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體制的內外因素來探討政治改革和發(fā)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視角。很多人會問，體制內的干部隊伍究竟能否成為政治改革和發(fā)展的推進力量？筆者通過問卷調查發(fā)現(xiàn)，許多地方官員對政治現(xiàn)狀和政治改革等問題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越來越迫切，但同時他們仍然認同現(xiàn)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漸進理性的道路。筆者認為，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現(xiàn)行體制中歡迎政治改革的體制內資源與動力呈現(xiàn)出強化趨勢，這正是各地會不時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動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體制內其實得到許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一、體制資源與干部代謝

　　旅美華裔政治學家鄒讜在總結中國“從全能專政政治轉型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教訓”時曾指出：中國“國內討論民主政治轉型時，只是強調民主政治的結構上特點”，“但是很少直接談到如何轉變成民主政治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目前不可能、也不應該再來一次革命，而“只能用漸進式、演化式的改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點一滴的去解決”[1].顯然，一項自上而下推動的政治改革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學者們往往把這些條件歸納為社會、經(jīng)濟、政治、思想和環(huán)境等方面[2]，或從客觀和主觀條件的角度去分類[3].這些分類均涉及到改革推進者這一條件，即“需要有一批具有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識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學者提出，要關注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與基礎問題。有學者表示：“經(jīng)過2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在我國現(xiàn)行的政治體制和文本制度中，本來就有許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區(qū)級人大代表的競選“激活了”它[5].筆者在以“民主選舉、政治改革在體制內的動力與基礎問題”為主題的發(fā)言中提出：“我們不能把體制內官員看作鐵板一塊，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民主發(fā)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主辦的“政治文明與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洪朝輝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來，西方理論家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解釋與預測無不失敗[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線性思維”；
這種思維的一個特點是將中國現(xiàn)行政治體制當作被否定的對象，對其自我轉型的空間和中共政治創(chuàng)新的能力持懷疑乃至否定態(tài)度。

　　如果從“國家─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來認識，政治發(fā)展“就是政治當局與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作用和不斷調適的過程[8]，亦即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互相調適的過程。在討論影響這一過程的諸種因素時，不少學者將注意力放在國際環(huán)境、國內經(jīng)濟狀況、民眾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眾的政治行為能力等方面，而較少分析所謂的”體制內因素“，如現(xiàn)行制度對改革和變遷的靈活性與適應能力、官員素質狀況、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態(tài)度、他們組織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筆者以為，如果這些”體制內因素“對政治改革具有正向的推進作用時，它們就構成了”政治改革的體制內資源“（以下簡稱為”體制資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問題時應當重視對”體制資源“的分析。在近一個時期關于政治改革與政治發(fā)展的討論中，也有學者注意到這個問題[9].2001年12月，筆者出席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辦的一次會議，在會上提交的論文中也分析過”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的民意基礎與社會動力“[10].但從總體上來看，至今政治學界對”體制資源“的討論還遠遠不夠。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政治發(fā)展的若干實踐中，從村民自治的深化，到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競選和縣（區(qū)）長“公推公選”的實驗，從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自由候選人”的參選，到《黨內監(jiān)督條例》的出臺，均顯示出“體制資源”與動力的作用。那么，能否從這些個案的出現(xiàn)來推論其全局性意義呢？顯然，個案本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換一個角度，從分析地方官員的政治態(tài)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的認識究竟是怎樣的，他們當中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fā)展推進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學界對共產(chǎn)黨國家代際交替過程的研究主要關注精英階層。一些研究者認為：“研究一個繼承過程非制度化的社會的政治過程，主要依靠對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誠與David Bachman 、Hong Yung Lee 等學者注意到中國官僚隊伍從“革命家”到“技術官僚”的代際變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術官僚運動，發(fā)生在黨和政府的各個部門，深刻地改變了中國黨政官員的構成。[12]”。在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者中，通過對中國不同代際政治精英特點的梳理，以及對精英重組、觀念變革、政治戰(zhàn)略、政治資源等分析，在判斷中國官員的“政治態(tài)度與政治走向”時有3種觀點：其一，新興精英主要是技術精英，他們很少受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很少與派系聯(lián)系在一起，樂于重組中國的政治體系，在面對大眾的壓力時能及時反應；
其二，新興領導和官僚仍然會受意識形態(tài)與個人考慮的約束，因此在政治行為上會謹小慎微，很難創(chuàng)新和改革現(xiàn)存的政治體系；
其三，叛逆型精英會最終成為變化的主要力量，并與現(xiàn)有的政治結構發(fā)生尖銳的暴力沖突[13].在新加坡的華裔學者鄭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種觀點[14].何清漣則認為，中國官僚階層的危機感其實比知識精英要強烈得多，今天中國貪官污吏的共同心態(tài)是：“我離開中國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
因此，“可能給眼前的利益攝取帶來風險，并使統(tǒng)治集團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被統(tǒng)治集團無限期擱置”[15].

　　境外學者的研究雖然注意到了官僚隊伍的受教育水平和專業(yè)背景的變遷，也提出了相應的理論解說[16]，但對官員們政治意識和政治態(tài)度的判斷卻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資料而帶有更多的推論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經(jīng)驗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間的個人背景資料的比較，其中包括對中央、省和市三級政府官員的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經(jīng)歷和社會背景的比較分析。這種對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職業(yè)資格以及事業(yè)成功模式的比較確實是有助于描述不同黨政精英群體的不同特點�？鐣r期的比較也可以用來刻畫政治系統(tǒng)不同發(fā)展時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屬性。然而，這一切卻很少能夠說明80年代黨政精英構成與技術專家治國論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17].”

　　在實證研究依然嚴重不足的國內政治學界[18]，分析官員群體政治態(tài)度的實證研究同樣欠缺。1980年代末國內有學者完成了兩項大型“政治文化”調查項目，其中一項對350位干部作了問卷調查，并列出了被調查者回答各項問題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但研究者未對調查結果作進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沒有其他學者使用這些已公開的數(shù)據(jù)作系統(tǒng)的研究。另一項調查所公布的報告僅簡略比較了干部與其他職業(yè)群體在“政治意識”、“選舉行為”、“基本政治態(tài)度”等方面的部分情況，而未系統(tǒng)地分析干部隊伍的政治素質狀況，也未交代被調查干部的人數(shù)與級別等基本資料[20].所以，從這兩項研究的已公布結果中無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傾向與政治態(tài)度。

　　近年來，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中連續(xù)數(shù)年發(fā)表了“中國黨政領導干部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這似乎是國內目前僅能見到的對干部態(tài)度的調查分析。這一調查的對象是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司局級干部，問卷回收量達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個窗口，以了解干部們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但這一調查基本上屬于“輿情調查”的范疇，并不以系統(tǒng)地分析官員們的政治態(tài)度為目的。

　　1990年代末以來，國內對干部政治態(tài)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規(guī)范分析。徐湘林對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帶來政治精英大轉換的分析，得出了與境外學者不盡一致的結論。他認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識─技術型官僚，“大多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相關的專業(yè)知識，對黨的三中全會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持明顯的擁護態(tài)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標準）、年輕化（年齡標準）、知識化（受教育程度的標準）和專業(yè)化（職業(yè)標準）改變了過去單一政治標準的精英準入規(guī)則，但政治標準仍然是首要的。[21]”徐湘林的結論是，意識形態(tài)標準并不成為新舊干部隊伍的主要區(qū)別，而改革則已成為干部隊伍的共識。但是，蕭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國20余年政治發(fā)展走向的論文中卻將意識形態(tài)之爭作為區(qū)分“政治勢力”的主要標準。他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部就存在著兩種相互對峙的政治勢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勢力”與“原教旨的正統(tǒng)派勢力”（即“保守的左派”）之爭，90年代以來在左派與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術官僚。后者可以擺脫左右意識形態(tài)思維的牽制與影響，能從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從功效與成本的因素，來決定施政方針，務實地處理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各種疑難問題。由此，中國政治進入了“由非意識形態(tài)化的技術專家主政的新權威主義”時期。[22]這就是說，在蕭功秦看來，新主政的“技術專家”呈現(xiàn)出“非意識形態(tài)化”趨勢，對改革持有歡迎和務實的態(tài)度。

　　但也有學者發(fā)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針對干部的意識形態(tài)和信仰問題，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敗”現(xiàn)象時認為，“一些高級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禁不起考驗，其價值觀、人生觀發(fā)生了巨大的畸變，產(chǎn)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是其重要原因[23].事實上，近年來中共中央對腐敗分子“腐化、墮落”現(xiàn)象的一種解釋，就是強調信仰危機的存在。楊光在談到官員的政治改革意向時認為，中國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權力改革權力”；
權勢階層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們成為政治改革的推動力量，除非有足夠大的民間壓力和國際壓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回顧表明，究竟中國干部群體的政治認知、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觀念如何，并沒有專門的調查來回答這個重要問題。因此，通過認真的問卷設計并實施調查，搜集大量數(shù)據(jù)來作系統(tǒng)分析，以判斷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政治改革與政治發(fā)展的條件，是十分必要的。

　　二、一項關于地方官員政治態(tài)度的調查：調查設計及被調查者情況

　　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對政治改革的意向，筆者設計并實施了一項問卷調查。其目的是通過對干部政治態(tài)度與政治素質的調查，評估在地方領導干部層中政治改革與發(fā)展的空間、基礎與動力，借以研判中國未來政治發(fā)展的前景。問卷的設計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領導干部對自身經(jīng)濟社會地位的認知，對政治現(xiàn)狀的認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識，政治改革的意識與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為方式。限于本文討論的主題，下面主要介紹以下幾個方面的設計：

　　第一，對政治現(xiàn)狀的評價與滿意度，從干部們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可以推斷他們認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態(tài)度。對政治現(xiàn)狀的評價與滿意度通過以下問題來測量：任用干部的風氣問題，對國內民主現(xiàn)狀的滿意度，對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評價，對黨代會和人代會中選舉的評價。

　　第二，政治信仰與政治意識，這是影響干部們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選擇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與政治意識主要通過以下問題來測量：對待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態(tài)度，對中共和各級政府威信的認同，對國家發(fā)展的預期，對反腐敗形勢的預期。從回答中可以看出官員意識中傳統(tǒng)理念與現(xiàn)代理念的比重，其信仰的真誠成分等。

　　第三，對政治改革目標、方向和路徑的選擇與預期。主要通過以下問題來測量：民主在中國的適應度，民主與專制、經(jīng)濟發(fā)展的比較，競選在中國的適應度，對政治改革與政治穩(wěn)定的選擇，對多黨制與權力分立的態(tài)度，對政府權力強化或弱化的選擇，對政治改革擬重點解決問題的選擇等。

　　筆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設計的問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對N 省省委黨校6個領導干部培訓班次（市廳級領導干部班、縣處級領導干部班、中青年領導干部班、公務員班、高�？h處級政工班和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班[25]）的學員進行了問卷調查。這些班次的培訓期限，除了“中青年班”為4個月外，其他各班均為1個半月。參加這些班次培訓的學員全部來自N省內，以黨政部門為主，也有來自高校和企業(yè)的縣處級以上干部；
除了“市廳班”和“鄉(xiāng)鎮(zhèn)班”的學員分別為司局級和正科級外，其他各班次均為縣處級。

　　問卷填寫采用匿名填寫方法，發(fā)放問卷時以班級為單位集中發(fā)放，學員填寫后再集中回收。問卷調查的時間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廳班”的一個班次作過調查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他的問卷調查均于2003年內完成。問卷調查的對象包括，“市廳班”4個班次，“縣處班”3個班次，“中青班”2個班次，“公務員班”3個班次，“高校班”1個班次，“鄉(xiāng)鎮(zhèn)書記班”3個班次。共發(fā)出問卷680份，回收有效問卷571份。由于這一調查不屬于抽樣調查，所以其數(shù)據(jù)不適合作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相關分析或統(tǒng)計推論。

　　在這次問卷調查中，571位有效問卷回答者的基本情況如下（以下每一組數(shù)據(jù)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額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別：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年齡：24到38歲占21.1％，39到48歲占45.0%，49到62歲占27.8%；

　　文化程度，大專以下占1.1%，大專占23.6%，大學本科占57.3%，參加研究生學習者占13.7%，碩士占3.5%，博士占0.7%；

　　行政級別：市廳級占21.7%，縣處級占56.9%，正科級占21.2%；

　　政治身份：中共黨員占97.2%，民主黨派占0.7%，無黨派占1.1%；

　　所屬機構級別：省直屬機構占42.4%，地級市占29.4%，縣區(qū)占5.8%，鄉(xiāng)鎮(zhèn)占20.0%，街道占1.2%；

　　單位性質：黨委部門占31.0%，政府部門占35.2%，人大政協(xié)占7.0%，人民團體占2.8%，科教文機構占13.0%，軍隊及地方武裝部占3.0%，公檢法占3.9%，企業(yè)占3.5%；

　　職稱：正高職稱占4.9%，副高職稱占15.8%，中級職稱占20.5%，初級職稱占3.7%，無職稱者占55.1%；

　　在大學所學專業(yè)：哲學13.8%，法律9.6%，政治13.7%，農業(yè)8.4%，工業(yè)3.2%，經(jīng)濟理論14.5%，歷史1.2%，地理0.2%，數(shù)學1.4%，工程技術0，中文10.0%，外語0.5%，其他理工醫(yī)8.9%，其他社會科學4.7%，其他專業(yè)4.4%.

　　為了解答卷者的個人情況，在問卷中還設計了一個多選項問題：自己最熟悉的業(yè)務。對這個問題的多項選回答是：有39.2%的人選擇了黨務，15.4%選擇了政法，20.3%選擇了科教，14.5%選擇了農業(yè)，10.7%選擇了工業(yè)，2.5%選擇了金融，14.5%選擇了財政，6.5%選擇了商貿，12.3%選擇了其他。

　　從以上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地方領導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在答卷者當中，具有大專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達98.8%，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占七成多；
同時，地方領導干部的專業(yè)教育背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答卷者中此類專業(yè)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右，而具數(shù)學、地理、工程技術和其他理工類專業(yè)背景的僅為一成。這一觀察與前引鄭永年所述──新的技術官僚的“專業(yè)背景偏重工程學及其它的科學與技術領域”──并不相符。筆者注意到，鄭的判斷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員的專業(yè)背景為依據(jù)，他分類計算時將工程學單獨列出，而將經(jīng)濟類各專業(yè)列為“其他的科學與技術領域”，這樣兩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員中合計達54.3%[26].若按照鄭的分類方法計算，則筆者的問卷調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會科學專業(yè)的比重也只有36.4%.鄭的判斷與筆者問卷調查結果的差異表明，在領導干部專業(yè)背景問題上，中央層次與地方層次的情況可能不同，如果將地方干部考慮在內，則技術官僚這個群體當中理工科專業(yè)背景的人可能比例并不大。

　　本文的目的只是利用問卷調查結果對地方官員的政治態(tài)度作一個初步分析。在有限的篇幅內，將主要是作一系列描述性分析，而且是將地方官員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不可能對不同類型的被調查者進一步作比較分析了。有關不同地方官員群體之間的比較，如在不同的職務級別、年齡、文化程度、專業(yè)背景、單位性質、出生地、工作經(jīng)歷的地方官員之間，其政治態(tài)度和觀念有無差異，以及他們的看法與其他社會階層如農民、工人、私營業(yè)主看法之間的比較，將是另文的主題。

　　三、地方官員對政治現(xiàn)狀的滿意度

　　1.對干部任用風氣的評價

　　“用人風氣”是觀測政治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也是多年來中共中央十分強調的問題之一，早就有“用人上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之說。被調查者既是被任用的干部，本人往往又直接任用下屬，對“用人風氣”他們的感受自然十分深刻。那么，他們對此是如何評價的呢？

　　問題1：任用干部的風氣怎樣？

　　答卷者當中，居然沒有一人選擇“任用干部風氣很正”，選擇“風氣比較正”與“還過得去”的合計為52.6%（前者占18.6%，后者占34.0%），45%的人認為“不太正”或“很不正”（前者占31.5%，后者占13.5%）。

　　問題2：如您覺得現(xiàn)在任用干部的風氣不正，那主要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多項選）？

　　答卷者中，74.8％的人選擇了“拉關系、跑官”，55.3％的人選擇了“任人唯親、分派分線”，28.4％的人選擇了“買官賣官”，46.8％的人選擇了（干部任用的）“考察不實”，43.1％的人認為在干部任用方面“決策不民主、個人說了算”。

　　問題3：您覺得，現(xiàn)在提升職務，關鍵要靠什么（多項選）？

　　75.1％的回答選擇“與領導的關系”，62.5％選擇了“實際才干”，47.8％選擇了“年齡優(yōu)勢”，39.9％選擇了“群眾基礎”，23.1％選擇了“文憑”，20.1％選擇了“送禮”，17.0％選擇了“資歷”。

　　官方的說法是，任用干部的正式標準為“實際才干”（才干與實績）、“年齡優(yōu)勢”（年輕化）與“群眾基礎”。但答卷顯示，干部要提升職務，在多數(shù)情況下取決于“與領導的關系”，因此“拉關系、跑官”就相當普遍了。由此可見，在這些體制內官員看來，任用干部中的“潛規(guī)則”實際上壓倒了文件上正式頒布的標準。

　　2.對政治現(xiàn)狀的評價

　　地方官員對“用人風氣”的不滿，是否導致他們對政治改革抱有期望呢？

　　問題1：您對民主在我國實施的情形滿意不滿意？

　　高達62.8%的被調查者對此表示“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僅占3成。

　　問題2：您認為我國近年來政治改革的速度是太快、太慢，還是正好？

　　63%的人明確表示它“太慢”了，只有21.7％的人認為“正好”，還有1.1的答卷者認為“太快”了。

　　問題3：您認為我國近年來社會變化的速度是太快、太慢，還是正好？

　　對這個問題的反應與對上一個問題的反應有明顯不同，只有23.8%的人認為“社會變化的速度太慢了”，倒是有46.1％的人認為“社會變化的速度正好”。

　　問題4：有人認為，不僅要進行經(jīng)濟改革，而且應加速政治改革；
也有人認為，政治改革會帶來不穩(wěn)定，目前不宜進行。您的意見是什么？

　　令人驚訝的是，答卷者中竟有高達85.1%的人認為“應該加速政治改革”。這表明，在對“國內民主情形”滿意和認為“政治改革速度正好”的人當中，也有相當部分的人主張“應該加速政治改革”。認為“目前不宜進行政治改革”的人僅占答卷者的5.8％。由此可見，在地方官員中，推進政治改革（包括發(fā)展民主）已具有較為厚實的“民意基礎”。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他們對政治改革的目標、方向與路徑的選擇究竟為何。

　　四、地方官員的政治信仰與政治意識

　　人們對政治改革目標、方向與路徑的選擇在較大程度上受其政治理想以及對現(xiàn)實制度認同狀況的影響。為了解這一點，問卷調查設計了以下3組問題，以測量地方官員的政治理想與政治意識狀況。

　　1.政治信仰狀況

　　問題1：您覺得，共產(chǎn)主義能否最終實現(xiàn)？

　　42.9％的人選擇了“一定能實現(xiàn)”，24.0％的人選擇了“有可能實現(xiàn)”，24.2％的回答是“說不清”，也有3.2％的人明確表示“不可能實現(xiàn)”。

　　問題2：您覺得我們國家現(xiàn)在搞的是社會主義嗎？

　　47.1的人選擇了“確實是”這一答案，39.2％的人的回答是“說不清”，還有3.0％的人認為“完全不是”。

　　問題3：您希望我們國家始終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嗎？

　　71.5％的人選擇了“希望”，17.9％的人回答“說不清”，還有3.2％的人則選擇了“不希望”。

　　毫無疑問，對這些在位的領導干部而言，這是一組極為棘手和敏感的問題。盡管對“共產(chǎn)主義能否最終實現(xiàn)”這一問題，66.9%的人表示“有可能實現(xiàn)”或“一定能實現(xiàn)”，對“是否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結果亦相似，但僅有47.1%的人認為“我們國家現(xiàn)在搞的是社會主義”。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現(xiàn)實中或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與半數(shù)以上答卷者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是有距離的。同時，還有四分之一強的人認為“共產(chǎn)主義能否實現(xiàn)”是“說不清”的或者“不可能實現(xiàn)”，也有17.9％的人認為中國是否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說不清”的事，還有3.2％的人“不希望”中國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2.對黨和政府的威信和信任度之評價

　　對當今中國政治權力的執(zhí)掌者──中國共產(chǎn)黨和各級政府，被調查者又持有怎樣的評價呢？

　　問題1：您覺得現(xiàn)在共產(chǎn)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權威如何？

　　46.9％的回答是“在弱化”，29.2的回答是“比較高”，8.4％的回答是“不太高”，4.2％的人認為“比較低”或“很低”，回答“仍然很高”的占8.2％。

　　問題2：如果我們用1代表完全不可信任，6代表完全可信任，您對于下面這些機構（中央政府、省政府、縣政府、鄉(xiāng)政府、村組織）的信任程度怎么樣？

　　在這些地方官員中，86.3%的人表示對中央政府“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但對省政府“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的比例就下降到76.2%，對市政府“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的比例進一步下降到46.9%，對縣政府就只剩33.2%的人“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而對鄉(xiāng)政府這一比例竟低到21.4%，對村組織則這一比例只有15.8%.很明顯，他們對各級政府（和村組織）的信任程度呈自上而下的遞降序列（見表1）：對中央和省級政府基本上是“相當相信”與“完全相信”；
對市政府是“有點相信”或“相當相信”；
而對縣政府的態(tài)度則變成了“有點不相信”、“有點相信”，還有部分人仍然“相當相信”；
至于對鄉(xiāng)村兩級組織，其信任度則分散在從“相當不相信”到“有點不相信”、“有點相信”與“相當相信”之間。這表明，各級政府在地方官員中呈現(xiàn)出“切割性”評價，他們對國家宏觀層面權力組織的信任度依然較高。

　　3.對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形勢的判斷

　　地方官員們對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形勢的判斷、特別是對其未來發(fā)展的信心，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被調查者對現(xiàn)實政治結構的看法。

　　問題1：您認為我國目前整體經(jīng)濟情況怎么樣？

　　回答“還算好”的占79.9％，“非常好”的占6.0％，認為“不好不壞”的占6.7％，“不太好”的占5.1％。

　　問題2：過去5年我國經(jīng)濟變化的情況怎么樣？

　　回答“好一些”的占63.4％，“好很多”的占32.9％，“跟以前/目前一樣”的占1.9％，有0.5％的人認為“差一些”。

　　問題3：5年后我國經(jīng)濟情況會怎樣？

　　回答“好一些”的占65.7％，“好很多”的占26.3％，“跟以前/目前一樣”的占1.6％，有5.8％的人認為“說不清”。

　　從以上3個問題的回答來看，地方官員們對經(jīng)濟現(xiàn)狀、過去5年的評價以及未來5年的預期普遍樂觀，有九成左右的好評（“非常好”、“還算好”或“好很多”、“好一些”）。從這些態(tài)度出發(fā)，再加上前述對基本社會制度和宏觀國家權力的較高認同，或許可以認為，這些領導干部中的多數(shù)人對政治改革走向的預期與選擇基本上未越出現(xiàn)行制度的框架，他們并無意于變革[27].

　　五、對政治改革走向的選擇

　　1.地方官員對民主政治的認知

　　為了解受訪者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問卷調查中設計了一組問題，詢問他們對民主政治的基本態(tài)度和取向。

　　問題1：民主對中國的適合程度如何（1表示完全不適合，10表示完全適合，在程度上，分數(shù)越小表示越不適合，分數(shù)越大表示越適合）？

　　答卷中打10、9、8、7分的分別占8.9％、3.2％、20.1％、11.9％，合計占44.1%，而打1、2、3分的僅為1.9％、1.8％和4.4％，打4、5、6分的合計占41.8%.

　　進一步來看，地方官員們認知中的“民主”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政治制度呢？調查者設計了幾組問題作比較深入的詢問。

　　問題2：民主與專制哪個更好？

　　67.3％的答卷者認為“民主體制總是要比其他政府體制要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4.7％的人認為“在有些情況下專制政府比民主體制要好”，4.2％的人認為“民主體制與專制體制都一樣”，還有8.9％的回答是“說不清”。

　　問題3：在民主與經(jīng)濟發(fā)展之間哪一項比較重要？

　　58.7％的答卷者認為“經(jīng)濟發(fā)展比較重要一些”，31.7％的人認為“兩者都重要”，5.1％的人認為“民主比較重要一些”，2.6％的人則認為“民主絕對重要”。

　　從以上答問可以看出，如果把答卷者中將“民主對中國的適合程度”的分值選擇為1分到3分的視為“中國不適合民主”之評價，選擇4分到7分的視為“基本適合民主”，選擇8分到10分的是“很適合民主”，那么，多數(shù)人的選擇集中在4分至8分之間，這樣的人占全部受訪者的73.8%，而認為中國“不適合民主”的人實際上僅占8.1%，這一比例遠遠低于持“很適合民主”觀點的人的比例（達32.2%）。這表明，民主作為一種理想、目標（及口號），至少在地方領導干部中已獲認同。然而，盡管明確肯定“民主體制比其他體制好”的人有近7成，但如果要他們在實現(xiàn)民主政治與經(jīng)濟發(fā)展之間作抉擇時，多數(shù)人選擇的卻是“經(jīng)濟發(fā)展比較重要一些”，這似乎意味著民主的價值觀在多數(shù)官員心中的內化程度并不夠深。

　　2.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以及政府與民眾關系的認識

　　為了更進一步地深入考察地方官員對民主問題的認識，調查者從政府權力和民眾權利兩個視角提出了以下一組問題。

　　問題1：有人說，要加強反腐敗的力度，就應當實行政治權力的適當分立、并相互制約。您同意這種看法嗎？

　　78.3％的答卷者“同意”這一看法，11.7％的人“不同意”，6.3％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2：為了加快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有人主張強化政府的權力，有人則主張弱化政府的權力。您的看法怎樣？

　　“同意弱化政府權力”的占63.9％，“同意強化政府權力”的占24.0％，5.6％的人回答“不清楚”。

　　從對這2個問題的回答來看，被調查者中的多數(shù)對政治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以及弱化政府權力并無異議。

　　問題3：您同意“不能讓不正確的思想上學校講臺或出版”這一說法嗎？

　　8.2％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45.5％的答卷者表示“同意”，30.3％的人“不同意”，3.0％的人“非常不同意”，3.2％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4：您同意“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這一說法嗎？

　　只有0.9％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10.7％的答卷者表示“同意”，66.4％的人“不同意”，9.1％的人“非常不同意”，2.5％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5：您同意“不要隨便議論政治問題，以免被人抓小辮子”這一說法嗎？

　　只有1.4％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17.0％的答卷者表示“同意”，59.9％的人“不同意”，7.5％的人“非常不同意”，4.4％的人回答“說不清”。

　　對問題3、4、5的回答顯示，盡管過半數(shù)的人不主張“讓不正確的思想上學校講臺或出版”，但大部分人并不認同對思想、言論的嚴格管制（如不同意“由政府來決定一種意見是否能在社會上流傳”，不贊成“對議論政治問題的人用抓小辮子的辦法對待”）。

　　調查者設計的以下問題是為了從公民權利的視角測量領導干部們的公民權利意識，以及他們對處理民眾與政府關系的態(tài)度。

　　問題6：您同意“應當相信和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最終是為我們好”這一說法嗎？

　　8.4％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53.6％的答卷者表示“同意”，20.1％的人“不同意”，1.2％的人“非常不同意”，8.1％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7：您同意“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下，無論誰當政，老百姓對管理國家都有最終的發(fā)言權”這一說法嗎？

　　11.2％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33.8％的答卷者表示“同意”，34.9％的人“不同意”，4.7％的人“非常不同意”，5.4％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8：您同意“說到底，我們國家的領導還得聽老百姓的意見”這一說法嗎？

　　10.2％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50.1％的答卷者表示“同意”，20.0％的人“不同意”，2.8％的人“非常不同意”，6.8％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9：您同意“老百姓對政府的決定應該不計個人得失，全力支持”這一說法嗎？

　　2.6％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17.5％的答卷者表示“同意”，60.6％的人“不同意”，6.0％的人“非常不同意”，3.3％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10：您同意“對政府有意見也不應當采取拒交稅費、游行、沖擊政府機關等過激行為”這一說法嗎？

　　16.5％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58.0％的答卷者表示“同意”，9.8％的人“不同意”，2.1％的人“非常不同意”，3.0％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11：您認為“給政府寫信反映情況、提意見”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89.0％的答卷者回答“是”，0.9％的人回答“不是”，0.5％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2：您認為“到上級有關部門上訪”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69.7％的答卷者回答“是”，15.6％的人回答“不是”，2.3％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3：您認為“到新聞媒體反映意見”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73.0％的答卷者回答“是”，11.0％的人回答“不是”，2.6％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4：您認為“越級上訪”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27.1％的答卷者回答“是”，51.8％的人回答“不是”，3.9％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5：您認為“集體上訪”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13.5％的答卷者回答“是”，64.3％的人回答“不是”，4.4％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6：您認為“不服從違反中央精神的土政策”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58.1％的答卷者回答“是”，23.3％的人回答“不是”，3.7％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7：您認為“控告不依法行政的地方政府”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82.1％的答卷者回答“是”，4.4％的人回答“不是”，1.8％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8：您認為“不服從違反政策和法律的干部”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62.2％的答卷者回答“是”，17.5％的人回答“不是”，4.6％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9：您認為“給違法亂紀的干部貼大字報”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3.9％的答卷者回答“是”，70.9％的人回答“不是”，2.5％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20：有人說，對殘暴的罪犯應立即處罰，不必等法院的復雜審判程序。您同意嗎？

　　3.9％的答卷者回答“非常同意”，11.9％的答卷者回答“同意”，60.6％的人回答“不同意”，11.7％的人回答“非常不同意”，1.6％的人回答“不清楚”。

　　對問題6到問題20的回答顯示，對公民在一般性信訪、“抵制土政策”、“行政訴訟”和“不服從違反政策和法律的干部”等方面的權利，多數(shù)地方領導干部抱持接受、理解乃至寬容的心態(tài)；
他們不主張“老百姓對政府的決定應該不計個人得失，全力支持”，同時希望民眾能夠“相信和服從政府”；
但是，對民眾的一些“過激行為”，如“拒交稅費、游行、沖擊政府機關”，“越級上訪”，“集體上訪”和“給違法亂紀的干部貼大字報”，多數(shù)官員持否定性意見。

　　3.地方官員對政治穩(wěn)定的理解

　　穩(wěn)定問題是人們討論改革進程時十分重視乃至顧慮的一個因素。那么，地方領導干部們對此的看法是什么呢？調查者主要設計了政黨和組織發(fā)展、言論自由與政治穩(wěn)定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問題1：您同意“一個國家政黨太多，會導致混亂”這一說法嗎？

　　4.6％的答卷者回答“非常同意”，31.2％的答卷者回答“同意”，46.1％的人回答“不同意”，3.9％的人回答“非常不同意”，4.4％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2：您同意“團體太多，會影響安定與和諧”這一說法嗎？

　　5.3％的答卷者回答“非常同意”，32.6％的答卷者回答“同意”，43.1％的人回答“不同意”，2.3％的人回答“非常不同意”，5.8％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3：您同意“各種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會傷害所有人的利益”這一說法嗎？

　　4.2％的答卷者回答“非常同意”，31.9％的答卷者回答“同意”，39.1％的人回答“不同意”，4.4％的人回答“非常不同意”，8.1％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4：有些人認為，為了改善我國的狀況，人們應該有更多的發(fā)言權，即使這樣會出現(xiàn)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另一些人認為保持穩(wěn)定是頭等大事，不利于穩(wěn)定的話應該少說或不說。您自己傾向于哪種說法？

　　53.4％的答卷者持前一種看法，39.8％的人持后一種看法。

　　問題5：就問題4列舉的兩種看法，您認為政府是怎樣做的？

　　24.2％的答卷者認為政府是按前一種看法做的，66.5％的人認為政府是按后一種看法做的。

　　對這一組問題的回答表明，半數(shù)左右的地方官員并不同意“政黨或團體太多會影響穩(wěn)定”的說法，他們中的多數(shù)似乎對政黨和政治團體的發(fā)展并不堅持嚴厲的壓制立場。這種相對寬容的態(tài)度，也反映在他們對“人們發(fā)言權”的理解上。很有趣的是，盡管大多數(shù)地方官員認為政府的立場是“保穩(wěn)定”，但半數(shù)多一些的官員其個人卻傾向于不同的選擇。

　　4.政治改革應當重點解決什么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問卷中為應答者提供了10個選擇（見表2）。

　　上表反映了被調查者對政治改革路徑的具體選擇。他們最集中選擇的“應重點解決的問題”之前4項依次為：“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69.0%），“精簡黨政機構”（53.2%），“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51.1%），“擴大黨內民主”（41.0%）。當要求他們按第一、第二和第三位的順序將“應重點解決的問題”排序時，在第一、第二位的選擇中，“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精簡黨政機構”、“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和“擴大黨內民主”依然是被選最多的4項。

　　5.地方官員如何看待競爭性選舉？

　　在調查中，我們設計了一組有關競選的問題。

　　問題1：我國應該不應該開展競選活動？

　　有45.7%的地方官員明確表示“我國應該開展競選活動”，而回答“不應該”者僅占21.9％，前者是后者的兩倍多。另有24.3％的人表示“說不清楚”。

　　問題2：您認為這些職務（國家主席、省長、縣市長、鄉(xiāng)鎮(zhèn)長、村主任）應當進行直接選舉產(chǎn)生嗎？

　　調查結果顯示，直接選舉的職位越高，地方官員們對直接選舉的認同度就越低。認為國家主席和省長的直接選舉“尚不成熟”或“不應該”的人分別占78.5%和75.5%.值得注意的是，相當多的地方干部現(xiàn)在認為，鄉(xiāng)鎮(zhèn)長和縣市長“可以實行”直接選舉，41.0％的人認為鄉(xiāng)鎮(zhèn)長可以直接選舉，22.4％的人認為縣市長可以直接選舉。從表3可以看出，回答問卷的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中，認為鄉(xiāng)鎮(zhèn)長這一職位“目前就可以實行直選”的人占19.8%，而市廳和縣處級干部主張“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者更多，達五成左右。這表明，競爭性選舉在地方干部中已有越來越大的支持空間。以前也有過類似調查，在1998年的一次調查中，鄉(xiāng)鎮(zhèn)正職中主張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目前就可以實行”的人僅占7.1%[28].現(xiàn)在這一比例有了明顯的上升。

　　表3的交叉對比還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情況：在身居縣處級職位的干部中，雖然認為“縣長目前就可以實行直選”的人僅占27.6％，但認為這一職位“應該實行直選”的人卻多一倍，達到56.1％；
在鄉(xiāng)鎮(zhèn)級干部中也存在類似情形。

　　六、結論

　　總結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說，這次調查揭示了以下現(xiàn)象：許多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的期望越來越高，政治改革在體制內其實得到許多地方干部的支持。一方面他們仍然認同現(xiàn)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漸進理性的道路；
另一方面，民主作為一種理想、目標（及口號），在平均教育程度接近大學本科水準的地方官員中已被廣泛接收，大多數(shù)人認為，民主政治基本上是適合中國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明確肯定“民主體制比其他體制好”，但民主的價值觀在多數(shù)地方官員心中的內化程度并不夠深。

　　如果從地方官員的視角看“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目前地方官員們對政治改革的認識及理性程度，已明顯強于1980年代，他們的看法似乎擺脫了“激進”、“保守”之類的非此即彼之爭。他們對政治改革和政治發(fā)展的看法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呈現(xiàn)出明顯的分化，許多人有越來越強的獨立思考。

　　第二，地方官員中對政治改革“過緩”的形勢、對政治發(fā)展的現(xiàn)狀并不滿意，要求政治改革的期望與壓力日益強烈。由此來看，各地之所以會不時“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動作，就不難理解了�？梢哉f，在地方層面，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與動力基礎已越來越強，這對推進政治改革是有力的支持。

　　第三，盡管地方官員中主張加快政治改革的人數(shù)眾多，支持包括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在內的競爭性選舉的人數(shù)有明顯上升，但他們的政治改革主張仍然限于現(xiàn)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多數(shù)官員對現(xiàn)行的制度框架，如共產(chǎn)主義信念、社會主義道路與基本政治架構，持認同態(tài)度。

　　當然，以上結論本身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政治人物的行動選擇受其文化與心態(tài)的牽引。但事實上地方官員們在作政治選擇（如選擇推動或阻礙改革的行動）時，還可能要考慮其他因素，如對政治氣候的判斷、對自身利益的評估以及對社會壓力的認知等。因此，即便通過問卷調查能夠了解到地方官員們的政治態(tài)度，并不能據(jù)此簡單地直接推論他們在政治改革問題上的行動可能。中國政治的研究者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在政治改革與政治發(fā)展中，政治理念、社會壓力與理性選擇等要素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

　　「作者說明」本文是筆者對“當今中國主要社會階層的政治心態(tài)和政治文化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其初稿曾在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主辦的“政治文明與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2004年6月）上宣讀，問卷調查的部分結果發(fā)表于《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北京）2005年第4期。在此，對會議主辦方的邀請，對孫龍博士、美國達爾頓（Dalton）州立大學郭寶剛教授等人提問和評論，筆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謝！

　　「注釋」

　　[1]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頁。

　　[2]俞可平主編，《政治學通論》。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8頁。

　　[3]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411頁。

　　[4]王浦劬，前引書，第408-411頁。

　　[5]黃衛(wèi)平、唐娟與鄒樹彬，“2003年深圳市區(qū)級人大代表競選現(xiàn)象的政治解讀”，載唐娟、鄒樹彬主編的《2003年深圳競選實錄》，西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頁。

　　[6]肖唐鏢，“民主選舉、政治改革在體制內的動力與基礎”，載唐娟、鄒樹彬主編的《2003年深圳競選實錄》，西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388頁。

　　[7]美國前駐華大使、現(xiàn)在基辛格事務所從事中國和亞洲事務咨詢工作的芮效儉也曾指出：“專家們對中國未來進行預測的記錄之糟糕，是人們想象不到的�！鞭D自何清漣的“威權統(tǒng)治下的中國現(xiàn)狀與前景”，《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2期，第6頁。

　　[8]高旺，《晚清中國的政治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9]參閱唐元松、黃衛(wèi)平的“試論現(xiàn)行政治體制下中國民主政治的發(fā)展空間”，載黃衛(wèi)平主編的《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10]肖唐鏢，“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的民意基礎”，《中國農村觀察》，2003年第1期，第56-57頁。

　　[11]史天健，“資源、態(tài)度和政治參與的差別：中國不同年齡組的分析”，載吳國光編《九七效應：香港、中國與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年7月版，第171頁。

　　[12]轉自鄭永年的《政治漸進主義》，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2000年出版，第44-45頁。

　　[13]祝靈君，“當代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主要視角”，載《中國政治學年鑒》（2002）。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598頁。

　　[14]鄭永年，前引著，第45-52頁。

　　[15]何清漣，前引文，《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2期，第36-37頁。

　　[16]徐湘林在“后毛時代的精英轉換和依附性技術官僚的興起”一文中，引介和評論了西方主流學者解釋中國政治精英轉換的“經(jīng)濟法則（社會經(jīng)濟結構性變化決定論）”理論，見《戰(zhàn)略與管理》2001年第6期。

　　[17]徐湘林，前引文。

　　[18]可參閱肖唐鏢與陳洪生的“經(jīng)驗研究方法在我國政治學研究中應用的現(xiàn)狀分析”，載《政治學研究》（北京）2003年第1期，第113-121頁。

　　[19]參閱閔琦著《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chǎn)的社會心理因素》一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據(jù)該書作者介紹，他們完成的意見問卷中包括干部317人（其中科級以下211人、處級61人、副局級以上18人；
政府機關85人、黨務部門46人人），完成的文化問卷中干部有355人（其中科級以下266人、處級65人、副局級以上9人；
政府機關106人、黨務部門62人）。

　　[20]張明澍，《政治人：中國公民素質調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21]徐湘林，前引文。

　　[22]蕭功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中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極沖突及其歷史后果”。香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論文庫，2004年5月20日。

　　[23]邵道生，“高官腐敗與信仰危機”，《人民網(wǎng)》，2003年11月11日。

　　[24]楊光，“政治改革：”中國模式‘的難題“，《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2期，第49頁。

　　[25]在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班中有少量來自城區(qū)街道辦事處的黨委書記。

　　[26]鄭永年，前引書，第47、49頁。

　　[27]就此而言，地方官員的心態(tài)與筆者調查的農民心態(tài)是一致的。有關農民心態(tài)的詳細分析，請參閱筆者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主辦《轉型中的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fā)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7.北京）的論文──《中國農村基層權威基礎的變遷與延續(xù)──對農村政治穩(wěn)定狀況的一項分析》，其修改稿發(fā)表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28]更詳細的情況，可參肖唐鏢前引文，同注10.

　　肖唐鏢/江西行政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3期

　　文章來源：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50303&total=90

相關熱詞搜索：政治 中國 官員 體制 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