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歷史學家越來越急于成為專家的時代，在這個“規(guī)范”橫行，且談“規(guī)范”時髦到漸成職業(yè)的年代，提倡“感覺”無疑是非常兇險的，若再將其冠以“主義”，就簡直有點荒誕不經(jīng)的意味了。早有圈內的朋友非常善意地提醒，英語中的“感覺”（sense）無法與“以斯姆”（ism）的詞綴相連。在當代學術語境下，一個概念無法被譯成英文至少是科學性不足的表現(xiàn)，勢必難以大行其道。同時，學術史的經(jīng)驗也告訴我們，一種理論的提出，應該使其具有相對精準的外延，并且能夠在可操作的層面進行持續(xù)不斷的意義生產(chǎn)，這種理論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背后的邏輯是“知識”的生產(chǎn)和可重復性操作是一切人文研究能夠擁有合法性的共有尺度，歷史研究也不應例外，把“感覺” 當做一種主張來談，甚至標榜什么“感覺主義”顯然有對此大唱反調之嫌。然而我認為，在當下的現(xiàn)實和學術環(huán)境中，為什么以及在什么層面上提倡“感覺”是個遠比什么是“感覺”之確定含義更加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我們放棄將其界定為一種確定的概念和方法論的時候，我們或許才可以心平氣和地談論“感覺”。

　　法國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曾講過一個故事：一個曙光微露的早晨，法王法蘭西斯一世悄悄從情婦的住處起身，在回自己城堡的路上，一所教堂的晨禱鐘聲令他心生感觸，于是他轉而參加教堂的彌撒并虔誠地向上帝禱告。這個故事后來被心態(tài)史家菲利普·阿里埃斯轉述，用來說明“心態(tài)”這個難以定義的概念。答案存在于對故事的解釋中。要理解其中罪惡的情欲和純潔的宗教情感的密切連接，人們必須在兩種解釋中做出選擇，其中一種認為國王前去彌撒的行動緣于被晨禱鐘聲喚起的懺悔之情，另一種認為國王對祈禱和情欲的態(tài)度同樣出自本能，二者之間并沒有那種源自道德一致性的緊張和矛盾（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nbspAriès〕：《心態(tài)史學》；
J.勒高夫等主編，姚蒙編譯：《新史學》）。

　　在阿里埃斯看來，這兩種解釋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史學和心態(tài)史學的差異，后者關注的是歷史的另一個層面，更加瑣細而充滿多樣性，難以用確定的因果律和一以貫之的邏輯加以把握。從某種程度上，新史學的誕生，是歷史中的心態(tài)層面逐步進入研究視野的結果。這時候回顧年鑒派的一句名言也許會是意味深長的：“社會史是漏掉了政治的歷史。”在當時“政治史”的內容非常固定狹隘的情況下，相對于以重要人物為主線的事件史、反映上層決策的外交史，社會史以及作為其最初觀照層面的經(jīng)濟史，是研究群體現(xiàn)象的開始。所以在第一代年鑒派史家那里，經(jīng)濟史是最符合人文主義精神的歷史，研究者認為能夠從經(jīng)濟現(xiàn)象中看到所有人的生活，第二代學者則已開始關注長期以來不見于經(jīng)傳的群體心態(tài)，形成對社會 “深層結構”的多樣分析和認知。所以后來的歷史研究者并不諱言自己所持的立場、觀點對形成歷史解釋的重要性，而且強調必須將鮮明的問題意識帶入歷史，因為社會史的出發(fā)點遠非在史學內部另辟蹊徑，而是從全新的角度建立對歷史與人的總體化理解，這必然意味著對固有歷史編寫體制的全面顛覆。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并且越發(fā)嚴重，受西方主流史學影響的歷史研究者對“深層結構”的長時段觀察和對必然性的強調，其基點仍是建立在對“馴服偶然”的現(xiàn)代邏輯的絕對服從上的，代價是“偶然”的豐富性被“必然”的暴力邏輯所取代，目的是讓“必然”帶上炫目的光環(huán)，并且具有更多的規(guī)劃預測未來的霸權能力。其危險是歷史被裁減成了十分單一乏味的某種既定邏輯的重復表演。更加危險的是，當我們日益習慣運用現(xiàn)代社會理論構筑的“規(guī)范”去培育出我們的“問題意識”時，對歷史豐富性的呈現(xiàn)能力卻在同時高速度地消褪。我們不斷地在提倡培養(yǎng)自己的“問題意識”，可當“問題意識”被強行由規(guī)范組合成了一個必然性脈絡的標識，并被嚴格組合進了學科類別時，歷史的動態(tài)感就會不斷地被這架可怕的機器所絞碎、粘貼，再按照深層結構或必然規(guī)律的內在要求排比、歸類，最后抽縮成一串串干癟的歷史教條。這就像一個面色紅潤的豐滿人體被敲剝掉血肉后只剩下一副白骨嶙峋的骨架。所以我們要提倡“感覺”，首先就要反對不加限定地盲目張揚“問題”的重要，更要警覺用“問題”堆積起一種刻意指向終極目標的專業(yè)化“歷史意識叢”�！皢栴}意識”如果沒有豐富的感覺素材做支撐，同樣就像是一架支離破碎的白骨，而非血肉豐滿的人體。

　　用“感覺”去架構我們的“問題意識”，當然并不意味著兩者處于二元對立的狀態(tài)。毋寧說是對建構“問題意識”的一種豐富手段。這也是可以從歷史和現(xiàn)實經(jīng)驗中悟得的。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很難用常理來加以把握和理解，而必須放在一種特定的語境之下，針對不同的狀況和人群區(qū)別加以對待。在我們的社會里，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在關系不甚親密的同事和熟人親友之間，同樣的禮貌言辭往往會擁有截然不同的含義。比如同樣面對不太熟悉的客人和關系密切的親友來訪，當客人要告辭時，主人會說同一句話：“留下吃飯吧？”這類邀請很可能只是客套話，用來表達常規(guī)的禮貌，有時甚至是一種委婉的暗示，意味著你已經(jīng)叨擾主人過久，應該自行告辭了。這句話換個語境也可能是真誠的挽留，這完全要看不同的對象而定。但不同人的反應，效果肯定迥然不同。不熟的客人因知道是種客套話，知趣地離開。親友則不必有所顧忌，可以較隨意地選擇去留。如果一個不知趣的生人不去仔細讀解這句話的深層語義，貿然答應留下來，主人就會感到負擔和不自在。不少西方人在中國人家里做客所造成的誤解，其原因就出在無法準確釋讀出中國人語意中的復雜內含而鬧出諸多笑話。在我們的生活和日常交往中，類似的必須按照字面背后的“精神”加以領會的例子是無處不在的，對絕大多數(shù)生活在這一文化環(huán)境中的人來說，生活的順利進行依賴于一整套深藏于話語背后的意蘊的接受和回饋。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政治就是這樣一套內在于我們身體的感覺結構，要對其加以解釋和反思，首先需要觀照到那些扎根于文化深處的細密的感覺觸角，這是現(xiàn)實，也是歷史。如果不從“感覺”的角度去深究歷史生活的復雜面相，往往會使我們對一些歷史場景所表現(xiàn)出的真實性做出完全相反的錯誤判斷。

　　比如，對中國近代歷史變遷的判斷，目前流行的現(xiàn)代革命史敘事和現(xiàn)代化敘事的邏輯都基本上把中國接受西方體系的程度作為判斷歷史是否進步的標準。也就是說，基本把對外界回應的程度作為判斷歷史變化合理性的標準。但近幾年的變化根本無法回答以下問題：為什么同樣是現(xiàn)代化的高歌猛進，西方卻能在商業(yè)化的大潮中相對保持文化主體性的持久和連續(xù)？而中國同樣面臨商品化大潮沖擊時不但無法保持自身傳統(tǒng)的主體性，而且還肆無忌憚地以毀滅傳統(tǒng)為榮？放在一種長程歷史框架中，也可以看出，作為同樣的現(xiàn)代歷史推進因素，為什么在不同的文明語境里會造成如此截然不同的后果？這確實不是任何現(xiàn)成的社會理論所能解釋的。面對復雜多變的歷史情境，現(xiàn)代社會理論就像中國人送客常說的那句話：“留下吃飯吧？”可面對不同的人群，它的含義會陡然變化，我們到底如何才能捕捉到其真實的一面呢？人類學給出的答案是，傳統(tǒng)在某個特定區(qū)域中是可能被再造出來的，我們只需對這種“再造傳統(tǒng)”加以理解和描述，就會找到對抗西方現(xiàn)代化邏輯的一把鑰匙。但是，用“地方性知識”去刻意對抗“普遍性知識”的框架，其二元對立的解釋仍面臨把歷史簡化的危險。這種刻意也可能又一次以刪除了歷史的豐富性為代價。

　　以“問題意識”為范導，以社會理論作依托的歷史詮釋路徑的多樣性確實給中國歷史學界帶來了空前的解釋活力和方法論的繁榮。和十幾年前相比，目前中國史界中似乎誰都會說上兩句哈貝馬斯或者�？碌恼Z詞，卻又普遍感到越來越疏遠于歷史最具魅力之狀態(tài)。原因何在呢？我個人認為無法從感覺層面上貼近歷史場景（我們不說原態(tài)�。┒�迷失于現(xiàn)代詞語解釋所構架的問題叢林之中當是原因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永遠無法逃脫主觀意識和解釋對歷史的裁割，這幾乎是每個歷史學家難以解脫的宿命，也是后現(xiàn)代史學向主流史學張揚發(fā)難之后頗具魅力之所在。但后現(xiàn)代史學叫板主流史學多年，卻也始終無法成功地把“史學”終極判決為只能等同于“文學”的表達而成其附庸。原因即在于史料無法如文學般地完全虛構。這并不等于說史料就一定都是真實的，不妨說也許一個歷史學家對那些無法判定真假的史料的解讀和投入，正是他為之畢生獻身的動力所在！盡管他得出的歷史圖像也許永遠是模糊不清的，可這恰是史學和純文學的虛構想象相區(qū)別的地方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歷史學家悟性的高低之分，恰在于其對史料細微之處進行敏感把握時具有層次之分，這種區(qū)分和一位歷史學家在解釋能力上的差異性處于完全不同的層面上。我們以往過于重視在解釋能力的提高上如何建立所謂的“問題意識”，而沒有充分給史料解讀中“感覺意識”的培養(yǎng)以足夠的地位。

　　 余英時先生在談論研究朱熹這樣的歷史人物如何做到“知人論世”時特別指出，不要把朱熹寫成傳略，也不是撮述其學術思想的要旨，更不是以現(xiàn)代人的偏見去評論其言行。他說：“我所向往的是盡量根據(jù)最可信的證據(jù)以重構朱熹的歷史世界，使讀者置身其間，仿佛若見其人在發(fā)表種種議論，進行種種活動。由于讀者既已與朱熹處于同一世界之中，則對于他的種種議論和活動便不至于感到完全陌生�！边@樣“大致可以勾畫出歷史世界的圖像于依稀仿佛之間”。盡管這些圖像的表現(xiàn)往往是互異的（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lián)書店二○○五年版，5—6頁）。余英時所說的“歷史世界”大致有點像我們所說的用“感覺”而非“概念”去印證的一個動態(tài)世界。因為他認為，對朱熹的研究不能建立在以往思想史、政治史和現(xiàn)代人的理論斷言之上，而是企求復原朱熹生活的另一個狀態(tài)，盡管這個狀態(tài)也可能是殘缺的。殘缺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史料的不足，另一方面在于今人識見的難以企及。不過他畢竟揭示出了歷史研究有可能逼近的是一個更加鮮活的“感覺世界”。

　　說到“感覺世界”，確實很難給它下個準確的定義，我們只能說它和一般意義上的“思想世界”和“社會世界” 應該有所不同。對于中國歷史而言更是如此，在處理史料時我們同樣會面臨著前述的那類當被問及“留下吃飯吧？”時你如何應對的困境。比如當我們從事思想史研究時往往會以那些在文集、報章和媒體上公開發(fā)表的言論為準去揣測思想者的精神狀況和思想結構，但卻忽視了這些言論是否就真正代表著發(fā)言人的真實心態(tài)。因為在特定媒介公開發(fā)表的言論有時只能作為政治表演和具有意識形態(tài)價值的材料加以對待，而更私密性的心態(tài)表現(xiàn)常常必須通過其不經(jīng)意的或更為私密性的記述才能發(fā)現(xiàn)。有時兩者的表達恰恰是相互沖突的。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發(fā)表的史料就像生活中的那位“留下吃飯吧？”的問話者，其試探性的發(fā)問背后隱藏著陷阱，一不留神就會誤解其意。我們當然不能說以公開媒介為材料勾勒出的“思想世界”是不真實的，或者說詮釋其思想系統(tǒng)的工作全無意義，而只是覺得這個“世界”尚不足以昭示歷史人物復雜的心態(tài)狀況。許多心態(tài)的無意表達恰散見于“私密性”的個人史料如日記、未公開發(fā)表的文集等等之中，其內容區(qū)別于作為思想史的公開材料，但那些以私密名義刻意撰寫的材料不在其列，需要仔細辨別。以胡適為例，他是現(xiàn)代中國留下文本最多的人物之一，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他有意識地保存自我記錄，胡適弟子唐德剛曾說過，從胡的文章中可以感到他不同時期的思想很少有矛盾之處，這是因為他在刻意保持思想一致性方面是有高度自覺的。從胡適日記書信中發(fā)現(xiàn)的信息可能會比文章、講演更具豐富性，胡適的文本其實就包含著“私密性”和“公開性”的雙重特征，因為據(jù)說他的《日記》都是刻意寫作，準備給后人看的。所以我們就須認真鑒別其公開的思想表述和其內心的真實狀態(tài)的區(qū)別到底如何體現(xiàn)？由此看來，更多的真正“私密性”史料的發(fā)現(xiàn)應該能豐富我們對前人行動動機的認識。

　　對“社會世界”的描繪也是如此。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于把人群的活動鑲嵌到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的各個邊界清晰固定的框子里去分門別類地加以審視，研究者也習慣于把自己固定在某個專史的框架里從事研究工作。從而忽視了歷史穿越時空的動態(tài)運行表現(xiàn)。這樣分門別類營造出的“社會世界”給人的印象是，所有的“社會” 活動往往均會指向某種重大的歷史目標才能凸現(xiàn)其意義，歷史變成了詮釋某類現(xiàn)代理念的仆從。以當前正在形成熱點的婦女史研究為例，以教育、職業(yè)、婚姻為專題的研究已有很多，在史料挖掘的方面有了很大進展，然而許多研究課題的形成本身就是現(xiàn)代化思維方式的產(chǎn)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結果是以男女平等、人格獨立等現(xiàn)代價值理念為標準評判歷史，忽視那些讓人們安頓身心的歷史要素。特別是近代梁啟超關于女子不事職業(yè)造成中國國力衰弱的觀點被廣泛接受以來，對女性的關注點一直集中在從家庭角色到社會角色的轉變上，這一思維方式在“五四”時代又以“解放”為價值依托被強化。已有學者指出，梁啟超的結論忽視了農村婦女和精英女性在家庭中和在家庭與市場的互動中創(chuàng)造的大量生產(chǎn)力，但從家庭到社會的“解放”邏輯仍在當前的婦女史研究中被不斷重復，甚至形成了史料越豐富，結論越單一的奇特現(xiàn)象。有的研究將關注點投向“身體”，但“身體”的重要性主要是因其與國族想象掛鉤而被注意，顯現(xiàn)身體所必須的對感受力與感覺方式的描繪和分析反而退居其次了。因此，如何從新的角度再現(xiàn)“社會世界”的豐富，也許會取決于對歷史細節(jié)感受能力的增強。就像當年梁實秋在被問及什么是“新月派”的時候就曾說過，“新月”不是一個流派，而是每周六聚在公園吃瓜子聊天的一群人。從這個說法中可以看出，相對于公開發(fā)表的言論、主張，生活交往的日常狀態(tài)對歷史人物而言可能具有更大的真實性。

　　我們這里強調“感覺世界”與“思想世界”、“社會世界”的區(qū)分，并不意味著“感覺”可以脫離“問題意識”而獨立存在，也不意味著 “感覺”僅僅被夸張為對歷史細節(jié)彌散無羈的無度嗜求�！案杏X”優(yōu)劣的評判恰恰應對“問題意識”的豐滿和對歷史細節(jié)選擇的精致起到導引作用。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交融互動的參照。

　　收錄在《新史學》從刊第一卷的文章即力求體現(xiàn)“感覺”在歷史材料的選擇和解讀中的導向作用。各篇文章的立意均非新奇，但由于對史料讀解的進路更加貼近對“感覺世界”的細致梳理和把握，所以每每能出人意料地辟出新境。清初“文字獄”的成獄經(jīng)過，擺在江南士人與帝王對官吏嗅覺訓練的交織互動背景下解讀，就比僅僅從“事件史”的邏輯線索中品味感覺自然不同。民國初年的“新女性”一旦被放置在“新”、“舊”沖突相對化的處境中，就成功解構了以往性別研究的諸多成論陳言�！八�”字的出現(xiàn)本來在思想史的研究框架里沒有位置，可在《“她”字的故事》中卻從邊緣變成了主題。一個發(fā)生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結論鑿鑿的“歷史事實”，卻在來源于中國官方、日本軍方、民間口述三重語境的史料解讀中被敏銳的感覺所瓦解。此外，上海近代繁華來自于西方勢力塑造的假說，經(jīng)過另一種解讀被轉換成了一個中國自身傳統(tǒng)內部再生的景象，一樁四十年代的誘拐案件則被作者從塵封多年的案卷中爬梳出來，由法律程序拼貼出當時的道德框架。另有一組文章則擬通過自己對某類圖像的欣賞感受來解讀近代歷史變遷的若干側面。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文章都忠實體現(xiàn)了“感覺主義”的研史宗旨，而只是想表達在“問題意識”越來越專門化的狀況下，我們應如何通過對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讀以更逼近歷史復雜多樣的諸多面相，同時為問題意識本身的拓展創(chuàng)造出一些基本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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