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脹從2006年四季度抬頭，到目前已持續(xù)17個月走高，到今年2月已上升到8.7%，但是直到目前，關于通脹是“偶發(fā)”因素所至還是由于長期原因的爭論仍在繼續(xù)。

　　一、中國長期通脹的四個主要因素

　　我認為導致中國通脹日趨嚴重的主要原因是長期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有四個：

　　首先是國內因素，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自新世紀以來進入到拐點。人均耕地資源不足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改革開放以來直到新世紀前的20多年中，工業(yè)化與城市化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但是土地的單產水平一直提升較快，所以能夠保持糧食總產量的不斷增長，但自1998年以來，單產增長率呈停滯狀態(tài)，但工業(yè)化與城市化占地卻仍持續(xù)，同時人口增長還遠未到高峰，人均收入增長也不斷提升著人均食品消費水平，由此導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開與拉大。例如2007年與十年前相比，中國人口增加了8500萬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倍，但在連續(xù)4年大豐收后，糧食總產量仍低于1998年，這就是為什么目前的通脹，明顯具有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帶動的“結構型通脹”特征的原因。

　　目前中國的工業(yè)化還處在中間階段，完成工業(yè)化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在這個過程中，耕地資源仍會呈現逐年減少趨勢，但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即在未來20多年，中國的人口還會繼續(xù)增長，人均收入水平也會繼續(xù)顯著提升，食品的供給因素是在減弱，而需求因素卻會不斷加強，這樣受食品需求帶動的物價上漲壓力在長期內就不是趨于緩和，而是趨于嚴重，通脹也就會長期化。

　　后面三個因素是來自國際，并且都與新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密切相關。

　　第一是外部需求仍會不斷擴大，從而會持續(xù)拉升中國的總體需求，以及商品價格水平和生產要素價格水平。新全球化的最顯著特點，是發(fā)達國家物質產業(yè)的比較優(yōu)勢在長期內喪失，由此導致物質產業(yè)會不斷向發(fā)展中國家轉移，并且持續(xù)拉大對發(fā)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新全球化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現了加快趨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在加速拉大，例如中國的出口依賴率自2000年以來到去年已經翻了一番。但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物質產業(yè)的依賴在今后二、三十年內不會是減弱，而是還會繼續(xù)增強，這主要是因為在以前年份，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轉移的產業(yè)主體是消費品制造業(yè)，而這類產業(yè)在發(fā)達國家制造業(yè)中僅占1/3～1/4，在新全球化格局下，這個發(fā)達國家制造業(yè)的主體轉移時代遲早會到來，一旦這個過程被啟動，發(fā)達國家對主要發(fā)展中國家的物質產品需求就會更強烈。這樣就會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商品與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更大的拉動作用，從而形成由外部需求拉動的通脹和由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推動的“成本推動型”通脹，而這兩個原因推動的通脹，也是長期的。

　　第二，與新全球化格局密切相關，發(fā)展中國家已經越來越成為了全球物質產品的生產和供應商，全球物質生產原料的消耗也越來越向主要發(fā)展中國家集中，同時由于新全球化催生了發(fā)達國家的產業(yè)資本向發(fā)展中國家轉移，使發(fā)展中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工業(yè)化動力，促使發(fā)展中國家的工業(yè)化速度與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速度加快，這些都導致發(fā)展中國家的各種大宗產品消費規(guī)模不斷擴張。這種情況在走在發(fā)展中國家前列的中國特別明顯，例如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全球每年新增的主要工業(yè)資源貿易和消費中，都占有40～90%的份額。

　　但是目前發(fā)展中國家的工業(yè)化基本還是在走發(fā)達國家的老路，即仍然是建立在主要依靠傳統(tǒng)能源和原材料的基礎上。然而只有8億人口的發(fā)達國家走傳統(tǒng)工業(yè)化道路可以，因為相對于全球人口來說，他們人少，但是已經消耗了全球70%以上的主要資源，可世界發(fā)展中國家的總人口有50億，主要發(fā)展中國家例如“金磚四國”有25億，繼續(xù)走傳統(tǒng)工業(yè)化道路就走不下去。例如按照發(fā)達國家的人均鋼鐵蓄積量計算，僅中國就需要消耗300億噸，而世界目前的鐵礦按金屬含量計算，已經僅剩下700億噸，如果看石油、銅礦石等主要工業(yè)能源和原料，連中國都遠不能滿足，這樣就會形成國際初級產品供求不斷趨于緊張的格局，近年來出現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不斷上漲情況，就是一個例證。由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消費總量與世界資源可供量之間存在明顯缺口，發(fā)展中國家的工業(yè)化越向前發(fā)展，國際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趨勢就會越明顯，而且這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會集中到幾個主要向世界市場提供物質產品的國家身上，特別是中國，由此形成長期的“輸入型通脹”趨勢。

　　第三，發(fā)達國家在向發(fā)展中國家轉移了物質產業(yè)后，國內資本已經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所以新全球化格局在新世紀以來進入高潮，也促使發(fā)達國家衍生金融工具與產品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例如剛剛展現出危機的一種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違約掉期（CDS），在2000年時僅有9000億美元的市值，到去年底已增長到45.5萬億美元，七年里增長了50倍。如果發(fā)達國家制造產業(yè)轉移的重頭戲如前面所分析的，是才剛剛開場，則不難預計發(fā)達國家衍生金融產品和市場的發(fā)展，還會繼續(xù)掀起更大的高潮。

　　新世紀以前，衍生金融產品市場還是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新世紀以來則出現向物質產品領域蔓延的趨勢。例如傳統(tǒng)的期貨市場定價，主要依據是現貨市場的供求，即現貨價格決定期貨價格，但近幾年來卻形成了定價權向金融領域轉移的趨勢。由于發(fā)達國家金融市場吸納的國際資本有幾十萬億美元，而期貨市場僅有萬億美元的規(guī)模，從金融市場向期貨市場只要轉移一個資本的小頭，就會對各類期貨價格形成巨大的拉升力，這樣就形成了自新世紀以來國際期貨市場長期“多頭”的格局，導致了國際主要大宗產品期貨價格長期走高的趨勢。所以，原油價格每捅200美元可能也不是頂，金屬礦產品和農產品的價格也會是長期走高的趨勢，從而會更加加重發(fā)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長期輸入型通脹。

　　以上這四個因素都是長期因素，并且全部是逐步走強的趨勢，這就決定了在今后長期內，中國的物價水平會逐步走高。到底會達到什么樣的高度，目前還很難說，只能作一個初步推斷。比如從目前到2030年中國基本上完成工業(yè)化的時候，人口還要增加近兩億，按東亞地區(qū)發(fā)達經濟體人均年糧食消費500公斤的標準計算，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總需求量就是7.5億噸，如果未來20年中國的糧食總產出量只能達到5.5億噸，缺口就是2億噸，相差36%。近兩年中國谷物加食用植物油進口大約相當于全部國內谷物供給的15%，同期糧價年均上漲率在6.5%左右，則未來36%的糧食供給缺口就可能導致糧價的年均上漲率上升到15%。而糧價是食品價格的核心，如果糧價年均上漲率達到15%的水平，即便食品價格在CPI中的權重會下降，估計被糧價推動的CPI年均上漲率也不會低于3個百分點。

　　同時，由于直到目前中國與發(fā)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距仍有二十倍，要基本上拉平這個差距，以年均12%的速度計算也要25年，中國生產因素價格的上升，不會全部體現在中國國內的物價上漲，也會體現在人民幣匯率的提升，因此若匯率的年均上升率與國內通脹率持平，國外因素也會對中國的物價上漲形成年均6%的推動力。如果是這樣，國內外因素所導致的中國在未來20年內的長期年通脹水平，就會在8～10%。

　　二、未來三到五年中國面臨的通脹形勢最嚴峻

　　雖然年初以來雪災因素和翹尾因素對物價上漲的影響比較大，隨著這些因素的消失，物價的急劇上漲勢頭會減弱，但是在長期因素作用下，物價水平仍不可能回落到5%以下，特別是在未來3～5年，物價的年均水平可能會在10%上下，作出這個判斷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以上所講的四個因素在新世紀以來都在趨于加強，但為什么近一、兩年才開始嚴重起來，我認為導致前些年通脹不太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體制改革所釋放的城市經濟效率對物價上漲構成強有力的“對沖”。

　　改革效率的釋放在農村改革時期我們就曾經看到過，1978～1984年，在國家基本上沒有對農業(yè)采取大量投入的背景下，農業(yè)產出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增長，就是體制效率的釋放。1984年以后城市體制改革開始啟動，人們也在期待著改革效率的釋放，但卻遲遲沒有出現，主因是改革沒有觸動到產權這個核心。90年代后期，中國的改革開始向產權制度深入，到本輪經濟增長中產權構成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例如在本輪經濟高潮的投資結構中，非國有單位的投資已經占到70%以上，在工業(yè)生產和出口中則超過了80%。

　　效率的提高集中表現在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2003～2007年，總體勞動生產率（實際GDP/勞動者總數）年均提升率高達9.6%，而1979～2002年年均為7.6%。效率的提升使企業(yè)在面臨上游產品漲價的時候，可以有更多的應對空間，即可以通過降低成本來消化漲價因素，而不至于向消費物價傳導，這種情況，主要表現在自2003年以來，雖然能源和原材料等漲價比較嚴重，但從PPI的結構看，加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幅度，顯著低于上游漲價幅度。例如2003～2006年，PPI累計上漲了17.3%，而加工產業(yè)PPI僅上漲了8.5%，是總體工業(yè)品價格指數的49%。

　　此外，產權制度改革導致財富分配關系也起了變化，收入向少數人集中，從而提升了企業(yè)利潤，同時壓低了工資水平，使消費在總產出中的比重下降，這一方面是壓低下游加工產品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也是企業(yè)消化上游產品漲價能力提升的因素。

　　但是效率的釋放總有盡頭，勞動者的工資也不能長期不提升，去年以來工業(yè)下游產品也出現了隨同上游產品價格上漲的趨勢，表現為加工產業(yè)的PPI與平均PPI的差距在逐漸縮小，到今年2月份已經相當于總體PPI水平的62%，可能就預示著改革效率已經基本釋放完了，因此接下來通脹形勢，可能就是上下游產品同時上漲了，對這個前景我們必須看到，也必須重視。

　　第二個因素是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正在演變成一場空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隨著發(fā)達國家金融市場泡沫的破滅，會有更多的資金沖入期貨市場。有人說世界金融導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會因為消費需求減速而導致大宗產品物價下跌，我看可能并非如此，因為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危機越嚴重，從金融市場轉入期貨市場的資金可能就會更多，前面已經說過，期貨市場容納的國際資本與金融市場相比不是一個數量級，因此只要從金融市場轉移小部分資金，就會導致期貨市場價格水平的顯著上揚，所以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危機越嚴重，期貨市場的價格水平反而會上沖得越劇烈，這就會導致未來三年甚至五年內，中國的輸入型通脹更明顯。

　　第三個因素是“十一五”期間(2006～2010年)是中國人口的一個出生高峰，特別是包括今年在內的今后三年，根據有關預測新增人口將超過5100萬人，年均超過1700萬人，而“十五”期間（2001～2005年）的年均新增人口量才剛剛超過800萬人，所以未來3年由于人口增長加快，對食品需求的壓力也會隨之上升，形成對消費物價上漲的新壓力。

　　因此到2010年前后，中國的通脹形勢可能是最為嚴峻的，但2010年以后可能會開始趨于緩和，原因之一是發(fā)達國家的金融風暴會趨于平緩，部分沖擊期貨市場的國際資本會回流到金融市場。原因之二是到2010年后，在新全球化的推動下，中國可能會逐步進入到承接發(fā)達國家重加工業(yè)產業(yè)轉移的階段，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重加工業(yè)也會隨之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而重加工業(yè)由于附加值高，有著更大的利潤增長空間，從而為中國的企業(yè)消化來自各方面的漲價因素，創(chuàng)造新條件。例如，中國目前的工業(yè)增加值占工業(yè)總產值的比重只有不到30%，但以重加工業(yè)為主體的發(fā)達國家的制造業(yè)，這個比重卻高達45～49%。

　　三、中國治理通脹的長期對策選擇

　　如果導致中國目前通脹趨于嚴重的主因都是長期的，那么治理通脹的政策就必須著眼于長期。

　　首先是必須立足于新全球化時代的新國際背景，和中國新發(fā)展階段的新國情，重新定義有害通脹率的標準。傳統(tǒng)經濟理論認為，通脹與通縮都不好，把通脹率控制在年均3%左右對經濟增長最有利，但超過5%就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負面影響，但這是對傳統(tǒng)經濟增長過程而言的，在新全球化時代，許多長期有效的經濟規(guī)律都已發(fā)生了根本改變，例如在傳統(tǒng)經濟增長過程中，試問有哪個國家可以長期維持貿易逆差？又有哪個國家可以在本幣大幅度升值的情況下貿易順差也強勁增長？所以那些主張把通脹率壓到3%以下的人，他們的理論依據是舊的，而沒有根據時代的變遷與時俱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新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經濟發(fā)展機遇，提升了中國的工業(yè)化速度，但同時也構成了從外部引發(fā)通脹的新的長期因素，因此一定要把通脹壓制在3%以下才是健康發(fā)展的意識就得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如果既要享受新全球化的好處，又要把通脹率壓到3%以下，就是要魚與熊掌兼得，須知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國要想得到新全球化的好處，就得忍受較高通脹率的痛苦，這就是為新全球化背景下保持較高經濟增長率所必須支付的代價。

　　第二，由于導致目前通脹的因素有許多都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因素，用傳統(tǒng)的辦法應對就不會有效。例如在傳統(tǒng)宏觀經濟理論中，對付通脹的主要宏觀工具是提升利率，但是對國內而言，加息既不能增加土地供給，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長；
對國際而言，加息也不能增加世界資源的供給，不能抑制國外金融市場的資本向期貨進軍，反而會引來更多國際熱錢，導致更大的貨幣投放，用加息來對付通脹就必然會失效。自去年以來，央行6次加息，11次提升準備金率，物價水平卻上升到了目前的8.7%，就是最好的證明。

　　特別是發(fā)達國家在金融危機打擊下，經濟正在趨于衰退，對中國這樣的高度依賴外需的國家來說，是抑制經濟增長的重大因素，在這個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刺激措施，保住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要過分下降，如果為了抑制通脹而繼續(xù)加息，結果可能就是通脹沒有壓下來，經濟增長卻因內外因素而下來了，就可能因為政策操作問題而使中國經濟陷入“滯脹”。

　　如果加息不是好辦法，抑制通脹也不能大量采用行政手段，因為通脹將會是一個長期現象，如果暫時使用了行政手段而通脹率還是降不下來，行政手段就可能被長期化，從而干擾市場信號，使中國市場化的改革進程發(fā)生倒退。

　　第三，前面的分析說明，在四個長期通脹因素中，有3個是外部原因，因此如果到了通脹率已經比較嚴重，比如已經超過10%，開始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負面影響的時候，政府還是有必要采取壓制通脹率繼續(xù)提升的措施，重點就是如何割斷外部傳導通道。最好的方法應當是在進口環(huán)節(jié)采取減稅和財政補貼措施，2007年中國關稅和在進口環(huán)節(jié)征收的消費稅、增值稅合計共約7500億元，約占當年進口總值的10%，這個比重已經不低，可以通過對這個比重的調節(jié)，以及對部分重要進口資源提供財政補貼來影響和控制國內物價水平。當然對減免進口稅收和提供財政補貼的進口產品，就必須嚴格限制乃至禁止這些產品的出口。在進口環(huán)節(jié)干預物價水平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避免了對國內個別產品的價格干預，有利于保護國內市場機制的運行。

　　第四，反通脹的重點應從抑制平均物價上漲水平，轉移到重點保護中、低收入階層上面。相應地，宏觀調控工具的使用，也應從以利率政策為主轉向財政補貼政策為主。

　　如果通脹率會在長期內維持較高水平，保持經濟增長和增加居民收入就是最好的反通脹措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對通脹率的感覺顯然不同，承受能力更不同，如果動用國家財政資源壓低平均物價水平，表面上看是保護了全體居民，實際上在國家財政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對中低收入人口的有效保護率就會降低。所以通脹率在10%以下水平的時候，國家就不應對總體物價水平進行過多干預，而應把重點放到對中低收入人口的保護方面。

　　保護的辦法，一個是對低收入人口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例如提高最低社會保障線，增加離退休職工的工資，以及對低收入人口提供物價補貼等，另一個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線，這主要是針對中等收入人口的保護而言，例如象一些人所建議的，從目前的1600元提高到5000元。

　　四、把繁榮中國股市作為中期內為反通脹籌措財政資金的主要渠道

　　以上對反通脹長期措施的分析說明，除了在通脹特別嚴重時期應該在進口環(huán)節(jié)也采取抑制通脹的措施，在一般情況下，應主要是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對中低收入人口實行補貼和減稅，這就需要國家財政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即從目前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收體制，向發(fā)達國家以所得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為主的體制靠近。但是這個改革會涉及中國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就建成和完善，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情況，在未來3年中國的通脹形勢會更加嚴峻，需要財政立即拿出大筆錢來。比如根據有關方面在年初測算，今年僅按5%的物價上漲率考慮，每個城鎮(zhèn)居民平均每月受到的物價損失就有50元，但是以目前的物價上漲勢頭觀察，全年的CPI水平可能會在8%以上，那么每個城鎮(zhèn)居民受到的月均物價損失就會是80元。如果在目前的4億城市人口中有30%需要政府給予物價補貼，補貼總額就要上千億元，再考慮對部分農村低收入人口也給予物價補貼，恐怕就得在2000億元以上。如果再考慮到提高個人所得稅征收線所造成的減稅，以及在可能的情況下必須對進口環(huán)節(jié)實施減稅和補貼，政府為反通脹所拿出的財政資金就可能高達4、5千億元，就可能超出了政府在中期內的財政負擔能力。政府的財政資源除了依賴經濟增長所增加的稅收，龐大的國有資產也是一筆巨額財富，例如根據國資委的數據，到2006年末，僅重點國有企業(yè)的資產就高達16萬億元，如果能夠拿出十分之一來在股市變現，已經夠政府5年左右的反通脹支出，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創(chuàng)造出保持股市持續(xù)繁榮的條件，所以中國股市的繁榮與中國政府在中期內的反通脹政策能否成功，就有了內在的因果聯系。

　　如何在新背景下采取正確的反通脹策略，是當前宏觀調控的新課題，還需要深入探討，以上我所提出的反通脹政策設想很可能不對或不全對，但只要站到了通脹是由于長期因素造成的這個出發(fā)點上，就不會南轅北轍，就能最終找到正確的道路。

相關熱詞搜索：通脹 中國 因素 長期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