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世時，幾乎不用想像：這位精神分析的鼻祖如果聽到誰稱他為“非理性主義者”，一定會暴跳如雷。

　　在弗洛伊德的眼里，精神分析是嚴肅的科學，而絕不僅僅是一種關于人的病態(tài)心理及行為的診斷和治療的理論。雖然它研究的是人神秘莫測的病態(tài)的內(nèi)心世界，與情感、情緒、沖動、動機、意識、無意識等“非理性”的內(nèi)容聯(lián)系在一起，但這只是它的研究對象，而它的方法卻無疑是規(guī)范和科學的。

　　當然，一個人被稱為“非理性主義者”還是“理性主義者”，都不是一種“價值判斷”。但這種簡單地給一個人安一個標簽的狂熱愛好無疑與對一個人的思想的尊重以及把握他的思想風馬牛不相及。而不僅弗洛伊德，在羅素眼中一生中除了愛護動物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美德的痕跡的叔本華，以及罵女人的話和宣布上帝死了的話一樣有名的尼采，他們的豐富而復雜的思想也被一句“非理性主義者”就輕飄飄地打發(fā)了。他們絕對不會想到后人的思維和語言概括能力竟然是這樣的可憐。無疑，他們比許多注重外在于人的生命和心理的東西的人更加關注人的這一側(cè)面，然而他們思想的演繹不是夢囈，而是建立在理性和邏輯之上的推理。他們也絕不是主張“非理性”的規(guī)范權(quán)力，樹起一桿“非理性主義”的大旗，而是要為人的這個側(cè)面提供一個確認其地位的價值依據(jù)，并喚起人們的注意。無法準確地概括事物而只圖省事，即使歪曲事物也無動于衷的“命名”行為是一種貼標簽的話語游戲。語言和概念在把握事物時所導致的對事物的豐富屬性進行了簡單化的處理，在此暴露無遺。

　　哲學史上有一堆歧義叢生的概念。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通過理論體系內(nèi)的邏輯演繹誕生出無數(shù)的標簽。而標簽又總是存在二元對立――比如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
經(jīng)驗主義、唯理主義；
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這些標簽切斷世界的復雜性，舍棄諸多相互矛盾或沖突的事物，以及某個事物內(nèi)部相互沖突的含義，簡單化地得出某種看待和解釋世界的方法和模式。在這里，作為整體的世界被切為彼此分裂的碎片，每一塊碎片都各有其主。這是一種典型的“單向度”思維。它將世界的豐富屬性悉數(shù)抽去，經(jīng)過不斷的理論還原和層層剝離，一個原本單一的、只有在與別的東西聯(lián)系時才具有解釋和規(guī)范功能的東西由此成了對這個世界真相的一種說明。于是，事物本身是什么已被置之不理，而人們對語言游戲則樂此不疲。

　　語言游戲有時候不是健全人的理性能力，相反倒有可能瓦解人的理性。玩弄抽象的詞語是宣傳大師、教育高手、古代的巫師、中世紀的教士，以及現(xiàn)代的“群眾領袖”、政客向追隨者洗腦的慣伎。越是不可實證，并且內(nèi)涵豐富、所指不明的詞語，越具有催眠的效應。這種洗腦之所以成功，乃在于這些詞語大都與人內(nèi)心的渴望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因其模糊，消解了追隨者的懷疑。它們賦予了操弄這些詞語的人以巨大的道德優(yōu)勢和心理優(yōu)勢，使追隨者渾然不覺地被吸引。在這種真理在握和似乎擁有了正義的幻覺中，對詞語的崇敬迅速被對鼓吹一這套意識形態(tài)的人的服從所取代。誰還去追究這些東西到底意味著什么呢？

　　古斯塔夫.勒龐對此冷冷地諷刺道：“說理與論證戰(zhàn)勝不了一些詞語和套話。它們是和群體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聽到它們，人人都會肅然起敬，俯首而立。許多人把它們當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們在人們心中喚起宏偉壯麗的幻象，也正是由于它們含糊不清，使它們有了神秘的力量。它們是藏在圣壇背后的神靈，信眾只能誠惶誠恐地來到它們面前。”在一個聰明人對一群頭腦簡單的人的“布道”中，“自由”、“民主”、“平等”這些詞語已經(jīng)成為背景。當控制已經(jīng)成功地實現(xiàn)后，它們也隱去了最后的蹤跡。

　　在現(xiàn)在看來，語言的抽象、模糊、歧義似乎是注定的。本來應該是用來看穿世界的真相的它在一些人的運用中倒成了對世界真相的一種遮蔽。語言本身產(chǎn)生異化，一套話語體系就是一種對世界的理解模式。人看到的只是它允許看到的。在這里，世界變成語言的碎片，對世界的探尋被對語言的理解所取代，事物神秘地消失了。而由于有限的語言無法將復雜、屬性極多、含義極其豐富的事物一網(wǎng)打盡，語言的抽象由此建立在抽掉諸多相同事物的不同屬性之上。這種抽象的語言使世界一片模糊。語言對世界的某些方面的遮蔽和它的模糊性由此為利用語言行騙和奴役打開了方便之門。

　　而語言的歧義性對理解和交流的有效性也提出了質(zhì)疑。語言的“能指”異�；钴S，這導致它的“所指”不斷地變異。每個人都可以根據(jù)他的“理解的前結(jié)構(gòu)”賦予他所言說的語言以一定的含義，而這個含義，與另一個與之對話的人的理解并不是一樣的。語言不是空殼，不是漂浮在社會表層的符號，它所對應和代表的事物和形象在不斷地變化，它的含義也在不斷地變化，而這些含義有可能是相互沖突的。而我們每一個人在理解對方所言說的語言時，也不一定能知道他言說的是語言的哪一種含義。我們習慣于按我們的知識結(jié)構(gòu)、理解模式來對“公共”的語言進行重新的編碼。因此即使是有了確定含義的語言，在溢出它的特定語境時也會遭到扭曲，更不用說那些因其高度抽象而使語境退居幕后的語言了。這樣，當我們言說某個對象時，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因其局限性已經(jīng)構(gòu)成了對這個對象的一種簡單化處理――我們僅僅是在對它的某個側(cè)面和含義進行截取。而當在我們的意識中似乎確切地對應某種含義的語言傳達給另一個人的時候，他又根據(jù)他的經(jīng)驗和知識結(jié)構(gòu)對此進行他的理解。而致命的是，這兩種理解都是符合這種語言的含義，但卻有可能是彼此對立的。這不僅將導致“雞同鴨講”的困境，而且非常有可能，一個人在根據(jù)他的理解而對另一個人的語言的否定中，有可能連與語言緊密相連的思想也一起否定。

　　比如“理性”。在哲學史上，這是個充滿歧義性的詞語，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古希臘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初看我們還以為講的是人的理智這類東西，然而它卻是“精神”。

在康德那兒，“理性”指的大致是人的認知能力，和這種能力背后的一套主體的認識圖式與邏輯支點。每一個哲學家都在言說“理性”，然而他們心中的“理性”，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的。甚至他們心目中的“理性”和讀者在讀他們的書后所得出的“理性”含義都有可能風馬牛不相及。而“理性”又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悲哀的是，這兩種東西很難保持必要的張力，它們總是此消彼長，今天是你稱王，而明天則是我走向神圣。

　　這給我們制造了麻煩。我們在言說“理性”時，由于語言的局限性，由于已經(jīng)將它放在了由我們的文本提供的語境，甚至僅僅是行文的無意識，更由于如果每一個概念我們都要解釋一番，那就不得了了，我們很難給它限定一個語境，作出解釋和說明。而非常有可能的是，即使我們作出了說明，在有時候也是無效的。當A言說“理性”時，他指的可能是“工具理性”。他說：“理性造成了人類的災難”。A是慷慨激昂的，因為確實“工具理性”這玩意讓一些東西和一些人喪失了人性。但是，B聽著是什么感想呢？他絕對會反駁A：“難道人類的進步依靠的不是理性？”更激動的，則有可能壯懷激烈地指斥A“反理性”，甚至說A是一個“非理性主義者”。其實A這樣說，關“反理性”和“非理性主義”什么事呢？A不過是想強調(diào)不能讓工具理性吞沒價值理性而已，從骨子里，A其實還是蠻“理性”的。但由于A和B對“理性”的理解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歧異，而A和B思維結(jié)構(gòu)中的這個詞語又恰恰對應一定的語境，這種語境與某種思想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因此，不同的解釋便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jié)論。A對“工具理性”的這種以“理性”代替的所指不明被B納入了他對“理性”的這一總括范圍，其結(jié)果就是A和B的言說都是在自己所不自覺地設定的范圍里演繹。

　　而當A在這種語境下言說“理性”時，意味著什么？首先可以界定的是，A所指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或者范圍更縮小一點：不受價值理性規(guī)約、無視人的尊嚴而只按其內(nèi)在指令自律運轉(zhuǎn)的工具理性。也就是說，A所言說的“理性”，僅僅是理性這個概念中的一個屬性、一個含義，它不是“理性”這個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本身。A在批判理性這個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時，針對的只是它的某個屬性，無法對其他的屬性，從而是對這個概念所代表的事物作出否定。一句話，A的話對這個概念所代表的事物的其他屬性是無效的。但是，B聽著就成了A對理性這個東西的否定了。而在B的單向度思維中，A既然敢罵“理性”，根據(jù)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自然也就成了主張“非理性主義”的了。這已經(jīng)不僅僅是誤解，而是一種思維的混亂。人類大量的“思想沖突”基本上由此而產(chǎn)生。某個人只要一對某種東西的某個側(cè)面一強調(diào)，無形中使另一個側(cè)面遭到弱化或遮蔽，則這已經(jīng)成了他主張這個側(cè)面所代表的東西的證據(jù)了。比如群眾，它因被統(tǒng)治者壓迫和奴役，它解除壓迫和奴役便天然地與正義的主張契合起來。然而它卻又是沒有頭腦的，而且易于使用暴力，它也有不義的一面。這時候如果一個人強調(diào)指出它的這一面，哪怕他對群眾的正義訴求極為支持，恐怕也會被認為是一個為壓迫奴役辯護的人了。事情的復雜、事物的繁多屬性以及這些相互沖突的屬性在每個不同的人對某個屬性的強調(diào)中設置了一個陷阱，這時不從總體上來對他作出評判往往是荒唐的。這個人在這個觀點上可能是激進的，在另一個觀點上則可能是保守的，如果根據(jù)那種從事物的某個屬性的判斷得出對事物本身的結(jié)論的單向度思維的標準，那么他到底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呢？

　　更致命的是，事物的屬性與事物本身的混淆極有可能使一個思想體系僅僅因為它的某些思想碎片而從總體上遭到質(zhì)疑。人們非常容易在拋棄某種思想體系的某些腐朽東西時，連這種思想體系本身也一起拋棄。既然A所言說的“理性”僅僅是理性所代表的事物的某個屬性，而B則認為A是對這個事物的否定，那么，在B心目中這個屬性已經(jīng)對這個事物取而代之，獲得了參與語言游戲的功能。當A僅僅是在批判理性中的某個屬性時，B已經(jīng)認為A是在攻擊理性了。而如果這種理性一主義化，一意識形態(tài)化，那就更是如此。在A和B雞同鴨講、卻又不斷地使“理性”的某個屬性與理性本身產(chǎn)生聯(lián)系時，無形中它們便形成了一種對應關系，甚至完全重合。當這種幻覺出現(xiàn)后，在不斷的言說中“理性”便獲得了一種形象，在許多不知道內(nèi)情的人看來，理性似乎便是A所言說的東西了。而如果這種東西很壞的話，那么理性自然也是很壞的。這種現(xiàn)象在思想史上屢見不鮮。比如儒家。在長期的不斷言說中，儒家已經(jīng)獲得了一種很丑惡的形象，比如三從四德，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想到這些丑惡的東西，人們馬上想到儒家。而一想到儒家，人們也想到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如此之可惡，人們也無意識地認為儒家也是可惡的，拋棄這些東西已經(jīng)與拋棄儒家聯(lián)系在一起。但是這些東西僅僅是儒家這個概念的一些屬性，或者說，僅僅是儒家這個思想體系的某些內(nèi)容，儒家還有許多內(nèi)容，仍然是有價值的。問題只是在于，我們在言說“儒家”時，根本不可能一一對它的內(nèi)容進行列舉。因此，不指明內(nèi)容的泛泛而談沒有任何意義。

　　這就是許多思想體系都無法避免的“存在境遇”：意識形態(tài)化并獲得許多形象，當相互沖突的形象被賦予不同的價值判斷時，在人的闡述中有些將被凸顯，而有些將遭到遮蔽，而在更多的時候，被凸顯的形象總是很可惡的。這里的邏輯演繹是：任何一種思想都是對人的一種“洗腦”，而它要牢牢地占據(jù)人的大腦并使人將它從思維結(jié)構(gòu)上升到價值本休，就必須意識形態(tài)化。它的某些屬性具有了奴役的指令，并持續(xù)不斷地發(fā)揮奴役的功能。這樣它就獲得了一個丑惡的形象，這種形象是在以意識形態(tài)化的它的名義來制造的。由此，從某個屬性所承擔的責任變成了它的責任。而如果它借助權(quán)力，或者權(quán)力打著它的名義作惡的話，它的形象將更加丑惡，借助于人的情感，這種形象與它本身的聯(lián)系也更加緊密。在人們的不斷言說中便形成了一個單向度的思維的慣性：這種思想體系不僅有了一個制造過丑惡，有了一個丑惡的形象，甚至已抽象化，變成了惡的化身。它的某些屬性已經(jīng)現(xiàn)實了對其他的屬性的遮蔽，即使這些被遮蔽的屬性接近真理，或他們干脆就代表了這種思想體系的本質(zhì)精神，都是沒有人去深究的。這個時候在人群之中已經(jīng)形成了這種單向度的思維定勢：這種思想體系已然是惡的化身，誰還敢去“發(fā)掘”它的“寶藏”的話，那么肯定是在為這種“惡”辯護。在這里，事物本身與組成事物的屬性被徹底混淆，并結(jié)為一體。它們語焉不詳，又不明所指，由此在某個屬性被否定后，這個事物本身也被抽去了存在的價值依據(jù)。許多本來可以理性地看待的思想體系，就是這樣聲名狼藉的。（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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