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那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一方面是聲色俱厲的批判、血口噴人的上綱上線、必欲置人于死地的打棍子、抓辮子、扣帽子，一方面是被迫無奈的檢討、違心違意的自我批判、低聲下氣的認錯認罪。整人者的批判文化和被整者的檢討文化，構成了當時中國的獨特景觀。

　　就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來說，當時的主旋律是沒完沒了的檢討。只要遭到批判，免不了就要檢討，問題嚴重者也即后來戴上“右派”帽子的固然要檢討，問題較次者如“中右分子”、“思想右傾”或偶然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人，也都要檢討�？偠�言之是要“人人過關”，而檢討的深刻程度如何、誠懇程度如何，便是能否過關的依據(jù)，過不了關必然就要“跌進右派的深淵”，成了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而準不準許過關，權力全在整人者也就是各級掌握實權的人手里。

　　這種檢討一般說來都是被迫的。一旦遭到批判，就只有自我檢討這條路，你要解釋、辯護或是反駁，只會招來更多更嚴厲更猛烈的批判；
并且還要專門“打你的態(tài)度”，小會斗、大會轟，直至你服軟為止。一旦遭到批判，你馬上就被極大地孤立起來，周圍的人都會側目而視，熟人相遇都會扭過頭去形同陌路，或者投以冷漠甚至仇視的眼光。你的家屬，配偶、孩子都會受到壓力，被要求同你劃清界線，于是好一點的是纏著逼著要你檢討、認罪，差一點的干脆一刀兩斷，離婚、脫離關系，以免受你的連累。你感到無路可走了，想一死了之；
但是真要這樣做了，又會招來更大的批判、譴責和污辱，說你自絕于黨和人民，說你“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說你“是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簡直該碎尸萬段。所以，這條路也給你堵上了。怎么辦呢？多數(shù)知識分子只好違背自己的良心，扭曲自己的本性，忍辱負重，接受剩下的唯一“出路”：檢討。

　　不過，全靠“逼供信”其實還不見得能使每個知識分子就范。整人者當初還有一些其他資源可用。最主要的是政治資源：建國初期，由于專制腐敗的蔣家王朝被推翻不久，中共及其領袖在全國上下有著很高的威信，加之連續(xù)不斷的宣傳教育和思想改造，形成了極度相信黨和領袖的氛圍。于是，許多知識分子遭到批判時總認為黨和領袖是完全正確的，而自己往往是不正確的，應該懷疑的是自己、而不是黨和領袖的言論或做法。在這種假設之下，在這種思維定勢之下，在這種輿論氛圍之下，人們就像服了迷藥一樣，失去了起碼的自信，放棄了應有的獨立思維，走上了無休止的自譴自責之路。而整人者確實十分嫻熟地運用著自己的政治資源，十分巧妙地把握了知識分子的自卑心理、原罪心理，提出了“批判從嚴、處理從寬”、“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之類的口號，極盡分化瓦解、威逼誘騙之能事，于是，中國文人傳統(tǒng)的氣節(jié)、品格和獨立精神，竟然被消融得蕩然無存，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走上了檢討認罪、接受招安的道路，幾乎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可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史料的披露，人們逐漸發(fā)現(xiàn)：就在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違心檢討的時候，也有極少數(shù)堅守自己信念、堅守獨立思想、始終不向強權和謬誤低頭的人。盡管鳳毛麟角，但他們真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民族精英中的精英。在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被打斷了脊梁、被劫持了靈魂的時候，他們依然頭腦清醒、昂首挺立，保持了中國優(yōu)秀文人應有的品格和尊嚴。年輕的女大學生林昭、年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便是這樣的佼佼者，他們都是格外值得敬重的人。

　　近年來，閱讀了一些材料，特別是讀了朱正所著《反右派斗爭始末》一書，對章乃器先生在整風反右運動中的言行、尤其是他拒不檢討的往事有了更多的了解。下面懷著由衷的敬意，略作追述，供網(wǎng)友們參閱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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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乃器（1897——1977）是抗日時期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他是浙江青田人。年少時考入浙江甲科商業(yè)學校，畢業(yè)后在浙江實業(yè)銀行就業(yè)，從學徒待遇的練習生做起，逐步當上了營業(yè)員、營業(yè)部主任，直至晉升為副總經(jīng)理。他憑著刻苦自學，積累了廣泛的知識；
他關心國事，辦過雜志，又常在刊物上發(fā)表政論文章，闡述抗日救國的主張。后來被聘為上海光華大學和滬江大學教授。1936年起，參與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的創(chuàng)立和各項活動，起草宣言，抨擊時弊，反對蔣介石的“先安內(nèi)后攘外”的政策。同11月，和救國會其他領導人沈鈞儒、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鄒韜奮等一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世稱“七君子”，直至“七七事變”爆發(fā)才被釋放�？箲�(zhàn)勝利后，他和黃炎培、胡厥文等人發(fā)起成立民主建國會，志在團結各界人士，實現(xiàn)國內(nèi)和平民主，共建新的國家。1948年底，響應中共號召，拋棄產(chǎn)業(yè)、離開正在經(jīng)商的香港，去解放區(qū)參加新政協(xié)的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受任為政務院政務委員，后來擔任糧食部長，同時擔任全國工商聯(lián)副主任委員和民建副主任委員之職。

　　1956年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的方針后，章乃器發(fā)表了幾篇文章和講話，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形勢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狀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這些和官方不同的觀點馬上遭到了反對，民主建國會中央還專門開會討論和批評。面對當時盛行的教條主義思想和極左作風，章乃器當即進行了抵制和反批評，他在書面發(fā)言中指出：在討論理論性問題時，采用群眾斗爭的方式是不適宜的，“制造政治壓力和群眾壓力，對一般工商界會員實行組織控制，企圖繼續(xù)通過壓力進行思想改造”，這是錯誤的，是“左的面目，右的實質(zhì)”。

　　1957年春天，中共開展整風運動，著重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錯誤傾向，并且號召黨外人士提出批評建議，幫助黨整風。章乃器幾次發(fā)表文章，直陳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在五月中旬發(fā)表的《從“墻”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中，章乃器認為：斯大林所說的“我們共產(chǎn)黨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這句話是不科學的，是帶著神秘主義色彩的。這個說法可以被理解為共產(chǎn)黨員一生出來就是做共產(chǎn)黨員的材料。由于這句話的影響，可能有不少非黨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黨員，某些修養(yǎng)不夠的黨員，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這樣，這一句話自然也就成為“墻”和“溝”的思想基礎了。黨員以特殊自居的現(xiàn)象在理論方面表現(xiàn)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掌握有“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意味。毫無疑問，黨是革命理論的權威，但這絕不等于黨對革命理論的“壟斷”；
絕不是只有黨員可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非黨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論學習中取得成績。所以，章乃器認為，在“拆墻”、“填溝”的工作中，批判共產(chǎn)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一教條是必要的。他還認為，如果黨在檢查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之外也檢查一下大黨主義，情況可能是很嚴重的。

　　這篇文章認為，“以黨代政”的情況的確是存在的，中央較少，愈到下層愈多。他同意這種提法：黨的領導有如神經(jīng)系統(tǒng)，科學研究領導、文藝領導、行政領導有如呼吸系統(tǒng)、消化系統(tǒng)、循環(huán)系統(tǒng)等等，黨的領導貫徹到各個系統(tǒng)，但不能代替各個系統(tǒng)的作用。他還提出了另一個比喻：黨組織有如戲劇的編導，其他國家機構有如演員、演藝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編導一般不必自己上前臺，更不應該代替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

　　文章還對中共統(tǒng)戰(zhàn)部的工作有所批評。認為統(tǒng)戰(zhàn)部在處理民主黨派內(nèi)部分歧的時候，強調(diào)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個派別，壓服其他意見不同的分子或派別，而沒有堅持講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長了一些獨裁作風和家長作風，自然也就助長了宗派活動。統(tǒng)戰(zhàn)部對人的鑒別往往采取簡單化的方式，唯唯諾諾，隨聲附和，容易對待的，以至善于幫同壓服不同意見的，便算積極，便算忠實；
歡喜提意見，而又堅持自己的主張的，總不免感到麻煩，便視為“鬧獨立性”。這就是為什么黨一再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提出不要無原則的捧場，而個人崇拜和無原則的捧場仍然存在；
黨再三要求聽到不同的意見，而不同的意見總難充分發(fā)揮。

　　隨后不久發(fā)表的《關于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兩面性問題》一文中，章乃器認為：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既然什么階級、什么人都有兩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資產(chǎn)階級當然有兩面性，當然更加需要改造；
民族資產(chǎn)階級比起其他階級，消極的一面而且還要多一些；
除了思想、作風問題以外，而且還有不勞而獲的收入的尾巴——定息。這樣的說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像前些時某些教條主義者所說的卻很難使人從思想上接受。因為工商業(yè)家所熟知的兩面性是指政治上革命與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兩面性，和經(jīng)濟上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的一面與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的“五毒”的一面的兩面性，也就是“五反”斗爭中說的兩面性。他們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資產(chǎn)階級仍然有兩面性，這不能不使工商業(yè)家聽了之后驚心動魄。工商業(yè)家問：“是不是還要來一個‘五反’？”這對于充分發(fā)揮工商業(yè)家的積極性，不能不起到嚴重的反作用。

　　這篇文章中還提到：階級最后必須消滅，但人是要改造的。從這點來看，階級本質(zhì)與人的階級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條主義者不善于分析，他們機械地把這兩者完全等同起來了。資產(chǎn)階級的本質(zhì)——剝削，的確是從“娘胎”里帶來的。從資產(chǎn)階級的生命史來說，剝削真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而資產(chǎn)階級分子——資本家的階級特性卻并不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難道曾經(jīng)有從娘胎里出來就一定要當資本家的人？因此，文章又一次表示不贊成“脫胎換骨”這種提法，以為這樣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來，使人望而生畏。

　　文章最后再次指出，在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兩面性當中，積極的一面是主導的、發(fā)展的，消極的一面是次要的、萎縮的。而主要的消極表現(xiàn)是自卑和畏縮。

　　在六月初發(fā)表的《關于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章乃器對自己在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作了整理。其中除了重復以前提出過的觀點外，還增加了一些新的意思。例如關于官僚主義的危害問題，他指出：何以有些公私合營企業(yè)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營時期呢？何以有些社會主義企業(yè)甚至有些國家機關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現(xiàn)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yè)呢？當然，這主要是由于社會主義要注重整體性，上下左右的關系要復雜得多，行動起來不可避免地要遲緩一些。但，是非不明，存在“三害”，也是很重大的因素。由于“三害”的存在，盡管按整體算起來，我們還是比資本主義國家前進快得多，但不應有的損失已經(jīng)不少，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發(fā)揮，已經(jīng)打了很大的折扣。章乃器在文章中說，我曾經(jīng)這樣想：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jīng)肯定不可能在我國復辟，而官僚主義卻隨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復辟。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還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上有益的經(jīng)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
而官僚主義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什么一個社會主義企業(yè)加上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現(xiàn)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yè)的理由。

　　這篇文章還對當時有所爭議的定息的性質(zhì)談了看法。指出：過去有人說定息是剩余價值，后來有人出來糾正了，認為是剝削，而不是剩余價值。他認為這個提法不合邏輯。如果說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剝削，那就不能不對私方有對抗。那樣，階級關系就不可能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了。既然已經(jīng)肯定階級關系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就沒有理由說定息是剝削。我想，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是比較合理的。從整個階級來說，定息是剝削的殘余；
而具體到個別的階級分子來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今天看來，這些文章的基本態(tài)度都是誠懇的、說理的、建設性的，政治上顯然是擁護黨的領導、維護社會主義利益的。可是在當時卻被視為離經(jīng)叛道的言論，為許多人所不容。在5月下旬至6月7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的幾次工商界座談會上，就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其中有千家駒、吳大琨、王光英、苗海南、孫曉村、胡厥文、陳叔通等人，他們都是當時的頭面人物。章乃器面臨孤立的處境，但并不氣餒，凡是認為曲解了他的原意或任意上綱之處，他都作了反駁。他在座談會結束后提交的書面發(fā)言（6月10日見報）中指出，在幫助黨進行整風的時候，只要是根據(jù)事實，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fā)，說話不從“擁護一番”說起，而是老老實實“開門見山”地說，這是正常的，不是什么“脫離社會主義”或者“脫離領導”。他還對某些人在批評時任意歪曲原話，說他攻擊統(tǒng)戰(zhàn)部參加宗派活動，說他講過在‘過五關’之后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后一關，等等，作了澄清。說：這些人不是睜開眼睛撒謊、便是健忘。這樣的辯論作風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慮的。最后，他還寫道：“共產(chǎn)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zhì)，是不會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揭發(fā)矛盾，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看，肯定會有曲折，···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會明的。”

　　其實以上兩次爭論和批判，還只是個序幕。從6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這是為什么》打響了反右槍聲以后，對章乃器的批判就如狂風暴雨般地壓了過來，而且調(diào)門越來越高。全國工商聯(lián)和民主建國會，從6月12日起多次舉行聯(lián)席會議，集中火力，眾口一詞地批判章乃器，把他視為工商界頭號“右派分子”，罪名多多，說他攻擊黨的領導，攻擊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美化資產(chǎn)階級和資本主義，反對資產(chǎn)階級的改造，等等。

　　章乃器面對這種氣勢洶洶的圍攻，兀自巋然不動。6月15日他到會作了平靜而有力的答辯。他說：大家的熱情他很感激，但是從講道理來說，不能說服他，這是他的老實話，要不然也可以來個假檢討。他說：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做了，說這是我的言論挑撥起來的，我說不對。這是在黨的“鳴”“放”方針下，在黨的領導下自然發(fā)展起來的，許多話是整風運動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撥起來的。這個時期的思想工作肯定會遇到許多新的問題，現(xiàn)在是從壓服走向說服的階段，要說服就要相當高的理論水平、政治水平。把這些變化說是我的文章的影響，這是沒有看到形勢的發(fā)展。他又談了他對“雙百”方針的理解，說：在理論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無時無刻不在斗爭，但政治上還是要歡迎各種有唯心主義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則不利于民族大團結。他認為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認識有些不同，這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范圍內(nèi)允許的，不是什么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他說別人給他戴這頂大帽子是違反實際，違反憲法精神的。

　　6月19日，毛澤東那份在年初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經(jīng)過重大修改后公開發(fā)表，其中特別增補了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工商聯(lián)和民建當天就在聯(lián)席會議上作出了《全國工商業(yè)者團結起來，立即開展對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作堅決斗爭的聯(lián)合指示》，同時還決定停止章乃器的全部會內(nèi)職務，責令檢討。

　　可是章乃器還是坦然置之。在第二天對受民建中央委派來找他談話的人說：民建和工商聯(lián)要他檢討，而他只有反批評，并且表示不想擔任民建和工商聯(lián)的職務了。他還想請求國務院檢查他的全部言論和行動，如果是反社會主義的，就請解除他糧食部部長的職務。至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職務，在明年舉行選舉的時候，就不必提他的名了。他還對來訪者說，講工人階級是先進階級，資產(chǎn)階級是落后階級，有什么不好呢？難道一定要說資產(chǎn)階級是反動階級嗎？來訪者問他對剛發(fā)表的毛主席的講話有何感想，他說：他的言論可能有不對的地方，但同毛主席的六項標準沒有出入。

　　過了五天，也就是6月25日晚，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即將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章乃器以糧食部長的身份出席。在討論中，他表示不能同意這篇報告對他的批評。他說，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是為了調(diào)動資產(chǎn)階級的積極性，說服資產(chǎn)階級誠心誠意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的關于官僚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說法，意在強調(diào)反對官僚主義的重要性。他的言論行動沒有離開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條標準，沒有離開過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他要求國務院對他進行檢查，檢查愈徹底愈好。

　　他還說：他提意見有個分寸，就是照顧中共中央的威信，他的言論沒有一點批評過中共中央，他批評的是中共的某些人和某些組織。他絕對沒有意圖在工商界找市場，找鼓掌。他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配作一個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檢討，他沒有力氣。他又說：他在解放前就反對資本主義，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兩面派。他始終是勤勤懇懇地把自己整個生命交給黨，全部精力獻給社會主義，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頭燒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會主義的東西來。

　　這番話真是既披肝瀝膽、胸懷坦蕩，又干脆決絕、鏗鏘有力。要知道在當時那種濁浪滾滾、排山倒海而來的政治風暴面前，在當時那種專橫瘋狂、“全民共討之”的政治形勢面前，不幸被整的人沒有幾個能頂住而不檢討的，即使極不情愿也不得不敷衍幾句。而章乃器則是寧折勿曲，自始至終橫眉冷對、傲然挺立，堅決捍衛(wèi)了自己的人格尊嚴。后來他被劃為“極右”，撤消各項職務，文革中又受盡折磨，不過他鐵骨錚錚，從未低頭，充分表現(xiàn)了優(yōu)秀知識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堅貞品格， 不愧為20世紀中國的真君子。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而今五十個年頭已經(jīng)過去，那場殘暴運動的真相，已經(jīng)被越來越多的國人所認清;而在這場運動中敢于抗爭、敢于搏擊的人，必將永垂千古，他們的英勇悲壯必將在我們民族的史冊上永留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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