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經濟體制改革，有一個新的階層迅速形成壯大：農民工階層即農工階層。

　　當然，“農民工”稱謂，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叫法。從嚴格意義上講可能是當今中國大陸最令人無奈的一個概念。湖南耄耋老者蕭一湘早些年就吶喊為“這個不倫不類的‘農民工’更名”，近又有學者章立凡再次呼吁應廢止“農民工”稱呼。沒有辦法，正像當年報道焦裕祿說“我們是災區(qū)”不合語法，但都這么說也就成為警句一樣，更換農民工的叫法，不僅文化成本太高，事實上根本做不到。

　　中國農民工，一個龐大的打工階層，據有關方面統計現階段農民工總數已逾1.2億直奔1.5億，已成為中國產業(yè)大軍的主力：占全國加工制造業(yè)總數的68%，占建筑業(yè)的80%，占第三產業(yè)的批發(fā)、零售、餐飲業(yè)的52%。說他們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數量最大的[民族]雇傭勞動人群恐怕沒有什么爭議。現今中國農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這意味著有七到八億人與農民工有直接經濟關系，加之農村家庭與城市家庭的親情聯系，在當代中國有十億以上的人口關系著農民工！今天，人們大都認同是改革將中華民族的經濟提升到了一個新水平，GDP做大了，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大國（盡管從人均角度看名次十分落后）。人們享受到了改革與發(fā)展帶來的果實。然而，農民卻并沒有水漲船高式地分享中國GDP的果實。我曾套聶耳一首著名歌詞說過：他們種的糧，他們蓋的房，分享盛宴場，罕有他們檔。是啊，排排坐，吃果果，卻少有農民的檔位。

　　顯然，這是很不公平的。農民工為中國的GDP貢獻了大約四分之一的份額（2004年），為經濟發(fā)展付出的巨大代價，與他們獲得的微不足道的回報相比，太不相稱了。中央連續(xù)發(fā)的“一號文件”，在農村取消農業(yè)稅，在某種意義上解讀，就是為消除這種不公平所做出的重大政策努力。2006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多次重點提到三農問題，并保證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將有更多的財富進入農村。這無疑是一則令人興奮的消息。

　　我們必須正視農民工階層，必須深刻認識他們對經濟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農民工階層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我給出的規(guī)定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非農村中人數最多的，牽扯社會關系最為廣泛的，在改革中地位發(fā)生變化最明顯的，以勞動為資源對中國經濟發(fā)展貢獻最大的勞動階層。

　　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農民工階層的出現與發(fā)展壯大，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具有什么樣的劃時代歷史意義？在我看來，農民工階層的形成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發(fā)展中具有以下十大革命性意義。

　　 第一，為中國經濟起飛持續(xù)提供了充裕的廉價勞動力。中國經濟改革二十多年來，源源不斷地從廣袤的農村流動出最年輕、最富活力、最有創(chuàng)意的打工者，旋即形成新興的農民工大軍。中國產品何以在國際市場大行其道，中國老百姓何以能順利地實現了消費品的更新換代，就在于“中國制造”便宜！為什么中國制造便宜，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去年在媒體上曾經流行的一個典型事例是，一個農民工的工資僅夠日食三大碗燴面。不僅如此，幾乎所有農民工都有工資被拖欠的經歷，甚至有血汗錢被黑掉的遭遇。農民工形成的廉價產業(yè)大軍至少在以下幾個意義上令人關注：首先，他們?yōu)橹袊�企業(yè)家的原始積累貢獻了力量，他們的血汗下落不明地流進了“第一桶金”；
其次，他們是“中國制造”的基石，正是他們的廉價脊梁背負中國產品的低廉成本；
再次，他們的勞動力價值被嚴重低估，正是被“竊取”的勞動力價值，補貼著全世界的中國商品消費者。（西方國家對某些產品也有補貼，那是政府補貼）；
最后，農民工的這種巨大犧牲，為中國制造在西方國家打開了市場，為中國老百姓贏得了更多的購買力。

　　現在正在流傳著關于中國便宜商品的故事。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美日，在西歐，甚至在全世界，很少有不享受中國廉價勞動力給他們帶來的補貼與優(yōu)惠。西方發(fā)達國家每個家庭都享受歸享受，但發(fā)達國家都拿中國商品便宜說事，它們政府要拿WTO規(guī)則套“中國制造”。這個世界有時真有些讓人莫名其妙。什么貿易摩擦？就是不讓你的廉價品全世界橫掃滌蕩，發(fā)達國家的國民習慣了中國的便宜貨，他們國家的貨如何辦？他們國家的勞動者要倒霉，他們國家的公司也要倒霉。原來這在本質上不過是國家、區(qū)域利益與價值規(guī)律的沖突，是社會公平與經濟利益的沖突。

　　第二，壯大并更新了中國產業(yè)大軍，正是這支大軍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瀏覽有關農民工的文章，人們一般都認同：農民工進城在建設城市、繁榮城市經濟的同時，推動了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城鄉(xiāng)經濟的大發(fā)展。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就業(yè)，豐富了城鎮(zhèn)的勞動力資源，彌補了城市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為發(fā)揮我國勞動力資源優(yōu)勢，提高企業(yè)的競爭力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城鎮(zhèn)產業(yè)的技術升級和二、三產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城市的林立高樓、寬闊大道、繁榮商業(yè)、旺盛人氣，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絡等，所有這一切的城市新景觀、新氣象，都凝聚著廣大農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據測算，目前全國平均每個農民工每年創(chuàng)造的GDP是2.5萬元，1.2億農民工創(chuàng)造的GDP就是3萬億元，相當于2004年全國GDP的23.1%。（另有文章說，據中國社科院的調查，近年來，農民，包括農民工，他們的貢獻在每年GDP中不少于60%！）我國經濟連續(xù)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長，在高速增長中實現了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yōu)化，從改革開放之初[三次產業(yè)]4∶4∶2，變?yōu)楫斍暗?∶5∶3。

　　這支農民工產業(yè)大軍，與傳統意義的產業(yè)大軍一樣，他們依然被分為現役軍與后備軍兩大部分。中國工人階級，歷來都是源源不斷地從農民中得到補充。但中國農民階級向工人階級的轉化，中國工人階級人口數量前所未有的增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階級階層分化的最大特征。農民工進城務工之壯觀，震驚全世界�；疖囌居縿拥凝嫶竺窆こ钡恼掌�，在全世界飛揚。據報道，在許多省份甚至到了農村青壯年基本都奔赴城市的局面，村莊里只有老人與上學的學生。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的資料分析，農村跨鄉(xiāng)外出務工的勞動力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例已經達到23.2%，接近四分之一。外出務工的勞動力主要來自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和湖北等六個中西部產糧大省，這六個省的農村外出勞動力大約占到全國的65.8%。

　　幾乎所以產業(yè)，都有農民工進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建國以來最大規(guī)模地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與更新。形成了一種新生力量，一種將工人與農民聯系起來的農工階層。

　　 第三，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難題，為三農問題困境踏出一條坦途。我國是一個占人口總數80％以上農民的農業(yè)大國，7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yè)生產；
農產品的自給率特別高，70％以上的農產品由農民自己消費，農產品的商品率不到30％。而美國農業(yè)人口比例是7%，臺灣地區(qū)是15%左右。經過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努力，目前從事農業(yè)的人口已經大大降低。許多專家稱，我國的農業(yè)人口跌到25%左右應該不是那么困難。降低農業(yè)勞動者的人口數量并不是簡單地將農民趕出農業(yè)，而是必須通過發(fā)展經濟，提升整體產業(yè)水平，其中特別是要通過提高農業(yè)勞動生產率來降低農業(yè)對勞動力的需求，并通過產業(yè)發(fā)展與產業(yè)結構調整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

　　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引起了世界的關注。法國國家亞洲事務研究所的中國農業(yè)問題專家克洛德·奧貝爾說：“1978年剛開始經濟改革的時候，中國的農業(yè)就業(yè)人口占到整個就業(yè)人口的70％，但到2003年，這個比例就下降到了42％，即3.13億。在這3.13億人當中，每年外出打工超過半年的占到了一半�！笔澜玢y行和經合組織等著名機構都認為，農村人口的城市轉移是無法避免的。美國和歐洲都經歷過類似的過程，時間長達一個世紀甚至更久，可是它仍然給社會及文化領域造成巨大影響。經合組織的農業(yè)問題專家安德烈·克維欽斯基指出：“在未來15到20年內，中國城市人口的比例將達到60％�！彼�還認為，30年后中國農業(yè)人口的比例將下降到勞動力人口的15％至10％。日本和韓國的經驗表明，“如果進展順利，農業(yè)人口比例可以下降到5％”。

　　事實上，通過經濟發(fā)展自然合理地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轉移，是一條艱難的路，甚至是一條漫長的路。但中國改革實踐證明，比之西方國家，我們的路程一定要短得多，歷時一定要少得多，速度一定要快得多。

　　第四，農民工成為中國農村社會脫貧的主力軍。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上。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在資助，只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夠走出貧困，最終脫貧致富必須自己努力，必須要有自救的內在動力，必須形成脫貧的造血機制，否則再輝煌的扶貧、脫貧都不能長治久安。在反貧困的戰(zhàn)斗中，農民工是一支真正的自救隊伍。全國平均推算，每個農民工一年的收入是5444元，農民外出就業(yè)的收入已經占到當年農村人均純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呈繼續(xù)增長趨勢。這不僅為農民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條件，還增強了農民自身對農業(yè)的投入能力、為改善生產條件提供了可能。大批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yè)，不僅為城市發(fā)展增添了新鮮血液，而且為緩解農村資源承載壓力、形成適度規(guī)模經營、加快農業(yè)現代化和提高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為農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創(chuàng)造了前提。目前，我國約有兩億多的農村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yè)和城鎮(zhèn)就業(yè)，改變了以往農村單一的就業(yè)結構，使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找到了新的就業(yè)空間，農民收入的增長因此獲得了新的渠道。這是從根本上反貧困，農民工才是農民脫貧的自救主力軍。

　　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fā)展，我國在扶貧領域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全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0%下降到3%。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達2．5億人，占當時中國農村總人口的30．7％。經過農村經營制度改革和放開農產品價格，實行開發(fā)式扶貧以及“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到2000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3000萬人，農村貧困發(fā)生率下降到3％左右。但按照中國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來看，貧困人口界定的標準也要與時俱進。因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國際通行標準和購買力評價折算，中國的貧困線為年收入924元人民幣，那么，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有7580萬人。如按世界銀行貧困標準測算，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當有2億人。

　　 第五，大量農民工進城沖擊著城市消費，已經改變了并繼續(xù)改變著城市消費規(guī)模、消費結構與消費水平。如此龐大的人群進城并居住下來，每日都發(fā)生著消費，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首先，這使得城市的消費規(guī)模得到巨大的擴展。你只要留意，凡是農民工進城的地方，增加了對住宅的需求，食品供應與餐飲業(yè)也迅速漫延，服裝、日用品與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也隨之增加。接下來，便是對教育、文化娛樂、消遣之類的精神產品需求。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大了公共產品的供應量。這在整體上，對城市現在的消費結構進行了大的硬性調整。宏觀上，普通消費的比重加大了，平均消費水平可能降低了，但消費的品類與項目也愈益豐富多彩。同時，一種活生生的消費文化也沖擊著城市生活。僅僅從綠色食品的角度來看，也很難說農村式的消費進城是對消費水平的平均下滑，也許從另一個角度看可能是對已有消費的清洗，使之更接近大自然，使之剔除由于所謂現代化生活方式帶來的各種污染。

　　 第六，對傳統中國農村的生育觀念起到了根本性沖擊。重男輕女，養(yǎng)兒防老，多子多福，在新一代農民工那里正從心靈深處崩潰著。城市人的生活，對于1970年代以至1980年代的打工者來說是極大的吸引。像城里人那樣生活成為他們的學習目標，成為他們將來的生活模式。少生優(yōu)生，已經成為他們的生育新觀念。特別是全國各地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與生活，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男女戀愛結婚的機率日益增高，相互學習，優(yōu)勢互補。從遺傳學角度來看，這種男女的結合，由于內在差異大，將勢必提高下一代人口素質。

　　依據我的判斷，新一代的農民工的興起與壯大，大大減輕了人口增長的壓力，也推動著農村計劃生育水平的提高。如果說農村計劃生育在近十幾年來有起色的話，那一定是農民工在外打工形成的新理念導致的結果。

　　 第七，推動了中國城市擴容與小城鎮(zhèn)的建設。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工，盡管是流動的，短期的，臨時的，但從整體與長遠的角度看，總有一個日益增長的固定居住人數在城市滯留下來。從辯證的角度看，個體的變動的人口組成了整體的固定人口。全國主要中心城市，珠三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長三角，環(huán)渤海，中國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改革開放以來城市人口不斷翻番，來自全國各地農村帶著夢想的年輕人，一批批地轉變?yōu)樾乱淮�的城市居民。各省區(qū)的中心城市何嘗不在演繹這種城市擴容劇？如果你做一個改革前后的對比，從鄉(xiāng)鎮(zhèn)到縣市，哪里的城市建設沒有突飛猛進，哪里的城市人口沒有翻番增長？

　　我們可以統計數字說明問題。從“一普（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簡稱，下同）”到“四普”，我國鄉(xiāng)村人口的數量在凈增加。但自“四普”之后，鄉(xiāng)村人口的絕對數量卻開始減少，這既表明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國城市吸納農村人口能力的增加。如果把人口城市化視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的話，那么，我國的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自2000年開始，我國部分大城市和絕大多數的中小城鎮(zhèn)，開始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到2001年年底為止，我國各大城市，基本都對原有的戶籍制度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寬了農村居民轉變?yōu)槌擎?zhèn)戶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戶籍制度的改革也拉開了序幕，河南還率先在全國廢除城鄉(xiāng)戶籍的區(qū)別。戶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預示著我國未來人口城鎮(zhèn)化的速度將呈加速度趨勢。

　　據有關方面披露，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zhèn)流動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現在已成為中國主要計劃的一部分，到2020年，中國城市人口可能將從2005年年底的5.02億增加到8億，預計城市化水平可能達到55％左右。幾億農業(yè)人口向非農產業(yè)轉移，逐步改變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的狀況，是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

　　 第八，為中國市場化的進程起到了獨特的作用。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沒有農民工進城，就沒有今天的市場化現狀。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首先，從最直觀的視野觀察，我們會知道，大量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形成并繁榮了勞動力市場。沒有勞動力市場就等于沒有市場，沒有市場經濟。勞動力市場與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兩大支柱，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其次，農民工的收入，最終不是消費在城市市場就是寄回家消費在農村市場，這將從總體上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有效需求。市場的硬件設施建設再好，有再多的貨，沒人買，豈不是有場無市？再次，廉價勞動力，超低工資，將中國商品成本降到最低，這便是中國商品進入國際市場的殺手锏。復次，農民工在整個打工領域，都承擔著最苦、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計。雖然在市場經濟中可以通過交易得到這種勞動者，但是，農民工卻并沒有因為這些活計的差勁與危險而得到更多的報酬。

　　 第九，將城市生活的新觀念，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新規(guī)范，帶回了農村。農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雙重品格，他們是農業(yè)勞動者身份，他們現今干的是非農產業(yè)的活，亦農亦工，忙農閑工，甚至名農實工。由于他們與農村的血緣家庭紐帶，往往他們是城市與農村最為緊密的聯系者。特別是進入網絡經濟時代，由于農民工的出現，城鄉(xiāng)互動獲得空前發(fā)展。這種互動，由于農民工的介入，變得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因為它是利益聯系緊密的，內在的，甚至在很大成分上帶有血緣關系的。因為，這種互動來得更直接，更迅捷，成本更低廉，可信度更高。

　　 第十，農民進城打工，事實上在培養(yǎng)著一代新型農民，即農夫轉變?yōu)椤稗r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一個關鍵問題是，培養(yǎng)一代新型農民。什么是新型農民？就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從經濟學角度看，新型農民就是“農商”。傳統的農民是農夫，農夫與自然經濟相契合，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生產的產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費，是一種典型的自然產品經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昔日的農夫變成了集體經濟式生產隊成員乃至公社社員，然而，他們的勞動產品依然不是商品，是計劃產品。所謂賣公糧，交余糧，剩下的分口糧。這個時期的農民依然是一個農夫，從自然產品經濟轉變?yōu)橛媱澁a品經濟，這樣從個體農夫轉變?yōu)榧�體農夫。而農商則不同，是一個新的范疇，它是現代農民的經濟學意義表述。農商反映了一個新的經濟關系，一個以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以需求指導農業(yè)生產又以新產品引導市場，并以商業(yè)活動為舞臺的新生產者。

　　事實上，農民工外出打工，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素質，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者。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年齡在16－35歲，受過初中以上文化教育，各方面素質基礎較好，是農村中的“精英”。從相對封閉的農村走向比較開放的城市，在與現代化大生產相融合的過程中，提高了他們的組織意識、生產技能；
在與現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過程中，開闊了他們的人生視野、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經驗以后，不少人萌動了創(chuàng)業(yè)的沖動。他們有的在落腳地成了當地企業(yè)的骨干，有的自立門戶當上了“老板”，還有的人，一旦時機、條件成熟，就帶著資本、技術和多年形成的商業(yè)網絡，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經商辦廠，擴大非農就業(yè)，發(fā)展當地經濟，成為播向家鄉(xiāng)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和現代文明的種子，以一種新的方式回報家鄉(xiāng)父老的養(yǎng)育之恩。

　　從歷史的角度看，改革中由于經濟發(fā)展引起的產業(yè)發(fā)展、農業(yè)現代化發(fā)展、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制度安排而出現的農民工現象，會在經歷一個歷史時段后而逐步消失。農民工最終會發(fā)生分化，其中絕大部分人會成為城市產業(yè)工人，只有少部分人會回歸農民。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我想至少會大約持續(xù)半個世紀。

　　感荷農民工，感荷勞動者！敬畏勞動，就是要善待農民工，善待勞動者！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fā)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wěn)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說：“你不能憑部分的富裕和繁華來判斷社會的快樂程度，你必須了解草根階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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