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已邁入新世紀，各種思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勢頭洶涌，記者就學術界關心的一些問題，采訪了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何中華先生。

　　記者：“全球化”和“民族主義”都是當前倍受學術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作為致力于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您能否從宏觀層面上談談對它們的認識？

　　何中華：全球化首先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所描述的事實并非是有史以來就始終存在的，而是一個歷史的發(fā)展過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乃是物質、能量、信息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交流。這三個層面的依次遞進，分別表現(xiàn)為：一是15世紀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開啟了馬克思所說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時代，從而標志著全球化格局的形成；
二是18世紀的工業(yè)革命，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形成；
三是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信息革命，極大地深化了世界一體化的進程。簡單地說，全球化就是通過“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而形成的世界范圍內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不同層面上的人類普遍交往的過程及其結果。其前提是商品經(jīng)濟的充分發(fā)展，其實質是現(xiàn)代性的廣泛展開，其歷史后果是人類文化的深度勻質化。

　　談及民族主義，在我看來“民族”本身不是一個地域學的概念，也不是在種族意義上使用的人種學概念，而首先是一個文化學的概念；
相應地，“民族主義”也就明顯區(qū)別于“本土化”、“地方化”等說法。后者更多的是從地域學角度來考慮，而前者則主要是側重于文化和價值的層面。概括地說，“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民族自我中心化的一種自覺的形式，其內核乃是一種本民族自我中心化的趨向或立場。同時，民族主義也可以作為一種自覺而系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構成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基礎。

　　記者：人們注意到，民族主義是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應運而生的，作為對民族認同訴求的期望，民族主義似乎為全球化這一總體過程所固有。既然如此，那么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民族主義的形成，兩者的關系又如何呢？

　　何中華：從最一般意義上講，不能說民族主義是全球化的產(chǎn)物。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和領土主權、國家獨立、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歷史、文化風俗等要素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是今天的民族主義的確是伴隨著全球化浪潮而興起的一種思潮。就此而言，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興起的確具有內在聯(lián)系。我認為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首先，全球化為民族主義的興起提供了一個自我認知、自我意識的中介。全球化把人類社會看成一個整體，把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人們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這樣就為每個民族的自我把握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外在參照系。其次，全球化從否定的方面，也可以說是從負面刺激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于處于弱勢地位的民族來說，其獨立性特別是它的文化價值、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尊嚴遇到了空前的挑戰(zhàn)。他們的文化價值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幾乎面臨被同化、被取代的危險。這種危機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情緒的高潮，促成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從而導致了民族主義的勃興。因此，我認為全球化浪潮確實使得民族主義成為必要。其實這也不難理解。試想，在本民族文化被異族文明同化的過程中，任何具有民族意識的人，甚至包括那些立足于反傳統(tǒng)立場上的人都能預料到這種危機的可怕后果，都能體察到捍衛(wèi)本土文化價值獨立地位的深遠意義。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zhàn)，以抵御全球化趨勢下文化遭受的侵蝕，民族主義成為必要的。

　　但是，這其中還隱含著更深層的難題和悖論。因為全球化在使民族主義成為必要的同時，它在事實層面上又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不可能。以民族國家為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它也陷入頗為尷尬的境地。今天民族國家在形式上都還存在，但其實際意義已經(jīng)逐漸改變。西方的民族國家在不斷擴張，其勢力范圍有的早已超出自己國家的疆域，而非西方的民族國家的影響力在總體上并沒有擴大，在許多方面還在縮小。這昭示著全球化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種不對等的狀況。當然，這里蘊含著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潛臺詞。再比如，至少從現(xiàn)象學意義上說，全球化總是伴隨著文化勻質化的發(fā)生。以語言為例，隨著全球性電腦網(wǎng)絡的普及，英文已成為世界上獨霸的語種。影響所及，世界上原有的1.5萬種語言將有90%面臨消失的危機，特別是大洋洲、亞洲、非洲少數(shù)族群使用的語言。海德格爾曾說過：“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隨著“家園”的“淪陷”，文化載體的喪失，民族主義從何談起？可見，全球化在使民族主義成為必要的同時，又在客觀上帶來了民族主義的危機。

　　記者：人們在談論全球化與民族主義這一主題時，經(jīng)常認為它們是相互矛盾的，恰似一個銅板的兩面，而且往往把民族主義看成是逆全球化潮流而動的反向趨勢。究竟應當如何看待民族主義的歷史作用呢？

　　何中華：這個問題涉及到對“民族主義”的評價和定位。我認為不宜武斷地用“是”或“非”來判斷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在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中到底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更多的是取決于它所處的特定歷史情境，而不能做一種超歷史的抽象評價。具體來說，當一個民族處在劣勢地位、處于生死抉擇的關系當中時，民族主義一般能夠扮演正面角色。因為在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只有民族主義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來抵御外敵的侵犯，它是鼓舞一個民族自強不息、自我拯救的重要催化劑。這一點可以從文化理論上得以驗證。處于弱勢地位的土著文明一度倍受冷落，但在不斷與強勢文明抗爭的過程中，其文化本身固有的獨特價值日趨彰顯。使得象列維•布留爾、施特勞斯等西方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逐漸把研究重心轉移到對土著文明的普遍關注上。所以才有了這樣的結論：對文化的判斷不能憑借它之外的標準，而必須以它自身為衡量尺度；
文化之間只有同與異之別，而無優(yōu)與劣之分，它們都是相對的關系�？梢�，文化人類學理論從文化進化論過渡到文化相對論并非偶然。如果沒有土著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頑強博弈，它的存在依然沒有正當理由，它的價值仍將被繼續(xù)埋沒，人類仍舊無法走出文化進化論的陰影。但促成這一轉變的最初動力，就來自一種自覺的民族主義意識。不僅如此，對于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來說，民族主義還是一種無法被取代的寶貴精神資源，是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民族意識的搖籃。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是值得珍視的，應該得到積極地肯定。然而，當一個民族處在強勢地位的時候，它若再打出“民族主義”的旗號，肆意鼓吹這種情結的話，那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記者：剛才您提到了文化的特例。那么，在文化領域倡導民族主義似乎無可非議，但在經(jīng)濟領域大談民族主義未免過于偏頗，況且全球化已經(jīng)促成了經(jīng)濟一體化的初步規(guī)模。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民族主義如何進行？又怎樣實現(xiàn)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融合呢？

　　何中華：對于“文化民族主義與經(jīng)濟、政治全球化共存”的觀點，我不敢茍同，事實上也很難實現(xiàn)。因為經(jīng)濟、政治、文化三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共生性”，就像“體”和“用”無法剝離一樣。在早期對中西文化對峙的論辯中，胡適就已經(jīng)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中體西用”、“西體中用”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既然是“用”的話，就必然有一個和它相匹配的“體”，反之亦然。所以特定的經(jīng)濟基礎必然孕育特定的政治模式，特定的政治模式又肯定要塑造與它相適應的特定的文化形態(tài)。如果我們的經(jīng)濟生活模式全盤照搬西方，就很難設想能夠存有一種與其異質的文化。由此看來，我們一方面要捍衛(wèi)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及其獨特價值，另一方面還要隨時準備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挑戰(zhàn)，這是不可回避的客觀趨勢。事實上，并不存在一種脫離特定文化傳統(tǒng)的純粹經(jīng)濟模式。全球化所帶來的經(jīng)濟交往，并不必然意味著我們必須以放棄經(jīng)濟生活的文化背景為代價。相反，特定的文化傳統(tǒng)中所包含的積極因素有可能矯正引進的經(jīng)濟模式的缺陷。但重要的是，人們必須學會在經(jīng)濟交往中保持足夠的文化自覺。這就要求我們在與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有必要懷有自覺的民族意識，堅決捍衛(wèi)民族文化的地位和價值。其實，這不僅牽扯到民族文化價值的問題，還與全球的文化多樣性問題息息相關。如果整個人類的文化由多元走向單一，那末全球化本身也必然是虛設的、不可能持續(xù)的。所以，西方文化在日趨健全、完善、成熟的進程中，遲早會發(fā)現(xiàn)非西方民族文化存在的理由和權利。例如亨廷頓在他的一篇論文中，就明確提出這樣的觀點：西方文化是獨特的而不是普遍的。這意味著他已經(jīng)開始意識到把整個地球的文化變成純粹的西方類型的文化不僅是荒謬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的確看到了不同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包括一些原始語言，深刻體會到文化多樣性喪失之后，任何優(yōu)勢文化（假設有優(yōu)勢文化存在的話）都將面臨滅頂之災。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從生物多樣性的關系當中就可以看出文化多樣性對人類文明存在的前提性意義。那么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持文化多元，捍衛(wèi)民族文化便成為目前難以抗拒且亟待解決的難題。而該任務的順利完成，將有賴于民族主義。

　　另外，對于你所提及的“文化融合”問題，我認為關鍵不在于“融合”本身，而是在于何種意義上的“融合”。依我看，真正意義上的融合應該是建立在平等和平權基礎上的融合，前提就是融合雙方必須處于對等的地位。如果一方將另一方同化，就不是融合的問題，而是取代或置換的關系了。明白這一點，我們在談“文化多樣性”的問題時，就可以把“民族主義”看成能夠與全球化的同化關系相抗衡的一股強大力量，從而在兩者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結構。這一方面提醒西方強勢文化不要過分張揚民族性，避免重蹈“二戰(zhàn)”的覆轍，同時告誡非西方民族，“民族主義”不是一味地消極被動，它一旦興起就會釋放巨大的能量，可以用它來對西方文化的同化力量加以約束和限制。在此基礎上，既能夠實現(xiàn)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對話，又能避免在對話中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價值被顛覆。我覺得這種張力結構所達成的新的平衡才是恰當?shù)摹?/p>

　　記者：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在意識形態(tài)、文化傳統(tǒng)、價值取向、民族精神、宗教傳統(tǒng)、生活方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有差異，難免產(chǎn)生摩擦和沖突。其中，我們總是看到作為既成事實的不對等。置身于這樣的歷史情境，我們如何能夠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價值而不被全球化浪潮所吞噬？

　　何中華：這個問題很值得深思。我覺得首先應注意避免兩種傾向：一種是我稱之為“義和團情結”的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把本民族文化及其價值絕對中心化。這種傾向表現(xiàn)為拒絕對話、固步自封、一意孤行的純粹“自戀”情結。歷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所暴露出的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心態(tài)就是這種錯誤傾向的典型表征。另一種與之相反，即完全放棄對本民族文化價值的捍衛(wèi)，對于傳統(tǒng)非但不繼承，反而徹底拒斥。這樣的實例在當今社會十分突出。比如眼下不少大學生漢語水平考試不過關、古典文學名著無人問津、中華傳統(tǒng)美德被實際地輕視等等。應該看到，大眾文化改變的不僅僅是生活的外觀，當它進一步被積淀為人的生存方式時，就有可能從文化基因層面上葬送一種傳統(tǒng)。

　　今天，我們首先應當自覺地對本民族的文化價值進行更深層的發(fā)掘，使其通過傳承而得以延續(xù)。文化的傳承一般是在無意識當中完成的，當然這是特指在生存方式?jīng)]有發(fā)生改變的前提下。一旦生存方式出現(xiàn)變化，文化的延續(xù)就只能依靠一種自覺的傳承了。當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衣食住行，甚至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都面臨西方化威脅的時候，不能指望無意識中自然而然的傳承，而是必須訴諸一種自覺的民族主義，這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化處境來說確有它的必要。知識分子為使傳統(tǒng)文化在“回憶”中得以延續(xù)和喚醒，將擔當著更大的歷史責任和文化責任。再就是需要“從娃娃抓起”，高度重視并真正加強文化傳統(tǒng)教育。還有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成果，例如互聯(lián)網(wǎng)等高科技手段來實現(xiàn)這種目的。這也正是對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之間互動的最好印證。再者，即使從今天來看，不少文化傳統(tǒng)雖然暫時處于弱勢，但并不能因此就宣告它徹底失敗或沒有意義，因為從人類歷史的“長時段”看，歷史和文化總是被不斷地重新估價的。

　　原載《探索與爭鳴》2001年第2期

　　本刊特約記者 孫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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