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的相關(guān)性決定了歷史的復雜性。在近代中國，涉外爭端頻仍，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應當屬于高于階級利益、集團利益或黨派利益的客觀存在。在對近人曾國藩進行價值評判時，既要看到腐敗勝過清朝統(tǒng)治者的太平天國領(lǐng)導者代表廣大下層民眾的利益有限性與虛幻性，也要看到起義失敗的歷史必然性，以及曾國藩鎮(zhèn)壓太平天國與發(fā)起 “洋務運動”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至于曾氏在天津教案中“拼得聲名”，力保和局，何嘗不是其愛國情懷在兩難困境中的艱難閃現(xiàn)。

　　關(guān) 鍵 詞：曾國藩 方法論 歷史相關(guān)性 事實評判 價值評判

　　英文標題：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levance between fact judgment and value judgment : a methodological issue about the judgment of Zeng Guofan

　　“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1]按理說來，史料的考證是事實評判的基礎(chǔ)，事實評判又是價值評判的基礎(chǔ)，對史實重建的投入越多，種種關(guān)于價值評判的爭論也就不難迎刃而解，只要先在事實的層面把問題弄清楚，回答好“是什么”，然后分析“為什么”，關(guān)于“怎么樣”的價值對話就該水到渠成，因為“歷史認知的先決條件被稱作真實的客觀性，它被明確化為第一手資料與解讀的一致性”[2]，用法國歷史哲學家克里斯特勒的話說：“歷史解讀的有效性并非得自于認可它的學者的權(quán)威性，亦非源于與傳統(tǒng)觀點或當前趨勢的一致性，而是取決于對第一手資料，也就是過去的原始文本和文件，是否保持一致” [3]。

　　然而，歷史研究中的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事實的探究需要對史料的占有與辨別下功夫，不便輕易涉足，還不大容易對別人指手畫腳或討價還價，價值的評判卻往往變成最容易說話的領(lǐng)域，好像只要愿意，誰都可以借助于各自所掌握的史實，根據(jù)各自的視角、旨趣或史觀，對某些歷史人物、事件與現(xiàn)象評頭品足，加上我國的史學傳統(tǒng)就有講究“一字之褒貶”的春秋筆法，看重所謂“蓋棺定論”，久而久之，學界的價值評判也就成為誰都可以見仁見智的公共領(lǐng)域，形成老少皆宜的公共話題。惟其如此，少數(shù)專業(yè)研究者則干脆擱置此題，力避其煩惱者有之，不屑一顧者亦有之。

　　回避問題自然不是辦法，對某些重要歷史人物的價值評判就是在梳理歷史進程的整體脈絡與得失區(qū)分中展開的，而拷問價值，將知識提升為心靈的智慧，普及大眾，本來就是包括歷史學在內(nèi)的人文學科或“文化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4]。某些空泛的價值爭論則難以縮小爭論的范圍，任何行之有效的學術(shù)研討都需要歸納論據(jù)，找出分歧焦點，收求同存異與求異存同之效。

　　近30年來，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社會實踐既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jīng)濟面貌，也改變了國人的歷史觀念，拓展了歷史研究的選題與視野，那種把近人曾國藩倡導的“洋務運動”當作貶義詞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磥恚�主動打開國門之后，由千百萬人參與的社會實踐對自身歷史認識的顯著變化，以及對意識形態(tài)的良性影響，遠比坐而論道的學術(shù)研討會更能解決某些學術(shù)爭端。正如恩格斯所說：“包羅萬象的、最終完成的關(guān)于自然和歷史的認識的體系，是和辨證思維的基本規(guī)律相矛盾的；
但是這決不排斥，反而肯定，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tǒng)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得到巨大進展的�！盵5]

　　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互動總是不期而至，二者的因果鏈拉得越長，史學主體的某些主觀好惡也會隨著社會現(xiàn)實的變化而變化，價值評判體系也將隨之調(diào)整。不管人們以前對“洋務運動”的定性分析與價值評判如何，也不管人們對克羅齊的歷史觀是贊美還是輕視，但幾乎都在不知不覺地用自己的行為證實克羅齊這位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兼歷史學家所提出的一個命題：“每一種真正的歷史都是現(xiàn)代史”[6]。

　　不過，現(xiàn)有的社會實踐還不曾完全解決評判曾國藩的某些瓶頸因素。

　　1995年11月，在湖南雙峰縣舉行的全國性首屆曾國藩學術(shù)研討會上，關(guān)于曾國藩究竟是“過大于功”，還是“功大于過”[7]，就成為彼此爭論的一個焦點。在此會的閉幕式上，我曾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二者都存在思維誤區(qū)：所謂“功”、“過”之大小定量毫無科學依據(jù)，無法構(gòu)成坐標尺上的正、負值，爭論雙方雖然都想說服對方，結(jié)果誰都說服不了對方。如果以為歷史人物的“功”與“過”可以加減，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種錯覺，是科學主義對人文學科的束縛所致。[8]11年過去了，學界關(guān)于曾國藩功、過加減與功、過大小的爭論已明顯減少，但關(guān)于曾國藩的價值評判仍在分歧中進行。

　　竊以為，影響對曾國藩作價值評判的，主要集中于兩個史實漸清的事件：一是曾氏對太平天國的武力征服，二是他在處理天津教案時的對外妥協(xié)。前者源于某些定性的誤斷，后者則需要像近代德國哲學家狄爾泰所主張的，來一點“同情的理解”，二者都需要在事實評判與價值評判之間，加強對歷史相關(guān)因素的關(guān)注和分析。而無論是曾氏個人的言行取舍，還是太平天國本身的成敗，都存在許多復雜的相關(guān)性因素。

　　人們常說歷史不能假設(shè)，但又無法完全擯棄和跳出假設(shè)的思維，去深究某種既成事實背后的多種可能性，考察各種變量，尋找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相關(guān)性，展示歷史變化的“合力”景觀，而不是把歷史事實與歷史必然性劃等號，為宿命論作注解。既然如此，在如何看待曾國藩征服太平天國與處理天津教案的問題上，我們也不妨追問一下：曾國藩如果不那樣做，究竟還有多少可供選擇的歷史空間？有多少更為理想的歷史結(jié)局？倘若論者置身于曾國藩的境遇，又將如何選擇？若能通過彼時的可能性考察與此時的設(shè)身處地來自問這兩個層面的假設(shè)，再看曾國藩的錯與罪究竟在哪，有多少，或可有助于減少對歷史人物的苛責，盡量避免“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9]

　　倘若沒有曾國藩所統(tǒng)帥的湘勇及時直逼洪、楊起義軍，清朝政權(quán)可能就被后者摧毀了，這是后世史家與當時的輿論所公認的。問題在于，戰(zhàn)爭的勝負總是事關(guān)雙方。如果沒有曾國藩的階級罪惡，政教多元、危機四伏的太平天國究竟能延續(xù)多久，也就是說，太平天國自身有無失敗的必然性因素？或然與必然之間的話語時空總是耐人尋味的。

　　面對清朝統(tǒng)治者征服太平天國起義軍這一成案，歷史唯物主義者的情感與立場都是毫不猶豫地站在代表勞苦大眾的被征服者一邊，歷史的正當性得以充分體現(xiàn)。在對曾國藩的鎮(zhèn)壓之舉作出合乎情理的定性分析時，似乎還有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值得重新推敲：

　　第一、絞殺太平天國起義者是不是曾國藩個人的錯？如果是，他錯在哪？如果不是，錯在何方？

　　第二、太平天國能否避免鎮(zhèn)壓而擁抱勝利？

　　第三、太平天國應不應該被鎮(zhèn)壓？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應該屬于必然的范疇。統(tǒng)治階級鎮(zhèn)壓被統(tǒng)治者的反抗斗爭，如同被統(tǒng)治階級在忍無可忍時對統(tǒng)治階級奮起反抗，二者都是正常的現(xiàn)象，這與其叫“階級局限性”，還不如叫階級本能，還談不上是誰的錯。況且，曾國藩作為清朝統(tǒng)治階級中的一員，如何不愿參與鎮(zhèn)壓，而是隔岸觀火，必將被統(tǒng)治集團治罪，至少是邊緣化。若從歷史的相關(guān)性來看，如果不是曾國藩對洪、楊集團鎮(zhèn)壓得最好，他就當不了舉足輕重的封疆大吏，封不了侯，也就難以在頑固守舊勢力遍布朝野時，力排眾議，倡導經(jīng)世致用之學，發(fā)起所謂“洋務運動”，把近20年前魏源、林則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付諸實踐，開啟機器生產(chǎn)的時代，其影響可謂深遠。歷史研究的任務不僅要把對歷史人物的價值評判嚴格建立在事實評判的基礎(chǔ)上，更要盡可能說明歷史的相關(guān)性與復雜性。

　　第二個層面的問題置于或然與必然之間。即使沒有曾國藩為朝廷賣命，當節(jié)節(jié)潰敗的清朝統(tǒng)治者喘過氣來之后，洪、楊集團恐怕也無法避免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與成批后繼者的無情追殺。就憑洪、楊之間的內(nèi)訌，憑借洪秀全對石達開、李秀成的猜忌與排擠，自毀長城，他們也很難支撐長久。既然如此，如果過多地埋怨或指責曾國藩對太平天國的鎮(zhèn)壓行為，其必要性就需要稍加推敲。

　　第三個層面的問題屬于應然的范疇，比較復雜，它事關(guān)太平天國歷史正當性的重新審視與確認。

　　歷史唯物主義毫不含糊地肯定下層勞苦大眾奮起反抗的歷史正當性，歷史辯證法則關(guān)注起義的變化過程，關(guān)注起義的政權(quán)性質(zhì)是否發(fā)生蛻變，歷史正當性如何不因歷史對象的蛻變而發(fā)生迷失和轉(zhuǎn)移。還有，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究竟能給廣大下層民眾帶來多少實際的利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廣大下層民眾的利益。

　　倘若從歷史條件與事實出發(fā)來解讀歷史，是否就屬于列寧所批評的那種“客觀主義”，這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在列寧看來，光有事實還不夠，還需要立場，即階級立場。他說：“客觀主義者談論現(xiàn)有歷史過程的必然性，唯物主義者則是確切地肯定現(xiàn)有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和它所產(chǎn)生的對抗關(guān)系�？陀^主義者證明現(xiàn)有一系列事件的必然性時，總是會站到為這些事實做辯護的立場上；
唯物主義這則是揭露階級矛盾，從而確定自己的立場�！彼�還說，“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10]列寧所說的黨性原則，即“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也就是勞苦大眾的階級立場。如果將列寧的原則用于明擺著的現(xiàn)實斗爭中，那是不難操作的。如果用于解讀與評判已逝之歷史，特別是錯綜復雜的近代中國歷史，如何站在“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就不是那么明白無誤了。

　　在評判曾國藩與洪秀全之間的成敗與是非時，就不能一成不變地站在為太平天國唱贊歌的階級立場。這是因為，揭竿而起的洪秀全一班人在定都南京（天京）前后，就已明顯地脫離廣大民眾，過起小朝廷的生活，這與腐敗的清朝并無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例如，素為史家所重視的《天朝田畝制度》雖有關(guān)于平均主義的甜蜜承諾，卻不過一紙空文，并未給廣大農(nóng)民帶來實際利益。用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話說：“他們攻打一個又一個城市，靠掠奪和征收的物資過活，跟皇家軍隊差不多�！盵11]軍營內(nèi)外隨處可見的并非其樂融融的平均主義，而是等級制、特權(quán)與酷刑。從金田起義之時的“男行”、“女行”，到問鼎金陵后的“男營”、“女營”，洪、楊等人不準一般起義者過正常的夫妻生活，違者皆斬，對“老兄弟”尤施點天燈的酷刑，他們自己卻妻妾成群，而且美其名曰上帝的旨意。所謂"今上帝圣旨，大員妻不止"[12]，"天定多少聽天"[13]，便是洪、楊的主意。據(jù)訪問過天王府的英人富禮賜記載，洪秀全還令各王多納姬妾以慶祝他的壽辰，說："亞當最初只娶一妻是很對的，但我現(xiàn)在知識更多，故叫您們各娶十婦。"[14]洪秀全連吃飯都要敲鑼打鼓，肆意鋪張，出行坐轎更是排場講究，等級森嚴。洪秀全有64人抬的龍鳳黃輿隨時伺候，楊秀清的大黃轎也要48人抬, 連最基層的小官兩司馬也要4人抬。一個還沒站穩(wěn)腳跟的新式政權(quán)就已如此腐敗，較腐敗的清朝尤有過之。

　　洪秀全的腐敗早在經(jīng)營廣西時就已開始。畢生致力于太平天國史實考據(jù)的羅爾綱就指出過：“他當起義駐軍桂平石頭腳時，就立了十五個后宮，到東鄉(xiāng)建國，就增立三十六個后宮。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個后宮。”[15]盡管洪秀全提出過“天下多女子，盡是姐妹之群”，但只要查看他那大白話式的500首宮廷詩，看看他對后妃定下的苛規(guī)就明白，他的言與行是完全分裂的，就連起眼看丈夫都是犯罪，需要嚴懲，甚至還有妃子被點天燈。關(guān)于南京內(nèi)外參與各王府的土木工程與工程建設(shè)者的慘境，許多史書都有記載，洪秀全等人已經(jīng)由昔日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迅速蛻變?yōu)榕c下層民眾迥異的軍功貴族，是典型的政治暴發(fā)戶，他們的階級屬性已經(jīng)發(fā)生轉(zhuǎn)移。如果后世研究者一味地站在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立場為之辯護，就無法確保站在下層民眾的立場與公正的立場了。讀者自有理由懷疑，如果仍然堅持為洪秀全等腐敗者辯護，有何必要？歷史辯證法難道不應堅持用動態(tài)的眼光盯住歷史演化的全程？

　　況且，太平天國是一個宗教與巫術(shù)迷信相雜糅，思想混亂，言行不一，還任人唯親、生活腐敗較清朝統(tǒng)治者尤有過之的神權(quán)王國，其平均主義政綱的空泛性決定了它的政治動員是有限的，它對傳統(tǒng)文明的虛無態(tài)度與對西學的一知半解，還有可共患難卻很難同歡樂的內(nèi)部危機，決定了它無法引領(lǐng)中華民族承擔起“師夷”的歷史重任，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卻是近代中國的根本出路所在。憑借洪秀全的那點學識與魄力，他也不會比曾國藩在“師夷”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遠和更穩(wěn)，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經(jīng)歷特殊的洪仁玕所撰《資政新篇》并不能代表洪秀全等人的精神面貌與思想水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馮友蘭曾經(jīng)指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但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quán)政治，這就與近代維新的總方向和中國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馳了�！盵16]馮友蘭對太平天國神權(quán)政治的批評不是沒有根據(jù)的。

　　更何況，擺在近代史研究者面前的，除了近代階級利益的格斗，還有國家利益的得失，而國家利益往往是先于階級利益和高于階級利益的。國家利益的得失事關(guān)國內(nèi)各階級各集團的大局，如果階級格斗的結(jié)局姍姍來遲，國家的利益卻早就為強悍的西方列強所侵占，階級格斗的勝者無論怎樣愛國，要想再從列強手中索回，不啻虎口取食，談何容易。西方列強不僅手持自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以來所形成的戰(zhàn)敗國賠款條約制度，而且還有熱兵器時代的武力后盾。

　　自從鴉片戰(zhàn)爭以降，中華門戶洞開，晚清之后的歷史異常復雜，歷史的進程早已不是單方面的力量所能決定的了。即使洪秀全、楊秀清不腐敗，不內(nèi)訌，他們所面臨的對手，除了掌握國家機器的清朝政府，還有隨時覬覦中國的西方列強。洪秀全的政治素質(zhì)與能力要比劉邦、朱元璋遜色得多，但所遇到的對手比劉邦、朱元璋時代要復雜得多，也強悍得多。即使劉邦、朱元璋再世，恐怕也難免捉襟見肘。即使新生的天國政權(quán)的腐敗并不比清朝政府整體上的腐敗要突出，那也需要通過決戰(zhàn)，盡快解決國內(nèi)的政治格斗，然后勵精圖治，督率國人一致對外，盡量避免西方列強的趁火打劫。英法聯(lián)軍趁中國內(nèi)戰(zhàn)發(fā)起新的侵略攻勢，俄國政府更是火中取栗，侵占我國大片領(lǐng)土，便是明證。

　　可見，當洪秀全等人從農(nóng)民起義者迅速蛻變?yōu)楦瘮〉奶貦?quán)者與軍功貴族之后，而且面對西方列強并無實質(zhì)性的建樹，歷史的正當性問題就需要重新審視，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學術(shù)“立場”就需要作出相應的調(diào)整，以免不自覺地背離勞苦大眾，不要一切都以太平天國的是非為是非。在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的近代歷史條件下，國家不容長期內(nèi)戰(zhàn)，也無法指望洪秀全一班人去開啟救國救民的道路，清朝在籍侍郎曾國藩全力征服太平天國之舉能否構(gòu)成他對國家的對民族的歷史罪惡，能否成為對他進行價值評判的重要籌碼，還需要通過考察太平天國的諸多歷史相關(guān)性因素，予以重新推敲。

　　至于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一事，也不應成為對曾氏進行價值評判的思維障礙。

　　在近代中國，在處理中外關(guān)系時，由于國勢漸微，中外懸殊明顯存在，往往出現(xiàn)戰(zhàn)、和兩難，乃至進、退失據(jù)，加上同治、光緒也罷，慈禧垂簾也罷，專制朝廷并無定見，有權(quán)力卻無責任，許多任事者卻只有責任，并無權(quán)力，更無可以抗爭的武力后盾，常常很難找到一個既能滿足廣大民眾與言官輿論的抗爭要求、又不至于激發(fā)新一輪外交沖突的兩全之策，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便是一例。

　　發(fā)生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一個打死法、英等國教士、商人共20人的涉外事件，舉世為之矚目。如果有人以為此事非常令人振奮，以為這就是近代反帝愛國斗爭的豐碩成果，那就未免過于輕率了，西方列強正將此事抓住不放，要挾清朝政府嚴懲兇手，賠償損失，還經(jīng)常以武力相威脅。資料表明：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帶病赴津的直隸總督曾國藩左右為難，已抱一死之念，連遺囑都已擬就。他在交代后事時，就向紀澤、紀鴻二子袒露：“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gòu)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復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驅(qū)，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其初心�！盵17]甫低天津之初，曾氏迫于法、英等國軍艦恫嚇的壓力，聽從崇厚的主張，準備嚴懲肇事兇手，也同意提解天津知府張光藻與知縣劉杰，“不得不勉從以全大局”[18]。當他反復調(diào)查，審遍“兇犯”，發(fā)現(xiàn)還找不到那么多“正兇”，只準備拿出11人來搪塞洋人，但朝廷不允，不斷逼曾多交，以免列強之怒。法、英等國政府則不滿于曾氏的拖延，就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議，施加壓力。當曾氏奉命將知府、知縣和提督陳國瑞一同提交刑部時，自知“內(nèi)負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議，遠近皆將唾罵，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內(nèi)當再有波瀾。吾目昏頭暈，心膽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難。”[19]稍后，當刑部判決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貶戍黑龍江時，曾國藩覺得定刑過重，就為張、劉設(shè)法籌集一萬五千兩白銀，以為其刑途開銷與贖刑之備[20]。對于天津教案，曾國藩既妥協(xié)過，也力爭過，經(jīng)歷了一個由妥協(xié)到反悔與設(shè)法抗爭的過程。資料表明，一味妥協(xié)的不是曾國藩，而是慈禧為首的最高統(tǒng)治者。[21]如果曾國藩完全聽從天津民眾與全國輿論的激進主張，同法國政府與西方輿論對抗到底，必將引起新的外交爭端[22]，頂多在罷官獲罪時換得一個讓社會輿論與后世所贊嘆的愛國名聲，但畢竟無補于事，最受損害的還是國家的利益，任何外交抗爭中的取勝都不是憑空實現(xiàn)，它需要以國力為后盾。個中道理，曾國藩的心里就很明白。他始終不敢忘記，就在十余年前，法國政府之所以伙同英國挑起“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攻占北京，原因之一就是西林教案的發(fā)生。

　　在近代中國，西方列強屢犯中國，主權(quán)淪喪，戰(zhàn)爭的災難接踵而至，中國人民理應奮起反抗，毫不猶豫地投入革帝國主義之命的戰(zhàn)斗，但基于中外力量的懸殊，此命又并不那么好革，如果只圖一時之痛快，固執(zhí)己見，則與認真負責無關(guān)。無論是道光一朝，還是慈禧時代，無論是厭惡妥協(xié)的言官，還是社會輿論，人們寧愿不厭其煩地把琦善、曾國藩當作君主專制主義的替罪羊，也不會把詞鋒對著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好像最高統(tǒng)治者總是不會錯的。對任事者來說，對外妥協(xié)既可以是賣國外交的一種形式，也可以是愛國外交的常規(guī)技巧，其中并無絕對的錯與罪，只有當該妥協(xié)時不妥協(xié)，該抗爭時不抗爭時，才是值得追問的。但不管怎樣，弱國的外交總是夾作尾巴做人，還費力不討好，誰遇上這樣的差使，誰就自認倒霉，處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便是一例。曾氏就在此案不久，在自責與他責的煎熬中加重病情，撒手塵寰。時隔十年，曾子紀澤赴俄談判收回伊犁歸來，在紫禁城養(yǎng)心殿接受慈禧召見時，就為代君受過的已故乃父說話：“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競須拼得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 其詞也哀，其理也直。[23]

　　只要我們不是以某些先入為主的觀念來苛求歷史人物，而是進入研究對象的情境、物境與意境，重新體驗他人的內(nèi)心世界，從而再現(xiàn)其內(nèi)心，體驗作品的原意或處事方法，獲得 “同情的理解”，那么，不難發(fā)現(xiàn)，處理天津教案一事也不足以成為對曾國藩進行否定性的價值評判或定性分析的力證，曾國藩的“拼得聲名”，力保和局，何嘗不是其愛國情懷在此時此地的艱難閃現(xiàn)，除非后世研究者的學術(shù)立場與見識滿足于停留在當時的言官與社會輿論的水準，裹步不前，就認定近代的愛國之方僅有絕對反抗之一途。

　　綜上所述，價值評判固然必須嚴格建立在事實評判的基礎(chǔ)上，但并不是說只要事實評判沒有疑問了，價值評判就迎刃而解了。價值評判既要堅持以事實評判為基礎(chǔ)，也要注意事實與事實之間的某些相關(guān)性因素，清理歷史的厲害關(guān)系。歷史場景之所以顯得錯綜復雜，其中與歷史事實的相關(guān)性因素較多關(guān)系甚大，歷史并非一因一果，而是多因多果，而且往往是因多于果，許多相關(guān)性因素還互相交織，盤根錯節(jié)。在近代中國，涉外爭端頻仍，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應當屬于高于階級利益、集團利益與黨派利益的客觀存在，究竟如何維護和保障它，怎樣從國情出發(fā)，把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損失降低到最低長度，對當事人來說，既需要耐心，也需要智慧。后世研究者則應從不同的時空條件出發(fā)，予以具體分析，光憑“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與革命史觀的價值標準是不夠的。

　　惟其如此，歷史研究的主要使命除了事實評判與價值評判，還有先于價值評判的事實與事實之間的相關(guān)性分析，以及各種事實的因果分析，事實與事實之間的因果分析，等等，只有經(jīng)過這樣的分析程序，才有可能分清歷史要素的主次、輕重與優(yōu)劣，比較公正地行使價值評判的權(quán)力。對近人曾國藩鎮(zhèn)壓太平天國與處理天津教案的言行，如果通過具體分析歷史的相關(guān)性因素，就不難獲得“同情的理解”，而不應成為影響對曾國藩做出比較公正的價值評判的主要障礙。至于歷史研究者在著力占有資料，認真行使事實評判的權(quán)力，以及事實之間的相關(guān)性分析與因果分析之后，是否應當?shù)�化原有的價值評判與定性分析，那也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議題。

　　原載《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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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根據(jù)作者在2006年12月湖南雙峰曾國藩研究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整理與擴展而成。

　　[1]紀昀等纂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史部總敘。

　　[2]Marion Leathers Kuntz &Paul Grimley Kuntz, Truth in History: Waswo"s ideological relativism vs. Kristeller"s Empirical Objectivism,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44:3 (1982:sept.), p.646.

　　[3]Marion Leathers Kuntz &Paul Grimley Kuntz, Truth in History: Waswo"s ideological relativism vs. Kristeller"s Empirical Objectivism,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44:3 (1982:sept.), p.647.

　　[4]李凱爾特之所以把“科學”劃分為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并把歷史學放在文化科學里，其中一個重要依據(jù)是，歷史學也屬于需要借助于價值評定的科學。（[德]H·李凱爾特《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轉(zhuǎn)引自[波]耶日·托波爾斯基：《歷史學方法論》，張家哲等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第651-652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北京，第64頁。

　　[6] [意] 本納爾多·克羅齊：《歷史和編年史》，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xiàn)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頁。

　　[7]主張“過大于功”的一方乃年逾八旬的前輩師長姜鐸先生。當時，我任教于西子湖畔，是他函約走我瀟湘故里，一同參加此會，這位軍人出身的長者還主動到后學的房間看望。如今時過境遷，物是人非，謙和豪放的姜鐸先生早已仙逝，而與他互相討論的情景歷歷如昨。

　　[8] 參見拙稿《曾國藩研究三題》，《史學集刊》1997年第3期。

　　[9]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三聯(lián)書店（北京）1957年版，第112頁。

　　[10] 《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北京，第378-379頁。

　　[11] [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第94頁。

　　[12] 《太平天國史料》，第84頁。

　　[13] 《東王楊秀清答英人誥諭三十一條》。

　　[14] ［英］富禮賜：《天京游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6冊，第951頁。

　　[15] 羅爾綱：《〈太平天國人物〉序》，《浙江學刊》1987年第3期。

　　[1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6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北京，第64頁。

　　[17] 《曾國藩家書》，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18] 《曾國藩家書》，同治九年六月十四日。

　　[19] 《曾國藩家書》，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20] 此數(shù)就大大超過曾國藩以二百兩置妝奩嫁女的數(shù)目，其誠意與決心可見一斑。

　　[21]許山河：《論曾國藩與天津教案》，原載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3輯，轉(zhuǎn)載湘潭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合編《曾國藩研究論文集》，《湘潭大學學報》社科版增刊，1986。

　　[22] 曾國藩在與湘軍老部將彭玉麟一函中就說得很清楚：“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國兵疲將寡，沿江沿海毫無預備，而諸國窮年累世但講戰(zhàn)事，其合從之勢，狼狽之情，則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
能幸勝一時，未必能力持多年；
能敵一國，未必能應付各國。在今日構(gòu)釁泄憤，固亦匪難，然稍一磋跌，后患不堪設(shè)想者�！保ā对鴩�藩未刊信稿》，《復彭雪琴侍郎》）

　　[23] 《曾惠敏公全集·奏疏》，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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