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國學大師、九十高齡的老教育家任繼愈先生最近在為新華出版社引進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國學基本教材《論語卷》《孟子大學中庸卷》寫的序言中指出：“多年來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普遍現(xiàn)象：奠定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不是在大學學了哲學或政治課開始的，而是在中學時代，從十二三歲時隨著身體的發(fā)育、知識的積累、意志的培養(yǎng)平行前進，同步開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長的過程，也是在中學時已經(jīng)考慮過將來如何做人。”他又說：“教育最終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會的成員，社會培養(yǎng)他成長，成長后反過來為社會奉獻他們的聰明才智。古今中外社會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對社會有用的人，不光有豐富的知識，還要關心國家大事，除了專業(yè)分工以外，還要熟悉祖國的歷史、對世界大勢有所了解，對藝術欣賞，辨別美丑，對人間的善惡有判斷的能力�！薄耙�養(yǎng)成關心別人，幫助弱者，堅持真理的品格。這是一個現(xiàn)代公民必備的基本條件……這樣的基本要求，起碼要有十幾年的系統(tǒng)培養(yǎng)……中學是為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幼苗打基礎的階段，只有語文課可以負擔這個任務，其它課程無法替代�！比蜗壬�的意思很明顯，“四書”進中學的課堂，作為國民教育的基本內(nèi)容，是非常必要的。

　　臺灣作家龍應臺教授說，她的人生觀是在十二三歲開始上中學后的幾年間，通過必修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內(nèi)容即是“四書”），接受了其中的基本價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來了的。這些價值在她的生活中潛移默化，不經(jīng)意地起著作用，乃至變成為精神生命的主脈，做人做事的準則。她的經(jīng)驗告訴他，她周圍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屬，其實也是以孔仁孟義、氣節(jié)人格來滋潤生命，從而面對現(xiàn)實，立身行世的。我個人也有類似的生命體驗。我以為，“四書”所講的，正是我們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jù)。

　　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博士在回憶錄《曙光集》中說：在十一、二歲讀初中一二年級的兩個暑假，其父克純先生（芝加哥大學博士，回國任數(shù)學教授）讓他讀《孟子》，并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了一位歷史系的優(yōu)秀學生丁則良來給他教《孟子》。在少年與青年時代，楊振寧可以背誦《孟子》全文�！睹献印肥箺钕壬�一生受益無窮。

　　著名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吳征鎰教授，一輩子遵守其父母傳下的“五之堂”的家訓。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吳家六兄弟中出了三個院士�！吨杏埂肥箙羌易拥芨呱衅渲荆�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與治學之道。吳教授從幼年起即恪守家訓，成年后又把這治身治學的格言傳給了后輩的科學家。

　　“四書”或稱“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經(jīng)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四書”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是中國人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xiāng)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蒙學讀物與民間文藝，接受并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核心價值，四書的主要內(nèi)容，又通過私塾鄉(xiāng)校、教書先生，通過唱戲的、說書的，從各種渠道流向社會，影響世道人心。

　　“四書”之于中國，如同《阿含經(jīng)》之于印度，《可蘭經(jīng)》之于阿拉伯，《新約》《舊約》之于西方。“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讀“四書”，不知道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边@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nèi)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nèi)�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

臺灣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講，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形塑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

　　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族群，作為其文化土壤或社會化文背景的有兩個東西，一個叫“倫理共識”，一個叫“文化認同”。所謂“文化認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認同”，解決的是“我是誰”“我來自哪里”的問題，是個體人所歸屬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歸鄉(xiāng)與故園。所謂“倫理共識”，其實是在民眾中的一個隱性的，然而又是有約束力的價值觀、生活態(tài)度、對待家庭與社會的方式以及終極信念的共同點。一個社會，一個族群的生活如果沒有“倫理共識”與“文化認同”，那是非常危險、非�？膳碌模�不免會遭受到脫序的危險，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現(xiàn)代化，健康的政治、經(jīng)濟、科技、文化的建設。實際上，一個健康的現(xiàn)代化，健康的法治社會、工商社會的建構，不能不依賴于“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再嚴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會的倫理道德；
進一步說，健康的現(xiàn)代化的法治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民眾的底線倫理、民眾的倫理共識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書”，正是孕育中華民族的“倫理共識”與“文化認同”的基本經(jīng)典，其中所講的道理，例如“仁”“義”“禮”“智”“信”五常等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念，一直到今天還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繼續(xù)為中華民族的成長與復興起著積極的作用。包括“四書”在內(nèi)的人類文明的經(jīng)典，可以陶冶現(xiàn)代人的性情，治療現(xiàn)代人的心理疾病。

　　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通過了一個《世界倫理宣言》，這個宣言有兩條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推廣為現(xiàn)代國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相互對話與交往的金規(guī)則。

　　日本“工業(yè)之父”澀澤榮一以《論語》作為培訓工業(yè)企業(yè)管理人員的教材。日本的一些現(xiàn)代大企業(yè)，例如松下、豐田、三井集團公司等，其企業(yè)哲學與企業(yè)文化的建構，對管理層與員工的輪訓，運用《孝經(jīng)》與“四書”等儒家經(jīng)典，來確立“商業(yè)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豐田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天地人，智仁勇”�！疤斓厝恕眮碓从凇睹献�•公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達德”，來源于《論語•子罕》�？鬃釉唬骸爸钦卟换�，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也來源于《禮記•中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爸�、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松下生產(chǎn)人，同時生產(chǎn)電器�！彼�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培訓中心，每年可以輪訓五萬員工。松下電器商業(yè)學院把儒家哲學與現(xiàn)代管理熔為一爐，對學員進行嚴格的教育。學院的綱領是：嚴守產(chǎn)業(yè)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會生活，為世界文化的發(fā)展作出貢獻。學院遵守的信條是：和親合作，全員至誠，一致團結(jié)，服務社會。學院把儒家經(jīng)典《大學》中的“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作為學員研修的目標，并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詮釋：“明德”就是“竭盡全力，身體力行，實踐商業(yè)道德”；
“親民”就是“至誠無欺，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
“至善”就是“為實現(xiàn)盡善盡美的目標而努力”。他們認為，要培養(yǎng)“商業(yè)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須從《孝經(jīng)》開始。三井集團等創(chuàng)辦的日本現(xiàn)代商學院，要求學生每天上午背誦《大學》、《中庸》、《論語》的片斷，并對儒家倫理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禮、義等內(nèi)容進行辯論�？梢姡�儒家資源對現(xiàn)代化的企業(yè)管理與社會管理有積極的意義。

　　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jīng)典的義務。一個西方人，不管從事什么行業(yè)，在他經(jīng)受的家庭、社會、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過荷馬史詩，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等希臘哲學，西塞羅等羅馬政論，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等。這都是視為當然的，是他們的人文修養(yǎng)的基本功。一個中國人，也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文化的常識，誦讀一些中國經(jīng)典。法國的小學、中學的國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訓練，中學生即開始學笛卡爾、馬勒伯郎士的哲學，孟德斯鳩、盧梭的政治學等。

　　德國特里爾大學的文學院長、漢學家波爾教授（他的中國名字叫卜松山）曾經(jīng)在北京與特里爾多次鄭重地對我說過：“你們中國有很好的倫理資源，特別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們放棄了，沒有用這些本土的文化資源教育后代，這非常遺憾！”

　　幾十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中，缺乏國文、國學基本知識和傳統(tǒng)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來雖有所好轉(zhuǎn)，但仍然不令人滿意。就取得全社會普遍的族群認同與倫理共識而言，就和諧社會的建構與可持續(xù)發(fā)展而言，幼兒與中小學教育中的國文、國學教育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都應當重視對幼兒、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書”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對公民社會的形成，和諧社會的建構，對長治久安，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百年樹人的大業(yè)與共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從公民的文化教養(yǎng)與民族文明的健康發(fā)展來看，應當有法律條文嚴格禁止中學生的文理分科。同樣的，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guī)定，必須對幼兒與中小學生進行傳統(tǒng)語言與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國語的狀況。

　　我特別要說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謂道德說教，而是春風化雨；
儒家教育不僅不排斥技藝，而恰好正是寓于禮樂射御書數(shù)等技藝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絕不是今天的滿堂灌，而是以啟發(fā)式為主，孔子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孟子主張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講的教育，是全面的、廣義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識教育、技術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藝術教育、身體教育等德智體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等各層次�！抖Y記•學記》把教育的社會功能概括為十六個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教育功能的兩個方面：第一是培養(yǎng)國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風美俗、道德風尚與人文環(huán)境。這兩者又是相互聯(lián)系、交叉整合的。

　　中國人很重視家風、家教。著名學者、中外哲學與佛學研究專家湯用彤先生在講述自己的學養(yǎng)時，首先講四個字：“幼承庭訓”。這就是幼兒時代所接受的家教，啟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開蒙的時候一定要端正。國文與國學教育要從娃娃抓起，這主要依賴于家庭教育、幼兒教育與社會教育。我國古代的詩詞歌賦、棋琴書畫，對幼兒、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養(yǎng)育都有益處�，F(xiàn)代公民社會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養(yǎng)教育與君子人格的培養(yǎng)。讓兒童與少年愉快地適當?shù)乇痴b一點蒙學讀物、古代詩詞與《論語》等，很有好處，終身受益無窮。這不僅對孩子們學人文有好處，而且對孩子們學科學有好處，對孩子們將來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處。過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學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yǎng)、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數(shù)學家華羅庚院士、李國平院士，生物學家吳熙載教授等，都擅長詩詞書法。他們從小都背過經(jīng)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四書”的教育，貫穿、滲透到社會、家庭的各方面，起著良好的作用。培養(yǎng)一個對社會、國家、民族有用的棟梁之材，不管他將來做什么事業(yè)，根子要扎正，特別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應視為根本。這正是“四書”進中學課堂的重要理由。

　�。ü�齊勇按：《光明日報》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國學版發(fā)表了此文，并配發(fā)了編者按。該報發(fā)表時改標題為《“四書”應該進中學課堂》，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此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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