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我想嘗試另外一種隨心所欲的工作，可以在最近看過的文章、觀點和作家間建立聯(lián)系。我希望達成的目標是在知識分子間建立新型對話機制的謙卑呼吁，這只是建議的開頭。他們認識到或者感覺到在藝術、文學和創(chuàng)造性的世界里可能出了一些毛病。

　　可能建議的菜單：

　　1．知識分子相互之間要少說點，多與其他人交流。

　　2．科學家已經(jīng)取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地位。

　　3．知識分子需要重新明確客觀真理明顯的現(xiàn)實性。

　　4．隨著報紙的衰落，知識分子活動的傳統(tǒng)中心隨之消退，需要知識分子的新草根運動取代其位置。

　　議案一：理論屁話

　　我首先要討論隨后還要再多次談到的讓人憂心的觀念（比如這里，這里，這里）：認識論是主觀的，事實是有條件的，沒有所謂的客觀現(xiàn)實性。

　　我覺得不斷寫文章談論真理是因為沒有了關于真理是什么的根本共識，那么什么構成欺騙、推諉、模糊、屁話甚至明目張膽地扯謊呢？我們作為批評家，甚至作為人如何能完成建設性的、有意義的、和有價值的東西呢？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是左派，不是右派。我不是要試圖為西方文明的高墻辯護。實際上，我認為知識分子需要重新明確客觀真理明顯的現(xiàn)實性，這個從前隱藏在象牙塔里的友人。

　　我在辛辛那提大學上學期間，被灌輸了各色文學批評理論。我開始相信美國文化的后現(xiàn)代狀態(tài)。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閱讀”任何“文本”，甚至非語義的東西比如時尚、建筑和醫(yī)療程序。我懷疑啟蒙時代的理想比如理性和真理都是帝國時代歐洲殖民主義的殘余。任何一門學科不管是色情文學、低級黃色小說、浪漫故事、喜劇等都可以歸結為爭奪政治和社會權力的斗爭。

　　盡管我感謝曾經(jīng)處于支配地位的后現(xiàn)代主義的拆除或者解構策略，但是它決不是人道主義的哲學。因為里面很少有對人的關心，很少有對道德的關心。雖然后現(xiàn)代主義者對萬寶路香煙廣告（我在抽的煙）的解讀可能有“邏輯”上的道理，但是我在內(nèi)心覺得后現(xiàn)代主義是文字游戲，爭論的是文字而不是意義。

　　許多次從課堂中出來我都感覺到無所適從，漂浮于語言建造的世界和不確定的語言體系之間，有一種靈魂出竅的體驗，因此，世界是不確定的，就像一個幻覺。如果世界不確定，沒有獨立于人類意識的本體論中心，權威性的真理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不是有一個真理存在，而是有許多的真理，其中任何一個真理都和其他真理一樣“好”。

　　這種思維方式并不僅限于大學或者對思想探索敏感或感興趣的人。這種后現(xiàn)代的相對主義已經(jīng)滲透到大眾文化中。想想《謝謝你抽煙》這本書，克里斯托弗·伯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在1995年對于“大煙草”（美國三大煙草公司的昵稱）垮臺的精彩嘲弄。其中的主人公尼克·奈勒（Nick Naylor）是后現(xiàn)代相對主義的大師。不管他對于抽煙的罪惡感到多么內(nèi)疚，按照不加判斷的后現(xiàn)代主義原則（這是描述性的策略，不是規(guī)定性的）其真理性和任何其他的真理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即便它是破壞性的狗屁理論。

　　即使這樣的思維在學術界成為昨日黃花，確實如此，它的影響仍然回蕩在空蕩蕩的大廳。考慮一下讀者對于可愛的、剛剛過世的莫莉·伊文斯（Molly Ivins）的評論。該作家曾經(jīng)寫過一個有警告意味的故事，讓博客的外行的努力和路線新聞記者的專業(yè)、勇敢、和堅忍不拔混淆起來。伊文斯建議讓博客試圖報道高速公路車禍，只是要看看確定真相是多么困難、多么有挑戰(zhàn)性、多么有收獲。對此，讀者的評論是：

　　“如果沒有客觀真相，只有主觀真相（因此有你的五輛車堆在一起的比喻）那么，一個人是記者或者不是記者又有多大差異呢？我可以立刻發(fā)表主觀的真相，它對于我來說總是真實的�！�

　　法案二：知識分子的罪惡

　　在我看來，說這種思維方式是大學教授和其他知識分子放棄客觀真理的惡果決非夸張的言論。這樣的態(tài)度并不局限于小說或伊文斯愛好者的古怪和愚蠢的評論。

　　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的道德哲學家哈里·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說這種態(tài)度在他的暢想書《屁話考》（On Bullshit）（請參閱相關文章《學術中國》“學術周刊”2005年4月B）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3604以及“想說什么說什么”《天益網(wǎng)》2005年8月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407）的續(xù)篇2005年《論真理》的專著中說在眾多的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中是無所不在的。他說到“讓人奇怪的是，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個人認為真理并不值得特別尊重，這樣的態(tài)度，或者更加極端的版本，已經(jīng)讓人憂慮地泛濫、蔓延到本來被天真地認為更加可靠的群體中。”

　　他繼續(xù)說，“人們發(fā)現(xiàn)，對真理重要性采取不加掩飾的懷疑和玩世不恭的嘲弄態(tài)度的眾多人包括出版過暢銷書、贏得過大獎的作家，主流大報的專欄作家，受人尊重的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回憶錄作家，文學理論家和小說家，甚至哲學家�！�

　　“這些反對常識的無恥者，即自稱‘后現(xiàn)代主義者’標志性群體的成員，叛逆性地認為他們否認真理內(nèi)在的客觀現(xiàn)實性是正確的，繼而否認真理值得任何有約束性的服從或者尊重。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觀點是這些標簽的分配終究只是用來待價而沽的。正如他們所說，關鍵看你怎么看�！�

　　換句話說，知識分子辜負了人們的期望。

　　如果沒有關于不受人的沖動、欲望、興趣、愚蠢、恐懼和無知限制的真理性的一致意見，我們?nèi)绾斡懻搯栴}、辯論觀點、從事任何形式的公共對話呢？知識分子應該是談論我們國家重大問題的人。相反，在過去30年里，他們轉向內(nèi)心，轉向他們自身，把布道壇留給專家，破壞了我們連貫、客觀、公正、建設性地談論最關心的事務的能力。

　　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失職導致了美國文化和政治的衰落。全國藝術基金會主席達納·喬歐亞（Dana Gioia）今年6月在斯坦福大學畢業(yè)典禮上的著名演講（請參閱“用復雜的、挑戰(zhàn)性的快樂取代輕松的快樂”《學術中國》“學術周刊”2007年7月B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078）中提到這樣的衰落已經(jīng)出現(xiàn)，甚至在60年代我們的經(jīng)濟繁榮和復興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

　　“當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應該承擔部分責任。大部分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已經(jīng)失去了與社會其他人對話的能力。我們變成相互之間交流的精彩專家，對于普通大眾而言，我們的聲音和形象卻消失了。”

　　喬歐亞繼續(xù)說“這種相互陌生已經(jīng)產(chǎn)生巨大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后果。美國需要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他們需要重新確定自己在大眾文化中的適當?shù)匚�。如果我們能重新開始最有頭腦的人和廣大群眾的對話，結果不僅僅是改變社會而且會改變藝術和智慧生活。”

　　在1963年，小說家和化學家斯諾（C.P. Snow）寫了一本書提供了喬歐亞描述的知識分子轉型的場景。書名為《兩種文化：再回顧》，是1959年的書《兩種文化》的續(xù)篇。在第一本書中，斯諾談論了文學界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的區(qū)別，以及相互之間的不理解。在第二本書中，他設想了一個中間道路，可以作為共識的第三種文化，知識分子可以和科學家交談，科學家可以和知識分子交談，相互促進各自的專業(yè)知識和創(chuàng)造性。

　　但是這個愿望從來沒有實現(xiàn)。

　　議案三：被科學家取代

　　“傳統(tǒng)的美國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越來越反動，常常自豪地（有悖常理地）對我們時代真正重要的許多智慧成就一無所知。他們的文化排除科學，常常是非實證性的。它用自己的術語，在自己的洗衣店里洗衣服。主要的特征就是對于評論發(fā)表的評論，評論的螺旋式上升蔓延到最后把真正的世界給弄丟了。

　　那些就是作家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經(jīng)紀人和圖書代理人約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和在網(wǎng)站Edge上寫文章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世界。請注意諸如“反動“實證性”和“丟失現(xiàn)實世界”等詞匯。

　　1996年，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做了一些事情顯示出，高度專業(yè)術語化的文學理論界是多么遠地脫離了現(xiàn)實世界。紐約大學的物理學家索卡爾給專門討論后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學術刊物《社會文本》投稿。在文章中，他指出量子引力是具有深刻政治含義的社會構造。

　　換句話說，這是純粹的胡說八道。我不敢肯定我把文章意思說清楚了。但是這沒有關系，因為問題的關鍵是《社會文本》認為他是認真的，這些東西是真實的，真理無關緊要。正如索卡爾在《通用語》（Lingua Franca）上的文章中解釋他的“實驗”：

　　在第一段，我嘲笑“長期以來后啟蒙霸權對于西方知識分子世界觀的強制的教條”：存在一個外在的世界，其中的性質(zhì)獨立于任何個人或者人類作為整體，這些性質(zhì)被編碼在“永久的”物理法則，人類能獲得可靠的，雖然不完美的和臨時性的這些法則的知識，通過堅持遵守所謂的科學方法所規(guī)定的“客觀”程序和認識論限制�！� 《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

　　索卡爾為什么這么做呢？為了說明問題：

　　讓我擔心的是擴散，不是廢話和思維混亂的擴散，而是某種廢話和思維混亂的擴散：一種否認客觀現(xiàn)實存在，或者受到挑戰(zhàn)后，雖然承認真理存在但是盡量弱化它們與現(xiàn)實的相關性。從最好處說，像《社會文本》這樣的學術刊物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任何一個科學家都不應該忽視的問題。比如公司和政府資金影響科學工作的問題。不幸的是，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很少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

　　總之，我對于主觀思維蔓延的擔心既有思想上的考慮又有政治上的擔心。從思想上說，這種主張的問題是它是錯誤的（不僅僅是沒有意義的）。確實有一個真實的世界，不僅體現(xiàn)了社會的構造，而且以事實和證據(jù)作為存在的根基。任何有理智的人不接受這個還能怎樣呢？但是當代學術界的理論恰恰包含了極力要模糊上面這些顯而易見的真理的嘗試，這些理論的純粹的荒謬性通過晦澀和矯揉造作的語言給掩蓋了。

　　《社會文本》接受我的文章說明了理論，我說的是后現(xiàn)代文學理論在智慧上的傲慢已經(jīng)達到了邏輯上的極端。難怪他們懶得去咨詢一下物理學家的意見。如果所有的文章都是文本和“話語”，那么現(xiàn)實世界的知識是多余的，甚至物理學也成為文化研究的另一個分支而已。而且，如果所有的文本都是修辭和“語言游戲”的話，內(nèi)部的邏輯一致性也成為多余的了：理論上的復雜性的光澤同樣起到好作用。難以理解成為一種美德，典故、比喻和雙關取代了證據(jù)和邏輯。我自己的文章，如果有什么的話，就是這個普遍接受的文體的特別謙虛的例子。

　　后現(xiàn)代主義已經(jīng)受到右翼先知阿蘭·布魯姆（Alan Bloom）在《美國思想的封閉》中的大肆攻擊。但是，索卡爾的實驗所顯示的是，后現(xiàn)代主義不僅是揭示現(xiàn)狀的權力結構，受到權力捍衛(wèi)者的攻擊，而且在它的核心是智慧探索的一個脆弱的甚至是有害的基礎。

　　《社會文本》的編輯，包括著名學者，寫出幾乎難以逾越的巨著《沒有尊重：知識分子和大眾文化》的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也在忙著把騙局當作嚴肅的學術研究成果來接受。而約翰·布洛克曼在和真正的人交流真正重要的東西。按照在倫敦《衛(wèi)報》上的這篇題為“無知的新時代”的文章中，布洛克曼比任何人都多地打破了斯諾的區(qū)分。但是不鼓勵文學界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先進行交流然后再把他們發(fā)現(xiàn)的東西傳播給認真思考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大眾，布魯克曼設計了不需要任何幫助和感謝的“第三文化”。

　　“第三文化包括實證世界中的科學家和其他思想家，他們通過自己的工作和說明文取代了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位置，傳達我們生活中的更深刻的意義，來重新確定我們是誰，我們做什么，他在自己的網(wǎng)站（Edge）上寫到：

　　知識分子的角色包括交流。知識分子不僅僅是有知識的人，他們還影響一代人的思想。知識分子是綜合者，宣傳者和交流者。在他1987年的書《最后的知識分子》中，文化歷史學家拉塞爾·雅格比（Russell Jacoby）哀嘆一代公共思想家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沒有感情的大學學者。他是對的，也是錯的。第三文化思想家是新的公共知識分子。

　　總之，科學家不再需要知識分子了。他們自己來做。

　　《衛(wèi)報》文章也注意到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是少數(shù)幾個繼續(xù)為（Edge）正在進行的辯論連續(xù)投稿的小說家之一，他認為當生物學家和經(jīng)濟學家相互借用對方的概念，分子生物學家滑入化學家和物理學家防御脆弱的領域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個工程并沒有太遠地脫離“知識一體化的古老的啟蒙夢想�！�

　　為什么文學和美學的知識分子不能再談論這些東西了呢？

　　議案四：新知識分子

　　布魯克曼通過（Edge和科學家的沙龍Edge Reality Club）在創(chuàng)造奇跡，為了推動全國性的科學和科學思考的對話。有比從前更多的雜志專門研究科學，對于科學的渴望更強烈，更多關于科學的書，甚至更高級的無神論。

　　文學和美學知識分子怎么辦呢？他們怎么辦？他們在周圍，但是他們的影響力似乎在大幅度地萎縮，主要是因為大媒體尤其是報紙給予他們的曝光率的大幅度縮減。

　　書刊評論部傳統(tǒng)上是這樣的對話的論壇，我們都知道它們在什么地方，洛杉磯，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納羅利，亞特蘭大的報紙，他們都有被解雇的書評部編輯，減少篇幅頁碼，裁減人員，甚至把他們從原來的位置轉移到星期日刊上。

　　也就是說，報紙在削減書評版。所以怎么辦呢？

　　或許可以從康涅狄格州新的草根出版物中找到答案。該刊物的名字為《紐黑文書評》（New Haven Review of Books），是該城市的一些作家的產(chǎn)物，他們相信有人必須彌補報紙留下的空缺。

　　正如《紐黑文擁護者》（the New Haven Advocate）的前任編輯和《敲天堂的門：反文化時代的美國宗教》一書的作者馬克·奧本海默（Mark Oppenheimer）寫的，現(xiàn)在是要求創(chuàng)新思考的時代，（需要）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創(chuàng)新者，而不僅僅是洛杉磯或者紐約的人。

　　在報紙上的書評版萎縮的時代，我們要發(fā)現(xiàn)新方法獲得偉大著作的信息。其中有些方法是地方性的，在規(guī)模上很小。我們或許從來不會再出版一期《紐黑文評論》（我們的格言是“每年最多出版一期”）但是通過出版一次，我們就做出了支持文學文化的聲明。如果其他中小型城鎮(zhèn)比如奧斯汀，得梅因，奧爾巴尼等也決定它們想創(chuàng)辦自己的書評，難道不是很酷的事情嗎？（斜體是我自己添加的）或許這種書評像我們做的那樣，主要刊登本地作家寫的評論，或許刊登對本地作家著作的書評。不管什么方式，它提醒人們主要的城市出版物不一定是書評的唯一工具。

　　這導致我們看到即使小的，地方性的一期書評也能做出的第二個聲明：作家任何地方都有。即使在紐黑文和周邊城市我們就搜索了艾利斯·麥迪森（Alice Mattison）,布魯斯·夏皮羅（Bruce Shapiro）, 德比·艾波蓋特（Debby Applegate）, 狄德雷·貝爾（Deirdre Bair）, 吉姆·斯利普（Jim Sleeper）, 阿米·布魯姆（Amy Bloom）等幾十個偉大作家。我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從來沒有見過面。我們這個謙虛的小城市中沒有文學“場景”，沒有雞尾酒會巡游，但是確實有作家。

　　這個模式不會替代大城市的大書評，我們?nèi)匀恍枰�它們。除非有天使過來資助另外一期，這或許成為最后一次聽《紐黑文書評》。但是我們處在復興的關注地方主義和區(qū)域主義的時代，書評就像農(nóng)民的市場甚至地方貨幣一樣發(fā)揮自己的作用。

　　地方主義和地域主義：這是發(fā)現(xiàn)新的文學和美學知識分子的地方。

　　譯自：“Journal: The new intellectuals”by John Stoehr

　　http://arts.ccpblogs.com/2007/11/21/journal-the-new-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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