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國度往往會有一些不同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
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國度在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時期其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往往也會發(fā)生許多變化。然而，“不許撒謊”卻幾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國度從古到今都要求必須遵從的道德戒令，因為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度的多數(shù)成員都撒謊成性，這個民族、國度確實難以生存。所以“不許撒謊”也許是全人類一條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不過，這大概也是一條最難為人完全遵守、最易被人破壞的戒令，因此從很早起，人們就想出種種測謊術(shù)來維護這條戒令。

　　中國早在周代即有“五聽”法來判斷當事人的陳述是否真實，據(jù)《周禮·秋官·小司寇》記載，審判者“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即通過觀察被審者言辭是合情合理還是矛盾百出，說話時神色是從容還是緊張、氣息是平和還是慌亂、精神是沉著還是恍惚、眼神是鎮(zhèn)定還是游移等來綜合判定其陳述的真?zhèn)魏桶讣�的是非曲直。古代印度人認為說謊的人心虛唾液分泌少，總是口干舌燥，因而發(fā)明了東方國家普遍使用的“嚼米測謊法”，即讓嫌疑人每個人放一把炒米在嘴里，嚼幾下吐出來，說謊者因口水少所以吐出的米明顯比誠實者要干一些。

　　隨著近代科學(xué)的產(chǎn)生，一些科學(xué)家、醫(yī)學(xué)家開始用近代科學(xué)方法研究人在撒謊后出現(xiàn)的生理變化。19世紀末，一位意大利犯罪心理學(xué)家與生理學(xué)家合作，提出了人在撒謊后會發(fā)生血壓、脈搏和呼吸會發(fā)生“微妙變化”的理論，并計算出了一整套量化標準。1913年，美國哈佛大學(xué)的心理學(xué)家馬斯頓（Marston）經(jīng)過大量心理實驗研究認為正常人說謊一定會在心理機制和生理機制上多消耗一些精力，確會引起血壓、呼吸的變化。他的工作為現(xiàn)代“測謊器”的產(chǎn)生提供了統(tǒng)計基礎(chǔ)。1921年，有人開始把血壓計與呼吸計聯(lián)合起來對嫌犯做測試，取得了大量更準確的數(shù)據(jù)。1925年，美國史坦福大學(xué)學(xué)生吉勒（Leonarde Keeler）發(fā)明了一種可連續(xù)測定嫌疑人呼吸、脈搏和血壓的精密儀器，被認為是第一臺現(xiàn)代意義上的測謊器。以后，他仍不斷試驗，使測謊器日益精確、完善。1938年，他又增設(shè)了能自動記錄皮膚電阻變化的新裝置，因為皮膚電阻是反映人交感神經(jīng)興奮性變化最有效、最敏感的生理參數(shù)�，F(xiàn)在測謊器雖然越來越復(fù)雜精密，呼吸、血壓、脈搏、皮膚電阻、語音、腦電波、瞳孔、體溫等都在測量范圍之內(nèi)，但最主要仍是通過皮膚電阻、呼吸波和脈搏波（血壓）這三項參數(shù)來測量被測試者的心理變化。

　　現(xiàn)代測謊器的發(fā)達先進測量精度與古代的“五聽”“嚼米”簡直不可以道理計，但其基本原理卻完全相同：撒謊時人的心理和情緒變化會引起相應(yīng)的生理參量變化，這些變化一般只受植物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制約，不受大腦意識控制，通過捕捉這種生理參量變化可以幫助判斷當事人陳述的真?zhèn)�。而人在撒謊時之所以會引起心理和情緒的變化，因為潛藏其下有一個更深刻的哲學(xué)原理或曰倫理規(guī)范、不論人是否意識到都在暗起作用：不許撒謊！

　　然而，現(xiàn)實生活的復(fù)雜畢竟遠遠超過單純的哲學(xué)原理或倫理規(guī)范。大千世界，無所不有。從野心家的彌天大謊到蕓蕓眾生的偶撒小謊，一生中從未撒過謊的能有幾人？更何況，有時是客觀的社會環(huán)境迫使善良正直之輩不能不撒謊。

　　蕭乾先生曾寫道：“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樓里挨斗時，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張牙舞爪，誠實人也睜眼撒起謊來，我絕望了。反右傾以后，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變得唯唯諾諾，革命變得陰陰慘慘。農(nóng)場孟技術(shù)員頭天在隊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們大聲嚷著：‘我保守，我跟不上時代。聽著，畝產(chǎn)可不是兩千斤，是兩萬斤！聽見了嗎？兩萬！’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辯證唯物主義顛倒過來念了。謊言成了真理�！保ㄊ捛�：《北京城雜憶》，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頁）

　　一旦“謊言成了真理”，謊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騙了。一般意義上的“謊言”是指撒謊者有意背離一個確知的真實，但撒謊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謊言成了真理”的過程中，謊言制造者本身漸漸也成為謊言的相信者。當袁世凱一心稱帝、不容他人反對甚至略表不同時，他就得不到反對的信息，他得到并且逐漸信以為真的“民意”就是天下“臣民”都衷心擁戴他當皇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的一個人物在抨擊為“結(jié)案”而經(jīng)常制造冤案的沙俄警察時說：“這事最叫人生氣的是什么呢？不是他們在謊，說謊一向是可以原諒的；
說謊是情有可原的事，因為由假可以及真。不，叫人惱火的是，他們不但說謊，還崇拜他們自己的謊言�！保ㄍ铀雇滓�夫斯基：《罪與罰》，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64頁）

　　對有良心的人來說，撒謊確令人痛苦，所以，蕭乾先生略帶自慰地“感謝”自己因被打成“右派”而被“剝奪”了“撒謊的權(quán)利”：“我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氣對我說，你損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飽滿的一段時光。要是沒戴帽該可以寫出多少東西！感謝之余，我心里卻并不以為然。在鼓勵說謊，甚至只許說謊的年月里，被奪去手中的筆，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氣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違心地去歌頌大煉鋼鐵。一個用筆桿的人，倘若不能寫出心坎上的話，確實還不如當只寒蟬好……每當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語氣問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時，我就回答說，那是塞翁失馬，因禍得福。這并不是遁辭，而是肺腑之言。”（同上，第111頁）同樣，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癌病房》中患了癌癥的“流放者”奧列格對同患癌癥的“自由人”舒路賓表示自己羨慕其自由之身時，沒想到舒路賓卻對他說：“您至少比較不那么昧著良心說話，您懂嗎？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這一點可要珍惜！你們被捕，我們便被趕到群眾大會上去批斗你們。你們被處死刑，我們就得站著鼓掌擁護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連槍決也是我們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該記得，當時報上往往這樣寫道：‘全體蘇聯(lián)人民了解到這般聞所未聞的卑劣罪行，無不義憤填膺，就象一個人一樣……’您可知道‘就象一個人’這幾個字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我們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間‘就象一個人一樣’！鼓掌時必須把手舉得老高，讓鄰座和主席團都看得見。誰活得不耐煩啦？誰愿挺身為你們辯護？誰敢唱不同的調(diào)子？這樣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對這種大多數(shù)人都撒謊的“怪象”，路舒賓一針見血地說道：“難道全體人民都是傻瓜？請恕我直言！人民是聰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國的人民有這樣一條守則：熬過一切，保存自己！將來歷史指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墳?zāi)箚柶稹�他是何許樣人’的時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詩句來回答：‘在我們這個可鄙的時代，無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中人不出這三者以外�！�”（索爾仁尼琴：《癌病房》，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3、594頁）這是普希金寫于1826年的《致維亞節(jié)姆斯基》中的名句，痛責(zé)沙皇專制的殘暴、虛偽。

　　普希金所言或許過于偏激，但這種激憤是針對那種人人必須“表態(tài)”連“沉默的權(quán)利”或曰“沉默的自由”都沒有而發(fā)。在任何時候都“講真話”確實可貴，但首先要做到“不講假話”，要有沉默的權(quán)利與自由。叔本華認為沉默并非不義，謊騙才是不義，而且是一種暴力：“單是拒絕說出一個真理，也就是根本拒絕說出什么，這，本身還不是什么非義，但以任何謊語騙人上當卻都是非義。誰拒絕為走錯了路的人指出應(yīng)走的路，這還不是對這人非義，但故意教他走錯卻是非義。――從這里說出的〈道理〉推論起來，任何謊騙作為謊騙論，都和暴行一樣的是非義；
因為謊騙既作謊騙論，其目的已經(jīng)是在于把自己意志的支配權(quán)擴充到別的個體的身上去，也就是以否定別人的意志來肯定我的意志，正和使用暴力相同�！保ㄊ灞救A：《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務(wù)印書館1982年中文版，第463頁）有沉默的權(quán)力，即不撒謊的權(quán)利，確是社會的巨大進步。

　　當然，生活中每個人都可能會因種種不同原因撒謊，普通人當然不可能像袁世凱這類政治人物撒彌天大謊，盡管有些謊言還真情有可原，但總歸于道德有虧。不過，如果有千千萬萬人因同一原因撒謊，那么“有問題”的肯定是這個導(dǎo)致眾人撒謊的“原因”。過來人都應(yīng)該記得，當年 “知青”返城難于上青天，但規(guī)定患有某幾種病者可以留城或“因病”返城，不過必須有省、市級醫(yī)院的證明，許多“知青”和家長于是想方設(shè)法開出“有病”證明。到70年代末，“文革”剛結(jié)束，但“兩個凡是”還未破除，包括“上山下鄉(xiāng)”在內(nèi)的“文革事物”還屬不能否定的禁忌，然而千百萬“知青”已開始強烈要求返城，很難阻止。面對這種“兩難”局面，有關(guān)部門俯察民情，十分明智地通權(quán)達變，規(guī)定凡“因病”都可以返城，而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同意普通醫(yī)院都可以開“有病”證明，“建設(shè)兵團”的“團部”醫(yī)院都可以開，到后來，有的兵團醫(yī)院的醫(yī)生拿著一本本早已按病返要求寫好的“病歷”，只是快速填寫“病人”姓名而已。有千百萬“知青”都“因病”返城，幾乎一夜之間，大潮突然退去……許多對回憶文章與“知青小說”對此都有詳盡的描述。既沒有（當時還不能）公開否定荒誕的“新事物”，又在實際中順應(yīng)了民意，這是決策者的高明之處。在這種語境中，“醫(yī)生”與“病人”已不是“心照不宣”地撒謊，而是公開地“弄虛作假”。然而，誰又能指責(zé)“醫(yī)生”、“病人”與決策者呢？均為情非得已矣。問題出在那種悖逆民情荒誕的制度，并用諸如“反修防修”之類的意識形態(tài)將其神圣化，使其難以遽廢。當一種制度明顯不合時宜，不為人信奉、遵從，卻又不能廢止時，便會出現(xiàn)這種陽奉陰為的“集體性撒謊”或者說“制度性謊言”。

　　然而，當謊言成為準則、許許多多人不得不動輒說謊時，終將導(dǎo)致說謊感的喪失�！凹僮稣鏁r真亦假”，最后是全社會誠信全無。一旦撒謊成性，就會“撒謊臉都不紅”，沒有任何生理反應(yīng)；
這樣，測謊器根本無法測出被測者是否撒謊。如果一個群體、民族竟要靠測謊器來維持其“誠實”，無疑是這個群體、民族的奇恥大辱；
但如果連測謊器都無法維持其“誠實”，這個群體、民族則已陷入萬劫不復(fù)之境。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哲學(xué)原理 測謊 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