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米奇尼克經(jīng)歷著人生最黯淡的時期。那是他于1989年12月之后第二次坐牢，被判三年，時年40歲。在這種時刻，他在牢里想起了一個標準的德國貴族——托馬斯?曼。曼（l875——1955），德國小說家和散文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曼正好在瑞士逗留，從此開始一去不復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加入美國國籍。根據(jù)曼寫于1933－1936年間的私人書信集，米奇尼克寫成了這篇《堂?吉珂德和開罵》。

　　米奇尼克筆下的托馬斯?曼，首先是一個對政治冷淡的人。這種冷淡不是出于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遠為復雜。作為一個對人性洞若觀火的小說家，他深諳人類處境的復雜晦澀，知悉人類命運所擁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種表達都存在與其相反的表達，每一種權利都有與其相反的權利；
在相悖的立場中，不排除各自有其中肯的價值，因而“每一個結論都是一個過于簡單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曼遠離政治，是防備被拖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政治化陷阱，擔心自己被弱化為一個簡單的政治工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唯一的敵人，就是“簡單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盡管一開始就看不慣納粹行徑，但是在最初的階段曼保持沉默，一個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國的讀者，希望通過作品繼續(xù)和德國民眾保持聯(lián)系。作為一個作家，這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曼并未停留在這種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復向自己提問：我有權利這樣做嗎？這是否也是一條可能的途徑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樣成立：一個在復雜的精神領域進行探索的冒險家，為什么要無視自己更高的責任，來為這種腐敗的東西費口舌？難道“讓這個世界感激我，也是我的責任？”

　　在這種矛盾和沖突中，曼顯得越來越不耐煩，外部的現(xiàn)實越來越嚴重干擾他的精神現(xiàn)實，“我的道德批判意識處于持續(xù)激化狀態(tài)”。他的工作計劃一再受到耽擱。而他個人的危機，不是別的，正是時代危機在他身上的體現(xiàn)。他感到一種忍不住的沖動，想到什么時候給這個邪惡的政權以沉重的一擊，盡管他并不清楚地知道什么時候與德國政府公開攤牌。說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澀，曼一刻也沒有忘記——把邪惡當作邪惡，不管它有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為納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國的美好前景，當時的許多德國知識分子都這樣做了。在這樣一種時代大潮面前，曼從來沒有動過心。

　　結果是，這位處理人類最復雜晦澀的事務的大師，德國貴族禮儀和完美行事的典范，在私人書信中形容納粹時，用了全部帶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種酒吧里打架斗毆的語言，對于審美家來說，是如此地不入流。看起來，這位人類最智慧的大腦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辭上失掉了控制？這是為什么？

　　這批信最終的簽署日期是在1936年，距離歐洲開戰(zhàn)還有三年，而納粹在集中營里暴行被揭露，還在更后面。曼為什么如此被激怒？到底什么東西刺痛了他？——野蠻和荒蕪！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蠻”這個詞。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為“一個陶立克式德國－腓特烈男人”，這讓他嘗到了忍受的極限。精神上的野蠻（“浪漫主義的狂熱”、“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騙”）和現(xiàn)實中制造“恐怖”和“恫嚇”相結合，所造成的是民眾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和屈從。這樣一種政府聲稱代表德國，對這位從路德和歌德傳統(tǒng)出來的、深愛自己民族的德國作家來說，等于要了他的命。“反感”是曼對于在德國發(fā)生的事情的主導型情緒——“多么不可理解的粗野”！與這樣一種蠻橫不講理的力量去爭論，是徒勞和讓人感到力不從心的�！八�――諾貝爾獎獲得者，同元首總理對話的人，最孤芳自賞的歐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鉆石――感到完全的無助。”米奇尼克分析道。于是，“他轉向開罵”。

　　動蕩搖晃的現(xiàn)實引起了作家進一步的憂慮：眼下的危機是不是歐洲人道主義的危機？是不是人道主義這樣一種價值已經(jīng)接近它的尾聲？你看，那么多的歐洲人接受了德國正在發(fā)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憤怒，他們的國家高興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難道不應該有人出來糾正它？這個世界是不是瘋了？

　　曼本人的做法也變得讓人不可思議。作為諾貝爾獎得主，他參與提名被關押的德國記者奧西愛茨基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被指責為有違作家應該保持的距離和反諷精神，對此，曼的回答是：“一個純文學的捍衛(wèi)者應該為他自己感到可憐”。比較起所有詩篇，“當代文化環(huán)境的政治斗爭”，要來得更加重要、關鍵和有價值。

　　最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創(chuàng)作，也必須借助人類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價值。他可以對這些背景和價值作出自己的闡釋和改動式的評價，但是不存在這么一個地平線，創(chuàng)造的活動就失去了緣由。野蠻的納粹是對于這些一般背景和價值的瘋狂破壞，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不僅一個作家借以觀察世界的基本光線不再存在，而是連基本的人類生活都不復存在，剩下來的只有廢墟和荒蕪。這完全構成了對于一個作家基本工作條件的破壞，構成了他作為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碼生存條件的破壞。這時候如果繼續(xù)對野蠻保持沉默，無異于認同一場對于自身的攻擊，更何況這種野蠻事實上已經(jīng)造成對于某些人們的實際攻擊，那些素不相識又是休戚相關的受害者。

　　曼生性不是樂觀主義者，他反對野蠻，但無法預見自己的勝利。于是只有咬緊牙關，在一個動蕩搖晃的年代，反復念叨：“在沒有其他路標時，自己做自己的路標”；
“大喊‘根基、扎根’”。他的貴族本性通過這句話偶然現(xiàn)身：“沒有什么比在撤退中進行光榮的小規(guī)模戰(zhàn)斗更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圣經(jīng)里說的，十個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同樣十個人就能夠拯救二十世紀的德國民族。他提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托馬斯?曼。因此，這位波蘭人民的忠誠兒子米奇尼克這樣對他的同胞說：

　　當你讀到、聽到并說起在你的祖國，德國人曾經(jīng)宣稱他們是超人，并以永久帝國的名義大建集中營，進行掠奪和大屠殺，毀壞人的身體和精神時，你們波蘭的讀者，有責任記住并重復，有一個德國的堂?吉訶德，一個無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國入侵你的國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并希望納粹劊子手的失敗；
正是他把人類休戚與共的價值，置于民族主義教條之下的種族法則之上。

　　因此，波蘭的讀者，當你想起波蘭的作家和大學教授被送到死亡營和在大街上被槍決，你要咬緊牙關，固執(zhí)地重復，一個休戚相關、痛如身受的密語：托馬斯?曼、托馬斯?曼、托馬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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