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學界,提起行為主義,每個人似乎都想說點什么,也都能說出點什么。但從來沒有人正面回答過行為主義政治學到底是什么,它為何迅速崛起,又為何迅速衰落。而且,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衰落似乎沒有抹殺它對現代政治學發(fā)展的巨大貢獻,而它的巨大貢獻終究不能遮蓋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論自身不可克服的限度,也不能改變其必然走向終結的歷史命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方法論,正是解讀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關鍵;而系統(tǒng)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及其方法論,正是本文主題之所在。

　　一、行為主義政治學是什么

　　在現當代西方政治學中,行為主義是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詞匯,尤其是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行為主義隨處可見,隨時能夠感受到。但對這樣一個大家司空見慣的用語,并沒有正式的定義,甚至也沒有大家普遍認同的內涵。無論是倡導行為主義的政治學者,還是反對行為主義的學者,都沒有人對其做過正式定義,有的只是一些類似“行為途徑”、“行為方法”、“政治行為”、“行為科學”、“行為主義”之類的表述,而且,也基本上沒有人對這些表述做進一步的解釋。正因如此,達爾認為“, 政治科學中‘行為主義’一詞及其同義字‘行為方法’之最大特點,也許就是這名詞本身含義的含糊不清。實際上,‘行為主義’很像一個怪物,一個人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它不是什么東西,但很難確定地說它是什么東西�？傊�,我認為‘, 行為主義’不是崇尚推理的哲學家、史學家、法學家或道德家所采取的方法”。

　　持有同樣感受的還有行為主義政治學另一著名代表尤勞(Heinz Eulau) 。他認為,“行為主義”不是一種研究范圍,如果是研究范圍應有內容與界限;“行為主義”也不是研究方法,如果是方法應有其規(guī)則;“行為主義”也不是研究途徑,如果是途徑則應有方向。“行為主義”非范圍、非方法、非途徑,亦非三者之合一。所以,他主張研究“政治行為”的人為了避免下定義所引起的困難,最好將定義問題置之不問。在研究“政治行為”的時候,只要下一個適合此一研究目的的“行為主義”之定義即可。

　　而杜魯門(David B. Truman) 則傾向于使用意義相近似的“行為科學”一詞,他認為,“行為科學”是指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人類行為,在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可用科學方法予以證明的人類行為原則的各學科,這些學科包括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以及公共衛(wèi)生學等,其中,尤以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為最重要。

　　可見,行為主義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它基本上是一個比較籠統(tǒng)和抽象的范疇。在具體運用過程中,它總是與“行為科學”、“行為途徑”、“行為方法”等概念混雜在一起。

　　在這里,我們需要區(qū)分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和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在英文中所用的詞是不一樣的,前者是behavioralism ,后者是behaviorism。但是,從起源上來看,政治學中的“行為”及“行為主義”一詞首先來自心理學,即行為主義心理學,其后才有行為主義政治學。根據現有的材料看,最早將心理學中的“行為”一詞與政治結合起來的是一位名叫肯特( FrankKent) 的美國記者,他于1928 年在一本書中倡導新聞報道應注重實際而放棄臆想,書名就叫《政治行為,美國政治實踐中迄今尚未成文的法律、習慣和原則》(Political Behavior , the Heretofore Unwritten Laws ,Customs and Principles of Politics as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這里“, 政治行為”一開始就有了以實證抗思辨的意味。此后,瑞典的政治學者廷思頓(Herbert Tingsten) 出版了第一部以“政治行為”命名并研究政治現象的專著,即《政治行為:選舉統(tǒng)計研究》( Political Behavior :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1937) ,而且有趣的是,政治行為研究從一開始就選擇了最適合也最需要定量分析和實證研究的選舉行為,事實上,后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絕大部分著作都以選舉行為作為研究對象。從此,行為主義就成為了政治學研究中一種新的研究范圍、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徑,以這一方法相號召,終于形成了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派別,即行為主義政治學派。

　　當然,我們并不認為行為主義就完全沒有其確定的含義。事實上,在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對傳統(tǒng)政治學派的批判中,在行為主義政治學派一些著名代表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行為主義的一些基本特點,或者說它的一些基本內涵。那就是,在政治學研究領域,行為主義可以在下列兩種意義上使用。第一,行為主義是指20 世紀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在美國崛起并逐漸占居主流的一個政治學流派,稱之為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或行為主義學派,它以拉斯韋爾、阿爾蒙德、達爾、尤勞等著名政治學家為代表,后來基于各種主客觀原因,又于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迅速衰落。第二,行為主義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所稟持的一種政治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稱之為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或者行為主義方法、行為方法、行為途徑,它強調運用實證方法研究個體或團體的政治行為,主張政治學研究的“價值中立”,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主流研究方法,后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終結,逐漸被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繼承和改造,并得以揚棄。

　　具體地說,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圍,那就是著重研究個人和團體的政治行為,其中在其發(fā)展早期, 以研究團體政治行為為主, 如早期著名的團體主義者有本特利(Arthur FisherBentley) 、杜魯門等;行為主義也有其特定的方法論原則,那就是強調運用自然科學的方式和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如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主義和伊斯頓的政治系統(tǒng)論就是政治學與生物學、系統(tǒng)科學相結的產物;行為主義還有其特定的研究途徑,那就是重視定量分析以及對政治現象的實證研究,并強調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中立”,認為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中立”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具體方法就是對政治現象進行實證研究,力求使政治學變成一門純經驗的科學。

　　二、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研究:國外和國內

　　在政治學發(fā)展史上,行為主義政治學可以說是曇花一現,其變故速度之快,讓人幾乎來不及對其細細思量。在行為主義政治學興盛的整個五六十年代,對它的褒揚之詞幾乎掩蓋了它與生俱來的局限。但即使如此,從一開始,傳統(tǒng)政治學派及其他學派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內在矛盾就提出了批評,一些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內部的有識之士也一直在對其方法論進行反省。在60 年代末及70 年代,走向終結的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此間美國出版的一些政治學著作中,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的限度更多地受到了關注。進入80 年代以后,政治科學開始失去原來由行為主義政治學所創(chuàng)造的那種一致性目的,尤其是在方法論概念上,政治科學是分散的,缺少一個研究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主義政治學所倡導的方法論原則以及各種具體的手段與途徑,又重新開始被人們記起,并向縱深發(fā)展;以政策科學的迅速擴展為契機,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一些著名代表,如伊斯頓、達爾、阿爾蒙德,又開始活躍在政治科學的舞臺上,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評價又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角度。

　　可以說,自從政治學形成為獨立的學科以來,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是美國歷史上影響最深廣的一個流派,其方法的影響逐漸超出美國國界,對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學產生影響。在歐洲,尤其是在英國,所有涉及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不得不費很重的筆墨在行為主義政治學上面,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介紹和評價成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內容。而在亞洲,受行為主義政治學影響最深的是日本和印度兩國,在60 年代后期,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在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學界流行。在日本,有大量的對行為主義政治學介紹和評價的成果面世,如東京大學曾出版一整套現代政治學叢書,主要內容就是利用調查研究和統(tǒng)計分析的方法,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進行研究,而這正是受到行為主義政治學影響的結果。

　　而相對來說,在行為主義政治學盛行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當行為主義政治學于80 年代初進入中國時,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頓狀態(tài),更沒有自己獨立的方法論原則。所以,以“科學”和政治“價值中立”相號召的行為主義政治學一傳入我國,就給中國的政治學者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感覺,并引起了敏感的政治學者們的關注。一段時間內,很多學者致力于介紹和評價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理論和方法,有些學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這樣一個全新的政治學派和這樣一種全新的政治學方法論進行研究�？梢哉f,在整個80 年代,中國的政治學界掀起了一股行為主義熱,從已經掌握的材料來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幾本有影響的代表作都是在這個時期被翻譯和介紹到中國來的。

　　 概括地說,國內對行為主義政治學有所研究的主要有俞可平、王滬寧、徐大同和岳麟章等學者。俞可平在《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論》一書中集中對當代西方政治學的方法論進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行為主義政治學,但他沒有專門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王滬寧在《當代西方政治學分析》和《比較政治分析》兩書中對行為主義政治學有些研究,但這兩本書的重點都不是關于方法論的研究,因而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研究沒有切中要害。而徐大同的《20 世紀西方政治思潮》和岳麟章的《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在介紹當代西方政治學思潮的時候,比較全面地介紹了行為主義政治學這一學派,但并沒有專門對其方法論進行研究。另外,臺灣有一些學者也對行為主義政治學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只是一般性地介紹了整個西方現當代政治學的一些研究方法,或者只是介紹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個別代表,沒有對行為主義政治學進行專門研究。其中,彭錦鵬也曾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到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限度問題,他將其概括為“研究對象的限度、行為解釋的限度、價值判斷的限度、預測的限度、政策研究的限度等”,但他沒有深入下去。

　　以上所述充分說明,我國學者,無論內地或是臺灣,他們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研究,存在明顯不足:一是沒有對行為主義政治學進行專門的研究,一般都是在涉及現當代西方政治理論或思潮的時候順便論及行為主義政治學;二是對行為主義政治學沒有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介紹;三是對行為主義政治學介紹居多,評價較少;四是在有關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評介著作中,所引資料范圍較窄,資料來源大同小異;五是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評價也基本上囿于行為主義政治學這一學派本身,沒有對其方法論進行集中研究。這就使得后來者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了解始終處于一知半解的狀態(tài),而國內相關資料的不足,也正是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難度所在。

　　三、為何重新解讀行為主義政治學

　　從時間概念上講,行為主義政治學是一個老話題,它興盛于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于80 年代傳入我國。因此,在西方,行為主義政治學熱在五六十年代;而在中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熱在80 年代。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政治學界,現在它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被遺忘的話題。但是,由于行為主義政治學從新的角度切中了政治學研究的一個要害,即如何正確處理科學方法與政治價值的關系問題,從而使得任何一位面臨方法論選擇的政治學者,都永遠擺脫不了行為主義政治學及其提出的一些方法論理想,如政治“價值中立”,實證方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一個學派退出主流以后,其倡導的方法論原則仍然像幽靈一樣,糾纏著政治學領域的后來者。

　　而且,從現實來看,目前中國的政治學研究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方法論體系。我們的政治學是在80 年代后,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重新恢復才得以恢復、發(fā)展的,而行為主義政治學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的。此前,整個社會科學內部的學科劃分不是十分明顯,而且政治學被狹隘地理解為階級斗爭的學說,政治就是所謂的階級斗爭。任何政治現象,都被打上了階級斗爭的標簽,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在當時的政治學研究中,是惟一的方法,而且,這一方法的運用完全被形而上學化了。

　　正是在這樣一種渴求思想解放、反對教條主義束縛的情況下,我們打開國門,面對西方發(fā)達國家已經非常發(fā)達的社會科學研究。就政治學而言,最先進入中國學者視野的是當時已經走向終結的行為主義政治學。一些急于從形而上學化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中解放出來的學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將行為主義政治學當做了他們尋找的替代教條主義的法寶。他們認為,過分地強調利益、價值、階級斗爭,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成了一門難以具體操作和把握的玄學。而行為主義政治學強調實證和實用的研究方法,主張不帶偏見的“價值中立”,以科學的方法和態(tài)度來描述客觀的社會現象,這種科學的方法和理想正是我們所缺少的。就這樣,行為主義政治學對我國政治學界的影響從一開始的宣傳、介紹,發(fā)展到后來的評價,到今天,它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很多學者進行政治學研究時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的一部分。自80 年代末以來,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影響,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參與以及基層民主政治的研究也開始成為我國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在這些研究中,各種問卷調查、個別訪談、抽樣調查、個案分析、數學模型等方式和方法,也得到廣泛的運用,甚至成為某些學者的主要研究方法。

　　盡管中國的行為主義熱很快就過去了,但行為主義政治學揭示出來的科學方法與政治價值之間的矛盾和兩難選擇,一直在困擾著每一個從事政治學研究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缺乏充分研究的前提下,不同的中國學者對其評價大相徑庭,仿效者有之,抵制者有之,盲目批判者也有之。對于有些中國學者來說,行為主義政治學已經是一個過去的話題;對于有些學者來說,行為主義政治學已經內化為其政治學研究的一種必然的方法;而更多的人,則試圖在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行為主義政治學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結果陷入了新的困惑。

　　可事實上,行為主義政治學是什么;它為何迅速崛起,又為何迅速衰落;它是否有積極的一面,它在何種意義上是積極的;它是否有局限性,它在何種意義又是有局限的,關于這些問題,絕大多數學者不甚知之。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一個流派,已經退出主流;但是作為一種方法,還對當代的政治學研究產生著重要作用。因此,在政治學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系統(tǒng)解讀行為主義政治學,總結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經驗和教訓,就成為中國政治學界的一個重要理論課題。

　　四、如何解讀行為主義政治學

　　可以說,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發(fā)展就是其方法論原則形成和演變的一個縮影。因此,要系統(tǒng)解讀行為主義政治學,我們首先必須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是在何種背景下產生的,它從什么地方開始著手對傳統(tǒng)政治學方法論進行改造,它與美國當時的時代背景有何關系,它在何種程度上體現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傳統(tǒng)、科學主義思潮及大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的影響。其次,我們必須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到底主張什么,它提出了什么樣的方法論方面的理想,與傳統(tǒng)政治學方法論比較,它有何特點,在具體的應用過程中,它又是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以達到自己的方法論目標的。也就是說,必須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是如何操作的。此外,我們還必須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在什么意義上是積極的,它對政治學的發(fā)展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促進的作用,它迅速崛起并不斷壯大的內在原因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們還必須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在什么意義上又是消極的,它對政治學研究的消極影響表現在什么地方,它的局限是什么,這種局限是如何造成的,而且這種局限如何使得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最后走向終結,成為政治思想史上的匆匆過客。

　　在這里,我們強調要研究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限度,這種限度可以從三個層面上理解。一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其走向終結的致命原因;二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所處的特定時代、特定環(huán)境對它產生的制約,這是它無法逾越的階段;三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所揭示出來的政治學研究中的困惑,這是政治學研究方法論中永遠不可解決的悖論。可以說,只有從剖析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限度出發(fā),我們才可以找到一個系統(tǒng)解讀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角度,才能達到對行為主義政治學充分和有效的理解,才能真正解開20 世紀政治學發(fā)展史上這一重要現象的內在奧秘,才能真正理解學科建設與方法論創(chuàng)新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才能在多元的方法論選擇面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在以往的研究中,對行為主義政治學要么一味推崇,要么一概拒斥,而本文所要強調的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曾帶來過政治學研究的繁榮,對現代政治學研究做出過巨大貢獻,行為主義政治學提出的政治“價值中立”和實證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揭示了政治學研究中科學方法與政治價值之間的矛盾關系,并力圖解決這一矛盾,從而使政治學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了顯學,使政治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但是,這種繁榮是短暫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在迅速繁榮之后又迅速衰落,其方法論上的限度是顯而易見的,將“價值中立”推向絕對,將實證方法推向極端,正是行為主義政治學走向終結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的立論在于剖析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限度,但并不限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限度,而是為了總結出一種評價方法論的基本方法。為此,我們首先需要描述行為主義政治學,描述它的方法論理想,描述它為了實現其方法論的理想所做出的現實努力;其次,我們才能評價它。以此為基礎,我們再來歸納它成敗的癥結所在,其限度所在,以及它的成敗向我們這些后來人所提供的經驗和教訓。那就是,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限度既與政治學研究的特殊性有關,也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某些共性有關,從而將對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論的研究拓展到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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