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天賜良機，自9月以來世界各地大小官員辭職聲此起彼伏，使得筆者準備創(chuàng)立的一門應用政治學科——辭職政治學有了大好前途。由于這涉及“官”與“民”的連鎖嬗變，作為辭職政治學靈活邊際的拓展手段，“官民關系學”也順理成章地被納入了視野。

　　公民社會的必修課

　　辭職政治學是一門以民主政治文化為背景，對政府公職人員辭職行為的政治寓意進行系統研究的學科。它以尋找辭職者、政府、公眾三方良性互動的責任制度為己任，解答因何辭職、何時辭職、如何辭職等行為命題，并在尊重辭職者、維護其基本尊嚴的個體心理需求的情況下，提煉出辭職理由表述和公開道歉的行為模式，以及進一步擔責的道德模式。

　　在筆者看來，官員辭職模式大抵分三種：“防御性辭職”、“引咎辭職”和“被迫辭職”�！胺烙�性辭職”是辭職申請人在相信自己無辜的基礎上，為了維護組織的聲譽或出于團結的考慮等而作出的利他主義犧牲；
“引咎辭職”是在承認自己過錯的基礎上，作為一種擔責方式主動請辭職務的行為，它是“問責制”下的一項制度性安排，與“防御性辭職”相比辭職者沒有太多可辯解的余地。而“被迫辭職”則復雜得多，它可能是多黨制氛圍下密室政治的產物，也可能是非多黨制下派系傾軋的結果，不管怎樣，都是意圖逃避擔責但未遂。

　　“官民關系學”則是在平等主義理想旗幟下，對“官”與“民”進行價值回歸，在同一平臺上構筑兩者之間的良性關系。之所以將其與辭職政治學相提并論，是因為壞的官民關系扭曲了辭職政治，使陷入政治漩渦的“官”無法獲得制度性救援的機會，而好的官民關系能夠為辭職政治營造文明和寬松的文化氛圍，使辭職成為人的道德自救的積極手段，從而推動一個國家和民族總體道德財富（GDM）的增進。就此而言，辭職政治學及與之配套的官民關系學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大眾民主政治文化的內核，成為邁向公民社會的一門必修課。

　　辭職政治實例研究

　　以南非為例，這個經歷過白人種族主義冷酷統治的國家，由于其正處于文化轉型之中而相比西方成熟民主國家更能把辭職政治學演繹得讓人回味無窮，因而具有標桿作用。

　　兩年前，種族隔離政策的實施者前總統博塔安靜地死去，這個“人民的公敵”在死前一刻得到他曾經殘酷迫害過的納爾遜·曼德拉的寬恕。曼德拉說，如果不是博塔在任內最后時光勇敢地推動種族和解，南非還處在歧視社會當中。1989年8月14日，博塔宣布辭職，把總統之位讓給了繼任者德克勒克，為后者引領的南非首次多民族大選作了鋪墊。德克勒克后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1997年功成身退，辭去了國民黨主席職務并從此退出政壇。

　　歲去弦吐箭。在“圣人”納爾遜·曼德拉不顧眾人挽留，只當一屆總統就騰出總統之位，讓給了有“君子”之稱的解決經濟問題能手姆貝基之后，差不多8年飛逝而去。2008年9月21日，南非總統姆貝基正式宣布辭職。他是為了避免一場蓄勢待發(fā)的黨內惡斗而主動作出的讓步，符合辭職政治學中“防御性辭職”的原則。幾天前，他的黨內政治對手、非國大主席祖馬已經被最高法院洗去了腐敗罪名。最高法院判定，祖馬遭受的腐敗指控是一場政治陰謀，而非法律事實問題。隨后非國大開會要求姆貝基下臺，而姆貝基對這一決定表示歡迎，盡管他擁有大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且按照法律，總統沒有必要聽從黨代會的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姆貝基總統選擇在電視上公開解釋其辭職之意，這與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的電視辭職講話一樣，既表明了自己的光明磊落，反擊了對手的無端攻擊，又符合辭職政治學中所要求的形式要件，即表明權力取之于民，應在眾人面前交還。當年葉利欽辭職，把權力交給普京之時，也是選擇在電視上當面解釋。葉利欽當時對普京說：“俄羅斯就交給你了，你要保護好！”這是辭職讓賢的高尚舉動。如果是引咎辭職，就得公開道歉。

　　姆貝基辭職幾天后，其搭檔、副總統蘭博·努卡也提出辭職。本是同路人，要走一起走，要讓路就再大方點。作為辭職政治學的形式要件，努卡也公開發(fā)表了一份辭職聲明。

　　但作為辭職的程序要件，不能一走了之，在繼任者正式接掌權力之前，還要辦好看管和交接工作。南非代總統選得快，姆貝基辭職4天后，議會就把非國大副主席、溫和而中立的莫特蘭蒂推上了前臺。他將暫代總統至明年4月——之后的新總統可能是民粹作風的雅各布·祖馬。相對于南非總統交接的速戰(zhàn)速決，以色列總理的看守期限就長得多：奧爾默特于9月21日遞交辭呈，目前還在看守總理位置上，因為新內閣組建的時限長達42天。

　　日本最近換首相后，辭職風暴并沒有停息。9月28日，上任剛剛5天的日本國土交通大臣中山成彬，便因不當言論宣布辭職，成為日本戰(zhàn)后內閣大臣辭職速度“亞軍”。不過與之前赤誠德彥、遠藤武彥、太田誠一這三任農相在安倍-福田任內前仆后繼地引咎辭職不同，中山成彬并沒有改過自新的意思，他在要求解散教職員工會的發(fā)言引發(fā)抗議后，反而進一步升高分貝，抨擊日教組為“支持民主黨的最大母體”，最后幾乎是掛冠拂袖而去，全然沒有太田誠一9天前因“受污染大米”事件處置不當而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向公眾鞠躬致歉的表現。應該說，他的行為不符合辭職政治學當中的倫理要件，日后復出政壇恐將難上加難。

　　中國官場最近頻發(fā)人事地震，10月份就有浙江省政府秘書長馮順橋被開除黨籍，廣西自治區(qū)政府副主席孫瑜被“雙開”，文化部原黨組書記于幼軍被“留黨察看”等大新聞。不過，山西省長孟學農9月中旬二度辭官，卻令其辭職意義大打折扣。另一個同是因突發(fā)性公共安全事件丟官的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目前尚未見到其公開道歉的報道，令其“引咎”同樣略顯單薄。

　　與引咎辭職不同，就地免職或撤職的性質顯然嚴重得多，當事人連公開出場解釋澄清的機會都沒有。9月22日，繼三鹿公司所在地河北石家莊市的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fā)旺因毒奶粉案被免職后，河北省委常委兼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又被免職，開了“問責上書記”的先河。有評論稱，現在中央要把問責制從行政首長延伸到黨務部門，改變當了書記就不擔具體事故責任的狀況。這一趨勢，自然可以豐富本研究向黨政關系領域延伸的維度。

　　法律漏洞下的博弈

　　法律是介于官與民之間的調節(jié)器，但對付大人物，單純依賴法院判決卻往往不敷足用，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司法程序漏洞拒不下臺，這時候民眾示威對在位官員去留的影響就顯示出來了。而在民眾示威升級的情況下，執(zhí)政黨常用“棄卒保車”的方法化解民眾壓力。

　　今夏以來，泰國總理沙馬一直拒絕抗議者所提的辭職要求，最后卻因上電視“秀炒菜愛好”被憲法法院一紙判決攆下了臺。沙馬本以為自己還可以憑借議會多數連選連任總理，只可惜因為民怨太大，投票時本黨和盟黨都有人跳票，使得他只能下不能上，最終被執(zhí)政黨拋棄了。沙馬前腳下臺，后腳便因一起兩年前的誹謗案被判兩年監(jiān)禁，且不得再上訴。

　　不過之后的泰國政局并沒有安穩(wěn)下來，10月5日泰國警方逮捕了民盟核心領導人詹龍后，緊張局勢再度升級，并在7日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警民流血沖突，導致2人喪生。為此，負責與示威者談判的第一副總理差瓦立于當天下午宣布辭職。之后的形勢發(fā)展更有利于反對派，包括上訴法庭減輕控罪后，7名民盟領導人自首，并獲得保釋；
沙馬所在的人民力量黨因其中一名執(zhí)委榮育被最高法院認定為賄選，而被總檢察長要求憲法法院裁決是否該解散該黨，同時取消該黨37名執(zhí)委的政治權利長達5年；
由于軍方高級將領不斷向政府施壓，總理頌猜近日暗示他有可能辭職……這些都顯示了司法系統的“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和沙馬“被迫辭職”、差瓦立“引咎辭職”不同，面臨腐敗官司的奧爾默特采用的是“防御性辭職”。他曾經表示，一旦遭到腐敗起訴，他將立即辭去總理之職，言下之意，前總統卡察夫先辭職再被起訴的先例對他不適用。但現在，還未等到起訴，他就已經辭職了，為的是在執(zhí)政黨民意支持率低迷的情況下，給繼任者利夫尼留下足夠的時間以應對大選。

　　在成熟民主國家，執(zhí)政黨對付政府首腦有一套合法的壓力機制，政客對付叫板的民眾卻缺乏任意報復的手段。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幕僚利比，為報復在攻伊宣傳中作梗的前美國駐伊大使，違法泄露了其夫人的特工身份，結果被關。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針對媒體對他的不雅報道，一次次訴至法院。最新一樁訴訟是9月初告英國《經濟學家》對他進行“色情政治”誹謗，卻被米蘭一家法院判敗訴。總理在本國打官司判輸，這在威權國家不可想象。

　　近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內閣資政李光耀又打贏了一樁官司。被告的《遠東經濟評論》于兩年前發(fā)表了一篇對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徐順全的專訪，當中有批評李光耀父子的內容。后者隨即全面禁止該雜志在新加坡發(fā)行，并向本國法院提出控告。以往，這一招都用來對付反對黨人士，罰得對方無錢競選，現在居然擴展到外國出版的月刊，可謂是大動干戈。

　　新加坡高庭的判決，依據的當然是本國法律。這讓筆者聯想到重慶“彭水詩案”、遼寧鐵嶺市西豐縣的進京拘捕記者案，以及河南南陽的網警處罰下載黃片網民案。這些涉案的官員都聲稱他們依法辦事。果真“依法辦事”，怎么會辦成一樁樁惹眾怒的大案呢？這只能說明，要么法律本身有問題，要么就是官員在枉法辦案。歸根結底，還是沒有形成敬畏民意的風氣。

　　筆者還注意到，國內敢于訴諸“法律維權”的官員級別都不高，級別高的官員幾乎都沒有法律維權的實踐，后一方面的報道是一片空白。這恐怕是不正常的，因為這有漠視法治進程之嫌。當然，正如新加坡總理打官司的例子所揭示的，也并不是說走向法庭的就都是好官，但至少肯通過司法渠道解決要比通過行政手段打壓甚至動用黑社會更能體現官員的文明素質。幾年前，安徽省阜陽市政協副主席張西德上法院告《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作者陳桂棣和妻子春桃誹謗，要求他們賠償20萬元名譽損失，并要求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兩作家給他賠禮道歉。此案開庭后，整整三年沒有結果，后來由最高人民法院出來調解，原告撤訴。拋開張西德打維權官司的個人目的不談，原告當初走向法庭的行為本身仍是值得嘉許的。

　　官民關系教材新編

　　民主法治的擴展使官員亦有必要打起維權官司，而親民文化的進化則推平了官民之間的鴻溝，使得官與民的身份愈加混同，由此又誕生了一門新學問——官民關系學。

　　話說吉隆坡地鐵在上班高峰期是擠得水泄不通，總理不信，決意親自體驗。上車和換站時，巴達維硬是擠不上去，只好作罷，等下一班地鐵，才勉強擠了上去。上車后，人們才發(fā)現揮著老汗與“草民”一道擠公車的原是總理，連忙讓座，騰空間，均被總理謝絕。也不怪民眾，總理沒帶一眾官員“扎場子”，也沒喊電視新聞記者鬧陣，天曉得你就是總理喲。

　　被牛肉風波搞得灰頭土臉的韓國政府知道如何爭取民意諒解。7月15日，韓國政府公車單雙號限行政策正式實施。是日，韓國總理韓升洙從三清洞公館出發(fā)，用20分鐘步行1.5公里，走到了世宗路政府辦公地。據報道，總理沿途還對路過市民說：“辛苦了，天氣炎熱，請注意身體�！笨偫聿叫猩习啵�總統也不甘落后。9月22日正是世界無車日，李明博總統一清早就腳踏自行車，一路春風，直奔青瓦臺。首爾市長這一天也是坐公交車上班的。

　　據報道，南方某省會一位市級領導也在同一天響應“無車日”活動，乘公交車上班。只是不知怎么搞的，刊登出來的照片上顯示，公交車上的領導同志周圍很空曠，大小長短鏡頭直對著也是一臉春風的這位領導，證明公交車上記者不少，以至有擠占市民的公共空間之嫌。

　　云南省紀委書記李漢柏說：“有的領導，人還沒下基層就讓下面報接待方案，你算什么東西？你這能和群眾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幾個不是農民？大家要記住，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痹颇鲜∥�副書記李紀恒說：“我下鄉(xiāng)，你們警車前面開道，警笛越拉越響，我的心都快要跳出來了。我覺得一下子就被推到群眾基礎的對立面了！”

　　清人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說：“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辈徽摴倜衿沸腥绾�，只要制度能夠約束其施虐、濫權、卸責、泄憤，這樣的社會就是穩(wěn)定和諧的，這樣的政黨就能夠平穩(wěn)實現內部權力交接，這樣的國家也才能長久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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