盟27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僅為2.0%和1.8%。[8]從成員國來看，各國經濟表現有很大差別，關鍵是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四大“核心國”的經濟增長乏力，2007年四國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2%、2.5%、3.0%、1.5%。只有英國略高于歐盟27國2.9%的平均水平。受“次貸危機”影響，四國在2008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預期分別為1.6%、1.8%、1.7%和0.5%。從失業(yè)率來看，2007年歐元區(qū)的失業(yè)率高達7.4%，法、德、英、意四國的失業(yè)率分別為8.3%、8.4%、5.3%和6.1%。[9]盡管失業(yè)率仍然較高，但近年來已經呈現出逐年降低的態(tài)勢，但“次貸危機”再一次惡化了歐盟各國的就業(yè)形勢�？梢�，經濟形勢的惡化是導致歐盟對華貿易政策趨于強硬的基礎性因素。從與中國的貿易平衡狀況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tǒng)計，2007年，中國對德國的貿易順差較少，而對法國、意大利和荷蘭等國的貿易順差較大。尤其是，中國對法國出口增速高達46.1%，進口增速僅為18.3%。經濟形勢的惡化加上貿易不平衡的飛速上升，是法國在貿易不平衡、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強硬表態(tài)的主要原因。

　　經濟增長和貿易不平衡僅是結果，反映的是各國經濟社會模式的改革難以推進，經濟缺乏活力，國際競爭力不高。但是，由于對福利的依賴和慣性再加上失業(yè)率高等原因，民眾與各國政治家并未在改革上達成一致。因此，在面臨國際競爭時，必然會選擇保護主義�？傊�，為了安撫法、意等“老牌”歐盟成員國，求得內部和諧，一些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及歐委會往往屈從于這些國家的保護性要求。[10]而新入盟的國家由于影響力有限而往往會選擇跟從大國的決策。

　　從成員國政黨政治的角度來看，法國和意大利目前均是中右派政黨執(zhí)政，具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傳統(tǒng)；
德國雖然是聯合政府執(zhí)政但對中國的態(tài)度異常強硬，不僅出現“達賴喇嘛”事件，還特別關注中國主權基金的運作并反對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對于在2007年保護主義要求最為強烈的法國，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成為法國新一屆總統(tǒng)的薩科齊代表中右政黨，而該黨具有保護主義的傳統(tǒng)。而且，在議會選舉中，執(zhí)政的中右政黨不僅沒有獲得選前預期的絕對多數，甚至其相對于社會黨的優(yōu)勢也小于上一屆。這就使得執(zhí)政黨不得不加強與勢力不可小覷的極右政黨的合作，從而強化了保護主義的力量。另一方面，薩科齊主張法國實施帶有新自由主義性質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改革，這對大量法國人特別是中下階層群體會帶來沖擊。這就使得其不得不通過轉移視線的方式，將壓力轉向外部競爭者。另外，法國“總統(tǒng)主外”的傳統(tǒng)政治角色定位以及薩科齊強硬的個人執(zhí)政作風與風格也可以部分解釋法國的強硬姿態(tài)。

　　3.國際層次

　　由于所分析的問題是中歐經貿關系而非歐洲一體化，國際層次政治在三層次博弈框架中的份量會加重。國際層次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考慮：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革、大國效應、學習效應、美國因素。

　　(1)全球化。全球化既帶來收益也會帶來調整成本和風險壓力。2006年5月5日，歐委會公布了一份對24750名歐洲居民進行的調查報告，大約47%的受調查者認為全球化對就業(yè)狀況是一種威脅，在法國和希臘該比例更是高達72%，僅有37%的受調查者將全球化視為“更好的機會”，而3年前歐洲人認同全球化的比例是56%。[11]歐洲的一些政客們利用了這種“民意”，宣稱歐洲人必須保護自己，因而貿易保護成為了政治議程的一部分。全球化是產生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的肥沃的土壤。人們害怕成為變革中的失敗者，害怕中國增加就業(yè)就意味著歐洲減少就業(yè)。歐洲的極左和極右翼政黨利用了人們焦慮不安的情緒，而歐洲主流的中左和中右翼政黨認為保護主義是限制極端政治所必需的，并因此做出政治上的讓步。[12]因此，對于來自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歐盟一方面利用進口監(jiān)督機制嚴加監(jiān)控，并定期公布中國產品的質量和安全等問題，另一方面加強對這些產品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調查。

　　(2)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革。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快速持續(xù)增長引起舉世矚目。盡管具體的GDP數字不同，趕超的具體年份也不同，數據也可能不十分精確，但趨勢是明確的。[13]大量的國外文獻將中國視為“另一個超級大國”，渲染中國實力快速擴展的一面。盡管中歐關系總體而言是互利共贏的，但中國也會對歐盟的全球利益帶來挑戰(zhàn)，表現為：第一，“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會對歐盟相關企業(yè)帶來壓力。第二，中國經濟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對能源的消耗極大，會對歐盟的能源安全帶來壓力。第三，中國市場份額快速提高打破了歐盟的全球貿易關系“均衡”。對外貿易是一國維持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紐帶。大國一般都會使重要的貿易伙伴在其對外貿易中占據一定的比重，并盡量維持一種“均衡”的狀態(tài)。這一方面可以實現進口來源的多元化從而降低風險，另一方面，也使各個貿易伙伴的利益均得到實現從而維持雙方的經貿關系，乃至政治關系。中國在歐盟市場上份額的急劇擴張，會打破已有的“均衡”，不僅使歐盟感覺其進口競爭產業(yè)受到沖擊、進口集中化的趨勢帶來風險，把其他國家擠出歐盟市場從而使歐盟與其他國家的經貿關系受到影響，而且，被擠出歐盟市場的其他國家的利益也受到了損害。因此，中國迅猛的出口態(tài)勢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對于此起彼伏的經貿摩擦，樊勇明、賀平(2006)[14]認為這是“戰(zhàn)略性貿易摩擦”，是正在崛起中的經濟大國與現有國際體系和國際主導國之間在經貿領域沖突博弈的重要表現之一。

　　同時，歐盟對中國的認知發(fā)生著變化，不愿再將中國視為發(fā)展中國家，而是認為中國應該承擔起大國責任。例如，曼德爾森認為：“中國從全球化中獲益頗豐，因而也要承擔新的責任”、“中國要表現出領導者的風范，如推動‘多哈回合談判’”、“中國從WTO中獲益，也須推動‘多哈回合’的成功，并發(fā)揮關鍵的領導者角色”。這些論調均可以稱之為“責任論”。顯然，領導者有其責任與義務，即帶頭進行市場開放，消除貿易和投資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些都成為了中歐經貿摩擦的核心內容。然而，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盡管中國有過建設性的貢獻(如促進《香港部長宣言》的達成)，但總體而言采取較為低調的策略。顯然，中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擔當領導者的角色。中國的選擇顯然不符合歐盟的預期。

　　(3)大國效應。一體化逐步使歐洲可以像一個“大國”一樣更統(tǒng)一地參與到國際經濟體系中。一方面，大國是國際規(guī)則的制訂者，在國際談判中具有強大的討價還價能力。一國對國際經濟規(guī)則的影響力取決于該國能夠向世界提供多大的出口市場。一國進口的規(guī)模越大，它對規(guī)則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尤其是在當代國際貿易規(guī)則越來越強調“對等”和“互惠”的條件下，大國有利于在諸如國際貿易壁壘的談判中居于主動地位。另一方面，大國往往能夠贏得貿易戰(zhàn)。在雙邊層次中，貿易戰(zhàn)的成敗取決于報復能力的強弱。顯然，大國更有優(yōu)勢。在多邊層次，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也有利于大國。總之，大國效應使得歐盟有能力在對華貿易政策上占據主導性的地位，并利用貿易摩擦作為談判的籌碼。事實上，歐盟在反傾銷、反補貼、“自動出口限制”、產品質量和安全、人民幣匯率等領域的對華爭端并非僅僅是個案，而是其統(tǒng)一的對外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工具，是其利用大國效應保障利益的體現。

　　(4)學習效應。經濟全球化拉近了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增強了各國(地區(qū))貿易政策之間的互動。在此背景下，貿易政策在各國(地區(qū))之間具有了“學習效應”，各國要么跟進，要么模仿，都在不同程度地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做出反應。例如，第一，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各國“被迫”采取戰(zhàn)略性的區(qū)域一體化策略，以獲取經濟和政治收益，并防止被邊緣化，從而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第二，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301條款”舉世聞名，而歐共體于1984年頒布的針對非法商業(yè)慣例的第2641P84號條例，即是以“301”條款為藍本。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qū))開始效仿美歐建立并完善自身的貿易壁壘申訴和調查制度。例如日本經濟產業(yè)省發(fā)布的年度《與WTO規(guī)則不一致的貿易政策報告》，中國商務部發(fā)布的《國別貿易環(huán)境報告》，中國臺灣地區(qū)也發(fā)布類似的年度報告。第三，貿易摩擦也具有“學習效應”。一是對于來自其他國家的摩擦，采取針鋒相對的策略，同樣以摩擦來應對，典型的是美歐之間的“貿易戰(zhàn)”。二是學習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經驗”為己所用，開始大量援引貿易救濟措施，典型的是印度和土耳其。由此來看，歐盟對中國的強硬態(tài)度，是“學習”了美國的“成功經驗”，貿易摩擦的領域和政策工具也大致相仿，其目的是增加談判的籌碼以獲取利益。

　　(5)美國因素。在一系列全球問題上，美國人和歐洲人正走到一起。[15]中國崛起并不是歐美對話和政策協(xié)調的唯一議題，但卻是一個很重要方面。例如，歐美關于解除對華武器禁令的爭議就直接刺激了主要針對中國的“歐美東亞戰(zhàn)略對話”機制的形成。不可否認的是，歐美政策協(xié)調的結果似乎是歐盟更多地受到美國的影響，歐盟2006年對華政策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影響的體現[16]，以至于在國內學者中出現了歐盟對華政策“美國化”的說法，歐洲媒體也明確提到了這一現象。[17]

　　小結

　　中歐經貿關系確實走到了十字路口，這反映出不僅僅是歐盟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國同樣走到了十字路口。為了解決中歐經貿關系中的戰(zhàn)略性和前瞻性問題，解決雙方的核心關注問題，2008年4月25日中歐經貿高層對話舉行，雙方在反對保護主義的立場上達成了一致，認為擴大開放才是出路。但實事求是的看，以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中歐經貿高層對話等雙邊模式來解決市場準入問題，對中國而言，并非最佳選擇。市場準入的問題最好在多邊貿易談判的平臺上予以解決�？傊�，雙方積極融入全球化的方向都沒有錯，只是需要雙方在嚴峻的挑戰(zhàn)面前，更加謹慎地選擇政策工具，并積極地進行調整。在對待貿易摩擦時，中國仍應本著“韜光養(yǎng)晦、低調處理”的原則，最大化地獲取利益。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貿易保護措施雖然帶有歧視性和不公平性的特征，但其在整體貿易中的比重是下降的，也是微不足道的。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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