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之初，我所在的湖南省出版局接收了一大批平反后重新歸隊的右派干部，這些人里邊有后來以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史在學界很為出名的朱正、鐘叔河，也有重出政界官任省委組織部長或省出版局長的柏源、李冰封，張翅翔先生正在其中。這批人物的到來，無疑使得湖南省的幾家出版社頓時成了藏龍臥虎之地，人氣大旺力量大增。出言使得同事們增加了談資，著書更使讀者們另辟了眼界，他們的經歷大起大落大開大合，將人生的絢麗與凄蒼，榮耀與血腥，勝景與絕境，攪拌成絲絲縷縷的經緯，編織在一起，構成了令他人難以想象的故事，對于我等自以為在文革中被家庭牽累，嘗受了世態(tài)炎涼與人心冷暖的年輕人來說，聽到深處剩下的只有小巫見大巫的僥幸了。

　　比起重新綻放出熱情與能量的同仁，張翅翔先生雖是1939年即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少年布爾什維克，論革命資歷或許在其他人之上，論學識或許也并不輸給誰，但他給大家留下的印象絕非大難不死揚眉吐氣之后，心氣逼人意氣風發(fā)的文壇精英，而是位行止溫雅態(tài)度和遜甚至于有些謹小慎微的謙謙君子�，F(xiàn)在回想起來，在當時被人們掬著同情之淚捧著憤懣之心傾聽，而后又被人們口口相傳紙寫筆載的每一個故事，九死一生的主人公中并沒有張翅翔先生。盡管這些故事在那個年代可能給當事人帶來精神的撫慰和物質的補償。是他的經歷不夠坎坷？是他的記憶不夠慘痛？抑或他根本就是一個不善表白不喜傾訴的人呢？最終的答案當然是也只能是第三種。只不過待我找出了這個答案，時間又過去了25年—在我仔細拜讀過他的回憶錄《西山漫憶》之后—張先生遺骨已經伴隨他的魂靈，從大洋彼岸回到了生他養(yǎng)他摧殘過他傷害過他，最終叫他無法割舍的故土。他在這本書的后記中告訴我們，之所以用《西山漫憶》作為書名，“只緣寫它的地點是西方的遠山，客中寂寞，獨語天涯；
寫它的時間已是日薄西山的暮年，黃昏惆悵，顧影愴然。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所寫無非是個人的飄零身世與辛苦遭逢……當年事，成了我終身的傷永久的疼，我不愿碰觸，親人面前也少提及。當然，我也不必刻意隱諱，我所經受的種種不幸，并非偶然，也不是個人因素造成，更不是個人所能掌控，它是時代大悲劇的小場景，細節(jié)中的細節(jié)。這悲劇永遠不應遺忘，一旦忘記，悲劇命運便會重來……”

　　這些沉郁而又懇切的文字，讓人看了真是心酸。

　　據(jù)《西山漫憶》所載，張先生祖父張寶林的四個兒子中，五十年代初有兩個同一天被戮，尸橫荒野，一個戴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外村農民亂棒打死，剩下的一個劃為富農，身陷土牢，被釋后抑郁成疾，尚所幸成為四兄弟中唯一死在自家床上的。十三個孫男，有歷史反革命一人病死獄中，逃亡地主一人勞改近三十年，右派分子三人，各有數(shù)年苦難生涯，流落他鄉(xiāng)兩人，終身無妻者兩人，其余也都生活窮愁潦倒；
十七個孫女，三人自殺，一人夭折，一人長期患憂郁癥，另有多人婚姻不幸，或與殘人為妻，或為活命遠嫁深山。而無論男女文革中全都成了全面專政的二十一種人，無一幸免。張翅翔本人，雖然在上初中的時候就加入了共產黨，于革命戰(zhàn)爭時期放棄安定富足的生活去為自己的黨出生入死，仍在肅反運動中被劃為“叛黨分子”，兩年后又加上一頂“極右”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yǎng)……饑餓、窮困、惶恐、屈辱伴隨著他和他的親人，前后二十五年。

　　他帶著滿心的隱痛和感傷回到了他落難的城市，甚至回到了他原來的崗位，在出版社做一個文藝編輯。他每天按時來按時走，無論看見誰輕輕頷首一笑，便邁著節(jié)奏不變姿勢也不變的步子，端端正正地走了過去。從未見過他慷慨激昂地建議什么，也從未見過他痛心疾首地指責什么，終年梳得紋絲不亂的花白頭發(fā)下邊，一雙溫和的眼睛永遠閃著善意的目光。如果不是十分知情的人，有誰知道他過往二十多年中坎坷艱辛的經歷？學者們在研究中注意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曾經被卷入災難性事件的幸存者，有一個共同特征是對他們的經歷保持沉默，當他們歷盡艱險歸來，不再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滔滔不絕向親友鄰居講述他們的故事。這實際上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對經驗與歷史的絕望，對于這些絕望者而言，“沉默乃是語言的真正形態(tài)”（海德格爾語）。我愿意相信這種說法，因為它可以恰如其分地表明，張翅翔先生劫后余生之后三緘其口的深層原因所在。他用絕望塵封了殘酷的往事，直到又一個二十年過去，他才在客居于西方遠山的暮年，狠心一吐。然而，這看似一吐為快的事情，放在這個生性敏感、情感細膩的老人身上，也許正是另一次傷痛欲絕的旅程。

　　歸隊之后不久，他就開始編輯一套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叢書，列有張?zhí)煲�、艾蕪、端木蕻良、田漢、蕭三、沈從文、紺弩、楊沫、周立波、丁玲、白刃，以及我父親蔣牧良等人的小說、戲劇、詩歌、散文集多種。為了編選我父親的那本集子，張先生曾建議我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尋找他散失的著作，并拜訪他生前一些朋友。也正是由于有了這些前期準備，《蔣牧良小說選》才得以如期順利出版。我父親一生中，在作品出版方面可以說是多災多舛。他寫于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正在上海某印刷所排印之際，毀于日本侵略軍空襲的炸彈，解放后所寫的另兩部長篇，未曾發(fā)表卻在文革中被居心叵測之人抄走不知所終，就連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替他出版文集的計劃，也因行政事務擔擱未曾付梓。想來作為學生，張翅翔先生最能體會老師生前斷章之痛，所以對編選工作也格外盡心。正是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與張先生逐漸熟悉起來。

　　逢年過節(jié)，張先生總會攜夫人姜惠平女士到我家里來看望我母親。進得門來，也總是恭恭敬敬地叫著師母，態(tài)度絲毫不因父親去世多年而有所改變。我父母的結合屬于準舊式婚姻，父親遵奉他母親的旨意，從南京回到家鄉(xiāng)去娶親的時候，已經開始在滬上文壇嶄露頭角，而年僅十六歲的母親，還是一個只有初小文化程度農村女子。他們的姻緣雖說起于媒妁之言，可一輩子相濡以沫不離不棄的情感，在朋友和后輩中傳為佳話。母親固然天資聰慧能干過人，跟隨父親左右因地位懸殊，也難免被勢利小人怠慢，而在張先生那里，母親永遠是他由衷敬重的師母，無論逆境和順景。張先生曾在文章中稱我父親于他情同亞父，說不定其中還含著“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一類的國粹理念，而如我母親這樣一位師母，在他而言，或許更感性地代表著記憶中那些溫暖的往事，諸如嚴冬的一盞熱茶，酷暑的一柄葵扇，以及落難時節(jié)同情的注視之中，遞過來的一疊薄薄的紙幣……作為一個有過苦難經歷的人，尤其如張先生這樣有過苦難經歷的謙謙君子，會牢牢銘記在心，因此對師母敬重跟老師一樣，終其一生而不改。這看似尋常的一聲師母，表達的不光是真切的師生情分，更要緊的還有人們千呼萬喚不得其還的世道人心。也正是這一聲師母的稱道，使我在內心之中將張先生尊為了忘年之友。

　　1991年，張先生移民美國之時，年齡已經過了花甲。在我看來，這個年紀的背井離鄉(xiāng)或者多少有點無奈的意味吧，直到讀到他的《西山漫憶》第十七章《頤養(yǎng)他山》之后，方才知道當他走出羅湖海關的時候，自我感覺竟像一條從古堡深井里躍入浩瀚大湖的魚，那種暢快喜悅，被他比作受難時日苦恨不能的高飛遠逸，一生一世夢想的實現(xiàn)。由此可見，歸隊后的生活并未使他徹底擺脫苦難歷程的陰影，也許我們每天早晨所看到的那張微笑的面孔，在昨夜的夢魘里仍然被緊張和焦慮籠罩。子非魚不知魚之樂，亦不知魚之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不是他為我們留下了這些傾心所寫的文字，還有誰會去細細探究和體會呢？我們只會以善意的推測，將他噩夢結束之后的慶幸放大，從而忽略了那沉默的微笑里中所包含的絕望。

　　張先生帶著這樣一種沉默去國經年，雖然常常攜妻將子回國探看，終因不在同一個城市里居住而無緣再見。聽說他們在異鄉(xiāng)不但豐衣足食，還有機會到世界各國游覽度假，想來也是他經磨歷劫之后應該享有的后福。然而，也正是在這樣享受著暮年遲來的歡愉的客旅中，張先生開始了《西山漫憶》的寫作，用一支力透紙背的筆，開啟了他的沉默。思也悠悠，恨也悠悠，在西方遠山的夕照里，所有的往事都涌上了筆端，對故土的牽念終是斬它不斷。于是，我們才得以在他身后，從情真意切的字里行間，重新看到了他的微笑，并且真正讀懂了沉默的含義，那是一個善良正直的老人留給我們的最富人性的精神遺產，這份遺產由他半生的苦難造就而成。

　　——2005年1月4日寫于海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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