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6月，大清朝攝政王多爾袞下了一道命令：

　　向來剃發(fā)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居貳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十天)，直隸各省地方自文到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發(fā)。

　　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guī)避惜發(fā)，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若有復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已定(按指占領)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1]

　　改朝換代，要臣民“易服色”、“正衣冠”，把老百姓外表變一變，表示與前朝前代劃清界限，以正觀瞻，本屬正常，在北魏時期就有過，但從未像大清朝這樣嚴厲。滿人剛入關時，對漢人是否留發(fā)，也還是“姑聽自便”的，即使朝廷之上，滿漢官員，也各穿他們原來的服裝，為什么轉彎這么快，就要“殺無赦”呢？原來，有個無恥的明朝進士孫之獬，降清之后，主動改從滿制，剃發(fā)留辮，以表忠心。但每逢朝會時，滿漢大臣都不買他的帳，滿班官員說他是漢人，漢班官員說他是滿人，都不讓他入列。孫之獬一怒之下，上奏順治皇帝：“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fā)之制猶存漢制．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清統(tǒng)治者于是順手推舟，把留發(fā)不留發(fā)，看作一個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下令剃發(fā)留辮，違者視作反抗朝廷，殺無赦。于是，清兵一手拿剃刀，一手拿屠刀，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本來清軍鐵蹄所到之處，就是一片血雨腥風，如《揚州十日》、《東華錄》里記載的清軍屠城，這下因為剃發(fā)又找到一個大加殺伐的理由。

　　267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3 月5 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發(fā)布通令——《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

　　滿虜竊國，易于冠發(fā)，強行編發(fā)之制，悉從腥膻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從被執(zhí)，從容就義，或遁入流，以終余年。

　　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做新國之民。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巳多。至偏鄉(xiāng)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特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未去辮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違法論。該地方官毋稍容隱，致干囿犯。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辮。尚留其四周者，殊屬不合。仰該部一并諭禁，以除虜俗，而壯觀瞻。此令。[2]

　　孫中山的總統(tǒng)令，要求國民“滌舊染之污，做新國之民”，“除虜俗”，“壯觀瞻”，雖然沒有像清朝統(tǒng)治者那樣“殺無赦”，但還是“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違法論”。在孫中山看來，剪不剪辮子，也是個旗幟鮮明的政治問題。

　　一個政權的起幅和落幅，與頭發(fā)的干系這么多，這確實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事情。這往往使人感到迷惑。

　　辮子，漢人古已留之，只是不像滿人那樣要在腦門上先剃掉一圈毛再編起小辮子。在儒家的政治辭典里，頭發(fā)辮子之類的東西，是人體肉身的延伸，不僅是身體的一部分，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意義，能否保全，事關孝道，不得輕率。孝經開宗明義就說：“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頭發(fā)，實已成為漢民族的一種民族禁忌或記憶，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成為遵法度，守孝道的一種文化儀式。正因為如此，滿人入關后勒令剃發(fā)留辮才具有征服的象征意義，明末清初的人民逃避剃發(fā)才具有反抗意義，清末志士仁人斷發(fā)剪辮才具有革命意義。存在主義哲學家、直覺現(xiàn)象學的創(chuàng)始人梅洛·龐蒂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判斷：\"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的問題開始\" �；蛟S，我們從頭發(fā)，或辮子這個角度入手，看看晚清及其五四一代學人，他們如何對待辮子問題的。

　　晚清及其五四一代人，許多人革命是從辮子革起的。

　　先說章太炎。

　　章太炎既是一代國學大師，也是條響當當?shù)臐h子，是民主革命的最堅定者之一。他一生曾經七次被追捕，三次下獄。清末任《蘇報》主筆，倡言反滿排滿，為鄒容《革命軍》作序，參加同盟會，組建光復會，作《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反對君主立憲，反對帝制。辛亥革命后，反對袁世凱復辟，“以大勛章做扇墜，臨總統(tǒng)之門，大詬袁世凱”，他把大學問家和大革命家兩個角色切換得如此優(yōu)容自如，無論在近代學術史，還是革命史上，都是一個奇觀。

　　章太炎的辮子革命有強烈的儀式色彩。1900年7月26日，維新變法失敗以后，在上海張園，滬上名流八十余人開會，組織了一個“中國議會”，準備以上海為基地，武漢為前線，湖廣為策應，組織南方軍隊，北上拘押慈禧太后，把光緒皇帝營救出來，然后推翻滿清，建立漢人執(zhí)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參加者有退隱的高官文廷式、馬相伯，有曾國藩的大幕僚容閎，還有知名學者嚴復、宋恕。會上，章太炎激昂慷慨，表示要徹底反滿，不與光緒皇帝共戴一天，于是咔嚓一聲，辮子應聲落地。據考證，這是中國文人在中國本土剪下的第一根辮子。[3]在章太炎落發(fā)剪辮之前，早在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起義失敗以后，憤然剪掉辮子，表示與清廷勢不兩立。他的追隨者也紛紛仿效。而一些留學日本的學生，為了不被人恥笑的拖著條“豬尾巴”，他們或者把辮子盤起來，塞進帽子——日本人稱他們頭頂“富士山”，或者干脆剪掉，以示新潮。由于他們身居海外，無論是出于反滿革命，還是追隨新潮，即使再大逆不道，安全性還是大得多。

　　倒是章太炎，遭遇了很大壓力。正是因為這件事，他的老師俞曲園對他嚴厲指責，還聲言要講其逐出師門。于是，就有了章太炎作《謝本師》，表示斷絕師生恩義。

　　五四幾個主將當中，幾乎每個人都演繹過一段關于辮子的故事。陳獨秀的辮子是什么時候剪掉的，沒有直接的資料。朱洪在《陳獨秀傳》中，說到他第二次從日本歸來，“西裝革履，烏黑濃密的頭發(fā)向后梳去，一副留洋學生的派頭”，[4] 他與前夫人所生的三兒子陳松年回憶道：“在滿清時代，他是革命黨人，在日本剪辮子，回來戴假辮子”。

[5]據此推斷，他應該是留學日本時剪掉辮子的。比他本人剪辮子轟動的一件事是，他留學日本時\"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剪掉了清朝派出的學監(jiān)姚昱的辮子。[6]事后，姚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交涉，陳獨秀等人被日本當局遣返回國。他以剪辮子為革命標志的觀念與當時并無多大不同。

　　李大釗在日本同樣進行過一次辮子革命。1915年，他與留日學生司徒復興等一起發(fā)動了一個剪辮子風潮，把凡是還拖著辮子的留學生當作�；逝桑�把他們的辮子強行剪去。他是什么時候剪掉辮子的呢？據說，他的堂兄在辛亥革命后曾經強行在村里發(fā)動了剪辮子運動，先是把一起的幾個伙計的辮子剪掉了，然后再剪其他人的。據此推斷，他剪辮子大概在1911年后，最遲不會晚于1913年他去日本留學前。[7]而李大釗本人對辮子的直接看法，現(xiàn)在筆者手頭的史料里可以找到的是一是李大釗在唐山做工人運動期間，向當?shù)氐脑u劇藝人宣傳在戲臺上放腳、戒煙和剪辮子。[8]他在這里把辮子當作惡習來看待；
二是他當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向中文系教授劉復編訂的《歌謠選》供稿，他的來稿是：“不剔辮子沒法混，剔了辮子怕張順（勛）”，通俗地諷刺了張勛復辟時期，有無辮子都兩難的社會怪現(xiàn)象。[9] 胡適的辮子革命要平和得多。1908年，胡適到中國公學求學，學生中有些激進者，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而他在中國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他剪辮子，也沒有人來要求他加入革命黨。后來有人告訴他，說大家看他年紀小，又是個做學問的料，就有意保護他。[10] 但他的革命，還是免不了從辮子開始。關于他的剪辮子，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去美國留學前在上海剪下的，并托人帶給了母親，一說是去美國以后剪的，總之，在他1910年去美國前后，他已經沒有了辮子這是千真萬確的，他的剪辮子，不如他人轟轟烈烈也是事實。但后來他在北大做教授時，對辜鴻銘的辮子卻很是反感，對蔡元培包容這等老朽也頗有微詞。而且，胡適與辜鴻銘還有段關于辮子的公案。

1919年8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三期登出了《隨感錄·辜鴻銘》，嘲笑辜鴻銘的辮子：

　　現(xiàn)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
當他壯年時，衙門里拜萬壽，他坐著不動，后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yǎng)全，他帶著假發(fā)接的辮子、坐著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11]

　　辜鴻銘看到文章很不高興，甚至揚言要和胡適法庭上見。還在一個場合慎重解釋，他的辮子是在英國留學時，剪下來送給了一個可愛的姑娘。

　　在胡適看來，辜鴻銘的剪辮子最初是“立異以為高”，耍名士派頭，而后來是“久假不歸”，只是一種慣性，并不代表什么特別的意義。

　　1903年，魯迅出國之前在上海剪掉辮子，還照了相，并在照片的背面寫了一首詩送給好有許壽棠。這首許壽棠命名《自題小像》的詩寫道：“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在剪辮子的時候，雖然慷慨悲歌，要“我以我血薦軒轅”，雖然龍庭還是大清的愛新覺羅氏坐著，但留發(fā)不留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即使早他三年剪辮子的章太炎，也并沒有因為剪辮子而遭到清政府的迫害，他后來（也是1903年）因“蘇報案”蹲監(jiān)獄，也沒有被新帳老帳一起算。

　　為什么清初連 “巧辭爭辯” 也不允許的嚴苛法律，這時候變寬松了呢？

　　其實，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強弩之末的大清朝，剪不剪辮子，不再是一件特別了不得的事情。維新變法時期，康有為曾經光緒皇帝載?，請求“皇上先斷發(fā)易服，詔天下，同時斷發(fā)，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12] 康有為都膽敢勸皇帝剪辮子了，可見到清末，剪辮子至少是一件可以討論事情。\"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發(fā)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zhí)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變法失敗后，剪辮子依然是可以討論的。1903年初，《大公報》發(fā)起了斷發(fā)易服的討論，贊同者已占了多數(shù)，有論者居然公開主張“今使皇上首易西裝，為國民倡，天下之人，有不靡然向風者乎?”。[13]同年《大公報》還報道，“江南新學國民及留學生多剪去辮發(fā)，以為不如此則形式上有缺點也”。[14]而清廷統(tǒng)治者自身，也以剪辮作為開明的象征。作為國家機器的軍隊，也開始嘗試剪辮。1905年6月，清朝新編陸軍實行改服制，一些官兵為便于戴軍帽，將發(fā)辮剪去一束；
軍界的剪辮之風氣也傳染到了政界，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隨員40余人中，\"剪辮者已居其半\"，其中\(zhòng)"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員，有武員，一切皆有職銜者\"。[15] 同時，最早實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發(fā)辮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于\"軍界中人紛紛截落發(fā)辮者不可勝數(shù)\" [16]。當然，也不是沒有阻力。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戴鴻慈等歸國后也分別呈請剪辯，均為慈禧壓下。1906年，\"澤公歸國后，已有奏請官員剪發(fā)之折，兩宮深滋不悅\"。[17]不久，\"戴少懷待郎召見時，面呈削發(fā)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末蒙允許\"。[18] 1907年5月6日，經學部奏準，清廷嚴禁學生和軍人剪辮。其中學生\"一經查出，即當咨明學部，分別懲處\"。軍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裝，以及剪去發(fā)辮等事，無論官員、兵丁，均即斥革\"。[19]這是清中央政府關于剪辮的第一道嚴厲禁令。令下，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動，如山東提學使發(fā)布告示：\"除留洋學生外，有割辮洋裝者，無論何項學堂之學生，一律懲辦。\"[20] 剪辮風潮才稍稍平息。但即使如此，清廷里面的開明派還是主張剪發(fā)。慈禧死后，保守派失去依恃。1909年光緒的兩位弟弟載濤（時任軍諮大臣）、載洵（時在外洋考察，歸任籌辦海軍大臣）分別提出：\"非剪發(fā)易服，不足振起全國之精神，懇請明降諭旨\"。[21]著名立憲派人物、江西提學使湯壽潛也對攝政王提出，請\"易服削發(fā)，一新天下耳目\"。[22] 1910年，黎元洪被從床下拖出來，強行剪辮，被逼無奈，當上臨時總統(tǒng)。1911年12月3日，袁世凱剪辮。1911年12月7日，在各地起義、獨立聲浪中風雨飄搖的清廷下旨，允許自由剪辮。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上述資料，是想說明，經過中西文化幾十年沖突和碰撞，經過晚清激烈的政治變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風氣漸趨開明。在晚清的政治生態(tài)中，從最敢于弄潮的學界，到畫貓似的仿效西方的軍界，再到保守勢力集中的政界，剪辮漸漸成為一個時尚化行為，甚至有 “秀”化的傾向。雖然還有來自保守陣營的若干阻力，但并不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因而，剪辮行為本身也就不具有政治上的激進性。而且，以晚清政局的合理發(fā)展推斷，即使沒有辛亥革命，這條辮子終究還是會被主動剪掉。因此，從革命的政治意義上尋求的話，晚清及其五四一代學人的辮子革命，未必就有那么大的意義。他們只是社會時尚風潮中的幾個引人注目的弄潮兒而已。與晚明那些抗清志士的寧可斷頭，不可落發(fā)相比，這個時期的剪發(fā)，在我看來，也不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如果從這個視角出發(fā)，從晚清到民國有兩條著名的、屢屢為人所詬病的辮子——辜鴻銘、王國維的辮子——就不是我們通常的讀解了。中西混血的辜鴻銘，以西學做底子，再通國學，結果拜倒在中華文化的裙下；
醇正中國血統(tǒng)的王國維，先工國學，后通西學，結果從他者的眼光中，窺見中華文化自身的某些堂奧。二人殊途同歸，都成為一代國學大師，二人又都因為那條辮子，身前身后遭受非議無數(shù)。王國維干脆成了頑固派、�；逝傻拇�表，說他的辮子的存在，甚至成了晚清遺老“令人鼓舞的標記”，具有“招魂的意義”。但這樣的政治意義是別人賦予的，他自己并沒有標榜或者解釋他為什么一定要留那條辮子，即使他做末代皇帝的老師，在溥儀圖謀東山再起的時候，“他不曾發(fā)表過一片鼓吹復辟的宣言，也不曾從事陰謀家的復辟活動”，但是，他就是要決絕親友弟子的勸告，固執(zhí)地留著那條辮子，在北伐軍將要進駐北京城，傳言要強行剪掉他的辮子時候，憤然沉湖。

　　辜鴻銘的辮子也一直拖到死。但他比王國維張揚。他不僅絲毫不以辮子為意，而且還對嘲笑他的人說：“你們腦袋上的辮子是剪掉了，腦袋里面的辮子則不一定都剪得掉！”[23] “辮帥” 張勛復辟失敗后，有次生日，他還送了副對聯(lián)：\"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扒嬗晟w”，是指張勛的官帽，而“傲霜枝” 則是指他們二人還留著的小辮子。也許，我們從辜鴻銘的“傲霜”二字可以來讀解他和王國維這兩條辮子的意義。傲霜，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所鐘愛的意象，指涉對象常常是菊花或梅花，菊花早植晚發(fā)、凌寒不凋、不妒群芳、獨占秋光的習性。梅花凌寒獨放，虬枝自由伸展的習性，被中國文人人格化，看作是冷傲高潔、桀驁不馴、遺世獨立、笑看風物的化身。不幸的是，辜鴻銘和王國維選擇了這樣一個曖昧不明、備受爭議的行為來“傲霜”，受到誤解和責難也不足為怪。不過，在我看來，這兩根辮子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文化的儀式。從這個儀式中，我們看到了自封建時代以來的史官血脈的流轉，也看到了魏晉時期文人高士的狷狂耿介、抗拒時俗的傳統(tǒng)。從眾易，逆流難。他們以一種可笑和古怪的方式，甚至以生命為代價，實踐了人格上的特立獨行。而這，是一種自晚清開始就要失傳了的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最可貴品格。中國文化史上，因為有了這兩根特立獨行的辮子，而更加斑斕多姿。

　　但是，我也非常明白，我是處在當下語境，甚至是當下個別語境下來看待剪辮子這件事情。晚清排滿那些人不這么看，五四那代人也不這么看。周作人所說：\"男人的辮子在那時候只有政治的意義......\"[24]因為這“政治的意義” ，所以章太炎的剪辮，由于選擇了一個萬人矚目的場合，所以那個儀式搞得似乎像今天的一場“秀”；
魯迅剪辮子，要照相，還要慷慨題詩：“我以我血薦軒轅”，他自己賦予了這個行動非同一般的意義。他把剪辮子當作革命的開始，當作把肉身奉獻給革命的開始。“血”這個意象，指的是身體，生命，這里他已經把作為個體的身體“共名”化了,宏大化了。共名是陳思和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時使用的一個概念，指的是能夠涵蓋一個時代精神走向的一些概念或主題，如五四時期的科學和民主，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25]本文所借用的“共名”這一概念，指的是晚清及五四一代人，常常消解生命的個體意義，而把個人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聯(lián)系起來的一種傾向。如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如魯迅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陳獨秀的“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26]李大釗的“何當驅漠北，遍樹漢家旗”。[27]

　　把自己的身體共名化的結果，就是寬泛身體的能指，使身體具有更豐富言說的功能。約翰·奧尼爾認為：“人類首先是將世界和社會構想為一個巨大的身體。以此出發(fā)，他們由身體的結構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會以及動物的種屬類別”，“我們的身體就是社會的肉身。” [28]因此，人類是以自己最熟悉的身體為模型來構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如此，人自然的肉身就和社會的肉身同構，而這個社會的肉身，就是章太炎、魯迅、陳獨秀們以身相許的民族國家。

　　章太炎、魯迅、陳獨秀們的辮子革命，還源自革命想象。當漢人的辮子或發(fā)髻被強迫依照滿人的辮子樣式改變的時候，對于漢民族來說，這根辮子成了身體的他者。魯迅說得很沉痛，也很精辟。他說“那時中國人的反抗，何嘗因為亡國，只是因為拖辮子”。[29]但是，在歷經二百六十多年的變化后，這個他者已經自認了。那些祖先曾經以鮮血和頭顱反抗身體他者化的子民，絕大部分再次把辮子體認成了傳統(tǒng)。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忘記了那根辮子的他者身份，民族的記憶沉淀下來了。革命者不斷提醒人們，祖先的反抗還有繼續(xù)的必要；
列強環(huán)伺的外部環(huán)境也時時提醒人們，那根“豬尾巴”可能拖累整個國家。至于說剪辮子會給這個國家?guī)�來多大實質性的變化，章太炎、魯迅、陳獨秀們也許不清楚。但當時，辮子卻是先行者們在“鐵屋子”里可以順手抓得到的敵人。抓它來做革命的對象，比孤獨地到無物之陣去沖殺一陣，叫喊幾聲，沒人應聲要好。在《風波》里，魯迅是生動地描繪過剪辮行為給死水一般的偏僻鄉(xiāng)村攪動的一絲絲波瀾。但在《頭發(fā)的故事》里，魯迅似乎從《自題小照》的豪氣中脫離了出來，而說“我出去留學，便剪掉了辮子，這并沒有別的奧妙，只為他不太便當罷了。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們便很厭惡我；
監(jiān)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的官費，送回中國去”。[30]他回到國內，雖然買了一條假辮子，變成了他自己筆下的“假洋鬼子”，但家鄉(xiāng)人正如阿Q生活的魯鎮(zhèn)的人們一樣不喜歡他，當?shù)氐囊粋�鄉(xiāng)紳據說還要去告官。魯迅生動記述的這些景象，正好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以辮子為革命想象對象的合理性。

　　魯迅曾經喟嘆，“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只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發(fā)而吃苦，受難，滅亡�！盵31] 有個西方人也曾經感嘆：全世界如果想尋找一個像中國漢族人之罹患頭發(fā)之厄禍的民族，恐怕是沒有。為頭發(fā)而損失古今幾十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實在不能不算是世界上極少見的怪現(xiàn)象。從清朝立國到傾覆，頭發(fā)，辮子，卻是漢民族揮之不去的一個心結。晚清到五四一代學人辮子的或留或剪，都折射了超越身體以外的政治的、文化的意義。

　　注釋：

　　[1] 張仲：《小腳與辮子》，第115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第1版。

　　[2]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命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中華書局，1982年7月第1版。

　　[3] 李天剛：《1900年：躁動的南方》，《收獲》，2000年5月號。

　　[4] [6] 朱洪：《陳獨秀傳》，第34頁，第16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5] 陳松年《回憶父親陳獨秀》，見王樹棣、強重華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第32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7] 李星華《回憶父親李大釗》，見尚恒其：《李大釗傳略》，第55頁，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

　　[8] 楊紀元：《李大釗研究論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59頁。

　　[9] 張靜如、馬模真等：《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第60頁。

　　[10] 胡適：《胡適自傳·在上海（二）》，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4頁。

　　[11] 張菊香編：《胡適代表作》，河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50—351頁。

　　[12] 康有為：《請斷發(fā)易服改元摺》，《康有為政論集》，369頁。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13] 雷頤：《大眾的歷史》，載《中國文化報》2000年8月15日。

　　[14] 《大公報》1903年10月16日，《功名心熱》，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07頁 1998年3月。

　　[15] 《賀旅美同胞剪辮書》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08頁 1998年3月。

　　[16] 《大公報》1906年5月9日：《飭禁兵士剪辮》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08頁 1998年3月。

　　[17] 1906年9月16日《大公報》《傳聞不久剪辮之請》，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08頁 1998年3月。

　　[18] 1906年9月16日《大公報》《傳聞不久剪辮之請》，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08頁 1998年3月。

　　[19] 《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三十三年三月，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10頁 1998年3月。

　　[20] 《大公報》1908年6月26日，《嚴禁割發(fā)》，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11頁 1998年3月。

　　[21] 《中華新報》1909年12月27日《剪發(fā)易服最新消息》轉引自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11頁 1998年3月。

　　[22] 《中華新報》1909年12月27日《湯提學奏對詳志》轉引自《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611頁 1998年3月。

　　[23] 也許康有為是一個極端的例證。盡管他曾經上書皇帝剪辮，但據梁思成回憶，康有為逃亡日本后，仍留著大辮子，梁啟超和許多華僑都勸他把辮子剪了，他死活不同意，后來他自己也感到太被日本人取笑了，只好同意剪掉。剪辮子的那天，好像舉行什么盛大典禮一般，他朝北京方向擺了香案，還宣讀了一篇奏文。奏明圣上自己著滿服在日本的種種苦衷，乞求圣上恩準削發(fā)。接著又讀了一篇給祖宗和生身父母的祭文，因為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

　　[24] 周作人《關于魯迅》，第218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

　　[25] 參見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6] 陳獨秀：《哭汪希顏》。

　　[27] 《李大釗詩文選》，第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8] 約翰-奧尼爾《身體形態(tài)--現(xiàn)代社會的五種身體》，張旭春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17頁，10頁。

　　[29][30][31] 魯迅：《頭發(fā)的故事》。（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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