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筆者清理中共中央黨校的“文革”小報資料，在成堆的油印資料中，翻撿出一份油印傳單，題為《給全體共產(chǎn)黨員的緊急呼吁》（下稱《緊急呼吁》）。這是一篇鮮明地反對“文革”的檄文。傳單署名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在“文革”的“惡攻”罪行中，應屬于“反革命匿名信”一類。傳單的落款時間為1967年2月。這個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進入奪權斗爭階段，各種群眾組織紛紛奪取各級各單位的黨政大權，全國范圍的“天下大亂”的時期。

　　《緊急呼吁》一文，直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難，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也直接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錯誤。其為文之大膽，觀點之鮮明，言論之犀利，感情之真誠，思想之深刻，超過了我所接觸到的當時同類反“文革”的文論。可以說，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

　　《緊急呼吁》的主要內(nèi)容

　　《緊急呼吁》分開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實質(zhì)”，“前途”四個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緊急呼吁》在開篇伊始，就大聲疾呼，中國共產(chǎn)黨和祖國今天“正處在水深火熱萬分危急”的關頭，痛切地陳述了“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巨大危機：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組織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下，“已處于癱瘓狀態(tài)”；
黨的核心骨干成為今天“被攻擊的主要對象”，扣上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派”、“叛徒”、“軍閥”、“工賊”等罪名；
我國悠久的文化遺產(chǎn)、優(yōu)良傳統(tǒng)“幾乎全部被踐踏了”；
建國以來文學藝術成就全部被“摧殘了”，文化、教育、藝術領域“一片凄涼”，重現(xiàn)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丑劇”；
著名專家、學者“被打擊的走投無路”，許多人“被迫自殺”；
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下興起的全國“千百個造反集團”，正在“合法”地奪取各級黨政權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節(jié)，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這場大動亂的原因，是多年來中共在“國際國內(nèi)政策方面所犯的錯誤”引發(fā)的黨內(nèi)矛盾的產(chǎn)物，也是毛澤東同志“獨斷專行”造成的錯誤。

　　作者嚴厲地批判了當時的輿論工具大肆宣傳的，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地，深刻地，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保衛(wèi)馬列主義的”，“把馬列主義創(chuàng)造性地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的觀點。認為，毛澤東同志發(fā)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是創(chuàng)造性的馬列主義，而是一場政治悲劇。毛澤東同志所以要在“文革”中以群眾運動“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黨內(nèi)斗爭，“十六條”所以要提出群眾路線“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正是因為黨內(nèi)生活已經(jīng)極不正常了。

　　作者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與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為什么群眾會表現(xiàn)出對個人迷信的狂熱呢？作者對此進行了自己的獨立思考，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原因：1、長期的個人崇拜的宣傳誤導。1957年以后，黨的集體領導取得的成就，逐漸歸于了某一個人，把罪過強加于其他人。通過一些片面歌頌、片面宣傳，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個人才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的錯覺。這是部分群眾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眾表達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來的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經(jīng)過反右派斗爭后，群眾也聰明起來了，學會了“一個人的旗幟當作臨時的護身符”，在高舉一個人的思想旗幟下表達自己的不滿，爭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機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機分子為了實現(xiàn)個人野心，曲意迎合一個人的思想，以換取一個人對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實質(zhì)”一節(jié)中，作者把毛澤東同志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原因，直接和1958年大躍進運動、“三面紅旗”的失敗聯(lián)系起來。他指出：我們黨的領導人，對1958年這條理論上、實踐中都證明是錯誤的路線，不但沒有承認錯誤，反而用過去的威望進行掩蓋。“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就是這些錯誤延續(xù)下來的最后結果。作者認為，在我們黨的領導人為自己的冒險主義政策的失敗，尋找客觀理由，推脫給自然災害、“蘇修”的背信棄義、下級領導犯了錯誤等等，這就是蒙哄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的開始。它指出：從這個時候起，我們黨的領導人也就開始在政策上、理論上陷入了被動地位。為了掩蓋這個錯誤，我們黨的領導人在對內(nèi)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錯誤的“政治動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政治動作”之一。

　　《緊急呼吁》進而對中國當時大加宣傳的“世界革命”理論進行了批判，認為這種理論和政策的實質(zhì)是建立在“戰(zhàn)爭不可避免論”上的。但是，這個理論是完全行不通的，用文中的話說，它們在事實面前完全是“無能為力”的。

　　在最后的“前途”一節(jié)中，作者表達了對這場席卷全國的奪權運動持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認為目前所謂的“奪權”斗爭，是“把反對我們黨的運動看成是反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運動”，被奪權的是共產(chǎn)黨人，我們整個黨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作者還由此提出了自己對奪權者的認識。他認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機分子或者抱有各種個人主義的人和多年來運動對我黨懷有仇恨的人。還有一部分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真相，被無意識地動員到這場運動中來的黨員、團員、人民解放軍和其他正直的人們。在這里，作者表達了他拳拳的護黨之心，是從黨性出發(fā)的，但對造反派分析中也顯然有著不無感情用事的粗率之處。

　　既然這場政治危機是一個人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樣擺脫這場危機？怎樣去“糾正一個人所犯的嚴重錯誤”呢？《緊急呼吁》提出了兩條路：一條是通過黨內(nèi)合法斗爭的解決途徑。即“從黨的中央到黨的支部，重新建立集體領導，發(fā)揚黨內(nèi)民主，恢復黨的權利。”作者也清楚地認識到，由于一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不顧黨和人民利益”，已經(jīng)把全國攪得“周天寒徹”了，要把這場運動“重新納入”黨內(nèi)斗爭的范圍，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作者不無遺憾地感嘆道：“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希望了”。

　　《緊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條路，就是全黨、全國人民直接行動起來，對“一個人的錯誤路線”進行公開的抵制和斗爭，“揭露一個人所犯的錯誤及其本質(zhì)，并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作者似乎認為，在已經(jīng)“天下大亂”的情況下，挽救黨和國家的希望只能寄望于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的覺悟了。他進而指出：雖然這種斗爭是“尖銳的、復雜的、反復曲折的”，是“有流血犧牲的”，但如果共產(chǎn)黨員繼續(xù)袖手旁觀，那就會白白喪失掉我們的江山，斷送中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但是從文中可見，作者并沒有指出這種依靠普通黨員和群眾的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進行反抗，具有組織行動意義上的任何可能性。或許，他實際上所要表達的，是共產(chǎn)黨員在國家危難時刻要有舍身取義的殉道精神。

　　《緊急呼吁》在結尾大聲疾呼：“共產(chǎn)黨員們！對祖國和人民的命運不愿袖手旁觀的同志們！行動的時刻已到來了。”這是在全面奪權的大動亂中，從黨心、民心、良心發(fā)出的一個不無悲壯的抗爭之聲。

　　《緊急呼吁》的寫作背景和思想價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正式發(fā)動起來了。運動的最初階段，重點是在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tài)領域，最先響應“文革”的群眾主要是在學校。劉少奇、鄧小平采取了派工作組入校領導運動的方式，——這是中共歷來領導運動的傳統(tǒng)套路，雖然也整了一批人，包括一部分激進的學生，但對社會的沖擊面還不是很大。此時人們對“文革”的認識，基本上還是延續(xù)了“四清”運動的階級斗爭理念。

　　毛澤東同志發(fā)動這場“文革”運動，首先是要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肯定青少年學生的激進行為是革命行動，認定劉、鄧派工作組鎮(zhèn)壓了學生運動，是嚴重的路線錯誤。在1966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會議通過的《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提出了這場運動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場運動，肯定了群眾自發(fā)成立組織的合法性，群眾有“四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這是自建國17年來，中共第一次允許群眾可以在黨的組織系統(tǒng)之外進行自行結社的權利。

　　1966年10月，毛澤東同志為打破運動的阻力，提出了“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這是毛澤東同志獨創(chuàng)的，不同以往的解釋黨內(nèi)斗爭的一個新的政治概念。這個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確定了用群眾運動的形式開展黨內(nèi)斗爭的方式。這是依靠黨外的社會力量解決黨內(nèi)的“路線問題”的一個歷史“創(chuàng)舉”。此后，全國各地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炮打”黨政機關，揪斗領導干部的浪潮。動亂的范圍迅速擴大到各個社會領域。到1966年底，在工礦、農(nóng)村限制開展運動的規(guī)定都被打破，全國各行各業(yè)都卷入到了“文革”運動之中，各級黨政機關陷入癱瘓狀態(tài)，形成了全國大動亂的局面。

　　1967年1月，毛澤東同志親自支持并指導了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奪權”，打響了全國奪權的頭炮。一二月間，山西、青島、貴州、黑龍江等地相繼奪權。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這場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稱“從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chǎn)階級消滅資產(chǎn)階級的革命。”從而形成了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號召群眾大造他自己領導的各級黨組織反的奪權奇觀。

　　在這個“文革”運動從階級斗爭向路線斗爭急劇升級的過程中，運動的對象和動力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保工作組保黨委的一派群眾組織在政治方向上被否定，曾經(jīng)風光無限的老紅衛(wèi)兵們摔落下馬，敢于“矛頭朝上”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成為運動的主導力量。原來限制人們參加運動的有關家庭出身、成分等等政治戒律被打破，更多的人卷入了運動之中。

　　這一時期，隨著動亂范圍的擴大，“文革”領導者和群眾在互動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上下對接的錯位。在各種不同觀點相互碰撞的思潮涌動中，黨內(nèi)外開始出現(xiàn)反對“中央文革”的聲音，屢屢出現(xiàn)“炮打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言論。這在當時被稱為“十二月黑風”。進入奪權階段后，以往的國家管理系統(tǒng)全部被打亂了，以極左思潮為特征的無政府主義大肆泛濫，促使黨內(nèi)外一些思想敏銳者對毛澤東同志發(fā)動“文革”的真實動機和做法進行更深入的推測思考，人們對“文革”不滿的情緒開始由“文革”的前臺人物漸漸轉(zhuǎn)向到毛澤東本人。但是，此時反“文革”的思想言論，在中共黨內(nèi)外的動因和表現(xiàn)仍有所不同。社會出現(xiàn)的反“文革”思潮，主要是從前段運動的矛盾引發(fā)來的，具有反彈的性質(zhì)，以擁護和反對“批判資產(chǎn)階級路線”為其分野；
中共黨內(nèi)出現(xiàn)的反“文革”思潮，則主要是針對全面奪權來的，反對以群眾運動的名義自下而上層層奪各級黨政組織的權。

　　在社會的異端思潮中，當時社會影響比較大的主要有兩個：一是老紅衛(wèi)兵從天之驕子的革命寵兒地位上跌落下來，憤而炮打“中央文革”的舉動，以“聯(lián)動”為其代表；
一是以“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名義，反對“血統(tǒng)論”思潮和貫徹政治歧視的社會政策，要求維護人權平等的基本價值，以遇羅克的《出身論》為其代表。這兩種觀點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反映了前期運動已經(jīng)在社會上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圍繞“血統(tǒng)論”的爭論，對以后群眾組織的派別形成也有著重大影響。

　　在中共黨內(nèi)，公開反對“文革”的聲音出現(xiàn)較晚。中共執(zhí)政后，是以黨的組織系統(tǒng)掌控國家權力。黨中央的指示通過黨的各級組織逐級傳達到黨員，通過黨員貫徹到群眾中去。在這個嚴密的組織系統(tǒng)中，黨員和非黨群眾在政治資源的分配上歷來是“內(nèi)外有別”的。“文革”初期，黨團員是講組織觀念的群體，大都是站在保黨委和保工作組一邊。毛澤東撇開各級黨組織，直接號召群眾運動的“大民主”，鼓動“天下大亂”，黨團組織停止活動，黨團員的政治光環(huán)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奪權開始后，各級黨政組織系統(tǒng)幾乎全部癱瘓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縣黨政機關，下至工廠車間、生產(chǎn)隊，都成為了奪權的對象。各級領導干部紛紛被打成“走資派”，一概“靠邊站”了。黨團員多、成分純正的一派群眾組織，都成了“資產(chǎn)階級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狀。起來奪權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則是成分比較混雜，動機可疑。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社會矛盾，以及在這場運動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號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義，一并發(fā)作起來�！盁o產(chǎn)階級專政”的鐵打江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似乎一下子發(fā)生了顛倒。這不能不引起黨內(nèi)外一批正直人士對這場運動的懷疑和抗爭。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層，發(fā)生了史稱“二月抗爭”的事件。軍委的幾位副主席和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借毛澤東對“中央文革”有所批評之機，在懷仁堂中央碰頭會和軍委常委會上，激烈抨擊“中央文革”一伙亂黨亂軍，打擊迫害老干部。此舉使毛澤東同志大為震怒，他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責令他們停職反省。這個高層政治事件的發(fā)生，與當時軍隊介入運動“支左”，普遍鎮(zhèn)壓了造反派的情況，有著邏輯上的一致性。當時被“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批判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還有許多并不在權位上的普通黨員和黨的基層干部，在各級黨組織癱瘓的非常時期，以各種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極左思潮的泛濫，反對“文革”這場政治動亂。他們雖然對高層政治動向一無所知，也沒有什么資格資歷，但并不缺乏護黨安國的政治責任感。他們基于共產(chǎn)主義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不懼風險，頑強地對這場政治動亂進行抵制和抗爭。這種來自基層的抵制和抗爭，就個體力量來講，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蟻力。但這分散的蟻力卻能共同形成了一種歷史力量，構成了“文革”領導者不能肆意妄為的社會態(tài)勢。

　　相對于中共高層人物對“文革”的抗爭而言，來自中下層黨員的抗爭活動，比較缺乏歷史記述的事件色彩。雖然許多基層黨員憑政治直覺已經(jīng)意識到“文革”發(fā)生了問題，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組織紀律觀念的養(yǎng)成，長期宣傳造成的領袖迷信，以及政治策略的現(xiàn)實考慮，使他們對“文革”錯誤的抵制，大都是在運動的具體政策問題上面。所以，黨內(nèi)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動語言出現(xiàn)，不像社會出現(xiàn)的反“文革”思潮，有著觀點鮮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黨內(nèi)畢竟集中了社會多數(shù)的精英分子，黨員中不乏社會責任感強烈，敢于擔當，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忠貞之士。這份《給全體共產(chǎn)黨員的緊急呼吁》的傳單，就是他們的代表之作。它不僅表達了一個中共黨員在黨和國家處于危難之際，應有的革命風骨和與極左路線決死戰(zhàn)斗的大無畏精神，還表現(xiàn)了作為中共黨員對這場“文革”劫難進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平。它不僅彌補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黨員層面上的文獻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銳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現(xiàn)提高到一個新的檔次。

　　14年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篇數(shù)易其稿，經(jīng)過四千高級干部討論，廣泛征詢黨內(nèi)外意見而形成的歷史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與這份《緊急呼吁》幾乎相同的觀點和認識。

　　如《緊急呼吁》關于“文革”發(fā)生原因的分析，和《歷史決議》中毛澤東“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的觀點，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傾錯誤的積累和發(fā)展”最后占據(jù)壓倒地位的觀點，盡管具體的表述方式不一樣，但認識是極為相似的。都是認為從1957年后，黨中央開始走上了一條“左”傾錯誤的路線，錯誤發(fā)展越來越嚴重，最后導致了“文革”的發(fā)動。

　　此外，《緊急呼吁》關于“文革”是亂黨禍國政治動亂的觀點，關于毛澤東個人專斷和制造個人迷信的觀點，關于發(fā)揚黨內(nèi)民主、建立集體領導的觀點，關于名為“群眾運動”實則運動群眾的觀點，關于“文革”與反腐敗毫無共同之處的觀點，關于中共“唯我獨革”的國際共運路線的觀點，等等，都是人們經(jīng)過這場十年“浩劫”的蹂躪后，痛定思痛達到的認識高度。這使我們感受到了一種穿透歷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對作者欽佩有加。

　　特別是《緊急呼吁》對毛澤東同志“文革”錯誤的認識，足見作者非凡的膽識。應該說，“文革”進行到奪權階段，感覺到運動發(fā)生偏差問題的是不乏其人的。但是，完全否定這場運動，并把反對的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同志的，只是極少數(shù)的個別人物。當年的反“文革”者，多半是反對“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對“中央文革”對運動的指導，反對到處指手畫腳的江青，反對不竭余力鼓吹個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風暴中，能夠起來反對他們，要有極大的勇氣，已經(jīng)是十分難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這還是停留在反對“亂臣賊子”的層次上。遑論有些反對者還是出于“看不慣”的直覺感知，雖是膽氣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價值的東西。

　　《緊急呼吁》是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并不旁及其他。真正應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句名言。有無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徹底性，才能有洞察歷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澤東同志發(fā)動“文革”的原因，與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錯誤，1958年大躍進的錯誤，以及以后為掩蓋這些錯誤而采取的更為錯誤的國際國內(nèi)政策聯(lián)系起來分析，論證了毛澤東同志發(fā)動“文革”是一個錯誤疊加的歷史發(fā)展過程。這個分析框架現(xiàn)在已得到人們普遍的認同，這就是現(xiàn)在學界通常所說的毛澤東晚期思想的錯誤形成和發(fā)展過程。

　　《緊急呼吁》對“文革”的否定，是和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專斷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段膮R報》發(fā)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為“文革”發(fā)動的開始，認為這是一個“政治陰謀”，搞垮了北京市委，并為繼而搞垮全國各省市黨委樹立了榜樣。這是筆者所見最早出現(xiàn)的“文革陰謀論”的觀點。這種觀點有偏激之嫌，但作者對“文革”起點的把握無疑是準確的。另外，《緊急呼吁》將這場運動中的舉措，如整“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在各級黨組織進行奪權等等，都和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因素相聯(lián)系，以不無激烈的言辭，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態(tài)度。

　　毛澤東同志應對“文革”這場政治動亂負責，這在現(xiàn)在是不爭的事實。正如《歷史決議》所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fā)動和領導的”，“負有主要責任”。而在當時，即1967年初，全黨上下都籠罩在個人迷信的陰霾之中，作者仍能堅持獨立思考，指出這場政治動亂的肇事者和主要責任，這是極其不容易的。但是，《緊急呼吁》似乎對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權威力量和軸心作用認識不足。經(jīng)過多年強化宣傳，毛澤東在人們的心目中實際上成為了黨的化身。《緊急呼吁》對毛澤東的批評言論，發(fā)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雖是痛快淋漓，但也畢竟是太超前了。在幾億人民群眾正為“捍衛(wèi)毛主席革命路線”而爭得你死我活的時候，這篇言論是大大超越了當時人們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結束后，如何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是中共黨內(nèi)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直到1981年通過了《歷史決議》，才破解了這道政治難題。

　　來源：《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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