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的歷任校長中，蔣夢麟是在職時間較長的一個。關于他的貢獻，傅斯年曾有這樣的評論：蔣夢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對此，蔣先生是認可的。為了不至于引起誤會，他還補充了一句玩笑話：“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北伐戰(zhàn)爭之后，北京大學被貶為北平大學的一部分，并淪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為了幫助蔣夢麟重返北大，胡適與傅斯年等人從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為北大籌集１００萬元，再加上北大的１００萬，用于聘請第一流教授和研究人才。蔣夢麟上任后，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的辦事作風。當時，他曾對胡適等三位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
選聘新人，你們去做�！睆倪@件事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

　　辭退舊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蔣之所以勇于承擔此事，除了職責之外，還與他的人格追求有關。在新近出版的《學林散葉》中，錄有蔣的一件鐵事，也可以看出他的處世原則和辦事作風。書中說，“抗戰(zhàn)中蔣夢麟當北大校長，曾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精神辦事。”難怪胡適要說，蔣是一個“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

　　最近，傅斯年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貪贓枉法的事被人們重新提起，并廣為傳誦。相比之下，蔣夢麟雖然沒有“傅大炮”那驚天動地的壯舉，但是對于這類問題并沒有等閑視之。比如他在《西潮》一書中曾舊時代的陋規(guī)制度作了剖析。他指出，“凡是親見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財政制度的腐敗。公務人員的薪水只是點綴品，實際上全靠陋規(guī)來維持。”

　　所謂“陋規(guī)”，據《辭源》解釋，指的是“歷來相沿的不良成例，特指賄賂需索”。這種現象，以時下的學術語言分析，叫作“設租”、“尋租”；
拿時髦詞兒形容，稱之為“灰色收入”；
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權錢交易。前不久，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報道了一個縣委組織部長的灰色收人。從這種“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代版中，觀眾目睹了賄賂需索已經發(fā)展到何等程度：當地人不論是否有求于他，都要想方設法給他送三五千甚至上萬元。一個連七品芝麻官也夠不上的科級干部都如此囂張，再往上看那還了得。這與《現代漢語詞典》“制度”條下的第一個義項，即”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guī)程或行動準則”極為吻合。“陋規(guī)”的形成，已經非常可悲，把它奉為一種“制度”，則更為可怕。

　　書中還說，清朝末年，官員們把賄賂需索視為當然，就連被譽為“中興名臣”的曾國藩，也要為陋規(guī)制度進行辯護。陋規(guī)制度的存在，對于俸祿微薄的官員們來說，當然是有利可圖，但是對社會來說卻危害極大。它不僅腐蝕了官員的公德心，毒化了社會風氣，還會導致一個政權的滅亡。前幾年，有人曾對拿破侖的那句名言——中國將要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津津樂道。但是蔣夢麟告訴我們，拿破侖的這句話是指著其廚子說的，那后半句是：“不過這位中國朋友很愛錢的，你們給他五百法郎吧！”所以我懷疑，“偉大”云云不過是拿破侖的反語，它應該讓我們感到汗顏無地。

　　蔣夢麟認為，破除陳規(guī)陋俗，需要以“良好的制度來接替腐敗的制度”。在這方面，除了外國人管理的銀行、郵政、海關、鹽務、鐵路等部門之外，由中國學者自己建立起來的現代大學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成功的典范——它不僅能夠堅持實事求是的學術立場，“也是經費從無私弊的又一實例”。這讓我想起一件正好相反的事。這些年，人們對科研經費極度緊張已經是習以為常了，但我們這里卻有新了改變。條件是：只要能與上面分管此事的某處長拉上關系，他大筆一揮，至少能給你批個兩三萬。甚至是不是研究人員也無所謂。需要指出的是，為了收取比例很小的管理費，有關單位也簽字蓋章，大開綠燈。生活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中，還談得上什么學術立場？還奢談什么實事求是？

　　話說回來，當年陋規(guī)制度的廢除，既維護了公平和正義，也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
而現代制度的建立，則使我們的大學在抗日戰(zhàn)爭那最艱苦的歲月里，繼武含章，弦歌不絕，僅僅在理科方面，就培養(yǎng)出楊振寧、李政道、王浩等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費正清在其對華回憶錄中說，他于１９４２年來到昆明后，看到西南聯大教授們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和貧困的生活狀況，曾經為之震驚，并感到毛骨悚然。與此同時，他也親眼看到蔣夢麟、梅貽琦這兩位“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稱的”大學校長，正在依靠典當衣物和書籍度日。在這種情況下，當年的教授為什么能夠安心于學術事業(yè)，并保持了很高的學術水平，也就不難理解了。

　　蔣夢麟對北大功不可歿，難道這不是一位值得紀念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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