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詞匯能夠最準確地概括2008年的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潰。

　　在這個即將完結的年份中，人們目不暇接地見證了一場又一場幾近完美的崩潰，從資產市場到宏觀經濟，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間戛然而止。

　　此刻，驚魂未定的大眾仍然處于危機令人窒息的追擊之中，但已經有足夠多的理由讓我們相信：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雖然伴隨著諸多偶然，但也絕不是禍從天降。

　　房地產負重死扛

　　一場不期而至的雪災，蹊蹺地發(fā)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國南方，為2008年的中國做出了巫術般的預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將注定是詭異而又充滿轉折意味的一年。接下來的汶川地震、甕安事件、股市崩潰、三鹿奶粉，以及驚濤拍岸的金融海嘯，無不暗合了這個預言。顯然，對所有這些事件加以解讀并理解其中的神秘聯系，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智力范圍，因此，我們僅僅能夠對那些我們可能理解的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評論。

　　2008年，在經過長達接近十年的牛市之后，中國熾熱的房地產市場，終于冷卻下來，價格下滑，成交銳減。如果說在奧運會之前，人們還對房地產市場抱有某種不切實際的預期的話，那么奧運會之后，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承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趨勢性的逆轉。

　　起始于1998年的這一輪房地產的超級牛市，大致有如下幾個動力。一是所謂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單位分配住房的制度變?yōu)閭�人購買住房。這個改革所釋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第一級動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動力釋放的同時，中國的大規(guī)模城市化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二級動力，城市化所引發(fā)的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產的市場需求。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第三個動力來自于投資需求。其中，國際資本以及中國中產階層的投資和投機性介入是這一動力的主要成分。

　　不過，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上，還有一個更加隱蔽和更加強勁的動力，那就是政府。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出于對經濟增長的渴求，開始強力介入房地產市場。而到了后期，房地產更成為政府推動GDP以及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法寶。數據表明，在中國的大城市中，賣地收入以及房地產的相關稅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房地產對相關產業(yè)的拉動則更是為其他行業(yè)所望塵莫及。以上諸多因素的不斷接力，相互疊加，共同推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這一超級周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國土地市場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國房地產市場充滿了剝奪、腐敗并因此充滿了暴利，這使得各類資本對這一市場趨之若鶩，并極大地加劇了這一市場的狂熱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經濟體所不具備的所謂獨特的中國因素。因是之故，中國房地產市場才能夠不斷讓預言家們名聲掃地,不管他是外來的和尚，還是本土的專家。

　　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無法阻止市場本身榮衰交替、牛熊循環(huán)的基本規(guī)則。在2008年，中國“特殊”的房地產市場終于暴露了它早應該暴露的疲態(tài)。面對這個遲到但顯然是再正常不過的調整，賺慣了快錢、過慣了好日子的房地產商們開始集體跳腳。對于絕大部分沒有經歷過完整市場周期因而也顯得特別幼稚的中國的房地產商來說，這種反應并不奇怪。真正讓人奇怪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這個調整面前所表現出的輕率和瘋狂。就數據和我們的觀察而言，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才剛剛開始。如果用一個更為人們所熟悉的指數來標示的話，今天的中國房地產價格仍然相當于上證指數的5000點，繼續(xù)調整的空間依然巨大。而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有些地方政府就開始緊急出臺各種救市措施。從減稅到降低按揭門檻，從直接入市購買到提供買房補貼，花樣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更有甚者，在東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采取各種行政措施，禁止房地產商降價。這種行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價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顯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內在的下跌趨勢。同時，它也強化了消費者對房地產市場的熊市預期，從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加速下跌。顯然，無論從房價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終決定房地產價格的基本面因素來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泡沫飛濺。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隨著一個從未見過的經濟下滑周期的到來，潛在購房人群的未來收入預期將會惡化，這可能是壓垮仍然在“負重死扛”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并將其最終推入深淵的最后一根稻草。

　　毫無疑問，特殊的中國因素仍然會在未來的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發(fā)揮作用。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所有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強弩之末。所以，假如在2009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發(fā)生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崩潰并將國有銀行以及經濟整個拖下水的情況，我們絲毫也不應該感到驚訝。其中理由其實十分簡單：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后就要還回去多少。從長期看，任何人都無法挑戰(zhàn)這一鐵律。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高盛在2009年的投資策略中，將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基本假設從降幅5%～10%擴大至35%～40%。

　　股市不堅強

　　如果2008年的中國房地產還顯示了某種“豬堅強”的韌性的話，那么，2008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是一場標準的崩潰。在這一年中，中國股市一再打破人們的預期，從6000點一路狂瀉到最低1600多點，最高跌幅達到將近75%。在前幾年全球最牛的中國股市，2008年變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

　　與房地產市場相比，中國股市的許多投資者都已經經歷過好幾輪牛熊循環(huán)，對牛市之后的熊市已經有所準備，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絕大多數人的預期。這除了顯示了那些在集體癲狂時還在高喊“黃金十年”的分析師們的輕佻之外，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這里面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或者換一個問法：究竟有哪些因素遠遠超出了我們曾經堅信不疑的投資假設？

　　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fā)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yè)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

　　無疑，中國股票市場中的絕大部分投資者都深信這樣一個假設：中國是全球最具有成長性的經濟體，其高速成長的周期至少還可以再延續(xù)三十年。中國經濟即便出現調整，也只是我們以前見過的那種周而復始的調整。這個信念被中國的主流媒體反復灌輸和強化，成為中國大眾思維框架中無需檢驗的假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股票市場即便發(fā)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調整，最多也只是一個短暫的熊市周期。不幸的是，正是這樣一個我們曾經篤信不疑的基礎假設正在接受嚴峻的考驗。就我們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國經濟基本面的超預期下滑可能是解釋中國股票市場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國投資者一直堅信的基本假設——中國經濟仍然可以高速成長三十年，果真受到侵蝕的話，2009年的中國股票市場就可能比2008年更為嚴酷。

　　在上一輪牛市過后，中國資本市場發(fā)生了一個重要的嬗變，那就是，大型壟斷企業(yè)和國有銀行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體，占據了絕對份額。從相當程度上，為大型國企和銀行上市鋪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動上一輪牛市的重要動力之一。雖然在上一個經濟擴張周期中，這些巨無霸企業(yè)的表現似乎差強人意，但這些主要依靠壟斷地位以及國家財政挹注的大型企業(yè)自1990年代末期逐漸成形之后，畢竟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下行周期，更不用說像2008年這樣突如其來且破壞性極強的下行周期。所以，這些大型壟斷企業(yè)在即將到來的慘淡日子中的抗擊打能力將對股票市場的表現產生重要影響。對這一點，我們一點也不敢樂觀。最新的證據是，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經陸續(xù)發(fā)生大面積虧損，而這種虧損竟然出現在GDP增速仍然達到10%的條件下。我們很難想像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況下，這些企業(yè)將如何應對。人們的確有理由擔心，在幾年之后，中國的納稅人是不是還需要對這些大型企業(yè)及銀行再來一次巨額的輸血？在資本市場上，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對于2009年及其之后的中國資本市場，則尤其如此。

　　中國股票市場的巨幅崩跌，雖然稱得上是2008年中國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響層面以及讓人意外的程度，無疑都遠遠不敵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所開始呈現出的突然失速。

　　危機的氣味

　　2008年下半年之后，在上半年還一路狂飆的中國的經濟開始出現增長乏力的趨向，而到了九十月份，這種減緩開始演變成高空墜落的硬著陸態(tài)勢。各種公開數據的轉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國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增加值同比增長僅為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個百分點，僅僅為過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這個數據更是跌落到5.4%，創(chuàng)2001年末以來的新低。在財政收入方面，中國2008年11月的財政收入出現多年未見的同比負增長，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認為最能夠真實反映經濟增長的發(fā)電量方面，中國11月份統(tǒng)調電廠發(fā)電量同比急劇下降7%，是1989年以來的最大跌幅。與此同時，11月份發(fā)布的中國11月份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也從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與這些宏觀數據相印證的則是，微觀經濟方面所呈現的蕭條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說法就是，需求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消失了。一位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頭供貨的朋友告知，這家曾經風光無限的廠商突然之間幾乎凍結了所有原材料進貨。而另外一位遠在南方的朋友則透露，那邊的港口出現了1989年以來最慘淡的景象。如果足夠細心，我們就會發(fā)現，中國諸多宏觀數據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來所僅見。令人迷惑的是，中國宏觀經濟的這種急速轉向幾乎是在短短兩三個月之間發(fā)生的。這一切，此前雖然多少有所察覺，但下滑之快仍然讓人措手不及。僅僅在幾個月之前，中央政府還在不斷調高銀行準備金及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但在幾個月之后，同樣是中央政府，卻以罕見的頻率和幅度大幅降低準備金及利率，并旋即推出了三十年來規(guī)模最大的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如果你看到一個司機在猛踩剎車之后又突然猛踩油門，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種緊急情況。這可能正是隱藏在政策急轉彎背后的東西。然而，無論是從決策層所表現出的“驚訝”中，還是從中國經濟學家們所表現出的令人尷尬的集體失語中，抑或是中國企業(yè)界的驚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這樣一個信息：我們對危機以及危機的形式幾乎毫無準備。這不啻于證明，在蒙受了三十年難以置信的好運之后，在我們的主流意識中存在著一種危險的智力缺陷——近乎蒙昧的自大和樂觀。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機氣味的竟然是中國的幾位最高領導人。留意傾聽他們含蓄的發(fā)言，我們或許可以更早地察覺目下這場危機。其中最直言不諱的是溫家寶總理，早在春天，溫家寶就直率地發(fā)出了預警，他說，2008年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為此，曾有人向媒體力薦溫為2008年的最佳宏觀分析師。顯然，這不僅僅是一個相當有創(chuàng)意的幽默。不過，最困難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于奧運會、“神七”上天、雪災、地震、股市崩潰、房地產低迷，中國經濟的突然失速無疑都是2008年頭號事件，也必將成為2009年中國最重要的看點。在多年以GDP為中心，甚至以GDP為壓倒一切的目標之后，沒有什么比經濟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懼的了。因為它已經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劑。值得補充的是，就個人的觀察而言，中國所謂精英階層中的悲觀氣氛也為二十年來所僅見。

　　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無法判斷，中國經濟在2008年的怪異表現，究竟是一次短暫的意外事故，還是持續(xù)了三十年的中國發(fā)展模式的最后終結，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已經越來越逼近一個危險的轉捩點。然而，2008年并不是突然來到的，它不過是一段復雜而晦澀的歷史最終顯示了它驚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過去的三十年，那么，2008年的變化可能就不再會顯得如此詭異了，而中國刻下的處境也會被更清晰地呈現出來。

　　中國模式后遺癥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于今已經走過了三十個年頭。三十年之后，在人們對市場化的成果已經習以為常的時候，中國獨特發(fā)展模式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后果正在以一種尖利的方式為中國社會所感知。

　　二十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更加準確地說，GDP的高速增長成為緩解某種社會焦慮的唯一藥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此，是不是能夠迅速增加GDP，便成為衡量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這樣一種思維的推動下，并基于當時的政治及自然稟賦，中國經濟被迅疾推上了一條高投資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內需、低福利、低保障的發(fā)展路徑。在1990年代初期冷戰(zhàn)結束之后，這種發(fā)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極致水平。在經過十數年的醞釀并在新世紀（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發(fā)力沖刺之后，中國雖然取得了奇跡般的GDP增長速度，但也同樣存在結構的扭曲以及內部問題的積累等弊端。

　　在內需方面，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隱藏在這種不不尋常的消費率背后的，實際上是財富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資料表明，居民在國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fā)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yè)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有評論者指出：

　　中國當今消費率比1950年代末期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還要低。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內需長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內需低迷并不是一個市場博弈的后果，而是一個政治博弈的后果、其對應的是政府和企業(yè)在改革過程中權力的擴張，以及公民權利在同一時期的極度抑制。所謂低保障成本指的即是這樣一種情形。

　　事實上，中國經濟中的另外一個畸形指標，也源于同樣的政治稟賦。從建國初期起，高投資率就一直是經濟的一個隱患，但這種疾病似乎并沒有在改革中得到徹底根治。到2005年底，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率達到48.6%。就此有人調侃道：如果投資率按照這樣的速度增長下去，到2012年中國將是一個只有投資沒有消費的經濟體。從邏輯上說，長期的高投資率一定會導致產能過剩并最終引發(fā)經濟的劇烈調整。這一點在中國以前作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的時候，已經得到了反復驗證。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發(fā)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國極速融于全球體系之后，這種過剩產能卻在全球市場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對各種資源的控制能力將土地、稅收、環(huán)境、資源以及人力成本壓低到極致，這就使中國龐大的過剩產能擁有了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價格優(yōu)勢。這樣，中國過剩產能的投資者不僅沒有受到市場的懲罰，反而獲得了利潤。這反過來鼓勵了政府以及企業(yè)的這種微觀合理，但宏觀上可能引發(fā)巨大災難的投資沖動。這種短暫的成功迷惑了許多人，在他們看來，十數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資率似乎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嚇人。不過，超高投資率與超低消費率的經濟增長組合要想得以維系其脆弱的平衡，對外部市場和外部資源的高度依賴就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果。其在經濟指標上的表現，就是中國變成一個外貿依存度奇高的經濟體。到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4%的罕見高度，遠遠超過其他大型經濟體。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非常不尋常的，也是相當危險的。這意味著，中國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過與外部經濟交換而來的，這也同時意味著，一旦外部消費需求滑坡，中國經濟就可能遭遇重創(chuàng)。2008年初冬中國經濟的急跌已經對這種危險性做出了經典的詮釋。可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嘯發(fā)生之后，一些主流輿論還在安慰公眾說：中國的實體經濟是健康的，不會受到金融危機太大的影響。不出所料，這種膚淺的“專家言論”以最快的速度淪為了笑柄。事實上，鑒于中國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連中國經濟這個概念本身都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開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長期積累的問題借助金融危機所發(fā)出的兇狠的報復。容易看到，在這三十年中，中國雖然取得了獨步全球的增長速度，但其經濟的基本體質仍然有相當脆弱的一面。當然，按照樂觀看法，經濟結構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國經濟最具潛力的一面，消費率低下正說明內需還有大幅提高的可能，產業(yè)落后正說明中國還有產業(yè)升級的潛力。我們不否認這種中國式辯證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顯而易見，作為導致這些后果的原因，需要經濟體制改革之外的改變。提振內需，調整結構，一直是被反復提出要完成的任務，然而多年努力之后，仍未竟其功，其謎底正在于政治體制改革之難。足可見，這絕對不是一樁輕松的任務。

　　自1990年代之后，以GDP為唯一標準，以特殊政治稟賦為條件的發(fā)展模式，不僅在經濟層面造成了夸張的扭曲，也同樣在社會層面及精神文化層面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后者由于不會反應在具體的經濟指標上，因而也特別容易被隱匿和忽略。在這方面，最應該提及的是貧富差距問題。改革之前，雖然也同樣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平等，但在經濟上，中國仍然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國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后，中國一躍成為貧富最為懸殊的經濟體之一。從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急速演變成一個貧富差距極為懸殊的社會，社會中被壓縮的潛在憤怒情緒可能相當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機襲來，這種情緒就可能成為危險的導火索。換言之，中國在社會安定團結方面的一些問題，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經濟危機的火力之下，并成為社會整體性危機的第一個燃點。2008年的甕安事件實際上就是這種危機最活生生的預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形的經濟危機真的不幸到來的話，上述情形就將不再只是邏輯上和概率上的推論，而是很可能要直面的嚴峻現實。

　　不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后，以世俗物質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機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從精英到百姓，從政府到企業(yè)，幾乎所有利益主體的壓倒性行動文化。在這種毒性極大的文化中，人們被告知，只要對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達到目標，最基礎的商業(yè)倫理及文化準則都可以棄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軒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當今中國在文化精神層面這種最真實的面貌。在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在經濟增長上所展現出的赤裸裸的機會主義性格，為這種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甚至直接示范的作用。我們不能想象，構筑在這樣一種文化基礎上的社會如何能夠應付一次巨大的經濟沖擊？當然，如果繼續(xù)享有好運氣的話，我們仍然可能僥幸過關。但一個只能不斷祈靈于運氣的國度又是一個何等脆弱的共同體，而其離所謂崛起又何止于十萬八千里？雖然我們不愿相信，但我們必須非常遺憾地告訴人們：在危機日漸迫近的2008年，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是精神基礎和起點。物質的成就可能因為一場危機而一夜散盡，而精神的力量卻可以成為危機中最堅強的堡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能比其他經濟體更接近危機。

　　正如我們上面所提示的那樣，1978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是中國本身制度變革的結果，也是1990年代之后全球體系擴張的一個結果。換句話說，以美元為符號的全球體系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隱形但卻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在考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圖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離開全球體系的視域。二戰(zhàn)之后，以美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新的全球體系。冷戰(zhàn)之后，借助信息技術革命以及美國意識形態(tài)的魅力，這個全球體系急速膨脹。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巨型人口國家完全融入為標志，這個全球體系達到了其巔峰時期。然而，巔峰從來就意味著衰敗的開始，以次貸危機為引信并在2008年被最終引爆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這個體系盛極而衰的一個明確信號。其本質是，通過濫發(fā)美元來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美國消費能力的崩潰。在相當程度上，次貸危機就是美國通過所謂“金融創(chuàng)新”膨脹其消費需求并同時吸納全球儲蓄而導致的一場危機。有人戲稱：次貸危機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國（像一個勞模一樣扮演全球消費火車頭）長期帶病堅持工作最終不支倒地。顯然，目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也不是哪一國的危機，而是二戰(zhàn)之后這個曾經創(chuàng)造過無數神話的全球體系的危機。也只有在全球體系的視角上，我們才能夠更加接近目前這場危機的真相。與發(fā)生在體系邊陲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機發(fā)生在全球體系的心臟部分。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夠很快平息，乃是因為作為當時全球體系的發(fā)動機的美國消費需求（包括其他發(fā)達國家）依然強勁，而這種需求很快就將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重新組織起來，從而迅速將體系推回到正常運轉狀態(tài)。就此而論，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遠為不測。道理非常簡單，心肌梗死要比局部病痛危險得多。沿著這一線索，我們得知，美國及其他發(fā)達國家的消費需求何時能夠修復，這場危機就何時能夠結束。但我們已經了解，發(fā)達國家（尤以美國為甚）的消費需求多年來一直是通過金融杠桿被“吹”出來的，隨著發(fā)達國家從企業(yè)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桿化時代的到來，這種需求的恢復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發(fā)達國家的消費需求的萎縮可能還剛剛開始。接下來要發(fā)生的，則是體系內從金融到實體、從發(fā)達國家到新興國家的一個全面負反饋——一個螺旋式下降的過程。迄今可以旁證這個趨勢的證據是，全球三大主要發(fā)達經濟體，已經同時陷入衰退。這種情形是二戰(zhàn)之后從未見過的。與此同時，那些原來被人們寄予厚望的諸如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也在危機中迅速顯露了他們對體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這些出口導向型的新興經濟體能夠一夜之間轉型并拯救體系危機，不僅在經濟上不現實，而且也將與目前的全球政治權力格局發(fā)生嚴重沖突。這提醒我們，全球體系的確遭遇到了二戰(zhàn)之后最嚴峻的局面。我們不知道這種發(fā)展最終會指向哪里，但顯然，變局已經開始。

　　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如果說前面十多年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急劇擴張的時代的話，那么接下來我們將要進入的，則是這個體系不斷收縮的時代。顯然，這并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體系內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幸免于收縮所帶來的痛苦。這是一個相當確定的全球體系前景。不確定的則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個大國承受不了這種收縮所帶來的痛苦而導致劇變，那么，二戰(zhàn)之后的這個全球體系的爆炸就會立即被引發(fā)。老練的投資者都知道，不確定是人類智慧的天敵。無論是確定的經濟收縮，還是不確定的體系考驗，都將是中國在2009年將要面對的艱難處境。

　　雖然預測一向被認為是一件愚蠢的事業(yè)，但一些與中國高度相關的重要趨勢仍然值得我們冒險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現大幅貶值，并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動蕩。其二是，在中國，雖然已經緊急采取了大規(guī)模的刺激措施，但經濟下滑的幅度仍然超過預期，延續(xù)了三十年的發(fā)展模式可能被迫轉變。其三，在經濟增長下滑的背景下，積累多年的各種矛盾趨于臨界，政治體制改革空前緊迫，改革會獲得新動力。往更遠處看則有，在對立意識形態(tài)“休克”之后，為本輪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識形態(tài)的保守主義也將面臨退潮。繼之而起的是各種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興起。無疑，這將是一個大時代。

　　無論從全球體系的角度，還是從中國內部的情況看，一幅未來圖景都已經無比清晰：中國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見之變局。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tài)度來觀察，危機從來就不僅僅只意味著崩潰，它同樣意味著涅槃，意味著巨大的機會。雖然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今天，我愿意以這樣一種態(tài)度期待中國的2009，正如奧巴馬在其勝選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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