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個16歲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寫了情書，給一個比他高兩個年級的女孩。

　　情書的字里行間里，沒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這個飽受精神煎熬 的少年對眼前現(xiàn)實的懷疑和追詰。

　　這封情書讓同樣單純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懼，最后 ，她決定把它交給自己最信賴的班主任老師。接下來的結(jié)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關(guān)了起來。

　　30多年后，女孩特地從美國趕到中國，在鏡頭面前 ，講述自己當年如何傷害了無辜，一同回憶曾經(jīng)的"文革"編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點，上海。曾經(jīng)的青澀少年此時正坐在一間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圍是一張張平靜的臉：大學教授、電影工作者、記者、大學生。56人的房間座無虛席。

　　在公眾的視野里，這個已經(jīng)52歲、叫徐星的作家，是一個溫和的憤 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鴨店勤雜工的徐星，其處女作《無主題變奏》在《人民文學》上發(fā)表，立刻引起轟動，被評論界認為是與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齊名的中國現(xiàn)代派小說的開山之作。

　　但這一次，作家徐星被關(guān)注的是拍了一部紀錄片—— 《我的文革編年史》。

　　在中國內(nèi)地，"文革"依舊是歷史的禁區(qū)。大眾傳媒、大中小學教材 ，鮮見其蹤影。上世紀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shè)想，至今未獲官方回應。由于題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編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電影院公映的紀錄片。

　　在這部80多分鐘的紀錄片里，徐星的初戀故事只是一個切入點 。影片按照從1966年到1976年的順序，用一個個發(fā)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貫穿了全片，把觀者帶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歲月。徐星既是一個自述者，講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
又是一個尋訪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訪"文革"事件，以喚醒被掩蓋的公眾記憶。兩條線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見普通人的命運在時代的洪流里浮沉。

　　沒有找到一個敢于懺悔者"1966年，我剛剛十歲，記得那年夏天，天氣炎熱，陽光刺眼 ，生活一夜間全變了……"

　　隨之而來的，是跳忠字舞的紅衛(wèi)兵，除四害時一車一車的麻雀… …一個異樣的年代撲面而來。

　　"隨著暴力的升級，父母們開始不允許孩子們到街上去玩兒 ，可是我看到的這些，即讓我恐怖又讓我覺得新奇，好像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學校教育，把我從他們的下 放地送回到北京，從此我開始了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

　　"從12歲時開始，我有了一個讓大多數(shù)孩子羨慕的機會 ，每年兩次單獨上路去看望遠在甘肅的母親，很快我就迷上了這種路上的生活，學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與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僅沒能好好上學，幾乎成了一個流浪兒。"

　　1966年的中國，正發(fā)生著剛滿10歲的徐星無法理解的事情 ：批斗、大字報……那時，他的父親是中國林業(yè)科學院的技術(shù)人員，后被打成右派；
母親是醫(yī)生，隨醫(yī)院遷至甘肅，姐姐在內(nèi)蒙插隊，哥哥在懷柔，一家六口，就他一個人呆在北京。

　　每年兩次去甘肅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鴻遍野，民不聊生 ，火車里擠得和罐頭一樣，跟在學校里聽到的，完全不一樣。饑餓、貧窮、孤獨，使得他從12歲起就是一個懷疑論者。

　　少年時的經(jīng)歷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強烈。長大以后 ，他慢慢懂得一個道理：暴力——無論是實施者還是旁觀者，它都會像毒品一樣，足以使人上癮。20年后，這番經(jīng)歷最終化為他記錄歷史的作家夢，又10多年后，化為拍紀錄片的動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對于我和很多人來說，這些并沒有過去… …為了童年的記憶，我找到了一個個默默記錄著當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開始拍片的。這一年，"文革"結(jié)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寫成了劇本。

　　最初，他試圖復原一些紅衛(wèi)兵的記憶，"我想做他們當年挺英雄主義 的那種，現(xiàn)在這么多年過去了，他們的生活千差萬別——我就想跟他們聊天，想聽聽他們怎么看待當年的英雄主義。"

　　2006年春天，他帶著法國攝影師去了哈爾濱、重慶、南京 、韶山等地。但他很快發(fā)現(xiàn)，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對鏡頭。

　　在長達兩年的拍片過程中，徐星沒有找到一個敢于懺悔者 ，沒有人敢在鏡頭前，說自己在"文革"中打過人、抄過家。

　　"沒有一個人"。徐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diào)。這種遺憾的感覺 ，在他采訪卞仲耘事件時最為強烈。

　　被遺忘的公共記憶

　　"校園的一角，一鍋爐工推著的平板車上，馬桶蓋下露出了一雙腳 ，身上流出的糞便瀝瀝拉拉流在車下，我認出了是校長……"

　　片中，當年的北師大女附中學生馮敬蘭講述著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 后的場景。

　　畫外音則介紹，"這是一所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學校，有非常好的老師 和教學傳統(tǒng)，學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國家領(lǐng)導人也把子女送到這里。40多年過去了，至今沒有一人站出來說一聲：當年是我打的人，我錯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對徐星，悲憤交加："(學生打死老師 )這是歷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wèi)兵打死的教 師，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開了"文革"中"紅八月"殺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歲的小女兒發(fā)現(xiàn)，父親王晶垚睡的草席的邊沿都被咬 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單商店買了一架120照相機，拍下了妻子布滿傷痕的遺體。他把妻子遇難時的東西都保留了下來：一件沾滿血跡、用黑墨寫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襯衣，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塊表鏈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時間停擺在3點40分，1966年8月5日3點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為妻子布置了秘密紀念堂。柜子的門是關(guān)緊的，但里壁貼著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著鮮花。(王友琴《艱難的控訴：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禍不單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內(nèi)失去了世上最 親近的三個人：愛人卞仲耘、他們夫婦年輕時就認識的朋友祁式潛和劉克林。

　　原《大公報》名記者、中宣部國際司干部劉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 宣部跳樓自殺的。

　　紀錄片里，作家、詩人劉自立回憶父親自殺當天的情景：

　　"父親中午臨上班前，將一個月的工資交給我，這個舉動不同往常 。我在家里并不管錢……。"16歲的劉自立覺得有些意外，但并沒有意識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樓的鄰居敲開家門，對他說"你爸爸死了"……

　　劉自立再次出現(xiàn)在紀錄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會上 。當年的校友、作家徐曉曾站在臺上慷慨激昂地發(fā)言。"那時的風氣是，臺上發(fā)言的人一喊打倒，紅衛(wèi)兵就扯著被斗人的頭發(fā)揚起臉來示眾。自立被帶上臺時穿著囚徒的棉衣，腳上戴著鐐銬，剃了光頭，沒有頭發(fā)可以扯，便摳著眼窩。"批斗結(jié)束后，劉自立在校門口被押上囚車。

　　紀錄片沒有介紹劉自立當時的思想轉(zhuǎn)變過程。

　　2008年2月27日，面對記者，劉自立說了許多：當年，父親的 "叛黨自殺"，并沒有影響自己的"革命"熱情，他的立場并未完全轉(zhuǎn)變，與父親"劃清界限"和對父親的刻骨懷念，雙雙并存。但很快，他因質(zhì)疑"血統(tǒng)論"，攻擊領(lǐng)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監(jiān)獄的10個月，他學《毛選》，背誦《矛盾論》、《實踐論》 ，對于批判，不屑一顧。他認為自己的理念是正確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會，卻深深觸動了他。觸動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種親情的負累。

　　批斗結(jié)束那天，他默默地望著姐妹追隨囚車的身影，不敢喊出聲來 ，怕連累了她們。車越開越遠，她們消失在遠處，他收回視線。這段記憶，始終在他的心中揮之不去。他說不清楚，這種感情震撼是憐恤還是后悔，是自責還是憤恨。

　　多年后，劉自立在評價徐星的這部紀錄片時，充分肯定它側(cè)重普通人 受難的敘事角度。劉說："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難者。他們都是非正常死亡，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中，他們的"政治身份"，決定了他們的無辜死亡。這是用民瘋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劉自立看來，紀錄片沒有觸及悲劇發(fā)生的深刻原因— —何以那個社會突然之間陷入瘋狂和暴力？

　　這個過去40年的歷史，在此后的社會中并無反思和發(fā)掘 ：關(guān)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鳳毛麟角。

　　在這部紀錄片，沒有講到劉自立和徐曉以后的命運。大概在1969 年或1970年，出獄后的劉自立，第一次讀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對于民瘋和納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極大震撼，確立了他今后觀察問題的角度。

　　徐曉也在經(jīng)歷著很多事情：地下閱讀、被誣入獄……慢慢開始了反思 。"文革"結(jié)束后，她和劉自立在著名的文學刊物《今天》相遇，曾經(jīng)的"階級敵人"成為朋友。

　　兩個故事兩陣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親帶著我們到李子林投奔親戚 。上午11點左右，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面時，突然槍響了，第一槍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親在中間，席慶川在后面。因為我一直處于武斗的環(huán)境里，加上人年輕，反應比較快，趕緊喊臥倒。這時，第二槍響了，就聽見母親"啊"的一聲倒下去了，痛苦地捂著胸部，我撲到母親身上，看到鮮血從她襯衫滲出來，我馬上撕下自己的襯衫去堵傷口，血不斷往外涌，母親絕望地望著我，我大聲地狂叫媽媽媽媽。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著我。這時，對方又朝我們開槍。我站起來，狂舞白襯衫朝對方大聲喊：我們是老百姓。但是對方又用機槍掃射過來，我撲倒在田埂下，子彈打在周圍"噗噗"作響，槍聲一停，我爬過去看母親，她完全斷氣了，子彈從左乳下射進，從右腰部射出。這一年，我15歲，弟弟13歲"。

　　1968年，重慶"8?15"與"反到底"兩大造反派發(fā)生大規(guī)模 武斗，一位帶著兩個幼小男孩的母親，在避難的路上被造反派開槍打死。

　　畫面中，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已經(jīng)人到中年的席慶生、席慶川兄弟在講述自己親歷的慘劇。

　　重慶沙坪壩公園，中國唯一現(xiàn)存的紅衛(wèi)兵墓地門口。那里的野樹殘碑間，葬著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墻上寫著：誰家孩子長眠于此。

　　席家兄弟講述慘劇場景之后，紀錄片里的鏡頭轉(zhuǎn)向墓地門口 ，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現(xiàn)場看片的觀眾發(fā)出一陣笑聲。

　　席家兄弟后來的命運，紀錄片沒有講述。實際上，即使40年后 ，席慶生的心靈創(chuàng)傷仍未平復，他把母親的遇難稱為"國恨家仇"，電話里他情緒依舊激動："為什么無辜者被槍殺，為什么一個靠賣血養(yǎng)活5個子女的偉大母親被當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復一年，席慶生和弟弟來到公園掃墓，反思。同時 ，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燒著。

　　他向記者說：當年，通過調(diào)查了解，得知殺母仇人蘇某某，是個孤兒 ，當過兵，與母親同屬"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釋就醫(yī)。席慶生迅速制定了復仇計劃。當時，他26歲。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慶生剛剛有了女兒。那天中午 ，他化裝后穿著白色警便服，從重慶寬銀幕電影院偷來一輛吉普車，計劃在中午11點40分到12點，趁醫(yī)生護士出去打飯的時間，把仇人帶出去勒死，連人帶車甩進300多公里外的烏江。但萬萬沒有想到，11點50分，席慶生趕到醫(yī)院時，那個房間已經(jīng)空了。從此以后，席慶生再沒有打聽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現(xiàn)在，席慶生還是不能原諒蘇某某，他始終忘不了母親遇難時 那種絕望、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慶生在電話里反思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 ，我們能多受點正常教育，也不會這樣子。事實是，我們長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種英雄教育、戰(zhàn)爭教育，戰(zhàn)爭在當時就像一場游戲，對年輕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那種情緒一旦有機會爆發(fā)，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緩緩地流動。觀眾的又一陣苦笑，來自一個老人回首監(jiān)獄生涯的 感慨："沒有想到，有一天，我還能站在這里。"但很快，笑聲被另一種殘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講到他在槍斃反革命現(xiàn)場的見聞："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 ，上頭有個圓環(huán)，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著圓環(huán)將棍子旋轉(zhuǎn)，每槍斃一人，警醫(yī)上去摸脈搏，用聽診器聽心跳，如發(fā)現(xiàn)有脈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進槍孔中使勁攪動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監(jiān)獄中經(jīng)常嚇得大喊"別殺我！別殺我！""

　　1969年，這個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為創(chuàng)作了傳唱全國的 《知青之歌》，委婉地表達了對故鄉(xiāng)的留戀、對前途的莫測，被當作破壞上山下鄉(xiāng)的反革命逮捕，歷經(jīng)上百場批斗、一次次陪綁槍斃、9年勞改之后，才活下來。

　　拍片前幾個月，任毅和兩個難友到當年的監(jiān)獄舊地重游 ，三個人整齊地站在警戒線前3米，像從前一樣，異口同聲地喊了一聲：報告班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犯人進去。那一瞬間，三個人心里都是無比悲涼。

　　當初悲劇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對記者，任毅說，我突破了那個時代的 底線，說了100%的真話，而遭受了徹徹底底的摧殘。

　　"對于過去的苦難，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們就是告訴人們那 一段歷史，不能夠再重演。"任毅曾經(jīng)給中學生作報告，講他的經(jīng)歷，幾千人的會場，鴉雀無聲，學生從來沒有聽得那么認真過。

　　但是，后來的效果卻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發(fā)表感言時 ，講出這樣的話：我們要是生活在你們那個時代，該多好��！沒有人管，可以造反，到農(nóng)村去……

　　懺悔和寬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來了……我愛上了一個比我大兩個年級的姑娘。

"

　　徐星猶豫了很久，提筆寫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書。那是1972年冬 天，在北京××中學，他16歲，上初三。

　　與劉自立的覺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聲浪中 ，開始了初戀。初戀的感覺幸福而暈眩，卻是見證了那個年代人性的扭曲，與寬恕的力量。

　　情書寄出去了，他等來的不是革命時期的愛情，而是公安局歲月。

　　片子里，那個叫穎韜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從美國趕回來 ，講述情書的故事："那是一封發(fā)自內(nèi)心的，很大膽的匿名信，字里行間充滿著對"文革"的不滿。"

　　"我當時特別害怕，把信反反復復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邊 ，穎韜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給班主任，一個從公安局下放來的教師。班主任一點表情也沒有，再后來，他用勝利者的神態(tài)，告訴她：我們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穎韜，心如刀絞：我們這樣信任老師，他卻利用了我們。

　　"從公安局出來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對社會的失望 ，我在學校里混日子，后來到了陜北，開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紀錄片沒有具體介紹徐星的蒙難，它以上述畫外音結(jié)束了對情書事件的敘述。

　　徐星告訴記者，30多年后，自己才從穎韜處得知，班主任用鑒別筆 跡的方法，最終找到了他。接著，公安局的人把他從家里帶走，要他交代反動思想的來源，這以后，他被關(guān)了四十多天。

　　情書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沒有找過穎韜，他覺得自己看錯人了 。1975年，他高中畢業(yè)，然后插隊，入伍，1981年復員回京。再見到穎韜時，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書，他在寫小說，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軌跡里。直到2007年，拍完紀錄片，即將回美國的穎韜在機場，對徐星說出壓在心底的懺悔："這事情，我永遠不能忘記，不能原諒自己"。

　　離開學校以后，徐星再也沒有見過當年的老師。拍片時 ，徐星曾經(jīng)想找到他，但是沒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應該70多歲了。在當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間。照片在紀錄片里放出來時，為了保護肖像權(quán)，他的面部打了馬賽克。

　　"我一點也不恨他。在我看來，他是個不錯的老師，也是個受害者 ，當時兩個小孩子把燙手的山芋拋給了他。在那種環(huán)境下，他也只能這樣做。"徐星說，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人性被扭曲被傷害，是非常殘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過去，正是對自己人性的審視。

　　關(guān)于人性的扭曲，徐曉在接受采訪時稱，她有時也在想 ，如果再回到當年的批判會，自己會不會打人呢？她覺得也很難說。"當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參加，個人完全沒有判斷力。至于社會上懺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覺得是個人問題。具體到個人，我會覺得當年很荒謬，我很可笑，但是沒有個人的羞恥感。"

　　每個人都是一部歷史

　　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兩年的片子殺青時，他心里一片茫然 ，曾經(jīng)的傷痛讓他沉重。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會上遭遇質(zhì)疑。

　　那是影片結(jié)束時，掌聲和燈光一起降臨，1米88的徐星 ，站起來答觀眾問。

　　在一些觀眾看來，這部紀錄片不是一部"傷痕紀錄片" ，它并未繼續(xù)1980年代"傷痕文學"式的控訴，在揭開"文革"這道中國人的傷痕的同時，更像是一部思痛錄與懺悔錄。上海一位大學教師說，影片的示范價值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它的文本價值。如果每一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歷史，那么我們就有可能還原一個真實的"文革"。

　　不同的聲音仍然存在，一位學者質(zhì)疑徐星的"文革"敘事過于主流 。一個80后的姑娘徐星：為什么一定要記住(這段歷史)呢？

　　徐星說：不知道過去，就沒有未來。

　　姑娘問：為什么不能輕松一些呢？

　　這讓徐星感到非常悲哀：歷史真的被遺忘得很快，這個社會最成功的 地方，就是只用了幾十年，就把人從以前的"革命者"變成了消費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時，一位老先生說："我問過現(xiàn)在的年輕人知道四人幫嗎？有人說"知道，就是馬恩列斯。"也有人說"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劉自立認為，對于歷史的無知，源于某種強迫遺忘癥。他說 ，人們既要對現(xiàn)在社會上不幸的人有惻隱之心，也應該對歷史上無辜死難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則，我們將無異于禽獸。

　　"文革"是什么？這個問題似乎也觸動了觀映的年輕人 。一位80后的青年，在博客里寫道：對于我們這一代80后的人來說，"文革"是塵封的歷史，它充滿了神秘色彩，吸引著我們的好奇。它也許是《青紅》里的悲慘世界，又也許是姜文所描寫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一位電影愛好者，受徐星的啟發(fā)，準備買部DV，把父親的"文革"歲月拍出來。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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