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贊譽波蘭人民是“歐洲不死的勇士”，連華沙的美人魚雕塑也是一手拿劍一手拿盾，與丹麥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魚溫順的形象不同。

　　對宗教熱而不狂，信仰與理性兼容、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并重，是波蘭民族的傳統。波蘭人尊重教會，但反對政教合一；
沒有“信仰真空”，但不會扼殺世俗理性。

　　馬恩論波蘭：“東歐民主的策源地”

　　1918年11月11日，波蘭俄、德、奧屬地區(qū)合并，成立獨立的波蘭共和國，紅白兩色國旗在華沙古城廣場升起，亡國123年的波蘭正式復國了。自此11月11日獨立日與5月3日憲法日并列為波蘭國慶節(jié)。1939年波蘭遭到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的“第四次瓜分”再度亡國。1945年波蘭光復后依附蘇聯成為“大家庭”成員，國慶節(jié)也換成蘇軍解放日。直到1989年波蘭“劇變”后才又恢復了原來的傳統。到今年恰恰是波蘭獨立90周年大慶。

　　現在的波蘭很少為國人所關心。有人說：在世界越來越清晰的時候，東歐在我們面前卻越來越模糊了。除了“劇變”之初的負面報道外，我們媒體近來頻頻報道的主要是波蘭、捷克等“新歐洲”國家如何比“老歐洲”更親美反俄，基調也是負面的�；诮裉斓囊庾R形態(tài)與國際政治背景，這并不難理解。

　　然而如果我們透視歷史的縱深，就會發(fā)現今天有人非議的這種狀態(tài)在波蘭已經有200多年歷史。而當年在“老歐洲”，對波蘭人這種態(tài)度最為贊賞的思想家不是別人，就是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祖師馬克思與恩格斯。馬、恩在當時世界各國中最反感的就是專制的沙皇俄國，經常張口閉口“俄國佬”。而在尚無“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知道馬、恩泉下有知，對后來的蘇聯會怎么看）的當時，對于“資本主義”各國他們最欣賞的（至少是批評最少、贊揚最多的）國家就是美國。我們都知道馬克思曾如何熱情洋溢地祝賀林肯當選，稱這位美國總統為“工人階級的優(yōu)秀兒子”，在痛斥歐洲一些工人運動人物與當局合作的同時，馬、恩卻支持他們的密友、第一國際美國支部創(chuàng)建者魏德邁加入美軍，直至成為林肯麾下的圣路易斯軍區(qū)司令。

　　同樣很自然地，在歐洲各國中，馬、恩對波蘭的支持與贊賞也是最熱情的，并與他們對沙俄的反感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恩格斯曾稱贊波蘭是“東歐民主的策源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22頁），說波蘭人到處傳播民主，是“唯一的一個過去和現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戰(zhàn)士身份進行戰(zhàn)斗的民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633頁）。馬克思更在紀念波蘭抗俄起義的專文中高度贊譽波蘭人民是“歐洲不死的勇士”，稱贊波蘭人歷史上對蒙古人、奧斯曼帝國與沙俄的抵抗拯救了歐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5頁）�！皻W洲的人民群眾在他們能夠自由呼吸的時刻記起了波蘭對他們的恩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31頁）

　　另一方面，馬、恩都多次批評“舊歐洲”列強對俄國實行遷就與綏靖政策、沒有對波蘭人的抗俄斗爭給予應有的支持。1866年馬克思為第一國際臨時中央委員會寫的“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中強調通過幫助“民主波蘭”復國的途徑來“消滅俄國在歐洲的影響的必要性”�！懊裰鞑ㄌm的存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必要了。沒有民主波蘭，德國就一定會變成神圣同盟的前哨；
有了民主波蘭，德國就會同共和制的法國進行合作。在這個重要的歐洲問題沒有解決以前，工人運動總會遇到障礙，遭受失敗，發(fā)展也將延緩�！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2頁）他還強調：“對歐洲來說只能有一種選擇：要么是以俄國佬為首的亞細亞的野蠻勢力像雪崩一樣壓到它的頭上；
要么它就應當恢復波蘭，從而以2000萬英雄為屏障把自己和亞洲隔開，以便贏得時間來完成本身的社會改造�！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9頁）

　　他們?yōu)槭裁催@樣贊賞波蘭？波蘭的獨立之路為什么這么坎坷？“民主波蘭”為什么這么重要？讓我們從頭說起。

　　“貴族民主”：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去年的《大國崛起》電視片使英國中世紀貴族限制王權的“大憲章”作為近代英國憲政的源頭活水而廣為人知。應該說，歐洲憲政的確與貴族政治的傳統有關，但貴族政治本身對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又構成障礙，而貴族強大往往以農奴制依附關系的存在為基礎，這種關系也不是近代文明所能認可的。都鐸王朝時期在“市民與王權”聯盟的基礎上克服貴族政治的弊病（其實也就是在某種意義上破壞“大憲章”）對英國后來憲政之路的影響，并不亞于“大憲章”本身�？梢哉f，沒有貴族對王權的制約，英國就會變成拜占庭式的“東方專制帝國”，但不克服貴族政治的渙散，英國也不可能走出中世紀。

　　波蘭貴族享受著當時任何歐洲國家都比不上的廣泛的民主自由權。15世紀貴族就首先使用波蘭文的“共和國”（Rzeczpospolita）來給自己的政體定型。貴族議會的權力高于一切，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能增加稅收、不能動用軍隊、不能批準法律。到雅蓋沃王朝結束時貴族政治更進一步發(fā)展為“自由選王”制和“協商一致”原則，國王不能世襲繼承，王族血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國王是由貴族會議選舉產生，議會分上下兩院，而小貴族組成的下院權力更大。這是歐洲最早的兩院制“貴族民主”政體。在這一體制下原則上每個波蘭貴族都有當選國王的可能，但是由于彼此差不多的人之間不容易擺平，所以反而波蘭國王是從鄰國的王族中產生的較多，這個時代法國王子、瑞典王子、特蘭西瓦尼亞大公等等都當選過波蘭國王（歐洲當時尚無“民族國家”概念，“外國人”當國王在各國都是見怪不怪的）。

　　貴族議會初時在限制王權、規(guī)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系、尊重公民權利、發(fā)展市民文化、促使城市自治、繁榮社會經濟方面有積極的影響。1364年成立的雅蓋沃大學是中歐的第一所大學，哥白尼推翻“地心說”的《天體運行論》也是在那個時代產生。而在波蘭成長為中歐文化重鎮(zhèn)的同時，她的國力也一度強盛。當時波蘭貴族主要是能征善戰(zhàn)的小貴族，他們人數多達人口的10%-20%（可以比較：同時期的俄國貴族僅占人口的1%），不易形成寡頭，多數決定就能形成決策，因此行動能力較強。15世紀時波蘭已成為中歐強國。與立陶宛合并后的雅蓋沃王朝一度統治著包括今天白俄羅斯、烏克蘭大部、匈牙利、捷克乃至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和斯洛文尼亞等地的龐大地區(qū)，在北方于1410年坦寧堡之役打敗條頓騎士團，1525年迫使騎士團歸附為受波蘭冊封的世俗領地普魯士。在東方于1514年奧爾沙之役打敗莫斯科大公國，以后還一度進軍莫斯科，先后扶植兩個“偽沙皇”建立依附波蘭的政權。眾所周知，后來由普魯士統一起來的德國和由莫斯科大公國發(fā)展起來的沙皇俄國成為波蘭的兩大克星，但曾幾何時，當初這兩者都曾俯首稱臣，成為波蘭的附庸。

　　但是“貴族民主”后來就走向沒落。首先是連年征戰(zhàn)導致小貴族衰落，大貴族興起，他們成為互不相讓的寡頭，多數決定的民主制蛻變?yōu)槲倚形宜氐摹白杂煞駴Q權”制，任何決定非經“協商一致”不能作出，議會里每個代表都有否決權。這種“一票否決”的后果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在各有外來勢力背景的貴族中取得絕對一致幾乎不可能，于是任何議案的生效都難乎其難。1652-1707年的半個世紀中波蘭議會召開過55次，其中就有48次一個議案也沒有通過。加上自由選王制下當選者多是外來者，1572-1795年的200多年里的11個國王有7個是外國人。這些外來因素使鄰國紛紛插手波蘭政務，導致波蘭中央政權衰弱，貴族割據，政治混亂不堪，國勢也江河日下。

　　一般來說，“貴族民主”衰落后的出路不外乎兩個：一是建立專制獨裁，二是結束貴族政治變成近代的憲政民主。很多國家，包括“大憲章”與近代憲政之間的英國都曾經過一個王權強大的專制主義（現在一般叫“絕對主義”）階段，它先結束了貴族政治，然后才是市民戰(zhàn)勝王權建立近代民主。波蘭其實也有這樣一個階段，然而它卻是以波蘭亡國的形式出現的。波蘭人似乎比英國人更強烈地喜歡民主自由，她自己內部并沒有形成君主獨裁的氣候。而是周邊的三個君主國———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尤其是最為專制的沙皇俄國滅亡了貴族的波蘭。

　　而波蘭人從此就把兩種斗爭———反抗外來專制、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和對內改變貴族傳統、建立近代民主的斗爭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梢哉f，直到1989年的劇變，這“二合一”的斗爭一直是波蘭歷史的主線。

　　《五·三憲法》：抗俄斗爭與民主改革的結合

　　波蘭在東歐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它是俄羅斯的西鄰，歷來被后者視為它面向歐洲的屏障，對俄羅斯來說具有不可替代的戰(zhàn)略價值。另一方面波蘭作為中世紀大國長期與俄羅斯處于敵對狀態(tài)。一些俄國人認為他們自擺脫蒙古人自立以來遇到過三大外敵：波蘭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其中德國希特勒逼近過莫斯科，法國拿破侖短暫占領過莫斯科，但只有波蘭人不但曾占領莫斯科，還扶植過傀儡政權。今天紅場上最著名的銅像就是米寧和波扎爾斯基兩位抗波英雄的。但17世紀中葉以后，俄轉強而波勢衰，俄國轉而西侵。1654年俄國沙皇以哥薩克首領赫梅爾尼茨基請求為由，把原屬波蘭的德聶伯河東岸8萬平方公里的烏克蘭領土并入俄國，此后俄國軍隊就沒有離開過波蘭。從18世紀末起更在一百多年里與日耳曼列強連續(xù)四次瓜分波蘭，致使波俄兩國人民間形成長達數百年的民族仇恨。

　　俄國一方面把沙皇專制強加于波蘭，另一方面極力保持波蘭人內部一盤散沙的貴族傳統以便其漁利。因此在波蘭亡國前就不斷干涉波蘭事務并阻撓其改革。1764年波蘭舉行新國王選舉，俄國女王葉卡特琳娜二世便要求：新國王“必須是對俄國有利的人”，最后施壓使葉卡特琳娜的情夫斯塔尼斯瓦夫·博尼亞托夫斯基當選。當時波蘭議會準備通過限制“自由否決權”法律，也遭到俄國的阻撓。1772年，俄國在鎮(zhèn)壓了波蘭農民起義后與普魯士、奧地利在彼得堡簽署瓜分波蘭條約，使波蘭丟掉了1/3的領土（21.1萬平方公里），這期間波蘭的貴族和知識界痛定思痛，經過四年艱苦的議會辯論（史稱“四年議會”），終于在1791年5月3日通過了《五·三憲法》，在建立近代民主憲政的進程中取得了關鍵性的突破。

　　210多年前出現的《五·三憲法》的精神即便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它廢除了外國人擔任國王的傳統；
改“自由否決制”為“多數表決制”，實行三權分立；
廢除貴族特權，實行“市民參政權”；
廢除農奴制，改行“自由農民”制；
并提出讓農民也享有各種“受到國家保障的權利”。用恩格斯的說法，在“貴族民主”的廢墟上波蘭人要建立“農民民主制”，而沙皇要建立專制獨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408頁）。《五·三憲法》還宣布，天主教雖為國教，但與宗教寬容精神并行不悖。全體公民是“民族獨立自由的捍衛(wèi)者”，在國家受到侵犯的時候“任何階層都可以擁有軍隊”。在18世紀末世界史上的“憲政突破”中，這部憲法具有很高的地位�，F在不少學者都把1791年的波蘭憲法、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憲法視為近代民主法治的三大開山之作。

　　但《五·三憲法》的通過卻引起了專制鄰國的強烈反對。1792年，俄國伙同普魯士以波蘭幫助“法國革命的雅各賓黨人”為借口出兵波蘭，對波蘭進行第二次瓜分，《五·三憲法》被廢除，“四年議會”的決議被取消。1793年波蘭議會在俄國軍隊的刺刀下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整個會議無一人發(fā)言，氣氛悲憤，成為史上著名的“無聲議會”。波蘭至此只剩下20多萬平方公里，400萬人口。面對危難中的祖國，曾參加美國獨立戰(zhàn)爭和法國革命的科希秋什科秘密潛回克拉科夫組織了一場全國性的起義，史稱“科希秋什科起義”。起義軍以教堂作為據點，靠變賣教會的銀器為經費，起義最后被俄普聯軍共同鎮(zhèn)壓。1795年波蘭第三次被瓜分，國家徹底滅亡，地圖上已不存在波蘭了。

　　1815年俄國在反法戰(zhàn)爭勝利以后，成為歐洲專制勢力鎮(zhèn)壓民主浪潮的“神圣同盟”的盟主。俄國把原來的普、奧兩國控制的占領區(qū)攫為己有，建立了一個由沙皇任國王的“華沙大公國”。波蘭反對占領者的斗爭實際上主要就是抗俄斗爭。1830年華沙發(fā)生起義，5萬人的波蘭起義軍與12萬人的俄國正規(guī)軍殊死拼搏。1864年俄國成立“波蘭王國事務委員會”，其旨意是要抹煞掉一切有關“波蘭”的記憶，比如禁止波蘭人講波蘭語，禁止學校講授波蘭歷史，當時唯一可以公開使用波蘭語的是教堂，所以教會成為波蘭人心目中的“地下政府”和精神依托。1863年在教會的策劃下，波蘭民眾以在教堂內用波蘭語祈禱和高唱波蘭圣歌來反對俄國的奴化政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開始了波蘭亡國期間最大一次抗俄起義，即1863-1864年起義的高潮。這些起義雖然最后都以失敗告終，但是有力地支持了歐洲民主潮流。所以才有了盧格的著名說法：民主在波蘭的失敗換來它在歐洲的勝利。

　　“全歐洲自由的傳播者”：波蘭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波蘭民族有許多鮮明的特點。她酷愛自由，在整個亡國期間前赴后繼一次次發(fā)動起義，不愧為“歐洲不死的勇士”。復國后頭一仗就是蘇波戰(zhàn)爭，內戰(zhàn)中所向披靡的蘇聯紅軍在華沙城下遭到唯一一次大敗。在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波蘭是犧牲人口比例最高、流血最多的國家，戰(zhàn)前的1938年波蘭的人口是3500萬，二戰(zhàn)中死亡22%（600多萬）。而且波蘭人的抵抗不是拿老百姓做炮灰，而是精英率先赴難。二戰(zhàn)中波蘭教會神職人員死亡三分之一，知識分子死亡38%，都明顯超過一般居民的死亡率。著名的雅蓋沃大學甚至全體教師都被德國人殺害。人口僅有中國1/18的波蘭，犧牲人口幾乎達到中國的1/3，一直到1970年代波蘭人口才恢復到戰(zhàn)前的水平。

　　波蘭在整個淪陷時期一直由德軍控制，沒有出現偽政府、更沒有偽軍，甚至德軍設在華沙的總督府也不敢雇用波籍雇員。面對二戰(zhàn)中出了150萬“偽軍”的蘇聯，波蘭人驕傲地說：“我們沒有波奸，更沒有‘解放軍’（按：由蘇軍降將弗拉索夫上將率領的最大一支俄國偽軍名為‘俄羅斯解放軍’）”。就連華沙的美人魚塑像也與丹麥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魚溫順的形象不同，是一個一手拿劍一手拿盾的美人魚，一副大義凜然保衛(wèi)民族獨立的寫照。作為老對頭的俄國人深知這個民族性格剛烈，蘇聯時期因此也讓她三分，蘇聯與南斯拉夫鬧翻后在東歐各國掀起大“肅反”，殺了幾十萬的“鐵托同黨”，但在波蘭基本沒有下手。1956年波蘭的波茲南事件本是當時東歐自由之風的始作俑者，后來的匈牙利事件起初就是為聲援波蘭人而發(fā)動的，但是蘇聯在匈牙利出動大軍大開殺戒，對波蘭最初也想出兵，后來卻在波蘭人的強烈反應下止步，改而采取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波蘭民族的自尊自立精神確實令人欽佩。

　　然而另一方面，波蘭人又是十分突出的世界主義者。今天的世界語就是波蘭人柴門赫夫創(chuàng)造的，它雖然未能在世界上成功推廣，但“世界主義”的精神影響很大。波蘭文化十分開放，天主教來自西方就不用說了。在文化傳統上，法國對波蘭的影響甚至大于俄德奧三個宗主國，無論宗教還是民主理念，波蘭均類似法國，二戰(zhàn)前她在歐洲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蘭西”之稱。波蘭近代的幾個最著名的文化精英，如肖邦和居里夫人等都與法國有不解之緣。如果說波蘭精英特別親法，那么一般波蘭民眾對美國更有好感。由于歷史原因，波蘭左中右都親美，在美國有300萬波僑，1000萬美國人有波蘭血統。

　　18世紀末波蘭走向亡國，同時世界卻邁向民主。在此過程中大批波蘭人抗爭失敗后漂流四方，因失去祖國成為“世界公民”，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他們認為波蘭的自由只有在人類自由的背景下才能實現，因而摒棄孤立主義眼界，到處打抱不平，為超國界的“人類正義”、也為波蘭的“獨立和民主”浴血奮戰(zhàn)世界各地，成為盧格所說的“全歐洲自由的傳播者”和馬克思所說的“唯一為世界革命而戰(zhàn)斗的民族”。可以說，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波蘭人。

　　K·普瓦斯基和T·科希秋什科，兩人都有“兩個大陸的英雄”之稱。普瓦斯基是1768年波蘭抗俄起義領袖，抗俄失敗后到北美參加獨立戰(zhàn)爭，又成為美國革命的英雄。他于1777年成為美軍騎兵司令，又深入英軍后方組織“普瓦斯基軍團”開展游擊戰(zhàn)，1779年陣亡后，華盛頓為他撰寫了碑文�？葡Ｇ锸部苿t是先率領波蘭志愿者在美國革命中一舉成名，然后回到波蘭，領導了1794年抗俄起義。

　　法國革命與拿破侖戰(zhàn)爭中，大批波蘭志士組成“波蘭軍團”為保衛(wèi)革命法國而戰(zhàn)，他們軍裝的袖口上寫著“普天下自由的人們是兄弟”，體現了強烈的世界主義理想�！安ㄌm軍團戰(zhàn)歌”在劇變前后一直都是波蘭國歌，前南斯拉夫國歌也是采用它的旋律修改填詞而成的，但這首歌卻不是在波蘭國內創(chuàng)作，而是波蘭軍團的維比茨基在意大利參加抗奧地利戰(zhàn)爭時創(chuàng)作的。

　　波蘭人在各國熱心于據說是姓“資”的民主運動，也熱心于姓“社”的工人運動。波蘭人參與了第一國際的建立。1871年有600多波蘭志愿者成為巴黎公社的保衛(wèi)者。曾經參加過俄國民粹派運動的波蘭人東布羅夫斯基和符盧波列夫斯基流亡法國，又成為巴黎公社軍隊的兩個主要將領，分別領導西線與南線的防御。東布羅夫斯基陣亡，成為最著名的公社烈士。而符盧波列夫斯基在公社失敗后繼續(xù)成為第一、第二國際的活動家。

　　亡國后的波蘭人還大批卷入了宗主國的反對派運動。俄國的民粹派、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都有不少波蘭人參加。而當時的社會主義具有鮮明的“英特納雄耐爾”世界主義傾向，因此尤其吸引波蘭精英。投身于德國工人運動的波蘭人盧森堡、投身于俄國工人運動的拉狄克、捷爾任斯基等人都是代表。

　　當時俄羅斯帝國境內猶太人、波蘭人和格魯吉亞人是社會主義精英最集中的三個少數民族，在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上層中，這三個民族的人遠比俄羅斯人多。但是耐人尋味的是：隨著社會主義運動后來的“俄羅斯化”，這三個民族的革命家?guī)缀醵急磺逑闯鼍�。就波蘭人而言，除早死的捷爾任斯基外，不但以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狄克、烏克蘭共產黨創(chuàng)建者柯秀爾、白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博古茨基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波蘭族布爾什維克后來都在蘇聯死于非命，就是復國后在本土從事親蘇共運的波蘭共產黨，也于1938年莫明其妙地被共產國際說成是“奸細”控制的黨并被下令解散。當時波蘇關系緊張，該黨由于親蘇在國內受到迫害，領導層幾乎都流亡在蘇聯，結果在蘇聯大肅反時全部被殺。斯大林屠殺流亡蘇聯的外國共產黨人并不稀奇（中共的俞秀松等人就是這樣遇難的），但整個黨被解散的，只有波共（后來執(zhí)政的統一工人黨是二戰(zhàn)末期重建的）。當時整個波共政治局所有成員中只有在國內“反動派”的監(jiān)獄坐牢的蘭普一人活了下來。蘭普于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出獄到蘇聯，1943年逝世前留下著名的“蘭普遺言”：“如果靠蘇聯紅軍的刺刀在波蘭建立社會主義，那么社會主義在波蘭將會被推遲幾代人時間。”

　　總之，民族自尊與普遍價值在波蘭人那里顯得非常協調。說來也怪，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或曰國際主義）唯獨在波蘭“共運”中時常捍格。20世紀初波蘭共運起源于民族主義色彩較濃的波蘭社會黨和國際主義傳統較濃的波蘭與立陶宛王國社會民主黨，兩黨素來就有矛盾。后來由兩黨各自的左翼合并成立了波蘭共產黨，這兩大傳統似乎應該能結合起來了。然而不久就出現了更加血腥的一幕：波蘭人把波共視為“共產國際支部”而加以排斥，而蘇聯人又說他們是“波蘭的奸細”而殘酷屠殺，真是令人浩嘆！

　　寬容的十字架：波蘭的宗教文化與信仰自由

　　盡管歐洲各國普遍信仰基督教，但波蘭生活中的宗教氛圍之濃厚仍然極為突出。波蘭人口中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且其中大多數經常參加宗教活動。教會作用之大、威信之高令人吃驚。神職人員的構成相當年輕則是波蘭教會的另一個特點，尤其在基督教各分支中較為“傳統”的天主教國家，波蘭神父們的年輕化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

　　波蘭教會的地位有悠久的淵源。歷史上天主教是民族之魂，在抗擊蒙古、奧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國、奧匈帝國與俄國人的歷次斗爭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蘭人抗擊瑞典入侵的組織核心。克拉科夫的圣瑪麗亞大教堂上，當年抗擊蒙古人進犯的報警號角至今還作為一項著名傳統儀式而定時吹響。尤其在亡國的123年里，面對信奉東正教的俄國統治者和信奉新教的德國統治者，天主教信仰成為波蘭人民族意識的支柱，教會以其在波蘭人民中的威望，實際上成為影子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許多國家（如東歐的克羅地亞與斯洛伐克）的天主教會曾與納粹占領者合作，但波蘭教會始終堅持抵抗立場，大量的教士慷慨赴難，有1/3的神職人員犧牲。他們的鮮血換來了民族的尊敬。

　　由于教會深得人心，即使在蘇聯控制下的時期，當局也讓她三分。當時波蘭統一工人黨是東歐共產主義執(zhí)政黨中唯一黨綱中不寫入無神論、并正式允許教徒入黨的。在波黨領導的波軍中那時仍然設有軍中教堂和隨軍神父，波軍總政治部甚至還設有副部長級的總神父（由黨員教徒擔任）。這在全世界無論是執(zhí)政的還是反政府的共產黨軍隊中都是絕無僅有的事。

　　所以波蘭人中能出現著名的天主教世界領袖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過去我國往往簡稱保羅二世，這是不對的。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在15世紀另有其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是450年來第一個非意大利籍教皇。他于1978年當選后，曾應邀訪問過波蘭，當時出現了萬人空巷的狂熱歡迎場面，但幾乎沒有警察維持秩序，波蘭人傳說是當局有意如此，希望發(fā)生混亂損害教會聲譽。但是幾十萬歡迎者自覺地維護了現場秩序，據說事后廣場上干干凈凈，連一朵花都沒有被踐踏。

　　然而對于近代文明來說尤其可貴的是：波蘭一方面是個幾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圍十分濃郁的國家，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世界最早確立宗教寬容、信仰自由原則的國家。這也與當時波蘭獨特的政體有關：1572年國王西格蒙德二世去世，來自歐洲各王室的5個人競爭波蘭王位，其中來自法國的安茹公爵亨利呼聲最高。但亨利被認為在法國曾參與策劃屠殺新教徒的“圣巴托羅繆慘案”，遭到波蘭新教徒的抵制。新教貴族在波蘭人數很少，但是按當時的“自由否決權”制度，沒有他們同意亨利是無法當選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天主教貴族同意與新教貴族達成協議，在選舉前的1573年1月28日，全體世俗議員都簽署了關于宗教寬容的《華沙公約》。它規(guī)定所有波蘭貴族都享有宗教自由。后來當選的國王也宣布尊重這一公約。

　　過去人們往往把中世紀的異端審判僅僅歸罪于教會。其實一般情況下教會的權力只能把“異端”革除教門，真正對異端動用刑罰是要世俗權力來干的。中世紀以火刑殘害異端的地方通常是世俗王權十分狂熱，“異教徒”被宗教法庭革除教門后世俗法庭再判處火刑。而宗教迫害最嚴重、火刑最泛濫的西班牙，恰恰是世俗王權最強大、教會完全屈服于王權，以至于宗教法官由國王任命、而不是按慣例由羅馬教廷任命的結果。波蘭的國王既然承認信仰自由，也就不會有這樣的事了。1573年《華沙公約》使波蘭成為歐洲很少幾個既無異端審判、又沒有遭到宗教戰(zhàn)爭蹂躪的國家。而這個時期，宗教迫害的火刑柱在南歐到處豎立，西歐也爆發(fā)了一系列“神圣之戰(zhàn)”：胡格諾戰(zhàn)爭、胡斯戰(zhàn)爭、三十年戰(zhàn)爭、再洗禮派運動、清教革命……

　　400多年來，波蘭的各種少數派教會在天主教的絕對優(yōu)勢下一直保持著生存與布道的權利。波蘭對猶太教的相對寬容（當時歐洲排猶相當普遍，波蘭并非完全沒有），使她在納粹占領前長期成為歐洲最大的猶太人聚集地。筆者旅波期間，在赫爾姆參觀過東正教堂，在切欽進過新教教堂，它們都正�；顒�。據說波蘭還有喇嘛教的寺廟活動。今天在波蘭，宣傳無神論、抨擊教會的言論不會惹來任何麻煩，尤其是《論壇報》、《今天》等左派報刊經�？俏恼�，揭露教會神職人員的奢侈與腐化、反對教育宗教化傾向。我想正是由于有了這種自由，波蘭教會盡管影響很大，卻仍處在輿論監(jiān)督下，不可能像路德抨擊的中世紀教會那樣發(fā)生體制性腐化。而這又反過來維護了教會形象與人民的宗教熱情。

　　在自由環(huán)境下，人們不可能以標榜信教來謀取權力、獲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動機比較單純，也不會因政治氣候變化而看風使舵。這種信仰經得起時間考驗。同時在現代社會，信仰是個人的事，他人也不能以信仰為由任意干預你的私生活。筆者曾與一位從教堂做彌撒出來的華沙大學女生交談，她贊成墮胎自由，而天主教會是反對墮胎的。有趣的是，國民如此虔信天主教的波蘭，今天卻是歐洲墮胎率較高的國家之一。

　　看到過波蘭人歡迎約翰·保羅二世那種熱烈場面的中國人幾乎都會想起“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但波蘭人從不像紅衛(wèi)兵那樣狂熱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對宗教熱而不狂，信仰與理性兼容、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并重，是波蘭民族的傳統。波蘭人尊重教會，但反對政教合一；
沒有“信仰真空”，但不會扼殺世俗理性。在轉軌時期，波蘭人的宗教信仰為社會倫理規(guī)范和精神秩序提供了寶貴資源，而宗教寬容傳統又使宗教極端勢力與教權主義難成氣候，這些都很值得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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