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種可能，轉化為現實的，卻只是其中之一。轉化的關鍵就是選擇。

　　1948年，我同時考上了北大和后來遷往臺灣的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還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師范大學。我選擇了北大，只身從偏僻遙遠的山城，來到烽煙滾滾的北方。其實，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漢，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委托從武漢大學物理系轉入北大歷史系的程賢策同志組織我們北上，他是我第一個接觸到的，與我過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對未來充滿自信，活潑開朗，出口就是笑話，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稱。在船上，他一有機會就有意無意地哼起：“解放區(qū)的天”，直到我們大家都聽熟、學會。

　　盡管特務橫行，北京大學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在校園里可以肆無忌憚地高歌：“你是燈塔”，“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甚至還演唱“啊，延安……”，北大劇藝社，大地合唱團，舞蹈社，讀書會全是革命者的搖籃。我很快就投入了黨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領導人（單線聯(lián)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電筒的微光校對新出版的革命宣傳品（我們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廠所在地五院近鄰，工人們常深夜偷�。�。那些描寫解放區(qū)新生活、論述革命知識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動得徹夜難眠。記得當時最令我感動的就是那本封面?zhèn)窝b成周作人的《秉燭夜談》的《大江流日夜——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這本激勵過千百萬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來就是北大黨委宣傳部長王孝庭同志！那時，我們還繪制過需要在圍城炮擊中注意保護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圖，又到我的老師沈從文和廢名先生家里訪問，希望他們繼續(xù)留在北京。值得驕傲的是盡管胡適把全家機標送到好幾位教授手中，飛機就停在東單廣場，然而北大卻沒有幾個教授跟國民黨走！

　　50年代初期，曾經有過那樣輝煌的日子！到處是鮮花、陽光、青春、理想和自信！當解放后第一個五四青年節(jié)，我和另一位同學抱著鮮花跑上天安門城樓向檢閱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獻上的時候，當民主廣場燃起熊熊篝火全體學生狂熱地歡歌起舞的時候，當年輕的錢正英同志帶著治淮前線的風塵向全校同學暢談她治理淮河的理想時，當紡織女工郝建秀第一次來北大講述她改造紡織程序的雄心壯志時，當彭真市長半夜召見基層學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課如何改進，并請我們一起吃夜宵時，……我們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來。那時，胡啟立同志曾是我們共青團的團委書記，我也在團委工作，他的溫和、親切，首先傾聽別人意見的工作作風總是使我為自己的輕率暴躁深感愧疚……�。《嗝戳钊藨褢�！那純凈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關系！

　　我有幸作為北大學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學生參加了在布拉格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學生代表大會。在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上，我認識了北大的傳奇人物，北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反饑餓、反迫害的急先鋒，通緝黑外單上的首犯柯在錯鑠同志。和他在一起，簡直像生活在童話世界。黃昏時分，我們到達莫斯科。團長下令，不許單獨行動，不得擅自離開我們下榻的國際飯店。然而就在當晚10點，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樓，溜進了就在附近的紅場。我們哪里按捺得�。繘r且如老柯所說，兩個人就不算“單獨”，有秘書長還能說“擅自”？我們在紅場上迅，一口氣跑到列寧墓。我們在列寧墓前屏住呼吸，說不出一句話，只感到靈魂的飛升！后來，我們當然挨了批評，但是心甘情愿。會議結束時，我曾被征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參加全國學聯(lián)駐外辦事處工作，當時辦事處主任就是現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吳學謙同志。我考慮再三，最后還是選擇了北大。

　　后來……后來就是一連串痛苦而惶惑的歲月，誰也說不清是怎么回事。記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熱的日子，紅衛(wèi)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務程賢策自絕于黨和人民，永遠開除黨籍。批判會一直開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飯廳前那座旗桿下面（現已移往西校門附近），一顆震駭而空虛的心實在無法再拖動沉重的雙腿，我陡然癱坐在旗桿的基石上！是的，這就是那座旗桿，1952年我們全體應屆畢業(yè)生獻給母校的紀念。當時人們還是如此羅曼諦克！他們要為母校獻上這一座旗桿，以便北大從紅樓遷到燕園時，新校園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將從這座旗桿上高高升起！我們又不愿用父母的錢，而要用每個同學第一次勞動所得的五角錢來完成這一“偉業(yè)”。留校的我擔任了總征集人。那個夏天，我收到了許許多多五角錢的匯款單。盡管郵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煩地瞪眼，我還是在蔣蔭恩總務長的支持下建成了這座旗桿！那時程賢策是文學院黨支部書記，我還清楚地記得他曾笑瞇瞇地警告過我：“你這個口袋里有多少錢都數不清的人哪！可要記好帳，當心人告你貪污！”后來我在齋堂村被監(jiān)督勞動時，程賢策作為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曾到當地慰問下放干部，那時，橫亙在我們之間的，已是“敵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沒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個月明之夜，我獨自挑著水桶到井臺打水，我當時一個人住在一個老貧農家，夜里就和老倆口睡在一個炕上。白天收工帶一籃豬草，晚上回家挑滿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習慣。我把很長很長的井繩勾上水桶放進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見程賢策向我走來。他什么也沒有講，只有滿臉的同情和憂郁。我沉默著打完兩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對井繩說：“也難得這樣的機會，可以這樣長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边^一會兒，他又說：“黨會理解一切！”迎著月光，我看見他濕潤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頭就走，唯恐他看見我奪眶而出的熱淚！我最后一次看見他，就是出事的前一天。我去買醬油，看見他買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為他祝福：“喝罷，如果酒能令你暫時忘記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來，人們說他就是這樣一手拿著酒，一手拿著敵敵畏，走向香山深處！程賢策！難道他真就這樣永遠不再回來？作為一個大叛徒？一個大特務？我當時的心情惟能表現于中文系最優(yōu)秀的學生女詩人林釗平反追悼會上的一副對聯(lián)。17歲的林釗，她為堅持真理，被劃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監(jiān)禁后終于被槍斃！槍斃后，還向她母親收取了七分子彈錢！這副對聯(lián)沒有字，上聯(lián)是一個怵目驚心的大問號，下聯(lián)是一個震撼靈魂的驚嘆符！

　　程賢策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他無法理解的動亂的世界。距此10年前，中文系解放后的第一個研究生，鐘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灣；
我的老師，著名詩人，寬厚善良的廢名先生又目失明于北國長春，傳說因無人送飯而餓死于“文化大革命”……林釗、朱家玉、程賢策、廢名……這些時刻縈繞于我心間的美麗之魂！他們都是北大撫育出來的優(yōu)秀兒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

　　20年就這樣過去了。我們終于認識了自己，認識了世界。幾年來，人們完成了過去幾十年也未能完成的思想歷程。我在北大當過豬倌，伙夫、趕驢人、打磚手，最后又回到學術崗位。我曾訪問的美國、加拿大，還有歐洲。我確實有機會長期留在國外，然而，再一次，我選擇了北大！我屬于這個地方，這里有我的夢，我的青春，我的師友。在國外，我總是對這一切夢繞魂牽。我必須回到這里，正如自由的魚兒總要回到賦予它生命的源頭。我只能從這里再出發(fā)，再向前！1948—1988，4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榮和卑劣，驕傲和恥辱，歡樂和喜，痛苦和淚，生命和血……“四十而不惑”，40年和北大朝夕相處，親歷了北大的滄海桑田，對于那曾經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萬萬北大兒女的“北大精神”，那寬廣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層質素，我參透了嗎？領悟了嗎？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轉折的各個關頭，縱然再活千遍萬遍，我的選擇還是只有一個——北大。

　　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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