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位學音樂的晚輩朋友S君來家串門。得知他剛剛參加北京一所音樂學院的考研測試，準備專修音樂教育專業(yè)，話題自然集中在音樂和音樂教育上。我和S君談起前不久在一場音樂會上聽到王西麟的作品“殤”，頗覺震撼。S君開始不以為然，認為那不過是反映古代商朝文化之作，沒有任何現(xiàn)實意義。我知小伙子搞錯了，誤把“殤”理解成了“商”，于是告訴他這部作品反映的恰恰是最最當代的東西。作曲家王西麟曾有長達14年遭受政治迫害的歷史，“殤”就是他發(fā)自內(nèi)心的悲憤、抗議，和某種莫名的蒼涼。奇怪的是這樣的作品居然很少為人所知，以至于專攻音樂的S君都鬧出了錯誤。

　　討論轉(zhuǎn)向了音樂與政治這個似乎更敏感的話題。S君表示，音樂與政治相比從來是弱者。這回輪到我不以為然。我談到了俄羅斯作曲家拉赫馬尼諾夫和鋼琴家霍洛維茨，他們都曾選擇逃離專制的家園以維護音樂的尊嚴。

　　“但這畢竟是個別的”，小伙子作如是說。

　　“然而他們代表著藝術(shù)家的良心，代表著音樂本體層面最深刻的東西�！�

　　S君默然無語。

　　又談起肖斯塔科維奇。肖沒有選擇逃離，而在斯大林主義的家園終其一生。肖能成為音樂大家，其作品所反映的內(nèi)心世界自然更為復雜，反映方式則更為隱諱。肖為歌頌斯大林的《攻克柏林》寫過電影配樂，但也創(chuàng)作了大批真正屬于他自己，既如實描寫了他的靈魂縈思與戰(zhàn)栗、又真切記錄了一個時代的痛苦的傳世之作。不但肖的晚期室內(nèi)樂作品可以作此理解，甚至他的一些交響樂（如第四、第八和第九交響曲）也可以如此解讀。音樂畢竟是心靈之窗，當心靈真正在渴望自由時，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是壓制不了的。在這個意義上，音樂和政治相比，絕不是弱者。

　　我看得出，S君是同意上述觀點的。但小伙子也老實承認，他沒有認真思索過這些問題。那么，為什么是這樣？S君是個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又立志從事音樂教育，為什么竟會“沒有認真思索過”如此重要的問題？

　　飯桌上有了答案。S君一邊進餐一邊談起自己的家庭，他的爺爺曾是某省副廳級官員，反右派時被整肅，從此整個家庭倒霉了幾十年。如今老爺子已經(jīng)高齡九十有二，得知孫子要到京城去讀書，還在反復叮囑“管住自己的嘴”。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老人家當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再去因言獲罪，這樣，“管住自己的嘴”自然就成為第一要務。

　　但是，管住自己的“嘴”往往是和停止自己的“思”扯在一起的。既然明知“說”那些敏感的事情可能招致不妙，干脆連“想”都不要去想它。這是一種潛意識的力量，是一種前輩的痛苦換來的智慧，是一種特定社會語境內(nèi)自我保護的本能。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S君（以及成千上萬和他一樣的年輕人）為什么回避“政治”、回避思考、回避嚴酷的靈魂拷問的深層原因。這是一種可怕的心靈封閉。它的可怕不但在于心靈從此不再面對自由的藍天，更在于這種封閉是自我完全自覺的行為，是自我主動封閉了心靈的大門。它的可怕還表現(xiàn)在，這種心靈封閉并非個別現(xiàn)象，而具有某種普遍意味。我們可以想想，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有多少？55萬！后來歷次政治運動中以各種罪名被打倒、被整肅的人又有多少？無計其數(shù)！這里涉及到多少個家庭，又有多少飽受痛苦的爺輩、父輩把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傳遞給了他們的后代？皇權(quán)時代有所謂“莫談國事”一說，那是專制條件下子民（臣民）不得已的生存智慧。難道我們今天還在傳承著這樣的文化、這樣的智慧？

　　當然，細說起來，造成今天的年輕人不愿去“想”的，除了長輩的經(jīng)驗以外，還有一些現(xiàn)實原因。比如，我們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向來是不提倡、不鼓勵學生作如此之“想”的。再比如，現(xiàn)實生活的壓力。S君來自外省，他就坦言，就業(yè)對自己來說是比考研更重要的事情。“如果哪個公司現(xiàn)在要我并給我一個北京戶口，讓我能買到經(jīng)濟適用房，我可以立刻放棄讀研�！�

　　我能夠理解他，也很同情他。

　　但我還是在想，假如――不管什么原因――像S君這樣不錯的年輕人都是一副心靈封閉的狀態(tài)，他們今后的生活畢竟是有所缺失的。更何況S君是想從事教育，而且是音樂教育的。一個自己的心靈還未完全解放、甚至尚不知解放為何物的年輕學子，又怎樣去面對一群更年輕的心靈而完成音樂教育的神圣使命呢？

　　我確實有些擔憂。

　　（本文作于2007年1月2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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