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宋史專家，寫文章斥責兩個“未曾謀面”的清史,近代史專家為“空頭主編”“南郭先生”。說他們修出了“錯誤百出的學術垃圾”。王曾瑜先生在網(wǎng)上批評 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一文經(jīng)新京報轉(zhuǎn)發(fā)，并加“中國圖書獎獲獎書被指為學術垃圾�！背闪顺霭娼绾蜌v史學界的新聞。

　　驚詫之余，翻閱前不久剛剛給女兒買的這本讀物，并參照王曾瑜先生指出的錯誤逐條閱讀查對。覺得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的這種“批評”有失偏頗，現(xiàn)列舉如下：

　　1，王曾瑜先生認為《通史》中稱北宋“儒將曹彬”是“信口雌黃，”“最為荒唐可笑�！币驗椤舅问�。曹彬傳】中“未見有他喜讀儒經(jīng)的記錄，“儒”字又從何而來”？

　　《宋史.曹彬傳》中確實沒有曹彬讀儒經(jīng)的記錄。但我查到【宋史】記載曹彬攻南唐時，“諸將欲屠城”，他突然稱疾，部下問疾，他說：“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唯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闭鲬�(zhàn)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有圖畫衣裘而已”。時人稱其“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根據(jù)以上記載，【通史】說他是個儒將，并不為過。

　　2，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中對恩蔭制度的敘述有錯誤。認為“恩蔭開始于漢代.”[通史]按照編年敘述歷史。以“宋代開始恩蔭制度’為標題。把詞條放在北宋初年�！吨袊鴼v史大辭典》【恩蔭】條目稱：“此制始于北宋初”。這和【通史】的敘述是一致的。而【中國歷史大詞典】宋史編委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王曾瑜先生。到底是【通史】錯了？王曾瑜曾審訂過的【辭典】條目也錯了？還是二者根本都沒錯？【通史】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恩蔭之濫始于此”。文字雖可能會引起歧意。卻算不上錯誤。

　　3，王曾瑜指責【通史】關于“岳母刺字”的敘述“全不見于宋代史籍”。查《宋史.岳飛傳》記有岳飛被誣受審，“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里”。

　　關于研究“岳母刺字”來歷的討論也早已有之。有人說宋代實行募兵制，為了加強對士兵的管理和控制，要求“刺字為兵” ，岳飛背上的刺字來源于此。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游彪通過對北宋兵制，以及刺字內(nèi)容和部位的分析，斷定不是岳飛的刺字不是源于兵制的規(guī)定：“極有可能 的是，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zhàn)場打仗，請人在岳飛背上刺的�！� 【通史】采用游彪先生一家之言，又結(jié)合了民間廣為接受的說法，此處無可厚非。

4，4， 王曾瑜指責【通史】采用了兩幅岳飛畫像有錯。

　　【通史】把南宋最早的岳飛畫像和民間普遍接受的岳飛彩繪像放在同一頁。讀者可以此參照對比，算不上“自相矛盾”。

　　5，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張飛畫像上的矛錯了。

　　不要說至今無人考證出張飛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責此矛非彼矛，這個批評本身就瑣碎無聊。

　　6，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中的梁紅玉“史無其人”�？伞就ㄊ贰恐幸呀�(jīng)注明了這是“梁紅玉的傳說”。

　　7，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楊家將不符合史實�！就ㄊ贰恐幸惨呀�(jīng)注明那是“楊家將的故事”。

　　8，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采用偽托的“出師表”,還我河山”。姑且不論偽托說是否一定可靠。包括“滿江紅”在內(nèi)岳飛的遺墨，早已被人們普遍接受�！就ㄊ贰垦赜昧晳T說法，當不至于就是“制造垃圾”。

　　綜上所述：王曾瑜先生沒有在【通史】中挑出一個硬傷。令王曾瑜先生不能容忍的所謂“學術垃圾”，都是【通史】中旁引的那些傳說。

　　那么，到底是不是【通史】編撰者把傳說當作了歷史，在以訛傳訛呢？

　　我大致粗略翻閱了全書。該書為縮微，通俗性歷史普及讀物。【通史】采用了一些正史以外的神話，傳說等資料。如女媧造人，伏羲的傳說，燧人氏，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就是在宋史部分，也有諸如“楊家將的故事”，焦贊臉譜圖，門神秦瓊，尉遲恭，狄青招親木版圖，京劇里包公圖片，蘇小妹故事，蘇東坡創(chuàng)名菜，宋江招安圖，汴河客船，梁紅玉的傳說，李清照畫像，中秋風俗的玉兔搗藥，岳母刺字，辛棄疾挑燈看劍，陸游的沈園情深等等。按照傳統(tǒng)的治史方法，這些圖片和文字是不大可能收錄載入的。通史采用了這些人們耳熟能詳?shù)臍v史故事和民間傳說。追求全書圖文并茂，生動可讀，并在敘述歷史時引用部分神話，傳說為補充。編撰者在體例，風格，選材角度上試圖有所創(chuàng)新，其用意十分明顯。

　　這里姑且不說【通史】究竟是屬于學術著作，還是普及讀物。歷史編撰利用和引用部分神話和傳說，古已有之，不足為怪。民間故事和傳說是歷史典籍和資料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的“正史”采用口碑傳說的歷來不乏其例。古有“三代以上，述而不作”之說。二十四史的各類志，傳大量記載了那個時代的傳聞。其中包含著很有歷史價值的資料。司馬遷筆下“鴻門宴”的人物繪聲繪色，呼之欲出，被譽為史家妙筆。其來源就是口碑傳說。

　　中國通史應該怎么寫？用什么體例？用那些史料？史學家們見仁見智，可以有不同的主張，寫出不同風格的版本。遺憾的是建國以來中國通史的各種版本大部分艱澀枯燥，千人一面，令人不忍卒讀。這部【通史】用簡潔的文字結(jié)合大量圖畫敘述歷史，且引用了很多神話和傳說，打破傳統(tǒng)修史的模式，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肯定。至于普及性讀物能不能，以及如何引用相關神話和傳說，也還是個可以商榷的問題。在我看來，【通史】的錯誤僅僅在于沒有在前言部分對此加以說明，在引文和圖畫中有的缺少相應的注釋。

　　王曾瑜先生至少曾經(jīng)仔細讀過【通史】的宋史部分。他應該不會對【通史】在對神話和傳說上的特殊處理方式視而不見�！緵r且書中已經(jīng)注明“傳說”，“故事”，“據(jù)說”等字樣�！克麤]有對【通史】的體例取材做任何批評。卻從中選取了幾個例子，批評【通史】“把傳說誤作歷史，”并斥之為“錯誤百出的學術垃圾。”如果讀者沒有對照【通史】原書的話，讀到王曾瑜先生的批評，一定會以為【通史】編者由于無知或疏忽把傳說寫成了歷史。這自然就成了難以容忍的“學術垃圾�！�

　　“嚴謹”是一個歷史學者最基本的治學操守。王曾瑜先生拋開【通史】全書，選擇幾個例子草率認定，危言聳聽的批評，對【通史】的編撰者顯然很不公平。就【通史】而言，只要稍稍瀏覽一下此書。任何一位讀者都不會否認這是一部歷史通俗讀物。王曾瑜先生以學術批判的姿態(tài)，甚至用沒有說服力的論據(jù)去全面否定一部歷史通俗讀物。說輕了是有些迂腐，說重了就是不夠厚道。

　　讓我感到疑惑的還有：

　　王曾瑜先生用點名道姓的方式，以“想當然”指責另外兩個歷史學家為“空頭主編”，這在網(wǎng)上不負責任的說說也就罷了。但當媒體轉(zhuǎn)載報道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究竟掌握著什么實在的證據(jù)？有沒有想過自己學者的身份，有沒有想過做人說話需要十分的慎重和那怕是一點點待人的寬容？

　　王曾瑜先生稱：“憑我對學界的了解，六七十歲上下的學者中沒有一個人具備對自先秦到清的古史進行貫通的實力，戴逸、龔書鐸是做清史、近現(xiàn)代史的，怎么能夠勝任大部頭古代通史、專史等的主編？”

　　王曾瑜先生的這段話，大概就是典型的所謂“目中無人”了。

　　歷史學從來不是玄學，治史也沒那么神秘。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不可能閱盡中國的所有典籍。但這不等于史學家不能駕馭和統(tǒng)籌編著中國歷史。司馬遷，班固，郭沫若在修史以前都不能算是歷史學家。可是他們編寫了【史記】，【漢書】，【中國史稿】，又是這些著作成就了這些歷史學大家。按照王曾瑜先生的說法，兩位清史，近代史專家不但沒資格當這本通俗讀物的主編。而且連當清史，近代史專史主編的能力都不具備。讀上述文字，不禁愕然，再無話可說。

　　王曾瑜先生說到張政烺先生私下批評【通史】某主編的一段話：“此人沒有學問。光從他對研究生的選題看，叫人家做《四庫全書》，他自己讀完《四庫全書》沒有？自己沒有讀完，怎么指導別人？”

　　【四庫全書】包括三千余種書目，共79039卷，浩如煙海，總字數(shù)將近10億。是【二十四史】的二十五倍。任何人都沒必要也不可能讀完全書。退一步說，即使某學者沒讀完全書，導師就不能指導學生研究這個課題嗎？說這段話出自張政烺先生，讓人難以置信。即使是過世的張政烺老先生真說過此類話，作為學者私人之間隨意談話，王曾瑜先生也不該拿出來貽笑世人。

　　需要提出的還有，學者王曾瑜先生的這篇文章其實已經(jīng)不是什么學術批評和學術批判了。通篇文字用語刻薄，態(tài)度張揚，還有如“騙子”，“不知羞恥”“臉皮厚”“開襠褲”等漫罵之詞。戴逸先生，龔書鐸先生也算是學術界的大專家了。即使這兩位歷史學家犯錯誤真的當了“空頭主編�！蓖踉�瑜先生又緣何如此出語傷人？書及于此，深為歷史學界感到悲哀。

　　從王曾瑜先生網(wǎng)上發(fā)表批判文章以來，戴逸，龔書鐸先生以及【通史】編者們一直保持緘默，沒看到有任何辯解文字。同樣是著名學者，在如何批評，以及如何對待批評的姿態(tài)上風范有別，迥然不同。感慨系之，寫下幾句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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