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章緣起

　　猛然間想起，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去世已經將近十年了。

　　“十年生死兩茫�！保瑬|坡居士的詠嘆，千古之下，其涵義已遠遠超越兒女情長。在我看來，“不思量，自難忘”的，應包括古往今來無數“凡夫俗子”對于遠逝的親人、師友乃至同道的思念之情。

　　十年前的這個時候，由于特殊的因緣，我與王瑤先生有了更多聊天的機會。在“縱論天下風云”的同時，先生不只一次叮囑我“要沉得住氣”。說這句話時，先生揮舞著煙斗，一臉剛毅。

　　那年年底，先生不幸仙逝，在悼念文章中，我以這么一句大白話結尾：“我不能不謹慎著我的每一個腳步”。十年過去了，惟一可以告慰先生的是，雖有過不少春風與秋雨、憂傷與得意，但總的來說，還算把握得住自己。

　　作為學者，有無大成，受自身學力、才情以及外在環(huán)境的限制，勉強不得。能夠祈求的，只能是盡可能少走彎路，別摔大跟頭。當初先生提出告誡時，之所以聲色俱厲，乃基于自家“文化大革命”中“虛度年華”的慘痛教訓。十年后回首，忽然從先生的“剛毅”中，讀出一絲無奈和悲涼來。因為，學者專心治學，“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如此“卑微”的訴求，也值得先生耿耿于懷，可見其巨大的隱憂。還好，十年問學，道路比原先設想的平坦，磕磕撞撞中，豪氣與傲氣依舊。

　　不知不覺中，我陸續(xù)發(fā)表了五篇涉及王瑤先生學問及人品的文章。此回清點，大為驚訝，不經意中，五篇文章竟互有趨避，而且思路大致連貫。調整一下章節(jié)順序，再略做增刪，便儼然成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不過，應該坦白交代，從題目的擬定，到連綴成文的寫作思路，乃有意沿襲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

　　初讀《念朱自清先生》，感覺極佳。私心以為，此篇以及《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自我介紹》三文，乃王瑤先生平生著述中最為神定氣足的“好文章”。前者共九節(jié)，并非一氣呵成，而是斷斷續(xù)續(xù)，寫了將近四十年。

　　1948年，朱自清先生剛去世時，王先生連續(xù)發(fā)表《悼朱佩弦?guī)煛�、《朱自清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十日間——朱佩弦?guī)熓攀狼昂笥洝泛汀跺忮她S說詩綴憶》等四文。為紀念朱先生逝世一、二周年，王先生又相繼發(fā)表《朱自清先生的日記》和《朱自清先生的詩與散文》。這六則短文，后被連綴起來，冠以總題《念朱自清先生》，收入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中國文學論叢》，1980年，王先生撰寫《先驅者的足跡——讀朱自清先生遺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介紹“始終忠于‘五四’精神，忠于民主和科學的理想”的朱先生，如何用一種特殊的目光“關注新文學的成長”，并由此開拓了一全新的研究領域，1987年三聯書店出版《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學和為人》，開篇即是王先生的《念朱自清先生》。不過，該文搖身一變，由六節(jié)轉為九節(jié)。編者在《序》中引述王先生來信，稱此文“其中有一部分是舊稿，有一部分是新寫的”。除增加已有成稿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將原先的“詩與散文”擴展成“新詩創(chuàng)作”和“散文藝術”兩節(jié)，再就是補寫了“新詩理論”。文末沒有完稿日期，不過，根據《完美的人格》一書所收新作多完成于1984年冬至1985年夏，可以大致推斷此文的定稿時間。

　　與《念朱自清先生》相比，我的十年一文，也就顯得“小巫見大巫”了。考慮到不少師長比我更了解王先生，而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瑤先生紀念集》和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流傳甚廣，沒必要再作一般性的介紹，只談我對先生的特殊感受，而不承擔全面表彰的責任，這種論述視野的自我限制，使得本文無法與《念朱自清先生》相提并論。但有一點巧合，我與王先生部在“連綴成文”時，把最先寫作的悼念之文放在最后。之所以如此布置，王先生的真實想法無從揣摩，至于我自己，則是基于如下考慮：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談論已經進入學術史的王先生，必須出于公心，而不得隨意褒貶；
至于作為追隨六載的人室弟子，我同樣珍視自己對于師長的溫情與感覺。希望兼得魚與熊掌，于是便有了以下“先公后私”的諸多文字。

　　二、從古典到現代

　　王瑤先生無疑主要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知名于世：一部《中國新文學史稿》，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堅實根基；
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更使得這一學科在八十年代大放異彩。可王先生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同樣卓然成家－－這點凡讀過《中古文學史論》的，大概都不會有異議。

　　王先生早年在西南聯大師從朱自清先生研究魏晉文學，五十年代初改教新文學史，自稱是“半路出家，不務正業(yè)”。五十年代中葉以后，先生基本上不再撰寫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論著，可并沒有完全告別魏晉玄言和隋唐風韻。先生晚年“舊態(tài)復萌”，喜談阮籍、樁康、陶潛、李白和杜甫，甚為關注這幾個研究課題的進展，不時發(fā)表零星但相當精彩的見解，讓來訪者大吃一驚�？擅慨斢腥私ㄗh先生“重回魏晉走一遭”時，先生又總以“廉頗老矣”應對。

　　王先生晚年常自稱是古典文學研究的“逃兵”，沒有發(fā)言權；
可接下來馬上又高談闊論，討論起這一領域里某些非常專門的問題。常有來訪者因此恭維先生寶刀未老，仍是古典文學研究專家；
每當這個時候，先生總是不無得意地謙稱是“業(yè)余愛好者”，只能進行“學術聊天”。了解學界的進展，知道如何突破，可精神和體力不濟，無法從事專門研究，故先生晚年喜歡幫后學出主意、理思路，或者“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先生治學主張“識大體”，好多具體課題其實他沒有做過專門研究，可仍能非常敏銳地把握研究者的思路并判斷其學術價值。這種特殊的本事，除了得益于其學識與修養(yǎng)外，更與其治學道路及由此而形成的學術眼光大有關系。

　　先生晚年為臺灣一家書局編過一部自選集，題目就叫《從古典到現代》，擬收入他在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個研究領域的若干論文。只可惜后來書局出于銷售考慮，未采用這個書名。表面上兼收兩個研究領域的論文，有點紊亂；
可這正是先生一生的學術追求及長處所在。這主要還不是指研究范圍，而是指學術眼光：以現代觀念詮釋古典詩文，故顯得“新”；
以古典修養(yǎng)評論現代文學，故顯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闊，這點很不容易。

　　在現代文學界，王先生的古典文學修養(yǎng)有口皆碑。從五十年代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

　　系》，到八十年代的《〈故事新編〉散論》，此類真正無可替代的名篇之得以完成，都是憑借其雄厚的國學根基。先生晚年述學，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調五四新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的歷史聯系，糾正世人將新舊文學截然對立起來的偏見。八十年代初，先生在好多演講及論文中大談“中國現代文學和民族傳統的關系”，重新評析“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之類的口號，強調五四一代作家只是反對模仿，提倡創(chuàng)造，而并非真的“要打倒中國古典文學”。1986年，先生更發(fā)表《中國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從內在精神、創(chuàng)作手法以及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不同藝術形式的承傳，看“中國向來的魂靈”和“固有的東方情調”如何內在地制約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發(fā)展，論證現代文學史上的大作家大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潤著民族文化傳統，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滋養(yǎng)”。先生去世以前完成的最后一篇論文《“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更是旗幟鮮明地強調：“本世紀對于中國傳統的科學整理和研究，做出最卓越的貢獻者，恰恰是高舉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旗幟的那一代。”這一切，不只體現了先生個人的學術追求，更對整個現代文學界逐漸擺脫將五四新文學只是作為西方文學的模仿這一偏向起了決定性作用。

　　強調新舊文學之間有蛻變，但不能截然分離，故研究者應該于新文化有所承傳，于舊文化有所擇取，這其實正是五四先驅者的胸襟與追求，正如王瑤先生所再三指出的，五四時期最熱心對傳統文化進行價值重估者（如魯迅、胡適、鄭振鐸等），正是新文化的積極創(chuàng)造者，也就是說，“文學革命”與“整理國故”，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
五四先驅者對傳統文化其實頗多繼承，并非像他們在與復古派論爭中表現的那么偏激。這代人后來大都兼及創(chuàng)作與研究，既面對古人，也面對今人；
既重古典，也重現代。這代人開啟的學術范型，至今仍影響甚深；
而王瑤先生則是自覺認同魯迅等人開創(chuàng)的這一現代學術傳統的�？脊诺�不同于古，釋今而不惑于今，著力在博通古今上做文章，這是五四一代學人的共同追求。

　　王先生學術上有兩個主要淵源：一是魯迅，一是朱自清和聞一多。這三位學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學之實事求是，又有強烈的時代感，不以單純考古為滿足的。先生論及其恩師朱自清先生的治學時稱：“謹嚴而不繁瑣，專門而不孤僻；
基本的立場是歷史的，現實的�！边@其實也是先生平生治學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令并非易事，突出時代精神與深厚的歷史感，二者有時很難協調。先生不只一次地發(fā)揮馮友蘭和朱自清關于崇古、疑古、釋古三種學術傾向的提法，并稱自己屬于釋古一派。學術研究中不盲信、不輕疑，而注重理解與闡釋，這固然可以避免過多的主觀臆測，可研究者仍然必須有借以闡釋的理論框架。這方面先生發(fā)揮其通今天的長處，特別注重五四以來學者引進西方理論的經驗。從五十年代對清學的批評，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研究課題，先生的思路一以貫之：這個世紀的學者必須“既有十分堅實的古典文學的根底和修養(yǎng)，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時代精神、新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照亮了他們所從事的具體研究對象”。正是基于這一學術主張，在完成上述課題時，先生選擇了梁啟超、胡適等，而不選擇章太炎、劉師培，理由是后者雖很有學問，但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一仍清儒。具體評判或有偏差，但先生強調古典文學研究必須接納新思路、新方法，以促進學科的發(fā)展，這點值得重視。假如考慮到魯迅和聞、朱二師對西方文學觀念和學術思路的熱心借鑒，不難明白先生這一選擇淵源有自。

　　有現實感，但不強古人所難，而是著力于“對古代文化現象做出合理的科學的解釋”，這點說來簡單，其實不易做到。自從康有為開啟“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的先例，這個世紀的中國學者，才氣大且現實感強者，多喜歡在學術著作中借題發(fā)揮，甚至“以歷史為芻狗”。先生則希望盡量維護學術尊嚴，在可能的范圍內保持學者的獨立思考。我曾經專門閱讀先生五十年代撰寫的批判胡適的若干論文，深深體味到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學者不甘淪落苦苦掙扎的良苦用心——在同一類型的文章中，先生從考據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這一特定角度來立論，可以說是最具學術色彩的。先生晚年囑咐弟子，若為他編文集，這幾篇批判文章一定要收，除了讓后人知道當年知識者的艱難外，更因這里面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

　　“幾乎每一位研究中國文學學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寫一部滿意的中國文學史”，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領域，先生各寫了一部文學史，而且都大獲成功，至今仍是研究者不敢漠視的經典著作。先生晚年追憶平生治學道路，曾這樣闡述自己所從屬的以“釋古”為旗幟的“清華學派”：“清華中文系的學者們的學術觀點不盡相同，但總的說來，他們的治學方法既與墨守乾嘉遺風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論的海派有別，而是形成了自己謹嚴、開闊的學風的�！边@與其說是一種學術史的總結，不如說體現了論者的學術追求。兼有京派海派之長，既立論謹嚴又視野開闊，這自然是理想的學術品格�？稍鯓硬拍鼙ＷC不顧此失彼、甚至兩頭落空呢？先生同樣明顯得益于魯迅和聞、朱二師。

　　在1984年為《中古文學史論》重版所撰“題記”中，先生強調“學術研究工作總是在前輩學者的哺育和影響下起步和前進的”。這部著作從初版起，每次重印，先生總要在前言或后記中表達他對魯迅、朱自清和聞一多三位前輩的感謝——其實不只是這部名重一時的著作，先生的整個學術思路和方法都與這三位前輩學人密切相關。雖說有“親承音旨”與“私淑弟子”之別，可很難說何者影響更大。相對而言，在人生理想和文學史方法論方面，先生主要受魯迅影響；
而在具體的治學門徑以及學術觀點上，先生則直接師從聞、朱。

　　在1948年初版《中古文學史論》的“自序”中，先生稱此書第二部分“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繼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加以研究闡發(fā)的”；
后人也多從此角度討論魯迅對先生的學術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八十年代以后，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魯迅對他的啟迪，不只限于某些問題的精辟見解，而是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帶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這些現象的具體分析和闡述中來體現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當初只是受《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啟發(fā)，直覺到這一研究方法的魅力；
一旦把它與《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以及計劃寫作的中國文學史的章節(jié)擬目結合起來，先生自認找到了“堪稱典范”的文學史研究方法。先生晚年在很多場合闡述魯迅這一抓住“典型現象”深入開掘的研究思路，以為其“比較完滿地體現了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性質和特點”。盡管先生總是謙稱他對這一研究思路只是“心向往之”，可閱讀先生的著述（不管是古代文學還是現代文學），都能感受到對這一思路的潛在回應。

　　王先生在五十年代寫了一批關于考據學（廣義的，包括�？�、訓詁、箋證、考辨等）的論文，如《論考據學》、《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論考據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魯迅關于考據的意見》、《談清代考據學的一些特點》等，除了時代風氣影響故對胡適有不公允的批評外，其實這里還蘊含著學派之爭。先生同樣欣賞清儒的學有本原，實事求是，“每一事必詳其本末”；
稱其從小學人手治經，“所得結論多半是有效的”。只是認定單純的考據學，“由于在處理史實和問題時摒除了有關聯系的別的事實，把問題孤立在靜止的平面上去考察，因此盡管某些研究者也作出了辛勤的勞動，但所能解決的也多半只是一些無關宏旨的問題”。在先生看來，“從乾嘉學者到胡適們，三百年來在方法上并沒有什么進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分推崇考據而貶低理論。承認考據可以解決具體問題，但撰寫文學史卻“不單是考據的工作所能勝任的”。批評胡適引導人去為考據而考據，使得學者缺乏整體思考，“把眼光停留在個別瑣碎的事實上”。在學理上，先生主要仰仗聞、朱的探索�；蛘哒f，聞、朱為代表的“清華學派”與胡適為代表的“北大學派”（假如有的話）對考據學的不同看法，使先生得以理直氣壯地批判胡適。

　　先生在論及“清華學派”之注重釋古時稱：“聞先生的《詩經新義》、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都是在這種學風下產生的成果。我是深受這種學風的熏陶的……。”而這兩種文學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講考據而不圃于考據。聞一多先生稱“清人較為客觀，但訓詁學不是詩”；
而據王瑤先生回憶，朱自清先生將“把詩只看成考據�？被蚬{證的對象，而忘記了它還是一首整體的詩”的學者，稱為“詩人的勁敵”，其特長是“把美人變成了骷髏”。因此，聞、朱二位雖都曾“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那樣，專注于某些字和詞的考據訓詁；
可都將其研究置于詩學、神話學或文化人類學的背景下。也就是說，這種蘊含著理論眼光勻歷史意識、近乎小題大作的“考據”，才是王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學史研究。這就難怪先生對胡適講考據學“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的說法很不以為然。

　　這里只是指出王先生對胡適的批判包含學派之爭，并不意味著我認可先生對胡適的許多斷章取義且過甚其辭的批判。好在對那場政治運動略有了解的人，對此都會有比較通達的見解。先生治學，本不以考據見長，但無論是《中古文學史論》，還是《中國新文學史稿》，都以史料翔實著稱于世。研究中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審訂考核，但從不以考據家自居——先生顯然更愿意成為學有根基的文學史家。

　　三、中古文學研究的魅力

　　王瑤先生的《中古文學史淪》完成于1948年，距今剛好半個世紀，一部學術著作，問世十年后仍有人閱讀，算是闖過了第一關；
五十年后還能得到學界的欣賞，則很可能進入“傳世之作”的行列。

　　半個世紀以來，不單是關于中古文學的具體論述，更包括文學史研究方法論，《中古文學史論》時常成為探索的伴侶：或引證，或評價，或品鑒，或引申發(fā)揮。得以介人一代代學人的認真思考，此乃著作傳世的最佳標志。這種學術對話的最新成果，當屬《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

　　《中古文學史論》1951年8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時，分為《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和《中古文學風貌》三冊。如此分割，“不過為了出版家和讀者的興趣”，在作者看來，“這三部分都互相有關聯”。書甫面世，即獲好評，但與新形勢下的新要求仍有不小的距離。1956年，作者將此三書合刊，刪去了約三分之一的文章，其余的也略作修改，并增加了《關于曹植》、《關于陶淵明》二文，改題《中古文學史論集》，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刊行；
此刊本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時，又補充了《讀書筆記十則》�；蛞环譃槿�，或猶抱琵琶，此書幾回現身，均非“本來面目”。直到1986年，方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將棠棣版三書合一，恢復《中古文學山論》書題，并作了認真的校訂。

　　據《初版自序》，此書屬稿于1942-1948年，歷時整六載。經過五年顛簸，自覺“身心兩方俱顯停頓狀態(tài)”，“以赴滇完成學業(yè)為一大目標”的王瑤先生，終于來到昆明西南聯大復學，時年29歲。在《坎坷略記》中，先生稱：“如能得諸名師之啟發(fā)，及高等學府生活氛圍之熏陶，或可于學術途徑上，得一啟示之機，亦求進步之欲望有以趨之也�！敝链耍�原《清華周刊》總編輯、自以為的“左翼理論家”，轉而“埋頭讀古書”，希望“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面成一個第一流的學者”。先生自信具備治古典文學三方面的基礎：古書的知識、歷史唯物論和馬列主義文藝理論。這種自我期待，并非如“檢討書”所稱的“狂妄”，先生日后學術的發(fā)展，證明其長處確實在此。比起一般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先生早年養(yǎng)成的政治意識與理論興趣，使得其傾向于整體把握與綜合分析。至于先生發(fā)表的第丁篇學術論文《說喻》，以及《讀史記司馬相如傳》、《讀陶隨錄》、《文學的新和變》、《評傳統批評術語的含義辨析》等，明顯可見導師朱自清先生的影響。朱先生之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力圖“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fā)生，如何演變”，以及“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那樣“從小處入手”的研究思路，還有對陶淵明的強烈興趣，都直接啟示了王瑤先生的早年著述。

　　1943年6月，先生以《魏晉文論的發(fā)展》為題完成了畢業(yè)論文，并進入研究院，正式師從朱自清先生攻讀中國文學，1946年4月，他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yè)，論文題目是《魏晉文學思想與文人生活》。三年間，論題從“文論”轉為“文人生活”，論述范圍固然擴大，但更重要的是學術眼光的拓展：師法的目標逐漸從朱自清轉為魯迅。作為“左翼理論家”，王瑤先生理所當然對魯迅十分景仰，早年主編《清華周刊》時曾撰寫《蓋棺論定》、《悼魯迅先生》二文。至于五十年代以后，成為著名的魯迅研究家，絕不僅僅是轉治現代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意識到“學者魯迅”的開拓意義，先生乃自覺追隨其后�！冻醢孀孕颉诽峒啊吨泄盼膶W史論》的“文人生活”部分，即自承“主要是承繼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加以研究闡發(fā)的”。

　　王瑤先生對于“學者魯迅”的承繼，并非只是具體見解，更重要的是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中古文學史論·重版題記》對此有進一步的闡述。類似的表述，多次出現在其八十年代撰寫的諸文中，既是“自報家門”，又闡發(fā)了學術理想；
當然，也可作為先生一生治學的自我總結。

　　強調“文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應兼及文藝科學與歷史科學；
論述時當以“具體現象”為切人點，目標則是“闡明文學發(fā)展的過程和它的規(guī)律性”。如此界定“文學史”，對于王先生來說，并非始于八十年代，而是由來已久。

　　四、最后一項工程

　　記得是1986年歲暮的一個晚上，王瑤先生讓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印的《學術動態(tài)》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國社會科學“七五”規(guī)劃會議上的發(fā)言，題目叫《王瑤教授談發(fā)展學術的兩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引發(fā)出此后的研究計劃，也可說是此書的胚胎，故全文引錄如下：

　　從中國文學研究的狀況說，近代學者由于引進和吸收了外國的學術思想、文學觀念、治學方法，大大推動了研究工作的現代化進程。以中國文學史為例，過去只有詩文評或選本式的東西，第一本《中國文學簡史》是外國人寫的；
林傳甲、謝無量等早期中國人寫的文學史，文學的范圍及概念都十分駁雜；
從王國維、梁啟超，直至胡適、陳寅恪、魯迅以至錢鐘書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創(chuàng)新和開辟局面的大學者，都是從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進和汲取了外、國的文學觀念和治學方法的。他們的根本經驗就是既有十分堅實的古典文學的根底和修養(yǎng)，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時代精神、新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照亮了他們所從事的具體研究對象。魯迅慨嘆說“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我們可以加一句說，有史自魯迅開始。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梁啟超的《中國韻文的變遷》和《飲冰室詩話》等，以及錢鐘書的《管錐編》，都可以從中很明顯地看出他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來影響。小說、戲曲等在封建社會沒有地位，研究的人很少，情況固然如此；
但即使過去很受重視的書如《詩經》，《皇清經解》和《續(xù)經解》中收了那么多關于《詩經》的著作，但很少有取得突破的書，只是到了胡適、聞一多等人那里，才開創(chuàng)了新的局面。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學的范圍比較確定和謹嚴了，文學觀念有了現代化的特點，敘述和論證都比較條理化和邏輯化；
這些都可以說明，即使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東西，也必須廣泛從外國的學術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文學研究要發(fā)展，必須不斷更新研究的觀念和方法，而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來學術文化的優(yōu)秀成果。這一點無論從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或是從具體的學科建設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先生說，這個發(fā)言很受重視，好多朋友勸他把這作為一學術課題來完成，可他精力不濟，無法獨力承擔；
如果有年輕的朋友愿意參加，他可以領個頭。我當即表示很感興趣，建議寫成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或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那樣的學術史著作。先生又征求了好多師友的意見，越聊越得意。到第二年夏天我?guī)椭�填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申請書》時，先生已恨不得馬上動手。只是礙于課題組成員還沒能完全進入狀態(tài)，才稍為耽擱了一下。

　　原先申報研究項目時，課題組除王先生作為負責人外，還有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的六位中青年學者。聽完先生暢述研究設想后，發(fā)現不少題目非課題組成員所能撰寫；
于是改為聘請學有專長的專家就其熟悉的題目撰稿。為了選擇合適的研究對象和撰稿人，先生可謂費盡心機。那陣子只要學界友人來訪，必談此事。我因常到先生家走動，發(fā)現他幾乎每天都有新想法。所謂“發(fā)起幾例”，實非易事；
后人習以為常的東西，草創(chuàng)時卻需披荊斬棘。若只選六七位學者作為研究對象，那倒好辦，大家意見相對一致；
可先生認為這樣不足以體現這百年的學術變遷。而選二十家可就麻煩了，因同樣“級別”的學者頗多，取舍不容易。單是為了確定這“二十家”，先生寫信、打電話乃至上門拜訪，不知征求了多少專家的意見。先生有的從善如流，有的則“固執(zhí)己見”——因其代表了先生的學術追求，旁人不一定能夠理解。至于尋找研究者，也非易事。一來學術史研究并非獨立學科，歷來不受重視；
二來完成此課題需有古典文學和現代學術思潮兩方面的興趣和知識積累，合適的人選不多。先生斟酌再三，舉棋難定，直到與所有擬議中的撰稿人交談過，并獲得某種理解和心靈契合后，才舒展了眉頭。

　　1988年的元旦剛過，王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在鏡春園家中召開第一次課題組會議，陳述他的研究設想，并征求諸位撰稿者的意見。那天先生情緒特好，談笑風生，說這是他平生最后一項學術事業(yè)，也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就在這次會議上，約好年底前各自拿出初步的寫作大綱，以便互相交流，使全書具有某種整體感。

　　這年的十一月，課題組在北大勺園計會，討論全書體例和各章提綱。王先生再次陳述其研究設想，并對每位撰稿者的寫作大綱提出具體意見：，先生事先做了相當認真的準備，其批評大部讓當事人出一身冷汗�？聪壬�胸有成竹的樣子，課題組同人紛紛要求先生早點把慨論性質的“前言”寫出來，以便各位撰稿時參閱。可先生說只能“同步進行”：正是在與諸位的爭論交流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逐漸形成并完善自己的想法的。

　　本來約定第二年十月完成“前言”和各章初稿，然后再次集會討論近百年的學術思潮�？�1989年春夏之間的政治風波，使這一切都落了空。最初的動蕩過去后，王先生隱忍悲傷，多次與我商談此書的撰寫情況。當時有人懷疑此書的價值，斷言即使寫完也無法出版；
也有人因各種原因無法繼續(xù)從事這項研究，希望退出課題組。大概是見多了風浪，先生處變不驚，反而更堅定了完成此課題的決心。先生去世前半年，雖有各種干擾而難得平心靜氣讀書做學問，可只要提及此課題，先生那明顯蒼老了許多的臉上馬上容光煥發(fā)——這畢竟是先生學術上最后的沖刺，怎能不牽腸掛肚！

　　可惜天不如人愿，先生最后還是沒能見到此課題的真正完成。先生去世后，國家社科基金管理委員會依照規(guī)定征詢是否撤消此課題，課題組同人多表示愿意繼續(xù)工作。于是重新調整了布局，在主編缺席的情況下，全憑各位撰稿人的學術良心。只是物換星移，協調起來更不容易；
雖經再三努力，最后定稿時間仍一延再延。惟一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靈的是，這事情總算沒有半途而廢。

王先生生前多次談及此書的研究設想，只是當時以為先生會寫成正式論文，故沒有認真記錄。除了上引《學術動態(tài)》上的發(fā)言外，手頭只有一份“研究項目申請書”和一張為討論會報告所擬的“研究設想”，二者雖都是由我執(zhí)筆起草，可基本觀點屬于先生。以下根據這些相對零散的材料，略為介紹王先生為此書設計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思路。從黃宗蠢寫作中國第一部學術史《明儒學案》以來，產生過不少，總結一代學術成就的著作。這些著作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后學很有幫助。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研究，頗多建樹，值得專門總結。一百年的學術史實際上已經成了某種“傳統”，對這一傳統的隔膜與誤解，很容易產生虛元主義態(tài)度或熱衷于橫掃一切的們激。每個人都不愿沿著前人開辟的道路繼續(xù)前進，都想重起爐灶，都重新經歷了一番痛苦的摸索，而不曾很好地借鑒前輩的經驗教訓，這是近代以來學術思潮迭起，但都匆勿過場，熱鬧有余而成就不大的一個重要原因。需要認真研究這百年來的學術實踐，為今人提供一些值得惜鑒的學術規(guī)范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學方法。因此，本書選擇梁啟超、王國維、魯迅、胡適等近二十位中國文學研究的大家，探討他們在借鑒西方學術思潮和研究方法、以及繼承發(fā)展中國傳統治學精神方面的經驗教訓，并總結其學術成就。

　　本書之選擇研究對象，不以學術成就為惟一標準，而更注重文學觀念、學術思想的創(chuàng)新，以及研究領域的開拓。因此，不準備選擇章太炎、劉師培等很有學問但治學方法比較傳統的學者。不選著不等于否認其學術成就，而是為了突出我們的學術追求。表面上一系列的個案分析，實際上貫串著我們對這百年學術變遷的歷史思考。過去的學術史主要講師承淵源，講學術成就；
而我們則必須回答如何協調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國固有學術傳統（如乾嘉學派的學術境界和治學方法）的矛盾。一方面新理·論新方法的引進開拓了學者的眼界；
另一方面新理論新方法往往是根據西方學術發(fā)展總結出來的，與“中國文學”這一研究對象之間不免有隔閡。食古不化的固然沒出息，一味照抄西方理論也只能曇花一現。如何走出這種兩難困境，沒有完美的答案，但有可以作為借鑒的先賢的足跡。本書的任務就是幫助讀者辨認這些足跡。

　　這不是一部學者傳記集，雖然立足于個案分析，可著眼的是學術思潮的變遷。通過這二十位不同經歷的學者的治學道路的描述及成敗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學術史的某一側面。在具體論述中，學者的個人經歷只作為說明其學術思想形成的輔助材料。也就是說，本書的主要著眼點在學者的治學成就、研究方法及其代表的學術思潮，而并非提供面面俱到的若“卜學者的生平資料。這需要理論眼光和問題意識，而且需要明確史家的立場。盡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對象的學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為尊者、賢者諱，更不想寫成懷念文章。要正視這百年學術發(fā)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視學者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談郭沫若不能不談晚年的《李白與杜甫》，不是專門揭短，而是展示學術道路的曲折坎坷。

　　本書側重于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術考察，但旁及其它人文學科。中國人做學問本就文史哲不分，而方法的借鑒、資料的融通以及學科的拓展等，都不是局限于文學研究能夠說得清的。一來力求更準確地描述大學者的出入子史的治學生涯，二來把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作為中國學術轉型的一個側面來理解和把握，這樣，才可能真正摸到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發(fā)展脈絡。當然不想弄得汗漫無所歸依，可也不能只盯著文集中那幾篇詩論或小說考證。治史講究識大體，這“大體”就是百年學術思潮的大趨勢。有此眼光有此見識，再結合具體對象的深耕細作，方才能不辜負這課題。

　　以上復述王瑤先生的研究思路，雖則自信大致不差，可一經轉述必然口氣有異，，為了慎重起見，這里一概不加引號。

　　當初承接這一課題時，王瑤先生相當自信。理由是，在中國學界，像他這樣在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都有深厚學術積累的學者很少。且先生親承朱自清、聞一多二師教誨，又對魯迅的學術思路別有會心；
至于游國恩、孫楷第、俞平伯等，更是介乎師友。先生私下里不只一次說過：“想來想去，我確是最佳人選，只好勉強再老驥伏瀝一回了。”

　　正因為王先生是從事這一課題的最佳人選，也給此書留下了不小的遺憾。談論近現代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為何只及古典而不及現代，難道身為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的王瑤先生也是“厚古薄今”？要說開拓學術領域和更新文學史觀念，《中國新文學史稿》乃這個學科的奠基之作，自然無法回避。不少人于是提議為王先生立一章，以便更好體現這個世紀中國學術思潮的嬗變。每當這個時候，先生總是叼著煙斗，不元得意地連連擺手：“不行不行！那不成了王婆賣瓜了嘛！”先生去世以后，又有幾位學者提出一個變通的辦法：從已經發(fā)表的論述王先生學術思想的文章中選一篇作為附錄。考慮再三，為了尊重先生的意愿，決定保持原來的框架和章節(jié)不變。

　　需要說明的是，王先生最初擬定的章節(jié)中，除收入本書的外，還有另外四章。阿英一章由于我再三陳述理由，先生同意刪去。馮沉君、陸侃如一章（陸、馮夫婦有些著作系合撰，故并為一章）因來稿不大理想，只好割愛。至于錢鐳書、劉大杰兩章本不能缺，可撰稿人最終沒能完成，也只能徒喚奈何。缺了這三章當然很遺憾，起碼使得全書顯得有點“殘缺不全”，，可與其勉強湊數，不如以“殘缺”示人�！岸�十家”云云本也只是取其代表性，無意如粱山泊英雄排座次。或許，正因為“殘缺”，使此課題成為開放的空間，召喚更多的研究拜加入。若刎是，則真的是“塞翁失馬”。

　　五、大學者應有的素質

　　隨著《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的出版，王瑤先生生前所主持的最后一項學術工程，總算真正完成了。作為及門弟于，能幫助先生實現遺愿，小該可以松一口氣。但面對孤零零的“上瑤主編”四個字，心里總覺得不是滋味。原計劃由先生撰寫的概述召”年中國學術思潮的《前言》，終于只能以弟于說明寫作經過的《小引》聊充篇幅。倘若先生的高淪得以完整表達，能否石破天驚，不好妄加猜測。我能說的只是，先生對此項工作異乎尋常的熱情，遠非通常所說的“老驥伏瀝，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在我看來，先生的學術理想，在此不大成功的“最后沖刺”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八十年代以后，漸人老境的王先生，并沒把主要精力放在個人著述，而是著力培養(yǎng)后進，以及推動學科發(fā)展。這種選擇，其實蘊含著略顯消極的“自我定位”：已經沒有能力沖擊新的高度。先生一再提醒周圍的學生，學問的規(guī)模以及主要的：L作應該在六十歲以前完成；
六十歲以后，精力及眼界大受限制，很難再有驚天動地的突破。還能出成果，但主要是延續(xù)此前的思路，先生頗為幽默地稱此為“收尾工程”。以此標準衡量，作為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者，八十年代的王先生，確實有理由“偷懶”：因為功業(yè)已成，框架依舊，寫多寫少部一樣，不值得為其勞神傷心。而最后兩三年的“發(fā)奮”，很大程度則是看到了自我突破的可能性。

　　王瑤先生自視甚高，就讀西南聯大時曾聲稱：“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這絕非一時戲言。五十年代以后，王先生不斷檢討成名成家思想，可傳統中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理想，始終不曾為先生所遺棄。先生去世后，好友朱德熙撰《哭昭琛》，稱：我一直認為昭琢具備一個大學者應有的素質。要是環(huán)境更好一點，興趣更專一點，他一定會做出更大的貢獻。這里所表達的惋惜與遺憾，真乃知人之論，也只有朱先生才能說得出來。弟子及后學更多地表彰先生的學術貢獻，而很少談論其“壯志未酬”。借用先生最喜歡的陶淵明詩句“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溢四海，春翩思遠翥”。表面上，此乃古今中外通用的對于時間及命運的感慨，可真正領略其沉重與苦澀者，需要某種高做的心志。即，確信自己本來可以做得更完美。

　　王先生也喜歡以是否具備“大學者的紊質”，來品鑒師友乃至晚輩。偶然聽他感嘆“某某本來具備成為大學者的素質”時，一臉惋惜與悲憫，頗有代上蒼鳴不平的意味。先生當然清醒自己已經達到什么學術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年輕時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對眾多恭維時的心境：志得意滿中，定然不時掠過一絲蒼涼。

　　朱先生提及王先生做學問同時占有兩種優(yōu)勢：

　　一是記憶力強，過目不忘；
二是聰明絕頂，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細密的分析力，無論知人、論世、治學，多有深刻獨創(chuàng)的見解。其實，還可以再加上一條：明確的學術史意識。這里所說的，不限于先生主持的最后一個項目，而是貫穿其整個治學生涯的對于課題潛力、研究思路以及學術潮流的格外敏感。先生喜歡銜著煙斗，縱論天下政治乃至學術之大勢，頗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大將風度”。這種戰(zhàn)略家的眼光，使得先生四十年代選擇六朝文人及文章，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
也使得先生五十年代迅速地轉向現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前者是四十年代的“顯學”，除了陳寅烙、馮友蘭表述的不盡一致的“南渡意識”，章太炎、劉師培闡釋的學科意義，魯迅、宗白華所贊嘆不已的生命境界與人格魅力，更有技術手段方面的限制：從事此“不古不今之學”所需的資料，對于避居西南的學者來說，不大多以不太少，足以應付自如。常有文章提及王先生《中古文學史論》資料運用上的“竭澤而漁”，這其實正是先生選擇此課題的先決條件。

　　順便說一句，五十年代以后，先生轉而專治現代文學，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戰(zhàn)略轉移”。即便繼續(xù)研究六朝文學，先生也不大可能在此領域做出整體性的突破。這既取決于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導向”，也受制于此學術領域的“潛力”。

　　對于五十年代的轉治現代文學，先生曾表示，此乃工作需要，并非個人的主動選擇。可是，有早年主編《清華周刊》的經歷，念研究院時師從的又是新文學大家朱自清、聞一多，再加上為人為文均私淑魯迅，先生之學術轉向，其實十分自然。有工作安排等外在因素，但先生之迅速轉向（1949年即在清華大學中文系講授“新文學”課程），以及全力以赴地投入新學科的建設，在短短三四年內完成本學科的奠基之作《中國新文學史稿》，明顯是意識到此課題的發(fā)展前景及學術價值。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有言：

　　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而后為之，庶乎其傳也與。不知先生當年下決心“改弦易轍”時，是否憶及顧炎武此論學名言。

　　選擇既有發(fā)展前景又能從容駕馭的學科或課題，是學者眼界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稱：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惜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之，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何謂“新材料與新問題”，各家說法自是不一；
但時刻關注學術潮流，選擇最有可能獲得突破性進展的研究課題，也是“大學者應有的素質”。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對先生晚年的學術敏感格外敬佩。其提出“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的課題，并以極高的興致從事組織與指導，此舉極具前瞻性。直到今天，此課題的價值，方才被學界所普遍承認。

　　由于各種難以抗拒的因素，此課題沒能按計劃在九十年代初完成并出版，這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情。若天如人愿，先生成功地實現本課題，必能開一代新風，再次領導學術潮流。藝術史上的大師，其“衰年變法”，往往令世人驚陀不已，并為后世訃無限法門。可惜，先生未能充分展示其作為大學者的最后的輝煌。

　　在我看來，學術史上的王瑤先生，除了中古文學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這早有定評的兩大功績外，還必須加上意識到但尚未來得及展開的學術史研究，行文至此，涌上心頭的詩句，競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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