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司徒雷登，不能不觸及中美關(guān)系。前燕京大學政治系外交組畢業(yè)生林孟熹先生在著作《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中提到：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lǐng)域，并且產(chǎn)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近百年來，中美關(guān)系似乎都是一路跌跌撞撞的，似乎從來都是一有好上去的小跡象，馬上就有新的大摩擦。

1945年抗戰(zhàn)結(jié)束前后應(yīng)該是好的，但到了 1949年國民黨領(lǐng)導(dǎo)的國民政府丟了政權(quán)，一直到朝鮮戰(zhàn)爭，沖突到了白熱化程度；
到了1972年，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 1979年建交，但碰上1989年 6月“天安門事件”，又一下子跌入冰點；
10年后的 1999年5月 8日，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被以美軍為首的北約軍轟炸；
接下去，2001年4月中美軍用偵察機在海南空中撞機；
直到到今天，大小摩擦都成為過去，又回到最大的老問題——臺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guān)系的主要問題（或障礙）�！爸袊�才是更可怕的敵人，美國應(yīng)作好和中國作戰(zhàn)的準備�！�2005年6月，新出版的美國老牌知名雜志《大西洋月刊》這樣提到，該期雜志封面是一排身著白衣的中國海軍士兵巍然肅立，一位面容剛毅的海軍士兵堅定地看著遠方。著名的國際關(guān)系學者羅伯特•卡普蘭撰寫本期重要文章《美國將如何與中國作戰(zhàn)》時，以這樣一種聳人聽聞的標題如此警告。

　　在當前全球化的政治環(huán)境下，假如中美關(guān)系從對立到對抗，都將兩敗俱傷。中美關(guān)系好，中國人有福，美國人也有福；
中美關(guān)系不好，中國有人是犧牲品，美國也有人成為犧牲品。我想回顧中美關(guān)系百年史，司徒雷登先生就是其中一個不容分說的無奈的“政治犧牲品”。

　　一個理想的大學校長

　　寫下這個小標題時，我已經(jīng)尋思了好一陣子，我想說司徒雷登先生是一個理想的中國大學校長。他在中國辦大學，拿著在美國籌集來的美國人的錢，來為中國人民的教育事業(yè)獻身，無論是在那個制度條件下，都應(yīng)該是至高無上的千秋事業(yè)，利在千秋。今天，中國輿論排名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學校長排行榜，若沒有司徒校長的坐席，那么這樣的排名是有違歷史的，是偏見和狹隘的，或者是不負責任的。

　　司徒先生曾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于是一個美國人”。他的遺作《在華五十年》開頭第一句話就說：“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度里（1876年 6月24 日，清光緒二年，他生于中國杭州武林門），而且還曾在那里長期居住過，結(jié)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過了我的童年，后來又回到那里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一躍而被提升為美國駐中國大使（南京）；
然而在1949年，我作為大使，最終卻是很不愉快地離開了那個如今仍處于不幸的國家”。這本遺作于1954年5月在美國藍登書屋出版， 1982年4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譯本，內(nèi)部發(fā)行。由于包含大量稱贊蔣介石和反共的內(nèi)容，一直為收藏者所熱門搜集的舊書。

　　從血統(tǒng)上追溯，司徒先生是一個純粹的美國人，父親是從美國到中國的第一批基督教傳教士，母親也是美國人，當年還在杭州天水橋耶穌堂弄（地名至今未變）辦了一個幼兒園。由于司徒生在杭州，從小被華傭照顧，所以會說軟硬適當?shù)暮贾菰挘?11歲時，他回到美國的弗吉尼亞州上學，鄰里小孩嘲笑他是個不會說英語的“土八怪”。1904年，年輕的司徒雷登像當年他的父親一樣，帶著新婚妻子回到杭州，開始從事傳教事業(yè)。從此，他開始扎根中國，全身心甚至是忘我地從事教育事業(yè)，先是南京金陵神學院，后是著名的燕京大學——當美國大使只是其中一段灰色的插曲而已，蔣不善待他，共產(chǎn)黨也都是冷嘲熱諷，而美國政府，也處處覺得司徒?jīng)]把工作做好。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司徒先生在中國的知名度遠遠高于在美國的知名度。

　　揚名美國的北京燕京大學，是一所美國人在中國開辦的綜合性大學，是教會學校，1919 年 1月司徒受美國指派離開南京到北京開始籌辦。當年 1月31日，司徒雷登到了北京，是雇了一輛黃包車，冒著寒風來到城北的長老會布道團商量如何開展工作。

6月份他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當時正籌建的燕京大學本部在城區(qū)內(nèi)的盔甲廠，其景象是這樣的：只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也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wǎng)球場和籃球場。此外剛弄到手一座兩層的廠房，原是德國人建的，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條件差不說，他上任后就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尷尬。那時候，五四運動結(jié)束不久，但是學生運動依然還是此起彼伏。在6 月2日、3 日、4日，學生游行示威的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學生遭當局逮捕。按照計劃，司徒雷登應(yīng)于6 月8 日跟學生們正式見面，算是新校長的就職典禮。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沒有被捕的燕大學生，都滿懷熱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歡迎英雄們的光榮出獄，誰還顧得上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長。

　　而此前的1918年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就已經(jīng)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于這項任命卻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愿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在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經(jīng)得心應(yīng)手，而且正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彼�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并且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 •盧斯博士（即美國著名的《時代》周刊創(chuàng)辦人亨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他應(yīng)聘之前，應(yīng)當仔細審查經(jīng)費方面的問題。

　　“當時學校一點現(xiàn)款都沒有�！眲傞_始，司徒遇到的問題不止一處，學校需要更換一個更適合發(fā)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則沒有辦法發(fā)展。在他的回憶錄中，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zhuǎn)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chǎn)。一天我應(yīng)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么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就是現(xiàn)在的北大校園（1926年燕大遷往此處），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干線上，離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彼就娇瓷狭诉@個地方，他找到了這塊地當時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種非凡交際能力，結(jié)果，這位督軍僅以六萬大洋的價格把這塊地讓了出來，不僅如此，他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為獎學金。燕園在一位美國建筑師墨菲的設(shè)計下，具有古典園林風格，前后透著中國古典文人園的詩情與畫意，這是后話。但當時司徒雷登先生的本領(lǐng)，當然不僅僅表現(xiàn)在募捐上和尋找校址上，否則，他僅僅稱得上是燕京大學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會成為它的靈魂人物。

　　在燕京大學初創(chuàng)之時，起名字就費了不少心機。早先，基督教會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三所大學 ──北京匯文大學、華北協(xié)和女子大學和通州協(xié)和大學。1900年庚子事變，匯文大學和協(xié)和大學校舍被毀。重建時兩校有合并的打算，但由于這兩所學校的創(chuàng)辦者涉及到美國和英國的四個教會組織，在學校名稱和校長的人選上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后來他們終于感到，必須由一位與兩校都沒有關(guān)系，而且有相當能力的“局外人”來擔任校長。這一艱巨的使命落到正在中國的傳教士司徒雷登頭上。最后司徒以基督徒的責任感承擔了下來。有了大學，還要有個好名字，經(jīng)過幾番努力，他決定最后采用誠靜詒先生的建議，定名為“燕京大學”。司徒先生認為誠靜詒博士“或許是本世紀中國最杰出的基督教領(lǐng)袖”�！把嗑�”是古代燕國的首都，是一個有魅力的字眼，美國人覺得很喜歡。1926年 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路愛玲就在燕園一個庭院里患傷風等引發(fā)重病而離開人世，終年48歲。這一年，司徒51歲。路氏的墓地已成為了燕大校園中的第一座墳?zāi)�。從此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學融為了一體。每年的6月 24日，司徒都要趕到燕園，包括在南京當了大使以后。同時，燕大的學生也必定來到這里，給這位受他們尊重的校長祝賀生日。非常不幸， 1949年6月，司徒盡管作了安排和努力，卻未能再次來到這里過生日。后來的1952年，燕京被并入北京大學等，校址也并入了北京大學，燕大從此消失，司徒雖心懷希冀，但最終成為夢想。

　　創(chuàng)辦教育，經(jīng)費是最頭疼的一件大事，最初他們只有5萬美金的開辦經(jīng)費，已經(jīng)花在購置學校需用方面了。包貴思女士（當年的學生和教員冰心女士的老師）在寫于 1936年的《司徒雷登傳略》中這樣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內(nèi)，有教員也沒有設(shè)備……學生不到百人（后來的學生達到五六千人之多），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留校。許多西方教員，不合于大學教授的條件�！� 更要命的是“常年經(jīng)費有一半是落空的”。

　　司徒在接手燕大后，雖然他對指派方有關(guān)于不管經(jīng)費的約定，但事實上司徒總是在管經(jīng)費的事情。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夢想的實現(xiàn)是要花費金錢的�！睘榱嘶I錢，他十次往返美國，“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于他們這一類。” 他巴結(jié)未來的捐款人，要向他們乞求，雖然覺得“很不是滋味”，但是最后還是要了，只要對方不過問花錢，他可以不過問這些金錢的來路。1949年任燕京大學校長的陸志韋回憶，燕大一開頭就跟美國壟斷資本掛上鉤，頭一回得到的一筆基金是羅克費洛氏基金（即洛克菲勒基金）撥給的50 萬美金，讓燕大為協(xié)和醫(yī)學院開設(shè)醫(yī)科的基礎(chǔ)課程。后來燕大在美國的基金有 250萬美金（ 1937年）。支持者有大老板，也有主辦《時代》和《生活》周刊的傳媒集團老板盧斯博士等精英捐助資金，但都沒有接受過美國政府的支持。當然，所有的錢都是美國人民自愿贈給的，美國政府沒給一分錢，政府只有保護的義務(wù)，卻沒有管理的權(quán)限。司徒為了在中國辦好教育，在美國學會了種種可以實行的方法去弄錢，據(jù)陸先生說，有的事連司徒本人在回憶錄里都不好意思說起。例如有一次回國，費了好幾個晚上去拜訪一位老寡婦，跟她抹骨牌，希望她在遺囑上給燕大寫上一筆，結(jié)果是一場空（《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政協(xié)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2年內(nèi)部發(fā)行）。

　　司徒如此弄錢和內(nèi)部挪用款項的手段對付美國人，讓美國人感到他不擇手段，“背信棄義 ”，不可接受，但他何嘗不是為了“燕大”呢？他的手法已經(jīng)是典型的老練的中國人的方式了。想當初，他對于自己被突如其來地任命為燕大校長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并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一旦接手創(chuàng)建一所新大學，就費心心思地努力奉獻，時刻想著責任，更好地服務(wù)中國。

　　作為傳教士的司徒先生，他認為自己從事在中國辦學是基于上帝的啟示，所以才不顧一些地做下去。到了燕大后，他就大膽地提出要“使燕大徹底中國化”，“燕大必須是一所經(jīng)得起任何考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至于信仰什么，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樣把宗教作為必修課，也不必一定要做禮拜。同時他極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國學者來校任教，與外籍教師享受同等待遇。燕大一時名師云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則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張東蓀等名宿，還有劉廷芳、洪業(yè)、吳雷川、胡適、吳文藻、馮友蘭、陸志韋等，后來出師成名的有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王種翰等等，以及后來曾任中共高官、國務(wù)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黃華（王汝梅）等，都是那一時期的學生。1929年，司徒雷登還參加冰心與吳文藻的婚禮，拍照留念。

　　毫無疑問，1949年前的燕京大學，已經(jīng)是國內(nèi)外有影響力的一流綜合性大學，而司徒先生也是毫無疑問的卓越大學校長。清華大學的著名校長梅貽琦先生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而司徒雷登的燕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教育學子們“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受過司徒教誨的燕大學生自然不會忘記這一點，以及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wù)”。我還在司徒先生著作《在華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第70頁找到這話的典故，是源自《圣經(jīng)》中的一句話：“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司徒雷登為了使燕京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還讓燕大與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合作。

1929年燕大在中國注冊，自此必須遵守中國政府教育部的規(guī)定，校長應(yīng)由中國人擔任。當時的第一任校長是吳雷川，老翰林，做過教育部副部長。美國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也不會信任中國的董事會，有人獻計把“校長” 翻譯為chancellor，司徒改稱“校務(wù)長”，翻譯成英文就是 president。而美國大學校長可以稱 chancellor，也可以稱 president。美國人也就根本不知道燕大在政府立了案，而且還有了一位中國校長，司徒就以中國人的方式對待美國人，根本不去做解釋。所以從那時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司徒雷登的職務(wù)一直是“校務(wù)長”或“教務(wù)長”——對美國人來講就是校長，看來中國人的方式“蒙蔽”美國人還是容易的，司徒就是這么干的。有了美國的支持，世界一流應(yīng)該是可以做到的。

　　燕大就是有了這樣一個杰出的大學校長，恰恰是美國人，所以自1949年以來他和燕大一并消失在中國的歷史頁碼中�！皬膩頉]有人想起，似乎也沒有人忘記�！�1962年9月19 日，司徒先生在華盛頓病故。去世前，他一直希望能夠?qū)⒐腔宜偷街袊�，與夫人一道，合葬在燕京大學校園內(nèi)，經(jīng)過種種努力，但是至今未能實現(xiàn)。

　　就這樣，一個對中國有所影響的美國人，一個美國人建在中國的大學之長，一個失敗的政治人物，司徒雷登，直到今天他身上還被披著一個完全意識形態(tài)化的外衣。所以到 1962年去世，再到筆者撰寫紀念司徒先生文章的 2005年7月之際，時不時“一聲嘆息 ”。司徒先生臨去世前都在幻想“有朝之日再度回到中國”，回到他所創(chuàng)辦的大學—— 雖然燕京大學沒有了，但燕京所在地還在，即使死了也想留在中國，并將自己的骨灰埋在那里。后來公開的資料披露，1986年 8月，當時的中美關(guān)系似乎有所好轉(zhuǎn)，對司徒的助手和學生、朋友傅涇波（1949年被中央特批以助手名義隨同司徒出境返美）來說，應(yīng)該是一個時機。通過各方努力后，北京大學的公函也通過中國駐美大使館轉(zhuǎn)到美國，出于人道主義，同意司徒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于北大燕園臨湖軒。而且經(jīng)過了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日常辦事機構(gòu)）圈閱同意的，如上海萬國公墓里的宋慶齡陵園和廣東孫中山故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基地都是先經(jīng)書記處同意再國務(wù)院批準的。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成員有胡啟立、田紀云、王兆國等人，當時看來，他們都應(yīng)該是中共體制內(nèi)的開明之士。

　　不料，接下來的情況急轉(zhuǎn)而下，也就是所謂的時局風云突變，書記處同意了，北大的人卻是反對與同意參半，說是“緩辦”，結(jié)果是不了了之，“緩”為無期徒刑；
司徒當年的助手傅涇波先生也于1988年10月在美國逝世，逝世前他把這個遺愿委托給自己的兒子們；
再往后，甚至到了19 99年，北大校慶，北大再次以人道主義為原則同意司徒骨灰安葬北大臨湖軒，與美麗的妻子同眠，卻不料又因為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北約轟炸，再度不了了之 ——“遲到的春天畢竟是春天”，當年的燕大學生、《司徒雷登和中國政局》的作者林孟熹這樣期待，“愿司徒博士的遺愿早日得以實現(xiàn)”。

　　此時，極為值得相比的是另外一個知名度甚高、但對中國的貢獻無法與司徒相提并論的美國人斯諾，卻能早早地在燕園長眠。斯諾曾于1933年至 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校最高領(lǐng)導(dǎo)就是司徒。長期以來，中共宣傳斯諾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由于斯諾與燕園乃至中國的不解之緣，他逝世后，經(jīng)決策層同意，其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校園的未名湖畔。

2005年7月19日，北大還要紀念這名國際著名記者誕辰100周年紀念，舉辦各類活動。而司徒先生，各類紀念活動幾乎把他徹底忘記，更別提他曾想安葬燕園的遺愿有幾個老師和學生會記得？

　　我想，造成在一無奈結(jié)局的，不是美國人的問題，也不全是中國人的問題，而是根深蒂固的中美意識形態(tài)深深作怪的緣故，具體說是司徒成為美國政府拋棄的人，同時也被中共拋棄的人。假如 1949年的司徒，能夠游說美國政府承認北京，并在前燕大學生、地下黨員黃華的運作下，及時通報周恩來及中共政府，順利將美國駐華轉(zhuǎn)型為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還是司徒，那么，不但此后的中國的歷史要改寫——甚至朝鮮戰(zhàn)爭有可能會避免，而司徒本人的歷史也會改寫。

　　事實上，司徒是一心一意，也可以說是全心全意這樣想的，但都成為一相情愿。美國杜魯門政府不同意承認共產(chǎn)黨中國，司徒個人的承認并不能代表政府。最后的經(jīng)過可想而知，司徒只有走了，離開了他的故鄉(xiāng)，回到了他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故鄉(xiāng)。此番司徒先生的際遇可以看出，一種比較客觀的也就是共產(chǎn)黨比較接受的看法是，1946 年，美國任命司徒為駐華大使是中共的勝利，可是到了1949年，被中共驅(qū)逐，卻也是中共的勝利，這個時候恰恰是司徒先生的最后失敗了。林孟熹先生認為， “ 毛澤東和周恩來以無比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膽略縱橫捭闔。先是因勢利導(dǎo)親邀司徒北上，其長遠戰(zhàn)略為化解中美對立，有利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shè)；
而其近期目的則在于增加手上之籌碼，以應(yīng)付即將舉行的中蘇談判。其后邀請（司徒）被（華府）拒絕，于是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變，一篇《別了，司徒雷登》把事情抹得一干二凈，仿佛世界上壓根兒沒有發(fā)生過這回事，同時卻朝著那只一向心懷叵測的北方大熊投去，高唱‘一邊倒’”。（見《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127頁，新華出版社 2001年出版）就這樣。一個不應(yīng)該從事政治的理想的大學校長，恰恰是在政治上徹底失敗了。

　　司徒雷登和中共的非親密關(guān)系

　　司徒先生是鐘情于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對當時的領(lǐng)袖蔣介石也是非常尊敬的，以至于在他的回憶錄中言必稱蔣為“大元帥”或委員長。后來在出版他的回憶錄時，有關(guān)部門還是刪除了他大段對于蔣先生的“吹捧章節(jié)” ，以及當年美國訪華特使馬歇爾寫的序言， “中共戰(zhàn)犯”胡適博士寫的導(dǎo)言等。

　　1949 年以后，司徒對于中國還真的有那么嚴重的傷害力嗎？否則為什么要刪節(jié)他的回憶錄呢？我想，這主要還是毛澤東強加在司徒先生身上的“罪名”：“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薄� —美國侵略中國，這是毛澤東的一語斷定。1949年8月18日，新華社播發(fā)毛澤東的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該文后來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人人皆知。從此，“司徒雷登”成為一個失敗的符號，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嘲諷的對象。而在這篇文章發(fā)表之前的8月2日，已經(jīng)73高齡的瘦高個老人，想去燕大卻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批準，私自前往又擔心做事不誠實受到上帝的懲罰，最后他不得不情愿地黯然離開中國。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十分尖刻地諷刺道:“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shè)新店，撈一把……”“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出自晉代李密的《陳情表》，意為孤身一人，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問，形容無依無靠，非常孤單。似乎 毛澤東的這話一語成讖，不但1949年他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到了現(xiàn)在他的骨灰也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 不知他的骨灰未來何時才能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nèi)？

　　實際上司徒是同情和支持共產(chǎn)黨的，為此遭到蔣的不悅。中國抗戰(zhàn)期間，司徒先生因為保護學生到延安，支持愛國學生的抗日運動，而被當時的日軍關(guān)押三年零八個月�？箲�(zhàn)后得到釋放，并當重慶受到蔣接見，也與在重慶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進行了友好會談，毛一見司徒就高呼“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延安）工作很好…… ”。話雖如此，但后來卻是說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

　　1946年，司徒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并一直擁護中國國民政府。事實上，任命司徒為美國駐華大使卻是中共的勝利。此前的1945年11月，當去過延安的赫爾利辭去美國駐華大使之職時，美國政府曾準備委任魏德曼為駐華大使。魏德曼明顯地傾向于蔣介石。中共領(lǐng)導(dǎo)人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在重慶見到美國總統(tǒng)特使馬歇爾時，說道:“魏德曼將軍與蔣介石關(guān)系極為密切。讓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中國不僅無法實現(xiàn)聯(lián)合政府，而且內(nèi)戰(zhàn)將是不可避免的。”馬歇爾當即問周恩來:“你以為誰是美國駐華大使最合適的人選？ ”周恩來十分會表現(xiàn)地回答:“燕京大學校長約翰 •萊頓•司圖爾特博士，無論在學識上和人格上，還有在政治的中立方面，難道不是最合適的人選嗎？”周恩來所提到的當時這個美國人的名字約翰•萊頓•司圖爾特博士，其中文名字便是司徒雷登。馬歇爾元帥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后來美國政府果真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

　　大陸傳記作家葉永烈在《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書中寫道：中共與這位“大使老爺”原本有著不錯的關(guān)系。

1949年4月22日，南京已岌岌可危。這天清早，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葉公超風風火火前去拜訪司徒雷登，轉(zhuǎn)達了李宗仁代總統(tǒng)的話:“請大使先生盡快離開南京，移駐廣州。”司徒雷登確如毛澤東所言，“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司徒雷登依然“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他派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在南京城里打探著消息。4月28日，一位重要人物從北平乘火車南下，到達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這個時候他開始試圖承認中共政權(quán)，從此讓他的蔣“大元帥”很生氣，在他后來的生日之際蔣連一束鮮花都不要送。北京來的人就是黃華，受周恩來的委派，出任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外事處處長。周恩來派黃華來南京，是考慮到南京原是國民政府首都，有著眾多的外國大使館，有著許多涉外事務(wù)需要處理。司徒雷登對于黃華的到來深為欣慰，是因為黃華肄業(yè)于燕京大學，是他的學生，又是傅涇波的同班同學。曾和姚依林一起是“ 12.9運動”的領(lǐng)導(dǎo)人，地下黨員。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為了試探與中共秘密談判，而黃華與他以及傅涇波有這樣熟悉的關(guān)系，自然很有利于談判。于是，就在黃華抵達南京不久，5月6 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涇波前去拜訪了黃華，表示司徒雷登愿與黃華就美國政府和中共的關(guān)系進行秘密會談。5月 13日，黃華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訪司徒雷登，進行了秘密會談。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權(quán)成立時，美國可以考慮予以承認，但必須有兩個條件 :一是中共必須按照國際公認的慣例，承認并保障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權(quán)，尊重國家之間的條約；
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權(quán)，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中共本來在黃華等燕大人的聯(lián)絡(luò)下，是有可能有個良好的結(jié)果出來的，但后來一直變化莫側(cè)的時局把一切成為空。原本與中共高層秘密接觸后，司徒計劃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政府承認新中國事宜，但最終被召回，未能成行。此外，當時的共產(chǎn)黨也在不停地進行排外宣傳，尤其是反美宣傳，把美國通通說成貪婪的帝國主義者，利用舊有的仇恨來激發(fā)新的民族自主精神，司徒雖然不能認可。< BR1949年 6月3日，新的歷史開始了，中共中央致電中共南京市委及中共中央華東局《關(guān)于允許司徒雷登及傅涇波赴美的指示》，指出:“可同意司徒帶傅涇波飛美，當其提出申請并完成手續(xù)后，即予許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發(fā)給傅涇波以個人名義的出國護照。在司徒赴滬前，黃華可與之見面一次。”中共中央的電報，還就黃華的談話內(nèi)容作了指示 :“黃華與司徒會面時，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現(xiàn)在國民黨政府已經(jīng)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滅，各外國不應(yīng)該再與逃亡政府發(fā)生關(guān)系，更不應(yīng)和逃亡政府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否則，我們及全國人民將堅決反對�！薄包S華可向司徒或傅涇波透露個人看法，新政協(xié)可能在占領(lǐng)廣州后召開，不要說很快召開的話�！保ㄈ~永烈原注引文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6月28日，黃華前往司徒雷登住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轉(zhuǎn)告他，周恩來歡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學國一年一度的生日聚會，也歡迎在北平跟他會晤。司徒雷登急電美國國務(wù)卿艾奇遜。艾奇遜7月 1日電復(fù)司徒雷登:“根據(jù)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边@就是說，美國政府關(guān)上了與中共談判的大門。于是，司徒雷登不得不結(jié)束了他的使命，告別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國，于 8月2日和傅涇波一起啟程返回美國。其實早在6月底，司徒就開始預(yù)感到美國和共產(chǎn)黨的關(guān)系十分不妙了，就開始為撤離作準備了。初定7月 18日，未成；
再次確定為8月 1日。直到2日才乘飛機離開南京，返回華盛頓，從此成為永遠。

　　1949年 8月5日，趕在司徒在路上的時候，美國國務(wù)院公布了《美中關(guān)系白皮書》——也是為了給司徒面子。于是，8月14日起，毛澤東就開始接二連三地抨擊白皮書。毛澤東在8月18日發(fā)表的《別了，司徒雷登》這樣不顧一切地下結(jié)論:“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yè)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fā)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失敗的象征�！边B曾經(jīng)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過的《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一書作者林孟熹也稱“毛極盡嘲諷之能事”。史料還記載，毛澤東毫無顧忌地稱司徒雷登為“滾蛋大使”，笑稱艾奇遜為“一位可愛的洋大人”，“不拿薪水上義務(wù)課的好教員”(因為 毛澤東稱白皮書為反面教材，艾奇遜為反面教員)，又稱杜魯門為“馬歇爾幕后總司令”……司徒雷登回到美國，艾奇遜囑他要避開新聞記者，免談中美關(guān)系，下達禁口令。

1952年，了無積蓄的司徒雷登辭去了有名無實的駐華大使之職，埋頭于寫回憶錄《在華五十年》。

1962年9月19日以82高齡去世，但去世前患半身不遂和失語癥，以及遭遇清貧，幸虧當年他的私人助手林涇波一家的真誠照顧。司徒作為一個堅定的教育家和堅持人道主義原則的政治活動家，對中國的了解，對中共的評價，都是理性的有價值的史料。而毛澤東作為一國領(lǐng)袖卻對他隨時“翻臉不認人” ，極盡嘲諷之能事，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泄憤式的。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講，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對毛澤東及其共產(chǎn)黨的洞察和預(yù)言，相比毛對司徒的“告別之辭”，是更客觀和更切實際的。

　　認識當政的中國共產(chǎn)黨

　　“在共產(chǎn)黨人當政之前，中國有許多好的東西，也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是自從共產(chǎn)黨人接管以后，前者少了，而后者卻增多了�！彼就嚼椎菍χ袊�共產(chǎn)黨的認識是毫不猶豫的，中國人民接受共產(chǎn)黨，而中共也在試圖在打造這樣一個看法：中共是民主的，也是有益世界的，“這種看法得到了國內(nèi)外稱為‘知識分子’有識之士的個人和團體的完全信任，絲毫也沒有引起他們的懷疑。不管誠實的歷史學家將來如何解釋和評價這一現(xiàn)象，他必須如實地記載以下的事實：當時中國大多數(shù)有頭腦的知識分子熱情地歡迎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的到來，國外的共產(chǎn)黨政府迅速地承認了這一政權(quán)，許多非共產(chǎn)黨政府亦立即效法，而且還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從一開始就作了這樣的打算�！弊�1949年8月離開中國后，他把這一切都寫進了他的回憶錄。不光司徒本人，就連黃炎培老先生也是這樣相信毛澤東的，但后來他的家庭照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

　　司徒評價，共產(chǎn)黨于 1949年取得了勝利，在此之前，以及其后的數(shù)月之內(nèi)，它在公眾面前的一切表現(xiàn)都是為了獲得信任和爭取朋友。雖然有些行為適得其反，但是根據(jù)中國人的做法即使有失當之處，也很少歸咎于主要領(lǐng)導(dǎo)人。整個來講，不論中國的民眾（特別是農(nóng)民），或者是對國內(nèi)國外的觀察家，共產(chǎn)黨都能給他們這樣一種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業(yè)的，它是真正希望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yè)，希望中國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獲得一個真正獨立而強有力的地位。共產(chǎn)黨在宣傳中把自己描寫成一個首先熱心于 “土地改革”的黨，一個有自己目的的黨，一個獨立于莫斯科、獨立于共產(chǎn)國際，后來又獨立于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黨。斯大林曾經(jīng)講過，中國共產(chǎn)黨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而僅僅是“土地改革者”，這話流傳極廣。

　　在《在華五十年》中，作者總結(jié)出共產(chǎn)黨人主要是巧妙地通過宣傳、滲透和使用武力征服了中國大陸的道理。他們利用了連綿不斷的社會革命、強烈的民族感情以及普遍的和平愿望。許多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一度曾是馬克思和列寧學說的虔誠信仰者，而現(xiàn)在的大多數(shù) ;黨員，不論是領(lǐng)袖或追隨者，好像已經(jīng)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信條。自 1921年至1948年，這些領(lǐng)導(dǎo)人一直在鼓吹“解放”，即把中國人民從暴政和經(jīng)濟奴役中，從“帝國主義”強加給他們的“資本主義”的桎梏和剝削中解放出來，“帝國主義” 和“資本主義”這些形容詞是指西方國家和日本，而不是指蘇聯(lián)。如今他們?nèi)耘f在鼓吹這種信條，只不過現(xiàn)在鼓吹的是鞏固和保衛(wèi)現(xiàn)政權(quán)而不是要達到所謂的政治目標。司徒雷登非常坦誠地承認，共產(chǎn)黨的方針是將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描繪得極其腐敗、無能和墮落，另一方面卻大肆吹噓中國共產(chǎn)黨人敦厚正直、廉潔奉公、作風民主，具有崇高的思想和目標。這有效地為中國人民安然接受共產(chǎn)黨人奪取政權(quán)掃清了道路。它還鼓勵中國和世界各地心地單純的觀察家們接受這樣一種看法：政權(quán)的移交將加強民主以及世界和平事業(yè)。而在共產(chǎn)黨當局奪取全國政權(quán)之前，他們對控制的地區(qū)很少表現(xiàn)出集權(quán)主義傾向，而且還表現(xiàn)出“仁慈的，寬容的，友善的”，他們的原則不但是“自己活，讓他人活，而且?guī)椭�人家活”，一切似乎在表明新政�?quán)是對舊政權(quán)的一大改進。但了等到整個大陸奪取政權(quán)以后，首先承認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的英國，卻受到了這樣的對待：“在華的大部分英國商人的居住權(quán)被剝奪，一百多年的經(jīng)營成果被侵占�！弊盍钏就礁械讲粷M的是由西方人創(chuàng)辦和資助的文化事業(yè)都給取消了，燕京大學被關(guān)閉，它的各個學科、學生和教員并入了其他院校，其中包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把它們統(tǒng)歸于一個由共產(chǎn)黨教育部領(lǐng)導(dǎo)的新國立大學。燕大的外國教員全都被迫離開了——中國大陸進入了黑暗之中。但他相信有些東西不可能毀滅，將來也不可能毀滅，許多火焰在燃燒——那永不熄滅的信仰的火焰，勇氣的火焰，自由的火焰。有一天它將為偉大的中國人民重新點燃真正民主、自由和正義的明燈。

　　很遺憾，司徒本人見不到這一天了，現(xiàn)在惟一可以期待的就是司徒的骨灰早日安葬在燕園——司徒的遺愿就是他回到中國“可以更正一些事情”，正視歷史，恢復(fù)歷史真相，然后就是重新審視 毛澤東當年的評說，比如“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北热纭爸袊�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yīng)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jié)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jīng)破產(chǎn)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chǎn)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yīng)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睔v史上，美國也不是美帝國主義，在二戰(zhàn)共同反對法西斯的偉大斗爭中，美國堅持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正確立場，積極主張把被日本侵占的臺灣、澎湖等中國領(lǐng)土無條件歸還中國�，F(xiàn)在，“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也沒有破產(chǎn)，而是讓歷史恢復(fù)歷史真相，因為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偉大的國家，中國需要美國，美國也同樣需要中國，相互有著共同的利益。未來的世界和平，一定有中國和美國的參與建設(shè)和積極打造；
未來的一個和平、美好、富足的世界，自然少不了大國有責任的付出。我想，中國與美國關(guān)系正常化了，自然距離司徒先生 “葉落歸根 ”的時刻就更近了。我相信，這一天就要到來。

　　本文作者注：本文原文在提到燕大校訓時，錯將“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當作燕大校訓，燕大校訓應(yīng)該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wù)！司徒先生著作《在華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第70頁說明出處，是源自《圣經(jīng)》中的一句話：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多謝燕大畢業(yè)生、現(xiàn)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常務(wù)副會長、常務(wù)理事，負責主編《燕大校友通訊》的何寶星先生來函指正。恭祝老先生工作愉快，生活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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