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個作家，大凡作家都有自己的書齋，四步齋、面壁齋、小天地廬、……父親的書齋名“思靜齋”。

　　把家里最寬敞最安靜的一個房間用來作書房，門口掛著一幅對聯(lián)，那是父親自己動手找來的一截毛竹，一劈為二，在竹片上書刻著“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yuǎn)”。沿墻靠著幾排頂天立地的書櫥書架，書緊密排列，甚至前后兩排，也有空的地方，擺著各式精致獨特的工藝品，最獨特的莫過于父親愛石成癖而擱在書櫥里的幾塊奇形怪狀的石頭了，有他游天南地北時尋覓來的秦磚漢瓦之殘片，戈壁灘上的奇礫怪石。墻上尚余的一點空間掛了兩幅他自寫的書畫作品，墨荷粉蓮上方的留白處書錄了周敦頤的《愛蓮說》。

　　一走進父親的書齋，往往就出不來，那里能牽住人靈魂的東西太多了，且不細(xì)數(shù)古今中外家喻戶曉的名著，光是全國各地乃至新加坡、日本、泰國、美國等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親筆簽名贈送的書就有很多。書是作家智慧和心血的結(jié)晶，許多作家出了自己的書，都要花上一筆錢買上幾百本，專門送給親朋好友或是文友知己。父親的文友很多，時常收到大江南北文友們寄來的書，他們中有的人大名鼎鼎有的人剛剛涉足文壇，面對這樣的書櫥，就好象面對許多作家的眼睛。

　　我小的時候，家里祖孫同堂，住房狹小，父親沒有獨立的書齋，但在他臥室的大床和小床中間擺有一張很大的寫字臺，兩張?zhí)贂�架，還有許多書放在床底下的幾只木頭箱子里。童年時我便朦朧覺得書是種神秘的東西，要不藏在床底下干么。識得一些字后，常常翻看父親的藏書，越是讀得似懂非懂的書越覺得有味，好象書里藏著無數(shù)秘密，誰也無法告訴我的秘密，尚未完全懂事，便已認(rèn)定書是天底下的好東西。

　　文革中，父親厄運臨頭，他的幾大箱子藏書也在劫難逃，那時我雖年幼，卻象記得住畫面獨特的電影鏡頭一樣記住了抄家那一幕，書被無情地撕毀、被野蠻地踐踏，狼籍的殘紙碎片在冷風(fēng)中飄零亂墜。父親在隔離受審沒有親人沒有書籍相伴的日子里受盡了各種折磨，在那種人的命運也不比書的命運好到哪去的年代，人完全是靠書所賦予的力量支撐著。

　　幸存下來的書萬幸了，它們象寶貝似地隨父親飄泊東西，從省城下放到農(nóng)村，再從農(nóng)村回到省城，每次搬家，木箱子里的書就象金銀財寶一樣格外受到厚待，那時木箱就是父親的書齋。記得在農(nóng)村時，我們一家人住在一個大茅草屋里，夜里醒來，我常見父親就著高擱在木箱上的煤油燈伏案寫文章，《紅紅的雨花石》就是在茅草屋的木箱書齋上寫就的。那時候父親無端受屈，身處逆境，我們隱約覺得父親如此辛苦地寫作，恐怕難以成書，但父親卻對我們說，“真有血氣的人，既不曲意求人重視，又不怕忍受忽視�！彼�把所有屬于自己支配的時間都用在寫書上了，多少年過去后，父親在木箱書齋上寫就的《紅紅的雨花石》終于正式出書并被改編成了電視連續(xù)劇。

　　已經(jīng)記不清我們隨父親搬過多少次家，終于有一天，父親有了自己寬敞的書齋，他寫文章之余喜歡書法，我們看著他用大毫蘸著濃濃的黑墨寫下“思靜齋”三字作為書齋的門額。曾有朋友問過我，為何以“思靜”冠齋名，起初我只是就字釋義，但當(dāng)我讀到父親的《思靜齋主自白》后才恍然明白了許多。父親是從抗日戰(zhàn)爭中成長起來的，那時候想讀書也讀不多，投身革命后，始終忙碌于一線位置，父親自認(rèn)為“富貴非吾愿，帝鄉(xiāng)不可期”，他唯愿思接千載，視通萬里，靜心苦讀，積學(xué)儲寶。步入花甲之歲后，作家的使命感愈加沉重，眼看著一些文友作家紛紛棄筆從商，他卻始終遠(yuǎn)離那片喧囂的海岸，守著清靜的書齋，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下去寫下去，父親讀書寫作的勁頭常令我們驚嘆。

　　我每次回家，總喜歡一頭扎進父親的書齋里，一呆就可以呆上半天，我坐在那里不僅只是翻翻書看看，更喜歡書齋里那種令人吸之神清志爽的氣味。我想當(dāng)作家久矣，但總是靜不下心來，那天我坐在父親的書齋里，凝視著書架上一排排的書，于靜謐之中聽到一種奇特的聲音，好象有無數(shù)雙作家的眼睛在對我閃爍，好象有話要對我說。

　　本文發(fā)于2005年悉尼《澳洲新報》副刊，作者授權(quán)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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