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淺，都要受到社會或他人的影響。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歷程中，如果有人問我，什么人對你的影響最大、最深刻？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許多關鍵時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為我指明了做人、處世的原則和道理，支持和幫助我走過人生坎坷之路。

　　團中央整個機關就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毫無等級觀念和衙門習氣，是民主和諧、最沒有官氣的一個機關

　　我和耀邦同志相識于上個世紀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第十六屆代表大會召開，當時耀邦同志已經是團中央書記，而我只不過是剛從學校畢業(yè)不久的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就在那次會議上，我被選為全國學聯(lián)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見。聽到這個消息，我又激動又緊張，見到毛主席時該說些什么話？毛主席如果問我什么問題該怎么回答？哪些事該向毛主席匯報？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也許體諒到我當時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時候，耀邦同志找我來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緊張情緒，說毛主席是人民領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關心愛護青年人，完全用不著緊張，隨后又對我進行了具體細致的輔導和幫助。他啟發(fā)我說，毛主席可能會問你們討論了什么問題，同學們有些什么意見和要求。我說，那問題就多了，不知道該反映哪一條好。耀邦同志耐心地聽取了我的敘述，不厭其煩地幫我歸納出幾個問題：要加強形勢的學習和教育，要增強社會實踐，要有應對困難的思想準備等。然后又教導我說，你是學生代表，要從學生的要求角度提出問題，不能從團干部角度提問題。于是我又把同學們的意見歸納為想聽形勢報告，但一些領導同志請不來；
想參觀工廠，但因為各種原因不讓去；
畢業(yè)后走入社會，遇到困難容易悲觀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幫我思考歸納的幾個問題，一一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聽了后很高興。針對青年對困難思想準備不足，遇到困難會悲觀失望的問題，毛主席專門講了一大段青年人應該如何對待困難的話。毛主席說：“整個社會的前途是越來越光明，不是越來越黑暗，但是也不會像探照燈那樣，筆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戰(zhàn)爭時期有戰(zhàn)爭時期的困難，和平時期有和平時期的困難，和平時期的困難不一定比戰(zhàn)爭時期的困難小，甚至會更大。老一輩人死了，困難就是青年人的了，當然，那時候你們的條件會更好些……”

　　毛主席的話，當時我聽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戰(zhàn)爭時期斗爭真刀真槍，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該有很多艱難，和平時期也會有困難，但怎么會比戰(zhàn)爭時期困難更大呢？半個世紀過去，經歷了反右運動、廬山會議、“文革”動亂等歷次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經歷了革命斗爭的曲折復雜和人世的興衰榮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這段話的分量。

　　回頭想一想，如果不是當時耀邦同志啟發(fā)我提出這個問題，也就聽不到毛主席對于這一問題的深刻論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幫助我通過了這場考試，這是我離開學校步入社會后上的第一堂課。

　　第二年，我被調到團中央聯(lián)絡部當一名普通干部。一進團中央機關大院，我就發(fā)現(xiàn)這里跟別的機關不一樣。機關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論資格深淺，對所有的團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內，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銜，絕沒有某某書記、某某部長的稱呼。在工作上，上下級之間，部門之間，同志之間，也是相互幫助，相互支持，團結協(xié)作，親密無間。整個機關就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毫無等級觀念和衙門習氣，是最沒有官氣、民主和諧的一個機關。和很多同志一樣，我從一認識他就稱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來當了總書記，我還是稱他耀邦同志，一直這么叫了幾十年。這個稱呼，在我們是飽含著信任、親切和尊重，而他也很樂意同志們這么稱呼他，絲毫沒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團中央積極倡導培養(yǎng)選拔年輕干部。在共青團九屆三次會議上，我被破格選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和平建設時期，以我當時的年齡、資歷和水平，走到這樣重要的領導崗位，無論在團中央機關、團系統(tǒng)內部還是社會上，震動都不小，贊揚、鼓勵的話也很多。

　　就在這時，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談話。他說，啟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這是黨組織的培養(yǎng)教育，是廣大團員、青年對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業(yè)的需要。這副擔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來�？墒�，你要懂得，職位的提拔不會對你的知識、品德、修養(yǎng)、本領有任何的改變，這一切都需要你通過刻苦學習、艱苦實踐才能得到。職位的改變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裝，明天穿襯衫，衣服變了，衣服里的人絲毫沒變，你還是你，還是昨天那個啟立。職務、榮譽、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隨時可以改變，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識、道德、本領不會自然改變。你當了候補書記，可要謙虛謹慎，努力學習，好自為之啊！

　　他的這些話，讓我服了一服清涼劑，使我懂得了對待名譽地位的正確態(tài)度，進一步確立了作為革命者的榮辱觀，使我在走上領導崗位后，保持了清醒頭腦，正確處理了個人與組織、個人與群眾、個人與事業(yè)的關系，始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沒把當時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過是身外之物。有了這個人生態(tài)度，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關進牛棚，遭受殘酷斗爭時，個人也沒有多么絕望和悲哀。由于黨多年的教育，特別是耀邦同志的諄諄教誨，支持我度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來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擊。

　　耀邦同志經常提醒我：要騰出主要精力來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務，一定要學會從事務堆中跳出來

　　“四人幫”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黨校、中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個單位，他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勇于創(chuàng)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他頂住極大壓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
為了沖破“兩個凡是”，端正黨的思想路線，他率先組織和推進“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的大討論�？梢哉f，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在撥亂反正、推倒“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實現(xiàn)全黨戰(zhàn)略大轉移等許多重大問題上，耀邦同志的功績和貢獻是全黨同志所公認的，是不可磨滅的。也正是因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績，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耀邦同志當選為黨的主席，1982年8月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黨的總書記。

　　我于1982年4月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進入中央書記處工作。從那時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離開黨的總書記工作崗位的這四年多的時間里，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親身感受和見證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到了書記處后，我感到從來沒有在這么高的工作崗位上工作過，每天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兢兢業(yè)業(yè)，如履薄冰，晝夜難安，但究竟該如何工作，我心中無底。耀邦同志除了指點、幫助我干好書記處交代的工作外，經常提醒我：要騰出主要精力來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務，一定要學會從事務堆中跳出來。他說，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決策和戰(zhàn)略部署，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方針政策，怎么落實？要思考、研究；
執(zhí)行當中還有什么障礙？要想辦法克服、排除；
同時，還要考慮在貫徹落實中央決策的過程中會出現(xiàn)什么新情況、新問題，如何應對，這些都是大事情。同時，還要考慮我們下一步該干些什么，每年我們中央總要辦成幾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個是經濟發(fā)展、改革開放，同時要抓黨風，糾正不正之風，抓大案要案。這也是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的。

　　現(xiàn)在回想，耀邦同志對我的這些教誨，他都率先做到了。身為總書記，耀邦同志每天日理萬機，可他始終牢牢抓住“全面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新局面”這個主題，牢牢抓住改革開放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設計，精心規(guī)劃，精心部署，精心實施，一步一個腳印地把社會主義各項事業(yè)扎扎實實地向前推進。

　　他集中精力，抓了幾件事關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抓起。應該說，耀邦同志對中國的農業(yè)、農民問題一直高度關注。每年都要到農村去調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發(fā)一個一號文件，連發(fā)五年，專門解決農業(yè)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開始搞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農民的歡迎。但有人批評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針對這種指責，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這個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動�！苯o農民吃了“定心丸”，一時間，實行其他工分制的生產隊，也紛紛改為包產到組、到戶，到這一年11月，全國實行“雙包”的占78．8％。

　　中央連續(xù)五個一號文件依次解決了農村管理上從原來單純依靠行政命令轉變?yōu)槭袌稣{節(jié)，農民生產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據市場需要。農民有了自主權，就有了積極性，開始了多種經營，產業(yè)結構也逐步調整了；
然后逐步給農村經濟松綁，一步步放開了統(tǒng)購統(tǒng)銷，搞活并發(fā)展流通領域。今天看來，這些措施和規(guī)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當時的背景下，每出臺一個文件都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和分歧。記得就農民長途販運問題，耀邦同志的意見是：認為農民搞長途販運就是搞資本主義的舊觀念必須打破，農民不離開土地和家門，生產的東西到哪里去賣？所以需要小商小販，他們收購農民的產品然后賣到城里，有人把他們叫投機倒把分子、二道販子。什么二道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溝通城鄉(xiāng)、搞活經濟的“二郎神”。農民離開了他們就無法發(fā)展商品生產。那幾年，每當一號文件頒發(fā)，全國農民就奔走相告，歡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農村改革經過這四年全面鋪開，農村經濟搞活了，農村走上了從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轉向面向市場商品經濟的道路，農民逐步富裕起來，城市的供應大大改善，全國人民看到了繁榮昌盛的希望，極大地調動了改革開放的熱情。

　　在農村改革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耀邦同志敏銳地感到以城市為主的經濟體制改革如果不及時跟進，中國的改革是無法持續(xù)下去的，全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對農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緊接著就著手抓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萬里同志和我專門到天津進行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調研。萬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為把“死、懶、窮”變?yōu)椤盎睢⑶�、富”。死：指管得死，當時企業(yè)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得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管得死死的，這樣就形成了企業(yè)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yè)的大鍋飯的局面，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不能獎勤罰懶，就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甚至使人變懶，懶就必然導致窮；
改革就是要把死的變活，企業(yè)生產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縛，逐步給企業(yè)放權，干多干少不一樣了，人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就主動爭取多干，這樣人就變勤了，勤了就會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贊成這個思路，他說，農村改革的核心是給農民自主權，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給企業(yè)自主權；
農民和企業(yè)有了自主權，就必然打破長期形成的阻礙生產力發(fā)展的僵化模式，給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勃勃生機。

　　圍繞城市經濟改革，耀邦同志親自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經常與經濟學家、企業(yè)負責人和省市領導同志一起商討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國務院領導同志齊心協(xié)力、幾經周折，終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農村、城市改革先后鋪開后，耀邦痛感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滯后和人才的缺乏，讓我組織力量，與教育部門一道著手研究教育體制改革問題。他認為，農村和城市的改革為我國兩個文明建設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今后事業(yè)成敗的關鍵在于人才。而要解決人才問題，必須從改革教育體制入手，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把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擺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強基礎教育和發(fā)展高等教育的同時，要大力發(fā)展職業(yè)技術教育，加快培養(yǎng)現(xiàn)代化建設所急需的各類專業(yè)技術人才。要改革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導下，我和教育部門的同志到幾個省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明確了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和指導思想。1985年5月，教育體制改革方案終于形成，經過各級黨委政府以及廣大教育工作者認真討論，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贊同后，以中共中央決定的形式發(fā)布執(zhí)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為執(zhí)政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眾對黨風中的某些不正之處反響強烈。耀邦清醒地意識到抓好黨的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為了實現(xiàn)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個根本好轉（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黨風的根本好轉）中后兩個根本好轉，在小平的關心和指導下，耀邦不失時機地親自主持抓黨風建設，并于1983年10月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

　　在積極推進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的同時，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醞釀一個新的重大問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他認為，現(xiàn)在需要搞一個行動綱領，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戰(zhàn)略地位、指導思想、根本任務、關鍵環(huán)節(jié)等都要作出明確的闡述，具體地說，就是要制定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和經濟體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體推進、協(xié)調發(fā)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為此，他做了大量調查研究，開了一系列專題會議，光書記處就召開過多次會議。文件歷經多半年的時間，反復推敲，反復修改，直到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所有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親力親為。從中我也深切領會到耀邦同志在“全面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所謂“全面”、“開創(chuàng)”的實際內容和深遠意義。這里，我想要強調的是，對待中國的改革開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覺的，是積極主動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項改革主張，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全力推進。如何對待特區(qū)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特區(qū)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疾旌缶吞岢觯阂�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fā)展得好，就搞特區(qū)。他的這番話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有些一時思想不通的人說，特區(qū)就是“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典型，認為在特區(qū)社會主義已經變了性質，痛哭流涕，力陳不可。有的同志甚至當面指責耀邦同志說，你搞的特區(qū)實際是“租界”。耀邦同志面臨種種責難，不為所動，他回答說，舊社會的租界，主權是人家的，而我們開始搞個窗口，現(xiàn)在搞個特區(qū)，主權都在我們手里。我們搞試點，好就搞下去，不好還可以收，這和舊社會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圍繞特區(qū)姓“社”姓“資”問題，爭論一直沒停。從耀邦發(fā)表意見后，無論廣東、深圳出了任何一點問題，就有人說三道四，向耀邦同志發(fā)難。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和保護特區(qū)的健康發(fā)展。當時，耀邦同志保護特區(qū)、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

　　當然，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是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小平同志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團結和凝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和態(tài)勢；
但作為總書記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領導下，披荊斬棘，沖鋒陷陣，為我國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功不可沒。

　　耀邦同志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身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始終把自己看作中央集體的一員，胸懷博大，光明磊落，謙虛謹慎，從善如流，時時、處處、事事注意傾聽黨內黨外的不同意見，自覺執(zhí)行黨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屆六中全會，耀邦同志當選為黨中央主席之后，發(fā)表了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講到他自己，他說，我個人職務的提升，并不意味著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胡耀邦。這個意思，他當年對我講過，其實，他對自己也是這么認識，可見他政治上的冷靜和清醒。有幾位老同志聽了他這段話，高興地說，就憑這個話，看來這個人我們選對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耀邦同志這一番話，絕不是做做政治姿態(tài)，而是作為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他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和自覺，除了他個人的歷練、修養(yǎng)，還與他對我們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直接相關。他常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聽不進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使黨內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現(xiàn)了家長制，導致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興風作浪，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給黨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使我們黨的事業(yè)蒙受了重大損失，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耀邦同志深刻地總結了這個歷史經驗，念念不忘這個歷史教訓。他時刻告誡自己、也告誡別人，再也不能搞過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要把黨內的政治生活正�；�。他多次對我說：我們黨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運動，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要重蹈歷史的覆轍，重犯歷史的錯誤。

　　我清楚地記得，我當了中辦主任后去拜訪老領導，有一次見了葉劍英元帥，葉帥問我，你們民主集中制怎么樣？我說，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許人發(fā)表不同意見，大家都能暢所欲言，重大問題都要反復討論，最后集體決策。葉帥說，那很好。你讀過《出師表》嗎？其中有一段話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泵裰骷�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們黨付出鮮血的代價得來的教訓，每當我們能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我們的黨就興旺發(fā)達，每當我們的黨不能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我們的黨就會遇到挫折、失敗，甚至付出血的代價！我覺得葉帥和耀邦同志在黨內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則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體現(xiàn)耀邦同志博大胸懷和自覺執(zhí)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耀邦同志講話以后，很多省市委書記都表態(tài)贊成，但當場有位省委書記明確表示持有異議，他在講了一大堆理由后明顯帶有情緒地說：“我們那里情況特殊，不能搞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這位省委書記發(fā)言之后，會議氣氛顯得有點緊張。盡管耀邦同志當時非常急切地要推動農村改革，也滿心希望在黨內高層能形成共識，但當他耐心聽完那位省委書記的意見之后，平靜地說：各位如果對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許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嘛，讓實踐來證明哪個辦法好，你們看這樣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話，讓整個會議氣氛輕松下來。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暢。久違了的黨內民主終于又回來了。會議過后沒多長時間，這位省委書記通過學習和實踐，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在本省農村積極推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

　　類似這樣的事情還很多。耀邦同志允許大家發(fā)表不同意見，有時是有意識地啟發(fā)和鼓勵大家發(fā)表不同意見，甚至允許身邊的普通工作人員和他辯論。他明確講過，在一個領導班子里，沒有一點不同的聲音，是不正常的。鑒于歷史上我們黨內曾經出現(xiàn)過的違背民主原則，壓制不同意見，甚至因發(fā)表不同意見而罹禍的經驗教訓，耀邦同志鮮明地提出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堅決執(zhí)行“四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裝袋子（不進檔案）。從來沒發(fā)生過，至少是我沒聽說過，因為某個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見，他就發(fā)脾氣或者打擊報復將其調離崗位的事情。他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有保留意見，甚至允許別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問題上，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不讓步，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同時又堅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擔任總書記期間，書記處的重大問題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

　　據我的觀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為總書記，他不僅是把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視作政治家個人必備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品質，而且一直在思考，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應該為誰執(zhí)政和如何執(zhí)政的問題。耀邦同志曾經說，我們要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增強治國安邦的本領，要運用民主法制的辦法解決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耀邦同志實際上是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zhí)政黨要如何正確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問題，如何處理新時期改革中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格局調整的問題。他歷來主張是非要分清，原則要堅持，但不贊成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用過去搞階級斗爭、搞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而要堅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領域里的問題，要按思想認識的規(guī)律，要講道理，讓人說話，以理服人。

　　耀邦同志經常給我們講，艱苦奮斗包括三個層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體力行，在這三個方面都給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廢寢忘食，生活上自奉簡樸，作風上艱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潔自律，始終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鮮明特征。

　　耀邦同志經常給我們講，艱苦奮斗包括三個層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體力行，在這三個方面都給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耀邦同志干工作幾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說他是夜以繼日一點都不夸張。耀邦同志為了黨的事業(yè)，幾乎犧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邊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頓飯，其余時間除了出訪、出差，吃住都在辦公地點勤政殿。耀邦同志在當總書記的那幾年，勤政殿夜夜燈火通明，他經常加班加點批閱文件到深夜。中辦的很多工作人員都知道，耀邦同志辦公室的燈是熄得最晚的。

　　考慮到他也是七十歲的人了，我們勸他注意休息，他說：為人民辦事情，耽誤一分鐘都是罪過。確實，我們送耀邦同志的報告、文件、請示等，他從不積壓拖拉，總是很快就批示下來，生怕誤事。

　　工作上雷厲風行、緊張有序是耀邦同志一貫的作風。1984年1月，耀邦同志到貴州安順考察，吃完晚飯，時間已經比較晚了。耀邦同志堅持連夜趕往廣西百色。因為路況不好，又有大霧，省里陪同的領導同志和身邊工作人員都主張第二天天明再出發(fā)，他堅持不肯。夜間12點鐘，車到望漠，實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來。望漠那個地方很窮，身邊同志到當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鋪，只有縣委書記辦公室有幾個單人床。于是，他就在縣委書記辦公室里睡了幾個小時，工作人員便在會議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著趕路。中午到了廣西一個小鎮(zhèn)，他看到街上很熱鬧，賣東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邊小攤賣貴州米線，三毛錢一碗。耀邦就說，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飯吧。說完他就坐在條凳上，點了一大碗貴州米線。吃完飯，老百姓才發(fā)覺，原來是胡耀邦總書記，于是呼拉拉圍了過來熱烈鼓掌，耀邦同志站起來，恭恭敬敬給大家鞠了個躬，上車就走了。

　　還有一次，耀邦同志要上西沙，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慮，不贊成他去，勸他說耀邦同志不要去了，那地方連水都是從大陸運去的，你去了會給人家增加麻煩。耀邦同志說：我去不是為了吃他們的東西。我覺得我們高級干部，不能老在發(fā)達地區(qū)、中心城區(qū)轉來轉去，我們國家的邊邊沿沿，貧困地區(qū)，這些地方有機會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同志帶了個頭，從那以后，中央形成傳統(tǒng)，每逢過年過節(jié)就要到老少邊窮、經濟落后或遭遇災害、群眾還比較困難的地方去慰問，體驗和了解民情。

　　1985年4月，我隨耀邦同志一起出訪南太平洋諸國，12天跑了5個國家，外事活動全都安排得滿滿的，會談接著會談，公報接著公報，忙得無暇他顧�；貋砗螅�跟著我們出訪的工作人員打趣地說，我們跟著總書記去了一趟澳大利亞，連袋鼠是什么樣兒都沒看見就回來了。

　　當了總書記，怎么把黨的事情辦好，把國家建設好，讓人民群眾生活得好，耀邦同志真叫殫精竭慮。他吃飯在想，散步在想，火車上在想，飛機上在想，腦子一刻不停。耀邦同志非常注重在基層調查研究，一有機會就往工廠、農村跑，到群眾中了解真實情況，體察群眾的疾苦，摸清群眾的情緒，傾聽群眾的呼聲。在他當總書記四年時間里，足跡遍及海疆邊陲，民族村寨，貧困地區(qū)，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每到一個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閱讀有關材料，查地方志，讀歷史書，把這個地方的情況、特點、優(yōu)勢搞清楚；
到了地方，又敞開心扉，與當地干部群眾交換意見，共商發(fā)展大計。

　　耀邦同志為了能與群眾直接交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聽到群眾的真實聲音，歷來都主張輕車簡從，他特別反對出行時前呼后擁，戒備森嚴，搞成浩浩蕩蕩的車隊。為此，他不知對身邊工作人員發(fā)了多少脾氣：你們干嘛要把我搞成這個樣子呢？這是給我?guī)偷姑β�！你們知不知道，讓我脫離群眾那才是真正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狀況，耀邦同志率先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時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不去了，臨時決定去某個沒有準備的鄉(xiāng)鎮(zhèn)村寨考察。他還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要設法努力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

　　耀邦同志對自己要求一向非常嚴格，從來沒有用自己的權力地位為家族和個人謀取過任何的利益。耀邦同志的哥哥一直在農村當農民，生活比較困難，有一次到北京來找他，希望幫助給找個工作。耀邦同志對他說，我們全國有8億多農民，如果每個家庭有一個人能出來工作、掙工資，就不錯了。我們家我已經出來了，如果你還要出來，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辦？勸服了哥哥后，他從自己工資里給了哥哥200元錢，他哥哥回家還是繼續(xù)當農民，直至去世。耀邦同志還有一個侄子，省里給安排當了干部。耀邦同志知道了，專門給省里打電話：你們不能這么做，不能因為我是總書記就給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奮斗。結果硬是又給退了回去。

　　耀邦同志一向反對領導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飯嚴格按照規(guī)定標準，非常簡樸。記得有次開會，耀邦同志站起來激動地說，這次我到省里去，他們給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說了，大吃大喝不行，咱們講個價錢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讓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還是不聽！后來，耀邦同志再到下邊去，就變了個法子：剛上兩三個菜，他就抓緊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還沒上完，他已經吃飽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員當然也跟著走，宴會不結束也得結束了。平時，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眾給耀邦同志送來土特產品，他總是轉交給托兒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志家住的是一個舊式四合院。他住進去前，負責后勤的同志幾次提出要給他翻蓋個二層樓，都被他拒絕，最后只是簡單地裝修了一下。耀邦同志在那個舊房子住著直到逝世。

　　古話說，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污腐敗，我們是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

　　耀邦同志心底無私、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處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一直有一個強烈的信念：做一個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耀邦同志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經歷過殘酷的戰(zhàn)爭年代的考驗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個人也遭遇過種種磨難和不幸，但這并沒有使他變得圓滑、世故，相反，他對黨、對組織、對同志，始終保持著一顆純真的童心。對干部，他主張桌上桌下一本賬，有什么意見當面說，不搞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待人處世從不搞陰謀詭計，從不搞權術，從不算計別人，他以己度人，也從無防人之心。有一次，當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于他的傳言，他說，我為黨、為人民工作，問心無愧，“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別人說三道四怕什么？你不要聽，也不要怕這些東西。

　　耀邦同志任人惟賢、光明正大，對搞小圈圈、拉幫結派一類行為深惡痛絕。記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長期間，接到中央調令，讓我到中辦工作。我當時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灤入津幾件直接關乎市民生活的大事，還來不及交接。就在這個時候，又接到習仲勛同志的電話。仲勛同志催促說，啟立你怎么還不來��？小平同志點名調你，你馬上到中央來報到。接到電話我未敢遲疑，立即到中辦報到履職。到中辦工作一段時間之后，為了加強調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調一些干部到中辦工作。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請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別叮囑我說，選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選賢任能，眼界要開闊，不能只從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選。

　　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讓各省市黨委推薦，然后從中挑選一部分年輕優(yōu)秀的干部借調來中辦工作。就這樣，先后從各省、市、自治區(qū)借調了幾十名同志輪流來中辦幫助工作。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既加強了中辦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聯(lián)系，還培養(yǎng)鍛煉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辦工作過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當地黨政部門的骨干，有的還提拔到了重要的領導崗位上。這件事，生動地說明耀邦同志在干部問題上胸懷廣闊，堅持原則，公心可鑒，從來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志的純真還體現(xiàn)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從來沒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時候。他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終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作風，是由于他心中始終裝著廣大人民群眾�？梢哉f，他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始終是相通的。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對外開放的擴大，黨內有些同志經不住考驗，出現(xiàn)了一些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等消極腐敗的現(xiàn)象，個別領導干部甚至還包括中高級干部搞權錢交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也引起了人民群眾的不滿。對此，耀邦同志憂心如焚。那一個時期，他在各種場合反復講，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敗就要從中央抓起，從自己身邊抓起，從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認為中央機關應當做全國人民的表率。他親自布置，親自主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黨政軍8000人大會，號召全黨同志珍惜黨的生命線，顯示中央在懲治貪污腐敗問題上動真格的堅強決心。

　　記得就在8000人大會過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邊上散步，耀邦同志問我，8000人大會以后，到現(xiàn)在已經兩個多月了，反腐敗斗爭進行得怎么樣了？我說，這方面還是有一定的進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較好。耀邦同志說，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能否制止，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因為這對黨的事業(yè)是絕對重要的。古話說，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貪污腐敗，我們是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有困難，要堅持，要辦案，要從中央抓起，要嚴格，要有監(jiān)督檢查制度，要讓人民有權利。我們要做到光明正大，鐵面無私。當然，要精心細致，防止在實際工作中可能出現(xiàn)的偏差，但是，我們決不后退，決不手軟，當然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志說到這里，情緒有些激動，走了幾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來，轉過頭神色凝重地對我說：“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可以魚肉人民�。　边@句話，如千鈞重錘，字字震撼我的心靈。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這句話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這句話，仍然感到振聾發(fā)聵，如同驚雷從心頭響過……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離開了我們。黨中央在悼詞中評價耀邦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跟隨耀邦同志多年，有長時間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赤膽忠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一個滿懷革命理想并為這一崇高理想獻出一切的人。同時，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導師，我的兄長，我最親近的朋友。

　　一個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遠懷念耀邦同志，他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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