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年所撰關(guān)于大學的文章結(jié)集成書，總該有個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諸書相比，是否有所推進？相對于學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點？即便沒能在理論上獨樹一幟，起碼也得在學術(shù)思路或?qū)懽鞑呗陨巷@示自家面目。記得小時候過年，最常見的對聯(lián)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
可這不能成為爆竹聲中編排新書的充足理由。還是略為回顧各文的寫作經(jīng)過，也算是給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帶廣告性質(zhì)的注腳。

　　作家查建英采訪時，曾追問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論爭中的立場：“那場爭論當中，人文學者是反對張維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學者，特別是經(jīng)濟學家們，則是支持的主力。我覺得你的態(tài)度在人文學者里比較少見，你始終保持一個溫和的調(diào)子來討論問題，你贊成的似乎是一種‘保守療法’，一種穩(wěn)健的逐步的改革。”（參見本書《我的“八十年代”》一文）這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確實如此，我談北大改革四文，雖然也入各種集子（如沈顥主編《燕園變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
博雅主編《北大激進變革》，華夏出版社，2003年9月；
錢理群、高遠東編《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甘陽、李猛編《中國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這場論爭的代表性論述。因為，針對性不強，基本上是自說自話；
作為論辨文章讀，不過癮。

　　為什么？并非不曉得報章文體傾向于“語不驚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賞胡適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時所說的，作為專家而在公共媒體上發(fā)言，要說負責任的話，既不屈從于權(quán)威，也不屈從于輿論。大學改革，別人說好說壞，都可以斬釘截鐵，我卻深知茲事體大，休想快刀斬亂麻，畢其功于一役。歷史證明，那樣做，不只不現(xiàn)實，而且效果不好。

　　相對于論戰(zhàn)諸君，我之立論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對百年中國大學（尤其是北大）有過若干研究。已經(jīng)刊行的《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國大學十講》等，不敢說有多精彩，但起碼讓我對中國大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有較多的了解。理解大學問題的復(fù)雜性，理解改革的代價，也理解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背后，很可能隱含著利益爭奪甚至各種卑污的權(quán)謀。因此，與其說我在參加論戰(zhàn)，不如說我在延續(xù)已有的叩問與思考——叩問大學的歷史與現(xiàn)實，思考大學的理念與實踐。

　　正如德里達說的，“大學存在于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擔起歷史責任，組織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經(jīng)濟等）（對大學）的重占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權(quán)形態(tài)”（參見杜小真、張寧主編《德里達中國講演集》134頁），其實是十分艱難的。尤其在當代中國，談?wù)摯髮W改革，涉及理想與現(xiàn)實、中國與西方、制度與精神、個人與國家等，遠不只是制訂若干操作手冊那么簡單。

　　在《大學三問》中，我特別強調(diào)：“今天談?wù)摯髮W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tǒng)中國’以及‘現(xiàn)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倍�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中，我又認定：“大學不像工廠或超市，不可能標準化，必須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于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跟多災(zāi)多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來，流血流淚，走彎路，吃苦頭，當然也有揚眉吐氣的時刻。你可以批評她的學術(shù)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歷史進程，這一點不應(yīng)該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們把北大改造成為在西方學界廣受好評、擁有若干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與當代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思想進程無關(guān)，那絕對不值得慶賀。”如此強調(diào)大學植根于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情境，無法簡單復(fù)制，故全書以《大學之道》起興，而不以關(guān)于北大改革諸文開篇。在我看來，后者只是波瀾壯闊的中國大學改革的一個小小的插曲，好戲——或者爛戲——還在后頭呢。

　　“中國經(jīng)驗”，尤其是百年中國大學史，是我理解“大學之道”的關(guān)鍵。我當然明白，今日中國的大學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結(jié)果。因此，在思考及論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歷史經(jīng)驗，更倚重西賢有關(guān)論述。比如，關(guān)注“大學的理想”（參見約翰·亨利·紐曼著、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學的功用”（參見Clark Kerr著、陳學飛等譯《大學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思考“學術(shù)責任”（參見唐納德·肯尼迪著、閻鳳橋等譯《學術(shù)責任》，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
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參見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譯《走出象牙塔——現(xiàn)代大學的社會責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進入“美國校園文化”（參見亨利·羅索夫斯基著、謝宗仙等譯《美國校園文化——學生·教授·管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紀的大學”（參見詹姆斯·杜德斯達著、劉彤等譯《21世紀的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教育學家的著述固然精采，以下三段關(guān)于大學的評說，同樣或者更讓我感動：

　　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shù)勃發(fā)的世界。每一任務(wù)借助參與其他任務(wù)，而變得更有意義和更加清晰。（雅斯貝爾斯著、鄒進譯《什么是教育》150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

　　為了實現(xiàn)人的潛能，為了克服我們政體不易于理解各種重要政體形式的傾向，大學必須站出來幫助孤立無援的理性。大學是容納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勵人們不是功利性地而是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種氣氛使哲學懷疑不至被道德風尚和占上風的勢力嚇倒，它保存?zhèn)ゴ蟮男袨�、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思想，以使對潮流的挑�?zhàn)和置疑能夠得到滋養(yǎng)。（布魯姆著、繆青等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26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大學，與所有類型的研究機構(gòu)不同，它原則上（當然實際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質(zhì)、人類、人的形態(tài)的歷史等等問題應(yīng)該獨立、無條件被提出的地方，即應(yīng)該無條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見的地方。（杜小真、張寧主編《德里達中國講演集》6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布魯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這三位大學者，政治立場以及學術(shù)面貌迥異，或存在主義、或保守主義、或解構(gòu)主義；
但作為哲學家或政治學家，他們都聚焦大學在急遽變化著的當代世界中的地位與作用，都將人文學作為大學的核心，關(guān)注其跌宕起伏的命運，這是我所感興趣的�；蛟S，正因為他們不是教育專家，不太考慮技術(shù)層面的教育組織、教育管理、教育經(jīng)濟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價值層面上思考大學問題，這樣一來，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視野之外，開辟廣闊的思考及論述空間。而這也正是我切入“大學”的角度——在我看來，中國的大學改革，需要教育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以及一切對教育感興趣的讀書人的共同參與。

　　談?wù)撝袊�大學，可以是專業(yè)論文，也可以是專題演講，還可以是隨筆、短論、答問等。不完全是為本書之體例駁雜辯解，假如希望兼及歷史與現(xiàn)實，確實不一定非高頭講章不可�；蜷L槍，或短棒，或匕首，或彈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藝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講”，是因為特別看重公眾對于“大學”這一社會組織及文化傳統(tǒng)的自我反省能力。書中好些章節(jié)，是作者應(yīng)邀在北大、清華、華師大、首都師大等為大學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講稿�！段覀冃枰�什么樣的大學》的前四節(jié)是在教育部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學精神、大學理念與校園文化”研討會（成都）上的專題演講，后兩節(jié)則是在陜西電視臺“開壇”節(jié)目中與各民辦大學校長的對話。《大學之道——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教育》以及《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雖是專業(yè)論文，卻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和日本京都大學組織的學術(shù)研討會上宣讀，并獲廣泛好評。至于在鳳凰衛(wèi)視“世紀大講堂”上所做的專題演講“中國大學百年”（文稿刊《中國大學教學》2005年10期），因主要觀點已見《中國大學十講》（復(fù)旦大學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論文，這次不再收錄。

　　一般說來，“演講”以及“答問”，遠不如“論文”專深，好處是體現(xiàn)一時代的文化氛圍。假如你的擬想讀者不是教育專家，而是關(guān)注中國大學命運的讀書人，那么，采用這種現(xiàn)場感很強的“對話”姿態(tài)（包括保留聽眾的提問），未嘗不是“討巧”。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教育類型、一種論述策略、一種影響極為深遠的獨特文體，“對話”是人類探索真理以及認識自我的有效途徑。不滿足于傳遞或接受專業(yè)知識，更希望學習思考，追求真理，參悟人生，那么，永無止境的“叩問”與“對話”，是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

　　這么說，類似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戲臺里喝彩”。其實，將論文與隨感、演講與答問、歷史與現(xiàn)實、宏大敘事與私人記憶等摻和在一起，造成一種明顯的“對話”狀態(tài)，在我，不是有意為之，而是歪打正著。本書之“未完善”，正好對應(yīng)著中國大學改革的“進行時”——正因為中國大學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這才值得你我去追蹤，去思考，去參與。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學術(shù)思路”比“著述文體”更值得重視，那就是：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gòu)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陽光普照，最低氣溫零下十度，濃郁的水仙花香中，編定全書并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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