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給大家演講的題目是：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么用？現(xiàn)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一百年來中國受到西方功利主義的影響，中國已經(jīng)成了一個功利主義盛行的國度，現(xiàn)在很多中國人的心中，功利主義占了上風，功利主義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問題都要從“功用”上來思考、來評價才認為合理，“功用”成了人們思考評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標準，現(xiàn)在的中國人已經(jīng)不會像古代中國人那樣從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來思考評判事物了。在這樣的思想背后下，現(xiàn)在很多中國人認為儒學已經(jīng)沒有用了，已經(jīng)像出土文物一樣是博物館中的陳列品了，最多只供專門的研究人員研究。在這些中國人的心中，儒學與化石、西漢古尸沒有什么區(qū)別，僅僅是一種文字形態(tài)的古化石。（其實，在這些中國人心中，儒學還不如馬王堆漢墓的西漢古尸有價值，西漢古尸還可以向外國人夸耀我們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進技術，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絲織品多么精致，而儒學不過是黑暗的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是落后的小農經(jīng)濟的產物，等等。）然而，儒學果真在當今中國沒有用了嗎？儒學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嗎？儒學果真已經(jīng)退出中國的歷史舞臺了嗎？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認為儒學在當今中國不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體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學究竟在當今中國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

　　在具體分析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用”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了解一下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用”。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實有非常大的“用”，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爭的事實，中國主流的思想與正統(tǒng)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大用”，這一“大用”的就是儒學奠定了中華文明或者說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基礎。我們知道，儒學并非創(chuàng)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學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時代，就已經(jīng)存在儒學了（二帝是堯、舜，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所以儒學已經(jīng)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了；
嚴格說來，儒學已經(jīng)有六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了，儒學的基本經(jīng)典《易經(jīng)》最早由伏羲畫卦，現(xiàn)在經(jīng)專家考證可以追溯到約6500年前。我們知道，儒學的基本經(jīng)典《詩》《書》《禮》《樂》《易》《春秋》體現(xiàn)的是中國“古圣人之道”，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歷史淵源和價值基礎，所以說儒學也就是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歷史淵源和價值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儒學實際上就是 “中華文明與中國文化之學”，是名正言順的中國的“國學”。儒學作為中國的“國學”，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與根本價值，是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根本精神與根本價值的載體；
我們可以說，離開儒學，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與根本價值就無從展現(xiàn)，因而也就不存在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本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儒學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大用”，儒學的這一“大用”就是儒學體現(xiàn)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華文明或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與根本價值。

　　另外，在中國的夏商周“三代”，中國就形成了獨特的儒教文明，儒教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具體表現(xiàn)形態(tài)，使中華文明得以區(qū)別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比如區(qū)別于印度佛教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儒學正是中國儒教文明的核心價值與義理基礎，所以說儒學也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與義理基礎。我們可以說，中國之所以有區(qū)別于西方文明的中華文明，就是因為中國有建立在儒學義理價值基礎上的儒教文明。儒學在中國“三代”以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通過三個時期的三種學術形態(tài)，即通過漢代公羊學、隋唐河汾學與宋明性理學，培育出了以儒教文明為特征的中華文明，起到了安頓中國人心、培育民族精神、教化中國社會、維護國家秩序、轉化殘暴政權、提升中國政治的作用。這就是儒學在中國歷史中的“大用”。我們可以說，沒有儒學，就沒有中華文明，就沒有中國文化，就沒有中國歷史，也就沒有中國。這一過程相當復雜，今天就簡單說到這里為止。

　　以上我們講了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大用”，那么在座的同學和老師們一定會問，你講的是儒學在中國過去的榮耀，過去的“大用”，現(xiàn)在的中國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全新時代，在今天這樣一個拼命追求現(xiàn)代化的中國，儒學還有用嗎？這確實是一個必須正面回答的問題。我們知道，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學中所體現(xiàn)的義理價值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常理常道”，是“萬世法”，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所以，儒學中的一些具體論斷可能會過時，但儒學的根本精神與根本價值則永遠不會過時，因為儒學的根本精神與根本價值源自天道，根于人心，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因此，雖然今天的中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儒學的根本精神和價值并沒有發(fā)生變化，仍然能適應今天已經(jīng)變化了的當今中國。這就董仲舒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意思，也是董仲舒說的：“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的意思。另外，儒學不僅具有博大精深神圣超越的學理，同時又是入世的學問，具有很強的實踐功能，所以歷史上把儒學的這一實踐功能稱為“儒術”。在中國歷史上，儒學的這一實踐功能表現(xiàn)在儒學能夠成功地解決中國人的生命、社會、政治諸多問題上。在今天，中國人在生命、社會、政治諸多方面都出現(xiàn)了問題，這些問題只有通過儒學才能解決。下面，就從幾個最主要的方面來講講儒學在當今中國究竟有什么“用”。

　　一、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一個“用”：通過儒學安頓中國人的個體生命

　　人不是奶牛，只有物質肉體存在，吃好住好就滿足，人是精神道德的存在，人活著不只是為了滿足肉體的需要，而是要尋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動物沒有這種要求。所以，人的生命不只是一個物質欲望的生命，同時也是一個宗教信仰的生命，人需要宗教提供的意義與價值來安頓人的生命，否則人的生命就會空虛與荒唐。因此，人對生命意義的追求決不會低于人對物質欲望的要求，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會產生各種宗教文化的原因。然而，我們看看近代以來中國人的生命現(xiàn)狀究竟如何呢？中國一百多年來儒家文化衰微，出現(xiàn)了梁漱溟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調失”現(xiàn)象，即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老文化崩潰，新文化又沒有建成，中國處在“文化真空”的狀態(tài)。這種“文化真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國的一句老話“禮崩樂壞，學絕道喪”，具體表現(xiàn)在中國人的個體生命上就是我常說的“十億中國靈魂在飄蕩”，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心靈得不到安頓，沒有歸宿；
中國人的生命缺乏價值，找不到意義。我們知道，人類生命的安頓古今中外都是通過特定的文化來實現(xiàn)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過文化中所體現(xiàn)的超越神圣的信仰與價值來提供生活的意義與安頓生命的無常，離開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掛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與價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過基督教文化所體現(xiàn)的超越神圣信仰與價值來安頓的，穆斯林的生命是通過伊斯蘭文化所體現(xiàn)的超越神圣信仰與價值來安頓的，而歷史上中國人的生命則是通過儒家文化所體現(xiàn)的超越神圣信仰與價值來安頓的。但是，一百年來中國文化崩潰，中國人的生命不能通過儒家文化所體現(xiàn)的超越神圣信仰與價值來安頓，出現(xiàn)了現(xiàn)在中國人心靈飄蕩無處歸依的普遍現(xiàn)象，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大家都普遍感到的中國人信仰空虛、價值虛無、生命荒謬、意義失落的現(xiàn)象，這一現(xiàn)象為中國的各種怪力亂神提供了溫床，也是可能造成中國社會動亂的一個深深的隱憂。因為儒學認為：人心不安不穩(wěn)，就可能導致社會政治的不安不穩(wěn)。

　　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復興儒學，通過儒學中所體現(xiàn)的超越神圣信仰與價值來安頓中國人的生命。因為儒學體現(xiàn)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不是世俗性的價值，而是神圣性的價值；
儒學不是一般世俗的學問，而是具有宗教性的學問，因而儒學集中體現(xiàn)了超越神圣的信仰與價值，能夠給中國人的生命存在提供意義與安頓。歷史上的中國人把儒學稱為“身心性命之學”或“安身立命之學”，用今天來話說就是解決人生信仰、生命價值與存在意義之學，儒學中所說的“上達天德，天人合一，內圣外王、天道性理以及立人極、三不朽、返心復性致良知”等等，都是通過儒學體現(xiàn)的超越神圣信仰與價值來安頓生命。所以，要解決今天中國人生命無處安頓飄蕩無歸的狀況，只有復興儒學，在儒學中來安頓中國人的生命，從而克服可能導致社會政治動亂的隱憂。

　　二、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二個“用”：通過儒學重建中國人的社會道德

　　前面已講到，人類的社會道德從來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中存在并體現(xiàn)的，如美國人的道德體現(xiàn)在基督新教文化中，俄羅斯人的道德體現(xiàn)在東正教文化中，穆斯林的道德體現(xiàn)在伊斯蘭教文化中，而中國人的道德則體現(xiàn)在儒教文化中。但是，由于百年來中國儒教文化崩潰，更由于儒教文化的核心——儒學——式微，中國人的社會道德開始崩潰，現(xiàn)在的中國人已經(jīng)不知道按照什么樣的道德標準來實施自己的行為了！即出現(xiàn)了孔子所說的“無所措手足”的狀況，出現(xiàn)了前面說的“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的局面，我常說“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無規(guī)則”就是指的這種局面。中國古代也有因為政治、社會、戰(zhàn)亂等原因出現(xiàn)過道德崩潰的狀況，但是當時中國文化與儒學并沒有崩潰，儒學體現(xiàn)的道德標準在社會人心中還存在，只是有道德標準做不到，而一百年來中國文化與儒學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與社會內部的動蕩而崩潰，儒學體現(xiàn)的道德標準在社會人心中已不復存在，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經(jīng)沒有道德標準了！中國人已不知什么樣的行為是道德的行為了。

　　在這種中國文化與儒學崩潰、中國人心中已沒有道德標準的背景下，又雪上加霜，中國人的心靈又受到五十多年來政治權力的敗壞與二十多年來市場經(jīng)濟金錢財富的腐蝕，中國人的社會道德已面臨崩潰，已經(jīng)降到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重狀態(tài)。在今日中國，人們每天在報紙上電視上聽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潰的壞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藥、假酒、假文憑、假論文、假博士、假醫(yī)療器械，還有醫(yī)生收紅包、教育亂收費、學校賣文憑、學者剽竊論文、官員權錢勾結貪污腐敗、買官賣官屢禁不止、豆腐渣工程年年出現(xiàn)、從村官開始搞假政績一層騙一層騙到國務院，并且村官選舉也搞賄選，以及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的士座位上鐵欄鐵閘，住房幾層鐵門又加防盜網(wǎng)（簡直是“家家動物園”），出門提心吊膽怕被搶，一點小問題就釀成惡性刑事案件，盜亦無道搶劫財物后常惡意殺人，“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收效甚微，等等。這些都說明中國的社會道德已經(jīng)面臨崩潰，中國處在一個完全靠利益驅動的缺乏道德的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所謂全民經(jīng)商、全民炒股、全民言利、全民發(fā)財就是這一社會的寫照。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上下交征利”的社會，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切向錢看”的社會，而孟子還有下一句話：“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

　　怎么辦呢？解決的辦法只有復興儒學，因為我們知道儒學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會與國家的首位，儒學在本質上就是道德之學，追求一個道德的社會就是儒學的實踐目標。比如儒學中的“五�！保ǔ＠沓５馈�—“仁義禮智信”）就是人類普遍永恒的道德，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過時，歷史上的儒學都努力在社會中實現(xiàn)“仁義禮智信”“五�！�。舉例來說，“誠信”是現(xiàn)在中國最缺乏的道德，前面所說中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教育等領域虛假欺騙盛行，就是缺乏“誠信”。比如，現(xiàn)在在生意場中錢不到不發(fā)貨，貨不到不給線，互不信任，交易成本增大，“誠信”完全喪失。現(xiàn)在中國有了法律也不遵守，法律形同虛設。（孫中山先生講百年前南洋華人做生意全靠誠信不靠法律，常不簽合同，一個招呼口信就發(fā)貨付錢，簽合同認為是對人的不信任，不齒于生意圈，現(xiàn)在是熟人騙熟人、老鄉(xiāng)坑老鄉(xiāng)。）因此，要在今天恢復“仁義禮智信”道德，就要恢復儒學的權威，用儒學的道德來教育中國人，包括教育中國的兒童和成人，讓中國人認識到儒家道德就是不可須臾而離的“倫常日用之道”，這種“倫常日用之道”是克服中國社會道德危機的根本解決之道。

　　另外，有人批評儒學是中國農業(yè)社會的產物，中國今天已經(jīng)進入了工業(yè)社會，儒學顯然過時了。對這一批評，我們要問：一個生活在農業(yè)社會中的中國人要遵循儒學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一個生活在工業(yè)社會的中國人就可以違背“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嗎？也就是說，一個生活在工業(yè)社會的中國人就可以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不信嗎？就可以不遵守人類的普遍道德嗎？可見，這一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還有，通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欲望的閘門被完全打開，在市場經(jīng)濟利益最大化原則的驅動下，中國人全民“交征利”，拼命追求物質財富，現(xiàn)在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與過去相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了很大的提高，這符合儒學“利用厚生”的原則，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在追求物質財富的市場經(jīng)濟中，中國人忘記了“利用厚生”的原則前面還有兩個字：“正德”，即忘記了要用道德來規(guī)范指導市場經(jīng)濟中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中國人就人像孔子批評的那樣在市場經(jīng)濟中“放于利而行多怨”，結果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與兩極分化，引起了社會人群之間的普遍怨恨，直接威脅著中國社會的穩(wěn)定和諧。湯因比說，人類歷史上很多內戰(zhàn)，都是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引起的。所以，中國今天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與兩極分化很可能是中國社會動亂的導火線。怎么辦呢？只有儒學提倡的“中和價值”才能為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與社會秩序建立一個道德的基礎，才能限制資本惡性膨脹向非人道的方向發(fā)展（因為資本的本性就是傾向于沖破道德約束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但真正的儒商除外。）。也就是說，只有儒學提倡的“中和價值”才能避免當今中國的社會出現(xiàn)董仲舒說的“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階級對立狀況，真正實現(xiàn)儒學“均富”的社會理想，即實現(xiàn)中國社會的共同富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天然就是社會主義的。

　　總之，只有復興儒學，在儒學的指導下發(fā)起一場振興中國社會道德的運動，才能重建中國的社會道德，才能克服中國社會道德面臨崩潰的危機，從而才能避免中國社會因貧富懸殊引起的動亂，使中華民族又重新成為一個有道德的民族，使中國社會又重新成為一個有道德的社會，使中國人真正不愧為堯舜孔孟的后代，使中國不愧為“禮義之邦”的美名。

　　三、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三個“用”：通過儒學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每一個民族都有每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氣質上把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區(qū)別開來。因此，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說自性特質。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個民族在長時間的歷史文化演變中逐漸形成并定型，所以，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產物，也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特質的體現(xiàn)。在一個民族與其它民族交往的過程中，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核心內容，是一個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一個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標志。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民族精神，就不會有民族自我認同的內聚力，就沒有確定的文化身份與其他民族交往，就會處在亨廷頓所說的“無所適從的精神分裂狀態(tài)”。從歷史上來看，民族精神都體現(xiàn)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具體體現(xiàn)在一個民族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學說中，如美利堅民族的民族精神體現(xiàn)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俄羅斯民族的民族精神體現(xiàn)在東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則體現(xiàn)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學說中，即體現(xiàn)在儒學中。

　　但是，百年以來，在反傳統(tǒng)的浪潮中，從“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舊”，最后與傳統(tǒng)進行最徹底的絕裂，儒學都首當其沖，成為攻擊的目標，最后導致儒學式微。儒學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華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學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學又不能轉化為自己的民族精神，結果中國人靈魂四處飄蕩，無所歸依，中華民族成了一個沒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從而成了一個沒有民族文化自我的民族、沒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不能夠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質的民族。在這種情形下，中華民族就成了一個不知道“我是誰”的民族，一個“精神分裂無所適從”的民族，一個民族內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由于中華民族喪失了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缺乏確定的文化身份與文化自我同其他民族交往，不能以確定的民族文化身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小布什到中國訪問刻意要去教堂禮拜，目的是要表明自己基督新教的文化身份，我國政治人物出國怎樣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呢？）

　　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復興儒學，通過復興儒學來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因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來就體現(xiàn)在儒學中，儒學就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載體。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儒學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歲月中，儒學也將再度體現(xiàn)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是儒學“為生民立命”的歷史使命，“為生民立命”就是為生民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樣，重塑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努力就成了復興儒學的努力，復興儒學就成了重塑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當務之急。

　　四、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四個“用”：通過儒學重建中國人的信仰與希望

　　人與動物不同，人是希望的存在，希望就是超越人自然生命的束縛懷抱著理想與信仰生活，動物則無此特征。如果人的生命中沒有信仰與希望，不僅人的存在會荒唐，人類歷史也會荒唐�；奶凭蜁�產生無意義感、空虛感與恐懼感，人的存在就會痛苦不堪。從儒學的歷史來看，儒學在本質上是希望之學，儒學追求的正是社會和諧、世界大同與宇宙太和的信仰與希望，儒學把人類的希望寄托在人類的良知上。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儒學為中國人提供了信仰與希望，使中國人的生命存在與歷史現(xiàn)實具有了意義，獲得了動力。但是，近百年來，由于中國人自己打倒了儒學，儒學不能再給中國人提供信仰與希望，中國人拋棄儒學轉向西方的學說尋找信仰與希望，把中國人的信仰與希望建立在西方傳入的學說上。然而，冷戰(zhàn)結束，蘇聯(lián)東歐瓦解，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消亡，中國人才恍然覺悟，當初中國人熱情擁抱的西方學說實際上并沒有給中國人提供真正信仰與的希望，中國人又一次陷入沒有信仰與希望的痛苦中。由于在現(xiàn)實中中國人沒有信仰與希望，為了解脫心中沒有信仰與希望產生的痛苦，中國人開始通過無休止地拼命追求權力、財富、虛榮來麻痹自己。但是由于人是希望的存在，沒有信仰與希望人不能生存，權力、財富、虛榮并不能真正麻痹中國人，中國人現(xiàn)在仍陷入在深深的痛苦與惶惑中，中國的社會已經(jīng)成了一個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沒有希望的社會。

　　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復興儒學，因為儒學的特征就是理想之學、信仰之學、希望之學，儒學能夠給當代的中國人指明理想、提供信仰、帶來希望，即儒學能夠給當代的中國人指明社會和諧與王道德治的理想、提供世界大同的信仰、帶來宇宙太和的希望。儒學提供的理想、信仰與希望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烏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與歷史信念上的真正的理想與希望，而西方近代理性主義哲學提供的歷史進步觀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烏托邦，蘇聯(lián)東歐的歷史已經(jīng)做出了有力的證明。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只有復興儒學才能激發(fā)中國人的理想、重建中國人的信仰、重獲中國人的希望，從而才能解除中國人因喪失理想、信仰與希望而產生的無意義的痛苦，才能為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與今后的歷史提供意義與動力。馬克思•韋伯說現(xiàn)代性的世界是一個理性化鐵籠籠罩的世界，因而是沒有理想與希望的世界，儒學的理想與希望就是要打破這個理性化的鐵籠，為生活在理性化鐵籠中的人帶來信念與熱情，提供理想與希望。中國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卷入到現(xiàn)代性世界的理性化鐵籠中，儒學理應為現(xiàn)代的中國人提供理想與希望。

　　五、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五個“用”：通過儒學重建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政治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合法性問題，用中國儒學的學術來說是所謂“政道”問題。合法性解決的是權威與服從的關系問題，是實現(xiàn)政治穩(wěn)定與執(zhí)政能力的根本。解決了合法性問題，用盧梭的話說就可以“把統(tǒng)治變成權利，把服從變成義務”，實現(xiàn)中國人所說的“長治久安”，就不會有“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焦慮。在中國歷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學賦予的。儒學在古代又稱“王官學”，其基本功能是為政治權力提供合法性的標準：符合合法性的標準，人們就自愿服從，政治就長期穩(wěn)定；
不符合合法性的標準，人們就不服從，政治就不穩(wěn)定，就處在隨時可能發(fā)生動亂的邊緣。所以“王官學”是支持某一政治秩序同時又批判這一政治秩序的標準，既有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又有批判政治的功能。具體說來，儒學是通過“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來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標準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一個政治秩序必須同時具備這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否則合法性就要打折扣。雖然歷史中現(xiàn)實的政治秩序未必都符合這三重合法性，但“王道政治”所包含的“三重合法性”確實為人類政治提供了一個最周全最完滿的評判標準。

　　中國自近代以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標準一直沒有建立，以儒學“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近百年來的政治秩序都缺乏完整的合法性的支持。四九年以后，中國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學習蘇聯(lián)政治這種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得不到中國“歷史文化合法性”的支持；
計劃經(jīng)濟使國弱民窮，得不到中國“人心民意合法性”的支持。此外，新的國家成立，靠的是“武力打天下”的方式奪取政權，但是到今日已經(jīng)過了半個世紀，“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因為暴力違背儒學所說的“天道好生之仁”，不能成為一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礎，因此，以暴力來維持政治秩序得不到“神圣天道合法性”的支持。由此可見，中國自近代以來政治秩序面臨著巨大的合法性危機，即在“三重合法性”上都存在危機，這一合法性危機到現(xiàn)在仍未解決，中國現(xiàn)在特有的政治術語“穩(wěn)定壓倒一切”就是這一合法性危機的生動寫照。所以，當今中國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合法性缺位”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經(jīng)濟上有了高速的發(fā)展，但這并不能從整體上改變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事實�，F(xiàn)在有“經(jīng)濟增長的合法性”的說法，但“經(jīng)濟增長的合法性”屬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不能成為整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唯一基礎，即不能以“經(jīng)濟增長的合法性”排斥否定“神圣天道的合法性”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再進一步說，人心民意很復雜，構成人心民意合法性的內容很多，除經(jīng)濟增長外，還包括政治公正、吏治清明、社會公平以及社會道德狀況、權利狀況、自由狀況等，所以“經(jīng)濟增長的合法性”也只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一個組成部分，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絕不能以經(jīng)濟增長作為自己合法性的唯一基礎，因為這種做法政治動亂的風險非常大。從當今中國的政治現(xiàn)實來看，可以說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單一的經(jīng)濟增長上，而從常識來判斷，經(jīng)濟又不可能永遠持續(xù)增長，所以當今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非常脆弱，一旦經(jīng)濟增長停止，馬上就會出現(xiàn)合法性危機，統(tǒng)治秩序就可能崩潰。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政治一直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深深陷入合法性危機的恐懼焦慮之中的一個原因。

　　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復興儒學，用儒學“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來為當今的中國的政治秩序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時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來作為評判中國政治秩序的標準。具體說來，儒學能夠為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提供“神圣天道的合法性”、“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用這三重合法性作為三足來鼎立支撐中國的政治，使中國的政治既符合超越神圣的價值又長期和諧穩(wěn)定，同時又用這“三重合法性”來評判中國的政治，避免中國政治違背這三重合法性而出現(xiàn)合法性危機。這樣，中國的政治秩序才能夠得到天道、歷史與民意的廣泛認同與支持，就算“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中經(jīng)濟增長出現(xiàn)了問題，但其它合法性仍在穩(wěn)定地支撐著中國政治，不會出現(xiàn)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因而不會導致中國政治秩序的全盤崩潰。環(huán)顧當今之世，沒有哪一種學說能像儒學一樣能夠為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同時提供“三重合法性”的支持與維系。因此，只有復興儒學，通過儒學來重建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才能解決一百年來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問題，從而才能克服當今中國政治秩序因合法性危機產生的“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焦慮，才能使中國的政治真正做到長治久安。我的朋友張祥平先生說：“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這是中國歷史已經(jīng)反復證明了的顛覆不破的永恒真理。所以我們說，儒學具有重建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大用”，也只有儒學才能避免中國政治因“合法性缺位”而陷入動亂的危機。

　　六、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六個“用”：通過儒學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古代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大一統(tǒng)禮樂刑政制度”，而中國政治制度的理想是儒學推崇的“王道政治”。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自古以來都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中國政治制度中的體現(xiàn)。但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學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管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還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作為中國政治制度的發(fā)展方向，進而作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本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中國政治制度就喪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變質，即變成體現(xiàn)西方文化精神特質的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為不管是歐美式的政治制度還是蘇俄式的政治制度，都是體現(xiàn)西方文化精神特質的西方式的政治制度）。這種文化的歧出變質在中國古代叫“以夷變夏”，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jīng)被“以夷變夏”。“以夷變夏”的直接后果就是亨廷頓“文明沖突論”中所暗示的中國變成了一個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無所適從的精神分裂的國家”，即中國在以文明為單位劃分國家屬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與文明歸宿。在傳統(tǒng)上中國不是歐美文明，不是伊斯蘭文明，而現(xiàn)在日益西化已經(jīng)“以夷變夏”又不是傳統(tǒng)的中國文明，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文明屬性，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自我，確立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無所適從。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引用了一個人類文明譜系圖，圖中描繪我們中國文明的現(xiàn)狀是一個“？”，該圖描繪現(xiàn)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文明譜系與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如埃及文明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產生了地中海文明與迦南文明，發(fā)展到現(xiàn)在形成了明確的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
古印度文明發(fā)展到現(xiàn)在形成了印度文明；
中華文明在演變過程中分為兩支：一支發(fā)展到現(xiàn)在形成現(xiàn)代的日本文明，一支在中國古代形成中國文明，而這一中國文明發(fā)展到現(xiàn)在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確性質，即現(xiàn)在的中國文明既不是傳統(tǒng)的中國文明，又不是現(xiàn)在的西方文明，編譜系的西方人不知現(xiàn)在中國文明的性質究竟是什么，只好以一個“？”來描繪現(xiàn)在中國文明的狀況。這樣，中華文明發(fā)展到現(xiàn)在變成了一個缺乏文明自性且沒有文化自我的問號，這說明中華文明處在最危急的時刻，陷入了最悲慘的境地。你們想一想，一個有著六千五百年輝煌歷史的偉大文明發(fā)展到現(xiàn)在到底是什么性質的文明都已經(jīng)搞不清楚了，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經(jīng)在現(xiàn)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覺地消失了，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劇又是什么！這最能說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已喪失了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成了一個沒有自己文明屬性、文化身份與文化方向的國家。

　　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復興儒學，通過復興儒學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前面已言，“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僅在合法性內容上優(yōu)于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時“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為“王道政治”產生于中國夏商周三代以來的“圣王文化”，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最典型形態(tài)。因此，中國今后政治發(fā)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吸收了某些西方民主正面價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因此，我們要用“王道政治”改造、超越民主政治，只有這樣，才能克服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歧出與變質，才能尋回中國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確立中國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歸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質，才能確立中國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說，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不再成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無所適從的精神分裂的國家”，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與文明歸宿，從而才能改寫亨廷頓書中對中國文明現(xiàn)狀所打的“？”，即在這個打“？”的地方明明確確地寫上“中國文明”。而這個“中國文明”靠誰來寫？靠在座的老師和同學們來寫，靠所有的中國人來寫，最根本的是要靠在當今中國復興儒學來寫。

　　七、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七個“用”：通過儒學奠定中國現(xiàn)代化的道德基礎

　　中國近代以來進入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國際生存環(huán)境，即進入了一個弱肉強食的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支配主宰世界的時代。不講道德、掠奪別國財富、瓜分全球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盛行。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一百多年來中國一直面臨著西方列強瓜分侵略的巨大壓力，救亡圖存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的主旋律，我們的國歌歌詞最典型地表達了中國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最強音。而救亡圖存的直接訴求就是學習西方的聲光化電、堅船利炮、科學技術以及西方的政法制度、財經(jīng)制度、工業(yè)制度、軍事制度等一切能夠使中國救亡圖存的制度。用一句話概括：救亡圖存的直接訴求就是追求國家的富強，因為中國富強就可以避免中國挨西方打，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國近代史中最不道德的又是最現(xiàn)實的一條血淋淋的鐵律。（國家“落后就要挨打”就像鄰人相處“矮小就要挨打”一樣，實在荒唐。）在這種背景下，追求國家富強就是增強國家綜合國力，具體方法就是走西方現(xiàn)代化的道路，因為只有走現(xiàn)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國富強不挨打。但是，按照中國的文化觀，西方現(xiàn)代化的道路是中國古代圣人所反對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也是一種不道德的強盜文化、霸道文化，而中國文化追求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中國文化是建立在歷代圣賢義理之學上的圣賢文化、君子文化。所以，中國百年來追求洋務富強的知識分子如張之洞等人認為中國文化在“體”上（精神價值上）崇尚道德，優(yōu)于西方文化，本不用學西方文化，但西方列強已打到你家門口了，中國已面臨“亡國亡種亡教”的威脅，所以在“用”上（器物層面上）不得已為了救亡圖存要去學西方文化，即去學使西方富強的現(xiàn)代化。因此，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不是從中國社會內部中產生的，而是被不道德的外部力量逼出來的。中國人本不想放棄圣賢文化、君子文化走現(xiàn)代化的路，但迫于救亡壓力非常不情愿地被推上了現(xiàn)代化的路。所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位研究中國現(xiàn)代化的學者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是被詛咒的。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現(xiàn)代化只具有底線公正的意義，即只具有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瓜分侵略的意義，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義。因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學習的是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這種文化追求強力霸道以力服人，是沒有更高道德的小人文化，說得嚴重點是違背人類基本道德的強盜文化。因此，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現(xiàn)代化，是沒有道德基礎的現(xiàn)代化，是純粹追求物質力量的現(xiàn)代化，而沒有道德基礎的現(xiàn)代化必然會導致兩種結果：第一種結果是在國內，現(xiàn)代化腐蝕中國人的精神道德，因為現(xiàn)代化所追求的物質財富本身就是對人性和民族精神最大的腐蝕力量，羅馬帝國的衰亡就產生于對東方財富的掠奪占有而腐蝕了羅馬人心，明帝國的滅亡就產生于社會財富的增加而全民追求物質上的享樂安逸（即鄭板橋《道情》所說“最可嘆龍盤虎距，盡消磨燕子春燈”）。第二種結果是在國際關系方面，如果中國的現(xiàn)代化沒有道德基礎，當中國國力強大到在國際事務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說話資格和影響力時，中國肯定會稱霸；
中國現(xiàn)在說自己將來不稱霸，是因為中國現(xiàn)在還沒有稱霸的能力。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現(xiàn)在所走的現(xiàn)代化之路就是按照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規(guī)則在走的路，中國已經(jīng)接受了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guī)則。這個規(guī)則就是“有力量就稱霸”的規(guī)則，不可能按照這個稱霸的規(guī)則做事又不稱霸，就如同接受足球比賽的規(guī)則參加球賽又聲明比賽不是為了進球一樣�，F(xiàn)在中國人按西方人確立的現(xiàn)代化規(guī)則走現(xiàn)代化的路，這二十多來年來玩他們制定的規(guī)則比一百年前玩得好了，西方人就緊張了，“中國威脅論”就出籠了，按照他們的規(guī)則來玩比他們玩得好他們能不緊張嗎？他們看到中國人玩他們規(guī)則必然會按這一規(guī)則的邏輯行事，所以他們是實話實說，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規(guī)則是不道德的規(guī)則，是有力量必然稱霸的規(guī)則。中國開始有點力量了，他們自然感到威脅了。這就是因為中國接受的西方現(xiàn)代化規(guī)則是國際關系中不道德的規(guī)則。

　　那么，怎么辦呢？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主宰世界的狀況不會改變，因而中國還必須走現(xiàn)代化的路。但是，現(xiàn)代化的路又是一條不道德的路。到底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復興儒學，通過儒學奠定中國現(xiàn)代化的道德基礎。我們知道，儒學就是道德之學，儒學以道德為首出，最重道德。儒學所體現(xiàn)的中國文化價值與文化特性實質上就是一種普遍的道德精神。因此，在國內，只有用儒學所體現(xiàn)的道德精神來指導、規(guī)范或者說提升中國的現(xiàn)代化，來作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基礎，中國的現(xiàn)代化才不會偏離道德的方向，才不會變?yōu)楦�蝕中國人人性和敗壞民族精神的負面力量，從而中國的現(xiàn)代化才具有超越單純追求物質財富的更高的道德意義。

　　此外，在國際關系上，只有通過儒學奠定中國現(xiàn)代化的道德基礎，中國的現(xiàn)代化才能在增加社會財富的同時又保持人類普遍的道德精神，中國的現(xiàn)代化就會從以前追求底線公正的消極力量（救亡圖存的力量）變成改變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規(guī)則的積極力量，從而才不會因為中國最終國力強大后按照西方的“霸道規(guī)則”行事而稱霸世界。這是因為儒學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個道德的世界，表現(xiàn)在國際關系上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國際秩序，就是要把國與國之間“狠與狼的關系”變成“人與人的關系”，即把國際關系中比拳頭大的“動物規(guī)則”還原為講道德的“人類規(guī)則”，最終建立一個“道德的天下”。這就是儒學的偉大抱負──“為萬世開太平”（張子“四句教”的最后一句）。這樣，以儒學道德精神指導的中國的現(xiàn)代化就擔負了改變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現(xiàn)代化的歷史使命與道德使命，為最終打破國際關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鐵律奠定了道德的基礎。由于西方文化中沒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文化基因，改變西方現(xiàn)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體落在了儒學的身上。從這里可以看到，當今中國復興儒學不僅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也能解決人類的問題，而當今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國際關系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問題。所以，復興儒學不僅具有中國意義，也具有全人類的意義。（我們從美國入侵伊拉克與對待朝鮮、伊朗核武器的態(tài)度上，實在看不到人類有和平相處的希望。）

　　八、儒學在當今中國的第八個“用”：通過儒學解決中國的生態(tài)環(huán)保問題

　　儒學在本質上是“天人之學”，儒學強調“天人合一”，就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儒學中的生態(tài)環(huán)保思想非常豐富，并且是從精神信仰上來解決生態(tài)環(huán)保問題的“深度生態(tài)學”，而不是只從技術、法律層面來解決生態(tài)環(huán)保問題的“淺度生態(tài)學”。比如張載“乾父坤母，民胞物與”的思想，邵康節(jié)“以物觀物，物各付物”的思想，王陽明“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精神信仰上的非常深刻的生態(tài)環(huán)保思想，可以說儒學就是天然的“綠色之學”。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人不顧一切地向自然攻伐索取，中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了前所來有的巨大破壞，已經(jīng)到了毀滅性的崩潰邊緣。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生態(tài)環(huán)保問題，就只有復興儒學，因為只有儒學才能從精神信仰的深度與高度解決生態(tài)環(huán)保問題。由于今天時間的關系，不能對這一問題詳細展開論述，就簡單提到為止。

　　結語

　　以上我們講了儒學在當今中國八個方面的“用”，通過對儒學這些“用”的了解，我們看到了儒學博大精深的價值內涵與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深遠功能。這一價值內涵與深遠功能就是《中庸》“致中和”的思想。《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要達到了“中和”，天地萬物都能夠得其所，這就是“致中和”的偉大功用�！爸泻汀笔侨鍖W的根本精神與治世功能，從上述儒學八個方面的“用”中，我們可以看到儒學的這種根本精神與治世功能，即儒學能夠使人心和諧、社會和諧、民族和諧、政治和諧、國家和諧、世界和諧、物我和諧、天人和諧、宇宙和諧，這就是儒學在當今中國的全體大用！環(huán)顧當今中國的思想界，沒有哪一種思想學說能夠解決上述八個方面的問題，因而沒有哪一種思想學說在解決當今中國的問題上能夠比儒學更有用。因此，只有儒學才是當今中國最有用的思想學說！只有儒學才能夠救中國！既然如此，我們還能像“五四”知識分子那樣認為儒學“無用”嗎？“儒學無用論”無疑已是一個假問題而不復存在了。我希望我今天的演講能夠使大家達到儒學在當今中國最有用的共識。另外，通過以上對儒學的“用”的了解，我們了解到當今中國在文化上的當務之急就是復興儒學與弘揚儒學的問題。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文化責任，也是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在此，我謹與在座的同學和老師們共勉。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鳳凰衛(wèi)視“世紀大講堂”上的講稿，未刪節(jié)本。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http://www.te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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