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新教師、新同行：

　　感謝學校給我這么一個交新朋友的機會，還是批發(fā)式地交朋友，而且是我交朋友，學校買單，這樣的成本效益很高。我知道，不是每個在校教師都有這樣的機會。給新教師作講座，談如何做一個合格的教師，對我來說既是一種信任，也是一種壓力，在以后的職業(yè)生涯中，我做教師做得怎樣，將置于在座各位的監(jiān)督之下，一個大學教師或者教授如果也像某些行政官員一樣，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即使不是人品有問題，那也是有點無聊的。

　　嚴格地說，作為政法大學的教員，我也只是一名新教員，我是2003年8月受法大的感召，離開浙江大學而來的，只比你們早來4年，我對法大的了解只比你們多一點點。

　　在我們國家的大學教師崗位上，我已呆了25年，從苗條得有點酷的身材，混到今天的臃腫，已經很不像樣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會這樣。如果按照臺灣的標準，25年的教齡，可以全薪退休，那我也可以退休了。

　　我的教學經歷既簡單，又有點復雜。我從1982年大學畢業(yè)，25年來，一直守候在教學崗位，沒有離開過超出一個月的時間，后來攻讀博士學位，也是在職而已，堅持上本科生的課，還帶研究生，既當學生，又當教員。但我換了4所高校，從最基層的高校教起，比較辛苦。

　　到政法大學以后，法大的很多同事與浙大的師友，包括回浙大講座時提問的一些同學，問我最多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你為什么要離開浙大的基礎學科歷史學，到一個單科性和應用性的法學校園，二是你不僅離開浙大那樣的“985”重點綜合性大學，還離開杭州那樣漂亮的城市，選擇到昌平來插隊落戶，你習慣嗎？你不后悔嗎？

　　借此機會，我想先交代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之所以離開浙大，不是浙大對我不好，不歡迎我，其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徐顯明校長在動員我加盟法大時，他有一句話把我打動了，說：“我們政法大學的本科生源是非常優(yōu)秀的，高考分數很高，但師資相對不夠�！彼Ｍ軓亩鄬W科的角度來培養(yǎng)這些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我很喜歡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也愿意給自己設置挑戰(zhàn)，所以來了。

　　至于第二個問題，剛來的時候確實還不太習慣，因為我在浙大已經有現成的教學平臺，從本科生到博士生，我都能得到他們的認可，包括在歷史專業(yè)學生影響之下的一些非史學專業(yè)的學生，都很友好。而到了法大，由于沒有歷史專業(yè)的基本隊伍，我實際上變成了一個公共課的教師，這一點很不習慣，一切都得從頭開始。但在第一個學期，根據教務處的倡議，按照自己承擔國家課題的內容，開設前言性的課程，開5周，共15節(jié)，選課的學生很聰明，他們發(fā)現，我講的近代史與他們平時接受的近代史有很大的不同，彼此感覺都很好。這里的學生確實很優(yōu)秀，好學，敢于思考，至少有三位同學在聽過我的第一堂課后，當天晚上就打電話，質問他們的中學歷史教師：您為什么要騙我們？我們法大新來的郭老師講的近代史與您講的完全不一樣。少數法科學生的文史基礎特別好，也很懂得尊重教師，有的同學還生怕我孤獨，生怕我過多地懷念浙大的弟子，用許多方式來安慰我，支持我。兩年后，根據高浣月副校長給我提供的資料，由學生自己辦的“滄海云帆”網站建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網上評選“最受歡迎的十位教師”，結果也把我列在里面，而且還靠前。高副校長比我還高興，還把網上資料打印送給我。

　　法大的學生特別重感情，讓我感到很親切，這至少與許多浙大的學生沒有什么差別，有的還擔心我來法大后感到失落，就經常用郵件來安慰我，鼓勵我。有位聽過課的男同學在這畢業(yè)后，考上人民大學的研究生，有天晚上就特意到昌平來參加我主持的一個學術報告，表示支持，報告結束以后，已經很晚，天氣也冷，他怕我回家不安全，就一定要堅持把我送到家。有個女同學見我在校醫(yī)院的診斷室等醫(yī)生，就走過來自我介紹，然后說：“我來陪一下老師。”他們都讓我特別感動。

　　法大弟子在國內是如此，在國外也是如此。有位刑法學博士生只在研究生院聽過我一次學術演講，然后電話我討論過一次，后來被選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一直保持聯(lián)系。她知道我在日本千葉縣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就帶著地圖轉幾趟車來我的住所看我，還帶著日本的蘋果酒、還有我要返回東京的地圖，連日本人喜歡用的漱口水都幫我準備好了。還有一位在日本中央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法大校友，她要趕博士論文，要按期答辯和求職，時間特別緊，但她聽過我的講座后，硬是要盡地主之誼，請我聚餐，在我離開的前一晚，還來電話給我送行。當她得知別的教授臨時有事實在不能送我到機場時，她不相信我這個以前訪問過東京的母校師長不會有任何差錯，一定要送我。她說，她的父母上次離開日本成田機場時就遇到過不順，差點沒走成，她就不顧自己非常緊張的功課，也不顧很遠的路程，一定要送我。她住在橫濱，凌晨4點多起床，從橫濱趕到新宿車站與我會合，再把我送到成田機場，等我通過安全檢查后，再趕回中央大學辦事。各位新教師，從成田機場到中央大學多摩校區(qū)，要穿越整個東京，回到新宿轉車，再順利的單程也得兩三小時��！你們能體會到我當時的那種“異國遇故人”的感覺嗎？ 這就是我們法大的畢業(yè)生，法大的校友。

　　我也常想：到了法大，能走近這樣一批學生，即使苦一點，累一點，甚至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各位新教師：這是我首先想通報給各位的一個重要信息，法大的學生在整體上是很優(yōu)秀的，不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錯，他們不會虧待你們的。

　　各位剛剛畢業(yè)，剛剛為完成畢業(yè)論文、為找工作經過了一番折騰，還沒喘過氣來，又將面臨新的折騰，要發(fā)文章啦，完成教學工作量，要好好備課啦，還有學術研究的壓力，還要準備經常填寫各種量化的表格，還要在新單位搞好人際關系，先搞清楚有哪些復雜的派系，還要賺錢買房子、成家，養(yǎng)孩子，的確不容易，也許面臨人生的一個轉型時期，很辛苦，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學校給我的題目是討論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師。我就只能圍繞這個問題，談幾點個人體會。

　　我覺得，做一個在評比表上能合格的教師不難，在同行的經常性評比中，評出一個“優(yōu)秀教師”也不難，難的卻是能不能做一個讓多數學生在心里覺得“合格”，并能留在某些優(yōu)秀學生的記憶深處、影響他們良性成長的教師。要讓學生覺得合格的標準才是真標準，而且要讓他們畢業(yè)后也覺得你依然合格，依然值得牽掛，讓他們?yōu)樵谧约旱娜松缆飞蠐碛心氵@樣的教師感到欣慰。在這方面，我自己做得并不怎么出色，我總覺得，學生給我的遠遠多于我給他們的， `如果他們過于客氣，我反而覺得不安。

　　坦率地說，我的專業(yè)（歷史學）與職業(yè)（教師）都不是我自己愛好和選擇的結果，當時很不甘心，現在卻并不后悔。歷史學的知識容量讓我嘆為觀止。從求知的角度來說，歷史學可能是一門最寬厚、最博大的學科，它會讓你開卷有益，歷史學的求真行規(guī)也與我的直率性格比較契合，我就在歷史學與史學教員的港灣安營扎寨，從做教師的職業(yè)中找到許多樂趣。每一屆學生畢業(yè)后，我都能獲得一批質量不低的朋友，這是人生難得的財富，特別有利于身心健康。

　　我是兩次高考分數都比較高，家庭出身也不算“差”，但在錄取過程中兩次出現失誤，我在1978年才被師范院校錄取，而且糊里糊涂填了一個歷史專業(yè)，當第二次錄取失誤發(fā)生時，我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擺在我面前的最好的學校只有湖南師范學院（第二批）了，就是現在的湖南師范大學，雖然湖南師范大學比法大列入“211工程”的時間要早很多，但它在當時畢竟還只是省屬師范院校。學師范就要準備當教師，那是我不太情愿的，師范院校，當教師，還教歷史，在我的家鄉(xiāng)是不太被瞧得起的。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心里并不快樂，學歷史也罷，做教師也罷，我都屬于“先結婚，后戀愛”。不過，我有一個樸實的理念，就是無論學什么，做什么，學一門就要像一門，做一行就要像一行，別讓別人為你操心，讓別人說你的閑話。

　　做教師，與學生打交道，確實有很多樂趣，學生是可愛的。我從1982年開始做教師，其中好幾次有改行的機會，1985年就有機會進湖南人民出版社，或者在長沙做報社記者，我都放棄了，因為我已經在這三年里找到做一個大學教師的樂趣，學生并不討厭我，而且我還能繼續(xù)做我的近代史研究，我在本科時代就已找到思考近代史問題的樂趣，我至今都對老校長林增平教授和好幾位教授懷有一份感恩之心，雖然那幾位對我?guī)椭畲蟮慕淌谝呀洸∈藕芏嗄炅恕?

　　至于怎樣把教師的職業(yè)做好，我提兩點建議：

　　第一、要準備好兩個基本功

　　17年前，我曾接受記者采訪，第一次談作為大學教師的教學能力問題。那是在1990年秋天，我還在湘潭師范學院（現在的湖南科技大學）任教，我奉歷史系之命，從實習基地岳陽趕回，直接進入湘潭師范學院首屆青年教師講課比賽的決賽，獲得文科組第一名，隨后參加一些座談會，接受采訪。當記者問到我的“成功經驗”時，我強調兩點：首先，任何層次的教師，都要具備做教師的基本功，特別是語言的基本功、駕馭課程與課堂的能力，其次，作為大學教師，還要具備學術研究的基本功。

　　關于知識分子，有很多種定義，艾森豪威爾最欣賞的定義是：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講述比自己知道的事物更多的事物的人，就叫知識分子，我們千萬不要當這種知識分子，其實艾森豪威爾就不喜歡這樣的人，乃至對知識分子群體還有偏見。王小波說，他特別喜歡把知識當作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我們要盡量做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果按照美國《時代》周刊有篇文章對知識分子下的一個定義：是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那就更好。第二是駕馭課程與課堂的能力，某節(jié)課的內容與整個課程的關系，一門課與一個學科的關系如何，都需要弄清楚，如何處理好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不應該只是康德、韋伯們的專利。要有一定的哲學思維。

　　就學術研究的基本功而言，因為我們是大學教師，不僅要教給學生知識，更要教給他們獲取知識、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思維與解答、解決問題的能力，要讓他們舉一反三，這就特別重要，你的教學語言應該是探討式、研究式的，如果你自己的研究能力不高，那怎么行呢？只有具備一定的研究能力的教師，才能隨時關注學術動態(tài)，解析分歧焦點，探索原因，隨時把學生帶向學術研究的前沿陣地。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教中國近代史課程的林增平教授就有這種功夫，雖然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比較差，但有內容，還很有前瞻性。

　　雖然如今走上大學教學崗位的都是博士，但在目前的大學制度之下，我們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學術訓練是很不夠的，我們的博士論文整體質量是令人擔憂的，我們還需要努力。

　　 “揚長避短”一詞在教師的職業(yè)里，是要打折扣的，它可以適應于你在課程選擇或教師、教輔、管理等崗位選擇的原則，否則，長是不需要揚的，短是需要克服，需要彌補，不能回避，不能掩蓋。

　　第二、要準備好兩個心理素質：

　　一是要有愛心，要愛護學生，把他們當同輩朋友；
用愛心影響他們的心智發(fā)展。愛因斯坦：學校要培養(yǎng)和諧的人，而非專家，即那種既富于有個性又有益于社會的人，這就離不開愛心。凡是與人打交道的職業(yè)，愛心都很重要，特別是教師、醫(yī)生、司法三個行業(yè)。作為教師，如果沒有愛心，你的才華再出色，你不可親；
如果沒有才華，你不可敬。日本一家報刊，對千名學生進行調查，有 52.8% 的學生希望老師溫和、可親、具有愛心；
而喜歡淵博知識型老師的只占 31.1% 。

　　二是要保持做學生心態(tài)，經常換位思考。

　　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要想做好教師的職業(yè)，先要做好學生，而且要準備做好一輩子的學生。今天我將圍繞我的這個基本觀點多說幾句，請教各位。

　　為什么說要想做好教師的職業(yè)，先要做好學生，最好是準備做好一輩子的學生呢？在我看來，只有先做好學生，你才知道什么樣的教師才是真正受學生歡迎的，才知道自己的優(yōu)勢與不足是什么，不需要與別的教師比較，你就知道，甚至更知道你該怎么做，你會經常自覺地進行換位思考，在這樣的思考中不斷地提高自己。只有準備做好一輩子的學生，你才會始終帶著一份謙卑與敬業(yè)的心態(tài)，對待自己的學生和一個多少有些難度的職業(yè)，無論他或她有多聰明。

　　先要做好學生，最好是準備做好一輩子的學生，有以下幾個層面的涵義：

　　第一、面對不同面孔的學生，要向學生學習，一是要學習他們的淳樸善良，盡量保持年輕的心態(tài)，適當天真一點，幼稚一點，好好地創(chuàng)造生活，享受生活，不要太成熟，不要成熟得很世故，不要世故地對待不同家庭背景與不同學習程度的學生，世故地對待你的教師的職業(yè)。教師的職業(yè)屬于非常陽光的職業(yè)，我們所面對的是一批已經經過多次選拔的朝氣蓬勃的比較優(yōu)秀的中學畢業(yè)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自己的前途與國家的前途充滿期待的學生，我們有責任讓他們盡快成為優(yōu)秀的公民、優(yōu)秀的公務員與優(yōu)秀的職業(yè)人，成為社會與國家的棟梁之材，我們有權分享他們的成長，卻沒有權利讓他們的心態(tài)提前老化。我們要盡量與他們保持一致。二是他們肯定知道一些做教師的不知道的知識，以及獲取新知識的方法，有的學生是閱讀廣泛的，而且有思想，有智慧，是能讓你教學相長的，你要虛心學習，“師道尊嚴”中的“師道”，重心在“道”，是職業(yè)之道，而不在每一個個體的“師”。所以，“師道尊嚴”與“能者為師”是不矛盾的。韓愈《師說》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他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面對知識的海洋，要向知識的擁有者與創(chuàng)造者學習，學習他們的知識，尤其要學習他們創(chuàng)造知識的方法與思想境界，以便提升自己，傳授學生。知識的海洋是那么寬闊無邊，知識的更新是那么目不暇接，據說，法學知識的更新，頂多是十年一周期，化學是四年為限，如果不終身學習，怎么行呢？歷史學的更新周期大概是最慢的，但我在大學學的那些知識與方法在我大學畢業(yè)不久，就換了不少，尤其是方法。

　　第三、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要向社會學習，把握社會的變化內涵、軌跡與方向，因為任何人都是社會的人，只有了解了社會（還有家庭），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我們的服務對象，了解每一屆學生，才好與他們對話，無論他們是崇拜李宇春還是周杰倫，還是王小波、王朔，是芙蓉姐姐還是張愛玲，是喜歡網戀，還是玩玩灌水，盡管我不一定喜歡，但我也要知道他們的喜怒哀樂，不要以為這只是班主任或政治輔導員的事情，只是團委、學生處的事情，否則，我們就無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無法與學生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要理解，理解的前提是要了解。不要動不動就想著要改造別人，就生氣。

　　美國歷史學家杜蘭特說，教育是一個逐步發(fā)現自己無知的過程。我自己就有一種先做好學生，還要做好一輩子的學生的信念，堅定不移。

　　順便報告各位，當我做學生的時候，無論是中小學時期，還是大學階段，研究生階段，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都算一個比較像樣的學生，許多教學出色的教師都挺喜歡我，我的許多師長都還健在，他們可以作證。我除了在初中時的數學課堂上，把一個不懂裝懂的實習女教師氣哭過之外，好像還沒有哪個任課老師不歡迎我，而且我還不是一個特別在意分數的學生，還有獨立思考的習慣，也有換位思考的習慣。當學生時，我常想，如果我是教師，這門課該怎樣教更好；
后來當了教師，我也常想，如果我是學生，我該喜歡什么樣的教師來教這門課，怎樣教才會讓學生收獲更大一些。

　　作為教師，我們不妨抓住某些原則：

　　1、責任 如今這年頭，往往是憑良心做事，要有職業(yè)責任感，在質量上盡量把關，寧愿自己累點，自討苦吃，包括參加論文評審與答辯，都應當切實負責，不要走過場。對于學生的答辯，我主張投票時固然可以適當松一點，但一定要把某些要害問題指出來，盡量提出一些有價值的修改意見，我們還有責任指導旁聽的學生。考試閱卷時，盡量不要找別人代理，要了解動態(tài)，改進教學。對于90分以上的試卷，我要看兩遍，對學生負責。如果說“主義”就是優(yōu)先原則，那么，我是主張以學生”為主義“的。我的老母親曾經對我特別有意見，說：“你對學生總有那么多話說，對我就沒話說�！蔽抑缓谜f：“我的媽呀，這是我的職責呀。雖然已經下課了，不在課堂了，與學生對話還是屬于我的工作呀。”我也比較關心學生課后的成長，學生的電子郵件只要我能收到，并且是在提出問題，就盡量回；
至于報考碩士點與博士點的考生的信，我一定回，而且還不是用三言兩語來打發(fā)。

　　2、做人 應該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因為做人不是能力問題，完全是態(tài)度問題，如果只教學生做人，那可能會是一種無效勞動，關鍵是你自己怎么做，或者做得怎樣。我們要求學生要有人文素質，那么我們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有所體現，而不是臨時裝出來，不是見了不同的人，就擺出不同的模樣。我們不太喜歡學生說假話，就應該保證自己不說假話。

　　3、偏愛 偏愛也許是難免的，但不能讓它泛濫，更要注意理性的偏愛。我評判學生的標準不太看重考分，而是看重學生的做人，還有提問題的習慣與質量。

　　我們沒有理由不喜歡提問題的學生和調皮的學生，千萬不要打擊他們，要盡量引導他們。教師雖然沒有糟蹋學生、傷害學生的權利，卻最容易糟蹋人和傷害人，特別是對那些有潛力有個性的學生。我們的教育好像就是培養(yǎng)聽話的學生，這是很糟糕的。

　　我們要關注那些容易被冷落的學生。對于旁聽的同學，更要一視同仁，歡迎他們融入我的課堂，盡量不讓他們感到有什么不舒服。要知道，他們恰恰是對你的課有興趣來旁聽的。去年在北大的校園里，天在下雨，北大法學院一個研究生走過來，非常熱情地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紹說：“郭老師，我在浙大旁聽過您的課�！甭犃诉@話，當時我就覺得有一種成就感，因為未名湖畔的法學專業(yè)研究生的成長也多少有我一份貢獻。

　　我們不要討厭家境貧寒的學生，他們很不容易，貧寒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結果，貧寒將成為他們成材的動力之一。招收碩士生與博士生時，在同等的情況下，我就盡量招這樣的學生，包括轉專業(yè)來考的，我們應該多給他們一點同情與支持。因為在我看來，他們取得同樣的成績，要比同類學生的付出更多。

　　我們也要盡量兼顧多數在平均線的學生與少數智力超群的學生，不要擔心他們會故意刁難你，挑戰(zhàn)你的自尊。

　　如果誰想通過教師的職業(yè)謀取私利，誰想通過課堂發(fā)泄私憤，那都是糟糕的。在我當學生時，我就不喜歡有些教師把大學課堂作為回憶個人遭遇和發(fā)泄個人情緒的場所，占用學生的求知時間。大學的課堂應該是散而不亂，不要隨便把個人經歷與個人的喜惡帶進課堂，不要把大學課堂當做衛(wèi)生間，想發(fā)泄就發(fā)泄，當作卡拉OK包間，“想唱就唱”。

　　我主張既不苛求學生，也不討好學生，特別是對學生干部，我對他們的要求更高，我不欣賞某些學生干部的傲氣，也從來不把學生的所謂職務當一回事。

　　對我來說，人生最大的快樂與苦惱都與職業(yè)有關。我對許多學生都有一份感恩的情結，他們對師長很客氣，而我沒有為他們多做點什么，至少沒有提供過特殊的幫助。我的最大的快樂一是來自閱讀，二是來自與學生的交往，還能經常看到他們在進步，我的心血與勞動能讓絕大多數學生理解和認同。我不是一個特別看重名利的教員，我心目中的最高榮譽也不是別的，而是來自多數學生的認可，包括少數優(yōu)秀學生的認同，這就夠了。

　　我的最大的苦惱是，我們這一代基礎知識薄弱，現在一不小心有了一點所謂“名氣”，應酬很多，看書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一直想著要補課，卻沒時間補，真的很苦惱，有時心里還發(fā)慌。25年來，我就從來沒有認真補過什么課。還有一個苦惱是，與本科生接觸要受到時間與精力的限制，與以前很不一樣，以前，我和本科學生的聯(lián)系非常密切，彼此感情很深，現在卻有些陌生。

　　我想奉勸各位，趁著自己還沒有當上真、假“名人”之前，抓緊讀書，等別人把你當“名人”之后，那就完蛋了。

　　德國的社會學家貝克說：人類已經進入一個風險社會。但相對來說，大學校園的風險要小得多。盡管這里的條件還不太好，辦公條件、圖書資料、管理水平都比許多綜合性大學差多了，比對面的石油大學也差，甚至比北京四中、101中學都差多了，但我們是來創(chuàng)業(yè)的，而且法大的許多方面都在逐步改善，據說這幾年的變化很大。法大有法大的資源，我們的生源就很好，我們在直接為國家步入法治軌道培養(yǎng)人才。無論是法學新教師，還是非法學的同行，我們來到這里，都會從不同程度上找到創(chuàng)造個人價值的崗位，對于非法學的專業(yè)與非法學的教師，如果被邊緣化，也許不可能比歷史學與歷史教師在這里更邊緣化。不管法學是怎么輕視你，但作為大學，尤其作為一個重點大學，它的校園文化的提升都離不開你的參與，一些優(yōu)秀的學生仍會關注你的存在，欣賞你的智慧和勞動，只要你不指望讓多數學生像眾星捧月一樣來捧你就行，為什么一定要多數人來捧呢？我們都在為培養(yǎng)國家的法治人才做點貢獻，讓法大多培養(yǎng)幾個好法官、好檢查官，好律師，少出幾個吃了被告吃原告的家伙，少培養(yǎng)幾個既能吃通又能通吃的家伙，我們還要盡可能培養(yǎng)他們對學術的敬畏之心，還要教給他們向權力說真話的勇氣和智慧，用他們的血肉之軀，撐起一片藍天。如果你感到寂寞，找不到人對話，我個人愿意陪你說說話，我還可以邀請我們歷史所的教師和你說話，一起考慮在這個叫做軍都山的地方度過我們的教師生涯，哪怕是同病相憐，也行，我們也可以成為患難之交吧。

　　各位新同行們：相聚總是緣，新舊是一家。中國政法大學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共同的課堂，我們將擁有一批比較優(yōu)秀的學生。我們一起參與政法大學的建設，見證政法大學的成長，軍都山的天空容得下我們飛翔的翅膀。無論是教員，還是教輔人員，還是教學管理人員，我想送大家三句話：

　　教出一點底氣，教出一點品位，教出一點屬于你的價值與尊嚴。

　　謝謝各位。

　　[演講錄音資料原載郭世佑《史源法流》（郭世佑主編“法大人札記”之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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