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喬治·布什總統(tǒng)至少為極端厭惡他的知識分子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讓知識分子成為社會名流。他的反恐戰(zhàn)爭引發(fā)了左派知識分子對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激烈辯論。一邊是諸如保羅·伯爾曼（Paul Berman）和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之類的干預主義者，他們聲稱打擊“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和左派對歐洲“溫和圣戰(zhàn)者”的綏靖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溫和圣戰(zhàn)者”這個詞出自伯爾曼即將出版的書《知識分子的飛行》（The F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另一邊是諸如托尼·朱迪斯（Tony Judt）和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之類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想揭開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的自由主義鷹派面紗，用朱迪斯的話說，這些人為布什政府野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遮羞布”。

　　這場激烈的爭論進行了六年多，每個參加者都調(diào)整了自己的立場，同時警惕地觀看其他人是否從原有立場上后退。希金斯是否最終永遠地加入到新保守主義陣營了呢？朱迪斯對于以色列的模糊立場是否控制了他的論證呢？在主張和歐洲焦躁不安的穆斯林保持友好關系時，布魯瑪是否重新描述了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綏靖政策呢？

　　反恐戰(zhàn)爭的辯論盡管引起了激烈爭論，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吸引觀眾目光的良好舞臺，但它也讓人們對當今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產(chǎn)生懷疑。從前，這些人的成名靠的是文章和著作，如今則是靠他們發(fā)表的言論以及言論激發(fā)的評論。即使像充斥著眾多明星的《紐約觀察家》這樣的出版物現(xiàn)在也開始用超級模特之間激烈爭吵時那樣的熱情來報道知識界產(chǎn)業(yè)界聯(lián)合體。最近的一個標題是“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相互割喉：伯爾曼和布魯瑪因為政治伊斯蘭而決一雌雄”。

　　當然，知識分之之間相互攻擊和咒罵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他們要么出版自傳表達幻滅和懺悔的渴望，以及對于正統(tǒng)思想的捍衛(wèi)，要么通過其他手段發(fā)動思想戰(zhàn)爭。如果逐出教會的政治在歷史上一直是控制討論的非常有效的方式的話，那破變節(jié)政治也是如此。錫德尼·胡克（Sidney Hook）、歐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等人在三十年代和馬克思主義決裂從而在政治上聲名鵲起。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歷程的不同階段，通過放棄新保守主義信仰也產(chǎn)生了類似效果。在他的經(jīng)典性研究《政治朝圣之旅》中，保羅·荷蘭德（Paul Hollander）詳細描述了曾經(jīng)常常把馬克思主義浪漫化的左翼知識分子在“走向未來”時遭遇斯大林的蘇聯(lián)、毛的中國、胡志明的越南和其他烏托邦的嚴酷現(xiàn)實后的反應。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征比如終生和改變立場做斗爭、指控思想叛徒、為黨的路線辯護時承受精神折磨、政治立場也是個人特征等情況在六十年代從來沒有出現(xiàn)。但是最近一些年情況發(fā)生了改變。那些充當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清晰地認識到關系重大的爭論在過去是如何發(fā)生的，他們也非常清楚地贊賞喬治·奧威爾這樣的人物在辯論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可他們已經(jīng)傾向于在表明自己立場時指稱和自我指稱以獲得最大效果。不是依靠嚴謹深刻的思考和著作以及使得公開亮相黯然失色的豐碩成果作為根本，今天的知識分子常常熱衷于當明星，希望到電臺電視�？怂闺娨暸_（FOX News）和在線新聞（MSNBC）上高談闊論，而不是在書中或者論文中發(fā)表自己的觀點。

　　盡管當前的利害關系和他們在三十年代時一樣高，當前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已經(jīng)復活了以前動蕩時代的尖刻和嚴厲，但是這些爭論很少有實質(zhì)性內(nèi)容。從前那些以艱苦的思想探索為基礎的思想戰(zhàn)場如今成了知識分子爭吵什么才是高雅食品的場所,在有些情況下甚至變成巧妙的職業(yè)動作表演場。批評家萊昂納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經(jīng)稱贊為思想界吶喊的“意義深遠的爭吵生活”現(xiàn)在卻被“爭奪公眾目光的生活”所超越。和那些把全身心投入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和帝國主義爭論的前輩相比，當今的變節(jié)者不過是拙劣的模仿者。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小部分美國知識分子非要爭出高下，斗出個結果不可，因為他們是在爭論‘世界的前途’。隨著戰(zhàn)后時代的開始，錫德尼·胡克，歐文·豪威，丹尼爾·貝爾、萊昂納爾·特里林、詹姆斯·法威爾（James T. Farrell）等人改變立場，脫離原來的陣營，開始反共的艱辛歷程，正如敵人攻擊他們時所說的話“反共和反反共之間的戰(zhàn)斗”。

　　在《國家》領導下，諸如麗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之類“進步”人士指責新生的自由派反共人士為叛徒。這樣的指控還可以用來指后來的那些變節(jié)者：他們不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正如穆瑞·開普頓（Murray Kempton）在《我們時代的一部分》（Part of Our Time）中抱怨的，“五十年代最著名的前共產(chǎn)主義者是充滿動蕩、報復、叛變的三十年代的見證人，在三十年代，他相信只有他認清了局勢，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是可憐蟲。如今他改變信仰仍然是要在非戰(zhàn)斗的社會中充當像從前一樣堅定的戰(zhàn)士�！�

　　伴隨這個“出賣靈魂”指控的是那些從左派轉(zhuǎn)向右派的（正如多數(shù)人做的那樣）人確實以此獲得了美國公民的身份。但是這個時代最著名的共產(chǎn)主義叛徒在離開黨后，從來沒有找到真正的思想家園，一直背負著變節(jié)背叛的惡名�；萏乜恕ゅX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說話很快的，用同樣的熱情改變觀點和女朋友的紐約知識分子不同，和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在《失敗的上帝》(仍然是變節(jié)者的圣經(jīng))中描述的經(jīng)歷有更多相似之處,他實際上加入斯大林主義者運動而且成為間諜,這讓他成為像特里林這樣的知識分子好奇和羨慕的對象(特里林和錢伯斯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曾在一九四七年的小說《旅途中間》中把錢伯斯作為主人公)。

　　錢伯斯因為告發(fā)阿爾杰·希斯（Alger Hiss）被普遍譴責為共產(chǎn)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同情者的叛徒，因為希斯在雅爾塔會議期間一直站在羅斯福一邊，幫助形成了造成后來冷戰(zhàn)的“偏執(zhí)狂”。對于錢伯斯來說，改變陣營根本不像當今克里斯托弗·希金斯那樣的風光，沒有通俗小報像報道明星一樣來追捧。相反，那是一個痛苦的、悲慘的穿過深淵的歷程，正如錢伯斯在他的偉大的回憶錄《見證》（Witness）中所紀錄的那樣，本書討論的是“離開勝利一方來到失敗一方”。

　　錢伯斯堅定支持那些對共產(chǎn)主義上帝感到絕望的庫斯勒、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伊尼納齊奧·西洛內(nèi)（Ignazio Silone）等人的證據(jù)，他的經(jīng)歷應該成為用來衡量后來變節(jié)者行為的金色標準。不用說，今天被指控犯下輕微背叛罪行（不是叛黨，而是背叛思想界的時尚）的人中，只有少數(shù)人經(jīng)受了錢伯斯遭遇的精神折磨的哪怕微小的一部分。他曾經(jīng)因為擔心被斯大林的特工追殺而潛入地下。即便他重新在政治舞臺上亮相，他仍然過著痛苦的生活，苦難已經(jīng)完全證明了他的殉道者情結。

　　紐約知識分子的第一代深深扎根于他們對于輕率觀點和奢侈爭論的熱愛，而且喜歡老帳新帳一起算。萊昂納爾·亞貝爾（Lionel Abel）回憶說在聚會的時候他害怕到洗澡間，擔心有人從背后用言語的刀子攻擊他。后來諾曼·波德赫瑞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義運動編年史家把這些人比做一個大家庭，所有的機能障礙、內(nèi)部的爭吵以及聯(lián)盟的變更使得家庭生活變成喧鬧的舞臺劇。他們非常感興趣的是應該站在哪一邊，但是在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并不在意社會對他們的看法。慢慢地，紐約知識分子讓自己的著作為成為表達觀點的代言人。比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通過考察專制主義的根源一舉成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因為研究極端右派的偏執(zhí)狂風格而出名。他們和公共知識分子家庭中的其他人的關系直到他們?nèi)ナ缼资�年后才引起人們的興趣。正如丹尼爾·貝爾在《曲徑》（The Winding Passage）注意到的“這個群體中有一種自豪感，那就是真正重要的是觀點，人們不應該像談論明星那樣談論知識分子�！�

　　這個狀況因為新左派的到來發(fā)生了改變。這些推動六十年代風潮的思想界領袖總覺得他們站在三十年代的陰影里，有時候試圖把自己的辯論描述為反映更早時代風格和內(nèi)容的再現(xiàn)。但是正如歷史的重復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就成了鬧劇。正如貝爾后來注意到的，六十年代是媒體事件的時代，要參加辯論所需要的只是街頭演說和麥克風。

　　新左派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寫作和街頭政治的目標對經(jīng)受住十年前右派挑戰(zhàn)的自由主義核心論。革命暴力、黑人力量和帝國主義宣言取代了三十年代激情四射的爭論。從前的戰(zhàn)士中有個別人起來反駁。有人回憶說歐文·豪威值得牢記的話是湯姆·海登（Tom Hayden）“給機會主義了一個惡名。”其余大部分人屈服了�！都~約書評》在紐沃克暴亂后不久，在封面上刊登了莫洛托夫雞尾酒會的配方，這可能是對于法律和秩序的對話的最臭名昭著的貢獻。

　　很快，個人生活具有政治意義不僅體現(xiàn)在運動中，而且影響到地位更高的知識分子群體，正如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激進派時髦》所說，一陣催淚瓦斯飄進紐約的沙龍。知識分子獲得公眾承認的欲望越來越強烈，扭曲了諸如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人的生活，使得他們很難和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等低廉自戀者區(qū)分開來。一九六〇年代宣告了知識分子明星時代的到來，他們從一個話題轉(zhuǎn)向另一個話題，除了憤激的觀點外，什么也沒有。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代的顛倒，但是《時代周刊》刊登封面故事，為美國知識分子的和解喝彩。對于正在成長為知識分子的人來說，與美國決裂才是通向“關聯(lián)和意義”的道路。正如諾曼·波德赫瑞茨的生涯證明了的，改變陣營是成名的捷徑。在六十年代初期，對于文化趨勢有敏銳認識的波德赫瑞茨發(fā)現(xiàn)政治傾向?qū)⑦M一步左轉(zhuǎn)，所以他迅速擁抱冷戰(zhàn)的修正主義，并和他的恩師們決裂，譴責特里林、胡克以及其他紐約知識分子和新時代脫節(jié)。這種轉(zhuǎn)變陣營的美妙之處在于它不失時機地給予波德赫瑞茨另外一個立場，這次是作為破壞自由派核心論的激進主義者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波德赫瑞茨從左派叛變的核心是曼哈頓知識界充滿敵意的接受他的書《成功》（Making It）。在書中他坦率承認對于出名的貪婪和對于思想界成功的欲望同樣強烈�！冻晒Α沸�稱揭露紐約知識分子群體“骯臟小秘密”的書，象征了六十年代的自戀主義，其中個人生活并不常常有政治意義，不過是個人生活而已。

　　和特里林不同,波德赫瑞茨并沒有試圖靠自己見解深邃的觀點來追求功名。他追求的目標是成為明星。他的整個作品就是講他的個人生活和朋友關系。他在一系列的回憶錄中一次又一次地炫耀自己的叛變，比如在《改變陣營》和《從前的朋友》中他用非常粗俗的語言描述童年時代遭受的羞辱、性生活的貪得無厭以及炙熱的政治激情。

　　盡管連篇累牘地描寫他的叛變,波德赫瑞茨確實驚恐地發(fā)現(xiàn)反美和反文化趨勢增強的危險，這種傾向曾經(jīng)讓知識分子變得十分激進，使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斯大林主義被擊潰后消失了的關于輿論領袖的爭論重新復興起來。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現(xiàn)在寫書贊美北越南，以斯大林主義的名義抓住了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辯護精神�！�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成為賤民，因為他竟然冒失地寫了標題為“論不作鴿派”的文章。

　　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體現(xiàn)了這種衰落。他在三十年代后期脫離馬克思主義，（獲得的臨別小禮物是托洛茨基的評論“人人都有權成為傻瓜，但是麥克唐納同志濫用了這個特權”）戰(zhàn)后時代擁抱了激烈的反共主義，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又加入了當時的狂歡，出現(xiàn)在審判黑豹黨成員鮑比·西爾（Bobby Seale）的現(xiàn)場，高呼艾吉·克利夫（Eldridge Cleaver）的口號“如果你不是解決辦法的一部分，你就是問題的一部分�！痹谝痪帕�八年，他和哥倫比亞大學暴亂的學生一起廝混，把他們的虛無主義事業(yè)稱為“有好處的動蕩”。

　　右派知識分子有自己的問題。小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摹秶�家評論》經(jīng)歷了一連串的叛變加里·威爾斯（Garry Wills）、約翰·萊昂納德（John Leonard）、阿勒尼·克羅齊（Arlene Croce）、瓊·狄迪恩（Joan Didion）等早期撰稿人都脫離原來的陣營來到錢伯斯所說的勝利者一邊。威爾斯繼續(xù)撰寫《保守派的懺悔》確定了后來從右派轉(zhuǎn)向左派的模式，比如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在九十年代中期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從保守主義奮起：為什么右派對美國來說是錯誤的》。但是從右派轉(zhuǎn)向左派的運動從來沒有成為關注的癥狀，因為保守主義和左派不同，不是通過驅(qū)逐出教會來懲罰懷疑的世俗宗教。

　　曾經(jīng)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社會學家內(nèi)森·格拉澤（Nathan Glazer）在回顧了自己一生跟隨時髦的思想風尚后，問到“五十年代末期的激進派，那些覺得自己更接近激進派而不是自由派的作家和政客等溫和激進派，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怎么成為保守派了呢？至少是覺得自己更接近自稱為保守派的人而不是自由派的溫和保守派了呢？”

　　這并非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除了知識分子階級的嘩眾取寵外，迷戀胡志明、毛澤東、卡斯特羅等革命領袖的新一代學生激進分子已經(jīng)劃出新的黨派界限�？梢灶A料的是，這造成了激進分子的新一撥叛變，比如歷史學家尤金·基諾維斯（Eugene Genovese）和新左派激進分子彼得·柯利爾（Peter Collier）和大衛(wèi)·霍羅維茨（David Horowitz）他們表現(xiàn)出在六十年代對于他們的上帝的失望。為此，他們像先輩那樣遭到從前的同志的放逐、誣蔑和孤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同志中的一個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現(xiàn)在雖說不一定轉(zhuǎn)向右派，但至少已經(jīng)脫離左派，他當時曾用明確無誤的語言痛斥那些變節(jié)者“誰需要另一撥捶胸頓足的反抗者，這次為自己曾誤入恐怖主義、犯罪和家庭失調(diào)的泥沼而懺悔？”

　　到底是誰呢？第一次改變陣營的知識分子在標明自己的異教徒立場時真正面臨遭受公眾譴責的風險。在第二階段的六十年代改變立場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剛毅和個人勇氣。但是今天，轉(zhuǎn)變立場已經(jīng)成為一種可以從中獲得好處的產(chǎn)業(yè)。再也沒有運用黨的路線把你從教會中驅(qū)逐出去的程序了。知識分子不再會因為攻擊從前的弟兄而被送到政治的煉獄。相反，他們因為獲得進入通俗小報天堂的權力而受到獎勵。我們的文化已經(jīng)不再嚴肅看待思想了。今天的知識分子明星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失去審查觀點的能力和動機，錢伯斯在《見證》中刻畫的靈魂煎熬的黑夜如今更像《美國偶像》節(jié)目的試唱。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列舉那些著名分析家和知識分子的名單，他們改變政治立場就像換一件衣服一樣，沒有絲毫的痛苦。曾經(jīng)在新保守派領軍刊物《第一要務》（First Things）當專欄作家的戴蒙·林克（Damon Linker）已經(jīng)成為基督教右派中走出的自由派專家。曾經(jīng)策劃理查德·尼克松“南方戰(zhàn)略”的凱文·菲利浦斯（Kevin Phillips）現(xiàn)在是研究保守主義的左翼專家。曾在里根政府時期五角大樓工作的勞倫斯·科伯（Lawrence J. Korb）定期地把他的個人簡介借給社論版對頁鼓吹削減國防開支。從前的新保守主義運動同情者，強烈譴責正面歧視和政治正確的吉姆·斯利帕（Jim Sleeper）現(xiàn)在已經(jīng)獲得新生，成了左派人士，在《國家》雜志上攻擊溫和派如錢伯斯的傳記作家薩姆·塔恩豪斯（Sam Tanenhaus）是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自我揭露一下：作者本人也屬于這種無過錯叛變的類別，最近寫了一本書批評新保守主義，而它的許多外交政策原則，我曾經(jīng)也是大加稱贊的。)

　　但是這些人物如果和九一一事件后完全背離從前的一系列承諾的大人物相比的話都是小可憐蟲�？植乐髁x襲擊的一個副產(chǎn)品就是給予知識分子一種新的目的意識。他們從九十年代的麻木蟄伏中解放出來，那個時期唯一的世界歷史事件是藍色裙子上的幾滴精斑。在后來的攻擊中，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寫到“九十年代的墮落和軟弱無力不過是夏天的衣服，馬上就扔掉了。”在爭搶出風頭的機會中不甘落后的諾曼·波德赫瑞茨現(xiàn)在是《評論》的編輯，他寫到“除了報復，我們還渴望曾經(jīng)對自己以及愛國歌曲‘美麗的亞美利加’的信心的‘新生’”。但是只有一條路可以通向這個可愛的精神狀態(tài)，也就是通過羅斯�；蛘咔鸺獱査�說的對于敵人的“無條件投降”。波德赫瑞茨使用的“第四次世界大戰(zhàn)”的標簽正在醞釀中，它產(chǎn)生了知識分子世界中自由主義鷹派和新保守主義的新的宏偉聯(lián)盟。

　　保羅·伯爾曼對這個危機的反應是寫了像《恐怖和自由主義》這樣的重要著作。他是個例外。許多在福克斯新聞上發(fā)表高見的知識分子更多思考的是他們是否能成為下一個喬治·奧威爾，而不是寫書讓人們看清國家在恐怖主義時代面對的問題。當恐怖分子襲擊的時候，從什么角度看，誰將繼承奧威爾的衣缽一直是將近二十年人們猜測的話題。早在一九八三年初期，歐文·豪威在《新共和》上寫到“奧威爾是正確的嗎？”宣稱這個作家如果活到現(xiàn)在可能反對東歐“共黨機器”。一個星期后，諾曼·波德赫瑞茨在《哈波斯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如果奧威爾現(xiàn)在還活著？”堅持認為，如果把當今政治立場的全部菜譜讓奧威爾挑選的話，他可能決定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因為波德赫瑞茨本人就是如此，所以這樣的說法造成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的強烈不滿，他立刻回應說奧威爾就像希金斯自己一樣是左派中的獨立派。

　　今天，希金斯撰寫《為什么奧威爾重要？》和從前的伙伴英國人安德魯·薩利文（Andrew Sullivan）一起劃定勢力范圍，他的博客使用了奧威爾宣傳自己愿意戴教條眼罩般對事件做出反應的口頭禪（看到鼻尖前面的東西是什么是經(jīng)常性的斗爭），把自己描述為奧威爾那樣無所畏懼的思想家。以至于羅恩·羅森伯姆（Ron Rosenbaum）在二〇〇二年在《紐約觀察家》上說“這兩個奧威爾的崇拜者是否存在確定誰將成為九一一的奧威爾式人物的秘而不宣的競爭嗎？或許他們沒有意識到，但是如果意識到了，我倒要建議，讓他們兩個分享這個榮譽，每個人站在自己的政治基礎上�！�

　　奧威爾這個思想界出類拔萃的孤獨的狼從來沒有“政治基礎”。但是不難理解為什么他對于知識分子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在他們看來奧威爾是天才的叛徒。他是最初的變節(jié)者、獨立思想家、言論和行動上的戰(zhàn)士。他目睹了西班牙的內(nèi)戰(zhàn)，在那里和斯大林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作戰(zhàn)，喉嚨被擊中后差點死掉。回到家后，他專心投入注定不受歡迎的反斯大林主義事業(yè)，在一九三八年發(fā)表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譯者注：請參閱《學術中國》上的“重讀奧威爾的“加泰羅尼亞”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8819]從那時起他就成為圈外人，往往生活拮據(jù)。而希金斯和薩利文都已經(jīng)把綠卡換成了金卡，都沒有這樣的經(jīng)歷。

　　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指出知識分子當明星的渴望以及因為電臺、電視談話節(jié)目和網(wǎng)絡提供造就明星的可能性是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的理由。他相信他們今天的著作的特征就是以“低質(zhì)量，而且水平可能還在持續(xù)下降。不過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工作已不那么突出、那么有趣、那么重要了。”

　　在當今舞臺上有許多人物體現(xiàn)著這種滑坡，但是沒有人比薩利文扮演這個角色更合適了。批評家李·西格爾（Lee Siegel）在二〇〇一年《哈波斯雜志》上認為薩利文的思想洞察力在九一一襲擊后下滑了，當他寫到位于“飛地”的左派構成了對“第五縱隊”的威脅�！蔽鞲駹柍靶�這個概念，即“[薩利文] 從喬姆斯基式左派的可憐的無力感中他們的荒謬行為塑造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抬高到第五縱隊的地位。不管怎么說，隨著伊拉克戰(zhàn)爭陷入困境、美國軍隊虐囚丑聞、人們對于當局的質(zhì)疑，薩利文又改變立場，趕緊宣稱保守主義已經(jīng)迷失了方向。到了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薩利文認定他曾經(jīng)稱贊為新的丘吉爾的布什總統(tǒng)已經(jīng)“失去了思想”。此后已經(jīng)轉(zhuǎn)向為奧巴馬（Barack Obama）的總統(tǒng)候選人地位搖旗吶喊�！�

　　希金斯的情況更讓人迷惑。希金斯從一開始就是左派變節(jié)者。（在他未發(fā)表的回憶錄里，麥爾文·拉斯基（Melvin J. Lasky）回憶了在六十年代后期第一次會見希金斯的情景，預測他可能為了保守主義放棄托洛茨基主義）。希金斯譴責亨利基辛格、達賴喇嘛、特蕾莎修女和溫斯頓丘吉爾，他把諾曼·波德赫瑞茨看作是“另外一個有膽識希望擁有真實生命的綠老鼠的道德和思想流氓。”正如緊密觀察美國知識分子旅程的保羅·荷蘭德觀察到的，“希金斯并不渴望細致入微的判斷�！焙商m德還注意到希金斯把自己看作奧威爾再世。“他對‘普通人’的崇拜讓人想起奧威爾的態(tài)度�！�

　　事實上，九一一事件后希金斯的頌詞里出現(xiàn)了“高大結實的、不抱怨的、禁欲的無產(chǎn)階級捍衛(wèi)者,鬧市區(qū)的廢墟和屠殺破壞了他們的力量源泉”。但是他對于這個悲劇的著作中突出表現(xiàn)出來的是他個人動員的意識、報道的職責，在經(jīng)歷過“從憤怒到惡心的所有感情后，讓我感到吃驚和愉快的是，我還發(fā)現(xiàn)感情最后成為“狂喜”。簡單地說就是“神學野蠻性”是最可怕的敵人”�！翱裣病边@個詞是關鍵。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需要激動，步波德赫瑞茨的后塵，九一一襲擊給希金斯提供了世界史舞臺，終于讓他成為了其中的主角。

　　希金斯非常狡猾不可能承認他已經(jīng)離開左派或者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選擇居住在超越了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類別之外的無主之地。即使他繼續(xù)維持后來的想法,如果有的話只留給自己，不告訴任何人，但是他已經(jīng)成為曾經(jīng)把他稱為同志的人眼中的一個仇恨崇拜者。英國議員喬治·加羅維（George Galloway）在訪問美國的時候在國會為自己辯護，有人指控他和薩達姆·候賽因從事非法的金融交易，把希金斯稱為“遲鈍的托洛茨基花花公子”但恰恰是這樣的仇恨首先讓希金斯和保羅·伯爾曼等人感到振奮。來自從前的弟兄的攻擊讓他們確信自己成為自從蘇格拉底吞下毒藥后說出真理的孤獨的殉道者，這才是知識分子的經(jīng)典角色。

　　因為伊拉克戰(zhàn)爭陷入困境，希金斯被迫要檢驗自己信念的勇氣。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的《名利場》中，他寫到“作為一個常常鼓吹伊拉克解放的人，我已經(jīng)對斗爭的墮落越來越感到殘酷和惡心”在描述他的后悔在曾經(jīng)漫不經(jīng)心地幫助推動了一個曾經(jīng)閱讀了他在九一一之后寫的通訊要招募新兵到伊拉克打仗的年輕人，后來戰(zhàn)死，希金斯再次向奧威爾求助。他寫到“如果美國能同時產(chǎn)生像馬克一樣的年輕人，“它就擁有真正的國內(nèi)安全，而不是官僚式的安全。借用奧威爾第一次看到巴塞羅那革命時使用的話語，“我馬上認識到那是值得為之奮斗的事業(yè)�！钡�是僅僅幾個議題之后，希金斯就長篇大論描述自己經(jīng)歷的水療美容，包括各種包扎和脫皮以及眼瞼上貼的黃瓜。

　　當錢伯斯放棄共產(chǎn)主義運動時，他是因為相信蘇聯(lián)可能贏得冷戰(zhàn)的勝利，這和希金斯和薩利文這樣的知識分子完全不同。他們轉(zhuǎn)變立場是因為相信他們在挑選歷史的正確一邊。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把自己抬高就是要摔下來。這些未來的奧威爾可能實際上在一個方面確實和他們的模范類似。正如西班牙內(nèi)戰(zhàn)暴露了奧威爾輕率卷入沖突的的幻覺一樣，他們對于伊拉克戰(zhàn)爭的魯莽支持要求他們進行沒有預料到的靈魂探索，算計一下他們采取的立場以及這些立場帶來的回報值不值。

　　幾十年前，德懷特·麥克唐納或許無意地抓住了許多公共知識分子的裝腔作勢和輕薄無聊的嘴臉，當他對于有人把他僅僅描述為記者大發(fā)雷霆時，他問“記者是什么？一個無知和淺薄的家伙，一個指手畫腳的旁觀者，（而不是“以堅定地行動和追求真理為目標的人”）�！睆拇艘院螅�美國爭吵不休的知識分子對真實性的追求已經(jīng)越來越真正地言不由衷了。對于那些高傲地失去自己真正觀點的難民來說，唯一永久的信念似乎就是當前總是做秀的時機。

　　譯自：“Rank-Breakers: The Anatomy of an Industry”by Jacob Heilbrunn

　　作者簡介：雅各布·黑布魯恩（Jacob Heilbrunn）是《國家利益》雜志高級編輯，著有《他們知道自己是對的：新保守主義的崛起》（They Knew They Were Right: The Rise of the Neocons）。

　　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Spring-2008/full-breaking-ranks.html

相關熱詞搜索：知識分子 剖析 變節(ji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