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加坡童話

　　新加坡是個童話。尤其是在6月的夜晚，雨后，坐在遠離海岸的游船上，身邊環(huán)繞舊日同窗，聽異國歌手唱南洋小調，看舷窗外明月輕移月暈……這時，男人們都以為自己成了青蛙王子，女人們不想知道自己不是白雪公主。

　　那一趟旅行成了一個夢，但時時回到我記憶中的，是一個谷倉，非真實的，抽象的。在一個被花香重重包圍的深夜，我和同學張煒傾談，他當時在劍橋大學做經濟學博士論文。在接近天亮的時候，我們談到了我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他對我的理論框架有嘉許之意。他說，如果能找到“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之間的均衡點就更好了（我后來找到的是權威與自由之間的均衡點）。第二天，我向財政學專家林雙林同學(他是美國某大學教授，當時在新加坡大學授課)請教建立理論模型的問題。

　　我開始談，談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談山高水長，談瀑布模型。雙林聽著，沉思著，突然說，瀑布模型不如谷倉模型好，谷倉可能更貼近你的理論的感覺。權威落差是谷倉的高度，權威距離是它底部的廣度。底部越大，就能達到更高的權威落差；
反過來，達到很高權威落差后，就要求擴大底部的廣度，也就是權威距離，不然谷堆就會倒塌。

　　我當時有瀑布情結，覺得谷倉下里巴人。而瀑布更有氣勢，更有美感，更有詩意。在我寫第三章的時候，一直為找不到一個貼近的解釋結構而幾近失眠。最后妻子給了我一只“木桶”，才算渡過了危機。但所有的比喻結構都是跛足的，它不可能穿越一個復雜思想庭院的所有房間。比如谷倉結構，就難以解釋權威化現象。谷倉底部擴大，并不見得非要提高它的高度；
但谷倉如果增加了高度，它的底部就非要擴大不可，否則谷倉就不穩(wěn)定，高度就維持不住。所以，用它來形象化侵略傾向假說，是合適的：權威落差擴大了，權威距離就有擴大的傾向。

　　對谷倉結構最好的注腳來自拿破侖皇帝的自詡與自供：

　　“我的權力仰賴于我的榮耀，而我取得的勝利則給我?guī)砹藰s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榮耀和新的勝利來滋養(yǎng)我的權力，我的權力就會喪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1]這就是說，要保住他權力谷倉的高度，就必須不斷擴張谷倉的底部。

　　谷倉結構概念的產生地新加坡，就是一座小谷倉。我一直擔心的是我的權威落差理論解釋不了它。自由化假說認為，根據冰山原理，一個從大國體系上掉下來的小國，會加快自由化進程，因為權威距離縮小了，權威落差也會跟著縮小。但新加坡似乎是個例外。它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之后，其政治自由化程度好像不比它脫離的那個國家強。在馬來西亞，至少還有許多不同的政黨。據報道，華人黨派還經常是被穆斯林大黨拉攏的對象�？稍谛录悠�，就只有執(zhí)政黨了。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它比臺灣小得多，但臺灣政治自由的發(fā)展反而比它快。

　　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保姆國家。這并不是說，它以輸出保姆為產業(yè)，而是說它的政府像保姆一樣照顧它的人民，人民則像嬰孩一樣依賴他們的政府。人民不聽話，就用鞭子抽他。據說，摸女孩子的胸部，要抽一鞭子；
摸更敏感的地方，要抽三鞭子，甚至更多。這種打孩子似的懲罰，頗有中國古風，在當代世界，算是司法上罕見的珍品。

　　所以，新加坡就成了一個童話。幾乎所有兒童不宜的東西，在新加坡都不容易見到。我逛街，逛書店（順便提一句，書店很少），基本見不到黃色書刊，也基本見不到政治性讀物。但花草樹木繁茂，天空和海水湛藍，你走在花叢中，總覺得會有一只鴨子突然竄出來，沖著你嚷嚷：“我不是丑小鴨！”特別是美麗的圣陶沙，簡直就是個兒童樂園，連車站的站牌都像是兒童畫。你上了車，會想，它的終點可能是豌豆公主的宮殿。

　　就是這個袖珍國家，極受設在歐洲的世界競爭力委員會的專家推重，連續(xù)幾年被排在最有競爭力國家名單的前幾名。排在它后面的是一連串東西方的民主國家，比如日本、瑞士、德國、英國等等，而美國，則有時排在它前面，有時排在它后面。這是不是說，民主是沒有競爭力的？

　　其實，這個排名很值得玩味。它從經濟上論證了一個政治哲學問題：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壞的；
不民主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新加坡其實不能算是一個國家，它就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希臘城邦。如果說古往今來有什么國家最接近偉大的柏拉圖哲學家國王的理想境界，那就是新加坡了。

　　顯然，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并不在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上，它是權威多于自由。這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既然它不在自由權威平衡點上，那它就應當處在不穩(wěn)定的政治狀態(tài)，怎么還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而且，新加坡的政治動蕩，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少的，也是最少的國家之一。如何解釋？

　　我們在自由—權威曲線上標出的均衡點，是一個靜態(tài)的均衡點，它是一種權威等于自由的理想境界�，F實中的國家政治體制可以不斷接近它，但很難固定在這一點上，它們都處在權威和自由的動態(tài)平衡中。

　　什么叫權威與自由的動態(tài)平衡？就是權威化動力等于自由化動力。就新加坡而言，它雖然在自由—權威曲線的右側，權威大于自由，但它在這個點上達到了平衡，因為自由化的動力在這個點上與權威化動力相等，相互抵消。這表明，新加坡的自由化動力不足，盡管它權威距離小，政治參與程度還是不高。

　　但這只是動態(tài)的平衡。隨著自由化動力的加大，動態(tài)平衡點必然會向左移動，不接近自由—權威均衡點，它是不會停下來的。臺灣總統(tǒng)直選的成功，好像是給新加坡自由化動力加了油，保姆政府敏銳地感到了這種傾向，主動給言論自由開了個口子，開辟了個象倫敦海德公園自由角那樣的地方，只要登記一下，就可以在那兒自由講演。這真是一個未雨綢繆的好政府，它總是知道孩子們在什么時候需要什么。

　　新加坡這個谷倉的高度與它的底部相比，雖然高了些，但你不必擔心它會用擴大底部，也就是擴張領土的辦法來釋放能量。它太小了，擴張動力不足，它只能走上降低權威落差的自由民主道路，這正是小國的好處。如果是一個像法國、德國和日本那樣的大國，國內的權威落差一旦急劇提高，你就要小心了。

　　二，要是張伯倫知道有個侵略傾向假說

　　1、全面“綏靖”

　　溫斯頓﹒丘吉爾在他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第一卷《風云緊急》的扉頁上題詞：“本卷的主題：英語民族如何由于他們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腸而聽任惡人重新武裝。”[2]

　　這是他客氣。其實，當時“聽任惡人重新武裝”的可不只是英語民族，法語民族和俄語民族也同樣沒有盡力制止希特勒的德國軍國主義化，甚至都想把禍水引向別的民族，有的還企圖讓別人被希特勒“烹”了，自己最好還能分一杯羹。

　　比如1938年9月30日，英國首相張伯侖和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用犧牲捷克的代價換來希特勒表示和平意愿的一紙空文。但其意圖不言自明，是要把希特勒魔鬼般的強大破壞性力量引向另一個魔鬼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以毒攻毒，西方可以坐收漁利。張伯侖沒有想到的是，魔鬼之間更容易締結條約，因為它們從來不打算信守。他不知道是，在此之前，斯大林就于1939年8月23日和希特勒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秘密協定，前者是想把災難引向西方，后者是和希特勒合伙打劫，共同瓜分波蘭。這是一場犧牲別人利益，求得自身平安的危險競賽，給希特勒留下了縱橫捭闔的空間。

　　那些很快就成為希特勒案板上的肉的其他小一點的民族，表現也不更好些。捷克將被瓜分時，波蘭和匈牙利沒有唇亡齒寒之悲，倒重演了中國式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故事。波蘭對捷克發(fā)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割讓特申邊區(qū)。它不知道，這時候，希特勒和斯大林正在商量切割它的方案。

　　在希特勒不斷表示和平愿望，到處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英、法、俄等大國，都有一種僥幸心理，認為總有辦法避免戰(zhàn)爭爆發(fā)，至少避免戰(zhàn)爭在本國領土上爆發(fā)。這就是當時全面綏靖思想的一個根源。

　　2、脫韁野馬

　　要是張伯侖和斯大林知道在權威極大化、自由空間極大化和報仇雪恥的民族情感這三重動力推動下的德國，其侵略沖動是多么強大，他們就不會茍且偷安了。

　　先說權威極大化。我們已經知道，權威極大化既包括擴大權威落差，也包括擴大權威距離。對權威極大化有兩種約束條件，一是資源約束，二是權利約束。只要一個國家的權威落差極大地擴大了，這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擺脫擴大權威距離的資源約束和國內人民的權利約束，侵略傾向就會失去控制。這就是我的侵略傾向假說：當一個國家權威落差擴大時，它的權威距離就有擴大的傾向。用“自由—權威曲線”表示如圖一：

　　圖一：侵略傾向假說

　　圖一表明，當權威從B點上升到B’點時，自由就從C點下降到C’點，權威落差就從BA擴大到B’A’，這時，權威距離就有從A點向A’點推進的傾向。

　　之所以會有這種推進，主要是權威化動力與對它的約束失去平衡。抵消權威化動力的是自由化動力，權威落差一旦擴大到希特勒納粹當局那種程度，所有的自由化動力都銷聲匿跡了。魏瑪共和國似乎已經成為不體面的往事，民主思想本來就沒有深入人心。工業(yè)界上層人士感謝元首結束了經濟蕭條，工人感謝他保證了穩(wěn)定的就業(yè)，軍方感謝他給了他們一支強大的軍隊。不感謝他的那些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工會領袖，有時還有基督教民主黨人，都被投入布痕瓦爾德或達豪集中營；
而教士們軟弱無力地反對過毒氣殺人之后，又為祖國和元首祈禱。所有人的權利都被踐踏，有些人，比如猶太人還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權利約束失去作用了。

　　資源約束怎么樣？資源約束只存在于民主國家，把經濟資源轉變?yōu)閼?zhàn)爭資源在法國就困難重重�！兜诙问澜绱髴�(zhàn)史》的作者，法國的亨利﹒米歇爾描述過當時的情況：為了備戰(zhàn)，“在軍費開支方面，其數額誠然在不斷增加，而且法國議會也一直予以批準。但事實仍然是，在有關國家安全的某些關鍵時刻，財政上的一些考慮（法郎的穩(wěn)定或貶值）的確阻礙了法國的重整軍備。預算送議會批準前，在部一級的討論中，財政部常常削減國防部要求的數額。

　　“國防部制定生產計劃和建立能夠實現這些計劃的組織機構費時太多。它在訂貨方面猶豫不決，各組織機構之間互抱敵意，以及在某些財政制度上缺乏靈活性。上述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國防部盡管抱怨缺乏資金，它卻經常發(fā)現花不完已經撥給它的款項，以至1935年年度中撥款中的60%不得不轉入1936年度。這就難以鼓勵財政部部長對它更慷慨一些了�！盵3]

　　米歇爾還提到了軍事工業(yè)上的困難，如資金到位、訂單發(fā)出，但在火炮、坦克和飛機的生產方面過分拖延；
人民陣線決定把軍事工業(yè)國有化，引起辯論，拖延了這些工業(yè)的現代化過程；
更重要的是，這種自由化的經濟很不適應采取工業(yè)動員所需要的計劃性、權威決定和價格控制。[4]

　　德國的情況如何呢？德國的資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動員。納粹黨已經強制推行它的嚴酷統(tǒng)治，全體人民已被征調，公共輿論受到嚴格控制，行政機構被納粹黨的官員取而代之，所有人都被迫強制服從它的領袖。為了動員資金，希特勒讓人民過艱苦生活，還沒收了龐大的猶太人資產。所有德國境內的經濟資源都被用于戰(zhàn)爭準備。德國從1936年開始，在4年內就建立起了自給自足的戰(zhàn)爭經濟，在冶金、化學和電氣工業(yè)方面，德國無疑在技術上是最先進的，而且在科學研究、理論和應用上也同樣先進。雖然在人造絲和人造橡膠的生產方面，從煤里提煉石油方面，德國的進展不快，但第三帝國通過政治和外交努力，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它能夠利用匈牙利的麥田、南斯拉夫的銅、羅馬尼亞的原油和土耳其的錳，蘇聯還可以提供它所需要的別的一切。[5]

　　權利約束失去效力，資源動員不受限制，而民主國家又綏靖主義泛濫，希特勒的侵略沖動便如脫韁野馬，狂奔起來了。

　　3、納粹的“血統(tǒng)”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希特勒一個人發(fā)動的戰(zhàn)爭，是他一個人的野心大發(fā)作，是他自己追求權威極大化的結果，那是不公平的，大部分德國人民都積極支持甚至狂熱參與了這場戰(zhàn)爭；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責任都應當由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統(tǒng)治者和人民承擔，那也是不公平的，所有此前參與瓜分世界的西方強國，都有責任，都應當反省。

　　溫斯頓﹒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第一卷里說，“法西斯主義發(fā)源于共產主義，而納粹主義則從法西斯主義發(fā)展而來”，“這是本屬同一血統(tǒng)的運動”。[6]這個血統(tǒng)論我是贊成的，但是，沒有追根溯源。我以為，所有這些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包括拿破侖主義，都來自同一個血統(tǒng)：“殖民主義”。這個血統(tǒng)的父親是政治專制，母親是經濟自由。政治專制的父親，有權威極大化的侵略傾向；
經濟自由的母親，有擴大自由空間的擴張沖動。這兩個沖動疊加，就是狂熱的民族主義，是統(tǒng)治者和人民合作共同實現瓜分世界或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

　　所有偉大的民族，最敏感也最富有進攻性的就是這個時期。在英國是多鐸王朝時期，在法國是波旁王朝，特別是拿破侖時期，在德國則是統(tǒng)一后的第二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時期，在俄國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時期和斯大林時期，在意大利是墨索里尼時期，在日本，則是明治維新后天皇權威和國家現代化同時推進的時期。

　　誠然，在所有這些時期之前，世界和歐洲爭霸戰(zhàn)不斷，但在那些戰(zhàn)爭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擴張版圖的帝王雄心，是權威極大化的結果，人民是被動參與的。但從地理大發(fā)現后的殖民主義開始，人民往往成為主角推動著他們的帝王或領袖，實現其瓜分世界市場、原材料和奴隸產地的野心。在最早的殖民主義國家，帝王扮演的往往是贊助者的角色，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國王；
而在后起的經濟大國，是人民的領袖扮演煽動者角色，比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由于歐洲國家統(tǒng)一和強盛的時間不同，越是后起的大國，其領導人和人民越是焦躁不安，因為未被瓜分的世界殖民地越來越少了。最早的殖民主義者還有幾分探險的樂趣，后來的則越來越瘋狂。西班牙和荷蘭比葡萄牙瘋狂，英國人又比西班牙和荷蘭人瘋狂。這些海上帝國在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時候，陸上強國如法國、哈布斯堡帝國、普魯士和俄國，則在歐洲你爭我奪。除了俄國在歐洲以外的亞洲獲得了廣袤的領土以外，歐洲各大國奉行的平衡戰(zhàn)略使每個大國重描國境線的雄心都受到挫折。

　　等到法國醒悟過來把目光投向海外時，才發(fā)現，未被瓜分的海外地盤所剩無幾，只有非洲的部分地區(qū)和北美加拿大還剩一杯羹。等到意大利和德國強盛起來，世界領土幾乎已被瓜分完畢，你可以想見這兩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和人民的憤慲之心。而迅速武裝起來的海上強國日本，則看中了西方列強還未完全搞墊的東亞和東南亞。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德國首先發(fā)難，其意圖很明顯，它要按照它的實力對世界勢力重新進行瓜分。歐洲的既得利益者合作起來，把德國這頭犟牛的頭強行按了下去。按下去就算了，勝利者們還做了旨在使德國民族受辱的“蠢事”（丘吉爾語）：割地賠款，限制軍力，企圖使德國永遠不要強大起來。

　　受辱愈深，反彈愈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三個法西斯國家，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都曾經受盡了其它歐美強國的蹂躪。日本是被美國軍艦逼著打開國門的；
意大利被奧匈帝國、西班牙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當作擦軍靴的布片已有好幾個世紀；
德國統(tǒng)一前受小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敗后受奇恥大辱。

　　這就是說，德國的第三帝國不僅受希特勒權威極大化驅動，也受德國資本家重新瓜分世界市場的自由空間極大化驅動，更受德國人民報仇雪恨的民族情感驅動。在這三重驅動之下，豈是張伯侖和斯大林送的一份小小的禮物（捷克和波蘭）能夠了得的？

　　冤有頭，債有主。法國、俄國和英國，納命來吧！我想，這是希特勒當時最想狂喊的。

　　一直到二戰(zhàn)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浪潮使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才略略平衡了一點戰(zhàn)敗國的心態(tài)，使德國、日本和意大利走上另一條擴張之路：經濟擴張。它們的成就世界有目共睹，老牌殖民帝國反而衰落了。

　　最壯觀的日落是英帝國的日落。

　　三，作為擴張意識形態(tài)的民族主義及其變種

　　1、宗教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拿破侖主義

　　我們還記得英國日出時的景象。

　　第一道曙光是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單位。英國宗教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開始高漲，近代民族主義、擴張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的不解之緣開始締結。延續(xù)至今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都起源于這時的宗教斗爭。

　　更燦爛的霞光來自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她的英國艦隊戰(zhàn)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后，英國的新教徒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是對天主教敵人的勝利，于是與西班牙在全世界展開了爭奪殖民帝國地位的斗爭，而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則從背后縱容。

　　早些時候，她用一個英國海盜掠奪來的西班牙商船上的巨大鉆石裝飾自己的王冠。1583年，圣約翰港和與它毗連的紐芬蘭島上的領土被宣布為伊麗莎白的領地；
女王的寵臣探查了北美洲東海岸的一部分，命名為弗吉尼亞，在那兒建立了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1596年，英國艦隊粉碎了在加的斯港的西班牙艦隊，從此英國艦隊失去對手。伊麗莎白在位末年，東印度公司到了印度。再后來，我們知道，到了中國。

　　所有這一切擴張，不難理解，主要是來自人類的欲望：女王擴大權威距離的欲望，教徒到海外開辟市場、尋求財富的欲望，但都被解釋成來自上帝的啟示。教徒們似乎并非是去收羅殖民地財富，宣布女王的領地，而是去傳播宗教福音。用宗教等意識形態(tài)把人類的擴張野心和欲望合法化，并爭取全民族參與，甚至變成狂熱的運動，是近代以來的一大發(fā)明。

　　法國大革命在這方面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托克維爾對這場革命有極其深刻的分析，他說：“法國革命仿佛致力于人類的新生，而不僅僅是法國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熱情，在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產生這樣的熱情。大革命激發(fā)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由此，它終于帶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時人為之震恐；
或者不如說，大革命本身已成為一種宗教，雖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為既無上帝，又無禮拜，更無來世生活，但它卻像伊斯蘭教一樣，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7]

　　這是大革命的宗教性質。大革命還有它的民族性質，法國歷史學家米涅談到大革命時說：“革命以法律代替了專橫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權；
革命使人們擺脫了階級的區(qū)分，使國土消除了省份之間的壁壘，使工業(yè)不再受行會和行會監(jiān)督的限制，使農業(yè)擺脫了封建領屬關系，免除了什一稅的重壓，財產不再容許任意指定預備繼承人，革命把一切歸于一個階級，一個法律，一個民族�！盵8]

　　于是，這個民族就以宗教般的狂熱，在新任“教主”拿破侖的率領下，開始了對世界的“圣戰(zhàn)”，“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梢�把法國大革命及其后果理解為從殖民主義向法西斯主義過渡的中間形態(tài)。對內恐怖鎮(zhèn)壓，對外侵略擴張，這兩件在后來的德國由希特勒一個人干的事情，在當時的法國是由兩個人干的：羅伯斯庇爾在前，拿破侖在后。法西斯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羅伯斯庇爾主義+拿破侖主義。差別是“教義”上的，一個好聽一點：“自由平等博愛”；
一個難聽些：“日耳曼種族優(yōu)越”。當然，不同的教義，殘酷性不一樣：前者頂多搞王權滅絕，后者卻要搞種族滅絕。

　　這表明，越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說現代化國家，其民族主義的宗教色彩越淡，意識形態(tài)色彩越濃，也越可怕，越恐怖，擴張性越強。在英國，雖然是一個沒有教皇的宗教，但畢竟還是宗教，有上帝，有禮拜，有懺悔，有拯救，有來世生活。因此在國內變革和殖民地擴張過程中，殘酷性還是有限制的。法國大革命的宗教則是宗教的代用品了，有宗教的狂熱，沒有宗教的限制。雅各賓黨人的斷頭臺，在英國是不曾有過的。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英國的日出，得益于自己民族意識的覺醒；
英國的日落，則起因于殖民地民族意識的覺醒，其中還包括它自己的“屯墾后裔民族主義”的興起。美國的獨立，就是這種民族主義不認同母體“王民民族主義”的結果。

　　2、財閥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

　　巴林頓﹒摩爾在其名著《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里探討了通向現代社會的三條道路。一是通向現代社會的民主道路，二是來自上層的革命與法西斯道路，三是農民與革命，也就是共產主義道路。

　　在這本書里，他著重研究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起源。雖然他的目的，是要闡明現代化道路問題，但他的研究對理解民族主義的另一個變種，即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主義的起源有啟發(fā)性。

　　在摩爾看來，日本和德國的現代化動力不是像英法那樣來自民間，而是來自上層，結果導致地主階級的保守和專制。依他之見，土地貴族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謀，新興工商階級中的精英分子是共謀。他說：“在現代化歷史接下去的一幕中，一種新的要素涌現出來，地主階級和新興工商階級中的精英分子締結同盟，組成19世紀的政治架構，這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绻⑦@樣一個聯盟的努力失敗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農民革命就將橫插進來，像在俄國和中國那樣�！@類聯盟在哪里成功，哪里便有漫長的保守主義乃至專制主義的政府統(tǒng)治歲月。”等到民主的嘗試“難以應付嚴峻的時代挑戰(zhàn)，它不能也不愿對社會基本結構加以改革，終于使通向法西斯政體的大門次第打開�！盵9]

　　這是他對歷史的一種解讀，從他獲得的廣泛贊同的情況看，他的解讀是出色的。我覺得美中不足的是，作品出版的年代不可避免給這部偉大著作染上了意識形態(tài)色彩，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他的影響也略顯過大。

　　就我的目的來說，我以為，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差別沒有摩爾先生說的那樣大，最重要的差別是在強盛國力、分享主權與瓜分世界的先后問題上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的意見一致程度不一樣。最一致的是英國。英王的權威極大化和新興資產階級自由空間極大化完全合拍，所以，強盛國力與瓜分殖民地同時進行。

　　這個過程告一段落后，英王的過度權威才和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動力發(fā)生沖突，從而開始了國內自由化和民主化進程。人們應當注意到，對于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政治消費和別的好東西的消費一樣，都有一個超前問題。由于這個問題，由于英國臣民對英王的限制，波旁王朝和它的臣民發(fā)生分歧。資產階級在擴大國際自由空間方面和波旁王朝合作到中途，突然提出主權分享問題，遭到拒絕后爆發(fā)革命。革命后，繼續(xù)在波旁王朝時期未完成的與英國爭奪世界帝國的任務，這是拿破侖干的事情。

　　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情況與英、法不同。既不像當年英國，人民高度一致地和國王一致；
也不像當年的法國，人民高度一致地和國王不一致。在德、日，一部分人民要求先推翻有錢人的統(tǒng)治，這主要是下層貧苦百姓，工人和農民，但不強大；
另一部分階層則要求先分享權力、再談重新瓜分世界問題，這部分人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派；
另一部分人則主張先爭奪世界，再來分配權力，他們擔心民主導致內斗，消耗本民族的力量，喪失世界爭霸的時機，這些人主要是大地主、大官僚和財閥豪門資產階級，還包括一部分以戰(zhàn)爭為業(yè)的職業(yè)軍人。在德國和意大利，民主派已經獲得勝利，但實踐證明他們不能滿足本國人民洗雪前恥和爭霸世界的愿望，因為民主是缺乏侵略性的；
在日本，前兩種人威脅天皇的權威，只有第三種人才與他的權威渴望一致。法西斯主義分子上臺執(zhí)政，表明全民族或人民的多數最終同意先要重新瓜分世界，并清除先強大起來的其他強國強加給他們的不平等條約，并清洗舊侮新辱。

　　戰(zhàn)爭中，幾乎所有人的利益都暫時受損，唯有財閥豪門的利益得到擴張。摩爾先生正確地指出：“軍事爭霸和法西斯主義始終對商業(yè)有利。”根據摩爾的統(tǒng)計，日本的“工業(yè)產量從1930年的600，000，000日元上升到1941年的3，000，000，000日元。輕工業(yè)和重工業(yè)的比例關系顛倒了過來。在1930年，重工業(yè)僅占全部工業(yè)產量的38%；
到1942年，卻已占了73%，雖然財閥在名義上屈從于政府的控制，實際上他們能夠完全有效地掌握對所有工業(yè)的統(tǒng)治權。四個最大的財閥集團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而使其總資產超過了300，000，000日元，相比之下，在1930年只有8，750，000日元�！盵10]

　　根據有利原則，我們就可以看出，法西斯主義的真正主謀是誰了。

　　3、工農民族主義—共產主義

　　俄國和中國又和德、日不一樣，德國和日本是強大起來后，先干什么，是擴張還是先分權的問題；
中國和俄國，特別是中國，是如何才能強大起來的問題。

　　在現代化過程問題上，最順利的依然是英國。它一著占先，著著占先。在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權威和自由同時增加，而不能一個增加，一個減少。如果自由增加，權威減少，社會混亂和動蕩就會增加，從而發(fā)生社會失范現象；
如果權威增加，自由減少，政治專制就會加劇，社會反而會進一步退化。

　　這個觀點，我在1989年就提出來了，遺憾的是，當時人們爭論問題，嘴皮用得多，腦袋用得少，幾乎沒有人注意我這個觀點。確實，我當時提出這個觀點，看起來自相矛盾：正如自由—權威曲線表示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由與權威之間是替代關系，此消彼長，怎么可能同時增加呢？

　　問題的關鍵在權威本位的轉換。多鐸王朝在與舊貴族的斗爭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基本摧毀了以父權本位為基礎的貴族政體，而代之以神權為本位的君主政體。按照自由距離理論，君主統(tǒng)治下的農民，比領主統(tǒng)治下的農奴享有的自由要多，因為農民離君主的自由距離，比農奴離領主的自由距離大。同時，君主的權威也比領主的權威大，因為它的權威距離也更大了。

　　事情并未到此為止。幸運的多鐸王朝和羅馬教廷決裂后，國內的宗教自由增加了，同時，國王的權威也增加了，因為世俗的王權又扮演了宗教首領的角色。正是這種兩重意義上的權威與自由的同時增加，使英國在多鐸時代迅速邁向現代化，國內經濟增長和國外勢力擴張同時實現，挫折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少。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英國由于是最早的殖民國家之一，在市場經濟發(fā)育的初期，就獲得了大量貴金屬，加快了它的原始積累，還有大量廉價的海外原材料、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商品市場，這些是任何后進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無法享有的。

　　日本和德國在現代化前，也是貴族政體，雖然起步晚，但貴族政體被君主政體取代時，同樣有自由與權威同時增加的過程，現代化過程也還算順利。

　　中國和俄國開始現代化時，都是中央集權制的君主專制政體，社會權力都在社會頂部�，F代化動力只能來自社會上層，要搞現代化，必須下放權力。這就是說，要想增加自由，發(fā)展商品經濟，必須犧牲一部分權威。這容易導致社會失范。另外，靠上層官僚來推動現代化，這是與虎謀皮，必然遇到極大的反抗。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當代改革派的挫折，都是維護舊權威的保守派反抗的結果。

　　實在反抗不了，他們就會尋求補償，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占社會財富，使貪污和腐敗社會化。表面上看，社會好像發(fā)展了，經濟也增長了，但都沒有給普通工人和農民帶來實際利益，有的還處于赤貧狀態(tài)。使國家強大，始終是個夢想。一批愛國知識分子于是起來尋求新的強國之路。昨天，他們找到了共產主義；
今天，他們找到了新左派思潮。共產主義者以工人農民為依靠力量，希望通過一場革命，先奪取本國政權，然后通過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奪取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政權。這是想讓強國與擴張一步到位，畢其功于一役。雖然叫做共產主義，骨子里還是民族主義。誰爭取做上了共產國際的老大，誰就可以指揮別的民族。

　　毛澤東的擴張野心被蘇聯老大哥制約住了，這是他老人家最終和蘇聯搞瓣了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怕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波及到自己。蘇聯人則利用共產國際做了本民族的擴張工具，把各國共產黨作為顛覆各國政權的別動隊。當然，蘇聯發(fā)的最大一筆財，還是戰(zhàn)爭財。二戰(zhàn)結束后，它吞并了波羅的海諸國，撕碎了波蘭，還把東歐諸國和蒙古變成自己的附庸國；
在亞洲還有越南、北朝鮮聽他指揮。雖然有中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先后鬧獨立性，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間里，蘇聯是一個紅色世界帝國，這使俄羅斯民族的自豪感達到了頂點。只可惜工人農民打仗、做工、種地還行，治國和搞經濟建設并不內行。加上莫名其妙的意識形態(tài)作祟，清除了本民族的全部精英，使他們的好夢不長。

　　工農民族主義的擴張，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低級的擴張。它對本民族的貽害，比法西斯主義要嚴重許多倍。法西斯主義戕害別的民族，工農民族主義專門戕害本民族�？纯捶ㄎ魉菇y(tǒng)治之后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強盛，再看看共產主義統(tǒng)治之后的俄國和東歐，還有處于這種統(tǒng)治末期的中國之現狀，你就明白我所言不虛。

　　四，侵略的預警信號：對民主反動

　　1、侵略性評估

　　一個理論的解釋性價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在預測上的價值。侵略傾向假說如果有什么貢獻的話，那就是它在世界事務中對一個國家侵略性的評估，以及對這個國家發(fā)動侵略的可能性進行預測。根據這個假說，一個國家如果本來就是一個專制國家，但如果其專制程度加深，其侵略性就隨之增大；
一個國家雖然不是民主國家，但口頭上還承諾要逐步實現民主，如果突然或逐步放棄這個承諾，并視民主如仇敵，禁止人們談論它，這個國家的侵略性也隨之提高；
侵略性上升最快的，要算一個民主國家，突然蛻變?yōu)橐粋�獨裁或極權國家，它發(fā)動侵略的可能性最大。

　　所有這三種情況，都是對民主的反動，即向民主的對立面運動。用我的術語說，就是背離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向權威方向運動，導致權威落差擴大，增強擴大權威距離的傾向。

　　反動一般從思想上開始，接著是行為，最后在政治體制上完成。思想反動，只是一個信號；
行為反動是一個更危險的信號；
只有在制度上干掉了民主，實現了獨裁，才具有現實上的侵略性。但反侵略，必須從思想上反專制開始。

　　2、德國和意大利

　　德國對民主的反動，是從哲學上開始的。兩個人貢獻最大，一個是尼采，貢獻了“超人哲學”的民族心理；
一個是斯賓格勒，貢獻了“德意志民族優(yōu)越”的歷史意識。這兩個東西，是納粹意識形態(tài)的兩根主要支柱。

　　從“超人”哲學和強權政治出發(fā)，納粹對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進行了露骨批判，認為民主制是一種照顧遷就庸眾的軟弱制度，只有領袖獨裁制度才是真正強者的制度。因此在掌權之前，納粹就公開聲明要破壞民主制度。

　　希特勒自豪地宣布：“我是民主的死敵”！他還宣判了民主制度的死刑：“共和制度和歷屆政府毀滅了德國的一切，這種制度最終被消滅的時刻到了�！�

　　戈培爾也有狼一樣的真誠：“我們進入國會，是為了在民主武器庫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裝為我們自己服務。我們將要成為國會議員，以便用魏瑪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瑪民主。如果民主那么愚蠢，竟為了這種給人幫倒忙的差使給我們發(fā)免費車票和津貼，那是它自己的事，……我們是作為敵人而來的！如狼沖入了羊群，我們就是這樣來到了�！盵11]

　　狼的誠懇，來自它的強大和羊群的軟弱。希特勒和戈培爾言行一致，說干就干，為民主送了葬。當然，為民主陪葬的是千百萬人的生命，包括德國士兵的生命。

　　意大利人的哲學思維能力要差些，所以反民主思想也不如德國人堅定。一定要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找一個哲學起點，只能想到馬基雅維里了。他的《君主論》鼓勵君主（不管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為了保護并擴大自己的權力，為了征服和國家統(tǒng)一，使用各種手段，包括被人視為惡行的手段。

　　我不認為墨索里尼有興趣學習這本著作，雖然他是法西斯主義的鼻祖。在第一次大戰(zhàn)前，他就表現出了杰出的反民主斗士的巨大才華。他當時是個“極左派”社會黨人，激烈反對議會政治，尤其反對黨內“溫和派”參與議會政治。他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亞的主張，并因此于1911年被判刑五年。

　　他的偶像是古羅馬英雄，圖騰是古羅馬王權權杖，一個焐不熱的舊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他積極主張參戰(zhàn)，反對意大利社會黨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門，用洪亮的聲音高呼這個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詞：戰(zhàn)爭！”[12]這當然是噪音。結果，他被社會黨開除。他求之不得，成立了法西斯組織。最后進軍羅馬，兒戲般地登上權力頂峰。從此，戰(zhàn)爭，對于他就不再是一個“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詞”了，而是可怕而又讓人激動的行動。不過，他的下場，是可憐而又讓人同情的，當他無助地站在一個游擊隊員槍口前的時候。

　　3、日本

　　日本人比意大利人還要不擅長哲學思維，但擅長學習。明治維新時期，有個叫大國隆正的，讀了荷蘭國際法學家格老秀斯的書，學到了“萬國公法”概念，就發(fā)揮說，在日本與萬國之關系中，日本是“本”，而萬國是“末”�！氨尽敝畤娜毡咎旎�，是“地球上之真主、總帝”，是“世界之總王”。天皇守護皇位之日本是“萬國之總帝國”。這樣的日本與萬國相聯系的國際關系，無非是把作為“世界之總王”的天皇推向萬國的“通路”。他說：

　　“天照大神之神意，見諸《延喜式》第八卷，乃欲召集萬邦，使之從屬我天皇也。今日圣意亦與此同，一切通路應無阻滯�！盵13]有了這個“通路”，只管“進入”就是了，像“進入”中國那樣。

　　說實在的，這是把格老秀斯的理論學歪了。中國人有時候也不知道天高地厚，把世界分為中華和夷狄兩類，但還沒有可笑到要做萬國之主。從被《日本政治史》的作者稱為“在國學中，就國家建設問題提出主張并在歷史上留下輝煌業(yè)績的”三個人物之一的大國隆正的言論看，日本人由于國小心大，已經有點心理變態(tài)了。在這樣的國民心態(tài)下，要對天皇的權力進行限制，搞什么憲政，豈非異想天開？而且會“阻滯”天皇做“世界之總王”的“通路”。

　　這就難怪于1889年通過的憲法成為虛飾性的議會民主的一個幌子，隨著日本自由黨被解散，吵吵鬧鬧的立憲運動和自由民權運動歸于失敗，日本就開始了擴張之路，進行了“兼六合而掩八紘”和“伸張國權”的中日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把國權“伸張”到了朝鮮和臺灣。

　　日本政府于1928年春在普選之后對共產黨進行的大逮捕，對勞動農民黨、日本工會評議會和全日本無產階級青年同盟的禁止令，是一個更加危險的信號。而日本陸軍因刺殺張作霖和天皇一起逼迫田中義一首相辭職，是日本邁向軍國主義化的實際步子。緊接著就“進入”了中國東北。

　　日本的法西斯化與德國、意大利不同，不是來自一個領袖人物的鼓動，而是一大批軍隊里的青年法西斯黨徒用宣傳、暗殺和屢敗屢搞的政變推動的。當然，天皇陛下有一只若隱若現的手在操縱。等到1936年2月26日又一次青年軍官發(fā)動政變時，天皇本人終于按捺不住，“撕下立憲君主的外衣”，先是鼓勵政變部隊說，“承認諸子之真意系基于顯現國體之至情”，后又不斷敦促軍方對起事軍人進行鎮(zhèn)壓，甚至呼喊：“朕親率近衛(wèi)師團，將其鎮(zhèn)壓。”連《日本政治史》的作者都說，這時的天皇，“作為擔任大元帥的絕對君主而出現于起事部隊的面前”。[14]

　　于是，在1937年，三件事同時展開：一是軍部建立起軍事獨裁政權，內閣變成了天皇直接任命；
二是文部省開始進一步神化天皇，發(fā)行《國體之本義》，把天皇皇位推到了“無上尊嚴之高位，乃永不動搖之國家的根本原則”，至于帝國議會，不過是“為翼贊天皇之親政而設置者”；
[15]三是制造盧溝橋溝橋事件，侵犯中國華北。

　　德國和意大利是先完成國內對民主的反動，建立獨裁統(tǒng)治，然后發(fā)動戰(zhàn)爭；
日本則是侵略與獨裁化同步進行，交替推進，有時是侵略向前進，獨裁長一寸；
有時是獨裁大步走，擴張爭上游。之所以有這個差別，主要原因之一，我想是德、意在歐洲列強的眼皮底下，在軍備完成之前，不得不偽裝其侵略意圖；
而日本遠處亞洲，無人看管，所以更加肆無忌憚。

　　4、兩伊戰(zhàn)爭和海灣戰(zhàn)爭

　　兩伊戰(zhàn)爭和海灣戰(zhàn)爭爆發(fā)前，也并不是沒有預警信號。

　　伊朗的信號人人都看清楚了，那就是領導了伊斯蘭革命的阿亞圖拉﹒霍梅尼，登上了權力頂峰。雖然巴列維國王的政權也不是什么民主政權，甚至不是君主立憲政體，但它的集權程度，肯定趕不上一個政教合一的革命性極端政權。而霍梅尼政權的革命性，教義的極端性，和它的侵略性是成正比的。

　　一個奧地利的霍梅尼傳記作者說，霍梅尼革命成功后，“在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很快便活躍起來，拿著霍梅尼——也是他們的最高宗教權威——的一封信，要求政治自治。流亡納賈夫期間的阿亞圖拉，有整整十年曾經是伊拉克當權者用以對敵對的君主制鄰國進行地下斗爭的一個備受歡迎的政治工具。但隨著霍梅尼的勝利，巴格達多年來在霍梅尼身上所耍的把戲，突然變成一個政治爆破筒了�！盵16]

　　只要霍梅尼還活著，鄰國伊拉克就有理由感到不安。作為世俗國家的伊拉克，是伊朗革命政權輸出伊蘭革命的首選國家，況且伊拉克國內有大批什葉派穆斯林�；裘纺崛绻@么做，還有一個理由，他和伊拉克當權者有仇。他雖然在伊拉克呆了十年，但就在伊郎革命爆發(fā)之前幾個月，伊拉克政府將他驅逐出境。

　　其實，更危險也更隱蔽的信號來自伊拉克總統(tǒng)薩達姆﹒侯賽因。薩達姆是一個偽善而又用心險刻的統(tǒng)治者，一直在做著古代哈里發(fā)的美夢。他的夢想是做阿拉伯世界的主宰。他在兩伊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毫不掩飾地說：“讀一讀伊拉克歷史，你就會發(fā)現，它不是指路明燈，就是受侵略軍鐵騎踐踏。”

　　在伊郎革命后不久的1979年7月16日，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總書記兼總統(tǒng)貝克爾宣布退休，由他的副手薩達姆接替他的職務，貝克爾結束的其實是他的空名，并不是實際職務，實權早就到了薩達姆手中。

　　幾乎就在當天，薩達姆開始了對黨和國家高級機關大清洗，以謀叛罪清除掉了22名革命指揮委員會委員中的5名委員，總共判處22人死刑，另有33人被判1—15年徒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了產生震懾效果，薩達姆想出了連斯大林都沒有想出來的絕招，讓地方黨組織代表親手槍斃他們以前的領導人。[17]

　　在這前后，薩達姆還做了幾件意味深長的事，一是謀求和敘利亞兩國合并，采取聯邦或邦聯的形式，組建“聯合阿拉伯國”。敘利亞主張兩國的政府官員和議員對等委派，薩達姆不同意，大概是想自己多派。薩達姆要求兩國的復興社會黨和兩國政權同時合并，敘利亞不同意。因為兩國的社會復興黨的共同締造者阿弗拉克曾被敘利亞判處過死刑，后在伊拉克。兩黨合并，就要承認他的領導地位，也就是承認薩達姆的領導地位。獨裁黨的厲害人們是知道的，兩黨到了薩達姆手里，敘利亞還能分享主權嗎？敘利亞總統(tǒng)阿薩德對合并取消極態(tài)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件事是把不結盟運動會議拉到巴格達開，以阿拉伯世界的發(fā)言人自居，甚至想代替南斯拉夫和古巴成為不結盟運動的領袖。第三件事是利用埃及和以色列、美國簽訂戴維營和平協議的時機，把阿拉伯國家首腦請到巴格達，召開首腦會議，導演了一場派專機給埃及總統(tǒng)薩達特送勸告信的鬧劇，被埃及方面拒絕后，又煽動阿拉伯國家中止埃及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的資格，其實薩達姆就是要代替薩達特做阿拉伯世界的領袖。

　　更能暴露他的野心的，是他于1980年2月7日突然拋出來的《民族憲章》，提出了處理阿拉伯各國關系的基本框架，實際上是為阿拉伯世界立法。居然獲得了阿拉伯世界的一致贊譽。這也可能是試驗一下阿拉伯世界對他的支持率，因為他馬上就要發(fā)動入侵伊朗的戰(zhàn)爭了。

　　這時，他對伊朗的戰(zhàn)爭準備已經就緒，只需要策劃幾個陰謀挑起事端就可以了。他對伊朗的侵略戰(zhàn)爭處心積慮地準備了5年之久，但薩達姆的醉翁之意并不在伊朗，而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他要通過戰(zhàn)爭耀武揚威，讓阿拉伯國家承認他的霸主地位。對薩達姆非常尊崇的他的傳記作者都不得不指出：“戰(zhàn)爭促使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接受伊拉克為一個強國，如果它們能夠接受一個更強大的伊拉克，戰(zhàn)爭會更快得到調停�！盵18]

　　但這場戰(zhàn)爭得到調停了，另一場戰(zhàn)爭就可能開始。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在兩伊戰(zhàn)爭中堅定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首先成為犧牲品；
感受到亡唇之寒的沙特阿拉伯，也是第一個熱情擁護薩達姆《民族憲章》的。

　　海灣戰(zhàn)爭的故事，正好演義了意大利智者馬基雅利的格言：誰在使別人強大，誰就是在自取滅亡。

　　五，俄羅斯：專制與擴張的循環(huán)推進及終止

　　幾乎所有的權威化過程，都可以被認為是對自由的反動，但未必都是對民主的反動。民主政體應當在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附近。但如果一個政體像古希臘雅典政體那樣，向左偏離自由——權威平衡點，它如果向右移動，是權威化，但不是偏離民主，而是從一種不穩(wěn)定的民主移向一種穩(wěn)定的民主，也就是從古典民主，移向現代民主。

　　所以，并非所有的權威化都一定是侵略的信號。至少在三種情況下，在權威化之后不會有大的侵略性擴張。一是從自由——權威平衡點的左側向平衡點移動的權威化，比如當年美國從邦聯向聯邦制過渡；
二是極小型的國家，為了保持穩(wěn)定而加強其權威，比如獨立后的新加坡；
三是超大型國家在大征服之后，它的權威化是為了保持穩(wěn)定、同化異族，比如秦帝國和古羅馬帝國。因為這樣的大國已經達到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的極限狀態(tài)，再擴張領土，對它已經無利可圖。這種極限狀態(tài)，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描述，就是擴張版圖的邊際效益等于零。

　　最危險的是國力上升時期的世界準一流國家，或者叫做從二流向一流過渡的國家，尤其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或者民主制度剛剛建立，但還立足未穩(wěn)的時期。當年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都屬于這種情況。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俄羅斯。其它國家在專制與擴張的一兩個循環(huán)之后，就達到了極限狀態(tài)，從而停止擴張。只有俄羅斯，似乎它的極限狀態(tài)的彈性極大。換句話說，它的胃口特別大，不容易吃飽。

　　從蒙古人開始，世界上許多強大起來的民族，都要到俄羅斯去碰碰運氣，試試自己的鋒芒。成吉思汗驅策的蒙古人、查理十二世率領的瑞典人、拿破侖統(tǒng)帥的法國人和希特勒指揮的德國人，都攻進了莫斯科或攻到了莫斯科城下。但俄羅斯人的偉大之處，表現在他不可思議的后發(fā)制人能力上。俄羅斯仿佛是個太極高手，你打他，受傷的是你自己。以至于美國《時代周刊》有一年評選“歷史之最”，把進攻莫斯科，不論是誰進攻莫斯科評為“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

　　蒙古人打了俄羅斯，結果，蒙古人征服的許多地區(qū)都并入了俄羅斯版圖，其中還包括也被蒙古人統(tǒng)治過的中國的大片土地，更有甚者，后來蒙古還被俄國肢解了，一個叫外蒙，成了俄國附屬國，一個叫內蒙。瑞典人打了俄羅斯，結果，全軍覆沒，國王查理逃到土耳其流亡，波羅的海沿岸的大部分省份和芬蘭的一部分，落入俄國手中。法國人打了俄羅斯之后，亞里山大沙皇挺進巴黎，拿破侖皇帝的臣民居然高呼“亞歷山大皇帝萬歲！”而法國皇后約瑟芬，據說，在宮中用法國美酒，也許還用比美酒更芳醇的別的東西款待俄國皇帝。德國人打俄羅斯的后果更嚴重，東德成了牛郎，西德成了織女，銀河是柏林墻，一個民族，強行分居。日本人怎么樣呢？后果好不了多少。日本曾經偷偷摸摸地獲得過一兩次對俄國海軍和旅順口俄軍的勝利，它后來付出的代價是幾十萬關東軍的生命和北方四島的主權。

　　只有聰明的英國人和它的后裔美國人很少碰俄國人，除了小規(guī)模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之外，英美和俄國合作多于火并。英國和俄國合作對付過拿破侖，英美還和它合作打敗過希特勒。世界各大民族幾乎都讓俄羅斯占過便宜，沒有讓俄國人占到便宜的就是英國和美國。在熱戰(zhàn)中差不多總是勝利的俄羅斯，最終在英美導演的冷戰(zhàn)中衰敗了，敗得很慘，由一個超級大國，變成了一個在世界新聞的頭條中很難找到的國家。

　　俄國人是后發(fā)制人，英美人是無為而制，更加高明。讓俄羅斯自己在專制與擴張的循環(huán)里走向自我毀滅。俄羅斯每征服一個地方，國內的專制就加深一步。征服瑞典后，彼得自稱皇帝，從一個小公國變成一個帝國。而加深專制之后，又進一步進行侵略，領土越來越大，包袱也越背越重，對專制的渴求越來越深。所以，我們對繼承了亞歷山大一世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的極端專制就不感到奇怪了。

　　專制的結果當然是經濟衰退、政府普遍無能和軍隊戰(zhàn)斗力下降。結果，俄國軍隊在1854—1855年克里米亞的擴張戰(zhàn)爭中與英、法軍隊相遇，遭受巨大損失。對一個大國來說，戰(zhàn)敗未必是壞事，它暫時中止了擴張與專制的循環(huán)，在資源產出壓力下，自由化動力啟動。就俄國的情況看，俄國開始了一系列激進改革，最重要的是農奴制的廢除。

　　但是，過大的權威距離和無藥可治的擴張沖動，一方面使俄羅斯沒有容納更多自由的空間，另一方面又要拼命“汲取”財政用于龐大的軍費。這樣，俄羅斯對資源的動員總是大于資源產出。這種竭澤而漁和殺雞取卵的政策，必然把下層人民置于悲慘境地。1913年，俄國政府把9﹒7億盧布撥給武裝部隊，而花在衛(wèi)生教育上的經費只有1﹒54億盧布。工人的住房沒有排水系統(tǒng)，各種公害嚴重，而且稅率極高。為逃避殘酷現實，人們只能在伏特加酒里尋找安慰，出現了瘋狂的酗酒現象。俄國的死亡率是當時歐洲最高的。所有這些導致的不滿情緒，又為民粹分子、布爾什維克分子、工團主義者和各種激進派分子提供了理想的溫床。

　　被征服地區(qū)的民族問題也很嚴重。波蘭人、芬蘭人、格魯吉亞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亞美尼亞人，都在反抗當局的“俄羅斯化”政策，并經常出現叛亂。

　　種種問題疊加，社會動亂加劇。1901年1月，就出動軍隊13，507次，全年達114，108次。到1913年，因“因攻擊國家政權”而被捕的達10萬人。

　　俄羅斯面臨困難的選擇：繼續(xù)改革，權威進一步喪失，社會可能更加動亂；
取消改革，強化專制，可以獲得暫時的社會安定，但會進一步減少資源產出，使政府更加尷尬，要國軍就不能要民生，要民生便不能要國軍；
剩下的選擇就是繼續(xù)擴張了，好處很明顯，掠奪的物資可以緩解資源短缺，一致對外，可以緩解國內沖突，但不可以失敗，任何一次軍事上的失敗，都會導致激進分子的革命和少數民族的叛亂。

　　俄國自信自己是戰(zhàn)無不勝的，于是為了擴張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遺憾的是戰(zhàn)爭拖得太長，軍費太龐大，傷亡也太慘重了。結果，俄國沒有等到勝利到來：協約國最后贏了，俄國卻提前輸了。俄國在這次戰(zhàn)爭中丟掉了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藗愃够疅o法阻止帝國的崩潰趨勢，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建立起了更加專制的極權政體。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國家應當逐步消亡，而蘇聯帝國對國家機器的強化，超過世界上任何時期的帝國。

　　這是一個偉大民族擴張沖動受挫后的自然反應，無限權威化，不僅是為了阻止帝國的繼續(xù)崩潰，更是為了進行新的擴張。權威化有兩種，一種是保守的權威化，一般發(fā)生在大擴張之后，目的在穩(wěn)定和同化，如古羅馬的帝國化；
一種是進取的權威化，一般在大擴張前，比如這時的蘇聯，和后來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目的在擴張。

　　毛澤東可能沒有完全弄懂蘇聯體制的意義，也模仿蘇聯搞極權體制，而自己又既沒有擴張的可能，有蘇聯老大哥在；
也沒有擴張的欲望，打下中印邊界的一些地方又主動讓給人家，羊肉沒吃著，還惹了一身騷。他的極權是白搞了，只是讓中國人民受了苦。

　　蘇聯體制的擴張野心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它真的想要搞世界革命，做全世界人民的主宰。它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終于有了回報，不僅把在一戰(zhàn)結束時丟掉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拿回來了，還分割了波蘭，讓東歐國家都成了它的附屬國。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搞掂芬蘭。

　　對一個帝國來說，蘇聯的擴張和專制都已達到極點，達到了極限狀態(tài)，甚至是超極限狀態(tài)，再擴大，就不是人所能承受的了。在這種體制下，沒有容納任何一點自由的空間，資源產出動力很快衰竭，于是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走上了慢性自殺之路。

　　終于，物極必反。吃得太多導致消化不良，蘇聯解體，吐出了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從東歐撤軍，還搭上了雄才大略的歷代沙皇征服來的中亞諸國，甚至包括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格魯吉亞。以這種代價獲得的民主，俄國人民是珍惜還是怨恨，還有待觀察。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東歐，對俄羅斯人來說，仿佛是個魔咒。失去它，又想獲得它；
獲得它，消化不良，又吐出它。出出進進，給俄羅斯并沒有帶來多少好運，還浪費了許多胃液。

　　現在，俄國的國力和威望，低到了和這個民族的偉大和歷史不相稱的地步。民主制度在俄羅斯勝利的最后時刻未必已經到來。俄羅斯目前的政治體制，還不能說已經能有效地防止總統(tǒng)的沙皇傾向。葉利欽把總理、議會甚至選民玩于股掌之上，臨下臺還給民主制度一擊：把好端端的總統(tǒng)任期制，搞成接班人制。他嘩眾取寵的提前辭職，因此獲得的超出法律允許的特權，都給俄羅斯民主制度投下了陰影。更大的陰影是新總統(tǒng)普京投下的：逮捕唯一的一個私人媒體大亨，讓國家杜馬通過決議，授予自己在必要時罷免地方州長的權力，聯邦制名存實亡。在這樣的超大型國家，一旦恢復了中央集權，民主就離滅亡不遠。

　　俄羅斯民主的脆弱，它從超級大國地位的滑落，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和愛國，國內民族矛盾和宗教沖突的此起彼伏，都表明，它還沒有完全走出專制和擴張循環(huán)推進的危險期。

　　2000年5月于美國麻省康橋

　　注釋：

　　[1] [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文版，第163頁，王保存等人譯，求實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

　　[2] [英]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第一卷：《風云緊急》，中文電子版，第頁，紅旗出版社，《家庭藏書集錦之九：法律、經濟與軍事》。

　　[3] [法]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中文電子版，第17-18頁。中國國家圖書館網上圖書館，文學哲學圖書分館。原出版者：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4] [法]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中文電子版，第18頁。中國國家圖書館網上圖書館，文學哲學圖書分館。原出版者：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5] [法]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中文電子版，第16頁。中國國家圖書館網上圖書館，文學哲學圖書分館。原出版者：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6] [英]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第一卷：《風云緊急》，中文電子版，第74頁，紅旗出版社，《家庭藏書集錦之九：法律、經濟與軍事》。

　　[7]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文版，第52頁，商務印書館，北京，1992年版。

　　[8] [法]米涅：《法國革命史》，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1981年版。

　　[9] [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文版，第354頁—355頁，華夏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

　　[10] [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文版，第241頁，華夏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

　　[11] [英]弗﹒卡斯頓：《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中文版，第211，第275頁，周穎如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9年版。轉引自雷頤網上電子文章：《警惕法西斯》，萬維論壇（www.creaders.org），2000年5月9日；
多維新聞(www.duoweinews.com)，2000年5月10日。

　　[12] [英]弗﹒卡斯頓：《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中文版，第47頁，周穎如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9年版。轉引自雷頤網上電子文章：《警惕法西斯》，萬維論壇（www.creaders.org），2000年5月9日；
多維新聞(www.duoweinews.com)，2000年5月10日。

　　[13]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中文版，第191—192頁，周啟乾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14]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文版，第325—327頁，周啟乾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15]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文版，第357—358頁，周啟乾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16] [奧地利]海因茨﹒努斯鮑默：《霍梅尼----以真主名義造反的革命者》，中文電子版，第132頁，中國國家圖書館，在線圖書館，傳記圖書分館。原出版者：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80年7月第一版。

　　[17] [黎巴嫩]福阿德﹒馬塔爾：《薩達姆傳》，中文電子版，第33頁，中國國家圖書館，在線圖書館，傳記圖書分館。原出版者：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

　　[18] [黎巴嫩]福阿德﹒馬塔爾：《薩達姆傳》，中文電子版，第10頁，中國國家圖書館，在線圖書館，傳記圖書分館。原出版者：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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