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多年前的學習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的運動中，理論界曾把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作為杜威實驗主義的中國標本，大申討伐。存留在人們記憶中的，有兩點最為突出：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中國式的實驗主義和實用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先驗論；
二，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提出這個口號，是為了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當年對胡適的批判，完全是背離實際的誅心之論。但近幾年讀到一些文章，還是重復四十多年前的觀點，有的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看作是主觀隨意地對待問題的思想方法，有的甚至語帶譏諷；
有的仍指摘《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為了反對在中國傳播社會主義�？磥恚�至今仍原封不動地照搬四十多年前的觀點者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再思考再認識，還胡適以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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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說法，并非出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而是見于《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在該文的第八章結論中說：“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只是兩點：（1）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所發(fā)明。證據(jù)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彼�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是針對宋儒的“格物”方法提出來的。假設就是歸納法，求證就是演繹法。他舉出錢大昕用大量例子（胡適列出15個）來證明漢字語音“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的假設，指出：“演繹的結果若能充分滿意，那個假設的通則便成了一條已證實的定理。”“凡是科學上能有所發(fā)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設的能力的人”。

　　胡適這個結論寫于1920年11月，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發(fā)表之后一年零四個月。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他對清代學者治學方法的概括。精于訓詁考據(jù)之學的乾嘉學派，治學十分嚴謹。錢穆在《中國近百年學術史》中曾談到乾嘉學派鉅子阮元的治學方法：“其法先羅列古訓，寧繁勿漏，繼乃為之統(tǒng)整，加以條貫�！比钤�把這種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他在《研經室集自序》里說：“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所以，后來“實事求是”一詞，便常同訓詁�？�、詮釋經典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證經解經的基本方法。如陳垣就曾指出，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焙�適所概括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就是阮元、陳垣說的“實事求是”。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雖然沒有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口號，但對這種歸納、演繹的研究方法，確實作過類似的表述：“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據(jù)于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y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么樣的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作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

　　胡適在這里把研究過程分為三步：第一步是研究問題的種種方面和種種事實；
第二步是提出各種解決方法；
第三步是從中找出較好的解決方法，作為自己的主張。這種認識方法無疑來源于杜威的實驗主義。胡適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發(fā)表前幾個月的1919年春間曾作過一次講演，題目就叫《實驗主義》。在這次講演中，他介紹杜威的認識思想五步曲：1。對問題發(fā)生疑難；
2。探究疑難之點竟在何處；
3。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
4。決定哪一些假設是最適合的解決方法；
5。通過實踐加以證明。胡適認為，在這五步曲中，“從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歸納法的，……從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繹法的�！薄白钪匾�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功夫只是要引起這第三步的種種假設；
以下第四、第五兩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設演繹出來，加上評判，加上證驗，以定那種假設是否適用的解決法。這第三步的假設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

　　胡適的認識三步曲和他所介紹的杜威五步曲之間的淵源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一定要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看作胡適本人的實驗主義方法的話，那么，三步曲和五步曲便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詮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以說是這三步曲、五步曲的概括。三步曲的前兩步和五步曲的前三步是“大膽假設”，三步曲的第三步和五步曲的后兩步是“小心求證”。可見，“大膽假設”絕對不是毫無根據(jù)地隨心所欲，而是以研究事實的方方面面為前提的。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小心求證”。胡適在給羅爾綱的一封信中曾說：“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jù)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jù)，然后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jù)的概論也�！�

　　前幾年看到《北京大學校友通訊》第10期上載有胡適在《北大二七級同學錄》上寫給1931年畢業(yè)學生的臨別贈言。他在這個贈言中寫道：“如果你們不敢十分自信，我這里有一件小小法寶，送給你們帶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這件法寶只是四個字：‘拿證據(jù)來！’”“這里還有一只小小錦囊，裝著這件小小法寶的用法：‘沒有證據(jù)，只可懸而不斷；
證據(jù)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
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論�！敝刈C據(jù)是胡適實驗主義的最大特色。不論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還是“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都把證據(jù)放在第一位。這種科學的治學方法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特點，哪里是什么“唯心主義先驗論”！也許正因為這樣，西方的一些學者才把胡適的實驗主義宗師杜威稱為“美國的馬克思”，“當時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見于《上海社會科學報》）2002年7月25日《杜威：為了理解的紀念》一文，作者廈門大學陳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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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安福系首領王揖唐等人而發(fā)的。胡適斥責這些無恥政客不去解決當時面臨的許多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如解散議會（王揖唐擔任段祺瑞政府的安福國會的議長）、南北議和等，卻組織什么民生主義研究會，以社會主義家自居，大談社會主義。胡適正是針對這種狀況，論述空談“好聽的主義”、“進口的主義”、“紙上的主義”的危險。他認為一切學說和主義都是“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可以用作解決具體問題的“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彼�指出：像王揖唐這樣的人“都可自稱是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嚇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要了解胡適這些話的確切涵義，需要先明白社會主義當時在中國的實際情況。本世紀初，在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大量社會主義著作經由留日學生傳入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包括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梁啟超等人，都以社會主義者自居。進入10年代，報刊上不斷涌現(xiàn)很多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但在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中，占主流地位的卻是無政府主義思想。俄國十月革命后，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許多激進分子轉而接受以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主要內容的蘇俄式社會主義，但在社會主義者中間仍占少數(shù)。多數(shù)以社會主義者自許的是主張改良或持各種各樣改革觀點的人，其中不乏自詡為社會主義者而令人齒冷的投機政客。惲代英在《少年中國》第2卷第1號上發(fā)表的《社會主義論》中，就曾對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作過描述：“其實，所謂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本體便向來沒有什么精確的界說，高到安那其布爾什維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稱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謂社會主義的派別與意義敘述出來�！笨梢姡�那個時期的社會主義，包含著非常龐大而復雜的內容。并不象我們這幾十年來所認為的那樣“定于一尊”。胡適主張少談的“主義”，指的就是這些五花八門、包羅萬象的社會主義。斷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未免有些武斷。

　　有意思的是，為了回答藍知非的《問題與主義》和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文中他作了這樣一段敘述：“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應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
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
只可用作啟發(fā)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

　　這一段論述，可以說是八十多年前的那場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最有價值的總結。胡適明確提出“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應該研究”，當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這實際上已經否定了所謂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斷語。更為意義深遠的是他主張的“三可三不可”，也完全適用于“一切主義，一切學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我們幾十年來的一大教訓，不正是把馬克思主義、甚至斯大林模式的假馬克思主義奉為“天經地義的信條”、“金科玉律的宗教”和“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嗎？甚至在當前的報刊上，我們難道不是在在都可看到這種遺風嗎？不能不承認，胡適的這一告誡，今天仍然有它的積極意義。

　　在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李大釗隨后發(fā)表的給胡適的信《再論問題與主義》之間，確實存在著原則性的分歧。這表現(xiàn)在胡適從實用主義改良主義出發(fā)，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認為改造社會應當從具體問題入手，一個一個地解決，而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斥為“自欺欺人的夢話”。這種觀點同蘇俄式的社會主義當然是對立的。所以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系�！薄拔覀兊纳鐣�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彼�進而指出：“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解決了的希望。”兩種觀點對照，可知是兩種不同改革觀點的正常討論。一種認為只有從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解決入手，才能改造整個社會；
一種認為只有從根本上改變整個社會，才能求得具體問題的解決。應當承認，這兩種改革觀各自都有一定的真理性，把這種不同觀點的討論提高到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甚至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斗爭的高度是十分不應該，也是非常不恰當?shù)摹?/p>

　　四十多年前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使胡適蒙上了一層污垢，在人們的觀念里留下了一個被扭曲的形象。近幾年來，學術思想界對胡適的評價逐漸趨于實事求是，但當年的批判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卻至今尚未消除。希望本文所引證的材料和粗淺的分析，能澄清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和“問題與主義”這兩個問題上的混亂認識，并有助于對胡適做出正確的評價。

　　1998年5月初稿

　　2003年6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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