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人認為，近代共產(chǎn)主義思想來源于19世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其代表人物就是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
再往前追溯，則可追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托馬斯•莫爾和后來的康帕內(nèi)拉（前者著有《烏托邦》，后者著有《太陽城》），是他們把烏托邦這個人類的理想王國帶到世界上來的。

　　作為一種思想，共有是對社會現(xiàn)實不滿的反映。人類社會打從一開始起就存在著貧與富，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剝削與被剝削的兩極對立現(xiàn)象（所謂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完全是一個子虛烏有）。這就迫使思想家們?nèi)ニ伎家粋�問題：同為人類的人，為什么會有如此的差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差別？這差別是否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如不符合，怎樣才能加以改變？

　　人們的思索結(jié)果很容易就會把目光盯上私有財產(chǎn)。因為財富（產(chǎn)）是人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資料，在自然狀態(tài)下，人可以自由取用（水、野果、草籽），因而人也是自由的（讓我們假設這樣，實際上人與人的不平等在人還是獸的時代就已經(jīng)存在了）。如果有限的財富歸于了私人，那么沒有或失去了財富的人，就不得不去以各種形式依附于私人才能生存，支配與被支配的關(guān)系就此就出現(xiàn)了。所以人與人的不平等關(guān)系實際上就是財產(chǎn)占有的不平等關(guān)系的結(jié)果。“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十）則卑下之，伯（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列傳》］。既然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私有，那么簡單地想，消除了私有財產(chǎn)制度，人不就歸結(jié)為平等了嗎？但是這是“上帝”給人類設下的一個思維陷阱，一旦陷入其中，幾乎難以自拔。三千年來中國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說明。我們的圣哲們不停地在那里制造遠古時代烏托邦的故事，我們的農(nóng)民就不懈地企圖把這些故事變?yōu)楝F(xiàn)實，于是中國社會就在這建設了破壞，破壞了建設的循環(huán)中走到了今天。

　　一 古代思想家們的平均、共有情結(jié)

　　中國的歷史非常獨特，在世界范圍內(nèi)，算是一個獨立發(fā)育、進化出來的文明系統(tǒng)。研究中國古代史，可以讓人清楚地了解人類社會發(fā)展之規(guī)律，也可以深切體會歷史進化之艱難。關(guān)于社會階級對立和階級對立意識的清晰表達，在西周時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詩經(jīng)•魏風》中有《碩鼠》、《伐檀》�！洞T鼠》中描寫了一位農(nóng)民對他的雇主的過渡剝削的抱怨，他希望有一個理想的王國出現(xiàn)，他在那里能夠獲得公平的待遇；
《伐檀》中也有一位伐木雇工，對自己擔負的繁重勞動和主人的不勞而獲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梢娙�千年前階級、階級對立意識已經(jīng)被人清楚地表達出來了，人們對現(xiàn)實的不滿和對美好社會的憧憬也開始了。當這一切被偉大的思想家們所領悟到，就有了下面的這樣議論：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

　　雖然這一番話是孔子針對諸侯國和士大夫家族說的，“但由于它出自儒家經(jīng)典，出自孔圣人之口，歷代的思想家們，勿論他們代表哪一個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只要涉及到與分配有關(guān)的問題，差不多都會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圍拿起這一武器同他的論敵做斗爭，把它奉為金科玉律，當作口頭禪�！保�陳正焱、臨其錟：《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研究》）

　　與孔子同時代的另一大思想家老子從自然規(guī)律不可違抗的角度出發(fā)也得出了社會必須平均的看法：“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77章》）因為“人之道”違反了“天之道”，所以是不行的。人也必須像“天之道”那樣“損有余而補不足”，大家都平均。

　　當然，如果把“損有余而補不足”理解成是有限度的“損”和有限度的“補”，那就對了，可惜老子還不知道。他的籠統(tǒng)的“損”和“補”就只能看成是一種平均主張了。承認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但國家要從中調(diào)節(jié)，即進行有限度的“損”和“補”，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才能明白其真諦何在。

　　同樣的現(xiàn)實反映到莊子頭腦中，就產(chǎn)生了另一種想象。他認為社會人的紛爭都是由人的“知識”和“欲望”引起的，所以改革社會，首先就應該把社會上的人都變成一群無知無欲的人，這樣自然就省去了爭奪和戰(zhàn)斗。所以莊子的共有、共財社會是由一群理想化了的人形動物組成的，他說：“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nèi)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保ā肚f子•天地》）

　　什么是“德人”呢？他們是沒有思想，沒有行動目的，不懂得什么是是非美丑的人。天下人有利共享，有財共用，人人歡樂，社會安定。但這個社會的財富從什么地方生產(chǎn)出來呢？他的回答是回到原始狀態(tài)，到那時， “財有余而不知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問題就不存在了。

　　所以，如果說老子的共有社會還是一個稍微進化了的“小國寡民”的話，那么莊子的共有社會就是一個十足的“動物世界”了。奇怪的是他在這個“動物世界”里竟然還想到要有君臣，有臣民，可這些人又都處于無所為狀態(tài)。所以歸根結(jié)底，莊子的理想王國是一個矛盾的、現(xiàn)實世界與遠古幻想的混合物。他逃避現(xiàn)實，卻又無法回到遠古時代去，最后只好把自己變成一個失去所有人生情趣的木頭樁（莊）子。

　　墨子面對著這無盡的社會紛爭又是什么態(tài)度呢？顯然他比老子、莊子都要實際些。他沒有提出要消滅私有，實現(xiàn)共有，但卻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主張（《墨子•兼愛中》）。在他看來，世界的糾紛“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爸T侯不相愛，則必野戰(zhàn)，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愛別人，利他人，他人也會愛你，利你，這樣世界就和諧了。這是墨子的幻想。

　　由兼愛（一種普適的愛）出發(fā)，進而還應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力氣的對社會要趕忙出力氣，有財產(chǎn)的對社會要趕忙分財產(chǎn)，這雖然不是主張共有，但已包含了共有的因素了。墨子雖然較為實際，但他改造社會的理想遇到的最大困難恐怕還是實踐問題。他的理想是讓人人都兼愛互利，但說教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如果人們不這樣做社會有什么辦法讓人們都去做呢？他無法提供，看來也不可能提供出任何辦法。

　　在先秦思想家里有一位被后代視為兵家的的尉繚子，從軍事家的眼光看政治得失，竟然也認為是私有造成了社會的災難，糾正的辦法就是實行共有：“所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耽酒，以敗善類乎？”他又說：“善政執(zhí)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也。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nèi)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保ā段究澴�•治本》）

　　看來，尉繚子所憧憬的共有其實也是有皇帝的共有。說到底是不讓百姓有私產(chǎn)，而保留一個最大的私產(chǎn)所有者——皇帝。全國為一家，這個大家長就是皇帝。皇帝把全國財富集中于個人手中，由他來分配使用。

　　這是歷史觀念的倒退。尉繚子不知道，在土地作為主要的私產(chǎn)的社會中，準私有化進程與他的想法恰恰是相反的，社會不是由分散的私有者再集中成一個大私有者，而是由一個大私有者（皇帝）逐步分割出越來越多的小準私有者。封建分封制就是首先由諸侯們對一個大私有者——王的土地進行初次分割，接下來則是由卿、大夫、士們，對諸侯的土地進行再次分割；
最后的分割，才是農(nóng)民領到份地。所以農(nóng)民擁有份地私產(chǎn)，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歷史的進步。把土地充公，所謂共耕共食，從表面看，實現(xiàn)了有十個人的飯，多增加一個人吃也不要緊，減少一個人吃也無所謂，其實這種設計已經(jīng)又把歷史從封建社會拉回到奴隸社會了。因為只有奴隸社會奴隸主才是唯一的所有者，而其他人則是一無所有的奴隸。

　　尉繚子也像所有空想共產(chǎn)的人一樣，幾乎都對共產(chǎn)之后如何實現(xiàn)共產(chǎn)問題不予說明。他們都簡單地以為，只要把財產(chǎn)集中起來就完成了任務、達到目的了，沒有差別的美好的社會就因此而到來了。其實不然。集中起來的財產(chǎn)由誰來掌握、使用和分配，怎么使用和分配，才是最要緊的呢。共有財產(chǎn)的實現(xiàn)程序決定了是真共有還是假共有。當共有者無法實現(xiàn)自己對共有物的支配和收益時，就是假共有。假共有就是奴隸主所有或封建主所有，就是借用一個共有的軀殼而事實上的一個人的所有和眾人的一無所有。

　　在先秦文獻中對中國人的社會公平觀影響最大的無過于《禮記•禮運篇》中關(guān)于大同社會的描述了。可以說這一直是中國人追求平均、共有的理論綱領。從積極的方面看，它始終是引導人們爭取社會進步的動力源泉，多少志士仁人為此而獻身；
從消極方面講，正是這個關(guān)于大同社會的虛幻描繪，將中國引入了兩千多年的歷史歧途，至今難以擺脫，從而阻礙了中國在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封建文明（春秋戰(zhàn)國時代）之后，再也沒能躍遷到資本主義文明的層次上來。

　　不知其為何人的《禮運》作者，給我們描繪的大同社會是非常誘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為大同。”

　　作者說，在光輝的遠古史代，社會財產(chǎn)公有，人為他人。管理者都是被推選出來的有德有才的人，而百姓全都講究信義，和睦相處。人不獨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把他人也當作親人）；
不獨關(guān)愛自己的孩子，（把別人的孩子也當作自己的孩子）。讓老人得以安享晚年，讓壯年人充分發(fā)揮作用，讓孩子能健康成長，讓無妻、喪夫、孤兒、獨身老者、殘疾人都得到社會供養(yǎng)，男人都有自己的職業(yè)工作，女人都能出嫁。人即使把東西丟到大路上，也不會藏到自己家里；
有力氣即便不使出來，也不會去為自己辦事。這樣世人的陰謀詭計就沒有了市場，偷盜作亂也就絕了跡，家家的大門也就不必關(guān)了。這就是大同社會。

　　這個大同社會為所有人的幸福生活都作了精心安排，并且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社會存在的基礎有兩點。其一是財產(chǎn)公有，其二是人的思想觀念的公有。我們假設財產(chǎn)公有可以辦到，可怎樣做能讓所有的人具有公有觀念呢？靠強迫灌輸？靠說教？作者沒有回答，大概他也回答不了。說到底所有空想社會都能把未來描繪得像天堂一樣美好，但缺乏的就是這個登上天堂的梯子應該如何架設的問題。

　　順便說說，《禮運》作者把他描繪的理想王國放在人類的遠古時代，沒想到這種描繪也恰好符合了現(xiàn)代一種學說對于原始公有社會的幻想。當然這并不是歷史的真實。但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不謀而合的社會普遍的思維規(guī)律呢？只能這樣來解釋：在一個社會里，當科學不發(fā)達時，人們覺得現(xiàn)實的存在已經(jīng)不符合進化了的更具人性的人的感情時，要尋找改造社會的參照物，這時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幻想未來，另一種是反證過去。幻想未來就是各種宗教產(chǎn)生的根源，反證過去，其結(jié)果就是不斷復古。宗教可能并不能征服所有的人，因為它說的事太遙遠，而且無從征信；
而復古，即用美化從前歷史的辦法——雖然并不真實，但是它本質(zhì)是從生活到生活，因而就更有吸引力。

　　在先秦末葉還有一部內(nèi)容涉及平均、共有的書，值得我們重視。這就是由秦國宰相呂不韋門客們編寫的《呂氏春秋》。歷史學者將這部書視為雜家之說，說它是匯合了先秦儒、法、名、墨、陰陽、兵、農(nóng)等諸家學說的一部大雜燴，缺乏自己的東西，因而被主流學者所輕視。其實我看到它有許多見識還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它的原始歷史觀、社會發(fā)展進步觀，民本、民主思想，不但超越了同時代人，而且還影響了后人。

　　該書作者認為，原始人“爪牙不足以自守衛(wèi)，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為什么能成為大地的主宰呢？是因為人的群居。群居“相與利之也”，并且群居還導致“君道”——政治制度的建立。更為難得的是，它沒有像《禮運》作者那樣，設想原始社會是一個共有為公的社會，而是認為是一個人與獸沒大區(qū)別，以暴力為生存手段的社會：“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這是我在古典文獻中所見到的對原始社會最清醒、最真切的認識。

　　《呂氏春秋》雖然也像許多思想家那樣大談天下為公，但它對“公”的解釋卻是另一個樣的：“首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嘗試觀于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弊罹�彩的是下面的這句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天下之天下也�！笨吹贸鲎髡甙选疤煜聻楣�”作了另一種解釋。它反對家天下的專制統(tǒng)治，喊出了天下是天下人的，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的這一響亮口號。這在古代思想史上是一個突破�？上У氖�，作者既然已經(jīng)認識到了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為什么不進一步提出：讓天下人自己來治理天下？要是那樣的話，該在中國思想史上寫下多么燦爛的一頁呀！

　　漢以后，中國的平均、公有理想依然不絕如縷。其表現(xiàn)形式是知識分子仍停留在幻想中，踏步不前，并且將這理想愈加神化和虛無化。他們面對尖銳的社會矛盾，在封建政治的框架內(nèi)，找不到解決的辦法，于是把對現(xiàn)實的不滿、厭棄寄托到完全是一個虛無縹緲的世外桃源中去了。在那里既不講生產(chǎn)，也不講分配，但卻人人有衣有食，生活快樂。這是在靠幻想麻醉自己，同時也麻醉別人；
還有另一部分人，開始由幻想轉(zhuǎn)入實踐過程，這就是農(nóng)民戰(zhàn)爭領袖。他們挺身而出，前赴后繼，去實現(xiàn)理想中的公平社會，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

　　前者代表人物，舉其重要者有：阮籍、嵇康、陶淵明、黃宗羲等；
后者代表人物有張魯、李順、王小波、鐘相、楊幺、方臘、宋江、洪秀全等。

　　阮籍也把他的理想社會放在了那遠古的洪荒時代，那里的人是這樣生活的：“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不僅如此，他還說：“明者不以智勝，暗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量，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阮嗣宗集•大人先生傳》）這里的人，不但沒有利害、夭壽、禍福的觀念，而且也沒有君臣和強權(quán)，是一個徹底的無政府、無權(quán)力、無爭奪，甚至是無是非的地方。這樣的描寫除去表明作者對社會現(xiàn)實的不滿之外，沒有任何積極的社會意義。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哀，他們把自己完全地放到一個虛幻的世界中去了，不食人間煙火，進行精神的自我麻醉，以便獲得解脫。

　　與阮籍同時代且名氣比他還要大的另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就是嵇康。嵇康的理想王國也是回歸到那遙遠的古代：“昔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洪荒時代雖然美好，可后來還是發(fā)生了變化。這變化就是社會產(chǎn)生出了真正的“君”。君成了主宰天下的人，人民的生存、幸福全系于君，所以嵇康也就把建立理想社會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君的身上：“圣人不得已而臨天下……穆然以無事為業(yè)，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餉萬國，怡若素士接賓客也；
雖建龍旗，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這是針對君的一番說教，讓君清心寡欲，以天下為公，莫為私。但這種空談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他不能提供：如果君不為公，專為私怎么辦？或者說，必須要想出一個制度，把君也要像約束民那樣約束起來，不能讓君毫無約束地為所欲為。中國歷史的可悲、可嘆之處就在于大家都在期盼著明君賢臣出現(xiàn)，琢磨出了數(shù)不勝數(shù)的如何作明君賢臣的教義，去宣揚，去規(guī)勸，但幾千年過去了，明君賢臣寥若晨星，即使有那么幾個，對中國歷史的進步又有何裨益？因為很少有人去做制度性的思考，所以至今我們?nèi)匀皇且粋�不崇尚制度作為，而崇尚個人作為的國家。

　　在古代空想社會家中，不能不提到陶淵明和他的《桃花源記》。作者發(fā)揮了充分的想象力，建造了他理想中的一個“世外桃源”：在那里風光如畫，生活著一群悠然自得的人群。他們避開了爭斗、廝殺的世界。他們生活中沒有君主，沒有苛捐雜稅，人們和睦相處，按時作息，順從自然，自給自足。

　　如果說陶淵明與其他空想家有區(qū)別的話，就在于當別人把遠古洪荒時代作為人類歷史的黃金時代去追求時，而他卻把一個典型的農(nóng)耕社會當作了理想目標去追求。所以他們盡管可以馳騁想象，或批判現(xiàn)實，對當權(quán)者進行道德說教，但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通向理想王國的途徑是什么。

　　這種情況一直到了17世紀，才稍有一些改變。終于出現(xiàn)了一位人物，開始觸動封建制度了，這就是黃宗羲。黃宗羲繼承了《呂氏春秋》中的關(guān)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觀點，對封建家天下的制度進行了前無古人的抨擊。其言辭之激烈，議論之大膽，振聾發(fā)聵。他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生經(jīng)營者，為天下也�！保ā睹饕拇�訪錄•原君》）當然，這也是套話。說套話是為了引出真話：“今也，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無地而安寧者，為君也。人君把天下作為私產(chǎn)來爭奪，爭奪之后作為私產(chǎn)傳之子孫。他們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然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保ā睹饕拇�訪錄•原法》）作者看到封建社會的法都是“家”法，即防范民眾和保護一個家族利益的法，這比《呂氏春秋》又前進了一大步。還不僅如此，更了不起的是，他還把這樣的國家（朝代）和百姓做了嚴格的區(qū)分：“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于治亂也。”（《明夷待訪錄•原臣》）國民百姓的利益與某一姓王朝的興衰是兩回事。暴君桀、紂的覆亡正是百姓們的幸事；
秦王嬴政、蒙古忽必烈的君臨天下，百姓們反而遭了難。所以一個王朝滅亡了，不是百姓滅亡了，也不是民族滅亡了。一族一姓王朝把自己等同于民族和祖國是荒謬的。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對君主與國家（祖國）關(guān)系的最深刻的一個認識。沒有思想的突破，就沒有社會的進步。應該說，辛亥革命的發(fā)生，與黃宗羲對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批判不能沒有關(guān)系。

　　限于歷史的局限，黃宗羲沒有找到改造社會的動力和途徑，他的改革設想仍具有極大的空想性質(zhì)。比如他認為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就是最好的土地分配制度，就可以解決把君主私產(chǎn)變?yōu)樯鐣�公產(chǎn)的問題。他不知道，井田制不是共有制，是“公”有制，即是作為奴隸主的“公”的所有制。另外他還提出辦學校的問題，他賦予了學校不僅具有培養(yǎng)人材的功能，還具有糾正國家政策失誤和監(jiān)督皇權(quán)的功能：“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大學校長）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明夷待訪錄•學�！罚┪覀兛吹�，這思想里其實已包含了近代西方議會民主的萌芽了，盡管仍然不成熟和帶有很大的空想性質(zhì)。

　　中國從詩經(jīng)時代開始到黃宗羲時代（前11世紀——公元17世紀），才有人把改造社會與與變革封建制度聯(lián)系起來，才有人第一次提出從建制方面制約皇權(quán)。這太讓人震驚了！就是說，在三千年的時間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始終沒有走出社會烏托邦的夢鄉(xiāng)。

　　二 平均、共有理想的實踐：農(nóng)民起義

　　與知識階層相呼應，中國農(nóng)民也在不斷地用行動去實踐烏托邦的幻想。最早的大規(guī)模農(nóng)民戰(zhàn)爭是秦末的陳勝、吳廣。他們沒有提出平均共有的口號，但卻明白宣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話里的含義就是：他們能做王、侯、將、相，我為什么不可以？我們都是人嘛！可見在“都是人”的背后，仍可以看見一個平等的觀念。最早公開扯起平均共有旗號的農(nóng)民起義領袖是東漢末年的張魯。張魯改造社會的思想依據(jù)來自于老子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怎么具體來操作呢？在張魯統(tǒng)治巴蜀三十年中使用的方法有兩個。其一是利用宗教作為號召，凡入教者皆出五斗米作為條件，這是財產(chǎn)充公；
其二是辦義舍。所謂義舍就是“諸祭酒皆作義舍……又置義米肉，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若過多，鬼道則病之�！保ā度龂�志•魏書•張魯傳》）。

　　舉辦義舍，很有點各取所需的味道，但在社會物質(zhì)普遍匱乏的時代，這種義舍能維持多久是讓人懷疑的�？上�歷史對此沒有更詳細的記載，從事實推斷，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僅僅用“鬼道”來嚇唬想多吃多占和那些干脆以此為生的人是沒有用的。在一個人人主要以私有觀念為行動準則的社會中，任何妄圖實現(xiàn)財產(chǎn)籠統(tǒng)共有的想法都是對歷史的倒退，注定要失敗的。張魯最后還是被曹魏滅亡了。政權(quán)垮臺了，張魯投降作了將軍，子孫后代也都成了標準的封建侯爺。平均共有的實驗也就結(jié)束了。

　　后來的農(nóng)民起義大多數(shù)也都在平均財富上作文章。比如唐末的王仙芝自封為“天補均平大將軍”。“天補均平”就是上天任命他專職來給世界平均財富的。北宋的王小波、李順動員起義的口號就是“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宋史276卷•樊知古傳》）怎么個均法呢？宋代科學家沈括告訴我們說：“李順初起時，悉召鄉(xiāng)里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具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diào)發(fā)，大賑貧乏……時兩蜀大饑，一旬日之間，歸之者數(shù)萬人�！保ā秹粝�筆談•卷25》）看來李順的“均貧富”雖然是暴力革命，但還是講究策略的，不是那種不給富人留生路的平均。

　　北宋末年還有方臘宋江的農(nóng)民起義。起義的原因仍然是政治腐敗，官逼民反。方臘利用宗教，宋江則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無論形式如何不同，追求農(nóng)民理想中的平等、平均則是共同的。但歷史最有諷刺意味的是，起義首領都以平均共產(chǎn)來號召起義，但起義后都想去做皇帝，卻沒有人再去貫徹平均的理想去了。李順占領成都后，就自稱大蜀王，還建立了自己的年號叫“應運”（《宋會要輯稿•兵》卷10）。方臘也當上了土皇帝，被政府生擒時，是“并其妻孥兄弟偽將相等三十九人”。宋江與朝廷對抗，最后也歸順了朝廷，做起了他們原本十分痛恨的“官”（《皇帝十朝綱要》卷18）。這些還不太算過份，南宋末鐘相、楊幺，起兵開始就干脆自稱楚王，妻子稱皇后，兒子叫太子，使用公文一律稱圣旨。但即使這樣，也還不忘均貧富的招牌，鐘相“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shù)荣F賤，均貧富”（翦伯贊、鄭天挺：《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五冊，第313——314頁）。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皇帝由我來當，我給你們均貧富。這其實就是中國古代所有的農(nóng)民起義均貧富的實質(zhì)。所以不管成功與否，封建統(tǒng)治意識的枷鎖，始終牢牢地套在這些人的身上，也牢牢地套在中國社會的身上，沒有一個人能走出“用封建政權(quán)來取代封建政權(quán)”的歷史怪圈。直到1911年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才產(chǎn)生了意識上的突破，但積淀厚重的國民的皇權(quán)思想輕而易舉地就把辛亥革命的成果埋葬了。政治人物不斷地做著皇帝夢，也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一大奇觀。

　　研究中國農(nóng)民是如何實踐平均共有理想的，不能不談到太平天國。這是集中國古代農(nóng)民理想運動之大成的空前的社會實驗。

　　太平天國是在中國滿清王朝陷于內(nèi)外交困之時崛起的一個農(nóng)民政權(quán)。這個政權(quán)割據(jù)江南，維持了十余年（1851——1864），按說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來試驗這個農(nóng)民平均共有的社會理想。然而最令人失望的是，他們的領袖恰恰是這個理想的踐踏者。在未起事前，洪秀全在他的《原道醒世訓》中說：“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
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爾吞我并之念？”而應該“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

　　這是《天朝田畝制度》中規(guī)定了的最高社會理想。但是領袖們自己是怎么實踐的呢？當他們轉(zhuǎn)身成為了統(tǒng)治者以后，就完全換了另一個腔調(diào)。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又頒發(fā)圣旨說：“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蠶婦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保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保〒P州師范學院中文系編《洪秀全選集》81_——82頁）

　　在一個兵農(nóng)合一，軍政合一，政教合一的社會組織中，二十五戶組成一伍，由伍長督促農(nóng)民在墻角、墻根下種桑樹，婦女們養(yǎng)蠶、繅絲，縫衣裳，每戶要養(yǎng)五只母雞，兩只母豬。這是生產(chǎn)。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天王從關(guān)心百姓生活角度去督促生產(chǎn)的，接下來的分配就暴露了他們把百姓作為奴隸來剝削的全部秘密。分配是如何進行的呢？農(nóng)民所有的勞動成果，除每人按定量留下可以吃到明年新糧下來的谷物外，其余一律上繳“國庫”，不許有私藏。國庫由誰來掌握呢？由“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的“太平真主”來掌握。說穿了，就是你們把所有的財富都交給我，由我洪秀全來分配。我的分配是絕對公平，因為我是來拯救世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好吧，讓我們來看看這位救世主是怎么實踐他的平均共有誓言的。

　　據(jù)《天條》規(guī)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可是天王和諸王們，都有權(quán)廣納妻妾。洪秀全的妻子叫后宮，其他諸王的妻子叫王娘。據(jù)說洪秀全有二百多位妻妾，其他諸王每人約有三四十位。

　　做了皇帝的洪秀全制定的等級制度之森嚴比滿清王朝有過之無不及。從天王到基層兩司馬，官位分為16個等級，朝儀、冠服、旗幟、儀仗、文體都有嚴格的等級使用限制，不得僭越。諸王、侯、相們外出，朝見，軍中大小官員都要回避，冒沖儀仗者斬首不留。

　　據(jù)歷史記載，天王府建筑宏偉，雕梁畫棟，窮奢極麗，門窗用綢緞糊裱，墻壁用泥金彩繪，綿延十余里。其他大小諸王們也都起而效仿，大興土木，構(gòu)筑自己的安樂窩。從武漢到杭州，王府宮闕，連綿不斷。而那些軍旅士兵們，風餐露宿，浴血奮戰(zhàn)，無家無業(yè)，捍衛(wèi)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天國”！在這個天國里，不但看不見一絲一毫的平等、平均的影子，就是任何一個沒落王朝的腐朽和腐敗也無出其右者�？吹竭@里人們就明白了，所謂的“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是怎么回事了。這其實是聚斂天下財富中飽個人和一個集團的私囊而扯起的一塊華麗的遮羞布罷了。

　　太平天國后來失敗了。今人為之惋惜不已，似乎他們要是真的成功了，中國國運就會昌盛起來，人民就會過上幸福生活似的。歷史學研究到這份上，還能稱之為科學，真是亙古未見！

　　可以說，太平天國是對農(nóng)民追求的平均、共有理想真實性的一次大檢驗。其整個事件過程說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當人在窮困時都想對社會進行共產(chǎn)和平均，可一但改變了身份地位，就誰也不愿意共產(chǎn)、平均了，起碼，不原意讓別人來平均、共有自己奮斗得來的東西，無論是權(quán)力或財富。另外，我曾經(jīng)說過，在股份公有制沒有產(chǎn)生之前，任何形式的公有（共有），其實質(zhì)都是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的私有和大多數(shù)人的無所有（公有的實現(xiàn)機制決定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不允許個人有“私藏”，所有的財物都要交給一個“天父代理人”即他本人來掌管和使用，他就成了共有的真正的所有者和主持人間公平的神的化身�？刹恢�道為什么，人們還認為這是共有（公有），是社會值得追求的理想。歷史已不止一次地證明，當這種理想真付諸實踐以后，才發(fā)現(xiàn)原來歷史和人們開了一個玩笑，除去每個人的地位角色變換了之外，什么都沒有改變。這不是個人的道德品行問題。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可以看作例外，所有人的行為都如此，就是規(guī)律在起作用了。

　　所以共有、平均主義的理想，對人類社會而言，是一個肥皂泡，雖然五光十色，但只能飄在空中，一旦落在地上就會破滅。

　　200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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