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薩特誕生100周年，也許正是時候，回顧一下50年前薩特作為左派知識分子的激進政治立場和行為。薩特在共產(chǎn)主義和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這兩項問題上的政治參與，都集中體現(xiàn)了許多激進左翼知識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當作實現(xiàn)正義目標的不二手段。對這種左翼暴力觀最直接提出質(zhì)疑和反駁的是薩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與薩特決裂的加繆。薩特的這兩項參與還都生動體現(xiàn)了激進知識分子與“組織”，尤其是“革命政黨”和“進步事業(yè)”組織的關系。這種關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和價值判斷能力。1952年以后，薩特由靠攏法共，為共產(chǎn)主義暴力正當性辯護，成為黨的“同路人”，有4年的時間。1956年，薩特又因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為民族解放事業(yè)暴力辯護，成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時達10年之久。1968年薩特在5月運動中成為“無產(chǎn)階級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暴力社會主義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毛派《人民事業(yè)報》的新主編。1974年，薩特和維克多.加維的談話《造反有理》發(fā)表，薩特贊同當時中國的“暴力革命”，成為無產(chǎn)階級左派知識分子的領袖。

　　在薩特的左派知識分子生涯中，1960年可以說是一個極特殊的年份。1960年的薩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激進政治大使，他是卡斯特羅、鐵托、赫魯曉夫等特邀的客人，是當時反帝反殖知識分子政治的代言人。不久后，他在為法農(nóng)(Frantz Fanon)的《可憐的天下人》一書所作的序言中，不僅支持阿爾及利亞人針對白種法國人的恐怖暴力，而且還提出比法農(nóng)更為激進的革命暴力理論。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加繆在車禍中喪生，當時加繆46歲，薩特55歲。

　　加繆去世前的幾年是孤獨而痛苦的。從1952年起，加繆和薩特就已經(jīng)不再交談。這兩位知識分子的公開對立的直接起源就是讓松(Francis Jeanson)在薩特主編的《現(xiàn)代》雜志1952年5月號上發(fā)表的《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一文。這是一篇針對加繆近作《反叛者》的批評文章，長達21頁。加繆寫了一篇17頁的答復。隨后，薩特和讓松又各對加繆的答復寫了分別為20頁和30頁的長篇答復。爭論涉及許多個人恩怨，但卻一直集中在暴力的合理性問題上。加繆堅持以反對暴力為基本人道價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贊成以未來的名義實行暴力和“歷史反抗”。加繆認為，代表后一種反抗的種種“革命”實際上只給這世界帶來了恐怖、暴政和專制。讓松和薩特指責加繆置身于歷史之外，是一個空洞的、實際上不道德的道德主義者。這場爭論以加繆和薩特的徹底決裂而告終。

　　五十多年前二戰(zhàn)后的世界是一個以黑白正邪兩分對立劃分的世界。意識形態(tài)的“對決”把世界分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經(jīng)渭分明的陣營。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生活世界，也是他們對之作出反應，并在其中形成知識分子政治定位的環(huán)境。薩特、加繆和他們同時代的許許多多其他介入型知識分子一樣，都不能不成為帶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政治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分子介入行為大多以參加黨的工作、在政府 部門中擔任職務、辦報紙、寫社論或時評、參加公共活動、簽署聲明或請愿、在社會和政治事件中表態(tài)為表現(xiàn)形式。這種知識分子行為往往面對的是一般公眾，使用的是簡潔明了的語言，表明的是清楚可辨的立場。當這些都變得越來越困難時，一個知識分子的最后選擇便是陷入沉默。這正是加繆在五十年代末的處境。就在加繆陷入沉默的同時，薩特越來越宏亮地發(fā)出他激進左派的聲音，在這聲音中最振蕩不息的恰恰是對革命暴力的贊揚。

　　一.干凈的手和骯臟的手

　　薩特和加繆在對待共產(chǎn)主義(尤其是法共和蘇聯(lián))以及阿爾及利亞革命的立場上，都存在嚴重分歧。決定他們立場分歧、介入行為和結盟標準的首先是各自的道義原則，其中的關鍵是如何看待“暴力”和“恐怖”，以及是否需要在現(xiàn)實參與中保持干凈的道德之手。

　　早在1943年，加繆就在《致德國友人信》的第一和第二封中闡述了“干凈的手”的道德含義。那就是，反暴力殘害是道德政治必須堅持的基本價值原則。加繆堅持認為，無論是現(xiàn)實政治，還是知識分子政治，都必須堅持不到絕對必要時，不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脅時，不得使用暴力。加繆在信中向他的德國朋友解釋了法國因何最初戰(zhàn)敗，因何遲遲才進行抵抗，因何而能最終戰(zhàn)勝德國的原因。加繆在信中說，法國參戰(zhàn)的猶豫不決是因為“我們法國人痛恨戰(zhàn)爭，”并且始終在思考“我們是否有殺人的權利，是否可以增加這個世界可怕的災難�！倍�就在法國人思考真理時，德國人得了戰(zhàn)爭的先機。法國人為戰(zhàn)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法國人只是在被逼到“死亡之門”的時候，才奮起反抗。這時候法國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手是干凈”的。法國人的正義戰(zhàn)爭是“你們(德國人)必敗的原因�！奔涌娺�進一步把“本質(zhì)非暴力”的德國民族和“愛奪他人之物”的德國民族作了對比，認為法國人最初的輸是輸在善不斗惡;最后的贏是贏在道義必勝�！沧�1〕加繆的說法是一種道德理想，因為戰(zhàn)爭確實有相比之下的正義、非正義區(qū)別。但是，加繆堅持“凈手”最后一定會戰(zhàn)勝“臟手”，戰(zhàn)勝者一定是因為凈手的緣故，這在現(xiàn)實中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1946年11月19日至30日，加繆主辦的《戰(zhàn)斗報》首頁的底部，都印有一個代表加繆道德立場的信條，“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加繆指出，“如果我們贊同‘為達目的可不擇手段’的原則，那么我們就會視恐怖為合理。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目的證明手段合理’才會被當作一種原則�！奔涌娋芙^以目的來證明手段的政治恐怖，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絕對哲學”。斯大林主義辯稱，“為幾億人的幸福，幾十萬具尸體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加繆強烈反對以歷史規(guī)律為名施行“政治暴力”。他堅持認為，人類必須要有價值標準，否則不可能對以歷史名義施行的暴政作出道德判斷。加繆針對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造成的暴力沖突危險，提出了他的道德烏托邦:“一個謀殺皆不合法的世界，”通向這個理想世界之路就是放棄一切革命。加繆還指出，不讓革命發(fā)生，靠的是世界的統(tǒng)一和國際民主，“因為在民族國家框架中，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已經(jīng)不可能有可以獨立運作的政策�！睂�國內(nèi)政治限制在“行政問題”的范圍，而用和平運動來營造國際社會契約，這是“拒絕謊言和謀殺的當代政治思想”必然得出的共同結論。在反對冷戰(zhàn)暴力沖突的同時，加繆力圖在當時“親共”和“反共”的知識分子對立立場之外尋找一條“第三道路”�！沧�2〕加繆反對的不是共產(chǎn)政治本身，而是共產(chǎn)政治中的暴力和恐怖，這是他“干凈之手”的一貫主張。

　　在加繆發(fā)表第一封致德國友人信之前不久，同樣是在1943年，薩特的《蒼蠅》一劇首度上演。在這個劇中，薩特也呈現(xiàn)了他對政治暴力的思考。劇中主角俄瑞斯忒斯接受并采用暴力，以不動搖的決心殺死篡位的君王(他的叔父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親。俄瑞斯忒斯從一個對阿哥斯城邦的過客變?yōu)閰⑴c者。俄瑞斯忒斯弄臟了自己的手。他對生命意義的輕和重棄取分明，棄的是不思不行的輕，取的是自由選擇的重。俄瑞斯忒斯的自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由，而是自行選擇、非做不可的自由。前一種自由是無后果承擔的自由，后一種自由是因自行選擇而必須負責后果的自由。前一種自由讓人可以飄渺出世，固守清高;后一種自由使人不得不時時刻刻面對當下的現(xiàn)實選擇和它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薩特的“人注定只能自由”。在薩特那里，不排斥暴力成為一種介入現(xiàn)實、承認現(xiàn)實沒有明晰道義經(jīng)緯的生活態(tài)度。

　　1948年，就在加繆提出“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明確譴責共產(chǎn)暴力后不到兩年，薩特的《骯臟的手》上演了。這個劇再次把政治暴力(臟手)和現(xiàn)實介入放在一起作為知識分子政治的關鍵問題提了出來�！杜K手》和《蒼蠅》既有聯(lián)系，又有極大的不同�！渡n蠅》的故事發(fā)生在神話般的古代希臘，《臟手》則發(fā)生在一個與1944年的匈牙利極為相似的，叫做伊律里亞的東歐國家。1945年，德國軍隊在伊國節(jié)節(jié)敗退，二次大戰(zhàn)眼看就要結束，不到一年，步步進逼的蘇聯(lián)軍隊就會占領伊國。伊國的三個政黨正在展開角力，應付時局的變化。一個是親王的法西斯政府，正在與軸心國合作。另一個是卡斯基的民族黨，代表保守的和自由主義的資產(chǎn)階級。再一個就是由路易和賀德雷領導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

　　賀德雷提議，蘇軍一進入伊國，他們的黨就應當與親王和卡斯基共同執(zhí)政。賀德雷認為，蘇軍占領伊國，必然在伊國引起民憤，所以，和莫斯科有聯(lián)系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如果在聯(lián)合政府中僅為少數(shù)政黨，便不至于成為眾矢之的。路易的那一派認為，賀德雷的路線是妥協(xié)投降，出賣黨的利益。

　　雨果是路易的追隨者，他痛恨賀德雷陰謀破壞黨的純潔目標。雨果曾為這個純潔的目標而背叛自己的資產(chǎn)階級家庭。他引以為自豪的是自己對黨誠實忠心，他表示:“我對(黨)并不隱瞞我得過博士學位，但……我并不是知識分子，……我認為服從命令、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是光榮的事�！薄沧�3〕路易交給雨果一個任務，去擔任賀德雷的秘書，取得賀德雷的信任，然后找機會殺死賀德雷。雨果刺殺賀德雷的最大困難是他對賀德雷日益增進的理解和尊敬，但他最后還是殺死了賀德雷，完成了黨交給他的任務。

　　雨果殺死賀德雷后，黨的領導認為雨果長期接觸賀德雷，思想受到腐蝕，在政治上已不可靠，必須將其消滅。雨果在革命同志奧爾加處藏身，黨派來的殺手就埋伏在門外。奧爾加聽了雨果的陳述，愿意向黨證明雨果是一個“可以挽救”的同志。奧爾加還告訴雨果，黨的路線已經(jīng)變了，黨已經(jīng)在執(zhí)行與親王和卡斯基合作的路線。這一消息使雨果的革命理想破滅，失去了活下去的意義。他毅然打開大門，走向埋伏在外的殺手。

　　《臟手》受到法共的嚴厲指責。路易和賀德雷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顯然是一個極端強調(diào)絕對服從的列寧式政黨。這個劇涉及許多共產(chǎn)黨的政策行為特征。例如，暗殺賀德雷與斯大林暗殺托洛斯基十分相似。路易和雨果都認為，“賀德雷是一個叛徒。”這顯然是在陳述斯大林式的敵我觀:誰持不同意見，誰就是背叛革命，“象賀德雷這樣的人，運氣好的話可以成為鐵托或葛穆爾卡，運氣不好，就成了納吉或托洛斯基。”〔注4〕

　　《臟手》盡管會引起種種共產(chǎn)黨所作所為的聯(lián)想，但它并不是一部以揭露共產(chǎn)黨專制為目的的劇。這是一部關于知識分子自由或不自由的劇。其中關鍵在于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兩難選擇：一方面，知識分子為了成為有社會作用的自由個人主體，不能不與“組織”發(fā)生密切關系。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自由行為因為與組織有染，不能不成為一種弄臟手的行為。

　　《臟手》一劇中，知識分子就是雨果。雨果自以為是為純潔的道德理想而投奔革命，但是，他偏偏必須以執(zhí)行一項骯臟的政治謀殺來證明自己的純潔理想。無論雨果怎樣努力爭取表現(xiàn)，組織紀律嚴密的黨都不可能信任他。在黨組織領導路易的眼里，雨果是“一個最愛多嘴的人，”一個“無組織無紀律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光想表態(tài)的知識分子�！薄沧�5〕堅定的革命同志奧爾加認為，只要管好了，知識分子對黨還是有用的，“對，他是知識分子，又是無政府主義者，不過也是個走投無路的人，只要好好領導他，無論干什么，他總可以當個幫手吧?”〔注6〕

　　雨果自以為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理想絕對忠誠。他真誠地規(guī)勸黨的領導同志賀德雷:“我們黨有一個綱領: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jīng)濟。還有一種手段:就是階級斗爭�？墒悄�不得不說假話、耍手段、玩權術，一次又一次地妥協(xié)。您將在我們同志面前為您參加的那個政府所采取的反動措施辯護。沒有同志會理解您，激進的人將離開我們，其他的人會把剛學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拋掉。我們將受到腐蝕，變得軟弱無能、失去方向。我們將成為改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到最后，資產(chǎn)階級只要以舉手之勞就可把我們消滅干凈。賀德雷!這個黨是您的黨，您不應該忘記您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為了它因做的犧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紀律。我懇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雙手毀了這個黨�！薄沧�7〕

　　賀德雷覺得雨果挺天真，他告訴雨果，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說假話、耍手段、玩權術，干革命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弄臟自己的手:“我的孩子，你多么潔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臟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純潔吧!但這對誰有用處呢?為什么你到我們中間來呢?純潔，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侶的理想。你們這些知識分子，這些資產(chǎn)階級無政府主義者，你們不過是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純潔做個借口罷了。什么也不干，動也不動，兩只手臂貼著身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戴著手套。我呢?我有一雙骯臟的手，一直臟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糞里去，血污里去。還有什么話可說呢?你以為人們可以不干壞事就掌權嗎?”〔注8〕

　　賀德雷是《臟手》中最正面的人物。他不僅對事業(yè)極為執(zhí)著，而且為人熱情，關心他人，率直誠實，靈活變通，有歷史眼光。賀德雷不教條，愿意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事業(yè)付出個人的道德代價。他知道，為社會主義奮斗，其實不是為了讓人保持靈魂的純潔高尚，而是一件必然會弄臟手的事情。賀德雷總是把別人當個人對待，凡事都能替別人設身處地。他是一個小寫 “c”的黨領導，并不偉大、光榮、正確。他最終被暗殺而消失，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不是那種能夠久存于黨內(nèi)的人物。

　　賀德雷這個人物的復雜性反映在薩特和加繆兩人對《臟手》一劇的不同看法上。薩特曾記敘道，“加繆有一次和我去看最后的彩排(他當時尚未讀過劇本)。彩排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對我說，‘戲非常好，但有一個情節(jié)我不贊成。為什么雨果說，我愛人們，但我不愛他們現(xiàn)在這個樣子，我愛他們該是的那個樣子?為什么賀德雷答道，我愛現(xiàn)在這個樣子的人們?照我看，正應當相反才是�！�也就是說，加繆真的是認為，雨果按人們現(xiàn)在是什么去愛他們，因為雨果不愿對他們?nèi)鲋e，而賀德雷則正好相反。在加繆眼中，賀德雷是個教條主義的共產(chǎn)黨人，賀德雷以人應當是什么樣子來評價現(xiàn)實中的人，并以理想的名義去欺騙他們。這恰恰與我要表達的(人物)意義相反�！薄沧�9〕加繆同情雨果，薩特則同情賀德雷。但是，他們都不喜歡典型的“黨內(nèi)同志”路易。他們都不認同路易的革命邏輯，按照那種邏輯，為了最后的“善”，可以大膽作惡，采取冷酷無情的機會主義。薩特把賀德雷和雨果都寫得相當復雜，有血有肉。這兩個人物各自的道德和政治立場都相當有說服力，給觀眾的不同理解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間。

　　二.共產(chǎn)主義:在批判和紀律之間

　　《臟手》是薩特從哲學政治轉(zhuǎn)化到現(xiàn)實政治的一個重要標志，法共對待《臟手》的態(tài)度也同樣成為薩特與法共緊張關系的標志。1948年4月2日，薩特在接受記者波羅.卡里索采訪時指出了該劇的意義所在:“我還想說明的一點是，我完全理解雨果的態(tài)度，但如果你認為我在他身上體現(xiàn)了我自己，那就錯了，……如果我是革命者的話，那么賀德雷倒是我愿意成為的那種人�！�…(象雨果這樣的人)面對的不是一個能夠幫助他們的政黨，而是一個教條主義的政黨，它利用他們的弱點把他們變成激進分子、極端分子，或者將他們拒之門外，使他們處于難以忍受的處境�！薄沧�10〕薩特在談到他和法共的關系時說，“我的真正意圖是成為一個批判的‘同路人’。……處于批判與紀律之間的緊張狀態(tài)正是知識分子‘同路人’的典型境況。我想這種人今后在黨內(nèi)應有他們的地位�！薄沧�11〕“批判”和“紀律”確實是知識分子能否與列寧式政黨合作，能否在“集體意志”中保存獨立意識的關鍵。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的許多左派知識分子選擇脫黨或者入黨，都與他們在批判或紀律之間不得不有所選擇有關。

　　薩特成為法共“同路人”的道路似乎并不順暢。薩特有意識地按照法國共產(chǎn)黨的“紀律”來調(diào)整自己的政治行為，是1952年12月他去維也納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時的事情。在這之前，他和黨的關系一直處在對立和沖突之中。二次大戰(zhàn)以前，共產(chǎn)黨對薩特幾乎沒有什么影響。薩特好友尼贊(Paul Nizan)曾兩次加入共產(chǎn)黨，而薩特對此卻始終持保留態(tài)度。戰(zhàn)爭中，特別是戰(zhàn)俘營的生活，多少使薩特對共產(chǎn)黨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改變。因此，從戰(zhàn)俘營歸來后，薩特“參加政治”的第一個選擇就是同共產(chǎn)黨人合作。但是他遭到了共產(chǎn)黨人的拒絕。法國解放后，隨著存在主義哲學影響范圍的擴大，共產(chǎn)黨人開始嚴厲地批判存在主義，指責它是階級斗爭中的一種消遣哲學。同時他們也指責薩特是納粹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生，指責他唆使年輕人背棄馬克思主義。針對這些指責，薩特在1944年12月寫了《關于存在主義的幾點說明》，發(fā)表在共產(chǎn)黨人主辦的《行動周刊》上。薩特表達了自己的意圖，“我試圖指出，在什么限度內(nèi)我自己的思想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啟發(fā)，或者起碼，我自己的思想在什么限度內(nèi)能避免馬克思主義者的責備�！薄沧�12〕共產(chǎn)黨對薩特的態(tài)度使他頗為失望。薩特與共產(chǎn)黨人的對立繼續(xù)了好幾年。

　　1948年4月《臟手》上演后，法共很不喜歡，甚至動員黨員同志在劇院設置糾察進行抗議，不讓觀眾進入觀看。法共不喜歡《臟手》自有它的理由。薩特在劇中雖然開始關注個人自由參與他人自由世界，但劇中的人物幾乎沒有一個具有共產(chǎn)黨員的“光輝形象”。賀德雷是薩特自己認同的人物，但卻是一個注定要被黨清洗掉的角色。賀德雷不能容身的那個政黨是一部無情的絞肉機，這部機器吞下活生生的個人，吐出兩種喪失了個人意識的成品黨員。一種是是象路易那樣完全沒有道德原則，只會見風使舵、謀求權力的黨員，他們往往可以歷經(jīng)極殘酷的黨內(nèi)斗爭，爬上高位。另一種則是象雨果那樣單憑道德理想加入革命的黨員，他們在黨的左右搖擺和暴力行動中變得茫然失措，無所適從，最后落得極度失望，甚至錯亂癲狂的下場。

　　《臟手》所傳遞的與其說是薩特對共產(chǎn)黨的親近，還不如說是他對“無產(chǎn)階級”的興趣。“無產(chǎn)階級”是薩特式個人為實現(xiàn)個人自由所要尋求結合的“他人”。薩特當時的自由哲學需要這個“他人”。這個“他人”是薩特制造的神話，就象他在《蒼蠅》中必須用神話來闡述他的自由哲學一樣。薩特并不喜歡現(xiàn)實中的共產(chǎn)黨。1948年6月11日，在革命民主同盟的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薩特表達了他對共產(chǎn)黨的不滿，說它“自解放以來竭力以其最笨拙的內(nèi)部獨裁主義，以其最僵化、最不合時宜的外部行動而使最善良的人士感到泄氣�！薄沧�13〕1951年6月，薩特就他的三幕劇《魔鬼與上帝》首次公演接受采訪時，提到共產(chǎn)黨人是他最刻毒的中傷者，因為“他們的道德已變得因循守舊，這是一種小資產(chǎn)階級的道德。……我是斯大林式的共產(chǎn)黨人的敵人�！�…這在短期內(nèi)不會有什么變化。”〔注14〕

　　1952年是薩特與共產(chǎn)黨關系的一個轉(zhuǎn)折年份。那一年薩特參與由共產(chǎn)黨員發(fā)起的營救亨利.馬丁(因反對印支戰(zhàn)爭而被捕)的運動，他還發(fā)表了《共產(chǎn)黨人與和平》一文。這時薩特已和加繆決裂。共產(chǎn)黨刊物《法國文學》自1945年以后攻擊薩特一向不遺余力，但在1952年9月18號上刊登了編輯莫根(Claude Morgan)對《共產(chǎn)黨與和平》第一部分的評論:“我不喜歡薩特的文學作品或哲學，但是薩特揭露了那些反共人士在準備戰(zhàn)爭。我很高興地發(fā)現(xiàn)，我們可以在保衛(wèi)和平這一點上共同合作�！薄沧�15〕10月8號的《法國文學》接著對薩特的著作一反常態(tài)作了正面評價。評論者對薩特改寫《恭順的妓女》的電影劇本結尾大表贊賞，稱這樣的結尾使得白人妓女和黑人聯(lián)合起來反抗種族主義的白人。評論還說，《恭順的妓女》的“高尚見解”與《骯臟的手》的“可恥陋見”截然不同，和一年前薩特在和加繆的那場爭論中的表現(xiàn)一樣，這是薩特進步的表現(xiàn)�！沧�16〕

　　1952年，薩特出席了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并與共產(chǎn)黨知識分子廣為接觸。會議期間，維也納本已計劃上演《骯臟的手》一劇。薩特知道共產(chǎn)黨不喜歡這個劇，沒有等共產(chǎn)黨提出要求，自己先行決定停演，并支付損失費用。他甚至提出，今后凡是上演此劇，都要得到當?shù)毓伯a(chǎn)黨人的同意。1954年，維也納在沒有征得薩特同意的情況下上演了《骯臟的手》，薩特在一次記者會上說，“我的劇已成為一個政治戰(zhàn)場，一件政治宣傳工具。在當前的緊張形勢下，在維也納或柏林這樣的敏感城市上演此劇會不利于和平事業(yè)。”〔注17〕

　　從維也納回到法國，薩特稱參加維也納大會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讓他有機會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進行“自由”而“公開”的交流。薩特閉口不提的是，就在和平會議開會前兩個星期，捷克的思朗斯基(Rudolf Slansky)和一些其他共產(chǎn)黨領袖因所謂的國際猶太陰謀罪被起訴判罪，12月3日在布拉格執(zhí)行絞刑�！顿M加羅報》問薩特是否會致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tǒng)要求赦免布拉格審判的被控者。薩特答道，“對《費加羅報》的一切問題拒絕回答�！薄沧�18〕在薩特稱之為“自由”而“公開”的維也納會議上，誰也沒有對發(fā)生在布拉格的事件有所表示。同樣，薩特對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前發(fā)生在蘇聯(lián)的《醫(yī)生案》冤案，也是三緘其口。后來，薩特這樣為自己的沉默辯解，“為了對斗爭中的人有所影響，你就需要先加入他們的斗爭，這就意味著，為了改變某些事情，你得先接受它們�！薄沧�19〕

　　1953年6月，薩特發(fā)表文章猛烈批評美國處死盧森堡夫婦。就在文章發(fā)表的前一天，東德政府對示威的工人開槍鎮(zhèn)壓，薩特對此保持沉默。加繆不指名地批評道，“那些左派報紙和它們的合作都(以關注盧森堡事件)來化解柏林的悲劇。”〔注20〕薩特的立場正好與加繆相反，他堅持認為，西方知識分子的抗議對共產(chǎn)黨政府毫無影響，這種抗議在冷戰(zhàn)中只會變?yōu)橐环N“戰(zhàn)爭行為”。他要求法國知識分子把注視力放在他們可以影響的西方，不要和西方資產(chǎn)階級勢力聯(lián)合反蘇。正如他在《魔鬼與上帝》一劇中所表現(xiàn)的那樣，他接受了“為改變惡而必須與惡共謀”的理念。在一篇論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文章中，薩特解釋道，一個身處于共產(chǎn)主義之外的個人必然會與“資產(chǎn)階級和社會主義領袖(結成)非神圣同盟，”必然一事無成�！沧�21〕與共產(chǎn)黨在一起，一個人至少還有成就事業(yè)的稍許希望。這種心態(tài)在許多對黨失望，但仍然想以留在黨內(nèi)起“積極作用”的人那里是有代表性的。那個可以成就正義事業(yè)的黨，是薩特制造并在其中生活過一段時間的神話。

　　薩特靠攏法共的時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經(jīng)和三十年代加繆參加法共時完全不同。1952年的法共已經(jīng)開除了莫林(Edgar Morin)、迪榮(Charles Tillon)和馬蒂(Andre Marty)這些有道德清譽的人士，薩特的朋友梅洛龐蒂也已經(jīng)對蘇聯(lián)幻滅。斯大林主義的殘酷清洗、發(fā)生在東歐的“醫(yī)生陰謀案”、羅織罪名和假案公審，蘇聯(lián)對鐵托歇斯底里的攻擊，東德對工人的鎮(zhèn)壓，樁樁件件都已經(jīng)使共產(chǎn)主義的光環(huán)黯然失色。薩特在這個時候成為共產(chǎn)黨的同路人，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把種種陰暗的現(xiàn)實事件擱置到一邊，否則無法制造共產(chǎn)黨正義事業(yè)的神話。直到1956年，蘇軍二次入侵匈牙利，布達佩斯事件發(fā)生，薩特才舍棄了這一神話。

　　1956年，薩特不顧自己多年試圖與共產(chǎn)黨保持良好關系的努力，對蘇聯(lián)入侵匈牙利進行了譴責，但他卻以其它方式維持了他對“進步事業(yè)”的神話。他和左派運動以及毛主義分子的關系便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神話的基礎上。在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談話中薩特提到，“作為一個個人，我是很厭惡共產(chǎn)黨人的。他們對我一點也不友好，無情無義。他們有著必須服從的命令，而沒有任何感情。”〔注22〕薩特還說，“我并不是共產(chǎn)黨人，但我感到自己與共產(chǎn)黨人有機地連在一起。”這很好地概括了他和共產(chǎn)黨人的基本關系。薩特需要一個“進步事業(yè)”來供他結盟，同他一起反抗資本主義西方的“他者”。對薩特來說，不管這個神話盟友是否真如他所想象，只要他自己有反抗需要，他就必須制造一個神話盟友。

　　薩特從獨立的旁觀者轉(zhuǎn)變?yōu)辄h的同路人，轉(zhuǎn)變?yōu)椤罢�義事業(yè)”的一分子，這個政治歷程正好和加繆從黨的一分子轉(zhuǎn)變?yōu)楠毩⒎磁颜呦喾础?3歲的加繆于1935年秋天加入法共阿爾及利亞支部，他參加的是一個弱小但為正義而斗爭的法共。當時，法共在阿爾及利亞的力量相當薄弱，“在首都，黨員的總數(shù)僅為一百人;在市政選舉時，共產(chǎn)黨領導要費很大勁才能提出一份三十五人的候選人名單�！薄沧�23〕加繆是作為一個左翼青年入黨的，“在三十年代的阿爾及利亞，一個熱衷于徹底變革的左翼歐洲青年幾乎不可能不參加法共。和他的許多朋友一樣，加繆成了黨員�！薄沧�24〕入黨后，加繆先后組織過“勞工劇團”和“隊友劇團”，到各地為勞動者演出，參加辦報和辦各種劇團，這也是當時知識分子參與現(xiàn)實政治的主要形式。1937年，加繆因批評法共的阿爾及利亞政策而被當作“托派”開除出黨，“托派”指的是那些批判立場超越在黨前面的人士。加繆明確批評法國的殖民主義政策，但法共則因需要配合蘇聯(lián)與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義問題。被開除以后，加繆仍然是一個“左翼人士”。1944年，加繆已經(jīng)形成了獨立于共產(chǎn)黨的政治見解，受到黨內(nèi)知識分子的嚴厲批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盡管如此，加繆在把《戰(zhàn)斗報》傳統(tǒng)與法共加以區(qū)分的同時，仍然以《戰(zhàn)斗報》記者的身份保持著與法共黨員的往來。當時的加繆并不反對共產(chǎn)主義，他反對的是共產(chǎn)黨以真理的唯一擁有者自居，不允許不同意見參與公開討論。加繆與共產(chǎn)黨的決裂是后來在他發(fā)表《反叛者》(1951)的時候。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象加繆那樣與黨既不完全一致，又不能全然脫離，在左翼知識分子中是相當普遍的。阿隆森指出，“三十年代加繆被馬克思主義強調(diào)意義和一貫性所吸引，四十年代他發(fā)現(xiàn)這世界既沒有意義，也沒有一貫性。他經(jīng)歷過共產(chǎn)主義的那種人類進步之后，在西西弗斯(Sisyphus)徒勞無功的勞作中找到了這世界的縮影。在體驗過黨的那種社會正確之后，他才知道個人是思想和行動的主體所在。在體會過階級斗爭的環(huán)境氣氛之后，他覺得人類最根本的問題是應否選擇繼續(xù)活下去(自殺)�！薄沧�25〕這種痛苦的思想經(jīng)歷是一種從“黨員”重新回到“獨立思想者”轉(zhuǎn)化的過程。有過了共產(chǎn)黨員經(jīng)歷的加繆再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黨的身上。然而，他的新生活態(tài)度并不頹廢消極。和西西弗斯一樣，無論發(fā)生了什么，他還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對加繆來說，“剝奪了希望并不就此等于絕望�！薄沧�26〕

　　加繆對黨的幻滅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思想經(jīng)歷的縮影。紀德(Andre Gide)早在1932年就積極支持共產(chǎn)主義。1936年他發(fā)表了震動一時的《蘇聯(lián)歸來》，對他在蘇聯(lián)十個星期的所見所聞表達了失望。他對蘇聯(lián)締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對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鎮(zhèn)壓異己表示了極大的不認同，“我懷疑在當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國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國，人的思想和靈魂還能比在蘇聯(lián)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飽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薄沧�27〕紀德那本寫得很克制的小書很快銷售了10萬冊之多，譯成了15種文字。十年后，匈亞利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譯成法文，又一次給人們帶來思想的震撼。書中的拉巴斯科夫就象蘇聯(lián)真實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樣，心甘情愿地承認自己想都沒有想過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極權統(tǒng)治的邏輯思想，認為無罪認罪是他應盡的責任，是為光明未來所值得作出的個人犧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絕真理，以他的個人行為為極權制度的延續(xù)和再生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從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盡管蘇聯(lián)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絕大部分左翼知識分子還無法割舍與共產(chǎn)主義的精神聯(lián)系。象薩特這樣的知識分子甚至還在這個時候成為黨的同路人。這種情況是由當時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分裂所造成的。二次大戰(zhàn)以后，確定知識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塊是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黑白正邪對立二分來劃定的。蘇聯(lián)在二次大戰(zhàn)中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獲得民主包裝的機會。蘇聯(lián)為抗擊法西斯作出了卓著貢獻，證明它強行集體化、工業(yè)化和殘酷消除政治異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蘇聯(lián)人民在二次大戰(zhàn)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證明共產(chǎn)主義和斯大林享有廣泛的民眾支持。強迫集體化造成的大饑荒，莫斯科審判的強行逼供，無數(shù)殘酷的勞改集中營，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的極權秘密警察統(tǒng)治，所有這些發(fā)生在蘇聯(lián)的政治恐怖和集體殘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夠企及的想象，一經(jīng)報道，反倒象是編出來攻擊蘇聯(lián)的謊言。

　　在許多人看來，即使有部分事實的證據(jù)，巨大的生命犧牲和嚴酷的斗爭也恰恰說明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艱巨和偉大。象梅洛龐蒂這樣的思想家都曾不斷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義和恐怖》一書中)，辯稱共產(chǎn)主義暴力是消滅資本主義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強調(diào)，對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審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所采取的正當政治斗爭手段，是一種歷史的“辯證”�！沧�28〕當時許多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把蘇聯(lián)當作他們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所必須借用的，并具有現(xiàn)實替代意義的有效政治設計。為蘇聯(lián)辯護，看上去是大義凜然，但其實是出于一種相當自私的考量，“法國(的需要)比蘇聯(lián)(的現(xiàn)實)來的重要，對薩特和許多其他人來說，蘇聯(lián)只不過是一道遙遠的天際，并不是事情的關鍵�！薄沧�29〕如果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自己成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們自己每時每刻必須生活在不可預測、無以名狀的恐怖之中，他們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會那么輕松。

　　加繆正是以一種不輕松的態(tài)度來看待暴力的。加繆反暴力所依據(jù)的是人的尊嚴原則。強調(diào)這個基本原則是為了對人性作一個基本的界定，是為了對現(xiàn)實公共生活中的人類行為，尤其是人類政治行為設置一個基本的規(guī)范界限，以避免人類淪為另一種野獸動物。尋求基本價值原則不只因為人類天生高尚，恰恰相反，是因為人并沒有什么高尚的“本質(zhì)”，因此才有不斷向好的方向塑造自己的必要。

　　人的尊嚴原則充分表現(xiàn)在加繆所闡述的“反叛者”那里。加繆把“反叛者”和“革命者”作了區(qū)分。反叛和革命是兩種不同的政治行為模式，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政治和現(xiàn)實生活介入方式。它們是可以區(qū)分的，但它們也是相互依存的。反叛者堅持的是人的尊嚴，他的介入和干預往往因變化中的問題而發(fā)生，不需要打出意識形態(tài)的旗號，也不需要成為組織的成員。革命者追求的則是徹底改變社會或世界，并為實現(xiàn)這個“正義事業(yè)”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組織的一員。加繆不同意薩特關于真正的反叛者必須成為革命者的想法。加繆拒絕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那種“絕對的”、“歷史的”、或“凱撒式的”純暴力革命。這種暴力革命把人變成不受任何價值限制，聽憑權力意志驅(qū)使的動物野獸�！沧�30〕

　　加繆不認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在投身暴力革命或保持沉默之間加以選擇。在加繆看來，這二者都是“投降”行為，前者被動接受“革命破壞”的歷史必然，后者則因厭棄非正義政治而全然退出政治。加繆指出，在極端的反叛和極端的革命之間，存在著不可消除的對立，“但是這種對立只是在絕對意義上才存在。它們都先假定這個世界和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有折衷變通之道�！� 〔注31〕在道德上絕對自以為是和在道德上全無原則都會造成對世界的危害，“要想保持革命理想初衷的革命行動，應當體現(xiàn)對(真理)相對性的積極認同�！薄沧�32〕人類的未來并不能由革命信仰的絕對正確的主義來預測，“任何歷史事業(yè)都只能是或多或少有理由的冒險。既然是冒險，也就不能拿來證明任何……絕對的立場必定完全正確�！薄沧�33〕

　　加繆反對暴力，但并不接受絕對反暴力的立場。加繆指出，暴力“造成(人際)交流的破裂，”將人們陷入無以自拔的對立。暴力會傷及無辜，造成冤冤相報，把自己從手段變成目的，變成一種萬世不易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加繆也看到，凡有社會制度存在，就會有制度性暴力，“制度性暴力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笨吹街贫缺┝Φ拇嬖�，不是要無條件地接受它的合理性，而是要學會如何去限制它，盡量減少它對制度中人的傷害。在對待其它暴力時，加繆也持非常審慎，但不絕對反對的態(tài)度，“暴力只能是與別的暴力形式戰(zhàn)斗的極端界限，例如在起義的時候�！薄沧�34〕。這種對待暴力的態(tài)度需要反叛者在政治實踐中隨時提醒自己是否到了非用暴力不可的極端界限，尤其是提醒自己，衡量這一極端界限的究竟是什么基本的價值原則。更重要的是，反叛者必須由自己，而不是某個革命組織來確定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加繆式的反叛者是深深介入，決不孤獨的。然而，這樣的反叛者是公民社會中‘自我造就’的成員，不是謀求奪取國家政權的政黨成員�！薄沧�35〕

　　三.阿爾及利亞:天真的人道和激進的正義

　　阿爾及利亞于1930年淪為法國殖民地。此后不斷有法國殖民地居民移居阿爾及利亞，形成被稱為“黑腳”的法裔殖民地居民群體，與當?shù)氐哪滤沽职⒗�伯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大�?zhàn)后，阿爾及利亞出現(xiàn)兩個穆斯林運動。一個要求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其中包括1924年組織的“北非之星運動”，后改稱“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繼而又改稱“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黨”。另一個穆斯林運動則主張與法國合并，并要求穆斯林和歐洲人享有平等地位。這一運動后來也越來越強烈要求自治，并在五十年代要求阿爾及利亞獨立。1945年5月在阿爾及利亞賽里夫(Selif)地區(qū)爆發(fā)民族主義起義，殺死90名歐洲人。法國政府大肆鎮(zhèn)壓，屠殺了至少1500名阿拉伯穆斯林(有說受難者多達一萬人)。1947年法國通過阿爾及利亞地位法，雖然給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權利，但大部分卻不能兌現(xiàn)。加繆對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政策一直持批評態(tài)度，他于1937年和1945年以記者的身份兩次介入阿爾及利亞問題。

　　1939年6月，加繆在《共和阿爾及利亞》上發(fā)表題為共為十一篇的一組文章，詳細介紹了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的苦難，呼吁關于土地政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實現(xiàn)阿爾及利亞的正義要求�！沧�36〕加繆強調(diào)這些改革有助于阿拉伯人和法國居民的同化，他的立場比當時最開明的法國政治家都更體現(xiàn)對阿爾及利亞的同情�！沧�37〕加繆強烈批評法國殖民當局的高壓手段，他認為，“消除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唯一途徑就是消滅造成這一民族主義情緒的(法國)非正義�！奔涌娫趹�(zhàn)后再一次堅持了這一立場。1944年10月13日，加繆在給《戰(zhàn)斗報》撰寫的社論中提出應當給法屬殖民地人民以政治權利。他指出，殖民地人民既然在二戰(zhàn)時與法國人民同生共死，就理應享有民主政治權利。他強調(diào)，法國要想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就不能在正義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一方面給法國人以正義，另一方面又在法帝國中寬恕(對殖民地人民的)非正義�！薄沧�38〕加繆所堅持的是在同一正義原則下，法國居民和阿拉伯人的同化共處。

　　1945年，賽里夫事件以后，法國保守力量大肆鼓吹報復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加繆在《戰(zhàn)斗報》上發(fā)表了題為“阿爾及利亞危機”的一組文章(6篇)，把阿拉伯極端暴力歸咎于法國政策的失敗。加繆堅持認為，法國的暴力鎮(zhèn)壓只會引起阿爾及利亞更為激烈的反抗。1954年，阿爾及利亞法裔居民和穆斯林之間的內(nèi)戰(zhàn)全面爆發(f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1954年從“民主自由勝利運動”分裂出去而形成)拒絕一切改革計劃，要求徹底獨立，以伊斯蘭原則“恢復阿爾及利亞主權、民主和社會國家�！薄沧�39〕加繆則還是堅持自己一貫的立場，同時批評法國殖民政策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運動。他認為，負責任的態(tài)度必須“思想去毒和平息狂熱，”即使社會沖突在所難免，也必須以人道價值來說明和解釋這種沖突�！沧�40〕

　　1954年，阿爾及利亞民族武裝陣線采取暴力起義，加繆的反暴力原則使他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陷入了極其痛苦的道德困境。正如阿隆森(R. Aronson)所指出的，“說到底，(加繆)沒有能弄懂從1954年11月1日起的阿爾及利亞發(fā)生了什么性質(zhì)的暴動，……加繆真的是落后于形勢了�！薄沧�41〕

　　加繆把民族解放當作一場“沖突”，而非一場“革命”或“戰(zhàn)爭”。1954年，加繆給《快報》(L"Express，先為周刊，后為日報)寫過3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關于阿爾及利亞的。這是加繆第三次以記者的身份介入阿爾及利亞問題。1939年和1945年，加繆對“殖民征服”的討論和對“保護被征服人民的人格尊嚴”的呼吁，表現(xiàn)出超前的道德勇氣。1954年的加繆在民族解放暴力革命發(fā)生后，呼吁通過和平協(xié)商在不分裂法國的前提下解決“爭端”，則表現(xiàn)出一種不合時宜的天真人道主義。說它不合時宜，是因為加繆所持的那種道德人道主義只對相信這種人道主義者才有價值。在那些相信暴力為“正義事業(yè)”必須手段的人看來，主張以不流血、不犧牲性命來進行改革，這本身就是一種反對革命的立場。

　　1956年，游擊隊已經(jīng)從6千增加到2萬，法軍從18萬增加到40萬，雙方暴力不斷升級。1956年9月，民族解放陣線開始針對平民發(fā)動恐怖襲擊，法國政府對民族主義者施以酷刑。加繆想要防止發(fā)生的事情都一一發(fā)生了。1957年，法共和主流派知識分子，如阿隆，都已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不可避免，但加繆仍拒絕改變自己的立場。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他事實上已經(jīng)無話可說。他的沉默受到嚴厲批評。加繆對此的回答是，他以前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文章就是歷史見證，無須再為自己辯護。他同時繼續(xù)堅持以瑞士聯(lián)邦方式解決殖民地問題，以保證所有的群體都享有高度自治�！沧�42〕

　　1958年，加繆再次強調(diào)了沖突必須有人道合理性的想法。他也看到，自己這種溫和的人道思想已經(jīng)對日益加劇的暴力升級完全失去了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宣布“不再介入這一無休無止的論戰(zhàn)，這種論戰(zhàn)不會有任何結果，它只是使對立的觀點越加頑固，使仇恨和派別毒化的分裂更加擴大。”〔注43〕他明確地表示對法帝國主義行徑和阿拉伯暴力民族主義的厭惡。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支持它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包括薩特)都堅持，暴力手段是實現(xiàn)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的合理手段。加繆認為，“恐怖當?shù)馈币呀?jīng)“完全改變了價值的尺度，”如果這就是“正義”，那么他把無辜受害者的生命，包括他母親的生命看得比這種正義更為重要。〔注44〕

　　1958年，加繆打破了兩年的沉默，在《阿爾及利亞1958》一文中最后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場，他不贊成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堅持的獨立。在反帝反殖運動在世界范圍內(nèi)成為勢不可擋的正義事業(yè)的1958年，加繆的立場已經(jīng)完全落伍了。他為自己立場提出的三點理由(阿爾及利亞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阿爾及利亞無法取得真正的經(jīng)濟獨立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受“新阿拉伯帝國主義”煽動)更是一些在絕望中勉強提出的理由。但是，在這些絕望的理由背后卻隱藏著一些并非徒然的思索。在將近半個世紀以后，這些思索的重要性反倒比在反帝反殖高潮的五十年代更為顯現(xiàn)出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和許多前殖民地的獨立一樣，它成功地推翻了殖民統(tǒng)治，但卻沒能就此建立一個民主、富強和正義的新秩序。新獨立國家常見的專制政治、經(jīng)濟落后、社會腐敗、甚至種族殘殺，都沒有能隨著“民族解放”而得到解決。殖民地人民從一種暴政中解放出來，幾乎立即陷入另一種暴政之中。在許多前殖民地國家，革命的亢奮消散之后，現(xiàn)實的痛苦使人們重新回到了加繆一貫堅持的“價值尺度”問題，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和平協(xié)商、反暴力、反恐怖、保護生命和民主政治。

　　1956年，就在加繆最后一次介入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時候，薩特對阿爾及利亞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薩特對待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立場，成為他在以后十年間對“第三世界”解放事業(yè)激進左派立場的先聲。薩特在1956年3、4月號的《現(xiàn)代》雜志上發(fā)表了討論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殖民主義是一種制度》，文中的觀點幾乎都是針對加繆在《快報》上那些文章的。薩特斷然拒絕了沖突不應傷及平民，不同群屬平民應休戰(zhàn)協(xié)商的建議。他堅持認為，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是殖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這一百萬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這些(法國)定居者的子孫們，他們由殖民主義所塑造，按照殖民制度的原則思想、說話和行動�！狈N族主義滲透到他們心里，他們“把阿爾及利亞人當次等人。”法殖民地居民的法國人是少數(shù)，“他們要站住腳，唯有依靠武力。”因此，“殖民地居民(法國人)無謂好或壞，殖民地居民就是殖民地居民(全都一個樣)�！笔軌浩鹊陌�爾及利亞從殘酷的現(xiàn)實學會了暴力斗爭手段，“殖民地定居者造就了他們自己的對手。他們甚至讓那些猶豫不定的阿爾及利亞人也看到，只有武力才能解決問題�！薄沧�45〕

　　薩特嘲笑象加繆那樣呼吁“改革”的人們，稱他們?yōu)椤败浶哪c的現(xiàn)實主義者”。〔注46〕“軟心腸”指的是反對暴力，“現(xiàn)實主義”是大致維持現(xiàn)狀。薩特指責他們“(至今)依然相信可以把殖民制度管理得更好一些。”〔注47〕加繆尋求改善阿爾及利亞人和阿爾及利亞法國人之間的關系，薩特稱這種“調(diào)解式”解決方案是“改良主義的神話”。加繆建議殖民主義制度不應傷害殖民地人民的人格。薩特主張阿爾及利亞只有在“反抗種族隔離和日常斗爭中”才能培養(yǎng)自己的人格。〔注48〕加繆希望立即通過經(jīng)濟改革改善阿爾及利亞人的生活，薩特堅持應當立即先廢止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tǒng)治，誰真的同情阿爾及利亞，誰就不要使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更人性化，誰就必須“幫助它迅速滅亡”。薩特認為，阿爾及利亞要改革，那也是阿爾及利亞人的事，法國人應當與阿爾及利亞人并肩戰(zhàn)斗，“把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都從殖民暴政中解放出來�！薄沧�49〕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是全世界范圍內(nèi)反殖民主義風起云涌的時代，薩特成為這一時期在西方為第三世界“解放事業(yè)”大聲吶喊的知識分子領袖。

　　薩特所認識的那種“正義事業(yè)”暴力至今仍是影響我們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要力量。暴力不是一種我們可以決定接受或拒絕的外在力量，暴力本身是這個世界的許多體制和結構的一部分。在他與加繆決裂前就開始寫作的《共產(chǎn)主義者與和平》一書中，薩特就已經(jīng)開始重視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的暴力問題。1956年當薩特關注殖民主義問題時，他更加強調(diào)暴力在建立殖民地和形成殖民地人民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是他和加繆看法分歧的關鍵之一。薩特對暴力最集中的闡述則是在給法農(nóng)的《天下的可憐人》一書的前言中。這時候 加繆已經(jīng)去世，但他仍然以薩特的對立面而活在當時法國人的精神世界中。薩特要求法農(nóng)的讀者進入一個加繆從來沒有真正進入的他者世界，“歐洲人，你們必須打開這本書，走進去。在黑暗中走幾步以后，你們就看到一群圍火而坐的陌生人。再走近一些，側(cè)耳傾聽吧，他們正在討論你們的命運，討論如何對付你們的貿(mào)易中心和保護它們的雇傭兵�！薄沧�50〕

　　薩特要求所有的法國人不要象加繆那樣撇清自己在殖民制度中的一份罪過，“不錯，你不是殖民地定居者，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殖民地的開疆辟土者是屬于你的，你把他們送去海外，是他們使你富有�！薄沧�51〕而這一切的關鍵則是暴力。薩特寫道，“殖民地的暴力不只是把被奴役者拒之門外，而是要把他們變成非人。(殖民者)不遺余力地消除他們的傳統(tǒng)，用我們的語言代替他們的語言，摧毀他們的文化，但不給他們以我們自己的文化。”〔注52〕殖民把被殖民者陷入左右無法求生存的困境:“他若反抗就把他殺死，他若屈服，則自我羞辱，從此不再是人。恥辱和恐懼分裂了他的人格，使他的內(nèi)心自我崩潰。”殖民移居者的暴力造就了反抗的暴力，“法農(nóng)讓我們看到，他們不可壓抑的暴力并不是喧嘩與騷動，野蠻人的起義并非出于本能，甚至也不是出于怨憤。這是人在造就他自己。我想這里有一個我們以前知道，現(xiàn)在卻已忘記的真理，那就是，文雅不能消除暴力的痕跡，只有暴力才可以消滅這些痕跡�！薄沧�53〕

　　薩特高度贊揚被壓迫民族對壓迫民族的暴力，稱它的作用是在“折磨和死亡”之外發(fā)現(xiàn)人性，營造一種“更高品質(zhì)的不同的人�！彼_特對暴力的贊揚是針對十五年前加繆的“既不方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而發(fā)出。他說，“非暴力的信徒們也在說，他們既不當劊子手也不當受害者。很好。當你們投票選出的政府和你們的兄弟無怨無悔地參加軍隊，進行種族屠殺的時候，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你一定毫無疑問是一個劊子手�！薄沧�54〕在薩特眼里，那些反對暴力的人們不但不道德，而且還恰恰犯下了“種族人道主義”的罪行。這時候的薩特不只是言辭激烈，而且更是把暴力實實在在地融入了他的激進行動觀中。在他那里，暴力不僅是被壓迫者的解放手段，而且更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弱者心理治療方式。暴力的正當對象不僅包括使用暴力的壓迫者，也包括任何不能認同暴力手段的無辜者。在薩特的暴力世界結構中，這些所謂的無辜者只能是壓迫者暴力的幫兇。暴力不再只是介入社會變革不能不付出的代價，暴力更是一種斗爭哲學，一種本身不容爭議的倫理價值。

　　四.知識分子政治和暴力

　　五十年前，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反對它們制度性壓迫和專制，這些曾是集結左派的主要力量。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是作為否定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改變目標而吸引左翼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并不能單憑個人意志設計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規(guī)定自己政治立場的意義。知識分子是從他們現(xiàn)實世界政治文化中獲得對政治世界的認識范疇和基本價值的�；�本的認識范疇給了他們政治性的“時間”、“地點”、“人群類屬”概念，如“歷史”、“未來”、“蘇聯(lián)”、“延安”、“無產(chǎn)階級”、“共產(chǎn)黨”，等等�；�本的價值使得他們在選擇政治立場時可以形成與之有關的好壞、善惡和優(yōu)劣區(qū)別，如進步對反動，左翼對右翼，等等。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世界性的政治立場就是在黑白正邪的對立中區(qū)分出來的。許多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靠攏左翼政黨，并不是因為全然信奉它的理念或贊同它的行為，而是因為絕對痛恨它的對立面。這在薩特和法共的關系中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注55〕對當時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來說，從什么解放出來，遠比解放到什么里面去來得重要。這種情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增強了，不再那么迷信進步組織的力量，也更多地考慮解放到什么里去的問題。

　　在薩特的時代，意識形態(tài)立場越鮮明，知識分子活動越有效，越有公共影響。這種情況在今天也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改變。這主要是因為意識形態(tài)作為歷史進步代表的宏大話語作用已經(jīng)遭到了極大的削弱。五十年前，人們相信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義或者反帝反殖正義事業(yè)會把人們帶入一個光輝燦爛的明天。今天已經(jīng)很少有人能繼續(xù)保持這份信仰的純真。加繆沒有能活著看到這一天，薩特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1980年薩特去世時，他曾經(jīng)熱烈支持過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革命在中國已經(jīng)變成“十年浩劫”。不少民族解放勝利后的第三世界國家正在出現(xiàn)內(nèi)戰(zhàn)、壓迫和種族殘殺。歷史進步的宏大話語是被活生生的經(jīng)驗事實解構掉的。

　　今天，許多知識分子和五十年前一樣關注正義問題，一樣為此參與社會事務，但是參與的性質(zhì)和方式卻都發(fā)生了重要變化。1935年加繆加入法共，1952年薩特成為法共的同路人，都是參與的個人試圖從代表進步力量的集體行動找到價值定位和作用支點。加繆自1946年疏遠法共到1951年與之決裂，薩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與法共漸行漸遠，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共產(chǎn)主義學說有了什么改變，而是因為以共產(chǎn)主義為名義的“革命實踐”有太多的偽善，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殘害。以組織形式存在的進步事業(yè)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結構，它不能代表所有人，甚至不能代表組織中所有成員的利益，它的“紀律”永遠在限制個人可能對這權力結構的質(zhì)疑和批評。加繆入黨后兩年即被開除出黨，薩特始終只是一個黨外人士，他們都為我們留下不少至今仍有意義的獨立思想，這是那些被“組織紀律”馴化的知識分子所無法相比的。今天，以參加或靠攏組織來為自己的知識分子活動尋找價值導向的人已經(jīng)不多了。組織可以給知識分子職位、利益、學術權力、成名機會，等等，但這些實際好處未必與堅持知識政治的正義價值有關。價值妥協(xié)和人格屈服恰恰是獲得名利權力必須付出的代價。

　　今天，獨立知識分子參與社會事務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參加或支持某個革命政黨，或者成為某某進步事業(yè)的代言者。獨立思想乃是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和問題作出價值判斷的反應。由于獨立知識分子往往訴諸與平等、自由和權利有關的價值，他們常常被稱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由主義雖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標簽，但與五十年前的“左派”和“右派”意識形態(tài)概念畢竟有所不同。1789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還在位的時候，坐在他右側(cè)的貴族們?yōu)椤坝遗伞�，坐在他左�?cè)的“第三階級”(平民)是“左派”。所有坐在國王對面的人看這種左、右都正好相反，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今天，左、右的區(qū)別雖然看上去還有語匯作用，如“新左派”的左和“自由主義”的右，但事實已經(jīng)完全沒有知識分子政治的定位意義。知識分子政治更多是用學術立場來作象征性的定位，如后殖民、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等代表“批判”或“激進”立場;啟蒙、人道和普遍價值論則相反。其實，這種知識分子立場的定位是通過布迪厄過說的那種知識場域中的“區(qū)分”來確定的，并不具有實質(zhì)的政治取向或價值。例如，“后殖民”知識立場可以是激進的，也可以是保守的，全看如何在具體的社會環(huán)境中起何種作用。

　　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識分子政治更需要有個人的道德關懷。但這種道德關懷卻又不能成為知識分子社會行動的自我束縛。五十年前，加繆的“干凈的手”和“非暴力”就曾變成為一種使他自己難以行動的、過于超然的道德真理。加繆在超然的道德真理和雜亂無序的現(xiàn)實選擇中選擇了前者，但這并沒有使得他可以避免面對后者。加繆明確譴責蘇聯(lián)入侵匈牙利的暴力，但卻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暴力難以表態(tài)。加繆的“非暴力”可以是知識分子的倫理，但卻難以成為知識分子政治的倫理。和其它形式的政治一樣，知識分子政治是“倫理問題碰到實際問題”的灰色地帶�！沧�56〕知識分子政治指一種必須準備有時弄臟手的事情，幻想純粹道德的知識分子政治只能讓知識分子超然地置身于現(xiàn)實世界之上。不怕弄臟手的薩特看來更了解知識分子政治的性質(zh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盡管在今天看來，這種了解使薩特有時候太容易容忍和接受現(xiàn)實世界中那些“正義事業(yè)”的暴力。

　　五十年前，薩特和加繆在暴力問題上所持的是針鋒相對的非道德主義和道德完美主義。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識分子政治需要有一種有別于這二者的立場，那就是道德非完美立場。非道德主義只考慮手段是否有效，而不考慮是否道德。它以“正當”目的證明一切手段的道德正當化。道德完美主義則認為，無論目的多么正當，多么高尚，都不能證明有悖道德原則的手段為正當。道德非完美論采取道德應變的立場，力求做到現(xiàn)實條件所允許的最道德選擇，而不是遵循絕對的道德原則。

　　知識分子介入公共事務和對現(xiàn)實問題表述立場，具有暫時、近似和非完美的特點。知識分子政治并不是尋求完美的解決方法，尤其不是尋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全能解決方式。知識分子政治只是在介入具體問題時，不斷接近實現(xiàn)正義的可能。知識分子政治因此必然具有妥協(xié)性，必然只能是一種關于可能性的藝術，而不是一種關于必然性的科學。知識分子政治的妥協(xié)在不以意志為轉(zhuǎn)移的現(xiàn)實世界中反復自我調(diào)整，力求在現(xiàn)實提供的選擇中永遠選擇次惡。選擇次惡往往是知識分子在特定形勢下可能實現(xiàn)的最佳行為。與極端的和平主義者和暴力主義者都不同的是，以人道為原則的知識分子政治堅持手段在道義上必須與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時，強調(diào)無法兼顧時必須遵循“次惡”原則，這也意味著在無法實現(xiàn)最優(yōu)的情況下，可以接受次優(yōu)。分別從反戰(zhàn)或者以戰(zhàn)克暴的角度來看，正義的戰(zhàn)爭就是這樣一種次惡或者次優(yōu)。

　　薩特和加繆在暴力問題上的分歧并不單單是關于暴力本身。他們對暴力的譴責或贊同并不單純是一個如何定義暴力的問題。他們并不單單是從“暴力是什么”，或者“暴力做什么”來認識、判斷和評價暴力，因為在他們那里，暴力并不只是涉及“傷害”，而更是涉及對傷害是否“正當”的判斷。這是一種相當主觀的判斷。當暴力與“無辜”聯(lián)系在一起時，暴力是一種不當罪行。但是，當暴力與“罪過”聯(lián)系在一起時，暴力則成為一種合理懲罰。罪行是不正當?shù)�，但懲罰則是正當?shù)�。無辜和罪過之間的區(qū)別有時會非常模糊。在加繆看來，移居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平民是無辜的，不該受到民族解放武裝力量的暴力攻擊。但在薩特看來，法國平民是法國殖民主義制度的合作者和受惠者，殖民地人民可以正當?shù)赜帽┝Ψ纯怪趁裰髁x制度，當然也可以地把法國平民當作施行暴力的正當對象。加繆和薩特對無辜或罪過的判斷與他們的個人處境有關。加繆本人就是一個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居民，薩特則不是。加繆有當事人的體驗，薩特則沒有。這就和對9.11恐怖事件，美國人必然會與許多旁觀者的別國人有不同的當事人感覺一樣。

　　今天，五十年前牽動薩特和加繆知識分子政治的暴力形式有的已不如先前那么嚴峻(如冷戰(zhàn)可能引發(fā)的核戰(zhàn)爭、殖民主義的暴力鎮(zhèn)壓和酷刑、極權專制的勞改集中營和秘密警察恐怖暴力，等等)，有的則變得更為嚴峻，甚至發(fā)展出新的形式(如以“自由市場”、“法律”名義施行的制度暴力、以“防止動亂”名義施行的政治暴力、以宗教名義進行的恐怖暴力、以“先發(fā)制人打擊”名義進行的軍事暴力，等等)。9.11事件后的今天，暴力和恐怖對全世界的威脅更嚴重了，也更復雜化了。暴力表現(xiàn)為加繆最為關注的直接暴力(殺害、肉體摧殘、酷刑、監(jiān)禁等等);也表現(xiàn)為薩特所特別強調(diào)的國家和制度暴力(殖民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化”，資本主義對工人壓迫剝削造成的“異化”等等);還表現(xiàn)為后人所揭示的文化暴力(為殖民統(tǒng)治服務的西方文明、普遍人道主義和優(yōu)劣文化區(qū)別論，等等)。暴力更表現(xiàn)為恐怖主義把殘殺一切生命當作爭取某種“事業(yè)”成功的不二手段。暴力對當今世界空前的危害正在要求知識分子對暴力有比薩特和加繆時代更為全面、深入的認識，也更自覺地警惕自己，不要對任何一種暴力起到可能的推波助瀾作用。

　　【注釋】

　　1. Albert Camus， Letters to a German Friend.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pp. 8-9.

　　2. Albert Camus，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New York: Contimuum， 1960， pp. 6-16.

　　3. 5. 6. 7. 8. 薩特: 《臟手》，林秀清譯，《薩特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年，第5卷， 第 290; 270;271; 367; 370頁。

　　4. Dorothy McCall， The Theatre of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5.

　　9. 19. 20. 21. 24. 25. 26. 29. 41. 42. 43. 44. Ronold Aronson，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06; 168; 169; 171; 73; 73; 73; 72; 187; 210; 111-112; 113-114.

　　10. 11. 12. 13. 14. 22 何林編著:《薩特:存在給自由帶上鐐銬》，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第 103-104; 104; 100; 104; 105; 109-110頁。

　　15. Claude Morgan， "Les intellectuels devant leurs responsabilites."　Les Lettres francaise， September 18， 1952， p. 4.

　　16. Georges Sadoul， "Respectueuse? ... Ou irrespectueuse?" Les Lettres francaise， October 8， 1952， p. 9.

　　17. 18. Michel Contat and Michel Rybalka， eds.， 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vol. 1， pp. 191; 273.

　　23. Herbert R. Lottman， Albert Camu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p. 92.

　　27. Andre Gide， Retour de l"U.R.S.S. Paris， Gallimard， 1993， p. 43.

　　28.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Beacon， 1969.

　　30. 31. 32. 33. 34. Albert Camus，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Trans. Anthony B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p. 250; 288; 290; 289; 292.

　　35. 55. Jeffrey C. Isaac， Arendt， Camus， and Modern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7; 137-138.

　　36. Emmett Parker， Albert Camus:　The Artist in the Are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3-24.

　　37. 39. David C. Gordon. The Passing of French Al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8-99; 55.

　　38. Quoted in Parker， Albert Camus， pp. 98-99.

　　40. Albert Camus， "Preface to Algeria Reports."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1974)， p. 121.

　　45. 46. 47. 48. 49. Jean-Paul Sartre， "Colonialism est un system，"　Situations， IV. Paris: Gallimard， 1964， pp. 27-47; 40; 48; 46; 47.

　　50. 51. 52. 53. 54. Jean-Paul Sartre， Preface to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p. 11; 11; 13; 18; 21.

　　55. 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有許多類似例子。三十年代的魯迅與進步力量相結合，從思想啟蒙走向社會實踐。這時的魯迅已經(jīng)認識到思想邏輯和社會現(xiàn)實是不一樣的。思想永遠要求徹底，實踐的邏輯要求妥協(xié)。他自覺地在個人和組織、社團、黨派的關系，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上做了種種妥協(xié)。二十年代許廣平想加入國民黨，他寫信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回信說你自己決定，但你若想保持個體精神自由，一定不要加入任何政黨，因為任何政黨要求行動統(tǒng)一。如果你要達到社會目的，愿意犧牲自己的自由，你可以加入。但到了三十年代，魯迅自己加入了左聯(lián)，從他的懷疑主義眼光來看，一開始就對左聯(lián)抱有懷疑，一再說到這個組織太復雜，不可靠。但他一方面心存保留，另一方面自己又加入了左聯(lián)并逐漸把左聯(lián)當作自己的組織，后來在他的語言中逐漸出現(xiàn)"我們"兩個字。他為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對個體精神自由有所限制。這種清醒的妥協(xié)給魯迅帶來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一再說不要把革命想的那么美好，革命充滿污穢和血，不要用烏托邦空想看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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