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盡管對義務制教育（即小學、初中階段）教材的濫編濫發(fā)時有所聞，但當我看到這樣幾份書單時，還是頗有“眼界大開”之感。

　　書單一，深圳市某著名小學一年級秋季用書：

　　語文（5.80元）、數學（7.00元）、英語（7.20元）、音樂（4.60元）、品德與生活（4.85元）、英語（活動手冊，4.45元）、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動手冊（10.00元）、健康教育（3.20元）、現代科技（6.50元）、綜合實踐活動指南（6.00元）、課程探究（語文，4.50元）、課程探究（數學，4.50元）、小學數學練習與測試（6.00元）、口算練習冊（1.60元）。

　　共計14冊，76.20元。其中后4種是教輔圖書。

　　書單二，廣州市某小學六年級秋季用書：

　　語文（6.70元）、數學（4.55元）、英語（1A，7.40元）、音樂（3.70元）、美術（2.15元）、社會（4.55元）、自然（3.95元）、思想品德（2.95元）、信息技術（11.80元）、小學健康教育（3.00元）、拓展閱讀（7.30元）、英語（1B，4.60元）、英語（1C，5.15元）、鋼筆寫字（1.80元）、同步訓練與過關測試（語文、數學各一冊，每冊5.00元，共10.00元）。

　　共計16冊，79.60元。其中后6種是教輔圖書。

　　書單三，汕頭市某中學初中三年級秋季用書：

　　語文（5.30元）、代數（4.70元）、幾何（4.55元）、物理（7.70元）、化學（8.30元）、英語（10.50元）、政治（5.30元）、歷史（6.85元），一課一練（語文、數學、物理、英語、化學、政治共6冊，41.50元）、同步訓練與過關測試（語文、數學、政治、英語、物理、歷史共6冊，共48.50元）。

　　共計20冊，143.2元。其中后12種是教輔圖書。另外，老師要求學生購買“1＋1輕巧奪冠金版、銀版”的數學（金版、銀版各一冊）、化學（金版、銀版各一冊）、物理（銀版），還有“三點一測”的語文，共6冊，原價共83.70元，以7.5折算，約計62.00元。這樣，學校統一購買和老師推薦購買的書本共達26冊，共約205元。

　　從以上三份書單看，當前義務教育的教材大致有這樣的特點：

　　一、內容極為蕪雜。一個剛剛入學的小學生，居然要學十幾本教材！不知道對一年級的娃娃怎樣講授“現代科技”？

　　二、教輔圖書屢禁不止。書單一中的《課程探究》其實是作業(yè)本，為了能擠進課堂，居然起了一個很有“做學問”味道的書名，只是這樣的書名一旦與小學一年級學生聯系在一起，難免給人以滑稽的感覺。而書單三中老師推薦的“測試”、“金銀版”讓人感覺到似乎老師也有做圖書生意之嫌。

　　三、核心教材在學生購書單中比例不高。如書單一，對于一個剛剛入學的6歲兒童，主科是語文、數學、音樂，有條件的再加上英語，也不過就四個科目，其他“教材”基本可以不要；
在書單二中，即使把前8科視作核心科目，至少也可以少買8冊書；
在書單三中，核心教材與教輔的比例竟達8：18（12＋6）。以上三份書單突出表明，如果可以不買那些蕪雜的教材和教輔圖書，學生的負擔將大大減少。

　　1977年恢復高考后，一方面是囤積十年的人才，一方面是極其有限的大學學位，這種嚴重的不對稱，一夜之間使高考成為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爭取改變命運必經的獨木橋，考場成了戰(zhàn)場。而要在戰(zhàn)場上取勝，唯有多讀書，這又很快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于是，應試教育應運而生。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教育與出版一拍即合，長期共享這一空前的巨大市場。以至教育越是發(fā)展離自己本來的目標越遠，越顯畸形；
而越是畸形，就越為出版業(yè)的虛假繁榮推波助瀾。最后就是上列三份書單所體現的，教育與出版沆瀣一氣，對受教育者進行瘋狂的掠奪。

　　二

　　隨便翻開近年的出版年鑒，圖書出版業(yè)的“繁榮”隨處可見�！吨袊�出版年鑒（2002）》刊登了國家出版業(yè)老領導許力以的《中國出版與海外交流的走向》一文，提到“改革開放后的1979年，全國出版圖書1.7萬余種。90年代開始，一直到2000年，每年出書已超過14萬種。以新書統計，1989年出版5萬種，經過10年，到2000年已出版8萬多種�！倍�2001年以后，每年出版新書幾乎都超過10萬種�！吨袊�出版年鑒（2001）》的《“九五”我國圖書出版業(yè)發(fā)展綜述》一文提到：“從出版業(yè)的宏觀發(fā)展來看，圖書總印數由‘八五’末的63.22億冊增加到73.16億冊，增長15.7%……圖書出版單位實現利潤由10.96億元增加到38.97億元，增長255%……”。2001年，河北省新聞出版局系統實現銷售收入41.26億元，實現利潤3.40億元；
吉林省“局系統共完成銷售收入12.2億元，同比增長8.9%；
實現利潤10106萬元，同比增長25%……是1997年的2.6倍，年均增長幅度已連續(xù)四年達到25%以上……”；
“2001年山西省新聞出版系統雖面臨教材教輔降價等因素影響，總銷售收入反而增加，首次突破20億元大關，實現利潤超1億元�！薄�…不管是宏觀微觀，出版業(yè)在20多年來一直處于高增長狀態(tài)，的確十分“繁榮”。即使是2001年國務院發(fā)現教育存在一些問題，以行政手段進行干預，要求降低教材教輔的定價，以減輕受教育者的負擔，出版系統的圖書銷售量卻“反而增加”。要知道，這決不是只有山西省一個特例，而是全行業(yè)的普遍現象！其實， “反而增加”這個結果的出現并不神奇，你國務院對單本書價進行限制可能讓我的收入降低，但我“開發(fā)”多一些品種，再向學生的書包多塞幾本書，利潤照樣增長，“事業(yè)”照樣發(fā)展。近幾年來，國家對教材教輔的“限價”力度似乎越來越強硬，但學生的書包似乎也越來越鼓了。

　　《天津市書刊發(fā)行業(yè)協會2002年工作要點》提到，“根據統計，教材發(fā)行占農村新華書店圖書總發(fā)行量的80%以上”。這里的“農村”實際上應包括縣一級。就廣東而言，2001年縣級新華書店教材發(fā)行基本都在70%左右，極端最高的甚至高于95%。2003年新聞出版總署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2002年全國出版圖書的總定價是535.12億元，課本總定價為195.74億元，占36.57%(教輔圖書未計算在內，按前面列舉的三份書單中教材與教輔的比例測算，每年全國出版的教輔圖書總定價應不低于教材的總定價，那么，教材教輔的總定價就接近400億元，在圖書出版中所占比重超過70%)。這說明了什么問題？說明我國出版業(yè)的支柱首先是教材，其次是教輔。進一步說，上面提到的出版“繁榮”，是因為有18844.14萬的中小學在校學生（2002年統計數字）在買單！

　　三

　　教育與出版合謀掠奪受教育者的歡喜劇，可以說每時每刻都在神州大地這座舞臺上演，比較典型的一個“折子”發(fā)生在廣東。2002年5月，廣東新華發(fā)行集團舉辦了一個 “中小學學生用書選用與開發(fā)座談會”，到會的有不少教育界、出版界的專家。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終審委員、全國中學語文教研會代理事長、《課程•教材•教法》原主編、教授張某的講話很有代表性。他的講話大概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出版吃教材：現在教育部有規(guī)定，某一家出版社的教材使用量不能超過60%—70%，這樣，其他出版社就可能“有飯吃”。

　　二是出版怎樣吃教育。他說：“我們還可以向其他方面拓展。比如說，小學寫字教材、初中寫字教材。……我們廣東這么大，7000萬人口，再加上周邊地區(qū)，我們完全可以編一套有關寫字的教材供我們本地和周邊地區(qū)使用�！彼�認為編寫寫字教材的理由是“新教學大綱認為，漢字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寫字在小學、中學要加強�！苯虒W大綱提到“漢字是一種文化現象”就成了編寫一種新教材的理由？他接著還說，成語故事有大量的文化內涵，也可以編成故事集；
“我們要加大學生的閱讀量”，這又可以編出不少書，包括“叫‘某某作品的導讀’”等等；
“此外，還有一些鄉(xiāng)土教材，比如地市教材”；
還有“學習方法指導的書”，以至“七八十萬字，上百萬字”的“百科全書”……。

　　張教授的講話中，最點題的應該是，“目前我們已出的質量比較好的教輔讀物僅有100多種，其發(fā)行量非常可觀，一些出版社在這方面賺了不少錢”，可見，“賺錢”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他所倡議的都成為了現實，我們的孩子就不是背著書包而是挑著書包上學去了，善良的人們真應該喊出聲來：救救孩子！

　　這種教育的畸形與出版的“繁榮”必然給社會帶來一系列不良影響。

　　首先，增加受教育者的精神與經濟負擔。如上文提到的書單一，深圳某小學一年級學生居然要學習那么多課程。其實諸如“現代科技”、“健康教育”、“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品德與生活”等等，如果確實“重要”，老師開一些講座啟發(fā)啟發(fā)也就夠了，犯得上用教材嗎？一個剛剛入學的學生，能識多少字？專家們是否考慮過過量的課程安排對兒童的身心健康有何影響？那樣的教材明擺著是多余的！如果不是為了經濟利益，搞教育和搞出版的“叔叔阿姨”們會如此非理性？說到經濟利益，在合理的制度下，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根本沒有資格強制他人接受無理的交易而獲利。現在商家也不能搭售貨品，受教育者為什么要去接受那么多無用的書？如果我們承認書單一只有語文、數學、英語（學生用書）和音樂是必要的，其他是多余的，那么，每個學生可省購書款達51.65元，占全部購書款76.20元的67%！而書單三如果減去18冊教輔書，受教育者減輕的經濟負擔更達70%以上！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不難發(fā)現，真正的經濟“減負”不能光從書的價格上著眼，還應該慎重把好教材準入關，以免別有用心的人通過“教材”對受教育者進行掠奪。

　　其次，影響教育質量，干擾教育目標的實現。教材過多過濫，容易分散學生的注意力，導致主次不分。什么都要學，什么也學不好。國內外教育科學理論已經揭示了不同教育對象在某一時段可能接受教育的基本內容，并非所有有用的東西都要通過課堂學習來獲得，也就不是什么被認定有用的知識就一定要編成課本，要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課堂學習一定要學“基本”的知識和通過這些“基本”的知識能夠“舉一反三”的方法，而不是樣樣俱全�！坝杏玫闹�識”就該編成教材不過是某些唯利是圖的教育者、出版者的借口！教輔讀物的泛濫使學生的作業(yè)千篇一律，自孔子以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已經被徹底拋棄！老師樂得偷懶，學生容易找到標準答案，師生都得到好處，但這種“投其所好”的做法，得益的只有這類圖書的編寫者和出版發(fā)行者，被犧牲的是民族文化的未來！

　　第三，巨大利益使各種社會力量趨之若鶩，導致行業(yè)市場極端混亂。近二十年來，出版界公認，出版、發(fā)行單位有教材教輔出版經營權的，日子就好過，反之，就只能慘淡經營，甚至坐以待斃。從教材教輔的編寫開始，出版社與出版社之間就已展開爭奪，甚至那些身份的合法性還有待論證的“工作室”，也豺狗般地在這塊肥肉周圍轉悠，伺機下手。因此，出版行業(yè)內部經常爭吵不休，矛盾重重；
而社會上教材教輔的盜版也越來越嚴重。不要以為盜版者都是一些“社會閑雜人員”，其實，出版社內部某些掌握資源者、某些基層教委、某些學校也參與其間。有些“正人君子”不屑做盜版生意，但不妨礙他參與“市場”競爭，如上文提到的書單三，那位向學生推薦7折教輔書的老師，相信他的推薦決不是義務勞動。筆者就曾見到某個鎮(zhèn)的中學初中英語教材盜用“朗文”教材，把彩色正版教材復印后成批印刷，變成一種質量極差的黑白版，供全校學生使用。這種行為如果沒有當地政府教育部門的插手，很難想象得以實現�，F在，出版界誰都想做教材教輔的生意，這種局面如果得不到合理整治，也許還將進一步亂下去。教育與出版部門之間也存在矛盾，掌握“教育市場”準入口的教育部門其實很想獨家占有教材出版發(fā)行的利益，近年他們成立了自己的“教育書店”，與出版爭利；
又因為教材編寫從立項到審定都由教育部門控制，出版部門為了使自己組織編寫的教材獲得通過，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投入”，因此出版部門也在埋怨成本太高。只是，相對于教育部門，出版部門形同“附庸”，也只好忍氣吞聲。另外，在國務院意識到各省市圖書市場“壁壘”森嚴，不利于全國大市場的形成，以至不能更好地整合資源，因此推出一系列促進大市場化的措施（如允許圖書經營單位異地批發(fā)經營、教材發(fā)行招投標、教材出版招投標等等）之后，全國大市場仍千呼萬喚未出來，實際上這也是受到教材教輔的既得利益者的陽奉陰違、百般阻撓使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明白人都知道，不解決好教材教輔問題，出版界的其他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

　　第四，造成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我們都知道圖書是用紙張印刷的，紙張的原料是樹木、竹子，大量制作圖書，就意味著要大量砍伐森林，導致生態(tài)不平衡、水土流失，而造紙還給環(huán)境帶來嚴重的污染。如果是用于科學和人文知識傳播的圖書制作，付出一定的代價還情有可原，但是為了制作大量的無用之物（絕大多數非主科教材基本沒有用到，給學生帶來沉重負擔的大量教輔讀物其作用也有待商榷），社會為之動用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雙重浪費，顯然不是明智的選擇。

　　第五，為腐敗提供了條件。教育與出版業(yè)獲得的巨大利益，很可能成為腐敗的溫床�，F在，隨便在哪個網站的搜索引擎輸入“教育腐敗”這一主題詞，動輒就有上萬條信息出現。今年國家審計署對廣東吳川縣教育局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的財務狀況進行了審計，結果發(fā)現，“教育局屬下17個辦公室餐費開支402萬多元，總計高達611萬元之巨”，“在所報銷的票據中，大量是面額為一千元的單據，其中有20多張連碼，明顯有問題”。吳川縣在廣東省還是一個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教育部門有這么多錢可以用來吃喝，當地受教育者受到怎樣的盤剝可想而知！從全國范圍看，這種現象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至于出版領域，情況也不比教育界好多少，近日有消息傳出，南方某重點圖書發(fā)行集團爆出巨額貪污案，幾個高層管理人員已被“雙規(guī)”。錢容易圈到手，用起來也就沒規(guī)矩，這正是當前教育、出版部門腐敗的根源。

　　第六，使出版工作偏離傳承民族文化、世界先進文化的主線。一個國家的出版事業(yè)當然應負起本國歷史文化的傳承責任，通過教材出版去實現這種傳承的目的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味地出版教材，置其他圖書形式于不顧，這種傳承的作用將大打折扣。近期“三聯風波”體現的就是，到底是只要錢不要文化良知，還是既要錢也要文化良知的一種爭執(zhí)。問題在于，當今出版界，既要錢也要文化良知是難以實現的。在社會為教材教輔的出版提供了巨大空間的前提下，必須也踏上這條軌道，才能比較容易地賺到錢，這也是出版單位對教材教輔出版鍥而不舍的原因。現在三聯傳統的勝利固然可喜可賀，但三聯不做教材怎樣實現“做大做強”的目標，恐怕就難說了，至少近期是這樣。三聯所碰到的問題，也是絕大多數出版社正在面對的難題。在這種出版“繁榮”的大局下，多少出版資源被用到教材教輔的出版發(fā)行中，很多涉及民族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傳承的圖書選題得不到開發(fā)，即便開發(fā)了也很難爭取到書號，更常常因“沒有經濟效益”而被出版社拒絕。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及時解決，勢必對未來民族文化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構成嚴重威脅。

　　四

　　造成教育與出版部門合謀濫編濫發(fā)教材教輔的現象，雖有上文提到的一般社會原因，但也有法制不夠健全的原因，“義務教育法”的制定與實施在客觀上尤其起了推動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個“義務教育法”為教材教輔的泛濫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才使得問題日趨嚴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1992 年3月14日國家教育委員會令第十九號發(fā)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自發(fā)布之日起施行），更進一步規(guī)范“義務教育法”的實施，在第七章“罰則”第四十條有如此規(guī)定：“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監(jiān)護人未按規(guī)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監(jiān)護人就學接受義務教育的……可視具體情況處以罰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監(jiān)護人就學�！本褪钦f，九年制義務教育亦即一般所說的小學、初中（包括相當的）教育，是由國家立法強制進行的教育，任何人沒有履行該法律法規(guī)所規(guī)定的義務，即屬違法，必將承擔法律責任并受法律制裁。

　　但不知為什么，對于與實現“義務教育”關系十分密切的“義務教育”教材的編寫、供應等卻沒有做出嚴格的規(guī)定。雖然“義務教育法”第八條提及“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審訂教科書�！薄皩嵤┘殑t”第五章第三十一條也提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切實措施，保證實施義務教育各類學校教科書和文具紙張按時、按質、按量供應�！痹凇吨袊�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中發(fā) [1993] 3號）中，這層意思表述得最為清楚：“省級政府負責本地區(qū)基礎教育的實施工作，包括制訂本地區(qū)基礎教育發(fā)展規(guī)劃，確定教學計劃，選用教材和審定省編教材。”但是，教材供應的性質及方法方式（包括有效的監(jiān)督、制衡機制）卻不見界定和表述�？梢哉f，教材供應如何與“義務教育”配套，并構成一個“義務教育系統”，在立法方面明顯不夠完整，這無疑是一個較大的漏洞。

　　于是，法律給“義務教育”圈定了一個地盤，它把應該接受“義務教育”的人“強制”進來，這些人需要使用教材，這里形成了一個需求“市場”；
提供教材的人（如國家教委、省級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門、教材出版者和發(fā)行者）因為沒有系統的相關法律制約，面對這些一定要“消費”他們產品的人，有意無意總有偏頗的時候（如十幾年來教育出版社及介入教材教輔出版業(yè)務的出版社異乎尋常地多了起來，教材種類幾乎失控性地增長等等），所以難以避免出現上文提到的諸多弊端。在這里，法律強調了遵守法律的義務，卻沒有通過法律對履行法律者進行必要的保護，以致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被剝奪者。

　　本來，因“義務教育”而形成的教材“市場”應該被視為社會公共資源。社會公共資源不應該由某些行業(yè)壟斷，成為某些行業(yè)的“金礦”，而應該由政府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下進行控制，才能保證其得到最有效的開發(fā)、利用，同時把效益回報給社會�！熬拍曛屏x務教育”的教材供應——選擇（包括部分編寫）、出版、發(fā)行，基本被教育和出版部門所壟斷，盡管十幾年來這些部門也算完成了工作，但因為不合理的機制造成的負面影響太大，現在是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應該說，中央政府還是及時地發(fā)現了問題，近幾年陸續(xù)要求對學生的課程“減負”，為減少購買教材的經濟負擔，又出臺“教材限價”、農村使用黑白版教材及教材出版發(fā)行招投標等政策。但目前看來收效甚微，小、中學生的負擔還是很重。政策并非不嚴厲，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受教育者還在繼續(xù)吃虧�，F在看來，只有從法律的角度入手，修訂“義務教育法”，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全新的機制，才能有效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現在的“義務教育法”對政府實施該法的“義務”強調得不夠，“義務教育”的義務首先應該是政府的“義務”，政府應該為受教育者安排好程序與設施，創(chuàng)造一切必要條件，并以此作為考察地方干部業(yè)績的要素之一。這樣，政府的“義務”才能真正落到實處。另外，創(chuàng)新教材的編寫、審定、選用和供應機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建議在修改“義務教育法”時，把由國家和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審定、選用教材的規(guī)定改為由國家和省級“人大”審定、選用教材，使這一權力從行政系統轉移到立法系統。這樣做的好處是：“人大”代表的是廣大人民的意志，自然包括受教育者及其監(jiān)護人的意志——相信廣大人民的意志不會容忍當前教材教輔濫編濫發(fā)現象繼續(xù)存在，從而可以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合理狀況；
而教育行政部門不再有權決定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務，只成為一種“執(zhí)行”機構，更符合行政職能，并在教育設施、條件等的落實上更加專一，對教育事業(yè)發(fā)展具有更大的領導和促進作用。

　　在這種前提下，教材供應形式可以采用“政府采購供應制”這種做法，即義務教育所用教材，以政府名義向出版部門采購，然后提供給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向學生收取成本費。政府采購可以采用“招投標制”。以廣東省為例，近年義務制教育教材的出版發(fā)行總值大概為10億元，在現行機制下，出版發(fā)行毛利約占50%，教材的實際值只有5億元。如果剔除上文所列那些濫編濫發(fā)部分，再刨去2億元應該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廣東教材的實值就只需3億元了。從10億元降到3億元，這才是具有真正意義的“減負”！以此類推，全國受教育者應可減去多少無理負擔！至于出版業(yè)，教材出版與發(fā)行因政府采購制的實行勢必毛利劇減，但近年來他們在這一領域得到的利益本來就是不合理的，這一點，不少出版從業(yè)人員也早有所認識，認為終有一天這種不合理的局面會有所改變，因此已經有了思想上的準備，這樣就不至于構成致命打擊。再說，出版界獲得的這些超額利益，也沒有帶來真正的出版繁榮，這些超額利益實際上有如被污染的血液，正在危害出版業(yè)的肌體。教材利益實在巨大，以致他們僅僅熱衷于教材的濫編濫發(fā)，追求眼前的好處，完全忘記本行業(yè)的基本社會責任，使它不能像絕大多數民眾所期望那樣，真正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傳播人類先進文化方面負起應有的責任。教材編發(fā)機制的改革，也許能促進出版業(yè)改弦更張，實現真正的繁榮。

　　按照我國對WTO的承諾，圖書發(fā)行即將全面放開，50%的發(fā)行毛利對誰都具有吸引力，如果我們不把這塊牽涉千家萬戶利益的“公共資源”管理好，屆時，義務教育教材供應的混亂還將更加不可收拾，這是當前政府不能忽視的社會問題！而如果這一問題能得到有效解決，則無疑既是教育界的福音，也是出版界的福音，更是所有孩子乃至全國人民的福音！

　　作者為出版界資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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