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自述

　　傳奇的家庭背景

　　我的一生從一開始就和許多人不一樣，這一切都來自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父親。

　　我父親文強，他一生經歷復雜的不得了。他曾經在共產黨里面已經做到中共四川省軍委書記和省委特委書記，后來又在國民黨里面做到中將，淮海戰(zhàn)役的時候是杜聿明的參謀長，兩方面的高級人物他都非常熟悉。

　　我父親是黃埔四期的學生。黃埔一到四期的時間都很短，幾個月一期，我父親那時候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因為新三民主義政策，那個時候國共雙方都鼓勵黨員跨黨。但是在國共分裂的時候我父親選擇了共產黨，也就說明他還是一個很熱血方剛的人。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你20歲之前還不是社會主義者的話，你就是個冷血動物。你如果30多歲后還是個社會主義者的話，你就是個白癡了。我父親還參加了南昌起義，后來在1990年代還舉行過一個南昌起義幾十周年的慶祝會，一查，活著的人里面，軍銜最高的還是我父親。組織者邀請了很多解放軍高級將領，這些將領知道我父親到了之后就讓他講話。他們說，我們當年都是您手下的小兵。我父親說：那很荒唐，你們解放軍的建軍節(jié)讓我來講什么話。他們說，還是你來講吧！你對整個事情的了解肯定比我們多。

　　南昌起義之后，我父親轉戰(zhàn)到了海陸豐，部隊被擊潰之后他逃到了香港，又從香港到了四川。他后來就變成了中共四川省軍委書記和省委特委書記，組織了很多軍事活動。那時候“立三路線”是很荒唐的，只要你還有幾個人就得暴動，結果不斷的暴動，不斷的犧牲。我父親有一次被捕了，當時四川還是軍閥楊森他們的軍隊。他對那些士兵說，沒有我什么事情。給了他們兩個大洋就跑出來了。當他回到自己的秘密據點的時候，大家都冷冷的看著他，問他：別人都被抓住了，你怎么沒事呀？我們四川省怎么讓一個外省人來領導我們？為什么我們老被抓住，被殺掉？我父親很機靈，一聽就知道有可能他的被捕就是有人告密的，認為他是一個外省人，肯定怎樣怎樣。最后他趕緊找了一個借口，說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就逃掉了。

　　我父親是湖南人，逃掉之后他就回到老家。因為我的祖父是留日的學生，當年和孫中山他們很熟。我的祖父雖然基本贊同中國應該現(xiàn)代化，但是他覺得后來簡直是一團糟，從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這段時間是亂七八糟，后來國共分裂那段時間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那時候共產黨已經走的非常極端了，當時在湖南省已經開始斗地主游街了。這從策略上是根本不應該的。因為你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你就去斗地主、抄大戶人家了。這就是為什么蔣介石最后選擇和共產黨分裂的原因，他覺得再那么下去就是共產主義了，他也不會接受。再到后來我父親就到了國民黨那一邊。

　　去年10月份我父親去世，有400多人參加了他的追悼會，人民日報都發(fā)了消息。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王兆國對家屬表示了慰問。我那時在美國，匆匆忙忙的回來參加了告別儀式。

　　我母親是寧波人，我外公是寧波一帶的一個大戶人家，祖上是做官的，家里面有很多地。我母親出生的時候，外婆當場就死掉了，因為是雙胞胎，難產。兩個孩子倒順利生出來了。外婆死掉不久，我外公又娶了一個小外婆，然后就要找奶媽。我母親有個雙胞胎的妹妹，她們姐妹每人有一個奶媽。我母親的這個奶媽就是后來把我們兄弟撫養(yǎng)大的阿婆。阿婆整個人的經歷就和祥林嫂一樣：很年輕就結婚，丈夫是個農民，做活做得很累很累，最后就死掉了。死的時候阿婆有個一個多月的小孩，但是不知道為什么在一個月內丈夫死了小孩也死了，自己有奶，日子過不下去了。當時正好我母親出生。阿婆就過去了。阿婆很愛我母親，完全把她當作自己的孩子。

　　我母親小時候就被外公指定好和村里面的一個秀才成親。由于家里條件好，我母親還上了寧波私立女子中學，這是個現(xiàn)代女子中學，所以她在觀念上就和自己的父親有沖突了，覺得父親沒有權力逼我去和那個秀才成親。據阿婆講，那個秀才人非常好，非常厚道，我母親就是不喜歡他。如果當時我母親和他成親就不會有那么多事了。就在小秀才家里把嫁妝都送過來準備迎親的時候，我母親在她最好最好的一個朋友，她在女子中學的同學，我們稱作陳媽媽的一個人的幫助下，假裝投甬江自殺就逃婚出來到上海了。

　　我的父母是在1940年代抗戰(zhàn)時期成家的，那時候我父親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我父親有一段時間突然問我母親：你這個人怎么家里沒有父母和任何親戚呢？怎么回事？最后我母親坦白的說她是逃婚出來的，逃出來之后就和整個家庭沒有來往了，那個家就認為斯文掃地了。外公就覺得這個女孩簡直是叛逆。我父親說：那怎么辦呢？小孩已經出生了，我家里已經沒有老人了，你家里又是這種情況。我母親說，我有個奶媽，能不能把她接過來？接過來之后我們家就有老人了，家就完整了。那時候我的父母平時根本不在家，家是安在上海，一天到處飛來飛去的。明天飛到重慶，后天飛到沈陽，把阿婆接過來實際上就是讓阿婆來坐鎮(zhèn)，他們自己也放心。我父親就說，那我們就去吧！我母親說：那怎么行！像你這樣招搖的人，我都要化妝好，因為我知道小母親只吃當天的筍。阿婆必然會在下午四點多去竹林里挖筍。我母親就躲到竹林里面，阿婆下午四點多就過來了，拿了一個小筐。我母親就叫她。阿婆一聽就嚇得要死，因為我母親逃婚時是偽裝跳甬江自殺的，繡花鞋都放在江邊，打撈了一下沒有尸體就以為大概沖到大海里面去了，整個家里都認為她死掉了。我阿婆一邊跑一邊叫：你這個落水鬼不要來害我，也不是我逼你的！我母親是大叫，幾步就追上了，她說，你來摸摸我，我不是落水鬼。然后阿婆才將信將疑的摸摸她。問她：你不是自殺了嗎？我母親說：不是的，我是偽裝自殺的，其實我到上海去了，現(xiàn)在我們家里很好很好。如實的告訴她。我們現(xiàn)在接你到上海去，你就是我們家的老人，享福去。阿婆說，我不能說走就走，把你小母親拋棄掉。因為當時外公已經死了，只剩下小外婆靠著她。你的給我時間。最后我母親給了阿婆一點時間，我母親先回去，后來就把她接到上海。

　　苦難的童年生活

　　1948年的時候，我母親、阿婆和我們三個兄弟已經到了臺灣，我父親參加淮海戰(zhàn)役。后來在淮海戰(zhàn)役結束的時候，我父親就被俘了。按照日內瓦公約，停戰(zhàn)之后6個月內可以交換戰(zhàn)俘，他就讓副官捎出一條信來，叫我母親快來營救他。我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后，就從臺灣到了安徽北部、山東南部和蘇北一帶。

　　我母親特別漂亮，據阿婆說，我母親去的時候還是穿著高跟鞋，完全是1930年代上海富貴人家的打扮。去了以后，有時候會郵一封信回來，那時候我們還在臺灣。我母親到了那一帶，解放軍老是唬她，一會告訴她所有的俘虜都在張莊，我母親就趕到了張莊，他們可能就在張莊附近的一個樹林里休息，但是不讓她過去，說：他們已經到了李莊去了。她就又趕到李莊去。那些地方沒有什么好吃的，她穿著高跟鞋走來走去，據說后來首飾都賣掉了，好的衣服都賣掉了，然后高跟鞋換成了草鞋。有一段時間據說還光著腳，最后是跟要飯的人搶吃的東西。但是始終沒有找到我父親，他們早就被轉移走了。我母親把陳媽媽作為我們通信的一個轉換點，因為我們在臺灣，她基本在鄉(xiāng)下。陳媽媽后來就送出一封信在蘇北，我母親也有一個地方可以去收。在這封信里她告訴我母親：上海就要封港了，而你的家里分成三個地方，你的男人在軍監(jiān)里面，你在大陸，你的老人和小孩在臺灣，你至少應該讓兩方團聚，然后等待第三方的最后團聚。這些話也是一個雙關，你也可以考慮回臺灣去。但是我母親的理解不是這樣，她就發(fā)了一個電報到臺灣。那時候我們家里面還有副官，連副官都不愿意回大陸，就幫助我們把大包小包收拾了一下，阿婆帶著我們回了上海，那是臺灣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接下來臺灣和上海之間就再沒有通航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國民黨方面主要的官員和軍隊都已經撤走了，我們就找了一個地方住下來，就在徐家匯那里。后來又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有一個人在那兒敲門，阿婆得到的指示是一般敲門你絕對不要開，因為那時候國民黨的潰兵就在那一帶活動，一般敲門的肯定是壞人。敲了很長時間，阿婆就把門打開，但是門上還有鏈條，她開了一條縫，她看到一個蓬頭垢面的人在那兒站著，就又把門關上。外面那個人就開始哭起來，她說，你難道連我都認不出來了嗎？阿婆說，你的聲音倒是蠻熟的，你是誰呀，趕緊走，不然我要叫警察了。后來那個人就大聲哭起來，說我就是什么什么人。然后阿婆就打開門，是我母親。阿婆叫她四小姐，因為她在我外公家排行第四。她就說：哎呀，四小姐，你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當時我母親為了營救我父親在鄉(xiāng)下已經奔波了半年多了。

　　我母親是一個非常非常剛強的人，這也決定她后來會走上那條路。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她就去那兒上課學習。我看到過她的畢業(yè)文憑，其他課程都是甲或者優(yōu)，只有政治課是丙，因為政治有一套新的說辭了，她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她很快就變成立信高級會計學校的一名老師。那時候她的工資相當相當高，當時我們家的大件都已經不缺了，其他衣服、家具都有了。我記得小時候有幾年的生活還是蠻可以的。

　　但是后來我父親就在監(jiān)獄里交待家里面有多少條槍。家里有幾個副官、幾個勤務兵，加上他自己有20多條槍。但是他不知道從上海跑到臺灣，然后從臺灣再回來，只有阿婆一個人留在上海。副官說，好不容易才從上海逃出來，你們又要回去，瘋掉了�？赡芙夥跑姼嬖V我父親我們已經回到上海，但是他肯定不知道我們具體住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況。然后這段時間我母親不停不停的寫信，還在找我父親，但是始終沒有下落。我覺得如果她確切知道我父親還活著還在干什么事情的話，也許她不會去自殺。我父親交待有多少條槍以后，當局就逼著我母親交出槍來。當時家里面只有一支裝飾性的小槍。當時國共談判的時候，來了一幫美國人，我父親就陪一個美國將軍到延安，看解放區(qū)的一些情況，全程陪同。這個美國將軍走的時候就把一支槍作為一個禮物送給我父親，很小很小的，鑲了一些寶石，只有很近的距離射擊才有一點痛，稍微遠一點就沒有什么殺傷力。我母親反復考慮，覺得這是一種紀念性的東西，而且是一種裝飾性的東西，這個東西保留著應該沒有什么問題吧，其他的槍支她可能已經在解放的時候偷偷丟掉了。后來我母親就把那把槍丟到壁爐里面去了，后來我們家的地板都被掀起來了。也沒有找到，就覺得是一個懸案，我母親就被管制起來。

　　我母親從小就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人們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文太太，后來成為立信高等會計學校的老師后，人家又叫她文教授或者文師母，弄堂里面也這么叫。我母親又是一個非�？犊�、非常喜歡交朋友的人，她希望人家去尊敬她。我記得小時候上海還可以跳舞，有很多晚會，我母親已經退出這些活動，她覺得自己還是不要去張揚。但是她還有很多首飾，弄堂里的人不停的來借，有時候我母親甚至會大方的說，你自己去挑把！等到還的時候她們往往會說哪一對東西已經弄掉了。那一段時間大家都很尊敬她，她覺得自己是一個老師，自力更生，總覺得還有希望。

　　被管制以后，她就不能在教學了，變成了一個公務員，人們就對她叫來叫去的，直呼其名。據我阿婆說她至少還沒有受到什么體罰。那時候主要是她心理上不能承受這樣羞辱她。我母親不停的要找我父親，但是始終就沒有直接聯(lián)系，她就很絕望。當時我們又太小太小，而且很淘氣，她本人又被管制，最后在管制即將結束的時候她選擇了煤氣自殺，因為她覺得這個日子再沒法過下去，管制過去后的日子也不好過。還有一個很困擾她的問題就是幾乎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被趕到外面去，有一個警察要來。我就故意逗留的時間長一點，就會看到那個警察會拿出很厚很厚的一疊照片。我父親那樣的人，他一生所認識的人多得不得了，有時候他和我母親在家里面開Party，我母親特別喜歡跳舞、音樂，還喜歡打麻將，接觸的人會很多，有時候會有合影，不一定每天都在那里討論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只是娛樂活動。但是那個警察不管那么多，問：你們那天商量的主要題目是什么？這個人是誰？他們現(xiàn)在在什么地方？我母親說這是我父親的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警察就會說：你不老實，他是不是潛伏在這兒？我的體會是如果我母親撒謊就害了對方的家庭，但是如果她不撒謊，壓力就永遠不會解除。結果弄來弄去我母親的精神上就不能接受，后來就自殺了。

　　我母親是1955年春天的時候煤氣自殺的。那天晚上對我的記憶特別特別深。她買了很多很多好吃的東西，吃完晚飯之后，她就把我們都召集在她身邊。那時候我們家里有個長沙發(f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她就坐在沙發(fā)上，說：你們都坐下來，我要給你們講幾個小故事。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老人臨終的時候拿了一把筷子給自己的小孩們，讓他們折斷，結果誰也折不斷。老人說，你們一根一根抽出來折就很容易折斷了。老人就問小孩：你們有什么啟發(fā)沒有？其中有個聰明小孩就說，筷子放在一起的時候不容易折斷，一根根拿出來的時候容易折斷。她講來講去，最后一致的結論就是兄弟之間如果能夠團結一致的話，就比較能夠克服困難。兄弟之間不團結，一個一個小孩就很容易受人欺負。還有一個故事就是講如何孝順老人。她說：阿婆是我們的恩人，我是她帶大的，現(xiàn)在你們又是她帶大的，你們應該對她好。我記得那是我們每個人都去報住阿婆，說她是我們最最好的人，我們要永遠對她好。我母親還講了一個故事，一個父親要死了，他對自己的小孩說，我在后院的葡萄園里面埋了很多金銀財寶，我忘了它們放在什么地方。我死了以后你們去挖一下。老人死了以后，他們就拼命挖了一遍，哪個地方都挖遍了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東西。到了秋天的時候葡萄結的特別大，其中一個小孩悟出來了：金銀財寶就是勤勞，如果每天都去松松土、除除草，我們就有源源不斷的收入。父親傳給我們的不是金銀珠寶，而是勤勞致富。當時我覺得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那是我才小學一年級。后來她就讓我們睡覺去。我們在另一個房間。那時候已經12點了，我靠在床沿上還在睜著眼睛想這些事情，其他人都睡著了。我母親就到我們這個房間來了。她說：貫中，你怎么眼睛還睜著？就像催眠術一樣，用手在我的眼前弄來弄去，我的眼睛就閉住了，睡著了。到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阿婆就起來了，她起的特別早，而且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衛(wèi)生間去。但是她有個習慣，在去衛(wèi)生間的過程中去到我母親的大房子里面去，然后走到她的床邊摸一下她的床。早晨阿婆起床的時候一摸她的床是冰涼的。其實阿婆那時候就在警惕她：她會不會晚上跑出去？當時只想到她晚上走掉或者失蹤了，或者到外面去自殺，害怕她出事。結果到了廚房和廁所的地方發(fā)現(xiàn)廚房的門是關著的，然后她想去把門打開，但是打不開。那時候我們弄堂扣還有個看弄堂的人叫老王，我阿婆是小腳，她就慌慌張張的跑去叫老王。我能想象出一個小腳老太太當時跑到弄堂口去叫人的情形。老王聽到之后也慌得不得了就跑過來，把廚房門狠勁的推開了。那時候我們廚房里面有一張大桌子，我母親躺在上面，蓋了一個白床單。我自己也醒過來了，聽到吵吵鬧鬧就進去看一看。那時候煤氣已經關掉了，還有好大的一股煤氣味。廚房里面所有的門窗都用撕開的布條堵上了，廚房到廁所有一個排氣管也被堵上了。那時候我母親已經被抬到弄堂里面，放到一個躺椅上。聽人說好像還有微微的一點反應，后來送到醫(yī)院的時候就已經宣布搶救無效了。我記得那時候應該是1955年的春天吧！我正上小學一年級，還很冷。我記得那個警察來了，問有什么東西沒有，他就翻來翻去，最后在廚房的一個碗柜上面找出了遺言。他就宣布說：你們的母親說把所有的小孩都送到孤兒院，然后讓阿婆拿走她愿意拿的所有東西后回老家去。

　　所以我母親去世以后，我阿婆開始的時候只是哭，說這么好的一個人怎么轉眼就死掉了，后來到了文革的時候，她說：你母親怎么能夠忍受文革這種壓力呀！那時候可能我們全家都死掉了，都會被安排哪一天用迷藥讓我們睡了然后一開煤氣。當時阿婆就在那里哭，說：我本以為是到你們家來享福的。我父母對阿婆確實很好，一年四季都有衣服，綢的、棉的、皮的，有幾個箱子。在寧波老家還給她買了一塊地，蓋了房子，壽衣壽棺都準備好了。我母親遺言里讓阿婆拿走家里所有拿得動的細軟，還有一些金銀首飾到老家去。她當然就不肯了。想來想去，那么小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就上孤兒院？當時讓我們去甘肅去。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后來就給發(fā)給我們兄弟每人一套棉衣棉褲，上海是沒有棉褲的。然后我們就穿了在弄堂里走來走去炫耀自己。有的老人就在那兒暗暗的哭，說這些小孩子不知要到哪里去了，就要充軍去了，還在這兒高興成這個樣子。有一次阿婆在弄堂里面哭，有個鄰居平時對我們特別好，就對阿婆說，現(xiàn)在看來只能走這條路了，你到區(qū)委大門口坐到那兒，先不要聲張，等到看到有比較好的車子的時候，你就去纜車，然后放聲大哭。你說我是什么什么人的岳母，有什么事情要告訴他。后來阿婆就坐在徐匯區(qū)區(qū)委大院的門口，她不聲張也沒有人去管她。阿婆因為我父親的關系對車子還是蠻了解的。她看到一輛好車，上前攔住就放聲大哭。然后區(qū)委書記的秘書就下車來了，問：老媽媽，你在這兒哭什么，為什么要攔這輛車？她說，我是什么人的岳母，家里面現(xiàn)在有天大的冤枉。上海的駐軍是三野的部隊，都參加過淮海戰(zhàn)役，一聽我父親的名字都知道他是杜聿明的參謀長，所以就去告訴區(qū)委書記。區(qū)委書記聽了說，這件事情不行，好像沒必要這么做。就去問阿婆怎么辦。阿婆說我要管這幾個孩子，家里面還有點財產，也不會給政府添什么負擔，我也可以再去做點事情。這幾個孩子也沒有罪，他們只是出生在這個家庭。而且我也沒有什么罪。后來區(qū)委書記說，這個影響太壞了，傳出去以后象滅門一樣。后來說就留下來吧！警察就改變態(tài)度了，以前還兇得不得了，讓我們把房子讓出來。后來又來人說，你們不要哭了。小孩交給你了。然后就把我們家里面的財產編了號。因為我父親喜歡古董字畫，家里還有翡翠的鼎，小青銅器等。我母親還有很多金銀首飾，很多衣服，德國的望遠鏡等等。他們就一一編號。每個月可以賣一件東西。這是一開始。后來就變賣財產，漸漸就坐吃山空了。后來生活就很困難。有一段時間政府就給我們救濟金。我在學校里因為成績好就給我獎學金。另外寒暑假的時候我就到工廠里去打工。所以我的寒暑假從來沒有空閑，都要去打工賺點錢。所以又一天我和我們學校的團委書記還大吵了一場。除了我打工之外，他還讓我做這個事情那個事情。因為我是班干部，要幫助同學趕緊補上去，開學的時候能夠跟得上。又要組織數(shù)學小組、物力小組啦，我要在里面當一個頭。我又要打工又要做這些事情。他動不動對我說，你要入團嗎？入團就要做這些事情。后來我就說，我是很想入團，但是這樣做的話那我就不入團了，而且我認為不入團不一定是壞人，我就做一個團外人士吧！最后我一直沒有入團，但是一直是班干部。因為后來換了一個班級，班主任還是蠻喜歡我的。后來就到了文革。

　　其實我是很聽老師話的，除了那個團委書記。我當時根本就疲憊不堪，工作完了要趕到這個小組，這個小組完了又要馬上趕到那個小組。我說我應該有一點自己的時間吧！因為我是喜歡預習的，現(xiàn)在就沒有時間看這些東西。我當時做很多很多活動，拼命想入團，后來在初二的時候總算想通這件事情了：我這么一個出身的人要去入團，那個代價是很大的。后來讀高中的時候索性就自由主義，不入團了。所以到現(xiàn)在我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高中的時候有一點行為上的自由主義，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后是認識上的自由主義。我基本上是很聽老師的話，而且只要你說這個道理是好的，我就極力想去做，所以學校里面的老師還是比較喜歡我。我不知道如果沒有文革的話，是不是他們也許內定不讓我上大學，因為我弟弟連高中都沒有上：你這樣一個家庭念叨高中就可以了。而且當時我喜歡核物理之類的，是不會讓我去上的，不知道會變成什么樣子。

　　我弟弟也是這樣，我弟弟特別特別聰明，成績都特別好，但是那時候就是不讓他上高中，他就是初中畢業(yè)。畢業(yè)之后就把他弄到新疆去了，一去就是十幾年。他和我差不多，往往到了最后一關就過不了。他年輕的時候身材特別好，音質也特別好。結果人家說怎么可以讓一個戰(zhàn)犯的兒子表演正面人物呢？所以就不要他。他也受了很多苦。

　　無辜的反動學生

　　接下來就要講文革中的事情。文革當中我得罪了四人幫。因為我學習的那個中學是徐匯中學。徐匯中學學生來源無非是三部分，一部分是上海市委和華東局的子弟，還有一批是大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洋行的職員的子弟；
但是在徐匯中學的南邊，就是靠近郊區(qū)的那邊又是一個貧民窟，那些子弟極為貧困。這三部分子弟平時在學校里就有一些摩擦。因為大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和洋行的職員的小孩學習很好，而且比較有錢；
干部子弟學習成績也許沒那么好，但是政治上有優(yōu)越感；
工農子弟生活比較差，成績也不好，但是政治上優(yōu)越感很強。這三類人內在上就有一些摩擦。在文革中總的來說就是挑動三類學生之間的摩擦。比如說黑五類開始是指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和洋行職員的子弟，后來那些干部子女的父母紛紛被打到以后，他們也變成了黑五類，就只剩下工農子弟占上風了。就這么斗來斗去。我和三類同學以前關系都很好。為什么？因為第一，學習上我當然不是很差，小時候又一直是班干部，所以也不能說跟干部子弟沒有共同語言，因為比較多的干部子弟也會變成班干部，我又和他們有一些共同語言。另外，學校通常讓我去幫助工農子弟學習，工農子弟就認為我沒有看不起他們。所以文革開始以后，干部子弟和工農子弟把資本家子弟又打又罵，頭發(fā)都剪掉了，進行毀滅性的抄家。因為他們到資本家的家里一看都呆掉了：家里怎么那么大？都是豪華型的家具，照相機。特別是工農子弟，整天住在貧民窟里面，突然讓他進到大洋房里面去，一對比他就覺得很氣憤，就想把它毀掉。我想：本來都是同學，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所以我就去跟他們辯論，我說毛澤東是什么出身，周恩來是什么出身，這些政治家的出身都不是工農兵嗎！另外，出身好的人里面不好的人也多得不得了，工人也不見得人人都是好的。他們倒是沒有報復我，只是說：文貫中，沒你什么事情，我們跟你很好。所以他們就很早動員我出去串聯(lián)，然后把那些黑五類的小孩都關在學校里面，不給他們吃的，在國慶節(jié)的時候不準他們上街游行。那時候我早就已經走掉了。其實文革初期我本人倒是沒有受很大沖擊，只是看不慣工農子弟的做法。他們說：你跟著去串聯(lián)吧！我就去串聯(lián)了。串聯(lián)回來才1966年12月份。就在家里看書。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到1967年1月、2月份才回來，他們就要決定批判“反動血統(tǒng)論”，就有十幾個人到我家來動員我，讓我一起去。我說我不感興趣，他們就說：現(xiàn)在江青都已經批判反動血統(tǒng)論了，你怎么不關心？后來我就跟他們出去了。出去以后就發(fā)現(xiàn)他們都把責任推到我頭上來。當時兩派有上千人辯論，這一派要派人去和對方辯論就推到我頭上來。我想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認為我說、寫還可以，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我覺得是我家里沒有識字的家長。因為在我阿婆看來，只要是毛澤東讓參加的，當然我就參加去，就認為那是對的。而我從小就是一個模范學生，不是小隊長、中隊長就是班干部。當時毛澤東在號召，當然就讓我去。但是你想其他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家長，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了，他們當然知道這很危險，說錯話之后，不但小孩要倒霉，家里又要倒霉了。所以他們就對小孩說：你盡量不要去說，盡量不要去些，要隨大流。現(xiàn)在批判反動血統(tǒng)論，你贊成就是了。最后我們學校實際上就變成了我是代言人。后來慢慢的我們就和市革委會對立起來了。因為我們認為市革委會沒有在徹底清算反動血統(tǒng)論，你想文革中怎么有可能呢？我們認為出身不能選擇，但是人的前途可以自由選擇。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人已經不對頭了嗎！我是受教育的，又是可以教育好的，不管怎么樣，先要教育一下，而不是說我是一個跟人家平等的人。我們老是在吵這個事情。那個時候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委會，他們希望不要再吵這件事情了。后來我們就覺得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的大學生是我們天然的同盟軍，我們跟他們在一塊。當然，他們走的比我們更遠，他們要去清查張春橋、姚文元的叛徒背景。我們主要聲討的是反動血統(tǒng)論，而且我們學校所在的位置史的血統(tǒng)摩擦特別厲害。全是工農子弟或者沒有那么多高干子弟的話，情況也不會那么復雜。

　　后來我就被當時上海市革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徐錦賢正式宣布為反動學生，先被控制軍關在學習班里面，后來他們就斗爭我，說我是反市革委會的，后來就放在牛棚關了一年，每天都是打掃廁所，后來給他們弄得差不多要死掉。。我非常感謝我們徐匯中學的一名工人，他因為成份好后來就變成我們那個牛棚的領導，每天他來布置工作。對我倒很照顧，但是我隨便給人打一下、踢一腳他就防不勝防了，因為他沒有看到。如果我去跟他說的話，他說：那你自己當心呀！我說我怎么當心？他說：那我怎么辦呢？你們幾十個人很分散，我顧不過來。有一次他真的急了。那次他分配我去打掃操場，我們學校是上海市區(qū)最大的中學，有個很大的操場，我們學校又是個教會學校，樓層很高，二層相當于現(xiàn)在的三層、四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時有一幫學生就在二樓叫我：你過來。我就過去了，他們在二樓一排靠窗站著，我就站在墻根。他們說：貼在墻上，低頭！然后我就低頭。他們就從二樓上把一個鐵椅子摔到我頭上來。我也不知道上面干什么，突然有個很重的東西砸在我頭上，我就昏倒在地上了。等到我醒來的時候，就覺得滿臉都是血。已經有人去報告那個工人了。他趕來之后就用手絹把我的臉抹干，看到頭頂上有個地方血在不斷的流出來，他就把手絹按在那里。當時二樓已經沒有人了，學生們都已經跑掉了。他就站在那兒罵，罵了半天他就說：走，到工宣隊去。那時候已經沒有校長了，工宣隊有個老師傅就代理校長坐在辦公室里面。那個工人進去就說：你交給我這個反動學生的時候他是活的，我希望不要哪一天我還給你一個死人，這個責任不是我。我沒看到這個學生到底有多壞，也只有你們說他是個反動學生。但是我要告訴你，要我管下去的話，我是管不下去了。像這種樣子，這個小孩很有可能馬上要死掉的。后來工宣隊的人就很害怕，如果真的死了一個人他們也麻煩。他們商量了半天，還是把我轉移到一個工廠里面去吧！有一個工廠平時和我們學校合作，我們平時有時候到鄉(xiāng)下勞動，有時候到工廠勞動。到工廠勞動的話就是這個工廠。后來就把我送到這個工廠。工廠里的工人就很好，他們說：這個小孩，年級這么請，怎么就變成反革命了呢？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也沒有人講的清楚。因為要講的話就說這個小孩寫了很多文章批判反動血統(tǒng)論。這算什么事情！工人們就保護我，至少不來惹我了。他們覺得這個小孩太可憐了。我在那兒待了一年。

　　難忘的農村歲月

　　后來就是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就下鄉(xiāng)去了。在吉林省梨樹縣劉館公社六合屯村待了三年多。下去的時候工宣隊的領隊還專門跟公社干部交待了一下：這些學生里面最壞的就是這個人，這個人是上海市重點的一個反動分子，你們要看著他。第一年的時候，農民看著我都怪怪的。在他們的腦子里面，壞人都吃喝嫖賭，但是思想上有問題他們從來就不覺得是一個壞人，他們搞不清楚。第一年他們是很懷疑我，老在那兒議論：這個小孩是一個壞人，怎么干活挺努力的？有的時候我還主動幫人寫信。他們說：這個小孩蠻好的嗎！第二年以后他們就不理這個茬了。大概在想：這個小孩一定是無緣無故被打成反動學生。當然有人就講：他家里面很復雜。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住在農民家里，而且一直等到兩年以后，才有了一個戶。這個戶就蓋在村子當中，但是我們和農民一塊做農活，開隊伍會議，我還成了人民公社的宣傳員，還要和農民一塊去采訪模范人員或者工作中的先進事跡來報告，后來我們還組織了文藝小分隊，我是一個隊長，還要組織舞蹈，唱歌，話劇。當時我還要編劇本。農民也和我們一塊組成了一個小分隊一塊勞動、表演，和農民就有很多細節(jié)的接觸，目睹他們的貧困，特別有兩年住在老鄉(xiāng)家里，看到他們吃的什么東西，生活多么艱苦。我的感覺是大部分農民很純樸，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那么貧困，有一部分農民認為這是一個常態(tài)，他們對于另一種生活就沒有想象，十分封閉。

　　我覺得中國人口的素質不是很高的，一個原因是他必須在一片很小的土地上謀生，由于生活所迫，他必須在十幾歲開始養(yǎng)家，成家之后他的整個精力、時間都被綁在土地上，他們知識的更新、對世界的認識極其可憐。我并不是在批評他們。他們知道的只是一頭老母豬、一只雞、一小片地里種了什么東西，長得好不好。到了年紀就要娶個媳婦，然后生個小孩，又一個循環(huán)。以后的小孩又過他們的生活。這種生活我當時覺得不可忍受，但是又沒辦法提高，因為他的素質就那么高。有的農民說是上了幾年小學，等到我們下去的時候，他們一定要我們幫助他們寫信。我對那些二三十歲的農民說，你不是上過小學嗎？他說大部分字都忘掉了。我覺得農民非常淳樸，他們的生活非常悲慘，我覺得怎樣能使這些農民能夠轉移出來，能夠有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

　　為什么文革一結束我就去報考經濟學研究生。因為我小的時候曾經想成為一名物理學家，到了下鄉(xiāng)之后，連小學里學的四則運算的乘法和除法都很少用，只用加減法。所以當時對自學數(shù)學就沒有什么興趣。當時看了和社會問題有關的一些書籍，老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么其他國家的情況回比我們這兒好很多？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困難在哪里？大部分人為什么那么貧困？這和中國古代的歷史地位好像完全不相稱。一看古書，覺得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人民非常優(yōu)秀，有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是東亞最先進的國家、東亞文明的發(fā)源地，其他國家紛紛來朝。但是我生活的一個世界，中國人極大的貧困落后。我是上海人，到農村里面，對比也是非常強烈的。上海在國內還是比較發(fā)達的，到了鄉(xiāng)下，有很多東西就難以接受，對我的震動非常之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赤貧的生活。盡管我上學是在假期的時候到過農村去幫助農民搶種搶收，但是上海郊區(qū)在食品供應上還是比較豐富的，因為它是魚米之鄉(xiāng)。另外他們住的是磚瓦房，沒有土坯和泥建的房，而且面積很大。除了上海郊區(qū)農民的口音我們有些聽不慣以外，其他方面我們并不覺得赤貧。到了東北以后，真是赤貧。我們看到有些農民沒有新衣服，一年有半年靠著臭大醬、腌酸菜、腌芥菜生活。我們不知道這種生活怎么可以進行下去。夏天我們吃窩窩頭和高粱米飯，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兩斤白面，肉只吃兩次，一次是上凍前，除了老母豬之外的所有豬都殺掉，因為沒有糧食去喂它。殺了以后就把邊邊角角的肉先吃掉，最好的肉就掛在戶外的梁上，凍到春節(jié)的時候再大吃一頓就沒有了。而且有一次我們還吃不到，因為春節(jié)的時候我們就回上海去了。那個時候農民很好，他們一年吃兩次肉，但是第一次殺豬的時候我們還在，還會拿大碗的肉來送給我們吃，這是他們省下來的，我們就很感動。有時候小孩子會對母親說，不要送給他們，我要吃！媽媽會說，他們上海人也蠻可憐的，這兒畢竟是我們的家，他們都是舍家棄業(yè)來的，平時沒有大人照顧，還是給他們吃一點吧！我們特別特別感動。你到上海去打工，會不會有人對他的小孩說，我想他們真可憐的，送他們一些東西吃吧！這很難。1988年的時候，我還到過插隊的那個村子里去。

　　辛苦的照顧阿婆

　　我是1969年去插隊的。1972年春節(jié)我是在上海過的。我下鄉(xiāng)的時候阿婆已經80多歲了。1971年底我回上海的時候，我就覺得她的身體非常不好，但還能行走，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我就有一點不想回去，覺得應該照顧她。結果有一天晚上她就說：我來給你講講話。在平時要講話就講話，她要我坐下來，說：我有話要對你說。然后我就坐下來。她說，你現(xiàn)在插隊落戶已經好幾年了，但是你始終沒有一個穩(wěn)定的工作。插隊落戶我也不知道你是一個什么打算，永遠插下去呢，還是以后要到學�；蛘吖さV去？我說我肯定不想永遠插隊下去，但是現(xiàn)在也沒有其他的機會，只能是這樣做。她說：你呢，你不要把我當作你最重要的事情來關心，你還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前程，盡可能找到一個屬于你的工作，然后再考慮把我接過去。你現(xiàn)在每年都回來看我，但是又不能維持下去，你戶口也不在這兒了，你的收入又那么不穩(wěn)定，我又不能跟你過去，因為你是個農民，連個家都沒有。到了2月底，我當時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為這么大了。我的哥哥到安徽去了，我的弟弟到新疆去了。她本來有一個寄托，就是我把這幾個小孩都養(yǎng)大了，中間總有一個人可以養(yǎng)我老，結果在她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都走掉了。后來我就說我趕緊回鄉(xiāng)下去，趕緊找到一個工作然后把你接過去。她說只要你能夠找到一個工作，有一個安身的地方，我一定跟你一塊去。我就回去了，但是我的感覺很不好，我就托了一些朋友同學，讓他們一兩個星期去看看她。

　　我的那些同學一開始的時候還講一些細節(jié)：今天我?guī)Я艘恍〇|西和你阿婆吃了一頓飯，她講了什么什么東西。后來就變成公式化了：我們去看她了。沒有細節(jié)。我就覺得很奇怪，但是那時候不通電話，我阿婆又不識字，寄過去信她也不可能回我的信。一直到七八月的時候，很熱的夏天，我收到一封電報，是鄰居打來的。說：如果你負責你阿婆后事的話，就趕緊回來。這封電報說的不是很好，我不知道阿婆是活著還是死了。后來我就走了幾里路搭了一趟火車回上海了。那時候火車也沒有特快，趕了三天才回到家里。

　　到了家里，阿婆已經完全昏迷了，人瘦的成了皮包骨頭了。我叫了半天她才醒來，還能認識我，說：啊，你總算回來了。我很對不起，我叫你回去找你自己的前程，但是我叫你所有的朋友和鄰居都不要告訴你。我當然就很傷心了，說：你就不對了，應該早點告訴我，我就早點回來，你就可以看病了，不至于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走的時候她還能行走，回來的時候她已經一半癱瘓掉了。我就不知道她在那段時間是怎么過的。后來才知道，一開始我的朋友去看她，但是后來她就起不了床了，也就不能跟她一塊吃飯了。但是她再三的求我的朋友、同學不能告訴我，不然的話我就會趕回來，我的前程又沒了。那時候是有指標的，每年要從農村抽幾個人去工礦，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隊長對你的鑒定。你三天兩頭回上海，肯定就表現(xiàn)不好了。

　　后來我就用黃泥車她把送到醫(yī)院。醫(yī)院一聽說什么家庭就不治了。她那時已經85歲了。醫(yī)生說，她能活到這個年紀就福氣很好了，沒必要治了，你就帶她回家吧！我就和他們吵了一架。我說如果是你的母親你會這樣做嗎？至少應該搶救一下。現(xiàn)在你要給她檢查一下。其實她沒有什么大病，就是肺炎，但是沒有治療，也沒有人給她打針吃藥，就昏迷不醒，后來就癱瘓了，主要是肌肉萎縮了，癱了半年了。阿婆一輩子是一個信佛的人，平時都是幫人家忙，對人特別好。食堂里的那些阿姨們對她蠻好的，吃飯的時候就給她送點飯。有一個老太，才60多歲，身體還可以，到吃飯的時候每天來看看她，吃飯就喂喂她，就那樣維持下來。我的同學去的話就帶些東西給她吃吃。我就趕緊學醫(yī)療的東西，包括打青霉素和鏈霉素還有其他藥。這樣的話大概維持了三年左右。到了1975年春天，我父親就特赦了，這是文革當中的第一批特赦。特赦之后就把她帶到北京，我也到了北京，因為上海不準我落戶。

　　這里面的故事就非常非常慘。那段時間一天到晚要去跟街道作斗爭，因為有的醫(yī)療費用還要去報銷。另外那時候他們還給阿婆一點生活費。但是一會兒又要趕我回去，就不給錢了。我當時就認為應該把這件事告訴我父親。因為他們對我父親總是從正面來教育的，總是外面好的不得了，新社會都是好的，外面有什么信建筑都讓他們出來參觀。當時的想法是要改造這些戰(zhàn)犯，使得他們認識到新社會比舊社會要好得多。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應該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去跟監(jiān)獄的管理人員講。管理人員是受公安部直接管的，公安部又向總理匯報。他們出來都是公安部副部長帶隊，級別相當高的，住在比較好的飯店里面。我就告訴了我父親。后來北京方面派人來上海調查。因為我要把這件事情講成我從小沒有父母，完全是靠這個老人長大，即使不是純血緣關系的話，法律關系上她就是我的長輩�，F(xiàn)在她又是氣息奄奄，在這種情況下我一定要去管她，任何社會都會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她是沒有子女的老人，而且對我們又有特殊的撫養(yǎng)之恩，但是現(xiàn)在街道的處理是要我回東北，把她送到養(yǎng)老院去。我說這么一個癱瘓的老人，而且好友親人在世界上就要把她送到養(yǎng)老院去，這是不近人情的。

　　大概有兩年左右的那段時間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為她隨時會大小便，她的意識還有，但是只要你慢一點她就拉在床上了，接下來你就苦的不得了，你要把她的全身換洗掉。而且上海的夏天很熱，那時候沒有冰箱、也沒有電扇和空調，她自己又不能動。你要每隔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最多一個半小時幫她翻身，不然的話，褥瘡就要生出來了。你要不停的幫她擦洗，特別是夏天那段時間，一天要擦好幾次，要不就會爛掉。另外她隨時可能要喝茶，有事情要做。我那段時間一直沒有好好休息過，因為她失明了，也就沒有白天和晚上的意識，還要為她吃飯、吃藥，所以那段時間很苦，然后每隔幾天就要到街道去。因為來回來去的突然說：你回去！在這兒賴這不走干什么？或者說：這個報銷不行了。那么你就沒錢了，又要去吵。所以那段時間心情特別特別不好。而且按照規(guī)則，如果承認她是我長輩的話，實際上完全是的，我就應該留下來照看她。他們不管，一定讓我回鄉(xiāng)下去。公安部派人來調查，調查也不來調查我，而是跑到街道里面去。街道就說了我很多壞話，把我形容成一個反動分子。但是我在里弄里面人緣很好，大家都認為像這樣孝順得的小孩現(xiàn)在已經不多見了。

　　而且中間還有一些機會。當時梨樹八中需要高三的物理老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后來有人強烈推薦我，說這個人很好，讓他過來吧！當時招工都是跑到煤炭那些很差的單位里面，我要去梨樹八中教書是件很好的事。我后來回了一封很長的信，我說非常非常感謝對我的安排，我做夢都沒有想到，但是我貢獻梨樹八中的時間還很長，因為我還年輕，但是我報答阿婆的時間已經非常非常有限了，希望能夠諒解我。后來梨樹八中說：我們覺得很可惜，因為你是最佳人選，我們也了解你的情況，但是我們也不可能等你，因為不知道你什么時候可以過來。像這種機會只能放棄。有很多人都說：你瘋掉了。因為當時都不知道文革會結束。你這個機會錯過，一輩子就完了。我說：完就完，阿婆的事情我一定要管的。因為我的兄弟更不可能來管她。后來我父親出來以后也說，這么一個老人，再把她弄到北京是不是對她不好？因為她一生就在南方過的。上海那時候四人幫當?shù)馈?975年秋天以后我就到了北京。那時候我父親身邊沒有人，又必須把阿婆接到北京，因為上海不準我落戶。我父親的理由是那么多兄弟當中，我在那兒管了阿婆兩年多，所以對怎么護理阿婆的細節(jié)比較熟悉，臨時換一個人的話，那么大年紀恐怕照料不好。第二，其他兄弟，至少是農場職工，有固定收入了，而我還是靠工分。所以就把我調到北京。

　　學部的學習思索

　　到了北京以后，開始也是找不到工作，一聽出身就不要了。當了幾個月無業(yè)游民，后來人家就介紹我到食品廠工作，去當搬運工。后來又當了一段時間公共汽車的售票員。我覺得這些工作本身來說不是我應該做的事情。我覺得我應該搞搞研究，學習學習，當時也沒有這個機會。后來就有了一個機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叫社會科學部。文革結束后，學部從鄉(xiāng)下遷回來了，但是那些老的研究員老的老，病的病，非常需要一批新生力量。于是社會科學部就有一點不公開的在內部招一批年輕人，因為他們也聽說文革中有一些人在自學。我考的是情報所。情報所大概是國內訂閱外文期刊最全的一個機構，就需要有人來把這些刊物翻譯成中文。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就去考了一下。他們有一個筆試，采用類似于考試的辦法，給我一篇文章，一本字典，讓我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完成翻譯，看我的中文翻譯的怎么樣，文字的準確性怎么樣。另一個考試是隨便抽出一篇文章讓我口譯一下�？荚嚨诙�天他們就對我說：你還可以，口譯的意思比較準確，筆譯的文章比較長，還要再看一看，以后再給你一個答復。一拖就拖了很長時間，我父親后來也寫了信想辦法，他怕我又一次受到傷害。后來學部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我就在那兒工作了兩年。

　　我覺得那兩年過的很快，因為在1978-79年的時候社科院處在學術的最前沿。從胡喬木開始，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經濟學家都來講。他們有一個雙周碰頭會，在會上他們都把十年思考的心得跟大家講一講，這是一個很內部的會，在社科院的小禮堂舉行。雖然很內部，但是我要進去的話也沒有人攔我。他們對政治改革的設計遠遠走在現(xiàn)實前面。于光遠當時就談到：如果中國的私人企業(yè)比例達到60%，中國就有救了。他認為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改革水平，那么中國的改革差不多就完成了，那是1978年的事情呀！然后王若水就大談異化理論，他說并不是只有資本主義當中才會發(fā)生一話，社會主義時代也會發(fā)生異化的，而且這種異化有時是很悲慘的，文革就是把馬列主義幼稚化了。這些觀點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就像是天方夜譚的東西，在一個小范圍內聽到，聽到以后又在我們年輕人的一些小范圍內議論。劉賓雁就是那時候認識的。恢復學部之后不久劉賓雁就分到哲學研究所，去編《外國哲學譯編》，把外國的哲學介紹進來。那么他就要到我們所里借雜志。有人就說：這個人就是劉賓言。我就主動去和他認識，大家一塊聊哲學的一些問題，當時有很多名人也是這時候認識的。周揚也來作報告。當時他就痛哭流涕，我們都很感動。因為周揚是一個大人物，但是在反省他當年在“反右”中的做法，再對比再文革當中他的遭遇，他說：我才理解到當年我整人家是多么不對，然后就痛哭流涕。但是當時也有人給我的印象不太好，那就是鄧力群等人，鄧力群也來講話，但是講話的方式永遠是高高在上的。

　　這兩年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認識了一批名人，接觸了很多社會問題，開始考慮更多的問題。如果說我在吉林鄉(xiāng)下的那段時間是在自學的話，那時候比較多的是想了解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各種制度，并不完全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問題。因為我沒有接受過經濟學的訓練，只是想著生活很枯燥，我要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因為當時中文書被禁掉了很多，而且很多書不方便看，因為別人知道你在看什么。英文書的話，別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內容了。我當時自稱是在看馬列主義的著作。我有很多英文書，有些是從上海帶過去的，有的是朋友送我的，寄過來的，有的書是撿回來的，破四舊的時候，有的書還沒有燒完人就走掉了，我覺得燒掉可惜就去偷偷的拿上一本，有一些是文學的，像《雙城記》、《悲慘世界》了。東北的冬天很長很長，農民很早就睡了，我就看書。這段時間對我的影響很大。但是自學外語雖然使我的外語好多了，但是對社會問題的認識沒有那么高，我只是從情感上很同情農民。但是在社科院兩年，接觸了那么大一幫人，集中的討論了為什么會導致文革，我們的制度里肯定有一些嚴重的問題，怎么去改？特別是在1978年底鄧小平就復出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就更強烈了：我們的制度一定要改，但是怎么改當時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正在開始摸索是從農村里面改還是從集體企業(yè)改，這個問題在社科院里面討論了很多。使我受到很大影響，我也在反復思考。思考的結果是：中國現(xiàn)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上的問題，如果經濟上好了，其他問題相應的就好解決了。

　　在1979年初，我就決定要去考研究生。我們所里面起初有些不同意。有什么外事活動，學部的外辦的人還是蠻喜歡來找我的。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覺得我還是蠻信得過的，第二使我覺得很多老研究員已經幾十年與世隔絕了，雖然說恢復和世界上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員接觸，由于有很多新的詞匯，而且研究方法又跟不上，就有很多心理障礙。我就沒有這個心理負擔了，到那個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而且英語也是自學的，要不行就不行嗎，也沒有什么丟臉的。但是我還是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和外賓交流。我也問他們。很多外賓也說，你要趕緊考大學，不能永遠是一個高中生。雖然我是66屆的高中生，文革的時候還沒有畢業(yè)，后來也就沒有給我們那個文憑。我就跟父親商量，也跟社科院的那些好朋友商量。他們說，你雖然現(xiàn)在處境非常非常好，但是過了幾年幾屆大學生畢業(yè)出來以后，你的處境會怎么樣？你還是要追求你自己的學歷。后來我就用這個理由去說服所長。我說，所長，如果是你的小孩還可以考一考，但是在年齡上已經處于邊緣了，你是讓他就這么作為一個高中生工作下去呢，還是讓他再去考一考？我如果靠不住的話，還會在這兒。他說：希望你以后還回來。我當時就答應他了。我就沒有去念本科，直接去考了研究生。因為我的太太還在上海工作，我就優(yōu)先考復旦大學，當時經濟系里面又有一個新的專業(yè)是世界經濟。我覺得中國經濟問題還不能就中國經濟論中國經濟，必須要看一下世界其他國家怎么搞得那么好。就去報考世界經濟�？忌狭�。

　　幸運的訪問學者

　　我們在復旦大學，第一年學了一年的資本論，第二年講了一年的帝國主義論，第三年作一篇論文。我的論文是發(fā)展經濟學的問題。三年以后，我畢業(yè)的時候，復旦大學要留下一些人，我也被選上了，就在復旦大學留校了。一年以后，當時在美國訪問的復旦大學校長謝旭德拿到一個機會，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跟他說，歡迎復旦大學派一個訪問學者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去。謝旭德校長回到復旦以后，就舉行了一個考試，有些年輕老師都去參加，主要是考英語，也考一些經濟學。后來我被錄取了，其實我在政治上沒有參加考試的那幾個老師強，他們都是黨員，分配在復旦的時間也比我長。因為在英文成績上我要比他們好，就派我去。這個時候我還不知道芝加哥大學是什么性質的大學。復旦的一位教授還跟我說，美國好的大學都不是一地名命名的，哈佛大學在劍橋市，哥倫比亞大學在紐約市。以地名命名的大學都是二、三流大學，芝加哥大學是一個社區(qū)大學。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社區(qū)大學。我說，如果我完全錯過這個機會，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先去了再說。去了以后才知道這個學校那個好，經濟系那么強，有好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記者注：1983年以前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到目前為止共有9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居世界所有大學經濟系之首）。我就很高興，同時也覺得這個機會那么難得，因為訪問學者的時間是一年，我就考慮到底怎樣去使用這一年的時間。我也像學生一樣到處去聽課。

　　到了一年結束的時候，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D Gale Johnson教授就跟我說，我看你好像也很喜歡經濟學，我現(xiàn)在給你一張往返的機票，你現(xiàn)在就會負擔，你告訴復旦大學你已經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我們同意接受你成為博士班的學生。但是這個獎學金是對你的考察結束之后才決定給你的，也只是給你的，不能轉讓。但是我們很珍惜和復旦大學的關系，所以如果復旦不同意你回來的話你就不要回來了。我說：機票呢？他說：機票讓它作廢就行了，記住兩點，第一，你一定要取得復旦的同意，第二，這筆獎學金是跟著你的，不可以轉讓。我回去以后，碰到我的人當面都說：那太好了，你應該回去。但是在背后都表示：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不知道讀到猴年馬月去了，我們還要代他上課！誰有這個空啊！他們都表示困難。搞來搞去，每個人都說自己不反對有人反對。后來我找到了謝旭德校長。謝校長說：文貫中同志，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那么好的一個學校，而且給你全額獎學金。我真希望我是一個學經濟的人，我去幫你代課，可惜我不是。所以你這個問題還要在你們系里解決，你要找到一個突破口。后來我到系里，找到一個老師，他覺得他開的有些課已經不是很受學生歡迎了，但是我的課學生的興趣還是比較強。因為當時我還開了一些課像《發(fā)展經濟學》，我已經把教材編出來了，我當時用世界銀行的一些最新資料把它編出來，在國內比較新。還有一個老師對我相當不錯，我和他一塊來編這本教材。他是一位年齡比較大的老師，但是思想很新，他去找來那些英文材料，然后讓我翻譯成中文，編成教材，一塊來開這門課。后來他就成了人口研究所的所長。他對我說，你就算了吧，反正已經出去了，人家出去一年半載就回來了，去一趟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把情況告訴他。他還是蠻好的，就說：那好，你在那兒需要五年的話我就幫你代五年課。然后再有人反對，我就說：這個老師已經同意代課了，不存在這個問題了。但是他們就是不肯松這個口，但是日子慢慢近了，芝加哥大學馬上就要開課了，這幾萬美金就要浪費掉了。其實他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筆獎學金是不能轉移的，都在動這個腦筋：文貫中留下來，我們就有可能去。后來我就慢慢聽出味道來了：文貫中啊，出國機會還是要大家分一分的，不要一個人獨吞嗎！開始我當然就同意了，我說可以呀！大家都有機會呀！他們就說：那好��！那看看你讓給誰��？我想起來了，說：你可以去調查，這筆獎學金是跟著我的，如果我不去的話就作廢了。然后在內部討論之后，他們表示同意了，說：文貫中，你先去，你等我們寄去的信，如果我們同意，你就繼續(xù)學下去，如果不同意，你就馬上回來，好不好？我說：我肯定馬上回來。我就去了。

　　芝大的博士生活

　　我是9月份到芝加哥的，去了半年以后，到了第二年一月份的時候，我就收到一封慰問信，但是這封慰問信和給其他留學生的慰問信是兩樣的。別人的慰問信都是鉛印出來的，“同學，你好”之類的話，我的是一封手寫的慰問信，信里說：文貫中，經過我們正式的反復討論，復旦大學這樣一個全國性重點大學，非常需要一個人了解西方經濟學。既然他們認為你有這個權利，給了你獎學金，我們就極力克服困難，支持你在那兒學習。但是希望你盡快的學成回來，而且要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以批判的態(tài)度認真的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精華，去其糟粕。我就回了一封誠懇的信說：感謝你們，我知道你們開課的時候有多少困難，能夠這樣支持我，我一定加倍努力，學成之后一定馬上回來。這段時間我和復旦大學的關系相當好。經常會有一些同事路過芝加哥大學來看看我，說一說我們校長換人了，系主任換人了，經濟學院院長換人了。還說“一到這個時候，我們就想到了你”這類話。我也知道他們想要說什么話，而且讓我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如果要負責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話應該怎么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把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開課的內容都給他們看。

　　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后，第一年特別困難。因為，第一，我的英文雖然比很多中國學生要好一點，但是畢竟是自學出來的，很散很雜。拿到一張北京周報就看北京周報，拿到一本18、19世紀的小說就看小說，學的不是一種經濟學的英語。第二，我的數(shù)學底子薄。因為文革的時候我疏忽了數(shù)學，我覺得中國連溫飽都沒有達到，很多社會問題都沒有解決，而且自己成為一名物理學家的理想已經不可能實現(xiàn)了，所以數(shù)學也沒有好好去抓。到了復旦之后，要出國就臨時在復旦的要求之外惡補了一下，也不是非常的系統(tǒng)。我也體會到外國經濟學數(shù)學化的厲害。1979、80年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外國的經濟學教材進來了，一看就呆住了。從1980年開始，已經有些西方的經濟學家來中國了，他們一講課就是滿黑板的數(shù)學。到了芝大以后，開始去上微觀、宏觀經濟學，當時也是很猶豫，我只是一個訪問學者，可以選擇待一年，沒有什么壓力。完成任務一年到頭就回來。我也可以打打工，多攢點外匯。還有一個選擇就是我可以把芝加哥大學的東西盡可能多學一點。芝加哥大學的好處是你要拿經濟學的博士學位的話，你在經濟學的每個領域起碼要學一門課，和你的專業(yè)完全沒關系。比如說有十個專業(yè)，勞動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國際貿易等等，和我的發(fā)展經濟學沒有關系，但是你要學。然后你在你的專業(yè)領域里面就要修很多課程，然后你才能畢業(yè)。這樣的話就增加了你的難度。現(xiàn)在回想起來對我很好。我雖然是一個農業(yè)經濟學家和發(fā)展經濟學家，如果討論其他問題的話，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因為我上過這些課，有很多概念我是清楚的。到了一年到頭的時候，我就很高興。因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居然能夠給我全額獎學金是我不用打工就能夠全心全意的學習，我也覺得我沒有浪費時間，我還是盡我的能力去學。雖然有一段時間覺得昏天黑地。第一年、第二年我覺得好像特別特別的難，過了那段時間，就像長跑一樣，過了那段時間氣就順了。

　　我是36歲到芝加哥大學的，正式開始上博士班是37歲，先一門一門的學分要拿，經過考試，考試完了之后還有兩門專業(yè)考試，農業(yè)經濟學要去修若干門課，通過一個農業(yè)經濟學的專業(yè)考試；
發(fā)展經濟學要去修若干門課，通過一個發(fā)展經濟學的專業(yè)考試，然后才有資格去寫論文。寫論文的時候又有一個困難。這就是，因為它畢竟需要一個數(shù)學模型，然后要用一些實證材料來證明你的數(shù)學模型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但是在純理論上成立，而且在實證上也是成立的。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當代的土地制度。當代的土地制度要數(shù)學化不是非常容易的。說起來產權之類的東西，往往是一個語言上的東西，沒有現(xiàn)成的數(shù)學模型來證明它。當時要花很多力量去想，最后想出一個模型來，不是一個現(xiàn)成的模型。這本來是一個金融學里面的問題，就是說你在投資的時候具有風險，如果風險比較大的話，對你的資產會有什么影響。我把它推廣到土地制度上去，說現(xiàn)在土地是有風險的，你現(xiàn)在考慮是否要對土地投資。有一個什么問題呢？這個階段你做出一個投資的決策，但是在下一階段你不知道土地還是不是你的，你的土地是不是會被人家分掉。你就要去保護你的投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必然會縮減你的投資，這時候對中國農業(yè)的生產可能不利，這對農民本身來說是合理的，但是對整個中國經濟不合理。我把這么一個模型數(shù)學化，然后找一些實證材料。當時正好是1985年以后到1990年代初，中國農業(yè)一直相當不景氣。到了1995年以后又上了一個新臺階。1985年以后，突然糧食生產大滑坡。搜集來的材料也證明這種土地制度安排好像也不是很好。后來政府采取了把有效承辦期延長30年，這就部分的克服了這個問題。

　　后來由于“六四”，我就沒有回國。我是那段時間畢業(yè)的，還差點沒有畢業(yè)。為什么？因為我正在做論文，因為我正在做論文，論文又是專門研究中國當代的土地制度，所以在1988年的時候我還到我插隊的那個村子去收集很多資料�；貋聿痪�，從1989年4月份開始在國內就發(fā)生了一些事情，而且當時我都已經和太太說好好回來的。結果每天都在通過電視看國內發(fā)生了什么。那時學校都不去了。寫論文當然也不需要每天去學校。有一天我想：好久沒去了，我去看看有沒有信。去了學校以后，我正在那兒挑信，當時的系主任Sherwin Rosen，勞動經濟學的權威，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他就站在我的后面。我一轉身，他說：James（我的英文名），我好久沒看到你了，你不是自稱你想要畢業(yè)嗎？你的論文初稿呢？你如果不畢業(yè)我不來怪你。但是你如果想要畢業(yè)的話，還是要集中精力把論文完成。我告訴你，有很多學生在最后一兩年激動不起來后來就永遠走不上去，我希望你不要這樣。我當時就很慚愧：老師在關心我，等著看我的稿子，我還在那兒糊里糊涂的。我想：還是要把學習完成。所以我就在6月中旬以后集中精力先把這件事情做好，先畢業(yè)。那時候我的模型和資料都有了，數(shù)據結果也有了，就是要把它寫成一個初稿出來，然后把初稿給導師花幾個星期看一看。我的導師舒爾茨Schlutz（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初稿一個字一個字的改，相當相當認真。后來終于在8月份初步通過了，到12月份正式答辯通過了就拿到了博士學位。

　　我真的很后悔，因為離開芝加哥的時候得把很多東西處理掉，那是個初稿，我就沒想到我應該把它保留下來，上面有他寫的字，還有一些評論。我每次回國以后，總要寫一個簡單的報告給Johnson 和Schlutz，告訴他們中國農村的一些最新情況。因為他們總覺得報紙上報道出來的已經晚了幾個月，或者不是一個經濟學家在討論問題。

　　第一個學校叫我開始去的時候因為是用我的博士論文在搞，我工作的第一個學校叫紐約市立大學勃魯克分院，那個學校是一個非常城市化的學校，完全關心的是股票市場分析、工廠里的銷售員怎么培養(yǎng)。招聘我的時候說明讓我研究中國經濟，但是到了那兒以后由于條件上的困難就不讓我研究中國經濟了，讓我改行去搞計量經濟學和教育經濟學等等，這并不是我的特長，因為我的畢業(yè)論文是中國當代土地制度，但是他們并不認為這項研究很有意義，他們覺得我太偏了，我不但是偏到農業(yè)，而且是偏到中國的農業(yè)，和他們學校的地位不相稱，就讓我去搞美國的公司管理方面的研究。我當時在那兒覺得有點和他們格格不入，五年以后我就到了三一學院。三一學院是美國一流的文理學院。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每年從美國幾千家大學和文理學院中各選出100家。三一學院總是在一檔里面，前25所文理學院里面。它是一所私立學校有差不多180年的歷史，在競爭那么厲害的情況下，它存在了180年，而且學費跟哈佛、耶魯相差無幾。我最高興的不但是這個學校很好，而且他現(xiàn)在希望我搞中國經濟研究�，F(xiàn)在的學校對我的研究很滿意，因為他們就是讓我研究中國經濟。

　　強烈的悲憫意識

　　由于我童年和青年時代很艱難，所以我就對世界上一些弱勢人群，像農民、社會底層的那些人特別特別同情。特別是他本身是很好的一個人，但是又處于非常悲慘的境地，我就非常同情他。如果他是干了很多壞事自作自受的話，處于這種境地我也不同情他。所以我就特別特別同情農民。當然，一開始只是感情上同情他們，后來比較多的就是從理性的角度，比如說怎么從發(fā)展經濟的角度去幫助他們。我在社科院的那段時間開始考慮國家的命運和社會里面的問題。而且社科院里面的那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都是受過高度訓練的。最后我得出結論，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經濟問題。所以1979年我有機會可以選擇的時候，我就報考復旦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通過學習世界經濟，后來就有機會到了芝加哥大學，在芝加哥大學又沒有浪費時間。因為當時有很多訪問學者混一下就行了。因為差的太遠了。但是我堅持下來了。

　　那個時候我經�；貋�，也參加農業(yè)部、農研中心的一些講座，我不停的宣傳我的博士論文的觀點。我不知道當局是否受到我的觀點的影響，但是我的很多好朋友陳錫文、杜鷹、盧邁、周其仁那時候都在農研中心或者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工作，他們跟我都有同感，而且我們經常討論。我和周其仁一塊到貴州湄潭去調查。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其仁就中國土地制度的投資功能進行了討論。我也受到了他們的很多影響，我希望我在某些觀點上也影響了他們。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一有機會大家就聚在一起談一談這些情況。

　　第二部分：學術研究

　　文貫中主要的學術研究領域是中國農業(yè)問題，但是中間也經歷了幾個變化，從最初的研究中國農業(yè)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到后來轉向中國饑荒（1958—1962年的大饑荒）問題的研究，以及對中國當代土地制度的研究。近年來，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中國城市化問題上來，他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最終出路在于城市化。

　　中國農業(yè)全要素生產率。文貫中的畢業(yè)論文雖然是1989年的時候正式完成的，但是1988年的時候已經有了初稿，里面討論了幾個內容，其中一個是中國農業(yè)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在里面提出了一個U曲線：從1950年代到人民公社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一開始的時候有點上升，至少還是持平，后來在1958年以后就急劇下降，一直下降到1959年，后來差不多從1959年到1969年到1978年一直就在一個低谷，1978年以后就急劇上升，就像一個“U”。這部分內容后來發(fā)表在《經濟發(fā)展和文化變遷》上。那篇文章后來引用的次數(shù)非常非常頻繁，做中國農業(yè)生產率研究的很多文章都是引用這篇文章。雖然這個方法不是文貫中發(fā)明的，但是后來很多人都是按照他的計算方法來做，看看有什么變化。D Gale Johnson把這篇論文帶給了林毅夫，林毅夫當時正在做人民公社的研究，后來拿到這篇論文之后，把它作為他的文章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他的實證材料實際上就是用的文貫中的論文的結果。后來林毅夫這篇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文章《退出權》在1991年的JPE上面發(fā)表了。

　　中國饑荒。林毅夫當時提出來的一個假說就是為什么人民公社不好而包產到戶比較好，早期的合作化也比較好呢？他用有沒有退出權來解釋，他當中提到了饑荒的事情。文貫中看到了之后覺得里面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為什么呢？林毅夫認為饑荒是由于生產的崩潰，然后就引起了饑荒。但是如果查歷史資料的話，就會看到相當面積的饑荒實際上從59年的春天就開始了，在某些個別地方甚至58年的年底就開始了，現(xiàn)在有很多資料，一個就是毛澤東建國以來的文稿，里面58年到61年的資料里面你可以看到毛在相當早的時期就收到秘密報告，有些省份就出現(xiàn)了大面積的浮腫，糧食短缺。就是從他的手稿里面已經看得出來他已經在批這些文件。所以能夠解釋為什么他在59年6月份就決定要開廬山會議，廬山會議是7月1號開的，而且是要糾左。同時，1958年秋收的收成比較好，所有老農的回憶以及政府的官方資料都一再證實了58年是一個比較風調雨順的一年。按照中國的習慣，秋收應該管到第二年的夏糧下來，如果這一年是豐收的話，不可能在58年到59年的春天就出現(xiàn)糧食短缺，短缺到毛決定要開一個廬山會議，在相當嚴重的情況下，毛才會決定去做這件事，因為做這件事情實際上有損于他的威信。所以說饑荒的產生并不是由于生產的崩潰，一定有其他原因。因為生產記錄在那兒呢！所以文貫中和張欣就去找其他原因。他們也找了氣候的問題，實際上1958年的氣候是風調雨順，即使1959年有自然災害的話，也不會影響到1958年的產量，存糧在那兒。如果收購太重的話，他們發(fā)現(xiàn)58年的收購還沒有超過53年和56年的收購比例。收購比例是比較重，但是為什么歷史上比它收購更重的那兩年沒有引起大面積的饑荒？而58年形成了？有一種說法可能是體力上極度的衰竭，因為大煉鋼鐵，如果那樣的話，城市的死亡率應該高于農村，因為城市的人更加組織各種大煉鋼鐵，農村里面倒是比較分散的。還有一種說法是出口太多了，這個也不成立，為什么？出口的糧食是比較多，但是它是收購糧的這一部分，不能重復計算，如果收購糧沒有太重的話，即使從收購糧里面出口比較多也沒關系，想來想去，他們還是注意到有一個公社食堂的問題。對于公社食堂這個制度進行分析之后發(fā)覺公社食堂不僅僅是關系到一個食物的分配，它實際上是農民收入分配最重的部分，因為當時除去食品部分以外，當時幾乎是沒有現(xiàn)金收入的。就是那么一個低的水平，所以對食品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收入的分配。食堂的制度也就是收入的分配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制度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隨便你吃，吃飽為止。食堂還導致了巨大的浪費，為什么呢？因為家庭當中剩飯剩菜大家也把它吃掉，因為這是一種很窮的狀態(tài)，但是在食堂里面你說誰吃剩的？所以只有一種辦法，就是大家都把它倒掉，浪費的相當厲害，而且做好做壞大家都一樣嗎！所以好的人也不勞動，所以這種分配制度后來就導致了我們認為先是消費制度實際上是分配制度，然后又影響到生產率，因為沒有動力去生產了，然后再導致59年生產的崩潰。后來每況愈下，60年的生產崩潰，61年的上半年也是非常糟。我們?yōu)槭裁窗咽程梅旁诤苤匾�的地位，還有一個原因，因為61年的年中食堂就結束了，因為毛抵制了他的一些同事們的建議差不多已經3年了，但是饑荒越來越厲害，一點都沒有希望，當時有些地方把自留地都已經分下去了，還是堅持搞食堂。他把他的同事派下去，像朱德、周恩來，回來或者寫信回來都說食堂不能再搞了，但他都沒有當回事。后來是他派了警衛(wèi)員回老家去，這些人回來以后求毛澤東，因為他們自己的故事都是真實的，不是他們的父親死了就是兄弟已經死掉了。后來毛澤東才說食堂的事情還是由農民自己作主，如果農民要選擇解散的話，就讓他們解散，99%的農民都選擇了解散食堂。解散了食堂以后就把剩下的糧食完全分到各家各戶，所以各家各戶又有了節(jié)約糧食、省著來吃，一直度到夏糧下來，這種動力又有了。用家庭的辦法，用排他性的消費來控制食品的消費量，雖然是人類在農業(yè)產品沒有極大豐富之前從幾千年前傳下來的唯一的一個生存之路，沒有其他道路。像古羅馬就搞過一個糧食的免費供應。后來就搞不下去，第一，他導致了越來越多的流民流入羅馬，第二，他導致了周邊殖民地生產的崩潰。羅馬曾經搞過這個東西，沒有好結果。中國當時不知道，結果就釀成了三年饑荒。后來就這個問題張欣和文貫中發(fā)表了兩篇文章，一篇發(fā)表在《經濟發(fā)展與文化變遷》，另一篇發(fā)表在《中國經濟評論》上。這兩篇文章后來就變成討論中國饑荒的一個重要文獻，當時也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在美國經濟學年會上面也組織了一個專門的討論會討論這個問題，《中國經濟評論》也有一個專輯討論這個問題。這兩篇文章也得到一些大牌教授的注意，其實初稿舒爾茨也看過。舒爾茨說，不管資料是否完全，因為這個一個禁忌，本身就拿不到資料。這在邏輯上是成立的。所以他認為應該找個地方發(fā)表出來，如果是對的，解決了一個問題；
如果是不對的，就會使得有資料的、有更多信息的人會出來了。這樣的話這個事情就會變得越來越清楚。盡管現(xiàn)在還沒有定論說誰已經找到饑荒的答案，至少張欣和文貫中的這兩篇文章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深入了。

　　中國農村土地所有權。還有一篇論文也是文貫中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后來發(fā)表在《亞洲經濟學雜志》上。那篇文章討論在農民只獲得土地使用權，沒有獲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的分配是按照人口的增長來重新不停的調整的情況下，又假設農民是風險規(guī)避型的，那么他們對土地的投入會減少，不利于土地今后的生產力。這篇文章的政治含義是至少土地的使用權應該長期穩(wěn)定，甚至土地私有化要推進。后來國務院下面的一個研究所出版了一本關于土地制度爭論的書，文貫中被劃為極力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人。從這篇文章本身來講，并沒有說馬上要土地私有化，只是說要注意這個問題，如果使用權不穩(wěn)定的話，土地生產率會有一個大的削弱，而且我有些資料來證明農民對土地的投資他的積極性不怎么高，反而投到其他方面，比如住房，有了錢可以投資到對房子的更新?lián)Q代，對土地的投資就比較少一點。后來中國政府在土地政策上面還是有所進步的，在15年以后又提出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30年以后也許再延長下去，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永佃制，只要你有務農的意愿，你就永遠種下去就可以了。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文貫中還對于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寫過一些文章，對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做了一些討論。他覺得對發(fā)展中國家市場失靈的原因應該更注意，有一部分市場失靈是因為市場沒有充分發(fā)育，這部分市場失靈以后會逐漸得到克服，如果市場充分發(fā)育起來了，它的功能就會完善，還有一部分市場失靈確實基于市場本身的特征，也就是說私人廠商不可能提供公共財，對這部分市場失靈的解決方案就是第一類的市場失靈解決方案。第一類的市場失靈解決方案是政府應該主動的退出市場，糾正市場當中的扭曲，使得市場能夠發(fā)育出來，這樣的話市場失靈的部分就會得到糾正。對于第二部分市場失靈，私人廠商沒有誘因來提供公共財，要解決這部分市場失靈，只能引進政府干預，在引進政府干預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政府也有政府失靈，而且政府失靈造成的后果往往比市場失靈更嚴重，所以在引進政府失靈的情況下，就應該注意法治的問題，如果只是引進政府干預，沒有注意各種各樣規(guī)則、法律、規(guī)定等等，雖然在引進政府失靈的同時，會引起經濟上的災難。

　　第三部分：訪談

　　文貫中的研究領域是中國問題，主要是中國農業(yè)問題，同時，他對于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如何實現(xiàn)經濟發(fā)展有著深刻的研究，當前，他的研究重點是中國的城市化問題。記者就這幾個方面的問題采訪了文貫中。

　　走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道路

　　記者：現(xiàn)在世界各國的學者對于全球化的利弊還在辯論不休，中國已經加入WTO，您對于全球化問題是如何看待的？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對于中國有哪些影響？

　　文貫中：中國一百多年來一直在尋找一條怎么使自己富強起來的道路，有科技救國、教育救國等各種不同的道路。在經濟上也在尋求不同的道路，一開始是閉關鎖國，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是全面開放，又沒有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結果一塌糊涂，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國家；
在1949年之后，等于也走了一條閉關鎖國的道路，也走不通。在1978年之后，就走了單方面決定開放的范圍和程度的這么一條全球化的道路；
一直到去年年底，中國加入WTO之后，就變成了一個雙向的、不是由中國來決定開放速度和程度的一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這么一條道路。

　　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正面的進程，基于兩大理由，它是遠遠擋不住的，一個是基于比較優(yōu)勢，根據李嘉圖的學說，各國按照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組織生產的話，大家都可以從貿易中獲得很大的好處。還有一點就是規(guī)模報酬遞增。追求全球化會給人類帶來很大很大的好處，只要這個好處沒有窮盡，全球化就無法阻擋。然后我認為是不是中國要加入全球化當中去，我比較著重指出了中國加入到全球化當中去，具體加入到WTO里面去對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它的好處就是可以避免生態(tài)的急劇惡化，因為現(xiàn)代化要用到很多的資源，包括耕地資源和水利資源，還有木材和石油資源，中國在這些資源上的人均水平都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關起門來無法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國可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換來這些產品，這樣中國在不過度損害自身資源和生態(tài)的情況下，可以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這一點在很多討論文章中都不提，比較多的是在談對某一個產業(yè)的影響，而不是整個國家進去以后它會從這個過程中得到什么好處。

　　記者：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入世以后，即使對有些領域有好處，但是對于農業(yè)、農民帶來的影響將會是災難性的，您是否同意這個觀點？

　　文貫中：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談中國的農業(yè)以及中國的農民會因為中國加入WTO而受到怎樣的影響。意思很簡單，有人問了幾個問題，一個就是中國加入WTO以后，農業(yè)會不會再存在？會不會就垮掉了？第二點是中國加入WTO之后，會不會造成很多很多無家可歸的農民？因為他們的生產被破壞掉了，他們就變得無家可歸。我的文章就是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就把中國大體分成三塊，一塊是種水稻的，由于水稻本身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在水稻種植上有比較優(yōu)勢，反映在它的價格現(xiàn)在還低于國際市場水平，所以凡是種水稻的這部分農民，大部分都是在南方，也不排斥有北方，像東北的農民，這部分農民并不會馬上因為WTO的加入而馬上受損失，因為他們中水稻，反而會有某種好處，這部分農民的人數(shù)不能低估，因為整個南方加上北方的某些地區(qū)，人數(shù)不算很少。第二部分是生活在城市周圍的那些農民，這些農民可以種蔬菜、從事養(yǎng)殖業(yè)等等，又很大市場，而且由于中國的城市化正在加速，所以越來越多的農民突然就發(fā)現(xiàn)他們生活在某種城市的邊緣，他們就有這么一個日益擴大的市場，他們可以改種這種農副產品，這部分農民也會獲益，由于城市化正在全國推進，這部分農民的絕對人數(shù)也不能低估，他們可以得到兩部分好處，一個是可以改種蔬菜，改種非糧食作物，花卉，還有城市周圍的非農就業(yè)機會比較多，他們也可以從那兒得到收入，這兩部分收入使得這部分農民收入不但不會惡化，而且好像改善了。由于中國加入WTO之后，全世界的制造業(yè)正在向中國轉移，中國的出口向全世界在擴張，所以第二部分農民的人數(shù)會越來越多。最可憐的是第三部分農民，他們主要分布在東北、華北和西北，但是不種水稻，又不在城市的周圍，這些農民絕對人數(shù)也許也有一兩億，不止農民本身，也有他們的家屬。這部分農民他們種玉米、小麥和高粱，所謂土地密集型的產品，這部分農民并不是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會遭殃，因為生產成本是根據邊際成本的供給曲線，它是一個逐漸向上的曲線，所以如果生產成本下降的話，邊際成本也是逐漸鄉(xiāng)下的，如果把劣質的土地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即使這部分人繼續(xù)種玉米、大豆、小麥的話，由于他們在相對比較好的環(huán)境中種這些產品，所以他們的成本實際上還會比過去低，雖然國家已經承諾會大量進口小麥、玉米和大豆，但是中國主動退出一部分劣質土地上的生產的話，現(xiàn)在的農民可以繼續(xù)種玉米和小麥，并不是說第三組的農民一下子都垮掉了。如果這種觀點被人們接受的話，變得無家可歸的農民就不會有那么多。第三組的部分農民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現(xiàn)在國家給他們資金讓他們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國家要幫助農民的話，就要針對性的幫助第三組農民中的環(huán)境特別惡劣的那些農民，把他們移出來，或者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讓他們去就業(yè)，這是比較要緊的。

　　土地私有化具有必要性

　　記者：在國內，土地私有化還是一個很避諱的話題，您被國內某些人士認為土地私有化的鼓吹者，在當前的中國，土地私有化有必要、行得通嗎？

　　文貫中：從理論上講，只要你把承包期延長得很長，沒有私有制的危害，弊病可以降低的比較小，這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以后會用其他形式來表現(xiàn)它的弊病。

　　我覺得土地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要素，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現(xiàn)在我覺得國內有一種傾向，把它作為社會保障的功能，這是強調過度，而對它是生產要素的一面強調不夠，所以在中國這樣一個土地最最稀缺的國家里面，土地的價格都不清楚。照理說最稀缺的要素，它的價格應該是最高，而且是最敏感，但是在中國，很多地方出現(xiàn)了負的地租，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有時候就沒有得到足夠多的補償，國家可以用低價來收購，落實到農民手中的那就更少得可憐，中間還經過鎮(zhèn)和村兩級。這也是和土地所有制有關系的。有的城市是過度發(fā)展，在沒有需求的情況下就造了很多的房子，這也是城市化歷史上比較少見的，一般的城市化過程都是人口在急劇膨脹，然后促使房價的上升，然后開發(fā)商才去開發(fā)。在中國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是各個地方都是蓋了房子等的人來，我覺得這是跟土地制度有關系的，有的情況是反過來，有的城市應該是擴大的，但是遲遲得不到擴大，也是跟中國特有的土地制度有關系�，F(xiàn)在看來，負地租的情況在農村出現(xiàn)，在開發(fā)區(qū)也出現(xiàn)了，很多地方說，我實在拿不出什么優(yōu)惠政策出來，我就不收你地租。這樣的話在選擇投資上面就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所以土地制度這個問題還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自己在想，市場經濟的前提是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但是如果你不允許一種或兩種要素自由流動的話，它必然會用這種形式或者那種形式體現(xiàn)出它的危害性來。遲早會受到一些懲罰的。這種懲罰可以通過其他辦法來緩解、推遲，但是不能徹底消除，它總會來的。比如說在缺乏土地私有制的情況下，農民要順利轉移出來要比有土地私有制的情況下困難得多。而且我覺得以后土地會不斷減少。好比說大部分農民轉移出來了，對土地的爭奪就不是一件事情，你還要去說服農民去種地。這種情況下，你就通過私有制來吸引農民成為一個農場主，而且使他覺得很安全，他即使成了500畝、1000畝的農場主，這土地也是他的。他就有規(guī)模經濟了，和世界上也接軌了。但是現(xiàn)在只要有50畝地他就很害怕，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正是因為這個理由，政府就會對農民說：你在哪兒有一塊土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你可以去分這塊地。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就又把農民趕到農村去。如果是個徹底市場化的情形，就沒有理由把農民趕回農村去。農民回到農村也不能說這塊地就有他的一份，因為這塊地是被別人買下來的，已經付了錢，農民已經拿到錢了，所以農場主就沒有責任把土地還給他。如果農民要想干活的話，對不起，就只能成為雇工，就這么一個辦法。

　　到目前為止，由于政府沒有財力來支撐一個農村的社會保障，所以就用土地作為社會保障。所以就不肯輕易的說土地私有化。但是我和趙耀輝教授的一個觀點是說：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如果城市化進行的比較順利的話，農村人口不但會下降很快，即使土地私有制也不可怕。因為今后總的趨勢是年輕的農民不斷移出來，而老人有一塊土地作為他的社會保障，因為土地不是屬于他的，既然農村人口在絕對減少，而且年輕人又離開了，還不如把土地交給老人，老人就覺得放心了：這塊土地永遠是我的。當我老了的時候是由我而不是由村長來決定土地交給誰。我對我的子女就有一定的影響，他們會對我比較好。而如果沒有子女或者這些子女已經在城市定居下來了，我也可以把土地出租或者賣給其他人，我去做生意。這樣的話，農村社會保障對政府的壓力就會不斷的減少，同時也有利于土地的流轉。我們那篇文章有一個模型證明了這個觀點。

　　現(xiàn)在我對城市化怎么選址與水資源的配合非常關注，這非常關鍵。因為大部分人口還沒有移出去。但是我并不樂觀。由于土地現(xiàn)在是集體所有，南方的土地容納北方農民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因為交易成本很高。土地不是你的，我們這兒已經沒有土地了，為什么又要從安徽弄來農民來種你的土地？如果土地私有化了，愿意出租土地的人就會說：這和你沒關系，土地是我的，我愿意給誰就給誰。他是從東北過來的我都愿意給他。這樣的話土地的流轉就會很快，而且它使得中國的農業(yè)發(fā)展道路符合中國的資源配置特征。前幾年江南一帶竟然發(fā)展出大農場，幾個人弄了幾百畝土地，然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提供給他們拖拉機、農用機具，又去耕種土地密集型的作物，勞動投入極少。這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國情�，F(xiàn)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境況不好，紛紛改制。改制之后以工補農的政策又不能貫徹下去，農場的投入就沒有來源。如果在土地私有化的情況下，絕對不會走這么一條畸形的發(fā)展道路，現(xiàn)在又退回去了。中國農業(yè)應該走勞動密集型的發(fā)展道路，所以在沒有土地私有制的情況下就會亂來。在土地私有化的情況下，即使當?shù)剞r民轉移出去了，也會通過吸收大量外來農民的這么一種辦法延續(xù)下去，對城市的壓力就會減小。所以我覺得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實際上很清楚。

　　城市化的關鍵時刻

　　城市化是農民問題的出路

　　記者：在我的印象中，您一直是一個農業(yè)經濟學家，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城市化這個問題的？這和您對農業(yè)問題的研究有聯(lián)系嗎？

　　文貫中：在1980年代后期，我就慢慢悟出來了，中國的農民問題，除了在情感上我非常同情他們、非常愿意幫助他們之外，作為理性思考的結果，我認為他們的人數(shù)必須要絕對下降，我們要消滅一個舊的農民階級，取代他們的是一個人數(shù)很少但質量提高的現(xiàn)代農民階級，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是真正幫助了他們。我現(xiàn)在鼓吹城市化的著眼點和目的是要一勞永逸的去幫助農民擺脫貧困。

　　我認為城市化是一個最新的課題，單單用價格保護、補貼，這永遠解決不了農業(yè)問題，而且現(xiàn)在很被動，因為你越讓農民生產更多的糧食，就會“谷賤傷農”，你越是讓農民能夠安定下來，不要出去，他們的子孫后代就繁殖起來，人數(shù)就更多了。從這一點上來說，我認為中國應該加快城市化來解決農業(yè)的問題。

　　讓城市的人從心理上，從他們的感情上一下子完全擺脫對農民的歧視，要求可能太高了。但是我們至少要反對制度性的限制農民自由移動或者對農民進城找工作、定居的歧視，只要在法律上確定他們是平等的就夠了。所以對于農民問題，我覺得除了在感情上同情幫助他們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他們融入到城市經濟和工業(yè)經濟中去。

　　記者：我認為在城市化和農民進城的過程中，關鍵不是城市居民態(tài)度的問題，而是政府的態(tài)度，具體表現(xiàn)在戶口的限制。

　　文貫中：對。我建議把政府政策、條例、制度安排當中凡是不利于農民移動、不利于農民在城市定居下來的那些規(guī)定全部廢除。為什么呢？從經濟學上來說，這些規(guī)定是完全錯誤的，這是跟政府的本意相違背的。政府的本意可能是想幫助農民，每年年底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全國農業(yè)工作會議，說農業(yè)怎么重要、農民怎么疾苦，要幫助他們。但是具體的規(guī)定又限制他們自由移動，特別是限制他們融入城市經濟�，F(xiàn)在的大城市戶口包含著很多特權。在西方就沒有什么戶籍制度，證件只是一個駕照�，F(xiàn)在在美國已經發(fā)展到城市之間爭奪人口，因為那些市長懂得只有人口來了，我這個城市才有活力。人口移走了，好象我這個城市就衰敗掉了，各個城市想出各種辦法來把人口固定下來，外國人去他們也歡迎，只要你能付的起錢買房子。中國不是一個純市場經濟國家，是一個從官僚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國家。戶口里面包含了特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戶口制度就是從這樣一個體制產生出來的�，F(xiàn)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戶口包含了各種特權。

　　城市化的積聚效應

　　記者：為什么人們都愿意聚居？從理論上講，城市化到底有什么好處？

　　文貫中：為什么這些人在從農業(yè)化變成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就會聚集在這些地區(qū)？這就有一個集聚效應的問題。。集聚效應是什么意思呢？在邊際上如果引進一個居民或者引進一個廠商，它給這個城市帶來的邊際收益大于它所造成的邊際成本的話，那么這個城市就應該去擴張，以便把這個居民或者這個廠商包括進來。如果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去增收稅收，克服邊際成本，因為它創(chuàng)造的價值大于邊際成本。所以只要集聚效應沒有窮盡，這個城市就可以無限的擴大下去，因為政府可以收足夠的稅收去補償那些已有的居民和廠商，這就是集聚效應。為什么集聚效應會導致生產成本的下降呢？因為大家共享所有的基礎設施，如果已經有基礎設施，在邊際上稍微擴張一點成本就很低了。如果另外開設一個城市，修建基礎設施的成本就很高。先進國家的經驗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加速城市化可以帶來大量的積聚效應，即各行各業(yè)通過空間上的相對集中，得以共享包括交通，通訊，教育，科研，醫(yī)療，法治和市政服務等物質性的和制度性的城市基礎設施，以及共享人力資本市場和資本市場，使各行各業(yè)的生產成本普遍而顯著地降低，并促使服務業(yè)的迅速發(fā)展，使就業(yè)問題大大緩和。同時城市轉業(yè)人才的大量集中，也使新技術、新發(fā)明加速涌現(xiàn)和采用，知識和信息在人口中加速傳播。

　　城市化水平越高，就越能使更多的人從土地中解放出來，越能使他們找到更好發(fā)揮其稟賦優(yōu)勢的工作機會。城市化并使得人們能夠更快、更及時地積累和更新他們的人力資本。城市化通過將不同才能，教育背景，種族，文化和語言背景的人們密集在一起，為技術進步和外溢提供了最適宜的環(huán)境。而后者恰恰是內生增長的源泉。事實表明，進入近、現(xiàn)代來，技術進步，日新月異，與農業(yè)社會不可同日而語。究其原因，城市化的高度發(fā)達，使不同專業(yè)的科學家、不同特長的技術員高度集中。俗話說，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指的就是人多，主意就多。城市化的這種優(yōu)越的環(huán)境使專家們能夠容易地相互聯(lián)系、定期聚會，切磋商榷，啟迪思路，激發(fā)靈感。他們也能相對容易地為自己的研究找到鑒定、資助、或為自己的發(fā)明找到市場。這就大大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城市化是進步的源泉，文明的象徵，現(xiàn)代化的標志。城市化的好處，大概是相信“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種小農意識的人所無法理解的。所以，城市化的積聚效應對中華民族人口質量的提高，中國經濟向知識經濟的加速過渡，有著極為有利的影響。

　　而且我自己相信城市化還是有其他的一些好處，就是農民怎樣逃避農村中黑暗的政治，怎么樣在移動過程中學習到現(xiàn)代化的知識，增長見識、獲得更多的信息，激發(fā)他們積極向上的精神，我覺得是不可低估的。城市化是使得農民在學校之外受到教育、受到熏陶的一個極好的機會，這個也不能低估。另外從中國的國情來說，我覺得更加應該優(yōu)先發(fā)展比較大的城市。當時說比較大的城市并不是說就是上海、北京，而是說一些省會城市，而且一些省里面的第二大城市應該把它做大，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的省會城市和第二大城市往往發(fā)覺它們是在跟許多小城市在爭奪資源、爭奪人口。這樣的話，省會城市或者第二大城市它的集聚效應沒有窮盡掉，在沒有窮盡以前就有了很多中小城市的發(fā)展，這樣的話，第一，小城市的成本就變得很高；
第二，從城市化過程中本來可以得到的好處沒有被充分利用；
第三，如果城市化已經作為一個戰(zhàn)略的話，就要考慮到今后供水的問題、人口的流動大的方向問題，如果認為北方是缺水的，而且也準備要人口大的遷移，那么你到底是從北方農村就移到北方城市還是說既然他們要動，就動到沿江沿海的地方去，水比較多的地方去，不要又弄出了幾百個城市，以后又變成了極大的包袱。如果國家要制定城市化政策的話，就要考慮人口怎么樣向有水的地方集中，向有水的地方集中。

　　記者：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口分布情況與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有何關系？

　　文貫中：世界各國都是在人口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象日本，很小很小的一個島國，而且每個城市都是山清水秀的，談不上為什么人們不愿意到那兒去。不存在像甘肅、寧夏、青海這種荒涼的地方。象日本那么小的國家，人口又那么密集，生態(tài)又那么好，照理說人口沒有理由不均勻分布。但是日本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東京到大阪的一個狹長地帶。美國的人口也是高度聚居，主要集中在三大塊：從華盛頓到波士頓，中間有個大的紐約，瀕臨大西洋；
五大湖流域，有底特律、芝加哥、克里夫蘭很多大城市，雖然是湖區(qū)，但是通大西洋，萬噸輪可以進去，水資源充沛的不得了；
還有一片是太平洋沿岸，從圣地亞哥到舊金山，中間有個大的落杉磯。美國的絕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這三塊地區(qū)。美國和日本都有極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它們可以花錢去動員廣大人口分布在全國廣大地區(qū)，但是在人口自由移動、經濟自由競爭的國家，反倒不強調那么做。

　　在發(fā)達國家，2-3%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yè)，而且這個數(shù)字還在下降�，F(xiàn)在美國從事農業(yè)的勞動力已經不到2%了，我小時侯念書的時候是3%，現(xiàn)在是2%以下離開農業(yè)的那些人到哪里去了？制造業(yè)也是如此。在美國，從事制造業(yè)的人口一度占到30-40%，現(xiàn)在已經降到16%，而且這個數(shù)字還在下降。因為它把一些產業(yè)轉移到上海和其他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地區(qū)去了，原來的工廠就關掉了，那些工人就得另外找工作�，F(xiàn)在82%的人口在服務業(yè)，但是服務業(yè)發(fā)展的前提是人口高度集中，使得單位服務的成本極大減少，人們才會來購買。服務業(yè)提供了絕大部分的就業(yè)機會，但是它的前提條件是高度城市化，而不是大部分人口留在農村，要解決就業(yè)問題，不可能。如果你知道只有10個人生活在周圍，你會去開一個理發(fā)店嗎？但是如果有3000人生活在你周圍，你就會趕緊開一個，而且人們也覺得很方便。城市化為什么那么重要，一個就是對農民有幫助，一個是對就業(yè)有幫助。

　　為何會出現(xiàn)逆城市化

　　記者：中國政府是不是一開始就限制農民進城呢？政府為什么會在事實上把城市和農民隔離開來？

　　文貫中：政府并不是想要這么做，而是一定邏輯思考的結果。我覺得這跟1949年以后中國決定要閉關自守有關系因此就強調中國的糧食供給必須依靠自己的生產，當時對城市化和商品糧的關系沒有想清楚，到了1958年就把大批農民轉移到城市里面來。從政策上看，并不是一開始就要實行城鄉(xiāng)隔離，如果有條件，就讓農民幾千萬一下子進城來，然后辦了很多工廠，加速城市化。但是接下來大饑荒，城市里的食品極為短缺，就有幾百萬、幾百萬在城市里的農民和其他城市居民被轉移到農村。接下來糧食的剩余始終很少，所以每年就要動員知青從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出去。到了文化大革命，生產更是瀕于崩潰，糧食供應更加有了壓力，在全國的城鄉(xiāng)都出現(xiàn)了這個問題，連小城鎮(zhèn)的知青都到鄉(xiāng)下去，這是最大規(guī)模的一個逆城市化運動。在全世界都在加速城市化的時候，惟有中國是把城里的人送到鄉(xiāng)下。逆城市化的原因是城市里沒有工作，另外農業(yè)始終沒有過關。到農村去雖然沒有收入，但是溫飽問題總能解決。

　　城市化的關鍵時刻

　　記者：中國目前的人口和城市分布狀況是什么樣？

　　文貫中：現(xiàn)在的情況是，中國要實現(xiàn)農業(yè)自給，土地的分布又大部分在北方，人口大部分又是以農業(yè)為生，所以他們必然分布在北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結果是當?shù)氐纳鷳B(tài)破壞越來越嚴重。

　　目前，發(fā)達國家的人口分布越來越取決于水資源的分布。觀察一下澳大利亞，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不難看出水資源分布在決定人口分布密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國大部分的水資源和降水都集中在南部。目前，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耕地的空間分布。目前中國水資源80%以上用于農業(yè)，工業(yè)和生活用水只是小頭。盡管中國北部水資源嚴重短缺，降雨量很小，華北平原只有400-800毫米，東北只有400-600毫米，西北大概只有300毫米以下，但是中國42%的人口居住在這一地區(qū)，因為61%的耕地分布在這里，他們還要依靠土地謀生。

　　在中國準備全方位的融入到世界經濟當中去時候，農業(yè)生產也應該按照市場原則來進行。這就是說，如果有比較優(yōu)勢的話，這種農產品就應該擴大生產；
如果沒有比較優(yōu)勢，這種農產品就應該進口。中國農業(yè)生產上的問題是：在糧食生產當中，除了水稻之外，其他作物，像高粱、玉米、小麥、大豆、大麥都是土地密集型產品，每單位產品中包含的土地投入特別多，而勞動投入特別少，而中國正好是一個人均耕地面積特別小的國家，如果和世界幾個主要糧食生產國競爭這些產品的話就很不利，這些產品的國內價格都已經高于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而且中國大量生產這些作物又破壞了生態(tài)。這些作物主要分布在中國的東北、華北、西北地區(qū)，這些地區(qū)是中國耕地的主要分布地區(qū)，江南的平原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丘陵，而且已經種植了水稻，，水稻的土地投入比較少，大量是勞動投入，所以中國具有比較優(yōu)勢，還可以繼續(xù)生產。

　　中國加入WTO之后，這部分土地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就可以減少，對生態(tài)的破壞還會有，但是會減緩，對水資源的需求就會下降，可以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第二，其他國家對中國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就會逐步開放，這是中國加入WTO所要求的。這樣一來，被迫在土地上謀生的這些人就可以逐漸轉移出去，去從事工業(yè)生產和服務業(yè)，這部分人就可以不在被綁在土地上，可以自由遷徙。

　　記者：現(xiàn)在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很低，未來幾十年將會大大提高，未來的城市應當如何布局？

　　文貫中：現(xiàn)在正是這個關鍵時刻，因為中國城市化的進程還沒有完成。現(xiàn)在中國城市化的水平只有30%多一點，大部分人口可以有一個重新分布的機會。一旦人口的大部從農業(yè)部門釋放出來，他們并不需要全部留在干旱地區(qū)。相當部分可以移居到水資源充沛，降水豐富而且全年分配均勻的沿江、沿�；蚰戏降貐^(qū)。在對北部的水資源的壓力大大減輕之后，是否需要興建耗費巨大、生態(tài)后果不明的引水工程，就值得三思而行。人是活的。為什麼不讓人口流動呢？人口流動起來后，南部地區(qū)現(xiàn)存的城鎮(zhèn)在市場導向下一定會獲得優(yōu)先增長。新興的城鎮(zhèn)也會主要出現(xiàn)在這一地區(qū)，以避免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水資源的短缺和包括沙塵暴等在內的生態(tài)惡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如果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話，小城鎮(zhèn)就會遍地開花。因為人口一半在北方，也弄了很多小城市，但是小城市因為沒有水長不大，再去修很多引水工程的話，就太浪費了。我想政府是不是意識到現(xiàn)在正處于一個城市化的最關鍵時刻，是一個人口優(yōu)化的關鍵機會，趁城市化還沒有成型，固定投資還沒有大量投入，可以選擇新的城市、新的點，這個時候非常非常關鍵�，F(xiàn)在北方的水資源已經相當匱乏，要用幾千億的投資搞南水北調來解決水資源的問題，現(xiàn)在北京和天津已經那么大了，沒辦法，還要救一救。以后如果再有大城市發(fā)展起來了，怎么辦？北方已有的城市它們的規(guī)模怎么來限制？如果新的城市要出現(xiàn)的話，到什么地方去選址？這個問題很大。如果下決心要從北方移出大批農民，甚至連華北平原的人也要移出來的話，移到哪里去？要什么樣的移民政策？什么樣的土地政策？南方應該有什么樣的土地制度去容納、鼓勵這些人的遷移？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是在水資源極其匱乏的情況下原地建城還是移地建城？如果城市化已經達到80%，不可能把北方的城市都毀掉，或者把它們硬性縮小�，F(xiàn)在人口大部分還在農村，即將進行大規(guī)模的城市建設的時刻，要想清楚城市發(fā)展的戰(zhàn)略，不要幾十年后又去后悔。

　　記者：能否通過南水北調來解決北方缺水的問題？

　　文貫中：從日本和美國的經驗來說，它們盡管有改造自然的強大的能力和財力，他們也是讓人移動而不是讓水來移動。因為水移動的生態(tài)后果不清楚。不知道幾十年后是不是會產生更嚴重的問題。既然世界各國都是通過人來移動的話，中國也應該考慮讓人來移動。如果讓人移動的話，就要考慮戰(zhàn)略問題，比如從現(xiàn)在開始應該鼓勵年輕人出來，而且盡快讓他們到新地方成家立業(yè)，人口就不再回到原地區(qū)，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讓他們出來打工，以后還讓他們回到農村去結婚生小孩，這是很大的問題。為什么發(fā)達國家在人口大大移動的情況下新移民很快就能夠在當?shù)囟ň酉聛�，為什么在我們國家這些流動人口永遠在流動？再這么下去，再過十幾年二十年這些人口不可能再流動了，現(xiàn)在的流動人口是要成家的，他們到底在哪兒成家？這又是一個問題。

　　城市化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chuàng)新，它保證企業(yè)和居民能夠從聚集經濟和外溢效應中獲益。較高的城市化水平意味著一個經濟可以在現(xiàn)有技術和資源水平下更有效率地進行生產。長期以來，由于要素稟賦的先天約束，特別是耕地極度匱乏，使得中國只能生產出有限的農產品剩余。因此在自給自足經濟下，中國不可能同時實現(xiàn)城市化的高水平，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低破壞。為了限制人口不向城市地區(qū)流動，政府必須對農村居民和農村工業(yè)活動，比如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施加嚴格的，違背歷史潮流的政策限制。中國的水資源和耕地資源分布極不均勻。但人口因被土地束縛，無法向水資源充裕的地區(qū)流動，使當?shù)氐纳鷳B(tài)日益惡化。

　　這些問題歸納到一點就需要大聲疾呼一下。

　　大城市還是小城鎮(zhèn)？

　　記者：城市化的口號已經喊了好幾年了，但是對于發(fā)展小城鎮(zhèn)還是大城市還在爭執(zhí)。

　　文貫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最能得益于人口高度集中的服務部門將會獲得肥沃的土壤。中國目下服務業(yè)占勞動力就業(yè)總量的比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簡單的數(shù)學計算表明，如果城市化進展得比較平穩(wěn)順利，中國服務業(yè)可以吸收比目前多得多的剩余勞動力。一般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將達16億峰值。如果勞動力的參與率為55%，那時中國的勞動力將達8.8億，相對1998年增加1.8億。假設在今后幾十年間，中國愿意根據其比較優(yōu)勢重組經濟結構以便在勞力密集型部門開發(fā)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同時假設有10%的勞動力，即約9000萬人仍將繼續(xù)從事農業(yè)生產，30%的勞動力，即約2.6億人從事制造業(yè)生產，那麼中國仍需為5.3億人，即占勞力總量60%的勞動力，創(chuàng)造非農就業(yè)機會。目前，中國已有1.9億勞動力在服務業(yè)工作。因此，還需要為3.4億勞動力尋找工作。其中的1.8億是這一時期內的新增勞動力，2.6億是農業(yè)部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初看這個數(shù)字，往往令人頭暈。但是根據發(fā)達國家的經驗，80%的勞動力可在服務業(yè)找到工作。如果中國的服務業(yè)能夠得到充分的發(fā)展，那么吸收這些剩余勞動力應不是什么太大的問題。當然，這主要取決于中國社會組織水平的提高，具體來說就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一般來說，城市越大，服務部門在總就業(yè)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因此，為了在城市服務部門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先驗地排斥大城市的發(fā)展無異自殺。

　　凡是違背市場規(guī)律的東西，它是不能持之久遠的。不應該先驗的、先入為主的去提倡某種規(guī)劃的城市，限制某種類型的城市，因為有的城市長得大，有的城市長不大，有一種內在規(guī)律，我們對這個規(guī)律的認識還很膚淺。沒有人坐在辦公室說，必須讓這個城市長大，他偏偏長不大；
有的城市你去限制它，它卻要拼命長大。要讓市場來決定城市的發(fā)展，這是一個基本原理。

　　有人會說，象上海這樣的城市人口不就發(fā)展到幾千萬了嗎？現(xiàn)在是1600萬。這些人沒有意識到我們所說的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走城市化道路的內涵還包括土地價格的市場化。如果城市人口太大的話，它的地價就會飛漲。在紐約市中心，很小很小的房子就要賣幾百萬美元，只有最成功的人，他對社會創(chuàng)造的價值遠遠超過幾百萬美元他才會來住。如果沒有達到幾百萬美元，他就不會去住。所以在紐約從來沒有人提議限制城市人口。在中國，土地價格到底怎么決定不明確，應該有一個土地市場和一個土地租賃市場。在沒有所有權的情況下就去土地租賃市場。有土地私有制的話就有土地的直接買賣。由這兩個市場來決定土地的實際價格。這樣的話，城市的規(guī)模就會自動達到一個均衡點。而且這種情況下人口是上下流動的。比如在大城市有人祖上傳下來一個房子，但是他現(xiàn)在已經沒有能力去維持，就可以把它賣出去，然后拿著這筆錢到中小城市去過好日子，這塊土地就活了，就會蓋成辦公樓、大酒店運轉起來了，人口也就出去了。

　　容忍貧民窟的存在

　　記者：您曾經寫文章提出在一定時期內要容忍大城市有貧民窟存在，這好象令人難以接受。

　　文貫中：城市化難免會在一段時期中帶來貧民窟的擴大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這是各國大城市的發(fā)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貧民窟的出現(xiàn)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本身當然是壞事。但是，如果在要求城市化的同時，要求絕對不能有貧民窟的有所擴大以及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這樣的話，必定把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推到遙遠的將來。比起城市化的好處，在一段時期中貧民窟有所擴大，或犯罪有所上升所帶來的壞處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懂得管理的話，城市化的弊病是可以得到控制乃至逐漸好轉的。城市要長大所需的土地來源除了城市周圍的農田和荒地外，還有城市現(xiàn)存的一些建筑質量比較差，環(huán)境比較亂的老建成區(qū)，也即所謂的貧民窟。原來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后，已經遷往更好的社區(qū)。對這樣的老區(qū)，不應該簡單地撤毀，而應盡量保留給新來移民中沒有能力一下子搬進新區(qū)、好區(qū)的那部分人口。只要在自愿的原則下，新移民中有人愿意遷入，并愿意交付市場決定的房租，就應該允許這些新移民長期住下去。這樣，城市人口能夠在不需要重新大量投資的情況下迅速擴大。根據聚積效應，這些人在城市中的落戶，可以降低勞動成本，加速發(fā)展服務業(yè)，增加市政府的稅收。這些老區(qū)的市政服務也會逐漸改善。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口會在城市的熏陶下，迅速地脫離小農意識，進入城市文明。他們的后代中的絕大部分將成為地杰人靈的城市居民。

　　如果迅速拆除一切貧民窟，并不準新的貧民窟的出現(xiàn)，新移民將極難進入城市。如果當年要求進入上海和香港的新移民，不是戴著大學生，碩士、博士的桂冠，就是腰纏萬貫，財大氣粗，能夠輕而易舉地購買新房，租好房，真不知有沒有今日的上海和香港。因為這樣的人即使在今天的中國還是少數(shù)，何況當年。

　　城市發(fā)展模式：北京與上海

　　記者：我們注意到，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建設是兩條截然不同的發(fā)展思路。北京作為首都用了全國的稅收來搞城市建設，而上海卻是用自己的錢或者外來的投資搞城市建設�，F(xiàn)在這兩個城市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請您對它們的發(fā)展模式做一些評價。

　　文貫中：我們應該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城鎮(zhèn)都能長大。只有那些有內生增長潛力的城鎮(zhèn)，通過積聚效應和外溢效應，吸引眾多的企業(yè)、商業(yè)，才能得到足夠的稅收維持和增強城市的各類基礎設施，并使其中的一些進一步發(fā)展成大城市或超級大城市。當然，城市可以人為地建立，如政治或軍事中心。這一類型的城鎮(zhèn)是靠外來的，主要是由農村和其它城市征收來的，稅收得以生存。它們本身并沒有能力維持城市的各種設施和提供就業(yè)。它們遵循的是一條外生增長的路徑。巴西利亞和安卡拉就是其中的兩個例子。這類城市主要依賴從其它地區(qū)獲得的財政收入支撐生存。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可以有一到兩個這樣人為建造的城市，但是，由于這些城市的增長是外生型的，所以如果這種城市過多，就會超過國家的負擔能力而無法長期維持。一旦財政收入減少或取消，這些城市必然崩潰。所以在中國決定開發(fā)西部和加速城市化的今天，必須非常小心，以免重蹈當年外向型城市化的覆轍。

　　北京城市化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各地、全國的力量。缺水，就用全國的稅收來搞南水北調。其實不應該維持這么大的一個城市。北京的發(fā)展不應該作為模式來推廣。如果北京這種城市化發(fā)展模式向全國推廣的話，城市化模式就會誤入歧途。在一個嚴重缺水的地方，北京的經濟活動又沒有上海那樣發(fā)達。建成了這么大的一個城市，又要全國人民無窮無盡來供養(yǎng)，是一個問題。

　　相比之下，上海則有很多優(yōu)勢。第一，它有那么多的工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商業(yè)稅收和工業(yè)稅收這兩塊就使得上海能夠長大。建立一個工廠，它對城市的貢獻遠遠大于它帶來的副作用，如交通擁擠。怎么辦呢？去征收新來人口和廠商的稅收，這個稅收應該和已經住在城市的廠商和居民的稅收相同，然后用這些稅收去改善城市結構設計不合理的地方。這樣的話，城市能夠用它自己的收入就能夠不斷完善、不斷擴張。長江、黃浦江，蘇州河改造好了以后，都能夠為上海提供無窮無盡的水資源，另外它的降水量十分充沛。還有，周邊土地供應非常充沛，浦東只是開發(fā)了一小部分。崇明島是中國第三大島，然后一過江就是一個廣大的蘇北平原。上海周邊的資源環(huán)境非常非常好，土地不應該象現(xiàn)在那么貴，這是人為造成的。我估計隨著浦東的開發(fā)，人們觀念的改變，更愿意到浦東去，地價會相當穩(wěn)定，如果有上升的話，也是非常緩慢的。

　　上海這個城市得天獨厚，非常有前途，要錢有錢，要水有水，要土地有土地，要與世界的聯(lián)系有聯(lián)系，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還沒有完成一個人口的上下流動，在這一點上應該想辦法。另外，它的土地市場還不完善，還在用行政的辦法進行建設。如果土地市場完全開放的話，有相當一部分人會移出去，自由進來的人的附加值會提高，因為進來的人必須考慮他的附加值必須達到什么水平。出去的人分為兩類，一類是住著有國家補貼的房子，如果完全開放了，他就付不起地租了。還有一類人是他本來有房子，這是他會以市場價格出售掉，然后到杭州或者其他城市去生活。這兩類人都可以出去，現(xiàn)在好象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入世將加速城市化

　　記者：中國已經加入WTO，這對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何影響？

　　文貫中：加入WTO無形中使得中國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使其能夠最終走出幾百年來的困境。中國可以用其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通過自由貿易換取自然資源、糧食產品和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因此，中國不再需要象過去那樣，僅僅根據本國農產品剩余的多寡來硬性規(guī)定城市化發(fā)展的速度和水平。在WTO的多邊貿易條款下，中國可以在本國需求上升，本國供應正好下降時，不用遣送城市人口下鄉(xiāng)或關閉廠房達到平衡，因為可以通過國際糧食市場調劑。同時，當人口的大部不再被人為制訂的政策束縛在土地上時，人口的最優(yōu)分布就很容易實現(xiàn)了。雖然預期中的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快速增長和出口有助于世界吸收中國部分剩余勞力，但我預料，剩余勞力將主要靠中國本土吸收，因為城市化的加速會使第三產業(yè)獲得快速增長的空間，發(fā)達國家及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經驗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進入WTO為中國加速城市化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使中國能夠根據其動態(tài)的比較優(yōu)勢進行生產結構的重組。阻礙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那些傳統(tǒng)束縛將不復存在，或至少得到放松。城市化是提高經濟效率，降低失業(yè)率，吸收大量國內剩余勞動力的關鍵一環(huán)。

　　大城市與大城市病

　　記者：我們經�？吹揭恍�學者在批評大城市的發(fā)展模式，認為這種模式會導致“大城市病”。

　　文貫中：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的時候，也有一位社會學家從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論證大城市病。我說，在美國和日本，都走了發(fā)展城市化的道路，而且有很多大城市，這樣做就極大的節(jié)省了資源。為什么呢？人口高度集中之后，供水供電、提供教育、提供醫(yī)療、信息的交流、基礎教育的普及，大家都非常受益。如果人口散布在廣大空間里面，然后要達到什么現(xiàn)代化的目標，一個山溝溝里有三戶人家，通水通電、要達到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要有現(xiàn)代化的醫(yī)療，這個成本要多高！如果人口移出來以后集中在城市周圍，這個成本就大大減少了。生活在發(fā)達國家的人沒有想到他們享受到城市化的極大好處，反而老是在攻擊城市化，要求發(fā)展中國家走一條不同于發(fā)達國家的城市化道路，而這條道路將會極大的提高現(xiàn)代化的成本，這樣做是不公正的。中國也是這樣，不可能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一樣走一條不同于發(fā)達國家的城市化道路。

　　使城市化更富有人性

　　記者：在我們看過的《美國的悲劇》、《艱難時世》等世界名著中，城市化的過程總是充滿了血和淚的一個過程。

　　文貫中：城市化集中的講就是怎樣使大量的農民迅速的轉移出來，在轉移的過程中，無論農民本身還是城市都會有很多不合適，遇到很多問題。如果你看發(fā)達國家?guī)装倌甑臍v史，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城市化是必然趨勢，最終結果是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城市化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妻離子散、被人兼并，不斷受到市場鞭策這么一個過程。你看狄更斯的小說，這個過程產生了那么多的墮落、貧民窟，覺得這個過程應該立即停止。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我覺得除了我們在情感上對那些人同情以外，我們還應該從理智上看待這個過程。當然，應該盡可能的使這個過程更富有人性，使弱者在這個過程中多得到一些幫助，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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