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fù)先生最近六、七年來一直都過著他所謂的「漂流」的生活，在這一段「漂流」的歲月中，他除了文學(xué)專業(yè)的論著外還寫下了大量的散文。我不但喜歡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賞文中所呈露的至情。讀了他的「西尋故鄉(xiāng)」散文集，我竟情不自禁地神馳於歷史的世界。

　　「漂流」曾經(jīng)是古今中外無數(shù)知識人的命運，但正因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來越豐富，精神世界也不斷得到開拓。僅以中國而論，如果剔除了歷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學(xué)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中國第一位大史家司馬遷便最早發(fā)現(xiàn)了漂流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屈原放逐，著「離騷」”這一重要事實，而且還特別將屈原和漢初的賈誼合成一傳。這就表示他已在有意無意之間為中國的漂流文學(xué)建立了一個獨立的范疇，所以傳中既敘其異代而同歸的流放生活，又錄其在流放中寫成的辭賦。

　　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學(xué)史上，作家的漂流主要有兩大類型：亂離與流放。前者由於戰(zhàn)爭，後者則出於朝廷的貶斥。在第一流的文學(xué)家中，庾信、杜甫、陳與義代表第一類，屈原、韓愈、蘇軾則代表第二類。和流放相同，亂離也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一大泉源。庾信經(jīng)侯景之亂，江陵之陷，流落北方，他的晚年辭賦才大放異彩。故杜甫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guān)。」杜甫如果不是經(jīng)歷了天寶之亂，他的詩的成就，肯定不會那樣高。陳與義也要在靖康之亂以後才能體會到「茫茫杜老詩」的深意。後人說他「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請益奇壯」（劉克莊語），是完全合乎事實的。

　　再復(fù)出生較遲，沒有趕上亂雜的時代。陳寅恪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底離開北平所詠「臨老三回值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的情況，他是難以真正領(lǐng)略的。在他初入小學(xué)的階段，亂離已遠離中國而去了。單從這一方面說，再復(fù)似乎是很幸運的。我大約比再復(fù)年長十歲，而我的童年的清晰記憶便始於亂離。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再復(fù)又可以說是「生不逢辰」。因為他從入學(xué)到入世的四十年間（一九四九～八九）恰好遇到了中國史上一個空前絕後——至少我希望也是「絕後」——的變異時代。這個時代我們現(xiàn)在還無以名之，姑且藉「漂流」兩字起興，讓我稱這個時代為知識人「大流放」的時代�！竸诟摹�、「下放」、「上山下鄉(xiāng)」——這是我順手拈來的幾個名詞，我不知道的名目也許還多著呢？這些先後出現(xiàn)的不同名目盡管在內(nèi)容上有種種分別，其實都可以屬在一個共同的范疇之下——流放。我不知道今天中國大陸上四、五十歲以上的知識人有多少人曾經(jīng)完全幸免於流放？也就是說沒有過任何「勞改」、「下放」或「上山下鄉(xiāng)」的經(jīng)驗？如果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知識人流放的數(shù)量超過了以往幾千年的總和，我想這恐怕不算是一個過分夸張的估計。滿清初入關(guān)時也曾大批流放知識人以為鞏固政權(quán)的手段，如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的所謂「丁酉科場案」是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流放關(guān)外尚陽堡寧古塔的文士大約不下數(shù)百人。但若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相比，簡直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清初遭流放的文士在漢滿知識人之間同樣博得廣泛而深厚的同情。這在當時詩文集中隨處可以取證。最著名的如丁酉案中流放寧古塔的吳漢槎，不但引出吳梅村、顧梁汾、王漁洋等人纏綿悱惻的詩詞，而且納蘭性德也為之奔走關(guān)說，終使他得以在五年後便生入山海關(guān)。不但如此，吳漢槎在流戍期間仍能與友人（如徐乾學(xué)等）詩文信札往還，他的奕技更在此期間突飛猛進，可見流放生活也并非十分的慘酷。我偶然讀到荒蕪的「伐木日記」殘篇，記載一九五八——五九年間他和許多「右派」流放黑龍江原始森林的種種遭遇。兩相比較，簡直是天堂與地獄的懸絕了。

　　無獨有偶，俄國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沙皇時代和斯大林時代的對比也恰恰如出一轍。列寧的妻子回憶錄中記載她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西伯利亞去探望丈夫時，發(fā)現(xiàn)列寧過著頗為舒適的生活，沙皇政府付給他的錢，足夠他租一所房子，雇一個雇工，而且還可以打獵。他也可以和世界各地通信，甚至在俄國出版他的著作。所以他的妻子見到他的第一句話是∶“天哪！你怎麼長胖啦！”另一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亞的政治犯——索羅金（一八八九～一九六八）後來在哈佛大學(xué)任教（社會學(xué)）時也說，沙皇時代政治犯的流放與囚禁等於是「招待度假性質(zhì)」。俄國的例子更使我們認識到為甚麼中國的「流放」也有「古代」與「現(xiàn)代」的不同。

　　唐、宋時代著名士大夫的謫戍往往起於他們極言直諫，評彈朝政，用現(xiàn)代的話說，他們都是所謂「在體制內(nèi)持不同政見者」。韓愈因為上「論佛骨表」，遂至「一封朝秦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蘇軾也由於反對新政而屢遭貶斥，最後便流放到海南島。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當時無論在朝還是在野的士大夫，不但不以這種貶逐為恥，而且恰恰相反，視之為莫大的榮耀，所以朝廷每貶逐一次，持不同政見者的聲望卻為之提高一節(jié)。范仲淹的生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有趣的例證。文瑩「續(xù)湘山野錄」載：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悴河中。僚友餞于都門日：「此行極光�！贯釣樗局G，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于亭曰：「此行愈光�！贯釣樘煺麻w，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谷首谂�，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于郊曰：「此行尤光�！狗缎χ^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箍痛笮Χ�散�！�

　　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一個極美的故事，可見專制皇權(quán)的威力并不能壓倒士大夫的公論。文瑩是王安石時代的「馀杭沙門」，和當世士大夫交往密切，他的記載是很可信的。葉夢得在南宋初年撰「石林燕語」也記述了范仲淹最後一次的貶逐，恰可與文瑩之說互相證發(fā)。他說：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圣俞時官旁郡，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兇」，蓋為范公設(shè)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如我者謂兇之類�！埂保ň砭牛�。

　　可見范仲淹第三次貶逐時，不但在京師的「親賓故人」都為他餞別以壯其行，而且在外郡的詩人梅堯臣也特別寫「靈鳥賦」為他作道義上的聲援。放逐是中國知識人的光榮，這一觀念在范仲淹「前後三光」的經(jīng)歷中獲得了最有力的支持。

　　范仲淹為宋以後的知識人樹立了一個典范，他的「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話在北宋已成名言，至今仍流傳人口。其實他答梅堯臣而寫的「靈鳥賦」中也有兩句更富於現(xiàn)代涵意的名言。南宋末王應(yīng)麟告訴我們∶

　　“范文正「靈鳥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保ɡ�學(xué)紀聞）卷十七「評文」。

　　胡適之先生曾把這兩句話比作美國開國前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惯@個比擬雖嫌牽強，但也不是毫無理由的。無論如何，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人正因為具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所以才往往落得流放的下場。在一九五七年「鳴放」的「陽謀」期間，這個精神又曾極短暫地復(fù)活過。我相信後來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人其實都是「體制內(nèi)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也許從來不知道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這八個字，然而這句名言所代表的精神則毫無疑問地依附在他們的身上。但是他們在打成「右派」而遭到「勞改」或「下放」的懲罰時，卻遠遠沒有范仲淹那樣幸運了。在貶逐的時候，已沒有人——包括家人骨肉在內(nèi)——會為他們「餞行」，更沒有人會說「此行極光」之類的話。在當時的情況下，人人都覺得「右派」的「帽子」是最可恥的，被貶逐的本人更覺得自己「罪孽深重」。用當時流行的暴力語言來說，知識人帶上任何一頂「欽定」的帽子，便變成了「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這又是中國知識人史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一大分野。

　　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而言，再復(fù)的「漂流」自然與中國知識人的傳統(tǒng)有著千絲萬縷的牽系。他發(fā)現(xiàn)自己是「中國的重人，整天憂國憂民」，這一情結(jié)便是從范仲淹那輾轉(zhuǎn)傳衍下來的。但是再復(fù)所受到的「放逐」的懲罰則是「現(xiàn)代」的。文革時期的「下放」固不必說，一九八九年再復(fù)自我流放的前夕，盡管知識人的群體自覺已有復(fù)蘇的跡象，恐怕還沒有一個「僚友」敢公然為他「餞別」，并對他說：「此行尤光！」而且最近六、七年來，這一點剛剛開始復(fù)蘇的自覺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反退，在民族主義的新召喚下，許多知識人似乎又心甘情愿地重回到「體制內(nèi)」去，不肯再作「持不同政見者」了。這頗使我聯(lián)想到「舊約·出埃及記」中的故事。

　　跟隨摩西出走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在荒漠途中挨餓久了，反而懷念起在埃及作奴隸的「好日子」來。奴隸主「法老」雖然逼他們作苦活，但食物的供應(yīng)是不缺的，有魚、有瓜果、還有菜蔬�；哪�中的甘泉并不真能療饑，未來樂土中的奶和蜜也不過是「望梅止渴」。為甚麼那麼多的中國知識人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呢？這個問題自然不能有簡單的答案。不過我疑心其中大概也有些人很像受不了荒漠旅途之苦的以色列人，懷念著埃及。但半途折回總不能不找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F(xiàn)在有了民族主義作護身符，他們便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回頭路了。埃及的鮮魚、瓜果、還有菜蔬畢竟是很誘人的。

　　再復(fù)是決心不走回頭路的。他說，名聲、地位、鮮花、掌聲——這一切他都已視為草芥，埋葬在海的那一岸了。這話我是深信不疑的。他把這一集散文定名為「西尋故鄉(xiāng)」便是明證。他說得很清楚，他已改變了「故鄉(xiāng)」的意義；
對今天的再復(fù)來說，「故鄉(xiāng)」已不再是地圖上的一個固定點，而是「生命的永恒之海，那一個可容納自由情思的偉大家園�！惯@使我想起了莊子的「逍遙游」。我想用「逍遙游」來解釋再復(fù)的「漂流」，是再適當不過的。莊子一生追尋的「故鄉(xiāng)」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逍遙游」中「至人」的「故鄉(xiāng)」是「無何有之鄉(xiāng)」，然而又是最真實的「故鄉(xiāng)」，只有在這個真實的「故鄉(xiāng)」里，「至人」才能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才能具有「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胸襟。

　　話雖如此，恐怕今天的民族主義者還是不會輕易放過再復(fù)的。民族主義者現(xiàn)在也引儒家為同道了。春秋大義首重「夷夏之防」；
不必讀內(nèi)容，書名「西尋故鄉(xiāng)」四個字便足夠「明正典刑」的資格。近代「西尋故鄉(xiāng)」的先行者，如郭嵩燾，如康有為，如胡適，都曾受過民族主義者的口誅筆伐。不過如果我可以為再復(fù)辯護，那麼我要說∶根據(jù)儒家的原始經(jīng)典，即使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xiāng)，任何人都可以「去無道，就有道」的�？鬃颖阏f過「道不行，乘桴浮於�！�，雖然他沒有真的成行。「詩．魏風(fēng)．碩鼠」更明白地說∶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事實上，在他的散文集中，再復(fù)對地理意義上的故鄉(xiāng)充滿著深情的回憶。古人曾說∶「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乖購�(fù)是天生情種，所以他才有那麼多的懷舊之作。他絲毫不懷戀埃及的鮮魚、瓜果、菜蔬，但是對於故國的人物、山川、草木，他終是「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他自然也不能將苦痛的往事完全從記憶中抹去，所以筆下時時流露出對於碩鼠的憎恨。但是在我想來，跟前最緊要的還是繼續(xù)作逍遙游，一心一意去追尋精神的故鄉(xiāng)。從「舊約」的記載看，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以後還有漫長的征程，他們似乎逐漸忘記了「法老」的橫暴，因為他們忙著要建立新的信仰和屬於自已的家園。這樣看來，再復(fù)似乎也不妨?xí)簳r把橫行的碩鼠置諸腦後。碩鼠的世界雖然盤踞在再復(fù)記憶中的故鄉(xiāng)，但這兩者不但不是合成一體的，而且越來越互為異化。後者是永恒的存在，蘊藏著無限的生機，前者則已變成一溝死水。所以我要引一段詩人聞一多的「死水」，以結(jié)束此文：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里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么世界。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序于普林斯頓

　　《西尋故鄉(xiāng)》，劉再復(fù)著，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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