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注釋]因原文較長，譯者作了適當刪節(jié)。

　　[作者簡介]李中清，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王豐，美國加州大學。

　　[譯者]紀南

　　[內容提要]本文對三百年來中國人口的發(fā)展機制和變動特征作了全面分析，并與西歐同時期人口發(fā)展模式作了比較，指出馬爾薩斯理論中對中國人口行為的認識有與實際不相符合之處。

　　在過去的300年間，世界人口增加了近10倍。在1700年，世界人口不足7億。而在21世紀前夕，世界人口已接近60億。近來，盡管人口增長率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qū)開始下降，但是預計人口在2100年后期達到穩(wěn)定之前有可能再翻一番，達到110億(注：這些數(shù)字引自聯(lián)合國人口司，經濟、社會信息和政策分析部的數(shù)據(jù)。)。

　　1.馬爾薩斯模式

　　 正是始自18世紀的人口增長加速，人口就成為社會理論的焦點。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和羅伯特•馬爾薩斯都專注于人口和社會福利的關系。他們的著述極大地影響了以后關于人口變動過程和后果的認識。盡管現(xiàn)代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20世紀后期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會對物質進步和社會福利產生抑制作用的擔心仍然存在。

　　同樣，馬爾薩斯主義者一向假定對人口增長的抑制需要西方社會所特有的文化構造和社會形態(tài)。馬爾薩斯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一書中，對兩種抑制加以區(qū)分。其中之一為通過限制結婚來控制人口增長，存在于近代歐洲，馬爾薩斯稱之為預防性抑制；
另一種為人口無節(jié)制的增長直到日益增長的貧困導致死亡率上升，存在于非近代世界和歐洲以外的地區(qū)，馬爾薩斯稱之為積極抑制。對馬爾薩斯來說，推遲結婚是對人口增長的更可取的抑制。與通過罪惡和殘忍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積極抑制相反，預防性抑制則以道德限制來實現(xiàn)。道德抑制表現(xiàn)為個人決定直至有能力承擔養(yǎng)家餬口之責時才結婚�；橐鐾七t不僅鼓勵了個人儲蓄和限制貧困，而且通過制約人口增長，使勞動力的價格保持在高水平，繁榮局面得以維持。

　　換句話說，馬爾薩斯是第一批將近代西方社會的繁榮與非西方社會和非近代西方社會進行比較，并且將彼此間的差距與特殊的人口行為模式相聯(lián)系的社會理論學家中的一個。他關于近代的富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人口增長率的一個產物的結論，不僅對西方社會理論學家，而且對中國當代決策者有巨大的影響。對于馬爾薩斯而言，我們現(xiàn)今所說的家庭計劃要求以一種獨特的西方式的能力來有意識地計算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并且審慎地決定推遲或放棄結婚。換句話說，繁榮是西方個人主義和西方理性的產物。

　　確實，現(xiàn)在我們相信有意識的個人決策所導致的小家庭的增加與識字水平的提高、西方個人主義的出現(xiàn)和擴散以及市場經濟不斷增長的滲透等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如學者John Hajnal(1965，1982)和AlanMacfarlane(1978，1986，1987)認為，歐洲人口轉變的起源，歐洲的個人主義根源，甚至歐洲19世紀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諸方面都緊緊地纏繞在一起，并植根在歐洲家庭與人口文化之中，正是這種文化導致了革命性的社會經濟變化。通過更明確、更系統(tǒng)地將人口體系與社會、經濟和文化體系聯(lián)系在一起，上述學者和其他當代社會理論家提高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水平，并且增強了該學說的理論意義(Goody ，1996)。

　　在這樣的觀念下，非西方的父權制的社會形態(tài)和經濟過程均被歸納到一個二元復合體中的一個統(tǒng)一的、本質上反現(xiàn)代的“另類”之中。特別是中國，被視為頗具典型性的例子，這部分是因其人口規(guī)模，部分由于其有較好的可資證明的歷史。馬爾薩斯特別表明中國是受積極抑制支配而實際不受預防抑制影響的主要社會類型。與其相似，Hajnal(1982)和RogerSchofield (1989)認為，如果西歐家庭體系屬于社會體系的一端的話，那么中國與印度則位居另一端。

　　這種合并和總括性歸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僅缺少兩個世紀之前，而且甚至缺乏今天的中國社會和人口的經驗知識。直到20年前，尚無學者致力于研究中國人口問題者，幾乎沒有可資利用的人口數(shù)據(jù)。就歷史和當代人口而言，中國是最大的而又最不為人所知的國家。結果，當對歐洲人口史的研究證實了馬爾薩斯對歐洲，特別是對英國人口行為的觀察之時，缺乏對中國人口的研究使馬爾薩斯創(chuàng)立的二元對立論得以長期存在下去。由此，18世紀的膚淺評述成了受人推崇的時代真理，馬爾薩斯主義的假說也成了被人接受的理論。

　　然而，所有這些正在被改變。新的數(shù)據(jù)和新的方法重構了中國1950年以來和18、19和20世紀初的人口歷史。雖然這樣的研究只是剛剛開始揭示出中國人口的地區(qū)差異，然而與歐洲人口行為和由此產生的馬爾薩斯概念的廣泛差異已經顯示出來。

　　2.中國的現(xiàn)實

　　對馬爾薩斯和許多當代歷史學家來講(Elvin ，1973；
Huang ，1990)，中國既是人類社會最富有中的一個，也是最貧窮中的一個。盡管具有自然地理和本土工業(yè)的優(yōu)勢，以及能將農業(yè)生產和農業(yè)生產率提高到驚人水平的父權式政府，中國人的生活標準仍以低工資和缺乏營養(yǎng)為特征。特別是普遍早婚的流行，將許多人的生活降至維持基本生存的水平，迫使窮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這種趨勢被財產的分割繼承習俗所加重。因為即使是富有者，在幾代之后其財富也會被拉平。極度困苦導致了溺嬰行為，這反過來又進一步鼓勵了結婚。馬爾薩斯的結論是，中國的人口過程完全被積極抑制，而非消極抑制所支配。他寫到，在所有對中國人口的積極抑制因素中，饑荒也許是最有力的(注：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第一版在1798年出版，隨后在1803、1806、1807、1826年被修訂出版；
1986年，八卷本《馬爾薩斯文集》由E.A.Wrigley 和DavidSouden 編輯出版。我們在此引用這一版本。)。

　　中國的人口體系在以下幾方面表現(xiàn)出明確特征。

　　死亡率。近來中國的證據(jù)表明馬爾薩斯對死亡率的理解，特別是溺嬰問題，需要加以證明。在中國，對人口死亡率的顯著影響不是通過饑荒和瘟疫，而是通過個人的實際干預。饑荒當然存在，很明顯瘟疫也是如此。然而這些危機導致的死亡率的影響程度比在別的地方要輕。中國歷代王朝建立了許多補償欠收的制度，包括遍布全國的倉儲系統(tǒng)。在18～19世紀，國家每年拿出5％的庫存用來重新分配(Will和Wang，Lee ，1991)。作為這種制度的結果，死亡率在整個18世紀直至20世紀早期保持得相當穩(wěn)定。表1總結了從17世紀到我們有可靠數(shù)據(jù)的1990年中國總人口中男性各個年齡段的預期壽命。在20世紀中期之前的300年間，男性出生預期壽命大約保持在30歲左右。

　　資料來源：北京1644～1739年、1840～1899年數(shù)據(jù)來自Lee 、Wangand Campbell(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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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1792～1867年數(shù)據(jù)來自Lee and Campbell(1997)；
安徽1300～1880年數(shù)據(jù)來自Telford (1990)；
臺灣地區(qū)1906、1921、1936～1940年數(shù)據(jù)來自Baeclay (1954)；
中國1929～1931年數(shù)據(jù)來自Notestein and Chiao (1937)；
中國1929～1931年(b )數(shù)據(jù)來自Barclay (1976)；
北京市1929～1933年數(shù)據(jù)來自Campbell(1999)；
中國1953～1964年和1964～1982年數(shù)據(jù)來自Coale (1984)；
中國1973～1975、1981和1989～1990年數(shù)據(jù)來自黃榮清和劉炎(1995)。

　　這種存在了上千年的大規(guī)模的集體事業(yè)與通過個人力量控制死亡的文化相互補充，由此形成的死亡率模式因年齡、階層、性別和居住地不同而表現(xiàn)出高度差異。一方面，受過教育和富有的中國家庭有機會得到可資利用的預防技術和方法，通過講究個人衛(wèi)生和飲食來延長所偏愛家庭成員的生命。另一方面，中國人可能借助溺嬰來結束生命。這樣一種對死亡率的能動影響意味著生存不僅取決于外在命運，而且受到家庭內決策的影響。結果中國的死亡模式不僅僅受到生物因素影響，而且有人為選擇因素的作用。

　　在這些選擇中最突出、最通行的是對女兒的原始偏見。兒子偏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兩千和三千年祖先崇拜起源之時，并且被父系和從夫居家庭系統(tǒng)加以強化。在帝制時代的中國，特別是其晚期獲得進一步加強，形成對女兒的系統(tǒng)性歧視(Bray，1997)。只有兒子能夠祭祀祖先神靈，只有兒子能沿襲家姓；
還有，一般只有兒子能繼承遺產(Bernhardt ，1995)。

　　從夫居結婚習俗要求將女兒嫁出去，外婚模式要求上層家庭提供嫁妝陪送她們。因而，女兒不僅在文化上被貶低，而且還被許多家庭視為經濟和感情的純粹損失。

　　所以，中國的父母用溺嬰來調節(jié)其子女的數(shù)量和性別。近來的歷史研究表明，在18世紀溺女嬰行為即使不是所有地區(qū)都有，也存在于多數(shù)地區(qū)中。在全國出生女嬰中平均被溺死的比例可能達到10％。甚至男嬰也會遭此厄運。盡管在20世紀早期溺嬰有明顯的下降，然而，性別比繼續(xù)偏向男性——暗示了溺斃和忽視女嬰現(xiàn)象的繼續(xù)存在，當然嚴重性較過去有所降低。其結果是，活到成年的女嬰比率較西方女嬰為低(Leeand Campbell ，1997：62，67)。

　　中國分性別的死亡模型與其他國家很不相同。圖1和圖2分別比較了我們有很好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國家。三個歐洲國家的人口和中國歷史人口的嬰幼兒死亡率的反差是明顯的。歐洲男女嬰在1歲內的死亡水平大體是相同的，而中國女性的死亡數(shù)遠大于男性。這些差異隨時間和地區(qū)而有不同，在出生不滿一個月的嬰兒中最高，并且女嬰的死亡率是男嬰的4倍(Lee ，Wang，and Campbell，1994)。與此同時，具有較高性別特征的死亡模式在1～4歲繼續(xù)表現(xiàn)出來。到18世紀后半葉，由于女嬰死亡數(shù)只是男嬰的一半，死亡差異的方向發(fā)生轉變。顯然，這些為了限制孩子數(shù)量而決定溺嬰特別是溺女嬰的中國家庭，還采用新的能夠獲取的小兒照料方法來使幸存的孩子，特別是其女兒，得以存活。無論如何，由于出生性別比偏向男性和女嬰死亡率的偏高，在中國活到成年的男嬰較女嬰為多。

　　婚姻。過多的女嬰死亡，伴隨著習俗上男性和女性之間婚齡的相當差異，產生了中國人口體系的第二個特征；
性別不平衡的婚姻市場。女性普遍結婚且早婚，而男性結婚較晚。可婚女性的短缺使相當部分的男性不能結婚。在過去，一夫多妻制和鼓勵寡婦不再婚的做法進一步惡化了這種狀態(tài)。圖3將1800年前后幾個歐洲國家男性不婚比例與同期中國省級單位人口進行了比較，這些用于比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是可靠的。盡管中國男性比歐洲男性結婚早，然而到30歲時，差不多1／4的中國男性還未結婚。到45歲時，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有10％～15％的男性仍然是單身，并且中國的該項比例還稍高于瑞典、丹麥和挪威。顯然中國人普遍結婚這一馬爾薩斯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國男性。實際上，中國男性結婚的概率并不比西方男性大。

　　可是當西方男性因道德抑制而避免結婚之時，中國男性則因馬爾薩斯式“罪惡”的影響而不能結婚。

　　圖1 1700～1840年中國和所選歐洲國家女嬰、男嬰死亡率比率

　　資料來源：中國：Lee ，Wang和Campbell(1994)；
英國：wrigleyet al(1997)；
法國：Blayo (1975)；
瑞典：StatistikaCentralbyran(1969)。

　　圖2 1700～1840年中國和所選歐洲國家女童、男童死亡率比率

　　資料來源：同圖1.

　　圖3中國和所選歐洲國家男性按齡未婚百分比

　　資料來源：中國(遼寧)：Lee 和Campbell(1977)；
丹麥：Statens Statistiske Bureau(1905)；
英國：Hinde (1985)；
挪威：Statistisk Sentralbyra(1980)；
瑞典：Hofsten和Lundstrom (1976)。(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確實，無論何時何地，在中國單身似乎是較普遍的現(xiàn)象。表2在選定的歷史與當代中國人口中對30歲和40歲未婚男性比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作了比較。從16世紀到19世紀晚期，一個相當大比例——所有30歲的男性中，有20％以上還未結婚。清代的皇族是一個例外，即使如此，他們中40歲時的單身率高達7％。這種晚婚和常見的獨身現(xiàn)象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根據(jù)調查，到40歲時，大約5％的中國男人從未結過婚(國家統(tǒng)計局，1997)。

　　資料來源：安徽1700～1724年、1750～1774、1800～1819年和1820～1839年數(shù)據(jù)選自Telford(1994)；
北京數(shù)據(jù)選自Lee 、Wang Fengand Ruan (1999)；
1774～1873年遼寧數(shù)據(jù)選自Lee and Campbell(1997)；
1929～1931年中國北方和南方數(shù)據(jù)選自Notestein 和Chiao(1937)；
1900～1959年中國數(shù)據(jù)選自Wang and Tuma (1993)；
1982、1990和1995年中國數(shù)據(jù)選自國家統(tǒng)計局(1987、1993和1997)。

　　與中國男性婚姻受到制約相反，女性總是普遍結婚。這表現(xiàn)得與西歐完全相反。在那里，女性象男性一樣，只要結婚就是晚婚。圖4將1800年前后分年齡組女性未婚的比例與圖3的同一人口群體做了對照。到20～24歲，絕大多數(shù)中國婦女已經結婚，與此同時，絕大多數(shù)歐洲婦女仍為獨身。到30～34歲，實際上，中國婦女中幾乎沒有獨身者。相反，大約30％的西方婦女在這一年齡還是未婚者�？傮w上，在19世紀晚期，歐洲15～50歲年齡段的婦女已婚比例通常低于60％(Coale 和Treadway，1986)，而在相應年齡段的中國婦女通常90％已婚。

　　甚至在20世紀，婚姻的普遍程度在歐洲提高之際，到45歲時所有婦女中至少仍有5％～10％還未婚配。而中國未婚者的相應比例實際為0.

　　生育。然而，由于婚內生育率的低水平，如此持續(xù)的高結婚率并未使中國的生育率提高。

　　西方已婚婦女在未采取避孕措施情況下的總和生育率——已婚婦女如果按某一年的分年齡生育率度過一生的話，所生育的孩子數(shù)平均為7.5～9個，而中國已婚婦女則為6個或更少。

　　歐洲婚內生育率比亞洲更高，特別是在較年輕年齡組，并且它下降得更慢。結果，不僅東亞婚內生育率低于歐洲，而且曲線的形狀也不相同，前者傾斜更緩和更少彎曲。低婚內生育率是中國人口系統(tǒng)的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與馬爾薩斯及其同時代的人認為中國生育率是比較高的觀念相反，中國總的生育率大概并不如歐洲高。中國明顯的低婚內生育率幾乎抵消了中國婦女的早婚和普遍結婚的影響力。

　　最近中國歷史人口研究的進展發(fā)現(xiàn)，這種相對較低的婚內生育率模式可以追溯到過去7個世紀。在復原中國家譜的基礎上，可將總和生育率推算至13世紀。17世紀初的清皇族檔案，18世紀初建立在戶基礎上的人口登記，使統(tǒng)計結果更為可靠。表3總結了從生育率能被相對可靠統(tǒng)計的最早期的所有可獲取的相關研究。平均來看，一個20歲結婚的男性如果在50歲仍保持著婚姻狀態(tài)，很少能擁有6個以上的孩子。這個生育數(shù)低于歷史上歐洲人口的生育數(shù)，在那里對一夫一妻制下的男性相應統(tǒng)計為有7.5～9個孩子。

　　圖41800年前后中國和部分歐洲國家按年齡劃分的婦女未婚百分比

　　資料來源：同圖3.

　　資料來源：湖南、安徽1296～1877年數(shù)據(jù)來自Liu (1995b )；
安徽1520～1661年數(shù)據(jù)來自Telford (1992b )；
北京1700～1890年數(shù)據(jù)根據(jù)Wang Feng 、Lee and Campbell(1995)計算；
遼寧1774～1873年數(shù)據(jù)來自Lee and Campbell(1997)；
22個省的數(shù)據(jù)來自Barclay(1976)；
中國1950～1980年總和生育率來自Coale and Chen Shengli(1987)；
1950～1980年已婚婦女總和生育率計算來自Lavely(1986)；
1985～1992年總和生育率來自Yao 和Yin(1994)；
1990～1995年統(tǒng)計來自聯(lián)合國(1998)。并且，當現(xiàn)代生育轉變發(fā)生之時，中國生育的下降速度遠快于西方。雖然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生育率已經接近或降至每個婦女有2.1個孩子的更替水平之下；
而中國生育率的下降所花時間不足25年，歐洲則用了半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換句話說，中國的婚內生育率不僅顯著低于西方，而且還下降得更快。

　　虛擬的親屬關系和收養(yǎng)。盡管中國人有強烈的永久血緣偏好和對家庭及血緣基礎上的福利系統(tǒng)的堅持。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低生育率和低存活率的一個副產品，中國的父母不得不經常借助虛擬的親屬關系和收養(yǎng)子女來代替生物意義上的后代。結果，中國人為了克服生物繁殖的局限和決策的失算發(fā)展了各種婚姻方式和收養(yǎng)安排。另外，10％或更多的人的親屬關系是以非規(guī)范的婚姻形式來維系，中國的家庭收養(yǎng)了出生孩子的1％～5％(見表4)。

　　雖然其比例依地區(qū)、時間和人口有所不同，但表明在過去至少有1％的兒童被他人收養(yǎng)。對任何早期現(xiàn)代西方人口來說，這個比例是很高的。

　　資料來源：北京數(shù)據(jù)來自Wang Feng and Lee(1998)；
臺灣地區(qū)數(shù)據(jù)來自Wolf和Huang(1980)；
1923～1933年數(shù)據(jù)來自Wolf和Huang (1980)。根據(jù)John Lossing Buck 對中國101個地區(qū)對35976個家庭所作的調查。1970、1980和1986年數(shù)據(jù)由1988年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所進行的2‰生育調查計算得來。

　　這樣的收養(yǎng)服務于多種目的。收養(yǎng)并不僅是出于慈愛或為了得到父母的身份。中國父母收養(yǎng)孩子還出于為家庭提供勞動力和贍養(yǎng)老年人，為了讓被收養(yǎng)者作童養(yǎng)媳，為了擴大家庭規(guī)模，以及為了使祭祀和宗教性活動得以持續(xù)。結果他們收養(yǎng)各個年齡的孩子，從嬰兒直到成年人，甚至年老者也會被收養(yǎng)。按照婚姻方式，我們可以區(qū)分許多收養(yǎng)形式。父母可以收養(yǎng)女兒、兒媳以及兒子和女婿。這樣，寡婦、鰥夫、終身不婚的男人、太監(jiān)，甚至死者在名義上都可能收養(yǎng)。擁有孩子，更為重要的是擁有父系男性后代，其重要程度甚至超出了人的生物性限制。

　　換句話說，中國的人口體系以多種選擇為特征。由此平衡了婚姻激情和由父母所熱衷的包辦婚姻、平衡了溺棄子女和收養(yǎng)他人的孩子。與馬爾薩斯的范式相反，在中國，人的能動作用并不被限制在婚姻之內。并且，這種能動性主要在集體的而非個體的水平上發(fā)揮。為了使集體這個整體效用最大化，中國人不斷按集體情況的要求調整人口行為。這樣他們盡管處在人口規(guī)模和人口自身增長的情況下，卻能獲得成功。在我們的書中(李中清和王豐，1999)，對中國我們區(qū)分了處于兩端而大概最有意義的層次：家庭處在社會的底部，國家位于頂部。

　　3.中國的人口轉變

　　中國人口體系的這些特征和中國人口過程的集體性質也表現(xiàn)在中國人口的轉變上。由此我們不僅能弄清過去中國特有的人口體系，而且還能找出其顯著遺產的現(xiàn)代表現(xiàn)。

　　歷史上，一套人口機制，主要是女性低生存率，低婚內生育率，使中國直到近代在總體上保持人口的低增長：長期的年均增長率低于萬分之五。在中國，這些調整使中國人口的自平衡機制維系了幾乎兩千年。在1世紀，中國人口為7500萬。到1750年，中國的人口也只增加了兩倍。

　　在18世紀初，這種狀態(tài)改變了。一般來講，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可以將人口增長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750～1950年中國人口增長150％，即從2.25億增為5.55億，年均增長率不足5‰。第二個時期，1950～1999年，人口增加了1倍，從5.55億到12.7億，年均增長幾乎達1.7％。換句話說，人口年均增長率在每一個時期增加了一個數(shù)量級，從最近兩千年期間大部分階段的萬分之一到最近三個世紀的1‰，到最近50年的1％。

　　人口的巨大增長喚起了中國近代馬爾薩斯式的擔心。早在19世紀初，一些中國觀察者即表達出類似的擔心，然而由于受中國人的人口對維持經濟增長有利的觀念的影響，這些擔憂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直到20世紀60年代，政府才在城市開始鼓勵計劃生育。并且，直到70年代后期，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才形成并在全國推行。

　　中國既定的目標是到2000年將人口規(guī)模控制在12或13億，該目標的制定是基于中國的國情，其中個明確的政策目標：使中國1979年的人均收入到2000年翻兩番，達到800美元，由此產生和實施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項計劃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之時，還使各種計劃生育措施因出于提高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和生活水平需要而法規(guī)化了。對如此緊迫的人口問題擔憂的逐步升級使人口控制成了國家兩個最重要的正式政策中的一個，另一個為經濟改革。中國的貧窮被認為主要是人口過剩的產物。這個解釋確實是方便的，然而對這一解釋卻缺乏認真的研究。

　　事實上，中國城市的生育率在當前的計劃生育工作實施之前就開始下降。在上海，生育率下降不遲于1955年(Guo ，1996)。盡管由于大躍進后的饑荒而使人口下降過程中止和出現(xiàn)反彈，上海市的總和生育率從1955年的5個以上降至1959年的3個，并且早在1967年即達到2.1替代水平。這個下降是通過早期對流產的依賴和隨后轉變到現(xiàn)代避孕方式的使用來實現(xiàn)的。

　　就全國而言，中國生育轉變的加速是在1970年“晚、稀、少”計劃生育工作開展之后。

　　到70年代末，中國35歲以上婦女中的80％使用了避孕方法。接近1／3的城市婦女和1／5的農村婦女至少有一次人工流產的經歷。中國成為世界上避孕率最高的社會。結果全國生育水平陡然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7降至1979年的2.8，在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規(guī)模相同的人口所記錄的下降速度不能與之相比。盡管生育控制取得了成功，中國在1979年為了盡快達到2.1的生育更替水平，提出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口號，加速了實現(xiàn)政策目標的步伐。

　　正像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80年代的經濟改革的執(zhí)行強度在全國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一樣，計劃生育工作的效力也因時因地而有差異。在中國農村尤其如此。在那里，家庭對勞動力和對年老者照顧的需求導致村民、干部和政府官員之間的相互協(xié)商。結果一孩政策在1984和1988年得以放松和修訂，不過，有幾個地區(qū)例外。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qū)一直遵循二孩加間隔政策。

　　這與城市有明顯不同，在過去20年中，城市夫婦中90％以上只有一個孩子。

　　政府的介入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總和生育率從60年代后期的6.1下降到90年代初所統(tǒng)計的低于更替水平的1.9.勿庸置疑，中國生育率的轉變基本上是受新的集體制度和集體目標的影響，而不是思想的變革所促使。與西方生育率轉變不同，那里的轉變是以個人的婚姻、生育決定權發(fā)生革命性擴張為條件，中國的生育轉變要求對婚姻和生育的控制從家庭轉到國家。很久之前對中國人來說，生育率的有意控制便處于自覺加以選擇計算中。所以，中國非常迅速的生育轉變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實現(xiàn)生育轉變，并不強調生育觀念上的改變，只要求伴隨有效的生育控制技術的傳播，建立新目標和制度。

　　中國的生育轉變與典型的西方生育轉變有很大不同。圖5比較了這兩種轉變。它確立了四類生育率體制，同時按婚姻年齡的早和晚、婚內生育控制的高和低予以分類。正像馬爾薩斯所預言的，西歐的人口轉變循著從A 到D 的路徑，亦即婚姻年齡相對已經是晚的，并且生育率的轉變本質上只包含從不控制到控制婚內生育的轉變。通過比較，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的生育率轉變要求既要推遲婚齡又要控制婚內生育率：從A 向D 的移動(見圖5)。(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圖5中國和西歐：生育率轉變的路徑

　　我們認為，中國走的是一條遠為復雜的路徑。中國的生育率轉變既不與歐洲的轉變相同，同時也與被描述的發(fā)展中國家的一般類型不相符合。它是先從B 轉變到A ，然后從A 到D.與前現(xiàn)代的歐洲人口相比，其婚內生育率最初就是低的�？墒牵�隨著18世紀經濟機會的增加和20世紀家庭內權威的減弱，中國的生育控制得以放松，其生育模式從B 轉向A ，由此產生了比歐洲現(xiàn)代人口高的生育率。它引起兩個階段的人口增長：在兩個世紀中人口從1750年的2.25億到1950年5.55億的緩慢增長，以及近期的“人口爆炸”。由此在僅僅50年中，中國人口增長1倍，即由1950年的5.55億到2000年接近13億。這次“人口爆炸”導致一種集體反應：國家決定以嚴格的計劃生育工作來加強人口數(shù)量的控制，包括晚婚和婚內生育控制。這樣，中國從A 轉變?yōu)镈.

　　歐洲和其他地區(qū)的人口轉變的發(fā)生主要表現(xiàn)為從婚姻到生育和死亡行為上個體能動性的擴大，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從家庭到國家集體決策過程傳遞的結果。對中國人來說，人口活動的有計劃一直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人口行為從不僅僅是個人行為。他們要求在家庭和國家兩個方面，仔細考慮集體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人口決策是一協(xié)商的過程，即充分考慮等級特權和社會整體的利益。重要的不是個人的偏好，在家庭中是人的性別、排行、與家長的關系；
在社會上是他或她的職業(yè)、居住地和政治地位。

　　這樣一種集體決策過程的顯著特征是個人為此有時需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個人生命的任何階段，他或她都不能以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個人利益的方式行事。直到近幾十年，夫婦婚姻在一定程度仍由父母和長輩來安排，并且其婚姻生活在他人的監(jiān)督之下。個人浪漫和放縱性欲的行為沒有生存空間。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其獨具特色的人口抑制方式和制度，是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傳統(tǒng)持久維系的產物。從中我們能容易地發(fā)現(xiàn)許多中國人口體系的特征，只不過是以現(xiàn)代形式表現(xiàn)出來。盡管在近幾十年中生育率已降到很低的水平，性別選擇性流產卻在上升。在某種程度上，溺(棄)嬰和收養(yǎng)還有再現(xiàn)的可能。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生育率的下降也許使世界人口減少了2.50億。到2030年，中國人口預計將達15億，其規(guī)模不到世界人口總數(shù)的1／5.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由政策引致的中國生育迅速轉變的影響。

　　4.結論

　　集體主義的“東方”與個人主義的“西方”的二元對立以及人口與思想意識之間的聯(lián)系可能被夸大了。無論如何，以往時空范圍內人類經驗的比較對所有社會科學事業(yè)來說仍然是重要的。只有通過在非歐洲的和非現(xiàn)代歐洲、世界與現(xiàn)代歐洲人口行為的明確比較，馬爾薩斯能夠辯晰出西方和非西方人口行為的顯著不同，并構建了影響深遠的積極抑制和預防抑制的人口模型。只有通過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類似的比較，隨后的學者能夠將馬爾薩斯式的人口發(fā)展過程與社會組織、經濟行為聯(lián)系起來。沒有這樣的比較，馬爾薩斯和這些后來的學者將只能作描述性的人口歷史或人口研究，而不是社會理論。

　　當然，對任何將人類經驗變?yōu)橐环N簡單的二元對立的嘗試，都應謹慎對待和給以限定。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可以解釋中國和歐洲人口之間的諸多差異，同時這兩者也是普遍的人類行為。即使在當代美國這個個人主義經常被夸大的國家，沒有個人能夠脫離社會網(wǎng)絡或政治規(guī)定和限制而自由生存。與此相似，即使在中國這個集體主義顯得具有壓倒優(yōu)勢地位的國家，個人總是能夠發(fā)揮一定程度的主觀能動性。本文關于人口行為和人口體系的比較表明，在東亞和西歐不同文化、思想和政治取向的社會影響以及這些影響的數(shù)量意義。

　　馬爾薩斯主義或新馬爾薩斯主義模式的解釋能力部分得益于馬爾薩斯二元模式的簡單化。相反，當前歷史和一些社會科學的時尚是為了造成復雜而使用比較。甚至定量社會科學也是如此，高級多變量分析技術被用來測量人類動機和經驗的多個方面。由階級、種族、性別、地理和時間所組成的個體和總體水平的復雜的系數(shù)和解釋把我們弄糊涂了。這樣的方法帶來的挑戰(zhàn)是，在缺乏任何較大的組織原則和導向之時，在全球范圍內或甚至在歷史過程中，越來越難以有適合每個故事的方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時，我們對所享有的經驗的理解卻變得復雜了，其如此復雜，以至于喪失了綜合的可能性。

　　從1798年《人口原理》第一版問世以來，馬爾薩斯的積極抑制和消極抑制模式在人口研究的學術進程中一直占主導地位。盡管日趨增加的科學和技術證實了他關于人口和生活水準的悲觀預言是不正確的，然而馬爾薩斯主義所關注的人口數(shù)量和資源之間潛在的不穩(wěn)定的平衡問題仍是我們時代的中心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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