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來，由于主流理論與非主流理論缺乏實質性的對話，范式間辯論陷入僵局。相比較而言，現實主義理論內部的論爭變得活躍，值得重視和關注。通過對進攻現實主義、防御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等三個分支的簡要評析，文章總結了近年來現實主義發(fā)展的特征和趨勢，并從理論建構和理論檢驗兩個角度提出了現實主義未來發(fā)展的方向。

　　[關鍵詞] 現實主義理論；
范式間辯論；
內部論爭；
發(fā)展方向

　　一、研究議題：從范式間辯論轉向內部論爭

　　范式之間的辯論一直是理解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演進的主線，人們習慣于從“大辯論（Great Debates）”的角度來梳理國際關系學科與理論的知識系譜和基本脈絡。一般認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先后經歷了四次大辯論，分別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最近興起的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理性主義與反映主義之間展開�！�1〕在國際關系這一研究領域的發(fā)展歷程中，這些思想傳統、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之間的論戰(zhàn)對于國際關系的學科化、理論化和科學化起到了顯而易見的推動作用，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國際關系的理解。

　　然而，近年來的范式間辯論變得不對稱起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出現的新興范式（尤其以建構主義、批判理論、后現代理論等為代表）對傳統范式提出了轟轟烈烈了抨擊和挑戰(zhàn)。但是，由于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這些新興范式與主流范式之間面對面的學理交鋒相對較少。非主流理論的批評居于多數，而主流理論的正面回應相對偏少。在主流理論的視野中，這些所謂的“理論”長于批判、短于建設；
只有主張，沒有理論；
既不具有解釋性，也無法進行檢驗。由此，許多學者都認為主流理論與非主流理論之間難以在同一層次上展開對話，更難走向理論綜合�！�2〕

　　從辯論雙方的可通約、可比較這一角度而言，當前的范式間辯論在熱鬧之中顯現出貧乏，與此相對的是，現實主義內部的思想論爭和觀點交鋒顯得非常活躍和突出。作為悠久的思想傳統和成熟的理論范式，現實主義不是靜止的、單一的，而是一個“理論群”或“理論家族”。隨著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和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現實主義也不斷地進行著調整和創(chuàng)新，內部也相繼涌現出不同的分支。實際上，現實主義內部的論爭久已存在，只是由于外部進行著更為激烈的學理論戰(zhàn)，這些內部分歧往往被我們忽視。在第一次論戰(zhàn)時期，為我們所熟知的現實主義者主要有卡爾、摩根索、尼布爾、沃爾弗斯等人，但是對這些學者之間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現實主義學者之間的觀點差異，我們就少有論述和了解。而在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論戰(zhàn)時期，霸權穩(wěn)定論、權力轉移理論、戰(zhàn)爭預期效用理論等諸多支流則較少引起注意。因此，大辯論的學科史敘述方式有一定的缺陷，即忽略了理論內部的論爭對理論成長和學科發(fā)展的積極作用。

　　當然，內外的爭論都能夠激發(fā)思想上的創(chuàng)造。不過在某些情況下，特定理論內部的論爭比范式之間的辯論更能推動理論發(fā)展。相對于有著大相徑庭的概念、假定和主張、存在不可通約性的不同范式而言，相同脈絡的理論之間容易形成交集，產生有建設性的對話。比如新自由制度主義有條件地接受了新現實主義的基本理論預設，而使得兩派之間能夠在同一層次上進行實質性對話，從而促成了20世紀后半期國際關系理論中最重要辯論，相互之間的借鑒和發(fā)展也一直持續(xù)至今。從某種意義上看，內部論爭也更有助于知識的積累，通過比較和檢驗基于相同核心假定的幾種理論分支之間的關系，我們更容易發(fā)現相互矛盾的假設和推理、判斷理論的解釋力、確定其適用的范圍。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系中最為重要的理論流派，是理解國際關系和指導國家戰(zhàn)略的基本框架，我們對其理解和把握仍然有待深入。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進攻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防御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等諸多新的分支脫穎而出，引發(fā)了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這些新分支的出現豐富了現實主義理論家族，同時也揭開了現實主義內部論爭的序幕。考慮到當前的范式間辯論陷入僵局，而現實主義內部論爭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評估成為國際學術界近年來比較前沿的理論發(fā)展動向，內部論爭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二、現實主義內部論爭的基本狀況

　　在近年來興起的現實主義分支中，有影響的主要是進攻現實主義、防御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等三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這些新分支都試圖通過修正結構現實主義的某些假定或推理來展開理論建構，與結構現實主義的比較也成為考察這些理論的基線。一般而言，現實主義學者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特性、國家是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為體、國家追求生存目標等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具有差異。而且，按照沃爾茲對“國際政治理論”和“外交政策理論”的區(qū)分，結構現實主義是一種國際政治理論，它試圖解釋的是面對相同的體系誘因時不同國家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國際結果，即為什么在單元層次上的屬性千差萬別、而在力量分布結構中的位置大致相當的國家的行為彼此相似；
而對外政策理論主要考察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代、面對相似的體系誘因時為何作出不同的反應〔3〕。下文將對這些新分支的主要觀點及其與結構現實主義之間的關系進行簡要梳理和介紹。

　　1．進攻現實主義

　　近年來，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及其進攻現實主義主義為中國學術界所熟知，米氏的進攻現實主義仍然是典型的結構現實主義，因為他接受了結構現實主義的大多數假設，而且也認為國際體系是影響國家對外行為最重要的因素，體系層次的無政府狀態(tài)和實力分布的結構二者決定了國家間互動和國家行為，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國家只有通過自助確保自身的生存。就這一點而言，進攻現實主義沒有脫離結構現實主義的框架。但是，進攻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無時無刻不受到安全的威脅和困擾，而追求權力是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斑M攻現實主義在國家需要多少權力的問題上與防御現實主義分道揚鑣。國際政治中幾乎看不到維持現狀的國家，原因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tài)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4〕既然國家的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是權力的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那么國家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而非維持均勢，這一點不同于沃爾茲的均勢主張。

　　相對于結構現實主義對傳統現實主義的科學化改造和系統化建構而言，進攻現實主義在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性較少〔5〕，僅在一些具體問題的闡述上有所修正。米爾斯海默“引入對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的理論分析對沃爾茲作了補充，而不是取代了沃爾茲” 〔6〕。他對訛詐、追隨、推卸責任、制衡等國家行為的研究豐富了我們對體系壓力下國家可能作出的不同反應的認識。進攻現實主義的觀點將國家對權力的追求絕對化和極端化，雖然這更加彰顯出了現實主義的悲觀論調和權力政治色彩，但是，承認體系層次上實力分布的結構對國家行為構成限制，不同的行為可能產生相同的國際結果，這是結構現實主義的要義。在體系的壓力下，國家的目標和結果之間會發(fā)生很大的差異，行為的動機與效果可能彼此脫節(jié)，沃爾茲特別強調這一點〔7〕。既然如此，體系壓力和特定的實力分布結構對國家無限度權力擴張的追求構成了制約，盡管體系誘因在某種情況下可能促使國家去增加權力，但是追求權力的多寡、方式本質上屬于國家的個體行為和對外政策的范疇。米爾斯海默關注的是國家的目標和可能采取的行為，而忽略了體系壓力下結果與目標、行為之間的不一致。米爾斯海默認為他的理論也是一種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8〕，但是由于他基本上接受了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框架而不是發(fā)展出了一種獨立的新理論，他的進攻現實主義只能是一種修改沃爾茲假定的結構理論。

　　2．防御現實主義

　　防御現實主義的立場和主張與進攻現實主義截然對立，二者是彼此競爭的理論。雙方的主要分歧存在于無政府狀態(tài)的具體意義、國家對此所作的反應以及國家如何才能獲取安全等問題上。防御現實主義者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是存在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但是，它在不同的時期對國家的影響會隨條件發(fā)生變化，并不必然導致國家之間的沖突。在他們看來，權力雖然是國家在安全考慮中的主要因素，但是對意圖（intentions）的認識更為重要。既然國家的進攻性政策是錯誤的，那么無政府體系中的國家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呢？防御現實主義者通過對“攻守平衡（offence-defense balance）”的研究指出，國家的軍事手段可以區(qū)分為進攻性和防御性兩種，當進攻占有優(yōu)勢時，戰(zhàn)爭較易發(fā)生，而防守占有優(yōu)勢時戰(zhàn)爭則不易發(fā)生〔9〕。既然如此，國家可以根據別國的軍事政策對防御性和進攻性的武器和政策加以調整，以此來緩解安全兩難和安全競爭。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認為，攻守平衡的調整可以運用到軍備競賽的限制和安全合作中，國家可以通過購買防御性武器向其他國家傳達善意的意圖，以此達到國家在自助下的合作。由此，他認為防御現實主義是“樂觀的現實主義”�！�10〕

　　相對于進攻現實主義而言，防御現實主義對無政府狀態(tài)、國家間安全競爭的強度以及權力在國家目標中的作用等問題上所持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他們更強調國家對意圖的表達和認知以及國家在安全問題上可能采取的合作性措施，這對進攻現實主義把權力追求推向極端化是一種修正。但是，由于過分依賴國家意圖和“攻守平衡”，防御現實主義的內在缺陷也相當明顯：國家意圖的不確定性是否可以通過主動的善意表達以及合作舉動而消除，在此基礎上能否真正達到緩解安全兩難的效果？另外，從技術上區(qū)分、測量防御性/進攻性武器和政策存在相當大的困難，而且如何保證發(fā)展防御性武器所積累的優(yōu)勢不被轉化為進攻優(yōu)勢也難以在實踐中進行操作和限制。近年來美國發(fā)展導彈防御系統而引起許多國家（尤其是中、俄等大國）的憂慮和反對，這個問題可以視為現實政治對防御現實主義理論主張?zhí)岢龅馁|疑和挑戰(zhàn)。

　　3．新古典現實主義

　　吉登·羅斯（Gideon Rose）最早使用“新古典現實主義”這一概念，來概括那些明確走建構外交政策理論路徑的現實主義學者。這一派的基本觀點是，對外政策是國際體系和國家兩個層次內部及兩個層次之間復雜互動的結果，盡管國家的權力及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對國家政策選擇具有決定性影響，但是國內因素同樣能夠影響外交政策�！�11〕

　　正如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所說，“一種好的外交政策理論應該首先回答國際體系對國家行為產生何種影響，因為一個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最強有力的一般性特征是其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相對位勢（relative position）” 〔12〕，但是要理解國家如何解讀和回應外部環(huán)境，還需要分析體系壓力是如何通過決策者的認知（perception）和國內政治結構等單元層次要素傳導的。通過將體系層次誘因與單元層次要素結合起來考察，他們試圖對不同國家或者相同國家在不同的時代所采取的特定戰(zhàn)略作出解釋。

　　從分析層次看，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架構起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層次與古典現實主義的單元層次的橋梁，與防御現實主義不分主次地同時強調體系和單元兩個層次的自變量不同，這一派學者更明確地指出了兩個層次之間的邏輯關系，即體系要素是國家行為的自變量，而單元要素是國家行為的中介變量（intervening variables）。自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出版以來，體系與單元、結構與進程的分離一直是受到批評和指責的重要內容，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努力可以視為現實主義內部對這種批評的回應和嘗試性解答。當然，外交政策理論的局限性在于，其解釋和分析可能是情勢性的，具體問題需要作具體分析，僅僅適用于特定國家的特定行為；
而且，在指出單元層次上幾種同時起作用的因素之后，對因果關系作更細致地分析也是必要的，即回答單元層次上的某種因素是否比其他因素在傳導體系誘因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

　　三、研究進路：內部論爭的啟示

　　實際上，以上幾種新出現的分支以及結構現實主義在分類中存在著交叉，比如有學者認為防御/進攻的區(qū)分橫跨結構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兩分法之間，也就是說從解釋現象的范圍可以區(qū)分為新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而這兩個分支又可以根據對權力的認識再分別劃分為防御性和進攻性的〔13〕。(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此看來，一些代表性學者的論著不可能機械地劃歸到某一分支，而且在現實主義內部也還存在其他一些分支，上述歸類并不能反映內部論爭的全部狀況。

　　從上文對這些分支的分析和比較中可以發(fā)現，在結構現實主義之后，現實主義理論由于各種新分支的出現和彼此競爭展現出一些基本特征和趨勢。首先，后起的理論都承認結構現實主義作為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以及體系結構要素在決定國家間互動與國家行為中所起的首要作用。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對現實主義理論的科學化、體系化和簡約化作了重要貢獻，在現實主義內部，后起的理論并沒有像其他范式一樣否定或者拋棄這一理論，相反，結構現實主義成為這些理論深化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基點和框架。

　　其次，后起的理論試圖從體系層次回到單元層次或者將兩個層次綜合起來進行理論建構。結構現實主義無疑是現實主義理論發(fā)展的一個高峰，但是這對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也提出了巨大挑戰(zhàn)。體系理論為人們理解國際關系提供了一個方位性的圖譜，但是僅僅立足于體系層次對國際關系作一種宏觀認識是不夠的。后來的研究者需要繼續(xù)推動現實主義的發(fā)展，最近興起的理論分支試圖通過對沃爾茲理論的局部修正、補充來實現這種發(fā)展，而修正和補充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納入單元層次的變量。

　　再次，現實主義從國際政治理論擴展到外交政策理論。沃爾茲明確區(qū)分了國際政治理論和外交政策理論，并且立足于建構國際政治理論。而新古典陣營的學者則明確提出了發(fā)展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主張，他們顯然不滿足于沃爾茲對少數規(guī)律性現象的解釋〔14〕，認為對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具體行為的分析也可以而且應該納入到理論的視野范圍之內。不論新古典現實主義最終是否能夠發(fā)展出一種成熟的外交政策理論，這是現實主義對外交政策進行理論化的嘗試，而且也會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產生正面啟示。

　　內部爭論的新特征和新趨勢也對現實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提出了需要回答的內在問題。既然現實主義理論已經發(fā)展成為一種科學、系統和簡約的理論，那么，從體系層次回歸單元層次是否意味著現實主義理論的倒退？體系層次的要素是否可以與單元層次結合起來？很顯然，分析層次的選擇并不決定理論的優(yōu)劣，它所影響的只是解釋對象的范圍。結構現實主義剔除單元層次的要素是出于建構一種關于國際關系的一般理論的需要，這種理論考察的不是單個國家的具體行為，而是解釋為什么不同的單元具有相似的行為。其他的學者出于不同的旨趣、研究議題，無意于構造一種沃爾茲似的一般性理論（“宏理論”），而轉而發(fā)展關于國家特定行為的局部理論（“中層理論”）。每一種理論都有其限度和范圍，明確了這一點，我們會發(fā)現那些看似矛盾和對立的主張可能是互補的。顯然，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和外交政策理論是互補的而非替代的關系。

　　以上評述到的幾支理論之間盡管存在著相當的分歧，但它們都屬于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相互之間的差異更多是程度上而非實質上的，是由于研究對象和范圍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對峙。與其他理論之間的辯論常常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不同，現實主義理論內部的爭辯是在共同的概念和假定基礎上展開的，因此也較容易進行對話和溝通。當前的爭論對理論的發(fā)展有著建設性作用，同時也為現實主義的未來發(fā)展提供了方向。從最近的爭論所體現的趨勢和問題來看，現實主義理論的發(fā)展仍然可以在繼續(xù)深化理論建構（theory building）和加強理論檢驗（theory testing）兩個方面展開。

　　在理論建構方面，如何架構起不同分析層次之間、體系與進程之間的聯系，同時又不違背現實主義的內在邏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結構現實主義之后繼起的理論可能有所突破的方向。作為一種解釋性的理論，不僅需要揭示哪些變量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揭示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性質和方向。如果添加新的變量，理論無疑會變得復雜，因果鏈條也會隨之延伸，但是只有將新增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以簡潔明晰的方式呈現出來，因果關系才能由經驗來檢驗和具有說服力。防御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者都增加了國家層次上的變量，但是對這些變量的概念化、操作化以及厘清它們如何在同一個因果關系鏈條上起作用仍然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在理論檢驗方面，成熟的現實主義理論需要經受住經驗和邏輯雙重標準的檢驗。由于解釋力是理論評價的首要標準，我們需要針對現實主義與其競爭性理論在具體問題上的解釋作比較，用大量的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來考察現實主義解釋力是強化還是減弱了。正如沃爾弗斯所指出的，在《國際政治理論》出版20多年以后，我們仍然缺少對沃爾茲的主張進行細致的案例研究的評估〔15〕。同時，科學理論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還可以利用科學哲學標準進行理論評價，瓦斯克斯（John Vasquez）運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s）”標準對現實主義內部存在爭論的均勢問題所作的考察具有啟發(fā)意義，盡管其結論偏頗，但是這為理論評價提供了新的思路。不僅僅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其他一些科學哲學標準——比如 “范式（paradigms）”和“研究傳統（research traditions）”等——都可以運用到理論評價和檢驗中�！�16〕

　　內部爭論表明，現實主義不是一個僵硬退化、停滯不前的理論傳統，雖然許多現實主義學者引入了一些新的變量來建構理論，但這也并不意味著他們背離了現實主義的內核〔17〕，現實主義注重“實然”、以國家中心以及強調權力與利益的研究傳統并沒有動搖。近來的發(fā)展表明，在結構現實主義提供的基本框架下，從體系回歸單元、從國際政治理論擴展到外交政策理論是現實主義“必要而且自然”〔18〕的演進過程，現實主義在不同分析層次和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展現了這一理論的持久生命力。

　　[注釋]

　　〔1〕有關四次大辯論的介紹見，[挪威]伊弗·B. 諾伊曼等主編：《未來國際思想大師》，肖峰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

　　〔2〕從現實主義立場對建構主義所作的為數不多的批評，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37-47;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90-92.關于主流與非主流之間能否對話和綜合的爭論，見Gunthar Helmann, “Forum: 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March 2003), pp. 123-153.

　　〔3〕對二者的區(qū)分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71-72.

　　〔4〕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21.

　　〔5〕不少學者指出進攻現實主義缺乏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性：蘇長和：《即將到來的大國沖突？》，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4期；
許嘉：《進攻現實主義的悲劇》，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7期。

　　〔6〕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 151.

　　〔7〕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07-111.

　　〔8〕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1.

　　〔9〕Stev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0-166.

　　〔10〕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October, 1997), pp. 171-201;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0-90.

　　〔11〕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12〕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97.

　　〔13〕Jeffrey W. Taliaferra,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134.對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參見劉豐、張睿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流派辨析》，載《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4期，第121-126頁。

　　〔14〕沃爾茲指出，結構理論旨在解釋“少數大而重要的事情”。見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9.

　　〔15〕William C. Wohlforth, “Measuring Power-and the Power of Theories,” in Colin Elman and John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pp. 254-255.

　　〔16〕Colin Elman, “Closing Dialogue,” in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282.

　　〔17〕認為現實主義是一個退化的研究綱領以及內部論爭背離了現實主義內核的評論見，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899-912;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18〕Charles L. Glaser, “The Necessary and Natural Evolut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in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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