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時期，人們奇怪地蜷縮在哲學史中，我們剛剛知道黑格爾、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就象年輕的獵狗一樣奔向一種比中世紀還要糟糕的經院哲學。幸運的是有了薩特，他是我們的外在，他真是后院里吹出的一股清風。。。。。。

　　—— 吉爾·德勒茲

　　 （一）

　　我第一次知道薩特大約三十年前。那時我還年輕，在外語學校教法文。當時法語組聘請了一位法國外教，是隨赴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的先生來京的。由于許多說不清楚的原因，我和這位外教很快就成為了好朋友。她是學哲學出身，喜歡和我講一些法國思想界的事情和看法，而且常常把她喜歡的書報帶給我看。因此，我這個曾經在法國“讀過書”的“法文教師”才知道了“薩特”，“加繆”，“阿隆”，知道了，《厭惡》，《局外人》。。。。。。后來，又由于許多偶然的原因，我離開工作8年的外語學校，來到自幼向往而又總不得入的北京大學。不過不是到我向往的中文系，而是到了外國哲學研究所。開始了我的法國哲學的旅行。而這次旅行的起點就是薩特。

　　多年以后，我常常會想起這個起點。“選擇”薩特為開始，是偶然？還是必然？我想可能兩者都是。說偶然，是因為我剛好是學法語出身，哲學所德國哲學專家，海德格爾弟子熊偉老先生希望有一個搞法國存在主義的年輕人，而說來慚愧，我可能當時也就知道薩特等有數的幾個法國當代哲學家的名字；
說必然，是因為我和我這一代以及比我年輕或年長的前后讀書人，特殊的歷史經歷使我們在動蕩結束后產生了共同的渴望：那就是要學習“新的東西”，要“改變”。1970年代末，西方的許多文學和哲學、社會科學陸續(xù)譯介到中國，正符合了這種渴望。記得我最先讀的是薩特的《厭惡》，還是中文版，即1960年代內部發(fā)行的鄭永慧先生翻譯的版本（我沒有象有些同行那樣，在60年代就讀過這個譯本。比如我的同事、現象學和中西哲學比較專家張祥龍先生在文革期間就讀過《厭惡》，發(fā)出了“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的感嘆）。這是我第一次讀這樣的文學作品，我受到的震動可想而知。實際上，這部完成于薩特哲學思想形成階段的奇特的“小說”，幾乎囊括了薩特最重要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的所有論題，薩特一生都苦苦探索人的奧秘，探索人和外部世界的真實關系，他把純粹的“我思”引向具體，揭示了一個無可救藥的荒謬世界，揭示了不可消除的偶然性和內在與外在遭遇必然產生的“厭惡”（或譯惡心）感受。主人公洛根丁的精神經歷，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深深觸動了一代彷徨、悲觀的法國人。薩特通過洛根丁這個并非英雄的普通人的遭遇，告訴人們面對不可改變的“自在的世界”，厭惡感是一種覺悟的意識，雖然外部讓我們絕望，我們卻可以在超越的行動中找到希望。這樣一種描述，正如法國著名哲學家、作家、后來和薩特分道揚鑣的加繆所說可以視作“一種非凡的強烈精神的第一聲召喚。。。。。。”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法國人是這樣，對二十多年后走出紅色信仰神話的中國人亦是這樣。我還讀過薩特的一些劇作，其實，薩特的劇作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是最出色也是最有影響的。我最受感動的是《蒼蠅》，不僅僅因為它的情節(jié)，而且因為劇中人物那充滿自由激情和超越沖動的語言，那把人的存在和責任推向極端的邏輯。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和我有同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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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這種強烈的感受，甚至帶著從中找到解決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問題和困惑的希望，開始接觸、探討薩特及其存在主義思想。我是一個“遲到”的“學生”，一切都晚了一拍，而這一拍的綿延是整整10年！我當時真是一個沒有任何哲學訓練背景的“老學生”，只能從翻譯開始。1980年代初，我到武漢開會，遇到了法語界前輩、法國詩歌研究專家葉汝璉先生，他非常熱情地介紹我與從事法國哲學研究多年的老先生陳修齋認識，陳先生把公子陳宣良的《存在與虛無》中譯稿交給我，希望我整理、校訂，然后聯系出版社出版。譯稿主要是陳宣良完成，羅國祥和何建南兩位先生也參與部分翻譯。我同意參加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對薩特感興趣的人提供了解薩特思想的真實依據，看薩特如何說的，而不是別人如何說薩特的�；乇本┖�，我和宣良聯系上，開始譯稿的審校和謄抄。宣良是哲學出身，法語是自學的。所以有趣的是，擅長思辯領悟的他在翻譯那些理論性、邏輯性很強的段落時得心應手，錯誤較少，而且一些“妙想”會時而突現。但對于那些有關具體事例、日常敘事的段落的處理，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我們的工作始終配合默契，每隔一段時間，我就騎車到人大，把看過的稿子帶給宣良，交換意見，由他再修改謄抄。這是一段難忘的合作，如果加上宣良他們翻譯的兩年，整個過程共計6年之久。198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收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叢書。10年之后又出了修訂版，此時我們很多人隨著世事滄桑的變化，對薩特的思想有了更加冷靜和平和的理解。如今，宣良遠赴他鄉(xiāng)已十載有六，有時在巴黎會見到他。言談之中，我能感到他對“《存在與虛無》的中國時間”的懷念，對在法國而不能繼續(xù)他所熱愛的法國哲學翻譯研究的遺憾。。。。。。

　　還有一件事應該在這里提一下：我在看改譯稿時，參考過徐懋庸（1910-1977）發(fā)表在《存在主義哲學》（1963年商務印書館內部發(fā)行）的《存在與虛無》的導言和結論部分的譯稿。他的譯文清楚、流暢，有的地方很傳神，比如他把“hanter”（糾纏）譯作“出沒”，我們就非常欣賞。徐懋庸在1940年代曾經與我父親共事，是熟稔但也有過爭論的朋友。在看改譯稿期間，我曾經拜訪過徐夫人王韋阿姨，她熱情地把她保留的唯一一本徐譯《辨證理性批判》（第一卷第一部分）送給我，記得她一再說：“要是你徐叔叔還在該多好，你們可以一起翻譯薩特”。徐叔叔當年和陸達成曾經約定要繼續(xù)未完成的薩特翻譯，并且已經著手進行。但譯事始終和才華橫溢的徐叔叔的人生經歷一樣曲折、艱難，最終無果。后來，我多年沒有再見到過王韋阿姨。再見就到了2000年，我母親彌留之時，王韋阿姨艱難地拖著病腿來到病床前，用顫抖的聲音呼叫母親的名字，并且俯身在母親耳邊不停地重復一句話：“徐懋庸的全集出來了！”幾天后，她又拖著病腿蹣跚著參加母親的追悼會，她緊緊抓住我們子女的手，淚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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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特是一位哲學家，不過，他的最大成功，不是他的哲學理論，不是他要把胡塞爾現象學和海德格爾存在論結合起來的體系構建，哲學家的薩特的“貢獻”在他的哲學之外。他把哲學置于哲學本身之外，置于大街、咖啡館、而不是大學之中；
置于人民的歷史、而不是永恒的教誨之中；
置于社會政治、而不是個體意識的秘密之中；
置于小說和戲劇、而不是枯燥的專家的論著之中；
置于介入的報刊、而不是清談的沙龍之中�！兜芽�爾街》（國際哲學學院主辦的雜志）雜志的薩特專輯《薩特反薩特》(2005年1月)的前言中特別指出：“。。。。。。薩特為每個人開啟了哲學的權利，在1950年到1970年間的許多年輕人——在世界各地并且在不同的領域——都獲取了這種權利”。也就是說，薩特要把哲學“移情”于民眾，使之趨向“具體”。所以，就是薩特在1943年 —— 戰(zhàn)爭發(fā)生根本轉折時期 ——發(fā)表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也往往被人視作與現實緊密聯系的“反附敵宣言”，“自由本體論”。難怪《存在與虛無》一問世就受到法國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德桑第（1914- ）和梅洛 龐蒂等眾多知識分子的熱切關注。薩特在書中主張的是一種“不”的哲學，否定的哲學，這種哲學號召人在自由選擇的行動中不斷創(chuàng)造自己的存在，承擔自由的重負，否定只此一次的存在，擺脫既定的一切。在人性滅絕的殺戮之后，在奧斯維辛的噩夢之后，在不堪回首的浩劫之后，這樣的呼喚不但得到許多同代知識分子的回應，而且還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階層的人群中，產生了廣泛共鳴。雖然很可能他們沒有真正讀過薩特艱深的哲學論著。也許正因如此，薩特當時的聲名要超過那些在哲學、文學等某一單方面都遠遠高于他的同代人（比如加繆，比如阿隆、梅洛 龐蒂。。。。。。）最早把海德格爾譯介到法國來的法國哲學家科耶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次接觸海德格爾時驚嘆道：“。。。。。。早期的海德格爾敢于在戰(zhàn)后把哲學從天上帶回到地上，向我們講述我們自己。。。。。。他是第一個有勇氣從哲學角度向我們談論諸如‘存在’和‘死亡’，‘存在’與‘虛無’那樣簡單事物的人。他第一次以一種清新緩和、無以倫比的勇氣，以真正的解放和解構的純化提出了哲學道路上永久的雙重問題：我的問題和存在的問題：我是誰？何謂存在？這是何等的解放！何等的革命��！”借用這段話說薩特，應該也是非常恰當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維也納學派成員，石里克的學生，著名中國分析哲學家洪謙教授生前會對不同人表示，他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有四位：前三位都是科學、分析哲學家：羅素，維特根斯坦，愛因斯坦；
最后一位是薩特。我就不止一次聽他說過此意，并且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他是尊敬薩特的人格和精神的，就如他不喜歡康德，但他卻極度崇仰康德的倫理學，特別是“把人當作目的”的那條道德律。洪謙先生注重邏輯和實證，但他內心的最深處卻蘊涵著深深的人文關懷。他的“執(zhí)著”，他的“傲骨”，連同他對我譯介薩特的可貴支持和鼓勵，時時會讓我在他仙逝多年之后，仍然感到心靈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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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薩特，總會引出知識分子的話題。人們說“知識分子”有幾種類型：普遍知識分子，專業(yè)知識分子，批判知識分子，局外知識分子之云。。。。。。批判知識分子代表布爾迪厄說，薩特代表的是“整體知識分子”，即“普遍和革命的知識分子”。薩特本人堅持認為知識分子應具有雙重使命：不懈地批評在位的權力，但同時為建立一個新世界而行動。這種普遍知識分子，就是薩特所主張的“介入”的知識分子。他認為，偉大作家的本質就是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薩特積極介入參加各種斗爭活動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反對斯大林主義，為無論什么地方的被壓迫者辯護。他由衷相信外部的一切，人的一切，都與他息息相關。他可能是法國二十世紀知識分子中參加游行、集會、簽名最多的一個。他忠實于他的自由理論，堅持自己的“否定”原則，這種把人的主體性，人的自由意志推向極致的思想，肯定不會讓所有人滿意：無論在法國，還是在中國。隨著存在主義風頭的銳減，人的科學地位的迅速上升，隨著世界的風云的急劇變化，薩特代表的“偉大的作家”，“純粹的普遍的知識分子”，如�？滤�說“已不復存在”，“知識分子的浪漫使命”不再享有優(yōu)越的地位。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復“舉足輕重”，而是日漸微弱；
知識分子已經不可能把握整體世界，不可能再被視作民眾的唯一啟蒙者，絕對的思想導師。這些都使得薩特成為了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不單單是“過氣”，而且有“指責”。當然，作為忠實實踐自己的“絕對自由”和“根本否定”哲學的思想家，薩特肯定會在復雜的現實和殘酷的政治中遭遇難以解決的困難，會說出或做下與他的早期意愿和作品精神相違的錯話或錯事。德拉康帕涅就指出：1961年，薩特忘記他的“融合集團”同樣也可能叫做“屠殺組織”，盲目支持弗朗茲 法農的“反殖民主義”暴力行為，導致薩特宣揚一種血腥、殘暴的語言；
10年后的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發(fā)生巴勒斯坦極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薩特同樣對之采取支持支持的立場，這是薩特在政治上犯下的兩個最嚴重的錯誤。這也是以薩特為代表的“普遍革命知識分子”的自由革命立場極端發(fā)展造成的后果。在今天這個“恐怖主義不僅僅變成民主、也變成人性的敵對原則的時代”，我們應對這種后果進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對這種恐怖主義說“不”。

　　但是，事情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的多。我想對于薩特的看法，對于他的思想的評價，甚至對他本人經歷的感受，都是很復雜、很困難、很難說清的事情。在這個對真理的興趣大大小于對意義的興趣的時代，紀念薩特誕生百年和逝世25周年，我們不是為了要紀念一種揭示真理的思想，一個絕對正確的人物，而是要回顧這種思想，這個人物在我們的歷史中所制造的“事件”、留給我們的思考、啟迪和教誨，還有那與之聯系的那么多的難忘的記憶。我還是要說，無論如何，薩特是值得紀念的人物，想到他，我們會心存感激：一如二戰(zhàn)前后受創(chuàng)傷、迷惘的人們感激他的召喚，一如法國猶太人感激他的《論猶太人問題》，一如訪問過中國的法國知名哲學家利科、馬里翁、以及去年去世的德里達等感激他在精神上的重要影響。

　　的確，他被視作最后一位有勇氣想用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改變人的觀念、改變人與世界的面貌的哲學家，當然他的追求并沒有成功。但無論在什么時候，知識分子似乎都難以逃脫“責任”和“社會關懷”的“誘惑”，難以拒絕這種“勇氣”。這大概就是為什么我還會常常想起薩特，想起他的《存在與虛無》的原因吧。

　　后記：在寫這篇小文的日子里，得到同事和朋友王煒病重的消息。今天在結束文章時，有電話通告他在上午走了，享年57歲。我清楚地記得，他是《存在與虛無》一書的責編。我們多次騎車借他在北太平莊住處附近的街頭冷飲座討論譯稿。其時其景，仿佛昨天。他的遠行又為有關薩特的回憶加上了一段文字。匆匆補充幾行，以示哀思。

　　2005年4月11日 北京昆玉河畔

　　原載中國現象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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