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民意識的提高和文化事業(yè)的進步，近年來私人敘事類圖書的出版勢頭見長。與一般正史和學術專著相比，這種書通俗易懂、和藹可親，在記錄個人經歷、展示社會風俗、傾訴生命體驗以及刻畫歷史細節(jié)、尋求歷史真相、反思歷史教訓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頗受讀者歡迎�？v觀2005年的這類圖書，大致有以下收獲。

　　一、 口述史搶救抗戰(zhàn)史料

　　今年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抗戰(zhàn)題材自然是出版界的一大熱點。與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圖書市場可謂“圖說史大出風頭，口述史一枝獨秀”。如果說前者是按照“圖文互證、相得益彰”的原則，運用珍貴的歷史圖片再現(xiàn)抗戰(zhàn)歷史的話，那么后者則具有搶救活資料的重要作用。因為那些親身經歷過抗日戰(zhàn)爭的老人越來越少，讓他們用口述的方式為后世下鮮活生動的歷史資料，是迫在眉睫的事。何況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歷史研究的突破，有賴于新方法或新材料。作為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口述史不僅在方法上有所突破，而且在材料上也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

　　在抗戰(zhàn)題材的口述史中，《我的見證》、《山西抗戰(zhàn)口述史》和《二戰(zhàn)擄日中國勞工口述史》分別代表三種類型�！段业囊娮C》是《北京青年報》設計的一個選題，后來又有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加盟。從2005年3月開始，他們組織30名記者，兵分五路，歷時三個月，在國內外采訪了400多位抗戰(zhàn)親歷者，首先在《北京青年報》連續(xù)刊登，然后匯編成書。該書分血案、血淚、血戰(zhàn)、血情、血祭等五部分，并為口述者配發(fā)照片、指印和簽名，從而使每一篇口述都成為一份獨立的訴狀，控訴了侵華日軍的罪行。

　　相比之下，《山西抗戰(zhàn)口述史》（三卷本）則以學術性見長。山西是閻錫山經營多年的地方，又是八路軍的敵后根據地，因此在研究抗日戰(zhàn)爭中具有獨特的認識價值。該課題由山西社科院十多位研究人員承擔，他們從2004年底開始，在全省范圍內采訪了1500人，終于在抗戰(zhàn)勝利60周年前夕完成任務。據我所知，由于《山西抗日戰(zhàn)爭史》（兩卷本）、《山西抗戰(zhàn)史綱》、《山西抗日戰(zhàn)爭圖文史》等著述對國民黨正面戰(zhàn)場和閻錫山抗戰(zhàn)始終采取回避態(tài)度，因此山西抗戰(zhàn)史研究基本上處于“一條腿走路”的狀態(tài)�！渡轿骺箲�(zhàn)口述史》尊重歷史事實，突破這一禁忌，讓“國民黨政府軍和晉綏軍”在書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大進步。該書還專門談到“1937-1945年山西百姓的生存狀況”，其中除民眾的日常生活外，還有戰(zhàn)時教育和商業(yè)貿易等內容，是很有價值的社會史資料。此外，該書還有劇宣二隊和民族革命大學（簡稱民大）等內容。前者創(chuàng)作了《黃河大合唱》，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前身；
后者有李公樸、杜心源、楊獻珍等著名人士參與，在當時享有很高聲譽。需要指出的是這套書的自我定位是“通史性質”，但我更看重它的資料性。因此，如果編者能讓他們采訪的全部資料（400多萬字）問世，其價值可能會更大。

　　如果說這兩種書稍有“急就”之嫌的話，那么五卷本的《二戰(zhàn)擄日中國勞工口述史》則以20年的積累，顯得比較厚重。該書主編何天義是民間研究者，他從1985年開始研究這一課題，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時出版了《日軍槍刺下的中國勞工》（四卷本）。后來他辦理內退手續(xù)，建立自己的研究室，專門搶救二戰(zhàn)勞工口述史料。設在紐約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等機構認為這是揭露日本侵華罪行、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重要活動，決定與其合作。十年來，他們在國內外查閱1000多萬字檔案圖書資料，考察了戰(zhàn)俘勞工集中營和萬人坑遺址，走訪了戰(zhàn)俘勞工1000多人，整理訪談資料400萬字，在出版兩本專著和兩本資料的基礎上，才編輯完成這套書。這種做事態(tài)度和治學精神值得尊敬，值得提倡。

　　二、學術界關注1949

　　自從第一屆“1949年的中國”國際研討會于2000年在北京召開以后，“1949年”這個話題才擺脫單一的官方敘事模式。經過幾年努力，一批學術成果陸續(xù)問世。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今年年初出版的《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該書作者傅國涌是民間學者，他根據已有材料，選擇了張元濟、包天笑、陳光甫、柳亞子、竺可楨、胡適、梁漱溟、宋云彬、夏承燾、夏衍、胡風、沈從文、浦江清、徐鑄成等14位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把他們在1949年的見聞感想、喜怒哀樂集中起來，真實地反映他們在那歷史巨變中的真實經歷和內心感受。這些“私人記錄”不僅填補了歷史敘事的空白，也為我們反思歷史、面對現(xiàn)實、選擇未來提供了思考和借鑒。

　　相比之下，6月出版的《水嵐村紀事：1949年》，因為涉及到一本農民日記，也顯得彌足珍貴。日記的主人叫詹慶良，江西婺源水嵐村人，是一位從來沒有走出徽州大山的農民。不知什么原因，這本日記流落到上海，被復旦大學王振忠得到。王教授致力于徽州文化與民間檔案文書研究，自然深知它的價值。為此，他來到婺源水嵐村，居然在村頭碰上日記的主人，從而為這本書又增添了一點傳奇色彩。

　　該書由王振忠解讀、李玉祥攝影，詹慶良日記附錄于后。因此，我是從后向前倒著看這本書的。讀詹氏日記，發(fā)現(xiàn)他當時14歲，居然對時局有這樣的看法：“要想天下太平，非出圣人不可。逢此兩黨爭戰(zhàn)，國中亂得不安，人民無故受罪，歸在人心不和，兩黨爭權殺人，也算逆天行為�！备匾氖�，這些日記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記敘，反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農村社會風貌，包括農事活動、民間風俗、鄉(xiāng)村貿易、信息來源、教育水平和戰(zhàn)爭影響等情況。但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日記中有許多難以理解之處，因此讀罷詹氏日記，再讀專家解讀，并欣賞攝影作品中蘊含的風土人情和歷史信息，會有更大收獲。

　　值得一提的是，11月出版的《1949中國社會》，進一步反映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該書分九大專題，用“和與戰(zhàn)、消與長、盛與衰、憎與愛、去與留、動與靜、疑與信、放與收、亂與治”等相互對應的詞匯，描述了戰(zhàn)爭進程、金融失控、市民心態(tài)、農民痛苦、知識分子彷徨以及校園內外、工商業(yè)界和新聞媒體等問題，展現(xiàn)了江山易色的歷史巨變，因此被譽為對1949年“進行綜合研究并推向民眾的第一部讀物�！弊x這本書，可以看出作者雖然未能徹底擺脫官修史書的理論框架，但是在材料運用和觀點陳述上還是有獨立見解的，因此也可以把它當作一種“私人敘事”。

　　三、內容體裁的多樣化

　　除上述專題外，這一年的私人敘事在內容和體裁上也呈現(xiàn)多樣化趨勢。

　　比如《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自5月問世以后就好評如潮。該書編者余世存說，他原來是想寫一本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如今他仿照《世說新語》體例，把寫書的材料編排成書，是想為大眾提供一個歷史注腳，以便恢復歷史正義，重構人性化歷史觀念。讀這些“歷史的碎片”，不需要完整時間和太多精力，但要真正讀懂卻不大容易。余世存告訴記者：有網友說這本書“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長”，是讀出了他的用心。我注意到，余世存一直對知識分子持批判態(tài)度。最近他在《我為什么反對知識分子》一文中借用歷史學家雷海宗的話說：“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乃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最大毛病。他認為，如果知識分子還像傳統(tǒng)士大夫那樣寄食于人，他們“受侮辱受損害，同時為禍社會”的狀況，就會繼續(xù)下去。

　　又如《半生為人》，是一種散文體私人敘事。作者徐曉的經歷比較復雜，早在上世紀70年代，她就結識趙一凡、北島、芒克、史鐵生等著名的北京文學青年，并且是民間刊物《今天》的主要參與者。幾年前她發(fā)表《永遠的五月》，寫自己與久病丈夫的生死戀情，真是催人淚下，感人至深。后來讀她的另一篇散文，才知她在文革后期因所謂“第四國際”冤案被捕入獄。這起冤案除北京之外，還涉及到山西，我的一個親戚是該案外圍人物。當時他雖然未受迫害，卻在文革結束后的“清理階級隊伍”中跳樓自殺。有人說徐曉是因為坐牢才寫出好文章，但是她說：“我寧愿不要好文章，也不要去坐牢，……不過有一點你可以選擇，那就是你怎樣面對自己的經歷�！边@句話對于如今那些心理脆弱的青少年，是很好的救助。除了上述兩篇以外，《半生為人》中還有許多類似的散文，它反映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青年的人生追求和精神風貌。徐曉是位編輯，曾編過《我向總理說實話》等好書，從中可以看出她的價值取向和人格修養(yǎng)。她雖然動筆不多，但每寫一篇，都能夠用寬容、博愛、真誠的心打動讀者，因此這本書不僅被同一代人稱道，也很受青少年歡迎。

　　再如《紅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是以私人敘事的方式綜合而成的一種集體記憶。它從課內到課外、從玩煙盒到看電影，從打乒乓球到打群架，為讀者全面展現(xiàn)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的生活風貌。該書通俗易懂，又不乏考證功夫，從而為那段歷史留下了較為可信的社會學史料。

　　此外，我還讀過《思齊閣憶舊》和《浮華與苦難》等著述。前者由著名戲劇家齊如山的外孫女、燕京大學音樂系畢業(yè)的賀寶善所著，書中涉及到齊如山、李石曾、梁敦彥、司徒雷登、張孝騫、齊白石、梅蘭芳等文化名人。后者是一位普通工商業(yè)者的自傳，作者敘述了上世紀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人生經歷，包括商場沉浮、情場艷遇、官場罪惡，都能毫不避諱，如實寫出。該書略顯自夸，這也可能是我的偏見。需要指出的是，兩位作者都各有專長，如果大家都能像他們一樣拿起筆來，私人敘事會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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